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吉甫烈士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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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都烟云记忆
       


杨吉甫：不做国民党的官
后人期望其故居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杨吉甫故居前，杨常新提起祖父就激动不已


　　□ 记者 李波 文/图
　　成渝党史办求证
　　让烈士一夜出名
　　27年前，西充县青狮镇苦竹垭村二组元宝嘴山上，有一处普通的墓地，墓地的主人叫杨吉甫。
　　这块墓地在这里静静地躺了53年，没有人在意墓的主人是何人，更没有人将此墓与一位革命烈士联系在一起。因为，早在此前的“大跃进”时期，此墓就被人操过。
　　“1984年五六月，成都和重庆市委党史办来人，打听杨吉甫的出生地。”5月12日上午，西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厚勇办公室，杨吉甫的孙子杨常新得知记者了解杨吉甫，回忆说，当年来人表明身份后，称两地整理党史时发现，籍贯为西充县的杨吉甫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曾任两地地下党重要负责人，因撰写地方党史需要，故前往其家乡求证。
　　1974年，杨常新在湖北武汉市初中毕业后，慕其爷爷的英名，执意回到老家西充县青狮镇苦竹垭村当知青。他父亲、也即杨吉甫唯一的儿子杨树楷支持他的举动，临行前，特地将一份珍藏的《烈士证》送他保存。
　　这是一张普通纸张做就的烈士身份证明，杨常新用塑料口袋将其包裹，细心完好保存至今。证明上面写着这样一些文字：中央人民政府、革命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杨仁杰，从事地下工作，1926年6月参加革命，1931年9月20日牺牲于重庆，被伪政府逮捕枪决。其发证时间注明：1950年10月15日。
　　外调人员在西充问了半天，也没有打听到杨吉甫这个人。只好到青狮镇了解，当地人告诉说，是有位烈士，但不叫杨吉甫，而叫杨仁杰。最后外调人员听说杨仁杰有个孙子，在县氮肥厂工作，于是找到杨常新，几经比对，最终确认，杨吉甫就是杨仁杰。
　　成渝两地党史办来人调查后，杨吉甫的革命事迹得到张扬。西充县人民政府出资，将其墓地重新维修，并立下一高大的石碑，碑后介绍了杨吉甫的生平事迹。
　　今天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一带，在82年前十分荒凉。这里有所新迁不久的川东师范学校，学校大门口斜对面的荒坡，一度被军阀当局用来做了刑场，即上罗家湾刑场。1931年9月，杨吉甫在这里慷慨就义。
　　重庆党史资料向我们再现了杨吉甫就义一幕：这天上午，行刑队将杨吉甫和李家俊（注：川东军委书记）剥光上衣，五花大绑，背插斩标，二人被小凉轿分别抬着，押赴上罗家湾刑场。
　　行刑队从大梁子左营街二十一军军部出来，经杨柳街、三教堂街、关庙街、鱼市街，往西从较场口旁边上走马街，过骡马店、金汤街，然后出通远门。
　　当年在中共江巴中心县委筹办机关刊物《江巴红旗》的邹文奎，亲眼目睹了两位领导被押赴刑场时的情景：“家俊表现得从容镇定，仁杰则表现得慷慨激昂，皆沿途高呼口号。家俊喊‘打倒国民政府’，仁杰喊‘打倒军阀刘湘’。我在他们押赴刑场的必经之路的杨柳街72号三楼上，亲眼看到他们的英姿和听见他们所呼的口号。”
　　重庆市党史资料显示，杨仁杰和李家俊两人都出身于富豪之家，都是为了救民于水火而甘愿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荣华富贵，甘愿为自己认定的解放劳苦大众的事业献身。出事前，他俩都刚从外地调到重庆不久。杨吉甫被捕后面对舅父的劝降和封官许愿大声道：宁做共产党的鬼，不做国民党的官！
　　这年7月底，中共川东特委书记文强被捕，已迁到成都的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撤销川东特委，另建江巴中心县委，收缩战线，将原管辖整个川东地区数十个县改为只管辖旧时重庆府所辖的巴县、江北、长寿、南川、綦江、江津、合江、永川、荣昌、隆昌等十个县。
　　杨吉甫任江巴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中心县委书记马如龙是杨吉甫从家中带出来的佣工，在杨吉甫培养、扶持下走上革命道路。江巴中心县委的实际领导人是杨吉甫。
　　杨吉甫的父亲是清末贡生，在西充县青狮镇穷乡僻壤之地，可以说是既有钱又有势。杨吉甫是独子，父亲一心要他光宗耀祖，成就大业，从小对他严加培养，用心良苦。然而，杨吉甫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立下了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志向。
　　杨吉甫到重庆不久，就被已进入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中的中共叛徒撞上而遭逮捕。1931年9月20日，二十一军军部以“图谋扰乱治安”的罪名，依照所谓“反革命治罪法”，判处杨仁杰死刑。
　　3
　　为理想而献身的
