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溪的月光,照过他带伤的手掌
谢歌说事
接到战友电话那会儿,广安的雨下得正急,屋檐水砸在青石板上,像极了当年142高地上密集的枪声。电话里的声音带着哭腔:“老杨走了......”我握着手机站在窗前,望着云南方向的天空,追忆玉溪市华宁县盘溪营房那面早已爬满藤蔓的围墙,恍惚间,仿佛又看见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作训服的身影,正弯腰给新兵系鞋带,掌心的伤疤在夕阳下泛着浅红。
第一次见杨国跃,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军营,深秋的麻栗坡前线阵地。他刚从142高地下来,军帽檐下的脸被炮火熏得黢黑,只有眼白亮得惊人。那会儿他刚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可在猫耳洞的煤油灯下,他给我们讲7月12日的战斗,说的不是自己毙敌十三人的战绩,而是反复念叨:“李海欣排长最后按下定向地雷时,手指都磨出血了......”他解开领口,露出锁骨处一道深沟,“这是那会儿被弹片划的,不算啥,班里小王腿上的伤比我重多了。”说着就摸出揣在怀里的压缩饼干,掰了大半给旁边咳嗽的新兵,自己嚼着甜草根,说这玩意儿比糖还润喉。
转年春天,我们随部队从文山方向移防到华宁县盘溪营房。滇中的阳光格外烈,晒得营区外的凤凰花和木棉花红得淌蜜。老杨成了我们的班长,后来他升任特务连指导员,可没人喊他“杨英雄”,都叫他“老杨”。他总说战场的功过该埋在阵地上,回到营房,就得把兵带得像模像样。清晨出操,他永远站在队列最前面,步伐比年轻兵还稳;午休时,他带着我们在菜地翻土,说“手里有锄头,心里才踏实”;晚上紧急集合,他总能在三分钟内打好背包,背包带勒出的印子在肩上久久不散。
我从师部下到团里,在特务连警卫排三班。有次我半夜发烧,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用毛巾擦我的额头,睁眼看见老杨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个铝制饭盒,里面是他用煤油炉煮的姜汤,飘着葱花。“趁热喝”,他声音有点哑,“当年在142高地,有个新兵发烧,我们轮流用体温给他焐脚,这点病不算啥。”我接过饭盒,触到他手掌的粗糙,那些深浅不一的伤疤像地图上的河流,刻着当年的硝烟。
盘溪的三年,他很少提军功章,却总在晚点名后,带着我们在操场边的老榕树下坐会儿。他说老家的玉米快熟了,说四个弟弟现在都能扛锄头了,说等退伍了要回去种果树。有新兵问他“怕不怕打仗”,他沉默半天,捡起块石子在地上画142高地的轮廓:“怕过。但看到李排长倒下时,就忘了怕了,身后是阵地,退一步,就把弟兄们的命搁进去了。7·12那天,越军大反扑,15人的142阵地上,牺牲了12人,击退了越军轮翻9次进攻,剩下我和另三个战友被抬下阵地,这就是后来用李排长名字命名的最著名的‘李海欣高地’”。月光落在他脸上,那些伤疤像镀了层银,竟显得格外温柔。
转眼到了30年后的2014年“老山英雄老山行”,我们在主峰合影,他站在前排右二,两鬓已有些斑白,可腰杆依旧挺得笔直。散场时他拉着我的手说:“盘溪的营房不知拆了没,当年种的那棵凤凰树,该长得比岗楼还高了。”我那时没多想,只说下次一起回去看看,却没想这成了未了的约定。
前几日整理旧物,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盘溪营房的晒谷场上,老杨正教新兵拆枪,阳光透过他的指缝落在枪机上,亮得晃眼。照片背面是他的字迹,歪歪扭扭写着:“当兵的,枪要擦得亮,心要放得正。”
窗外的雨停了,月亮从云里钻出来,照在盘溪营房的方向。我知道,那片土地上,有他带我们种下的树,有他教我们叠的“豆腐块”被子,有他手掌的温度留在无数个清晨的训练场。老班长走了,但142高地上他喊出的“人在阵地在”,盘溪月光下他说的“心要放得正”,会像军号一样,永远在我们这些老兵心里响着。
风穿过檐角,带着草木的清香,像极了那年盘溪的夏天,他站在队列前喊“稍息”,声音穿过阳光,落进我们心里,成了一辈子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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