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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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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4 11: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冉云飞著

  第一章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


  想象的部分人马

  不能完全勘验的地图

  2000年前的一个冬天


  第二章审察时光的秘密


  农业社会中的作息时间

  游乐与工作

  诗词中的成都市场

  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


  第三章左冲右突的道路


  几千年来的突围

  在蜀道上狭路相逢

  生活要我们跑多快


  第四章先人们生活中的水


  真正的世界奇迹 
 
     水无常势

   水湄之城


  第五章难以忘怀的时代


  我们的书香

  出奇不意的贡献

  织布机上的锦官城


  第六章暗藏在帝国的边缘


  对朝廷的小范围模仿

  抚平创伤  

     让人慨叹的温柔乡

  第七章探访民间生活


  谁是二百五

  老百姓的天空  

     竹枝词中的消息

  第八章口福与欢乐指南


  美食的道路

  宴饮的风俗观察  

      话语的盛宴


  第九章城市从这里突围

  古迹流传与人文记忆

  街道上曾经住着的人民

  谱谍方志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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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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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

  是什么这样奇妙?

  我们乞讨泉水以供饮用,但是

  大地啊,你的怀里流出的却是什么?

  你的地表以下还深藏着生命吗?

  那熔岩层下覆盖着

  一个陌生的民族吗?

  早已逝去的人们,

  难道会回来吗?

  ——席勒

  想象的部分人马

  不难猜想,甚至大胆点说,我们看见,这群人的外貌与我们并无多大不同。虽然史书中曾说他们“纵目”,且有文字学家对“蜀”字所作的阐释以及考古发掘的实物——其实有的实物也只是先民们的艺术创作——来佐证。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后人尤其中原人由于交通不便,对绝域殊方的蜀地,文化风俗与其有别的夸张。正如杨雄所说“蜀”就是“独”,“不与外方同”,亦如李白的形容,“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虽然诗句不能坐实,但山川横阻,蜀地自闭,其风俗民情与中原相较,另是一路,也确是可能的。公元759年杜甫刚到成都,便惊叹于它的繁华,更惊叹于寒冷的冬天还有常绿树木,即所谓“层曾填华屋,季冬树木苍”。杜甫是河南人,在此前尚未到过南方,更未到过蜀地,蜀地的与众不同从气候开始给他全面的新鲜感,也是他在四川诗情特别喷发勃郁——现存一千四百余首杜诗竟有八百多首写于四川——的一个因由。但无论怎样的不同,蜀人远祖还不至于专门要与众不同到去“纵目”的地步,顶多只是古蜀人图腾崇拜的一种反映罢了。

  现在,他们艰难地跋涉着,扶老携幼,但可怪的是,他们身上既没负荷多少值钱的重物,手中也无像样的家什。一路上,除了偶有人在议论路途的艰辛外,似乎没有一个人对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有更多的留念之情。尽管那里是他们曾经借以活命,并取得一定发展的地方,但困难的是,一方面是由于再艰苦的劳作,也无法完全保证食物上的不匮乏,另一方面还有来自与其它部落的争斗。虽然,这个温暖肥沃的岷江河谷地带已然逼近今日的成都平原,但是一座大山挡住了他们向前推进,另寻出路的步伐。不过,一种要过得更好的愿望,促使他们冒险一试。有一次,部落中有几个特别勇敢的人,曾因追猎野物,翻过一座大山,站在山脊上,不经意间看到一块既是平地,又有不少水洼沼泽的大坝子。虽说是不经意,但这实在是个晴好上佳的天气,使他们极目远眺得如此广阔。这次意外的发现,使整个部落处于一种向往与亢奋交织的情绪之中,久久不散。

  所谓的路其实是并没有的,他们只是在部落探猎者曾经走过的一两次所残留的标记下,被艰难地牵引着前行。但他们聪明地找着一个参照物,沿着汶川雁门关东岸安山乡急流而下的一条小溪旁前行,这样既可以避免远离水源的不便,也可以躲过难于找到路标因而迷路的灾难。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他们的一帆风顺,“一劳永逸”这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条小溪之源在4000米的山脊之上,在这百里的行程之中,其最高处与最低处的落差是令人生畏的3000米。当他们艰难地爬上山脊时,又一次重复了那几位勇士所看到的景象:不少的土地和大量的沼泽湖泊。这是一个具有预知意义的观察点,因为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看见今天的成都。虽然他们的后人定都成都,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这次远眺,却在冥冥之中暗示了他们子孙的未来,虽然我们更愿意借用大白话来说,将其称之为历史的巧合。

  这群人从山脊往下行二十华里,便进入了湔水河谷,良好的河原沃土和丰富的铜矿使他们欢忭若狂。再下行十里,河谷平原更加宽广,长约三十里,到了成都平原的北界,被寿阳山和牛颈山这样对峙如阙的山脉,亦即被李冰所称的“天彭阙”阻断。山内有个大河原显系远古内湖遗迹,人们便称这地方为海窝子。

  翻山越岭到达海窝子的这群人,是蚕丛氏的后代,这部分人属于鱼凫氏,显然翻越九顶山的冒险行动并没有得到全体部族的支持。蚕丛氏中有的人选择了继续留在岷江河谷,有的人迁徙到了沫水一带,有的接着迁徙到西昌甚至到了滇西地区。他们的频繁迁徙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里曾说:“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也许蚕丛氏频繁迁徙的原因固多,但其中必有为扩展耕地,出于经济发展需要的动力。固然,古蜀族还有循绵水、洛水进入成都平原的。鱼凫氏在海窝子居住较久,自然是当时的成都平原尚属湖迹沮洳地,不便居住,但却十分切合他们捕渔为业的生活习性,继而慢慢向广阔的成都平原进发。从海窝子流入成都平原的一条河古称湔水,他们循着湔水平原的北端罗元坝——老熊坪——白沙河谷——九甸坪——白沙街——紫坪铺这条路线,便可到达今日的都江堰。而老熊坪据考证便是《华阳国志》里所称的“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的湔山,而后来“蜀人思之,为立祠”,因之这一带有古鱼凫故址。

  众所周知,古蜀历史在鱼凫之前有蚕丛、柏灌阶段,而在他之后则有杜宇、开明阶段,是以秦灭巴蜀作为古蜀历史的下限的。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虽是极而言之,也绝非毫无道理。因为我们至今推断出的古蜀历史,还有不少的疑点,也绝非田野考古如三星堆之类的发现能悉数解决。自然,我们能发掘到先人们因沧桑迹迁,岁月流播,深埋进土里的实物,实在是我们的大幸,但对于远古历史的研究要进行完全客观的复原,如德国兰克史学派的研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实物和书籍中都难免有不能坐实的夸张甚至神话成分,虽然神话也可用来历史研究之补充,但因此而下的臆断也是在所不免的。虽然我们可用氏族来指称蜀山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等氏系——作为蜀人远祖,他们介于传说与历史之间——但如果我们将其看作是古蜀人由采集、渔猎文化进到畜牧、农业文化的演进序列的代称,这个代称序列似乎还暗含着某种从低一级社会向高一级社会演进的痕迹,鱼凫代蚕丛,杜宇败鱼凫,鳖泠替杜宇,无不浸透着胜利是强者的这一简单的道理,也可以明证腐儒们所谓的“禅让”是多么可笑。而他们的先后替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蜀人图腾崇拜的迁衍,揆诸情理,或许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个演进变迁,恰好可以解释古蜀人祖先,为什么名之曰“蚕丛”、“鱼凫”、“杜宇”、“鳖泠”等在今人看来比较奇怪的命名,尽管我们可以拿史载古蜀未与中原通音问之前,尚无姓氏来证明这种命名——无论用此称呼氏族还是对酋长或国王的称呼——的合理性。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在落后的社会和部族用自己的食物,来作为图腾崇拜对象的做法也绝非罕见之事。譬如鄂伦春族处于氏族公社时崇拜熊,并以之为图腾,打到熊时便哭着抬回来,气完的再哭一场,而且将熊骨和内脏像对死者一样实行“天葬”。正如马克思所说:“某些部落中的氏族都戒除食用成为自己氏族名称的动物,但决不是普遍的规定。”当然视某物为图腾,其因素复杂,或有对图腾始祖亲族的情感,又有强化神圣的观念。而其间所产生的图腾禁忌也只是不准对该图腾崇拜物滥捕滥杀,因为滥捕滥杀最终会使他们丧失主要食物亦即图腾,图腾崇拜的部分目的也许就是该物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而决定的。蚕丛无疑是古蜀人对教民蚕桑的人的崇拜指称,因为早在《说文》里就有“蜀,葵(桑)中蚕”的阐释。鱼凫俗称“鱼老鸹”,既称“黑老鸹”又称“乌鬼”,杜甫在夔州看见“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此种情境在今日沱江流域还时有所见,因此鱼凫也就是鱼鹰无疑是鱼凫氏的崇拜物。至于杜宇,蜀人则将其尊为农神,呼为“杜主”,蜀人将催耕之杜鹃亦名子规拟为杜宇魂归,因此蜀人“农时先祀杜主”的风俗一直从战国保留到东晋,至唐代还余风尚存,因而杜甫说成都人“见杜鹃而肃立”。至于鳖泠,蜀人有崇龟的习俗,因为龟在古人眼里既能镇水,又能负重善伏页不倾仄,而且龟鳖同类,由此可以认为龟是鳖泠的图腾,成都后来被称为“龟化城”、“龟城”,与此不无关联。所有这一切都是物拟人,人拟于物,人物合二为一,将自己的生活与崇拜物紧紧连在一起的做法,是人类鸿蒙时期的一大表征,古蜀历史之演替变迁也不例外。

  开明是个异数,尽管他也符合上述演替规律。他的名字同样十分古怪,名为鳖泠,尤其是他“尸化西上,后为蜀帝”,更使后世史家莫衷一是。关于此,我认为史家任乃强的推断很有意味,阐释了一种可能的历史。他认为鳖泠犯罪当死,但问题在于,“巴、楚世为婚姻,楚国能向巴索囚。蜀、巴世仇,故奔蜀不患不容,且获重用,故曰‘复生’。”(《四川上古史新探》)我们也许可将他奔蜀的神奇故事,视为悖谬不经之事,但开明确是个治水高手,这是毋容置疑的。杜宇教人务农,但彼时成都地区还有很多地方属于沼泽湖泊,而且由于泯江之水经常泛滥成灾,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有限的耕地使养活更多的人口变得极度困难,因此要大力治水并且解决成都平原的积水问题,从而扩展耕地面积。而当的时状况正如《蜀王本纪》中所说:“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尧时大洪水,又譬如《圣经》所记载的洪水泛滥,人类在远古时代都有这样的传说。由是也不难照见水的危害之惨烈,而鸿蒙时期的先民一定手足无措。因此单有教人习农的本领,要想长期赢得民众的爱戴是困难的。而治水高手鳖泠正是适时而来,使处于洪水肆掠中的群众,仿佛若遇救星。我们不妨作一推断,因为盼望——当然只是泛泛盼望治水高手,而非指名道姓坐实为鳖泠——已久,鳖泠忽然而至,或至有“尸化西上”而“复生”的神话。这个开明,真是幸运,治水有若神助,其易如反掌。“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蜀王本纪》)他这种方法与大禹疏导式治水法如出一辙,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办法与鲧艰难地去堵那堵不胜堵的创世纪大洪水,实在是很取巧的法子。但就是这取巧的法子,也需要千百次的实践与众多人的经验。决玉山,筑坝以分水,以防止洪水横流。如今看来,十分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项伟大的创见。因而可就此代杜宇而称帝。虽然蜀人有同情弱者的传统,看到望帝失败亦不忍,以后每每“见杜鹃而肃立”,其“肃立”并非是怀旧到不能让开明代杜宇,而是因为杜宇教民习农有功的原因。此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杜宇教民习农,使民众也获得极大的好处,不可忘记。不过,我们若从另一角度来考虑问题,就会知道,任何农事包括治水均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智慧和功劳,只不过是上古需要一种英雄崇拜,以及对领导者的神话,便于使其万美集于一身,好凌驾于民众之上,对登天牧民有利。这与后世,我们要诋毁一个人,或者沉重打击一个政敌,将万恶归于一人一样,既有思维上的毛病,也是可笑而幼稚的。但好像这种方法,从古至今屡用不爽,也至为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历史及其历史观,使得我们的历史除了枯燥的帝王起居注和干瘪的所谓重大事件的记录外,很少对民众生活的真实登录。因为我们是一个忽视个人生存质量的社会,这样的思想早已深植于我国早期的社会制度中。

  不过,治水再有功夫,也是保不准千秋万代——大权独揽而又想千秋万代,本身就是愚蠢的——永执国鼎的。贪图小便宜——这让我想起先秦典籍中蠢人多宋国人的记载,真是冤枉了他们。愚蠢不分先后,傻瓜无处不在,不独是宋人的专利——开明十二世以为秦惠王真的给他送来了几头能屙金子的金牛(虽然有研究交通史的学者认为金牛道早于开明九世以前就已成为贯通中原的要道,而且宋代诗人吴师孟曾有诗说“禹贡已书开蜀道,秦人安得粪金牛”,我也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传说毕竟表达了民众对愚蠢的开明十二世的嘲笑。)于是用大力士修筑金牛道,于是护卫成都,扼守边境要塞的北大门,自然洞开,虽然开明王亲自率兵力战于葭萌,但诸城邑竟不能守,秦兵长驱直入,后逃至武阳被杀,相传其太子也在海窝子被俘。开明王朝不得不在公元前316匆忙而痛苦地画上句号。这样的句号,就像临刑前的阿Q,是无论怎么也画不圆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0 | 显示全部楼层
  不能完全勘验的地图

