说到这个题目,就要从我在初中时接触的一个高干子弟说起。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班转学来了个同学,这个同学叫康伯雷,在接触一段时间后,才知道他是一个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是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的校长——康平,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转业前是海军少将,转业到地方后就被教育部任命为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校长了。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是当时的成都重点中专学校,受教育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双重管理,校长同大学校长一样是由教育部任命的,当然就属于高级干部了。康伯雷父亲是校长的事也不是康伯雷告诉我们的,而是家住无机校的同学说出来的。在班上,康伯雷是个大方、热情的阳光男孩,虽然有些调皮,但也没有高干子弟的飞扬跋扈,虽然是我班唯一敢与老师顶嘴的学生,但是该尊敬老师的地方还是尊敬,对老师也非常有礼貌,在受到老师批评的时候也能够虚心接受,该改正的地方也能够很好改正;与同学之间的相处也和睦、融洽,在课堂上也能够认真听讲,不懂的地方也能够向老师和同学请教。 也不知什么原因,我与康伯雷接触不多,但关系一直是冷淡、排斥的。比如,我的数学比康伯雷强,一直是班上的前三名,所以班上来要我帮助解题的同学也多,我也是来者不拒。但康伯雷就不要想了,在与我同学期间,虽然他也曾向我请教过,但我就从没帮他解过一道题。 再有,我与康伯雷都是班足球队的,他由于奔跑速度快,打的是前锋;我奔跑的速度慢,但由于腿长就打的后卫。班级间比赛足球时,我在后面断下球来再向前传球时,由于他是中锋,我就只传给边锋,不管是左边锋还是右边锋,就是不传给中锋。如果左、右边锋都被对方队员给缠住了时,就一个大足踢过中场由他们抢去,即使没有人缠中锋也不传给他。这不是我与康伯雷之间有什么私人矛盾,而是曾经发生在我住家附近的一起枪决案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 在我家斜对面住着一家人,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男孩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他的绰号叫“红帽儿”,因为那时我们不习惯叫名字,只喊绰号。“红帽儿”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由于是独儿,所以在家中就像“宝贝”似的被妈妈和两个姐姐护着,家中的什么事都要不要他做,用他妈妈的话说,他在家是“筷子倒了也懒得扶一下”。成天地就与给他差不多大的“二杆子”娃娃在外面惹事、打架。他比我小一岁,就没有读23中,而是读的9中, 因为我家离23中和9中差不多远,只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9中在宁夏街,与成都军区司令部所在的江汉路紧挨着,所以成都军区的干部子弟绝大部分都读的9中。但是读9中的平民子弟也不少。比如“红帽儿”家就是我家邻居中最穷的一家,属于“城市贫民”一类的。我弟弟也是读的9中。 谁也没想到,“红帽儿”竟然被成都市人民法院给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了。事情是这样的: 一次,9中放坝坝电影,在9中晚自习的学生都去看坝坝电影去了,其中就有成都军区干部的子女。在成都军区干部子女中有个女学生,脸蛋漂亮,身材娇美,是很多学生的梦中情人。在放电影的时候,“红帽儿”与几个“坏娃娃”胆大包天,公然在夜幕的掩护下对这个女同学实施了侮辱、猥亵,都把这个女同学吓哭了。当然,”红帽儿“与他的同伙也被当场捉拿归案。 据说这位女同学的家长在成都军区司令部中的是个有职位的人,而且职位不小。“红帽儿”到案后,家属到法院要求是必须严惩,处以极刑。法院就派出了法官到“红帽儿”所辖街道进行了调查,至于调查了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我家隔壁的“李小妹”就是一个。而“李小妹”所反映的情况,绝对是给“红帽儿”捅了致命的一刀。因为调查法官与“李小妹”的问话是在她家门口,当时也有几个邻居去看热闹。据看热闹的邻居说,“李小妹”把“红帽儿”说得个一塌糊涂、罪不可赦,连旁听的邻居们也说过分了。虽然“红帽儿”在街上惹事、打架是家常便饭,但尊老爱幼还是做到了的,对本街道的女孩子也从没有不礼貌的举动,相反还相当“维护”本街道的女孩子。曾经有外面的“烂娃娃”来欺负本街的女孩子,“红帽儿”就当即站了出来对这些“烂娃娃”进行了警告:“滚远些去骚,哪个敢在这儿骚我把他的脑壳扭下来踩泡耍”。因为“红帽儿”在这一带打架出了名,从此后就没有人敢在本街来骚扰本街的女孩子了。用他的话来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但在其它地方也没听说他犯过什么大事。毕竟他到枪毙时还不满15岁。 那时在成都对死刑犯行刑前,要把死刑犯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游街示众,当押解的汽车游到’红帽儿“家附近时,街上在家的邻居们都拥到街边为”红帽儿“送行。这时的”红帽儿“被押在汽车的前挡板后,背后插着个高出头约半米的长条形木牌,上面用墨笔写着一个显眼的”死“字,用一个红圈圈起来还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红杈。胸前吊着个写着”流氓犯“的方形木牌。两个身背步枪的解放军战士一边一个把他身子抽起不让倒。快到他家时,”红帽儿“把头转向了他家,解放军战士要将他脑壳搬正时,但怎么也搬不正,这时我看见他的嘴巴上好像勒了根绳子,他好像要喊什么,但怎么也喊不出来。可能是提前打了招呼,这时他家门前就没见一个家里人,可平常他妈妈和姐姐总会有一个人在家门口做这样那样的事,这时却一个人都不见。但他家肯定有人,因为他家的门是大开着的,就是家中看不见一个人影。这样,他在临死时也没有见到他妈妈姐姐的最后一面。后来我想,被他侮辱的女同学肯定是一个高干子女,不然他一个还不满15岁的学生,就因为一个”流氓罪(公安局发布的布告上也是这样写的)而被判处死刑,还立即执行。自此以后,我就对”高干子女“从心理上产生了反感。虽然康伯雷从没有在任何地方得罪过我,但我对他这个高干子女也一样地反感,甚至不惜影响球队的比赛成绩。成都13中之所以年年是成都中学足球赛的冠军队,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配合打得好,我班之所以打不赢其它班,也与我这个后卫有意地破坏球队的配合有很大关系。 后来我才听说,”红帽儿“之所以被判死刑,与那个被侮辱的女同学家里的强硬态度分不开的,但也与法院没有坚持法律准绳脱不了关系。记得在那个时期,对没有造成重大刑事案件的未成年人处以重罪、处以极刑并不是一件两件,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北京学生组织南下宣讲团的学生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时,也得到了当时”红卫兵成都部队“各支队(十三个支队,包括川大8.26战斗团)的响应,并在成都各造反组织中首先喊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和战斗部署。从此,成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就失控了。 最后,我还要多说一句:当时在成都,当官的与老百姓在对待上还不是像现在分得那么清楚,不管是当官的孩子,还是老百姓的孩子,都对学校没有什么选择,都是就近入学。不像现在的成都,4、7、9中是省重点,而要进4、7、9中的,不是当官的就是有钱的,平民子女想进4、7、9的,一个字:难!两个字:很难!三个字:非常难!六个字:不是一般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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