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坝村征地拆迁纪实日记

老牛拉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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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永生

新华时评：旧城改造岂能一拆了之
这是一个意料不到的情况：在城市拆迁中，我们提出了“解危解困”、“造福于民”等不少好的口号，可在具体实施中，却出现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趋势，这使得人们不能不对既往的工作进行一番审思。
国内各大城市的大规模危房改造工作多是从10年前开始的。既然是危改，当然应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可是，我们却不无忧心地发现，这项为民造福的事业中也存在着一股潜流，一些城市的危改由于拆迁机制的扭曲，无形中把关注的对象从“人”转到了“地”。一些被“授权”拆迁的公司考虑的是如何尽快地把居民搬走，然后尽快把地变为楼，再把楼变成利润。
有的大城市把危改权力下放给基层单位，形成了开发单位选一块地，然后由房管部门鉴定危房率，即确定为危改区，并随之立项的状况。由于缺乏必要与有效的监督，好房子也会被“鉴定”为坏房子，开发商只要看中哪里，哪里就成了“危房”。原有的社区生活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终结了。许多居民向记者倾述着他们对故宅的坏念：“不管怎样，我住那个破房不用花钱，我的孩子上学方便，老人就医方便。按照现在的政策我们只能跑到郊区去住，还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有的人不解地说：“凭什么开发商让我们走我们就得走呀？难道我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旧城平房住宅尽管破旧，但是作为低收入家庭在市中心的栖身之所，又具有特殊的价值。旧城危改面对的是许多在这里居住了一辈子、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在下降的老年人，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市中心又有较多简单劳动的就业机会，是不少居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进行大规模改造，简单地外迁居民，将使许多低收入家庭的生活难以为继，也违背了政府危改的初衷。
“让老百姓自己动手修缮房屋，是危房改造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最有效也是最靠得住的办法！”两院院士、城市规划学家周干峙说。与学者的呼吁相对应的是，一些城市的居民已向政府部门表达了自建家园的强烈愿望。
（华西都市报2003年11月13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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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拆迁：化私为公与化公为私
绝大多数的拆迁是出于谋利的商业目的，但却经常被一些行政机关、利益集团和个人描述成是为了公共利益，这就便于大量地租用行政权力为经营活动服务。这是拆迁中“化私为公”的过程和原因。所以，必须对公共利益进行严格的界定，否则，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一些地方，建商品房、影剧院甚至商业街也标榜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由公民的个体利益组成的，造福于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具有直接性、非赢利性和共同福利性。如建绿地、体育场，应该是具有公益性的，但如果它不是服务于当地百姓特别
是为此付出了拆迁代价的居民，甚至严重损害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权益，那么，它就不应成其为公益事业项目。现在，有不少的开法商巧立名目，先以要建公益项目的名义骗取零土地出让金和其他优惠政策，然后摇身一变为商业设施或纯赢利项目。
以“危改”、“建绿”等公共利益为名行圈地之实，正是开发商屡试不爽的伎俩。因此，建议由全国人大对公共利益及其实现过程即国家征收权力进行法律规定，不能让什么都能假借公共利益而“绕道”实现商业或个人利益，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关键是谋利者深谙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等寻租行政权力的道理，而行政权力一旦被用来实现某一集团和个人的利益那将是一场灾难。
《土地管理法》中有三处提到了“公共利益”，但都没有予以明确的界定。这就如同《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若不是分别在第153条和第117条都对“不可抗力”的内涵进行规定，当事人怎样知道因不可抗力而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当然，对“公共利益”进行法律规定以后，并不等于说公益事业项目就可以任意侵占老百姓的权益了，还必须要进行协商、安置和补偿。建议在目前“公共利益”被滥用的情况下，可将其内涵严格定义在国防、外交等事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项目上，而把修筑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码头、桥梁、地铁等国家重点扶持的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作为属于“特殊情况下”的“社会公共利益需要”。
对公共利益进行严格界定是为了防止“化私为公”，而化私为公的目的是为了大规模、高效率、低成本地化公为私，它比直接地化公为私更贪婪、更危险、更可怕。
                                谢光飞
            （四川经济日报2003年11月14日载）

烈火中永生

华西时评   拆迁的“形势”必须扭转
在沸沸扬扬了半个多月后，湖南嘉禾县的拆迁事件终于有了转机。建设部派出的调查组已在嘉禾展开调查，湖南一位副省长也亲赴嘉禾调查此事。几乎同时，沈阳市和平区的一起粗暴拆迁事件也初现曙光，辽宁省和沈阳市有关部门已开始调查，被困27天的被拆迁户终于重获自由。
    然而，在舒缓了一口气之后，笔者的心情仍然沉重。5月14日，就在包括央视在内的众多媒体对嘉禾的拆迁事件作了报道后，嘉禾县委、县政府召开了一个有关拆迁的大会，县政法委书记周贤勇严厉地说：“找记者有用吗？判决不服找二审嘛，但是有些人就好像找到了宝......你要看清形势......恶意和政府作对的，要严惩不贷！严惩不贷！”
    那么，当时是什么形势呢？找政府当然没用，因为强制拆迁就是政府搞的；打官司显然也白搭，主管公检法的政法委书记就是指挥长；找记者也没能怎么样，央视的“时空连线”在首播后，嘉禾县委书记火速赶到北京，竟阻止了节目的重播......这还只是嘉禾当时的“形势”。如果放眼全国，“形势”也不妙：沈阳市和平区在强制拆迁中，竟将一个“钉子户”困在屋中长达27天之久，央视记者前去采访，竟然被扣留......
    《宪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务院刚刚发布的《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政府依法行政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那么，有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什么仍然我行我素，将法律法规和公民权益抛之脑后呢？其违法行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处是主要原因之一。迄今为止，还没有听说哪个地方的领导因为强制拆迁而受到处分。更何况，嘉禾县和和平区如今的局面不过是“被盯住”的结果，这两个个案显然不足以改变被拆迁户的整体弱势局面。
    在嘉禾县和和平区，虽然“黑云压城”，但强制拆迁者毕竟还没能“一手遮天”。而今，上级政府终于开始过问，我们相信两地的拆迁纠纷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扭转政府违法频频、群众任其宰割的“形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高政府违法的成本。就拿嘉禾县的这起拆迁事件来说，仅仅停止强制拆迁并足够补偿被拆迁户是不够的，必须对强制拆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严惩不贷”！
                                盛大林
             （华西都市报2004年5月28日载）

寻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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