　　早期共产党人
　　“还要请二位老人不要骂儿受了新文学的影响。但男清夜自思，这个新文化真是改良社会的工具，倘中国育教普及，前程还未可限量咧！”这是杨吉甫烈士生前于1924年6月9日寄给父母的家书中的一段话，他在信中直言：凡有势利之心，依人作威，刮取民财……皆儿所痛心愤恨者。
　　1981年5月初，西充县党史办走访杨常新时得知，其父杨树楷保存有杨吉甫生前与其父亲（即杨常新曾祖父）的往来信件，于是在杨树楷次年回老家时，邀请其座谈。据杨树楷介绍，他所保存的此批信件，系1923年至1928年间所写。杨吉甫被国民党杀害后，杨家曾几次被搜查。后杨吉甫父亲将这批信件藏于楼板下，得以保存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杨吉甫的妻子李福筠接中央通知迁往北京居住。李福筠晚年时，将这批信件交儿子杨树楷保存。经本人同意，1982年9月，杨树楷将这批信件共计19件全部交给西充县党史办。这批信件中的七封，系杨吉甫亲笔书写。
　　“只知刮取民财为‘伟人’作走狗，不顾百姓痛苦，为国家之囊虫。如此情形，尤非男所愿为所欲为者。”“老人家叫我后退，我便束装回里，以求苟生！老人家鞭策我前进，我便努力读书，以求最后幸福！如其不然的话，就只有一从军，二自杀这两条路走！！”
　　这是杨吉甫烈士生前于1925年7月下旬和1927年10月26日，分别从成都宾萌公学和上海志诚法政专门学校寄给父母的家书中的一段话。
　　据西充县党史办对史料的研究，1923年正月十二这天，杨吉甫不顾父命阻拦，毅然离家奔省城求学，3年后再从成都前往上海，并于同年加入共产党。就在蒋介石撕下革命的伪装，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前夕，西充籍叛徒王光宇从上海逃回西充，向杨吉甫的家父告状，说杨吉甫参加革命，处境危险。
　　正是杨吉甫的父亲多次去信规劝儿子时，杨吉甫向家父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思想。
　　1983年8月，南充地委党史办刘爱军撰文，就杨吉甫的七封家书认为，其真实地记录了烈士生前思想发展的过程，为研究烈士的思想和生平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初夏的川北大地，矫阳似火。西充县青狮镇苦竹垭村二组元宝嘴山显得格外葱绿。
　　“1959年这个墓被操了，晓不得啥原因，烈士的遗骨被人挖出装入火柴匣。”5月12日下午，记者谒拜杨吉甫烈士墓，当地70岁的杨常伦说，杨吉甫的墓被操后，棺木被拿来作柴烧掉。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其墓被维修并立碑时，杨吉甫的遗骨才被重新安葬。
　　曾两度维修的杨吉甫的墓，如同他的旧居一样，如今已成为当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的圣地。高高的墓碑上书有鲜红的字样：杨吉甫烈士永垂不朽。墓碑背后，是杨吉甫与妻子的合葬墓。
　　墓地四周，修剪整齐的笔柏，象征着烈士不朽的英灵。烈士旧居保存完好，四周用砖墙围就，在青山绿水间显得格外恬静。
　　杨吉甫遇难时，他的儿子才3岁。新中国成立后，杨树楷抗美援朝，参加志愿军。后转入铁道部队到《人民铁道报》任编辑。反右时因说错话被划为右派，转业到武汉铁路局孝感车站货运室工作，摘帽后他不愿再回到原单位，直到退休。杨树楷养有三儿一女，杨常新系他的三儿子。除杨常新在西充外，其余的都在湖北工作。
　　“今年‘清明’这天，县、镇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青狮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延辉说，当天，副县长李明全带队，与县民政局全体职工、镇上的部分干部和当地学校的师生一道，为杨吉甫扫墓，“不仅如此，每逢少先队员入队、新党员宣誓等活动，大家都到这里进行。”李延辉说，在当地群众心中，杨吉甫的故居及墓地，就是一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纪念先烈，就是建设好家乡。”李延辉直言。地处偏辟的青狮镇，如今已被县上列为万亩高产示范农业片，在保持传统产业基础上，今年发展青花椒200亩，蘑芋近百亩，优质大米400余亩。同时，试种黑花生。“青狮的重头戏在于，敲定年内引入绵阳‘光友’粉丝项目。”
　　“如今，李家俊的旧居已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杨常新希望，能将祖父杨吉甫的故居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临别青狮，李延辉告诉记者，目前，杨吉甫的故居已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厚勇表示，杨吉甫故居有希望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下一步他们将积极做工作。得知此消息，杨常新笑了。
　　“希望烈士旧居
　　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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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千秋炳史册
浩气长存励后世