  一般而言,灾害总是意味着毁灭,不过事情总有例外。公元前6世纪修建的古庞培城,在公元79年被意大利维苏威火山喷发出的灼热火山灰将其掩埋。但1784年却被意外发现,至今该古城的三分之二已被考古学家探明、整理和修复。各种神庙、市政广场、食堂、店铺、作坊、给水站、公共浴场、雕塑、壁画、花园、喷泉、会议堂、大剧场、体育场、角斗场、民居、小巷、大街、城门、官邸、城门等悉数展现出来,保留得之完整,实在堪用奇迹来形容。难怪有的考古学家出于对专业的过份热爱,要残酷地将这种灾难视为大好事。

  不过,对于成都甚至中国来说,没有这样幸运的考古发现。但1929年,对距成都不远的广汉来说,是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广汉中兴乡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挖车水坑时不经意间掀动了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使得那些被湮没的先人们的行迹,露出了些许端倪。稍后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教授葛维汉、林名均进驻月亮湾进行考古发掘活动,从此开始了古蜀文明考古工作者长达60年之久的漫长探索之路。尤其是1986年在三星堆方圆6平方公里的考古发掘,被英国学者戴维·基斯称之为“从中国西南传出的消息,那里的考古发现可能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的确,大量发现的青铜器、玉器、面积巨大的祭祀坑、城墙等,表明了古蜀文明的发达,这对于探索古蜀文明来说,是个巨大的发现。但正如中国大多数考古发现一样,发掘出来的物品,反映的只是统治者的权威,其主角似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统治者,在显示我们漫长文明的同时,也暴露了我们文明在制度上的深层缺陷。相对庞培古城的建筑,我们就不能不说,我们的城市建设及形成在功能上对个人生存质量的漠视——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其它诸章陆续涉及到——我们固然不可苛求于几千年前的古人,但就是今天我们的城市建设又在多大程度做到了以人为本?

  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相继陵替,他们曾经的居所及其开发过的地方,是并不完全相同的。如果将他们聚民居住较久之地,视作他们的都邑的话,那么我们将从中看出他们迁徙及所开发地区的不同。蚕丛国的中心应是在今茂汶汶川地区的岷江河谷地带,而鱼凫氏迁至海窝子后,可能在其中后期迁至温江一代。至于三星堆,在我们看来只是鱼凫氏甚至包括杜宇氏祭祀用的地方,而真正的鱼凫城却在温江亦未可知,故而宋人孙松涛曾作有《观古鱼凫城》诗:

  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

  高树旧城垄,故国霭荒村。

  古意凭谁问,行人漫古论。

  眼前兴废事,烟水又黄昏。

  这首诗表明在宋代尚保留有鱼凫城遗址,而这一切都掩藏在荒垄衰草之中,世事兴废、朝代陵替,都是意料中的事,不可阻挡,就像每天必然要走到它的黄昏一样。或许朝代的陵替在对聚民居住地的变迁上,最能直接而现实地表现出来,因而此后无论是开明还是杜宇都像他们的前代蚕丛、鱼凫一样,徙治新的地方。当然,徙治新的地方,可能还只是显示新的一朝的兴起,旧的一朝的灭亡。可能还因为生存的需要,比如为躲避水灾而选择适宜农耕的较高地势等。因为据考证,约在3000年前左右,一场大的洪水使鱼凫古城烟消云散了。所以杜宇才将自己的王朝所在地定在今郫县城此二里的崇兴乡境内,而且为了避免其它意外,使自己及王朝有一个回旋余地,还别都今双流牧马山一带,这似乎很有一点狡兔三窟的意味。蚕丛、鱼凫所治的地域,史无准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作一个大概的猜测,而其城址的大小面积就更是一个未知数。自然杜宇所辖疆域,史料也是稀如星凤,但到春秋时期,杜宇王国“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济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华阳国志》)。拿现在的眼光来看,杜宇王国的疆域都是很大的,东至今重庆以东地区,西抵岷山之中,南达云贵,北及陕西汉中。如果我们剔除其中记载的夸张成分,可视为其疆域超过蚕丛、鱼凫诸朝,大抵是没有疑问的。而开明王朝的统辖边界也堪与其匹敌,拥有北至汉中,南及宜宾,西达天全、芦山,东抵阆中的广大地区。我们不难从中看出,这实际上初步奠定了今日四川的辖地根基。

  和鱼凫古城的消失一样,杜宇朝末期也遇到了大洪水的侵袭,治水以及被洪水肆虐一直古蜀历史中重要的主题,而治水问题的妥善解决又奠定了内陆农业文明的先决条件。开明善治水而成就了他的光荣,故代杜宇而称帝,从而使得杜宇败逃进青城山。而开明称帝后并没有立即将都邑定于一地,这并不是他不想,而是当时成都平原河网湖沼密布,随着人口的增加必须扩展耕地,需要有一个辗转迁徙治水的过程。与此同时,成都又成了郫县、新都与广都三地之间进行频繁物质交换和商业贸易的中转站,其商业地位凸显出来,正所谓一年成聚(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于是自鳖泠至开明五世止,虽然屡屡徙治,从郫县徙治新都,接着向南慢慢拓展至广都,最终在开明九世又折返成都。因而终开明王朝之世,就呈现出新都、广都、成都这样一条迁徙、治水、择都的弧形路线。本来治水完毕就该顺理成章地徙治成都,但偏偏还要传说开明九世做了个奇怪的梦才正始徙居成都,仿佛这样才能唬人,“梦郭移,乃徙治成都”。徙治之所在今成都上南大街的赤里街,所谓赤里就是彼时的成都还有郭(自然不是以后建城加瓮之郭)无城。亦即只在四街尽头有阙门,而无城垣。或许可以据此反过来证明,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城墙,只是搞宗教活动时所用的场所。

  开明王朝虽存十二代,除了遗存的武担山有文人墨客的吟咏外——如王勃曾作《游五担山序》、宋京《武担》诗等——其它鲜有保留下来的。《华阳国志》里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为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可以想见,由于在开明九世之前,就与中原有频密的交通,才可能使开明九世定都成都并进行深度开发时,学会中原的礼仪制度和五行哲学。换言之,开明王朝在未被秦国武力灭亡以前早已被更先进的中原发达文化及其相应的文物典章制度部分征服,其必将灭亡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0 | 显示全部楼层
  2000年多前的一个冬天

  公元前387年,蜀王开明到其疆域领地北端汉褒之地亦即今日汉中的一个山谷里打猎,巧遇其敌手秦惠王,秦惠王送给蜀王金一笥,但蜀王不把其当回事,“物化为土”。如此轻蔑的举动,秦惠王自然愤怒无比,但秦惠王手下的马屁精们却说,国王息怒,你将从此拥有蜀地。使得秦惠王转怒为喜。果然,几十年后,张狂的蜀王越来越昏庸腐败,不特如此,他还与巴国构兵,兄弟阋墙。巴蜀攻战的机会,正是他人得益的时候,公元前316年前秋天,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军从金牛道伐蜀,从古南郑(汉中)经勉县西南烈金坝,旋即又入宁强东北的五丁峡亦即金牛峡,然后再经七盘关、龙门阁和明月峡的古栈道入葭萌,开明十二世亲自率军到葭萌(广元昭化)抵抗,自然是不堪一击,因而秦军长驱直入,乘胜追击,经剑门、柳池驿、武连驿、梓潼送险亭、五妇岭、石牛铺,一举夺下成都。同年十月蜀亡,蜀王开明十二世被秦军害于武阳。古蜀的历史由此结束其比较封闭的自我发展时期,成都翻开了新的篇章。

  秦虽灭古蜀,杀了开明十二世,在海窝子抓住了他的儿子,但大批的古蜀人向南逃奔,不依附秦国,势力还很强大,实在是秦国要巩固平蜀成果的隐忧。在基本平蜀的基础上,要彻底平蜀,扫荡开明王朝剩余势力,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要真正巩固平蜀成果,加强秦国对蜀地的控制,就必须将秦灭之他国如赵国、齐国的富人豪强迁徙过来,充实逃亡蜀人的空白,既可削弱像赵国、齐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和豪强势力,临邛大的如卓氏家族、程郑家族等,同时还可改变留居下来的蜀人的比例,真可谓一箭双雕,否则对秦国统辖蜀地十分不利。而大批迁人入蜀,就必须筑城而居,便于统一管理,同时有效地阻止开明王朝残余势力的反扑。但秦灭开明王朝之前,开明徙治的成都规模还不大,且还停留在有郭无城的、比较粗疏的城邑的规模基础上。成都城市的建立,不像通常的城市那样或依山以利防守,或傍水以便交通,而是因为如上所述的、秦灭蜀之后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在移秦民——秦灭了他国如赵国、齐国等,固所徙之他国的人亦称秦民,其实所移并非全是固有意义上的秦民——万家于蜀有利于统治的基础上,将移民自东向西分筑成都、郫、临邛三城,又开凿河道以便交通,又可构筑为护城河,作为对开明残余势力以及南方少数民族的防御线。

  成都之名,来历甚久,具体年月已难详考。至于关于成都的意义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成都”之得名来源于巢居,有说其得名于汉文对兄弟民族语言所作的音译兼义译。而我们则认为,一年成聚(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说法,更接近可能之事实。不只是这种说法与《吕氏春秋·慎大览》里的说法颇为相类:“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在徙成国”,而《庄子·徐无鬼》里也说“三徙成都”。也就是说,成都者成为都也。而《左传》上说,诸侯国都以外之城,凡有宗庙者为都。那么开明九世学习中原礼仪制度,“始立宗庙,以酒为醴”,就足以证明彼时“成都”的名至实归。而张仪筑城之后亦名为“成都”既是对成都所处重要位置的看重——此所谓取古公父避翟南迁三年成都之意——亦是对在此之前所形成的“成都”之名的一种因袭,而非张仪筑城之后始名之曰成都。目前似乎尚未有确切的资料将命名权归属在谁的名下,而且在我们看来其命权就是考证出来,也只是略助谈资而已,并不影响我们对“成都”一名进行能够自圆其说的个人理解。

  张仪、张若筑成都城,遇到不少麻烦,在诸多有关筑城的故事记载中,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卷十三说得最为神奇:“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迹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因为古人认为成都土恶,不适宜筑城,彼时成都确是卑湿,又无排水河道,加之屡筑屡颓,因此筑城之中有卜筮之事,也属意料中的事。不过揆诸事理,“依龟迹而筑之”的说法,我们是不同意的,但如果说成都城“象龟形之屈缩”(王徽《创筑罗城记》),是“顺江山之形”(赵卞《成都古今集记》)而成,我们认为更接近一种可能的事实。成都、郫、临邛三城均在同一时期筑成,互相间二百里,形成品字形,互为犄角拱卫,可对蜀王残余势力有震慑作用。成都城之修筑,除了有军事和政治意义的大城,再筑少城,使其作为经济中心。关于少城的地理位置及其经济中心的地位,左思的《蜀都赋》里一言以蔽之:“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筑少城的目的,首先是便于统领这些从公元前314年迁徙到成都之秦民,发挥他们善于从事商业的特长,从中原带来的各种较高的文化技术,为成都之发展做贡献,其次也可作为对大城的屏卫。成都城之筑成,在公元前310年的冬天,至此之后,历代的成都,只有大小盈缩之别,而无地址之迁徙——自然有稍后之都江堰的修成而基本上保证成都水灾较少,亦是城址较少变动的原因——今日成都雏形肇端于此,这个冬天对成都历史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从历代的统计数据来看,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成都水灾的多发季节,有时候甚至是洪水泛滥。公元前310年的雨水一定正常而听话,才有这个冬天成都城的完工并诞生。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审察时光的秘密

  哦,我们为何克制自己的肉体,

  时间是那样漫长,那样的久远?

  ——约翰·邓恩

  农业社会的作息时间

  “上帝保佑您,快走吧!”

