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饿死人的事传到了北京。 于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发现实际情况同省领导同志介绍的完全相反。那里的困难……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徵收过头粮所造成的 。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 钱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赈济灾民的粮食是运到了 ,但是已有一百三十万人饿死,约占当时甘肃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 死亡的比例还高。 ——帅孟奇主编 《忆钱瑛》解放军出版社,1986
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1962年6月28日下午……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鈎,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位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说死了1000万人。他问我,你这个1000万是怎麽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位及各地干部定编数。
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爲1000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位,实际上不止这个数位。杨尚昆问爲什麽?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250万,有文件可查的是1000万,再加250万。我说,我认爲这个数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位!”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位!” ——见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据四川资中县卫生科的统计,该县龙结区在1960年11月下旬有浮肿病人4899人,占全区总人口的5.4%。据对白鹤、顺河、龙结、球溪四个公社所属的10个食堂280名经期妇女的调查,停经的有167人,占59.6%。又据四川省委检查组对该县1138个食堂共361379人的调查,共死亡27502人,死亡率7.61%,个别落后的生产小队,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甚至百分之三十。该县的公民区从1960年1月至12月10日,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占全区人口的9%。球溪区的张家公社检查组调查了16个大队81个食堂,共有人口13288人,这年1月至11月的死亡人口占被调查人口的11.1%。该县天竺公社二大队三小队食堂,1960年3、4月间,由于断粮,有几天只烧一锅盐开水,由社员自己挖花猪草、马草等野菜充饥。另一个有140人吃饭的食堂,每天只煮8斤小麦、两斤油桔,这样连续吃了十多天。
四川省潼南县的塘坝、三汇两区,有1600多户社员吃观音土,其中的长兴、复兴公社的个别生产队和作业组,几乎百分之百的户挖吃观音土。复兴公社第三大队有307户1337人,吃观音土的有154户,占总户数的50%,该大队第五生产队69户社员,就有52户吃观音土。不吃观音土的,则吃树皮、树根、野菜、野草。吃了这些东西后,大部分人发生头痛、肚胀、大便结燥等症状。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第183-184页
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八成,受到毛的表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总结”。贵州还被毛誉为“红旗省”,号召各省向贵州学习。其实1959年冬,遵义、湄潭、金沙等县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仅金沙县在困难时期就“非正常死亡”5.5万人。据人口学学者新近的研究,在困难时期,贵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对此,周林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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