　　●本报记者 张力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西充组织史》中记载，中国共产党在西充的活动始于1928年，而最早在西充县开展党的活动的是杨仁叔（杨吉甫）。“我和父亲都没有见过爷爷的面，哪怕是一张照片都没有。他牺牲那年才27岁。”杨吉甫烈士56岁的孙子杨常新话语中充满了对爷爷的无限怀念之情。

　　杨仁叔，字吉甫，号家瑞，曾用名杨仁杰、杨德光等。1904年出生在西充县青狮镇苦竹垭村一个家业殷实的封建家庭。昨（8）日，记者来到了杨吉甫故居。由于正是夏季，院落内花草茂盛，红色的大丽花在院落一隅鲜艳地绽放着。“建筑原来本是一处四合院，由于年久失修，其它三侧的房屋相继垮塌了，就只保留了主屋。”杨常新指着院落正中一处典型的明末清初穿斗结构两层民居建筑对记者说。在屋前的大柱上有两副对联，其中一副写着“忠于党存高风亮节鞭公仆，为中华留伟业丰功励人民”。正屋门楣上挂着一块“浩气长存”的牌匾。杨吉甫的后人为了纪念他，把《革命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镌刻在门楣上方屋梁的一块墙壁上。

　　据杨常新介绍，杨吉甫的父亲杨达儒是前清贡生，对子女管教甚严，但是杨吉甫却厌恶封建礼教的束缚，渴求进步思想。记者在杨常新保留的杨吉甫烈士写给家人的书信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研究学问，是我们自己的事，不当靠家人督促的。要服务社会，做有益的分子，亦不得不尽心研究，也是不必要让人劝勉才鼓劲的。”

　　1923年，受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杨吉甫不顾父母阻拦，毅然离开家乡，去成都求学。在进步老师恽代英等的影响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学习中，他认识到“新文化，真是改良社会的工具，倘中国教育普及，前程还未可限量”，因而他立志“富强我中国”。1927年，杨吉甫在上海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夏，他受组织安排回到四川，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长兼农工团长。不久，受四川省委指派，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杨吉甫回到西充后，组织了一个“农民亲善会”，入会者有30多人。他利用亲善会宣传农民群众，号召大家互敬互爱，联合起来，共同与地主阶级作斗争。并亲自带领亲善会会员到南部、阆中、广元一带探测地形，积极筹备开展武装斗争。“大约是1929年春天的时候，爷爷卖了家中部分田地，带着钱匆忙赶往成都。”杨常新说。据党史资料记载，1929年，杨吉甫担任成华县委书记，并在成都开办了日新工业印刷厂和一家书店。一方面利用这些场所为党组织活动提供据点，一方面以对外经营来换取组织活动经费。同时他还深入到工人、农民、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正是这个时候，他的举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及特务的跟踪。