  这是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所下的逐客令,因为他经常面对一些像这样的来访者:对信教并无兴趣,却滔滔不绝,不知疲倦,说个不停,问个不休,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却整天整天地来他那里耗着。依我们的猜测,去他那里耗着的人,要么是无业游民,要么是有闲阶级、纨绔子弟,间或说不定也去一些有点好奇心的农民。而这些有时间去那里耗着的农民,如果他的品德是勤劳吃苦的话,那么他一定处在难得的短暂的农闲期间。

  农闲,是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非农业人口,对时间的一种认定方式。这种认定方式,虽然从阶段性来看较为准确,但对于时间的界定却是模糊的。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作物的生长周期决定着农民的生活规律,也就是说从耕作周期的开始到结束称为一个“农年”,而这个“农年”之后尚有些因气候或其它地理条件限制,不能做野外耕作的事,就被称之为农闲。而“农年”完结之时也因各地地理气候及其它风俗,而并不相同,而且就是同一地今年“农年”的完结也与去年并不完全重叠。因此“农闲”并不是一个绝对准确的时间概念。因为室内所做的事如编织家用品等都不是农活,而有编织的活也不是无限度的,这就说明对于辛劳的民众来说,确有农闲可言。除非集市兴起,可以拿去以物易物,或者直接换钱。这样就使得农民的农闲时间缩短,但是商业社会的兴起,直接导致的社会分工,将会使人们通过从事自己的劳动而获得非自己劳动的产品,满足自己日益多样的需要,从而既可以使人们拥有比此前更多的闲暇,因而使生活变得更有质量。

  从鳖泠开始,玉垒山一带的水势得以整治,成都平原的水灾大大得以缓减,而蜀守李冰率众修成举世闻名的都江堰,使得整个成都平原成为灌溉农业的典范。经过逐步的发展,成都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都。水旱从人,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简直就是梦中的理想,但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农民来说,确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灌溉农业的最大特点便是适宜于水稻的种植。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巨擘布罗代尔认为,水稻最初种植,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经海道和陆路被介绍到中国(但民食政策史研究专家冯柳堂认为,中国自古就有水稻,对此我不能同意,见冯著《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随着水稻的推广,中国生活的重点完全颠倒了过来:新兴的南方代替了历史悠久的北方”,而接受稻谷植“是获得文明证书的一个方式”。我认为布罗代尔的推断是有道理的,因为水稻的产量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所以秦灭巴蜀实万户到成都,并没使成都感到养活人的压力,尽管当时成都的水稻种植水平,其单产量并不高。但便利的灌溉,而且来自石质地区的水,含沙量较小,有利于水稻的生长,确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便利的灌溉,使得成都地区的水稻种植所需劳动力和劳动日,明显低于其它那些水利灌溉不甚便利的地区,加之土质肥沃,使得水稻单产量也较高。以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和劳动日获得较高的收益,这就使得闲暇较多,便于剩余劳动力转向工商业经营。而工商业的经营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而言之,可以改变农业社会里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通过商品交换而进行频繁的交往。

  诚然,在古代社会,农民对时间的支配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所想象的那般自由。不只是统治者不可能使农民轻而易举地获得其所需的物质,或者自由地迁徙;另外由于获取个人所需物质的大部分来源,或者是作为佃农依附于地主而租地耕种,大多仰赖于小农耕作,或者偶尔的集市交换,在最原始意义上互通有无。也就是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里极有市场,表明农业在中国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如学者许倬云所说:“中国人好像一旦踏上了农业路,就再也没有背离过。进步和变革时有发生,但是农业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汉代农业:早期农业经济的形成》)这种至无上的地位,在成都也不例外。尽管农业如此重要,但有关农民每日花在耕作上的时间,包括官员们在农业社会里为管理地方事务所需的工作与休息的时间,我们史书记载的却是少之又少。这与我们的历史记载中没有真正的个体关怀有涉,因为因他们看来,辛勤劳作是如此值得提倡,以至于可以忽略作为工作之一部分的休息。加之史家历来认为这种记载琐碎而不具备其可资利用的价值,与那些风云际会的大人物、大场面相比,实在无足轻重,因此要写出活中国包括活成都的历史,其困难之大,便不难想象。

  当然,这并不说我们一点使人振奋的根据都找不到。一方面,整个社会的时间安排都是围绕着农业而制定的,比如拿今日来看并不算精确的二十四节气,靠二十四节气的周而复始,配以天干地支来达成人们在时间观念上的循环往复。这和西方公历年向前行进的时间观念透露出来的哲学观念有着质的差别。另一方面,每年立春的前一天,地方官员要象征性赶一下耕牛,以告示漫长的冬天的结束,以及新一个务农季节的到来。而皇帝也会选择春季里一个美好的日子,象征性地亲耕,以显示农耕的重要性,便于给万民垂范。同时提示人们“耕之本,贵在趣时”(《汜范之书》)。而在成都,如每年都江堰的放水节,是对成都农业影响至为重要的节日,因此每年清明的放水节堪称盛况空前。这也就是说,农业社会的劳动和休息时间,有很强的官方和民俗意义。一般说来,古代农业社会中的成都,围绕着成都城而生活的乡下人,都是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劳动,而在夜晚,如果消费得起灯油的话,妇女们一般会纺纱和织布中度过。而在实行集体农业的区域,或者是地主大规模雇佣而非租赁给佃户种植的地方,宋元时期的四川包括成都地区,多用“农鼓”和“漏壶”来表示劳动和休息的时间,元代农学家王祯曾在《农书》里说:“薅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来则节其作,既作则防其笑语而妨务也。其声促烈清壮,有缓急抑扬而无律吕,朝暮曾不绝响。”诗人苏轼对此亦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作为蜀人,他的记载更亲历的成分,其家乡风俗“岁二月农事始作,上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东坡集》卷32)这一指示时间的习俗最适合集体劳动时使用,利于劳动中加快速度而不疲累,故在包产到户前的广大四川农村地区仍有保留,笔者也有亲身体会。

  如果白天的时间,对农业社会的人们来讲,多半是劳作(不管是辛勤还是赖散)的话,那么人们对它的享用还有相对的公平。而夜晚对于人们来说是并不公平的,除了有能力烧桐油、菜油、煤油之类来照明的家庭,能够享受夜晚的些微生机外,其他的人只能沉入茫茫黑夜之中,变成单调枯燥的床上休息,即便他们并不想立马就休息,但黑夜逼迫他们只能做出这个唯一的动作。当然另有一些家庭手工业者,点上桐油并不是为了享受夜晚的静谧与闲暇,而是为了在白天的劳作之外,继续找一种利用夜晚进行继续劳动,以补贴家用的方式,而妇女们通常是在手摇纺车的嗡嗡声中,度过漫长的夜晚的。在一些特定时段,妇女们的劳动强度加大,“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汉书》)。也就是说一到冬天,农村妇女就聚集在一起日夜纺绩苎麻,一个月要做相当于45天的工作,一天等一天半,这就是夜晚纯粹给搭上了,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可见其劳动强度之大。而一个妇女每天所纺的精细麻纱仅一、二钱,如像马王堆那块约23升的苎麻布,需要花费1—2年的时间,由此不难想见苎麻布在彼时的金贵。四川蜀郡的麻布在西汉时就已经是四川的名产,《盐铁论·本议篇》就曾将“蜀郡之布”与“齐陶之缣”对举。不难想象成都地区的妇女在漫长的冬夜之辛苦程度。当然就前述内容来看,这些织锦的大抵都带有奴仆性质,奴仆的劳动时始终是最为特殊的,自由民与他们的劳动和作息时间有不少的区别。但在农业社会里,他们所占比例随着土地的高度垄断,奴仆在地主庄园中给其耕种,以获衣食的事也不在少数,手工业的发达,官方的作坊和手工业主的作坊,同样需要雇佣一大批劳动力,以从事各种不同的工序之工作,因此这样的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劳动和作息时间的研究不可忽视。唐代诗人王建对此有一首《织锦曲》痛彻地描写了成都织锦工人繁重的劳动,其中虽然告诉我们劳动与作息的具体时间,剔除诗人的部分夸张外,我们亦可隐约的作些推算:

  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

  长头起祥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

  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乾。

  红楼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

  窗中夜久睡髻偏,横钗欲堕垂着肩。

  合依臣时参没后,明灯起在鸡鸣前。

  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官里怪。

  锦江水涸贡转多,宫中尽著单丝罗。

  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歌一曲。

  从大的时间方面来看,被勒逼为官府织锦的女工,其不得不按照工头亦即“长头”的旨意,冬天不停地织单丝罗,夏天辛勤地为宫廷织锦。从小的时间来看,锦工每天要工作到深夜,倦了只有斜靠在机台上休息片刻,发髻弄偏了,束发的钗快掉到肩上,顾不上收拾,仍要不停地织梭。而且最终是“限日未成官里怪”,这就说明赶时间,在织锦户来讲,是家常便饭。宋代成都的地方官向匠户摊派织锦任务,限期完成,织工不得不连夜加班赶造,以至于弄得“燃膏继昝,幼区竭作”的悲惨景象。也许按我们寻常的逻辑揣度,这种焚膏,夜以继日而辛勤劳作的生活,确是应该尽早结束的好。但我们也实在找不出一种替他们另谋生活的方法,因此对于官府禁止夜火,而不让织户点烛的做法,也会像织布一样怒火填膺,在这里工作是重要的,休息变成了一个他人的动词。《九灵山房集》中有一首控诉“火禁”的诗,可以拿来一读:“成都妇,何太苦,/官家火禁猛如虎;/夜长不得秉机杼。/就中小姊最堪怜,/箔蚕已老雪团团;/欲缫新茧为匹帛,/有烛当窗不敢燃。”这是元朝的官吏对民间丝织业的禁压。如是观之,农业社会的夜晚肯定比工业社会,当然更比现代的信息社会要漫长。这种漫长并不只是物理时间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心理时间附属作用其上的显现,而对织工来讲,漫长的夜晚便是漫长的折磨,漫长的劳役,给人永无天日之感。

  如在漫漫长夜不得劳动,那么他们又怎样生活?因而无论是休息还是工作,漫长的夜晚对农业社会中的人们都是一种折磨。固然,在电灯发明之前,官方曾在某些要道口用灯笼设天灯,以便路人,同时也给整个都比较黑暗的夜晚一点亮光,故而与上南大街北口接壤的就有天灯巷作为街名。就掌握的资料而言,南接红石柱横街东口,北至中东大街东口的义学巷,因清代有人在此兴义学而得名,同时这巷东尚有竖指禅院,有庵名竖指庵,此处有天灯通夜照明。而电灯的发明是对夜晚时间观念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对人们潜在能量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释放,也是工业社会不同于农业社会最为显著的标志。因为明亮如昼的夜晚——同时可以自行控制开关,增加一种选择余地,白昼黑夜仿佛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人们游乐享受,是很容易不知东方之既白的,那种只能沉没入黑夜的单调枯燥苦挨时间的方式,其人生质量自然是不能与之比肩的。

  当然,成都人既爱玩耍,又生性奢靡,那么夜晚不必能久困他们,尤其是唐宋两代成都经济文化的急速繁荣发展之后,在一些重要的场所,人流出没较多的地方,官家设立了灯笼以照明(清末有电灯之前为马灯、油壶照明),似乎在财政拔款中设立了一点膏火费。或者鼓励商人们联合起来自行解决照明问题,以便在该地搞经营,进行交品交易,终在夜市。《成都志》中载有关于夜市的古诗:“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转引自祝穆《方舆胜览》),祝穆是宋人,其所载的《成都志》夜市的情况,应早于宋代,证明唐代成都即有夜市存在。当然到了宋代后就更为普及。田况有《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阁观夜市》诗作记载彼时夜市情景,两位在成都生活过的诗人,范成大和陆游亦对此有记载,前者说:“东郭风喧三鼓市,西城石汹二江涛”(《石涌居士诗集·前堂观月》),后者有:“明河七夕后,倦马五门前。小市灯初闹,高楼鼓已传。”(《剑南诗稿·七月八日马上作》)而《岁华纪丽谱》也记载:“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这就说明,有案可稽的成都夜市,有锦江一带、大慈寺、五门亦即得贤门附近,而且一般说来这些夜市大多要交易到三更时分。像大慈寺的夜市,既有官方的倡导,又有民俗的吸引,商品交易固然旺盛,商人们还是极辛劳的。但官员们不大相同了,他们在七夕(或者如田况在七月六日)这晚登楼赏月,用公款大宴宾客,确实糜费不少,“其帅府监司,七夕率皆登历宴饮,无复忌惮,吏民聚观,不可以训。”(《宋会要辑稿·刑法》)因而宋朝统治者曾下令禁止,但并不奏效,因为在官吏荒唐的宴饮中,这种夜市确有其民众和商业基础。在农业社会里,这实在是难得对付漫漫长夜的一种良策,爱玩的成都人哪能让其轻易废掉呢?及至清末,成都夜市更盛,近人徐心余《蜀游闻见录》里说:“虽无大宗交易,而每夜银钱出入,尚有千余金。”可见夜市对成都人的生活影响日渐扩大。

  可以肯定的说,成都周边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气候诸多条件的优越,加之灌溉农业的发达与完善,他们花在同样单位的农作物所需要的时间和劳动强度要比其它恶劣地区少得多。加之成都地区通往外省的交通条件历来不是十分便利,而彼时简单的交换、贩卖等小型流通商业,又不足以使农田作物及其产量的改进成为具有内在动力的必然。换言之,无论是成都城内的人还是及其周边地区,由于上述诸多因素,其余裕时间相对较多,必然诱发出人本能上的娱乐戏耍的本性,再者农副产品的丰富,必然带来酿酒及其相应的吃喝玩乐的盛行。因此在中国很多地区还尚待开发的时候,班固已在《汉书》里对与成都相连的广汉郡的人情风俗作了描述,而此地与成都是如此之近,两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此用广汉的资料作为对成都的分析,也是有相当的适用性的。从地理物产上看是“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如此好的条件,民众自然是不知凶年饥荒为何物,即所谓“民食稻鱼,亡凶年忧”,其个性中便少有愁苦之色,甚至成了一种习惯,“俗不愁苦”。如果我们在一定条件下同意人是环境的动物的话,那么这些人言行轻率(轻易)、贪图享乐(淫佚)、体格矮小而生性懦弱(弱柔)、心胸不够宽广且容易自足(褊厄)等等,便不会显得那么突兀。

  也就是说,成都这样的地理气候条件所造就的与其它地方作息时间上的差异(尽管在农业社会的总体差异不会像今天那大),固然有经济学的意义,如通过对某人或某些相近的群体的工作和娱乐比率分析,来判定其给予社会和向社会索取的一个指数,同时还可以运用福利(Welfare)等于薪金(Wage)除以工作(Work)的公式,来分析其在社会中的位置及其生活质量。但是另一方面,却铸就了成都人的性格及其相应的文化风尚。其时间上的余裕所带来的商业性和民俗性节日及其它游玩时间的增多,无疑对成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今日成都人——尽管多半是因为明末清初的战乱而从外地迁入成都的人的后裔,而非此前之“土著”——与班固所描述的彼时之成都人的性格风俗没有多大区别,由此不难看见,环境所带来的诸如民情风俗甚至包括作息时间与它处的异同,其影响不可谓不可剧。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1 | 显示全部楼层
  游乐与工作

  我们现今常批评成都人工作像玩乐,玩乐就是工作,将两者混淆在一起。其实这并非今日成都人的“独创”,追流溯源,实在其来有自。成都人的闲适是很有名气的——比如说成都人平均的起床时间可能是全国最晚的,街巷中步行的速度是最慢的,茶馆的营业时间可能是最长的——这种名气从古代即已开始。这里蕴含一个相当简单的道理,就像饱暖思淫欲一样,物产的丰饶,生活的相对稳定,必然给该地的人民个性、民俗风情诸多方面带来极深的影响。

  历史上,唐宋两代是成都最为兴盛的时代,繁荣的经济和丰富文化,最能见出许多与今成都相同的遗脉。宋代佚名所著的《岁华纪丽谱》(一般认为本书系元人费著所著,但我赞同谢元鲁的考证)一书开篇辟首即断言:“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换言之,西蜀大地都有游赏之俗,而成都为最,游赏在成都有着相当的物质和群众基础——地大物繁和俗好游乐两者缺一不可,只有任何一点都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游赏盛况。北宋吕陶说:“夫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腴物衍,资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县官指为外府。”由此不难看出。不特是成都,就是成都周边地区,亦是非比寻常的富庶,同时也就形成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物质与文化的繁盛地区。更为关键的是,“既富且庶,役寡赋轻”,因此“古为奥区,今犹壮观”,于是“俗尚游乐,家多宴乐”,这就是宋人刘锡在《至道圣德颂》里所描述的成都景象。以至于清代学者纪晓岚得出一个颇富总结性的结论:“成都至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悠闲,岁时燕集,寝相沿习。……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岁华纪丽谱》提要)

  纪晓岚总算还解风情,虽然也要说“侈丽繁华,虽不可训”之类冠冕堂皇的官僚废话,但他终究要说“歌咏风流”,“往往流于佳话”这样的文人评语。而且他更看到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那就是在唐宋两代,成都作为富庶之地,出掌成都的人多是政坛上的重臣,可见成都之重要。当然作为形成成都风俗民情的要件之一便是这是执掌成都权柄的人,有着“富贵悠闲,岁时燕集,寝相沿袭”的心态和作派。此种榜样之作用,其力量真可谓无穷,我们不妨以一个事实的侧面切入。

  大抵在1056年8月,朝中重臣听说仁宗皇帝要用一位本来就喜欢游乐的著名文人——宋祁去执掌成都的权柄,反对的人非常的多,其中尤宰相反对最为猛烈。宰相的理由是:“蜀风奢侈,祁喜游宴,恐非所宜。”意思是说,宋祁的个性太多与成都相合的地方,去了将把成都人民“教坏”,自然这里面含着成都的繁盛对宋祁的“软化”。但是仁宗皇帝不信这套,似乎相信宋祁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当然还是宰相反对得有理,宋祁在成都奢侈过度,过着神仙的日子,其举动闻名于朝廷,因而数次受到台谏的攻击。自然像宋祁这样在成都奢侈过度,不足为怪,成都有其奢侈的物质基础,而他本人又有奢靡的个人爱好,在成都当然是如鱼得水。不过由于他经常受到攻击,因此当了二年零二个月(1056年8月至1058年10月)便被调走。因为古代当官走的是开科取士的道路,因此凡是当官的都能写几句诗是自不待言,尤其是诗歌写作还被作为考题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不用说,宋祁自然在一边作官,一边吟诗作赋,面对在都这样的美景及繁盛之地,更是不能无诗以纪。当然他的诗中在他看来最为切要的无非是:“此时全盛超西汉,还有渊云抒颂无?”(《成都》)物质和文化上的繁华超过西汉已经很多,怕的是没有杨雄、王褒这样的“歌德”高手来给盛世唱赞歌。此中已然透露了宋祁喜粉饰,重游乐,好燕集的本性,看来别人说他来成都“恐非所宜”,也并不全是诬枉之辞。

  无论是到成都当知州还是当督抚,喜欢游乐燕集的,宋祁既不空前也不绝后。薛奎就曾因喜好春游,作了十章诗歌《何处春游好》来赞美成都的春天之繁丽之生机勃勃,因而自号为“薛春游”,像这样不避贪玩之名声的地方行政长官在其它城市是相对较少的。这个薛奎,有意思得很,最擅长入乡随俗,在某处当官或者在某个职位上当官,他因表现而获得的绰号是并不相同的,其表现似乎判若两人。比如他在开封府的时候,以严格治理开封诸事著称,即所谓“权知开封府,为政严敏,击断无所贷。”(《宋史·薛奎传》)因而人称“薛出油”。一个人在不同地方当官,所用的方法竟然截然相反,不是只武断地说薛奎善变,而是时势地理,人情物理相去甚大之必然。成都之好游乐燕集,不只是一个民俗风情的问题,所谓“违之则人情不安”。薛奎或许非常用心地研究了这点,当然也可以从旁验证成都对一个人潜在欲望的激发与改变。

  事实上,成都如果不遭逢大的战乱,天灾人祸,成都的繁荣是有其先天基础的。如有宋一代,成都发生大的水灾共七次(996年、977年、1135年、1137年、1172年、1217年、1233年),亦偶有地震,间或有农民起义,这些都对成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有着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有宋一代,整个成都的繁华是不争的事实。进而言之,即便是面对一片废墟,成都的复建能力也是极强的,这可以在清朝前期的成都重建与开发中得到应证。这其中原因固多,但地理气候之类的自然条件不可低估,譬如土壤肥沃、耕作技术高、水旱从人(自然这是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灌溉农业比较发达等,同时还有虽经毁损而并不曾完全断绝的文化遗风,这些都是成都得以近三千年不迁址且繁荣不衰的内在因由和基本动力。有这样的物质和文化基底,在繁荣的唐宋两代多几个像宋祁这样“号召”士大夫和民众——自然是有一定物质资本的民众,厨烟不继是断不会去游乐的,当然这种人在成都相对其它地区较少——游玩燕集的人,也是并不奇怪的,尽管也有不少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宋祁好燕集游乐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承袭了他的成都前任的作风而已。如在1026年至1028年、1048年至1050年分别执柄成都的薛奎、田况,便可算是带头“号召”成都人民群众游玩的高手,尽管他们也并非开创游玩风气之先河的人。

  当然,我们不能具体找出一个倡导游乐风气的长官,来作为此种风气的“发明者”,以便给他奖赏。据《岁华纪丽谱》里记载:“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可见在田况、薛奎、宋祁们之前,游玩宴集已形成了一种风气,定期定程序,已经“谓之故事”。而且我们知道,太守是秦代至隋朝的官,后来已废。因为作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太守所执掌的“郡”不再作为地方行政区,所以太守已然不再是正式官名之称呼,只不过是习惯上作地方府和州级行政区最高长官的另一种称呼。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隋代以后便没了太守之类的正式官职,那么上述记载就表明,成都游乐风气已久,至少可远推至隋代以前,而且有一地最高行政长官带头“号召”游玩,可以反证班固《汉书》里对彼时成都地区人的习性的描述与评价。倘使上述记载并不是对彼时成都最高行政长官的称呼,而是对唐代以后执掌成都权柄的行政长官的习惯性称呼,那么至少也证明是“第一把手”在“号召”大家游玩这一事实。而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个道德(当然大部分是伪道德)至上的国度不啻是一种挑战,因为从农业社会的角度看,我们强调的是官员象征性的春耕季节赶一下牛,在春季放水灌溉农田的时候放一下水,在久旱的年份带着一地的大小官员祈一下雨。

  我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结论:唐宋两代执掌成都权柄的官员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传统的官员形象作对。自然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前述的“以从民乐,率岁有期,谓之故事”,并非全是虚假之托辞。“以从民乐”,是因为成都不少的民众尤其是士绅阶层衣食相对较为无忧,有喜好游乐玩耍的习惯,“以从民乐”就不只是入乡随俗的问题,就是从现代意义上讲,法律中的自然法也是由此而来的,也是真正的法律得以本土化的基础。这说明“以从民乐”除了掩示统治者自己骄奢淫侈的目的外,确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不能不给予应有尊重,自然我们不能拔高古人,说他们达到了这样认识事物的高度。如此一来,行政长官的“号召”就与成都人古来即贪玩好乐的禀性结合了起来。“率岁有期”,说明成都人的游玩和成都行政长官的“号召”既不有不违农时之处,同时又有利用闲暇游玩的意识,其游玩的时间相对较为固定,就形成了类同一定时间的“节日”。从正月元日至冬至日,成都衣食无忧的人“节日”不断,有的是地方行政长官倡导,有的是百姓自发而成。总之,众多的人参与的,从而形成的游乐宴饮之风以至终年不绝。

  随着城市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它的功能也就越来越多,人们需求的多样,包括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激增,势必需要城市的功能越来越完善。人们更多的需要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也刺激了人们更多的需求,同时使农业生产与商业的发展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商业发展与农业生产的互动。如此一来,就使得成都地区的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通过这种“率岁有期”的游乐活动,更好地利用农闲来进行这种生产和交易相结合的活动。不仅将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贩卖出去,换回自己所需的物品,更重要的是从游玩与商业交易勾连在一起的活动中,获得了比农业生产中更大的利益。因而我们才在每年不停的娱乐活动中,尤其是每年正月元日到四月十九日浣花夫人诞日的游乐中,看到了关于蚕市、药市等大型商业性买卖活动。在蚕市、药市、花会其间,除了养蚕人卖蚕,医人鬻艾,道人卖符,花农销花,官府卖酒(宋代实行酒类专卖),还可以方便农民们来买农具。可以说这样由官方“号召”或者民间组织官方相助的商业性游乐活动,似乎有点类似今日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各种“某某节”,只不过彼时是游乐甚于商业,不存在着过于明显的经济目的,游乐的气氛自然还十分强烈,文化意味比今日浓厚得多。可见宋代的蚕市、药市的游乐活动,内含有大规模的商业交易,对成都文化与经济的繁盛是必不可少的。

  强调游乐活动对成都的必要性,并非出自田况、薛奎、宋祁这样喜欢游乐,随时燕集的官员之手,而是史称为政简易,以一琴一鹤自随,匹马入蜀,两次执掌成都的赵卞在《成都古今记》里所阐述的。由于王安石颁行市易法,让官府出本向商人贷款,并根据市场情况向商人收购或出售货物,以此控制商业贸易;与此同时又实行酒类官府专卖,因此“方游观时,人情惧然,减常岁之半”。这样就使得各种收入减少,而彼时宴会和赠送过往官员的费用在成都地区又无度地增加,反而造成了成都发展的萎缩。所以赵卞指出:“譬之巨人以狭衾寝,覆趾则露肩,拥左则阙右,甚可笑也。今盘馔比旧从省,乐、优之给亦复过杀,设遂废之,则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远人之意。而小民之鬻肴果者,旦营暮供,藉以为养,此游宴之不可废也。”(转引自《岁华纪丽谱》)这就像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论述杭州西湖作为旅游胜地时所说的一样:“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为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王士性地理书三种》)设若我们排除赵卞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的因素,那么以两次执掌成都的经历,表明赵卞对成都如何保持繁荣与发展,是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的。他从两面论述了成都带商业性的节日游乐之不可废:一方面他从地方官的角度入手,认为天子交给臣下执掌一方,要保持稳定,“惠保远人”,但要注到前两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他又从细民百姓的角度着眼,说他们从早到晚,经营果品肴馔,供游人食用,以此养家活口。并不十分喜好游乐的赵卞于是得出“游乐之不可废”的结论,实在是让人深思的。这说明田况、薛奎、宋祁诸人之提倡游乐,虽然不无造成佚乐浮薄之嫌,但在客观上却是对促进经济与文化的繁盛起着一定作用的。

  更为重要的是,赵卞的言说中还包含着一些朴素的消费刺激生产的思想,其实这也切中了成都城市发展脉络之一端,也从某种意义上暗示了成都今日仍是消费为主的城市经济格局。譬如“今盘馔比旧从省,乐优之给亦复过杀”,则不便“惠保远人”,便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因此凡是掌管成都的人,固然要依照成都的人情——即成都人的民俗习惯,更应该顺着成都的物理——自然条件及其气候物产,来管理成都,才可能使成都获得真正的繁荣。这应是农业社会治理成都的不二法门,因为成都交通不便,所谓群山四蔽,物产丰饶,地狭人多,具有强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在此种自闭的经济形势下,自然限制了人们不可能将剩余物品大规模地投入手工业和商业之中,也不可能将自己更多的投入花费在购置土地上(像后蜀节度使田钦全在成都占地一万亩,这样大规模的侵占,在前后蜀当然很多。但他们不是买卖的结果,而是权力侵占土地的结果,不能用来作为支撑在土地上投入更多花费的观点)。