　　1931年2月，受党组织派遣，杨吉甫到重庆任中共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川东特委撤销后，任江巴中心县委组织部长。9月9日，杨吉甫在重庆十八梯一家茶馆中与江巴中心县委军委书记李家俊接头时，遇上了敌侦缉队，由于叛徒指认，杨吉甫不幸被捕。敌人千方百计对杨吉甫诱降，不仅找来部分为刘湘卖命的西充籍军官和政客辗转游说，其舅父严纯武受刘湘之命，更是对其苦口劝降。严纯武告诉他，只要说一句“共产党不好”，便可安然脱险，恢复自由，还能得到高官厚禄。杨吉甫严辞拒绝，“你去做你的官，我当我的囚犯。我愿做共产党的鬼，不做国民党的官”。9月20日，恼羞成怒的军阀刘湘，下令将杨吉甫杀害于重庆两路口，时年27岁。就在赴刑场的路上，杨吉甫还在宣扬共产主义，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走出杨吉甫故居前行不到200米，刻有“杨吉甫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耸立在苍松翠柏中，杨吉甫烈士就安葬在这里。“爷爷牺牲后，他的遗体由在重庆经商的表兄收殓，并将灵柩送回故里安葬。”杨常新告诉记者，2009年，杨吉甫烈士陵园被西充县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清明节都会有附近乡镇的中小学生前来扫墓，“七一”建党节也会有新党员入党仪式在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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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重庆上罗家湾刑场 的红色掌故

在1929年重庆设市前后,重庆就已着手开辟新市区,城区范围逐渐越出通远门。1929年,川东师范学校从城内迁到原属城外的罗家湾下石马岗(即今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处)。当时这一带十分荒凉,一些小学常常组织学生到这里郊游。川东师范学校大门口斜对面的荒坡,一度被军阀当局用来做了刑场,即上罗家湾刑场。
1931年10月底,两个年轻的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杨仁杰和李家俊,在上罗家湾刑场慷慨就义。
杨仁杰和李家俊两人都出身于富豪之家,都是为了救民于水火而甘愿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荣华富贵,甘愿为自己认定的解放劳苦大众的事业献身。他俩都刚从外地调到重庆不久。这年7月底,中共川东特委书记文强被捕,已迁到成都的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撤销川东特委,另建江巴中心县委,收缩战线,将原管辖整个川东地区数十个县改为只管辖旧时重庆府所辖的巴县、江北、长寿、南川、綦江、江津、合江、永川、荣昌、隆昌等十个县。杨仁杰任江巴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李家俊任军支书记。中心县委书记马如龙是杨仁杰从家中带出来的佣工,在杨仁杰培养、扶持下走上革命道路。江巴中心县委的实际领导人是杨仁杰。当时所谓“江巴”,是重庆的一种代称,指的是巴县(今重庆市渝中区的旧城区部分)和江北县(今重庆市江北区靠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老江北城区),也就是当时重庆市的主要部分。