  在这等情况下,就只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成都地区自己周边人群的消费),因而《宋史》地理志中谈及成都:“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动至连月。”换言之,他们辛勤劳作的累积,肥沃土地的赐予,只有自己想些办法来消耗掉,那么吃喝玩乐便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因此成都人尚奢好玩就不只是成都人的过错了,有自然条件的促成。因此韩琦在给张永写神道碑里就曾说:“蜀风尚奢,好遨乐。公从其俗,凡一岁之内,游观之所与夫饮馔之品,皆著为常法,后人谨而从则治,违之而人情不安。”(《安阳集》)韩琦所说的正是赵卞在《成都古今记》里告诉到成都为官者的技巧。这也是古代农业社会对于自然条件过份倚重的必然结果,一个城市的发展十分依靠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制于这个“天”就是必然的。成都人这种在外地人看来,对“过剩”产品不健康的、不正当的、华而不实的使用方式,是可耻的不能容忍,也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书籍中遭到一致的谴责。除开我们的消费传统中对寅吃卯粮的方式不分清红皂白的否定外,的确还在于整个社会有一个尚俭的道德传统,从而形成了整个民族对奢靡之风排拒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固然不必完全同意马塞尔·莫尔离经叛道的说法:“推动社会迅速发展的力量并非来自生产:奢侈风尚才是伟大的动力”(转引自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我们要说,成都并没有忠实地履行他这一论断,但在农业社会,没有扩大再生产规模的机会,“过剩”产品出川的运输成本又较昂贵——交子的发明有多半原出于此,但交子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以后我们会谈到——成都人的选择余地就非常狭小,奢侈成了他们唯一的机会成本。而这成本的风险就必然加大,进而影响到个人生活品质,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成都人好游玩并不证明成都人的生活就不辛苦,苏轼就曾在《和子由蚕市》诗中写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积如连山。破瓢为轮土为釜,争买不啻金与纨。”苏轼这首诗的描写对象宽泛为四川人,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成都人。作为一般民众来说,苏轼所描写的生活才是他们真实生活,即所谓“一年辛苦一春闲”,而且“闲时尚以蚕为市”,他们工作的辛劳程度可想而知。这至少表明,历史是经官方和史家淘汰过的,因此成都人爱游玩及奢靡之风被一代一代的好事者放大,在众多文献中反复记载,而那些艰辛的劳作细节反而湮没不彰了。这实在是历史的宿命与无奈。但苏轼的诗却在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成都人,尤其是从事商业工作的成都人工作与游玩的秘密,即在一定的时间内,工作与游玩是很难分清彼此的。这就在一定程度模糊了成都人在农业社会的作息时间——作息在我们看来,并不完全指白天工作,晚上睡觉,还包括工作与休息是如何处理的这种观念——使我们想遽然分清工作与游玩的具体时间界限的企图变得徒劳,就像现今社会中的作息钟点对许多成都人并不起多大约束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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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词中的成都市场

  市场的形成固然是因商业的勃兴,货物交易的必要而发展起来的。现存的成都街道,大约还有七、八十条能见出过去作为市场之所在,进行买卖的痕迹,譬如珠市街、锣锅巷、八宝街、白丝街、银丝街、烟袋巷之类均是以市场或者作坊来给以命名的。倘若成都的市场形成仅限于此,那么其独特性便无法显现,因为其它诸多城市的市场形成,也与此大同小异,并无什么值得特别表彰的必要。但成都之不同,正在于它市场之形成,与成都农业发达后所形成的工商业发展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成都人爱游玩,喜宴集,包括人们利用农闲将商业与游乐一同付诸实施的特殊做法有关。一般说来,综合性市场比专业性市场发育要早,因为综合性的市场内要分若干的行,而专业市场是由市内的行独立分裂出来,专门组成专卖一种商品或主要卖一种商品而形成的。成都在后蜀时期便米市、炭市这样的专业市场,而炭市还曾被王建拿来枪决犯人。当然,像这样的综合市场和专业市场,不独成都有,全国其它发育较早的城市都会形成这样的市场,这是经济发展之必然。

  但成都比较不同的是,有一些季节性的特殊市场如卖花果、蚕器的蚕市,卖香、药的药市,卖器用名为七宝市,其它尚有扇市、夜市等等。这是唐代的成都,准确的是说唐僖宗年间的成都市场的情形。到了宋代,这些季节性特殊市场,更多变为季节性专业市场,甚至是每月都有,此类市场的性质是商业交易与游玩享乐两者兼而有之。细数下来:一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桃符市(《成都古今记》)。一位名叫庆余的近现代诗人,完全依照每月所举行的季节性专业市场,用竹枝词的形式写了二十四首(每市”两首)《成都月市竹枝词》,可见上述季节性专业市场,流风所披,影响之大。当然形成这种季节性很强的市场,既是民众对农闲的掌握判断,又是商人和手工商业者依据每一物种由生长到成熟,包括加工成商品所需时间的大略概算。市场的形成都是他们长期经营总结的结果,比始蚕市在前蜀王建时期便颇成规模,“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填委,蜀人称其繁盛。”(《五国故事》)因而种这季节性专业市场既有人为因素又有顺应天然物理的一面。首先是便于经营者对自己主营或兼营的商品加以购置罗致、储备运输,在时间上符合这些季节专业性市场对时间的特殊而短暂的要求。复次便于消费者在相应的季节里购买自己所需的商品,以便购买立马就用或以备他时再用。当然有的东西也可不分季节地在综合市场购买到,但其时鲜程度便大打折扣,而且因不合季节反而还比合季节性的购买要贵。不过有的物品也并不要求其时鲜程度,比如锦、香、扇、药等,因而消费者参加这些季节性市场交易的时候,有不少人是为了参与一些和时令内容相符的民俗风情观光,以及交朋接友的娱乐宴集。娱乐宴集自然是少了诗酒流连,文人雅士徜徉其间,并以诗词纪之而留下佳话,而我们更看重他们诗词中所歌咏的成都市场而保存的文献价值,从中看出民俗风情及其相应的社会学、人类学的意义,借机明了时间对成都人进行商业交往的特别作用。

  而天生就喜好游乐的文人们,更是在游乐之余或者在市场上,买到了自己的东西;或者在市场旁饮酒找到了快活;或者与好友一起寻花踏青,获得了使人难忘的享受等等。因而在游赏之余,还有雅兴将自己亲历的市场之点点滴滴描述出来,公诸同好,使得后人既可以从中赏析其艺术价值,学习作诗词之技巧,亦可以从中窥见成都经济消涨的线索。这也许是文人们在获得“百无一用是书生”酷评后,另一种意想不到的小用途吧。当然,歌咏各种市场的有很多是官员,有的甚至是被称为“遨头”的太守或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譬如田况《成都遨乐诗》二十一章里就有关于不少专市场的描绘,而蚕市便是其一。因蚕市在不同地点举行,田况便有分别歌咏大慈寺蚕市和南门蚕市的。关于前者他写道:“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成都遨乐诗·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蚕市》)田况没有直接写大慈寺前蚕市的买卖,而是用在蚕市上买蚕具、农具有老农和寺里面的笙歌对比,点染出成都人少愁苦,易欢乐的特点。也表明蚕市除了货物交易外,还是达官贵人和士大夫们车马喧阗,笙歌悦耳的游乐观光场所。而另一首描写南门蚕市的诗,则非常直白地写到市场上众多的货物买卖,对方便人们的生活和帮助农业生产发展的实质,“齐民聚百货,货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夥,碎琐皆不遗。”(《正月五日州南门蚕市》)

  检阅上述二诗,我们可以得出,蚕市有多处,计有城南的得贤门即谓五门、城东大慈寺、城西南的圣涛寺和大西门等。时间也不一定都在三月,三月蚕市或许是一个官方或者准官方的规定,要么干脆是一个从众的习惯。更多的时候,蚕市是在一至三月要举行多次,并非要等到三月蚕寺才开张,那么季节性的专业市场也是相对的,不像所规定的时间那般绝对。因为田况还有一首《二月八日大慈寺前蚕市》诗以及《岁华纪丽谱》里载有正月二十三日圣寿前蚕市,三月二十七日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市,可以佐证。词人张仲殊曾有一首《望江南》:“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人散后,茧馆喜绸缪,柳叶已饶烟黛细,桑条何似玉纤柔,立马看风流。”(转引自东元靓《岁时广记》卷一《鬻蚕器》)苏轼有《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诗:“蓝尾忽惊新火后,遨头要及浣花前。”他自注道:“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谓之遨头,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那么蚕市与遨游在时间上大体一致,而遨游时间比每年蚕市存在的时间相对要长一些,但二者大部分时间是重叠的,这就是“蚕市趁遨游”,二者联合起来,以达商业贸易和笙歌游乐的双重效果。张仲殊似乎只是把蚕市当作一个起兴的引子,其主要落脚点在于赞叹在蚕市期间那些纵情遨游者的奢靡无度,男欢女爱。韦庄说:“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红万妆。”(《怨王孙》)一生未必到过成都的、写艳词的高手柳永也忍不住提到成都“地胜异,锦裹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装艳治。”可见当时成都蚕市及遨游的名气已蜚声在外,或许就像汉代有人因不得见成都一面而遗恨终身一样。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旁看到蚕市的盛况,吸引了众多遨游之人的参与。

  黄岳渊、黄德邻合著的《花经》,开篇辟首即大讲特讲种花养草的气候和土壤,可见得有适宜之气候及土壤,才能进一步说得上花草的培植。而成都的气候温润,雨量丰沛,土壤肥沃,《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百谷自生”,而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华阳国志·蜀志》),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自然比较适合梅花、海棠、芙蓉等花种的种植。花草本来就是我们传统诗歌及绘画题材中的常见对象,诗人们对其加以歌咏,画家们对其加以点染,确是他们份内之事,因为花草是最能移人性情的尤物。但有关成都的花尤其是海棠、梅花的诗,我认为最好的还是抗金不成,郁郁从南郑退下来,不能施展其爱国之志,到成都作小官的陆放翁写得最好。他虽然没有直接写成都的花市,但他写到梅花及海棠的盛况,可以从侧面映证成都花市的繁荣,以及成都人的惜花之心。“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梅花绝句》)陆游藉此把对梅花的倾心喜爱,自己的醉意(真正的醉意以及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沉醉)及不得志的失意混合在一起,其复杂之情跃然纸上。而写海棠的诗则是:“看花南陌复东阡,晓露初干日正研。走马碧鸡坊里去,市人唤作海棠颠。”(《花时遍游诸家园》)“市人唤作海棠颠”可与“曾为梅花醉似泥”一样,堪称千古名句,对梅花与海棠的挚爱,非比寻常。

  对于各种时令鲜花,既有文人的努力倡导,又有民众的喜爱,更有杜甫曾写过的一位黄四娘这样的农妇之爱花、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同时进行鲜花的买卖交易,以适应市场,因而成都花市的繁荣便不是空中楼阁。花市成为季节性专业市场,应是宋代的事。1019年,官员赵稹开放彼时成都花开得最为繁盛、园林规模最大的“西园楼亭榭”,“俾士庶游观。自是每岁寒食开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岁华纪丽谱》)。比赵稹晚几十年知成都的赵卞在作《成都古今记》时记载的花市为二月,寒食开放西园观花游乐的习俗,只保存了几十年的观景便被废黜。因为旧日以农历二月十二日或十五日作为百花的生日,又称花朝,成都人脒在花期开花会,相沿成习。由于成习,很多本地人对此已无敏感,倒是一位随唐僖宗逃亡到成都的外乡人萧遘,对彼时成都的花市比较敏感:“月晓已闻花市合,平江偏见竹多,好教载取芳菲树,剩照岷天瑟瑟波。”(《成都》)此花市虽然不能确定交易的准确地点,但必是从水路运来进行交易则是无疑的。而且这个花市是从早上开始进行的,或者是个花卉的二级批发市场亦未可知,因为真正的个体消费者不可能那么早起来进行个体的单独消费,要么不全是或者大部分不是个体消费者。花市由唐代单一的交易,到宋代变成遨游节目的一部分,再到近现代成都青羊宫的花会,既是一个商业交易的机会,更是一个赏花游乐的好去处。