补充：
杨仁杰是西充人,原名杨家瑞，字吉甫，这年27岁。他家是当地豪绅大户,父亲杨达儒是清末贡生,人称杨贡爷，在那穷乡僻壤之地,可以说是既有钱又有势。杨仁杰是独子,父亲一心要他光宗耀祖,成就大业,从小对他严加培养,用心良苦。然而,杨仁杰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立下了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志向。他曾在成都地区以拉黄包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李家俊的出身经历与杨仁杰相仿,比杨仁杰大一岁,有“蜀中彭湃”之称。他家本是万源县固军坝厚坪一户有500来石地租和10多石茶叶产业的地主。李家俊是长子。为了能让他继承并发展家业,父母供他出外读书。先后在绥定(达县)府属联合中学、上海同济医学院学习。在读书期间,他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从信奉无政府主义到信奉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卜了自觉为劳苦大众谋求幸福的献身之路。他于1929年春领导了城口、万源一带的农民暴动,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一度建立起以农会为基层政权的红色区域。当时报纸有报道称:万源农民军“首领李家俊氏,现归之者甚众,将万源产业散尽作为用费”。1930年夏,在军阀重兵围剿下一路红军不幸兵败。逃出重围的李家俊几经辗转,于1931年秋被省委调到重庆。
杨仁杰、李家俊到重庆不久,就先后被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中的中共叛徒撞上而遭逮捕。1931年10月29日,二十一军军部以“图谋扰乱治安”的罪名,依照所谓“反革命治罪法”,判处杨仁杰、李家俊二人死刑。
这天上午,行刑队将两人剥光上衣,五花大绑,背插斩标,用二人抬小凉轿分别抬着,押赴上罗家湾刑场。行刑队从大梁子左营街二十一军军部出来,经杨柳街、三教堂街、关庙街、鱼市街,往两从较场口旁边上走马街,过骡马店、金汤街,然后出通远门。
当年在中共江巴中心县委筹办机关刊物《江巴红旗》的邹文奎,亲眼目睹了两位领导人被押赴刑场时的情景:“家俊表现得从容镇定,仁杰则表现得慷慨激昂,皆沿途高呼口号。家俊喊‘打倒国民政府’,仁杰喊‘打倒军阀刘湘’。我在他们押赴刑场的必经之路的杨柳街72号三楼上,亲眼看到他们的英姿和听见他们所呼的口号。”
两个月后,中共江巴中心县委的又一重要领导人在同一刑场就义。他就是被称为“四川卡尔”、“第二马克思”的郑佑之。
郑佑之原名郑自申,佑之是他的别号,党内化名张荣山。他是川南宜宾地区著名平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领袖,人称“川南农王”。他27岁时妻子病故,次年遵从妻子的遗愿,续娶五姨妹李坤舆为妻。三年后,李坤舆又因难产病故。从此郑佑之没有再娶,决心“抱独身主义来实行社会革命”。
1923年,郑佑之将祖传的全部产业——收租42石的土地全部捐出,办起了宜宾古罗乡普岗寺平民学校,一面开展平民教育,一面开展革命启蒙宣传活动。在舍生忘死的革命活动中,他还把几个姨妹都引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小姨妹李坤泰经过他的精心培养,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女革命家,即名震白山黑水的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
1930年夏,在“左”倾盲动的“立三路线”指导下,四川全省展开给中共组织带来惨重损失的大暴动。郑佑之被派到合川领导兵变,兵变失败后,又奉命留在那里冒着风险清理组织。这时,中共四川省委只剩下了省委书记程子健和少数工作人员在重庆苦撑危局。1931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与共青团四川省委联席会议决定:为加强省委工作,调张荣山(即郑佑之)到江巴(即重庆地区)工作。
郑佑之刚到重庆不久,就发生了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被破坏的寮叶巷事件,省委被迫迁往成都(详见《龙门阵》2006年第11期拙稿《重庆老地名的红色掌故》)。省委迁走时,在重庆另建了川东特委,郑佑之被留下来担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长。这时他40岁,是四川地下党领导人中最年长者。不久,因川东特委书记文强被捕,省委决定撤销特委,另建江巴中心县委,郑佑之任中心县委秘书长。
在这期间,郑佑之为了对付危害极大的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采取“分化瓦解,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通过他单线联系的两个地下党员,在特委会中分头串联那些不愿或不敢继续作恶,愿意“回头”的叛徒,以做事讲良心为号召,建立起了为地下党控制的秘密组织“良心会”。“良心会”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购买武器,营救被捕人员,制裁死心塌地的叛徒,在特委会内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大大减少了革命力量的损失。
不料,1931年12月下旬,郑佑之与“良心会”之间的联系人、特务队的一个队员自首叛变,被他出卖的地下党、团机关人员中又相继有人被捕叛变,并由此引起一系列连锁破坏事件。郑佑之也在这次大破坏中落入了敌手。
1931年12月30日中午,郑佑之和两位被捕的“良心会”成员周世杰、罗曼生一起被杀害于重庆上罗家湾刑场。为了防止他们像杨仁杰、李家俊那样呼喊口号或作讲演,当局事先在他们嘴里塞进了俗称咬牙棒的“锁口符”。但不屈的郑佑之仍然带头发出最后的吼声,用吼声“唱”起了无字的《国际歌》。
重庆《新蜀报》第二天对他们的被害作了报道,文中称“共党省委郑佑之,在共党中原有第二马克思之称”。
与郑佑之一起牺牲的“良心会”骨干成员周世杰的妻弟陈家国(当年是川东师范学生),在半个世纪后回忆了现场情景:
“……元旦之前,大监里提出所谓‘罪大恶极’的三个‘共匪’,捆绑在刑轿(无顶)上,插标子,吹杀人号,反动军警押送游街示众……在刑场上(今文化宫大门上面,上罗家湾马路边宽旷地,即今之中二路防空洞邻近马路边,当时无房屋,荒野地)周世杰又作最后挣扎,被打中四枪。见尸体还在蠕动,反动兵再向周世杰头部补开一枪,血溅肉飞,周才断气,一只眼被打烂,含恨死亡。当时川东师范校址就是今之文化宫,上千的同学都跑去观看……家属们哭声一片,尤其是我姐,扑在姐夫尸身上,哀恸已极……”
以后,随着重庆市区的扩展,原先的郊野陆续变成闹市,刑场就再往外迁移,两路口、菜园坝河边都曾设过刑场。到1949年10月,国民党当局杀害王朴、陈然等共产党人时,刑场就已设在浮图关外的大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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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重庆上罗家湾刑场 的红色掌故  西充人杨吉甫