  生老病死对于人来说是不用测算的,也无法回避,因为上天不可能给任何人这样的豁免权。但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就在于要与不可回避的人生之一态——“疾病”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争斗,药的诞生可以预见就是如此抗争的结果。成都的药市见于《岁华纪丽谱》记载的有三次,全在观街(观街系玉局观之省称,在得与子城西南得贤门同处一地,有论者说或系今日柳荫街一带)举行(一为二月八日、二为三月九日、三为九月九日),大抵观街药市也纳入正月元日至四月十九日遨游必行之项目,因此这两次药市频繁地在春季举行,实为春季药市;另一次则为九月九日的秋季药市。九月九日作为秋季药市的时间,并非是随意而定,而是从较早开始,人们就有在九九重插茱萸避邪的习俗。宋人京镗曾有词云:“玉局祠前,铜壶阁畔,锦城药市争奇。正紫茱萸缀席,黄菊浮卮,巷陌连镳普辔,楼台吹竹弹丝。登高望远,一年好景,九日佳期。”(《雨中花·重阳》)而词人张仲殊以咏蚕市的同调《望江南》又描绘了成都药市的盛况:“成都好,药市宴游闲。步出五门鸣剑佩,别登三岛看神仙。缥缈结灵烟。云影里,歌吹暖霜天。何用菊花浮玉醴,愿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长年。”(转引自陈元靓《岁时广记·吸药气》)京镗和张仲殊都写出了九月九日成都药市的盛况,九月的药市或许是成都一年的药市中交易最为火爆的时候,人们纷纷前去乘兴游玩、求医问药,这对深受潮湿气候之苦而又解方不多——“西南岁多厉,卑湿连春夏”(宋祁《九月药市作》)——的成都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但在如织的人流中,除求医问药想将病治好的人以外,自然还有不少如张仲殊所说的“愿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长年”的人,想在药市上寻求长生不老之方。对于此,有的文献记载更为详尽:“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是日雨,云有仙人在其中。”(转引自《岁时广记·吸药气》)如上记载之史料,再一次证明,古往今来,想长生不死的人,绝非细民百姓。因为他们果腹尚难,苦海无边,谈何长生不老?只有那些不为生活所困的人,才可能兴起此等邪门之妄念。读书人入药市的目的,既是为“吸药气愈疾”,更是为“一粒定长年”,像这样违反基本生活常识的举动,竟然受到士人们的普遍认同。读书人应算是社会的有识阶层,尚且如此,中国社会的不堪,便不难想象。自然这其中有官员对长生不老的道教的号召,引起并无独立能力(经济上和思想上)的读书人的跟随附和。好在并不是一点批评的声音都没有,正是曾执掌成都权柄的宋祁对士人阶层在药市里寻长生不老之方的可笑做法,在《九日药市作》诗里提出了批评。而且他还在诗中表达了一些经商赚钱的经验,“乘时物无贱,投乏利能射”;药市中鱼龙混杂,药物质量没有保证,故尔“曹植谨赝令,韩康无二价”,应该提倡严格打假。宋祁毕竟算有见识的读书人,在彼时已经提出了对药市的管理措施。

  要言之,诗词里所表现出来的成都市场,所言的大多是现象及其热闹的表面,作为正规史料文献的佐证物来讲,它更多的具备一些民俗风物的价值,而与经济如何发展,市场如何繁盛关涉不大。因为古代的读书人虽然也很爱钱贪利,但在诗词中他们总是习惯于侈言高论,一旦著书立说,注重的也是所谓的修身养性等大言玄玄的道理,而于致用之处缺乏应有的观照,像宋祁在诗中所表达的观点都相当的稀少。但是从诗词切入市场这个角度是我们所迷恋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1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

  中国是个等级森严之社会,因此汉语中对于某人到某地,其称呼自然是很不相同的。如平民百姓,无非是“到达”,成都的方言口语则更为轻描淡写——“走拢了”,一旦稍有级别的人到了某地便是“抵达”,更有级别者则是“驾临”,而军队之列阵到某地者则为“开进”,至于案犯嘛,就对不起了,属于“窜至”。公元756年6月,成都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到成都的称呼很特别——幸蜀。其实这位“幸蜀”的人物才是真真切切的属于怆惶“窜至”成都,以求保命。但人们对他的逃至成都,却不能据实以陈,因为他是大唐的皇帝李隆基。皇帝之驾临成都,便成了“走拢了”的最高级别“幸蜀”。他之“幸蜀”可称是成都民众的大不幸,因为他的到来只能加重民众们业已繁重的负担。但总有人得了一点唐明皇“幸蜀”之幸,佛教徒们便是其中的幸运者。唐明皇逃到成都时,那时的难民蜂涌入川,当时的彭州刺史高适说:“关中比饥,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新唐书·高适传》),以躲避“安史之乱”带来的灾祸。有点地位的人逃入四川多至“道路相系”,那么平民百姓之悲惨逃命就更是难以数计。沙门英干——可惜的是,台湾比丘明复编的载五千多人的《中国佛学人名辞典》失载,因为大慈寺的饬建他居功至伟,尽管名为饬建,花的也还是纳税人的银子——正在施粥济贫的时候,被幸蜀的唐玄宗看到,仰佛力正在救济本该他所领导的国家拯救的灾民,或许感到愧疚,或许感到佛教之仁善,于是饬建大圣慈寺,并亲书“大圣慈寺”的扁额(这一扁额躲过了会昌武宗毁佛的劫难,却躲不过大慈寺被战火焚烧的命运),以示崇扬。于是在经济繁荣到将要发展到城市东南部的,出现一片庞大的寺院建筑群,“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区”,二万多间房屋,接纳僧众几千人(有的甚至说是一万多两万人)。其占地面积之大,令今日尚存之大慈寺望尘莫及。相传成都鼓楼街就是大慈寺钟鼓所在地,北门红石柱街就是以大慈寺庙门两根红石柱而得名,虽然这只是传说,亦可想见其广大。但就是据实而言,寺极盛时,其占地面积亦属不小:西抵今锦江街、江南馆街金玉街、棉花街;北至天涯石北街、四圣祠、庆云庵街;东抵城垣一线;南至东大街。寺院之宏阔壮丽,千拱万栋,名画纷呈,佛家胜景,一应俱全,不可缕数。但我对大慈寺的兴趣却不在其中的佛家胜景,纷呈的名画,虽然遥想起来亦不免动情,尤其是痛伤那些价值连城的名画的毁损亡失——文同《彭州张氏画记》、黄休复《蜀中名画记》和范成大《成都古寺名笔记》都曾记其盛况。但我更在于它“与夫市廛百货珍异杂陈,如蚕市、扇市、药市、七宝市、夜市莫不麇集焉”,与其它寺庙不同的世俗烟火情景。当然佛事胜景、名画众多,是吸引皇帝王公、官吏文人经常于此游览宴饮的一个原因;但它的另一方面亦即世俗烟火气,吸引的却是大量的商贾市民,各色人等聚集蜂涌大慈寺,因为此处有作为消费购物的场所,还有不错的商机,还不时有随之而来的民俗表演。概而言之,大慈寺之所以在唐宋两朝如此繁盛,与当时经济发展、文化兴盛的大环境有相当的关联,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功能的多样化,除了上述所言受达官贵人、平民百共同喜欢,但是各取所需的功能外,而且接受众多僧人的剃度受戒,是它作为大寺院的份内事;同时也是在战乱以及其它天灾人祸时期,接济难民给他们施粥的地方,因为正是沙门英干这一点使得唐玄宗饬建大慈寺。据称诗人杜甫到成都的第一站就是随难民到大慈寺接受施粥,以便留下时间到西郊浣花溪以及去拜访有点权势的旧交。而像杜甫这样逃难的人肯定不是少数,因此作为每此逃难经过大慈寺的人来说,大慈寺成了他们歇脚的场所,给自己补充一点微不足道但却十分重要的能量,然后再投奔下一个站或者另外的目的地,使他们不至于在尚未到达目的地或下一个救营地之前,成为饿殍,填尸沟壑,大慈寺于民众尤其是难民之重要,于斯可见。唐宋两代执掌成都权柄的人包括割据政据的皇帝,未必去了成都所有的地方,但有一个地方,似乎所有的人都去过,那就是大慈寺。唐宋两朝由于成都经济的发展,使得游乐渐成见,后来更成习俗,加之又有地方行政行官的倡导,因此大慈寺作为成都东南部新兴的商业区及游玩场所,必然引起人们的兴趣。现在我们就《岁华纪丽谱》一书里所记载的大慈寺作为市场和游乐场所的情况,辅之以其它文献,以作必要的参证,来对大慈寺市场、宴饮、娱乐诸方面作一个案考察。让我们根据《岁华纪丽谱》一书,先排出一个在一年里,依照时间(按农历)顺序,成都游乐宴饮、市场及游乐内容、领导者(为方便计,通称太守)及参与人数诸方面的大致情形的表格:唐宋两代成都游乐及市场情况的略表———————————————————————————————月日领导者或参与者大致内容地点(含宴请地)———————————————————————————————1月1日太守设宴、僧徒、持彩旗祛邪求福,塔上燃灯,安福寺民众僧人做法事。登塔眺望。———————————————————————————————1月2日太约系太守领群僚宴毕,妓女以度新词送茶早宴移忠寺此俗为宋祁始,后人因之晚宴大慈寺———————————————————————————————1月5日太守设宴、民众蚕市五门———————————————————————————————1月15日民众、官方上元节放灯,连续三夜———————————————————————————————1月14—16日太守皆早宴初更时分,到结采的牌皆早宴大慈寺民众楼或戏棚看变灯晚登五门楼———————————————————————————————1月23日太守就宴、民众蚕市,奠献李冰。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1月28日太守就宴、民众奠拜保寿侯、杜丞相晚宴大智院———————————————————————————————2月2日太守设宴、民众踏青,万里桥小游江晚宴宝历寺——————————————————————————————2月8日太守设宴、民众观街药市早宴大慈寺晚宴金绳院——————————————————————————————3月3日太守设宴、民众学射山射弓,巫人卖符于道,宴学射山游人佩上祛邪。夜泛舟池中晚宴万岁池亭——————————————————————————————3月9日太守设宴、民众观街药市早宴大慈寺晚宴金绳院——————————————————————————————3月21日太守设宴、民众海云市摸石求子晚宴大慈寺——————————————————————————————3月27日太守设宴、民众大西门睿圣夫庙蚕市,宴于净众寺太守前往祭庙。晚宴大智院——————————————————————————————4月3—4日太守设宴、民众祭无依死鬼,早宴移忠院观西园楼亭之胜。晚宴大慈寺———————————————————————————————4月19日太守设宴、民众至梵安寺谒浣花夫人祠,官舫宴于梵安寺民船同乐,溯流至百花潭———————————————————————————————5月5日太守设宴、民众医人鬻艾、道人卖符,宴于大慈寺众人祛邪,纪念屈原。——————————————————————————————6月三伏日太守皆设宴避暑江渎池早晚皆宴于江渎庙——————————————————————————————7月7日太守设宴、民众观夜市,七夕乞巧会晚宴大慈寺——————————————————————————————7月18日太守设宴、民众做佛事,解脱饿鬼倒悬之苦宴于大慈寺———————————————————————————————8月15日太守张宴、民众赏月宴于大慈寺———————————————————————————————9月9日太守设宴观街药市晚饮五门几三日———————————————————————————————冬至前一日太守张宴至驷马桥,祭祀祖先晚宴于天长观——————————————————————————————冬至日太守张宴宴于大慈寺——————————————————————————————冬至后一日太守张宴早宴金绳寺晚宴大慈寺——————————————————————————————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冬至前后三日的游乐活动分成三次,而把6月三伏天的游乐活动当作一次,把寒食无论是在4月3日还是在4月4日都当作一次,并且将1月14—16日包括15日的活动当作二次,那么整个游乐活动,包括专业且季节性很强的市场活动,算在一起,那么成都的游乐包括市场总共24次。24次中只有2次太守没张宴或者就宴,那么说明,成都的整个游乐和市场活动,只有8·3%的活动是没有行政长官亲自宴饮的。也就是说,只有一次是没有太守亲自率领或参与的,而且从深处说,与民同乐始终只是个悬拟在那里的标准,因为从太守的设宴来看,没有一次是有民众参加的。由此观之,整个成都的游乐活动是一种官方行为,从经济的角度看,是扩大内需的迫切愿望;从市场的角度看,是繁荣市场,有无互换的得力措施;从人文的角度看,是倡导人文气习,加固民俗习惯,顺应民意的需要。成都整个一年的游玩中,其中有关民俗的游玩活动有17种之多,占全部游乐活动的70%,这就说明民俗风情活动,仍是主宰游玩活动的主项。而关涉到市场或者市场与民俗相结合的游乐活动只占成都一年整个活动的30%。换言之,整个活动仍是以游乐为主,而市场之设立与发展,乃至满足民众的需求方面仍旧只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也就进一步表明,农业社会对商业发展的箝制,因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只有这样的结局。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大慈寺在有关成都的游玩活动中,占据了一个非常显要的位置。从最为枯燥的统计数据来看,在有案可稽的34次宴饮中,在大慈寺的宴饮有14次,占总数的40%。如次众多的宴饮,在背后必然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其一是大慈寺是个很大的市场,举凡蚕市、香市、七宝市、扇市以及小规模的药市均在这里举行。这些市场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民俗意味,需要官方的号召与参与。复次,公元785年,韦皋任西川节度使时,自西北引内江水入城,凿解玉溪,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前,于东郭附近仍入于内江。如此一来,使得大慈寺更成为游览胜地,而且有河流经过,遂成避暑之地,公元934年6月后蜀主孟知祥到大慈寺避暑。另外,大慈寺的壁画及佛家胜景,是雄冠当时,据说唐僖宗及其群臣百多的画像及众多的佛像在大慈寺上(《益州名画录》),这就证明“成都,西南之都会也,佛事最胜”(苏轼《大圣慈寺大悲阁记》),不特如此,大慈寺“左压华阳之胜,中据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垒秀其西偏,足以彰会昌之福地,宏一方之善诱,安得不大其栋宇,规正神居哉!”(韦皋《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像普贤菩萨记》),加以市场游览之胜,因此四方之士,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都前来参观拜访。这样就使得官家在大慈寺的宴请变成常事,自然就有专门的“设厅”来宴请同僚,以及官方要员及其他来访者。设厅是唐宋两代郡署之厅事,唐代诸州郡每十天宴犒将吏一次,为之询设,因而后来亦称宴请官吏的官署厅事为设厅。这就说明,官方在大慈寺有专门的宴集之处。此等常设之宴请,固然可添盛况,但糜费甚多是避免不了,而且也是吏制腐败的表征。大慈寺之繁盛可作为唐宋两代成都繁荣的一个标本,那么它在此之后的逐渐衰败,也是成都在近现代以前一蹶不振的缩影,可以说,大慈寺对于成都来讲是个活的观察点。大慈寺在极盛时占地千亩,至宋末衰败。而1435年,寺院发生大火,损毁殆尽,到1481年才修复,但占地大为削减。而清初整个成都全毁,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清初成都的建设较为缓慢,自然大慈寺只有简陋殿宇一二栋及铜佛一尊。1867年曾真鉴发愿从修大慈寺,经过十一年的时间才修完毕,但占地只有四十亩,可能只有极盛之时占地之零头。我有很多年就生活在古大慈寺的占地之内,走过这些街道,想起古今往事,竟不胜沧桑之感。前几年我住在旧名福寿街通过的一个院落中,那里是清末妓女成堆的地方,又名新花街(后更名兴化街),讹呼为“心花街”;现今我借住在清末名为杀猪巷,后改名为玉成街的地方。都被所括在古大慈寺范围之内,虽然大慈寺已今非昔比,但现今仍不失为人们休闲的好场所。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左冲右突的道路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李白

  拿破仑的行军速度与尤利乌斯·凯撒同样缓慢。

  ——保尔·瓦勒里

  几千年来的突围

  成都平原虽然有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物产丰饶的优势,但这只是从它小范围内的情形来讲。徜若成都平原一旦延展到其边缘地带,虽有丘陵过渡,但最终要受到北有秦岭,西有青藏高原,南有云贵高原,东有长江三峡之险的封闭。如此一来,成为四塞之地,就是它必然的宿命,而此等状况,对成都的发展必然有相当深长久远的负面影响。就是于今看来,这样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存于成都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形成一种相当内闭的自以为是的观念;另一方面,又确实存在于成都周边远程的交通状况,始终不可能像江南那些大城市一样,做到真正远程意义上的四通八达。其僻处西南一隅,无论是文明进步观念播种的欠缺,还是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工业化、商业化程度的不够,而这一切都是交通对成都进行大发展限制的必然结果。

  诚然,四川人包括成都人都不甘心于这样封闭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束缚,为了打破此种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几千年来他们进行了不懈的突围。而倾注在交通上巨大的心力,不停的修桥补路,扩大自己的交往空间,便是此种不懈突围最具体的显例。而在开辟成都通往各地的道路的劳作中,民众出力甚巨,自然不可能是一家一族之力所能完成。但有的家族在其中成就了相当的功业,这是为扩大与外间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为消除几千来的空间阻隔的四川人理当永记,铭感五内的。

  公元前130年,中郎将唐蒙奉汉武帝之命打通夜郎、中通道,由于开道工程艰巨,凿石开阁,加之征调民众过急,进展甚微。在此等进退危难之际,唐蒙拿出强硬手段,强起军制,诛杀在其看来拖延工程的巴蜀土著首领,一时民众惊恐骚动。由于彼时西汉政权正与匈奴交战,兵力及军资耗费甚大,若同时参加,势必不能兼顾,于是汉武帝果断派遣成都人司马相如以特使身份,紧急回川救难,解决开发西南夷道的诸问题。这位成都人,由于遭遇了在后人看来是千古绝唱的、有滋有味的爱情“历险”,其寒微的身份及家境令其岳家卓氏大家族特别鄙视,且有文君新寡与其私奔的不合时宜,自然他颇感压抑。于是在前往长安任职过成都升仙桥送客观时,便于桥柱题写了“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之类“自绝后路”的表决心的话。自断后路,果然有成,这不,成都的百官们似乎都知道他的心意,就立于升仙桥旁迎接“钦差”司马相如的高车驷马,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以先驱,实在荣备之至。这盛大的迎接的场面,前呼后拥的阵势,想必我们现代人不缺乏这个想象力。虽然司马相如过份夸张了些,不免有点收不住的得意洋洋,但从他对巴蜀的长久深远的贡献,这点过火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他这次衣锦还乡,的确解决了唐蒙无法解决的开发西南夷的重大问题。

  我们的文学史,总是爱说司马相如是才压两汉之人,但坦率地讲,我对他写的汉大赋没有多少兴趣,文章中铺张扬厉,谀词竞作,没有多少特别使人心动的地方。相反倒是汉武帝派他来处理通西夷、西南夷的棘手问题,显示了他给巴蜀人民乃至西南人民所带来的好处。而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评价经常提到的是他的文学成就,而对他经世致用这方面的成就却鲜有深入的评说。我个人认为,他的历史贡献,主要在打通西夷及西南夷方面,破除巴蜀人民一些固有的陈旧观念上,从而压倒了他文学方面的功绩。固然,在汉开西南夷,通西夷之前,民间贸易的商道早已沿着民族迁徙的故道辗转相通,但自从汉开西南夷之后,中央王朝才越滇蜀之交界地,继续向西发展以至通达永昌(保山)、滇越(腾冲)等地,进而开辟了由蜀到缅甸、身毒(印度)的官道,成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一。而西南丝绸之路主要路段的连接及其官道的开通,司马迁居功至伟,其功劳应不在出使西域的张骞之下。公元前130年,司马相如拜为中郎将,主办邛笮等部落归附及招抚数以百计的“君长”的任务,率众新设边关,打通灵关(今四川峨边县以南)道,架桥于孙水(今四川安宁河)之上,筑成通往邛部(今四川西昌)的道路。在此之后,在即将开通西南夷尤其是夜郎之前,司马相如代汉武帝作了一篇《喻巴蜀檄》的文章,以晓巴蜀父老,由太守转布各县道,阐明朝廷以文化统一方针开发西南夷的重大意义,希望大家深明大义,理解并支持。

  更为难得的是,当开西南夷道历久未成,引得蜀中父老怨恨,加之中央也有不少反对意见时,司马相如历排众议,又作一篇名重一时,意义深远的《难蜀父老书》。其内容是以蜀中耆老大夫缙绅为代表的27名蜀中父老,向司马相如言说开辟西南夷劳民伤财,对于蜀中人民以及西南诸夷民众,都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更为要命的是,蜀中父老的这种观点,获得了朝中一些大臣的支持。而司马相如站在社会变迁,文明进步的大立场来谈论这个问题,虽然开西南夷的确用的是民众的血汗之财,弄得不好,也确会使“百姓力屈”、“士卒劳倦”,但从长远来看,却对蜀中父老、西南人民有相当多的好处。司马相如于是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不可辩驳的口吻说道:“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因为他认为“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而且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你们说开西南夷道将是得不偿失的话,那么,倘若“蜀不变服”、“巴不化俗”,那么巴蜀的发展与进步从何而来?司马相如这种观念正可以拿来对当今四川人包括成都人的自足封闭观念作一针砭,因为四川人的这种观念实在根深蒂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预设了现存秩序不可置疑合理性——成了四川人不易根治之病症,影响了四川乃至成都的快速发展。

  在司马相如指导各路人马开通西夷、西南夷的道路之前,这些道在秦代已然有所开通,即秦所开五尺道,但现在路线已很难详考。汉初由于新得国鼎,尚无暇顾及边地远邑,因而汉初已废。经司马相如的经营且写《难巴蜀父老书》一文,终于在公元前129年,开通了从宜宾溯南广河而南,经大关或叙永或镇雄到毕节的。而对于通西南的临邛道,是以临邛为首的,而那里正是司马相如岳丈家卓氏大家族的大本营,而卓氏大家族是赵国豪门,秦并六国后强迁入蜀。“至临邛,即山鼓铸,富至僮千人”(《史记·货殖列传》),现在云南丽江、昭通等地均发生有“蜀郡”字样的汉代铁器,即可证明卓氏与程郑大家族通过以临邛道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南诸夷进行商业往来。为后来中央王朝勘验、修建官道打下了坚实的道路基础,以至于最终远通印度。这就说明整个与司马相如有关的家族,都对开发整个巴蜀尤其是成都通往西南地区的道路(商道、官道)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卓氏大家族的功劳在于从自己经商的利益出发,与西南诸夷做生意,使以前尚有的商道不废,客观上加强了与诸西南夷之往来,可以说这是对西南丝绸之路保持一定通畅的自发性维持。而司马相如则不同,他是站在中央王朝的战略观点及整体利益出发,还有巴蜀应接受先进观念并努力变革的前提条件下,坚决接受中央王朝的指派来指导开辟西夷道及西南夷道的。像他这样对开发西蜀有功的人,我们不应因其文学成就——对他的文学成就,我再重伸一遍,我评价不高——而使其功劳湮没不彰。

  揆诸一般情理,城市之建设,多选择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有的甚至本身就是水码头。但张仪建成都城的时候,成都周围并没有什么河道,但是成都水源之充足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成都一带古称陆海,而在张仪筑城时,尚有许多沼泽湖泊,这是可以推想的。而且史传张仪筑城时屡筑未成,最后依龟迹而成,固有后世论家所认为的成都土质松软之故,但不容视的是沼泽湖泊乃至地下水过多,而造成的筑成都城屡筑屡坍的事实。后来李冰引都江堰之水,穿二江以便于在成都行舟,接上岷江水道,以至于三国孔明送费出使吴国便在南门大桥登舟,殷殷期许“万里之行,始于此矣”,而汉晋时成都便有“泛舟顺流,舶舻千里”之称。到了唐宋两代,繁忙的成都水码头有“水向金陵”之称,韦皋镇蜀时还在成都东南二江合流处建了合江亭,以后便成了成都作为水码头的起点,所谓“门泊东吴万里船”,“江平偏见竹筏多”便是对合江亭水码头繁荣景象的描述。而且成都与长江沿路各城市之间进行商贸往来必不可少的通道,“浪里争迎三蜀货”(卢纶),“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而且如果船只不往来,便会造成“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的囤积阻滞,这便是水道往来及商业繁荣的明证,尤其是成都陆路到重庆及出夔门的运输通道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成都水道出夔门出川一般称之为“峡路”,而峡路是出川最为天然的道路,当然由于古代帝都大多建于北方地区,因而川陕路虽然艰险,却是四川地方政府沟通中央王朝的必由之道。因而从政治意义上讲,峡路不如川陕路重要。自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像王朝的乱世和末世绝对除外,比如唐玄宗、唐僖宗奔蜀,以及宋末之抗蒙古,就靠的是峡路的运输作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维系。不过,从商业价值来看,峡路丝毫不逊色于川陕路,而从军事意义上讲,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尤其是清朝以前。因而在唐宋两代,从成都开始到宜昌的峡路和川陕路设陆驿一样设水驿(码头),到元代在此水路段有49个水驿,而清代增至62个(见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单从此点,亦表明清代水运的繁荣及发展程度超过了元代。在宋代以后的峡路用途是极广泛的,比输漕运,粮草,布帛——单是983年就从西川取峡路水运布匹66万匹,经荆南入开封,可见其运力之强大——甚至运军马,只是有王十朋等人力主废除船只载马匹(《夔州论马纲状》),后才作罢。宋代诗人范成大便是从成都登舟,到嘉州换大船而至长江出川的,按当时之算讲,成都到宜昌总共23天左右,这说明其快捷。但水路有个天生的弱点,便是其上行能力与下行能力的不均衡,若完全取水路上行,从万县开始到达成都便要100天,而舍水路登陆则只需要二十天,这无论是对传递信件或者运输货物在时间的要求上,还是在运输成本的低廉方面,与水路相比,都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但峡路的重要性使得峡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畅通无阻的。譬如诗人岑参——峡路水道往来的商贾自不必说,就是文人有案可稽者亦有李白、杜甫、张祜、陈子昂、张说、孟郊、白居易、刘禹锡、杨炯等人——在公元768年罢官东取江路归南阳时,因戎州群盗断江路,被迫“淹泊戎州”(《阻泸戎群盗》)。自然,在战事纷起、群雄割据的时代就更是如此。因此打通成都从陆路通达重庆出夔门的道路,不仅有利于射利之商贾之往来,而且有着极强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因为宋绍兴年间,经常将川西眉山、乐山、泸州等地的粮食就是从外江(指长江水道)通过内江(嘉陵江水道)运入抵阆中、广元(宋《垫江志》),当然这都是官家的“转般”——这样的迂回“转搬”,从商人射利的角度看,可能不划算,但因为官家惯于注重稳定军心及边务的重要性,有时不顾成本——但也表明这两条水道在宋代的重要。同时与更省力省费省时间的成都抵达重庆的北道联合起来,对四川中部偏北一带经济的发展、军事的重要性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成都通往重庆的道路,从传统意义讲,有南道与北道之分。北道经过飞鸟县(中江县大华乡)、遂宁、合州(合川)而至重庆,约900里。而南道则经过龙泉、简阳、资中、资阳、大足邮亭铺至重庆,约950里。后来随着经济发展的南移,北道的位置逐渐被南道所代替,而且南道亦称东路驿程便越来越频密,而且对于成都来说,终至陆路完全代替水路局面。

  就成都向远程发展的道路,进而出川而言,固然有现今我们所说的川滇线、川藏线、川甘线(甚至包括川青线)、川黔县等,但就传统意义而言,川人在川鄂线(陆路、峡路)、川陕线上所花的心血要更多大一些,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如此。但是千年来的突围,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是太明显,换言之,不是质的变化,譬如川陕道就是如此。一位宋人曾不无得意地说:“蜀号天险,秦以十月取之,后唐以七十五日取之,本朝以六十六日取之”(《邵氏闻见录》)。首先这表明所谓的天险在民心向背面前,其实无险可恃;复次在去掉每朝所取蜀时的各种因素并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下,道路正在变得好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远没有达到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正如保尔·瓦勒里所言:“拿破仑的行军速度与尤利乌斯·凯撒的行军速度同样缓慢”。而这一切,只有到了飞机与火车兼用的今天,才在出川时间的过多稽延上有实质性的改观。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5 | 显示全部楼层
  生活要我们跑多快