在1929年重庆设市前后,重庆就已着手开辟新市区,城区范围逐渐越出通远门。1929年,川东师范学校从城内迁到原属城外的罗家湾下石马岗(即今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处)。当时这一带十分荒凉,一些小学常常组织学生到这里郊游。川东师范学校大门口斜对面的荒坡,一度被军阀当局用来做了刑场,即上罗家湾刑场。
1931年10月底,两个年轻的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杨仁杰和李家俊,在上罗家湾刑场慷慨就义。
杨仁杰和李家俊两人都出身于富豪之家,都是为了救民于水火而甘愿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荣华富贵,甘愿为自己认定的解放劳苦大众的事业献身。他俩都刚从外地调到重庆不久。这年7月底,中共川东特委书记文强被捕,已迁到成都的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撤销川东特委,另建江巴中心县委,收缩战线,将原管辖整个川东地区数十个县改为只管辖旧时重庆府所辖的巴县、江北、长寿、南川、綦江、江津、合江、永川、荣昌、隆昌等十个县。杨仁杰任江巴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李家俊任军支书记。中心县委书记马如龙是杨仁杰从家中带出来的佣工,在杨仁杰培养、扶持下走上革命道路。江巴中心县委的实际领导人是杨仁杰。当时所谓“江巴”,是重庆的一种代称,指的是巴县(今重庆市渝中区的旧城区部分)和江北县(今重庆市江北区靠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老江北城区),也就是当时重庆市的主要部分。


补充：
杨仁杰是西充县，青狮镇苦竹村人,原名杨家瑞，字吉甫，党内用名仁杰，仁叔，这年27岁。他家是当地豪绅大户,父亲杨达儒是清末贡生,人称杨贡爷，在那穷乡僻壤之地,可以说是既有钱又有势。杨仁杰是独子,父亲一心要他光宗耀祖,成就大业,从小对他严加培养,用心良苦。然而,杨仁杰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立下了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志向。他曾在成都地区以拉黄包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李家俊的出身经历与杨仁杰相仿,比杨仁杰大一岁,有“蜀中彭湃”之称。他家本是万源县固军坝厚坪一户有500来石地租和10多石茶叶产业的地主。李家俊是长子。为了能让他继承并发展家业,父母供他出外读书。先后在绥定(达县)府属联合中学、上海同济医学院学习。在读书期间,他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从信奉无政府主义到信奉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卜了自觉为劳苦大众谋求幸福的献身之路。他于1929年春领导了城口、万源一带的农民暴动,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一度建立起以农会为基层政权的红色区域。当时报纸有报道称:万源农民军“首领李家俊氏,现归之者甚众,将万源产业散尽作为用费”。1930年夏,在军阀重兵围剿下一路红军不幸兵败。逃出重围的李家俊几经辗转,于1931年秋被省委调到重庆。
杨仁杰、李家俊到重庆不久,就先后被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中的中共叛徒撞上而遭逮捕。1931年10月29日,二十一军军部以“图谋扰乱治安”的罪名,依照所谓“反革命治罪法”,判处杨仁杰、李家俊二人死刑。
这天上午,行刑队将两人剥光上衣,五花大绑,背插斩标,用二人抬小凉轿分别抬着,押赴上罗家湾刑场。行刑队从大梁子左营街二十一军军部出来,经杨柳街、三教堂街、关庙街、鱼市街,往两从较场口旁边上走马街,过骡马店、金汤街,然后出通远门。
当年在中共江巴中心县委筹办机关刊物《江巴红旗》的邹文奎,亲眼目睹了两位领导人被押赴刑场时的情景:“家俊表现得从容镇定,仁杰则表现得慷慨激昂,皆沿途高呼口号。家俊喊‘打倒国民政府’,仁杰喊‘打倒军阀刘湘’。我在他们押赴刑场的必经之路的杨柳街72号三楼上,亲眼看到他们的英姿和听见他们所呼的口号。”
两个月后,中共江巴中心县委的又一重要领导人在同一刑场就义。他就是被称为“四川卡尔”、“第二马克思”的郑佑之。
郑佑之原名郑自申,佑之是他的别号,党内化名张荣山。他是川南宜宾地区著名平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领袖,人称“川南农王”。他27岁时妻子病故,次年遵从妻子的遗愿,续娶五姨妹李坤舆为妻。三年后,李坤舆又因难产病故。从此郑佑之没有再娶,决心“抱独身主义来实行社会革命”。
1923年,郑佑之将祖传的全部产业——收租42石的土地全部捐出,办起了宜宾古罗乡普岗寺平民学校,一面开展平民教育,一面开展革命启蒙宣传活动。在舍生忘死的革命活动中,他还把几个姨妹都引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小姨妹李坤泰经过他的精心培养,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女革命家,即名震白山黑水的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
1930年夏,在“左”倾盲动的“立三路线”指导下,四川全省展开给中共组织带来惨重损失的大暴动。郑佑之被派到合川领导兵变,兵变失败后,又奉命留在那里冒着风险清理组织。这时,中共四川省委只剩下了省委书记程子健和少数工作人员在重庆苦撑危局。1931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与共青团四川省委联席会议决定:为加强省委工作,调张荣山(即郑佑之)到江巴(即重庆地区)工作。
郑佑之刚到重庆不久,就发生了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被破坏的寮叶巷事件,省委被迫迁往成都(详见《龙门阵》2006年第11期拙稿《重庆老地名的红色掌故》)。省委迁走时,在重庆另建了川东特委,郑佑之被留下来担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长。这时他40岁,是四川地下党领导人中最年长者。不久,因川东特委书记文强被捕,省委决定撤销特委,另建江巴中心县委,郑佑之任中心县委秘书长。
在这期间,郑佑之为了对付危害极大的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采取“分化瓦解,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通过他单线联系的两个地下党员,在特委会中分头串联那些不愿或不敢继续作恶,愿意“回头”的叛徒,以做事讲良心为号召,建立起了为地下党控制的秘密组织“良心会”。“良心会”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购买武器,营救被捕人员,制裁死心塌地的叛徒,在特委会内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大大减少了革命力量的损失。
不料,1931年12月下旬,郑佑之与“良心会”之间的联系人、特务队的一个队员自首叛变,被他出卖的地下党、团机关人员中又相继有人被捕叛变,并由此引起一系列连锁破坏事件。郑佑之也在这次大破坏中落入了敌手。
1931年12月30日中午,郑佑之和两位被捕的“良心会”成员周世杰、罗曼生一起被杀害于重庆上罗家湾刑场。为了防止他们像杨仁杰、李家俊那样呼喊口号或作讲演,当局事先在他们嘴里塞进了俗称咬牙棒的“锁口符”。但不屈的郑佑之仍然带头发出最后的吼声,用吼声“唱”起了无字的《国际歌》。
重庆《新蜀报》第二天对他们的被害作了报道,文中称“共党省委郑佑之,在共党中原有第二马克思之称”。
与郑佑之一起牺牲的“良心会”骨干成员周世杰的妻弟陈家国(当年是川东师范学生),在半个世纪后回忆了现场情景:
“……元旦之前,大监里提出所谓‘罪大恶极’的三个‘共匪’,捆绑在刑轿(无顶)上,插标子,吹杀人号,反动军警押送游街示众……在刑场上(今文化宫大门上面,上罗家湾马路边宽旷地,即今之中二路防空洞邻近马路边,当时无房屋,荒野地)周世杰又作最后挣扎,被打中四枪。见尸体还在蠕动,反动兵再向周世杰头部补开一枪,血溅肉飞,周才断气,一只眼被打烂,含恨死亡。当时川东师范校址就是今之文化宫,上千的同学都跑去观看……家属们哭声一片,尤其是我姐,扑在姐夫尸身上,哀恸已极……”
以后,随着重庆市区的扩展,原先的郊野陆续变成闹市,刑场就再往外迁移,两路口、菜园坝河边都曾设过刑场。到1949年10月,国民党当局杀害王朴、陈然等共产党人时,刑场就已设在浮图关外的大坪了。

杨浦东

杨氏后代 发表于 2012-3-6 12:27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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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回过老家没

扫墓去过好壮观，故居很大，而且有地道，那屋里有王石。

我也是青狮人！杨吉甫烈士陵园我也去看过！修的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