  古时的中国社会自不必说,是农业社会,生活节奏缓慢,使得常人对交通的需求程度远不如现在这样紧迫。因为在现代社会,时间的长短成为解决一项事情中,不可缺少的变量,因为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以至于很快就能生出些今是昨非之感。只要随便观察各种古典典籍,我们便不难发现,在邮亭、驿站那样的地方,古人们诗兴大发,离愁别绪甚浓,因此邮亭诗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写作题材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但他们之所以诗兴大发,主要是交通的不发达,行路难所带来的辛苦,以及时间上的平缓,使得他们对生活之苦辛有更多闲暇的时间去体会去咀嚼,从而将其发而为诗。我们只要想一想,倘若从川陕道的陕西起点汉中出发到成都,要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路上行走的一个月,行人除了喝酒吃饭休息外,他还做些什么呢?哪怕有可心的旅伴,也不可能天天谈心无间,因此写诗作文成了消遣光阴、打发寂寞的一种普遍做法。以至于像陆游这位高产诗人,由于频繁往还各地,加以诗情勃郁,在九千三百多首诗中,直接写邮驿的诗有近七十篇之多,成为运用邮驿写诗的高手。

  由于古代交通的不便,山川横阻,作为四川包括成都这种四塞之区,要与外界(此处多指跨省交往)交通联系,其所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其交通的总成本之昂贵,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宋代沿嘉陵江水道从广元经长江水道到达湖北宜昌,需要28天左右,其中广元到阆中约3—4天,阆中到南充需3—4天,南充到合川约3—4天,合川到重庆需1—2天,重庆到宜昌大约需16天。诗人范成大做官离开成都时,从成都出发到乐山换大船,再沿江而下,到涪陵共花了12天时间,从涪陵到忠县为1—2天,忠县到万县为1—2天,万县至奉节为1—2天,加上奉节到宜昌需6天,总共从成都出川需要23天左右。倘使逆水而上入蜀,从万县到成都,行水路而需要100天;但从万县弃船登岸,就陆路,则只需要不到20天的时间(见范成大《吴船录》)。这条“黄金水道”之繁忙是自不必说的,平日过往的多商旅船只,以及政府不急之物,比如常规的物资转输亦即漕运。而那些急需的物资则是通过陆道,间或东道达荆楚,再抵京师,但过迂回,故尔最高当局急需的物资多是从川陕道陆运到京师的。这表明了峡路与川陕道在某种意义上的分工。“贡输商旅之往来蜀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凡蜀之可以充内府出京师而侈用乎诸州者,皆陆出;而其羡余不急之物乃下于江。”(《峡州至喜亭记》,转引自《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

  这里蕴藏着一个简单的道理。因为从商人的角度看,如果不是做的时令性生意,对货物的时间性(如保鲜、或者应时上市等等)不要那么强,那么通地峡路而至外地做生意,其成本相对陆路则要低廉一些,而时间在其整个经营成本所占比例又小,则选择峡路是理所当然的。但最高当局尤其是内府所急需的物资则不同,因为这些物资不以赢利为目的,因而不计成本不管代价,取悦内府,供其淫乐享受便成了物资运输的终极目的,因此哪怕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在所不惜的。比如川陕东线的荔枝道,就是典型的供内府需要的东西,说准确点,就是唐朝的杨贵妃喜欢吃枝,唐玄宗为讨得她的欢心,专门修的一条运输荔枝的贡道。这条道是从涪陵荔枝驿北上至罗温县地,沿龙溪河谷至梁山驿(梁平县)、高都驿,经通州(达县)循下蒲江翻大巴山,再取洋水至西乡县,经子午道至长安。这条线是涪陵至长安最短的路线大抵有二千里左右,一般史书载荔枝3天即可运到,一方面这符合荔枝保鲜要求,另一方面也与唐朝急递日行五百里的速度相去未远。这样快速的运输,就是典型的不计成本,不顾民情,不顾马匹及人员之死活的,正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同时也就反过来证明,倘若这种运输荔枝的方法,成了商人们普遍的运输方式,就表明有一个强大购卖和消费荔枝的市场存在,人们普遍的购卖力是强劲的。利益促使商人不顾这种高投入,因为这种高投入会有高的利润,但是这里面也有很高的风险。商人之间为抢夺市场而进行的争斗自不必说加大了风险的强度,但同时也使市场可以免于垄断而使购卖者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但在古代社会,这种“高消费”——我们假设从市场的角度看,有足够的维持这种杨贵妃式的荔枝高消费的市场——可能会受到想独享骄奢淫逸之类的高消费的统治阶层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既来自政制体对有钱群体的排斥,也来自虚伪的道德对统治者的帮助。而这种风险使得商人们不可能放开手脚,去运输“杨贵妃们”喜欢的荔枝,这也是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即人们对利益的本能获得,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实现,从而导致市场萎缩的一个内在原因。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冰释一个长久盘据于心的疑问:为什么峡路成为商业运输及官方常规运输的繁忙通道,而往陕西的北路通道——北路通道运输成本过于昂贵,使得彼时的铁币自身的运输成本过昂,从而降低了做远程生意时,相同甚至高于当地品质的货物仍然缺乏竞争力,因而人们思谋着“发明”纸币交子——多半成了官方救急以及运输那些不计成本的货物的通道。从而也就变向表明,人们对时间的所谓珍惜与否,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古代商品经济(其产品只有自己消耗,要外运就成本甚昂,没有竞争力,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望愿无法得到刺激和实现)不够发达的地区,它反而成了人们常见的可供浪费的资源,这也就是容易吃饱的成都人——成都在唐宋时期相对于其它地区较为发达的,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已——比较容易享受悠闲时光的物质基础及传统习惯。换言之,与其说是生活要我们跑多快,在时间上紧迫起来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的欲望得不到有效的刺激和保证,导致消费的萎缩。再加上交通的不发达,在小范围内的资源相对过甚,无法大规模的运输外地,扩大消费层面,形成资源和市场的重新有效配置。以至有的地区过甚的物品,在其它地区则是难得一见的紧俏物品,但运输成本的昂贵又阻止了人们购买能力,就使得物品相对过甚的地区如成都,其民众只能过着放佚贪玩的生活。古代社会的生活似乎不需要人们像今天这样跑得风快,交通的不便反过来也加深了人们对时间物理化精确化的漠视,从而使人们对缓慢的生活节奏安之若素。

  由于川陕道不仅是军事、政府下达公文及商业的要道,因此过往客商、文人、官僚等非常之多。一般说来,四川咨陕西公文多由剑阁道而至陕西,而且1775年,云南到陕西的公文也改由此道到达抵陕西。因此清代取此道及附线东川道入蜀的人就有王士正、方象英、陶澍、高延第、张邦伸、吴焘等,他们分别著有《蜀道驿程记》、《使蜀日记》、《蜀游日记》、《北游日记》、《云栈日记》等书。说明川陕道中取剑阁道或东川道入蜀所费时间,行踪情况,已引起了清朝官宦人员的较为普遍的注意。其实此前的也有不少人注意及此,比如大地理学家王士性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请允许我节外生枝,谈一点在众多的入蜀路程及沿途景象之记载中,我之所以选择地理学家王士性的原因。首先王士性入蜀前遍览有关蜀中典籍,自然也包括左思的《蜀都赋》、范成大的《吴船录》、陆游的《入蜀记》。复次,王士性是比徐霞客早几十年降生的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其成就不在徐霞客之下,而且其思想直接影响大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等,开启整个有清一代地理学中重实证、重思想的路子。他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的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他认为经济重心不仅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而且还将有继续转到岭南和西南的可能,这是相当高明的见解,前者已被证实,后者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证实。而且诚如杨体元所说,王士性所到之处“志险易要害、漕河海运、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徼情形,以及草木鸟兽、药饵方物、饮食制度、早晚燥湿、高卑远近,各因时地异宜,悉如指掌。”(《刻广志绎序》)这样的思想就是放在今日来看,也是经得起的检验的见解和体察山川风物的方式。

  现在我们来与王士性一起经历古川陕道的行程。王士性对古川陕道陕西一路的起点,他认为应该从宝鸡开始,因为宝鸡系古陈仓县。7月4日出陈仓县南门,午饭稽留铺,十里登山而至大散关,晚宿东河,“虎豺昼夜伏道旁”,说明在川陕道上并不只是明末清初那段战乱阻隔商道,而致偶有路过遭虎豹噬吃,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已然出现此等情况,也可反映出明末商业萎缩之一斑。7月5日,饭东新店,进入真栈道,宿草凉驿。7月6日过百岁村,至凤县。7月7日,上凤岭,晚宿三坌。所谓三坌,是指一路去凤县,一路通褒道,一路去眉道,孔明出斜谷处在此。7月8日,从三坌出发,午抵陈仓口,路险仅容一人通过。7月9日,行十里上柴关,至紫柏署。7月10日,发留坝,饭武关,随黑龙江南行,至七盘之鸡头关,宿褒城。7月11日,饭黄沙,溯汉水而行,至沔。7月12日,发沔,饭沮水,宿青阳,从沔到青阳,缘江乱石无路。7月13日受大雨之阻,再宿于青阳。7月14日,抵金牛。7月15日,至五丁峡,此传说中石牛粪金处,过柏林驿,抵宁羌州,宿宁羌。7月16日,至黄坝。7月17日,走十余里过一溪水,此溪水在其南北分立二棹楔,是陕西、四川的分界处。7月18日,见嘉陵江,见峭壁为明月峡,其上则为朝天岭,宿沙河。7月19日,从千佛崖下到广元。7月20日,从广元乘舟至昭化。7月21日,从昭化至虎跳。7月22日,从虎跳至苍溪。7月23日从苍溪到阆中。7月24日,从阆中出发。值得注意的是,从阆中到广汉全是石块铺就的大道。7月23日,宿柳边。7月24日,宿盐亭。7月25日,宿潼川。7月26日,宿建宁。7月27日,宿古店。从阆中而来,吃饭、睡觉、马匹和轿子的供给全是出自军队。7月28日至8月2日(共5日),下古店,过新都,至弥牟镇,到抵成都驷马桥。

  王士性川陕古道行程,共费时29天,去掉1天受阻于雨,实算为28天。可能7月28日至8月2日这5天内,从古店过后开始的行程,王士性与其同伴刘元承,边走边看风景,多费了时日。倘使这段行程大约3天可到的话,那么实际所费时间就应为26日。在这实用的29天之中,川陕道陕西段虽然所占的里数可能只有川陕道长度的三分之一,但所占的时间却多达14天,是所用总时间长度的一半,可见川陕线的行程难度多在陕西(当然王士性未剑阁道)。而川陕线四川段,由于王士性采取了迂回到阆中,然后经盐亭、三台等地,再到成都的路线,虽然比走剑阁道要平坦一些,但所费时间可能比走剑阁道要稍多一些。王士性无急务在身,没有采取抄虽是近道但却是险段的走法,大抵是为了行程的舒缓,有利于身心健康,保持一个在相对长的行程中,不致于中途生病。马可·波罗也曾写道:“向西骑行山中,经二十日程,抵一平原,地属一州,名成都府。”因为不能确定马可·波罗从什么地方抵成都费了二十程,据有人考证,每程应为40—50公里,那么就是近一千公里。另一种译法将马可·波罗的二十日程,翻译为“走过二十过驿站路程”(陈开俊等,福建科技版),而每个驿站的路程又并不均等,那么是否是一千公里就还有疑问。但可大致推断的是,马可·波罗从秦岭一带过来,与王士性所花费的时间相去不远,可能王士性的起程要比马氏要远一些。但不管是马可·波罗还是王士性所费时日,都不少。王士性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从宝鸡抵达成都,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但对古人来说,这已经算顺利抵达,没有意外,应该庆贺了。王士性在川陕线所走的这一个月,现代的人可以用来简单地周游世界各同而有余,单从此点来看,古人的生活质量确实不能与现代人相比,因为他们如果要到各地去直接交流——经商、旅游、做官等等——在路上所耗费的时日非常多,这一点在新修公路以前,不管相去多远,所费时日相差不大。除非像给杨贵妃送荔枝那样的“急制速度”,同时我们也就理解二百多年后,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在清末科举尚未废除以前,从北京到四川监考,在川陕段所费时间几乎与王士性差不多的原因(见其所著《蜀酋纪游》)。

  生活要我们跑多快,对成都人来说,历来是个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先人们生活中的水

  人把它创造出来与日月同辉,

  从这里流出来的是水,也是信念。

  ——梅·萨顿

  上善若水。

  ——老子

  真正的世界奇迹

  80年代末,《纽约时报书评》对一本书兴奋地评价道:“本书读来妙趣横生……使人觉得学历史就像吃冰淇淋那样痛快。”以我们的阅读习惯,来猜度这是一本什样的书,肯定是困难的。因为在我们的阅读和学习过程中,学历史绝对是件枯燥得要命的事,而非“像吃冰淇淋那样痛快”,更何况这是一本反映一项美国水利工程的书——《胡佛水坝》。作者约瑟夫·E·史蒂文斯漂亮的文笔加上他科学的理性精神,使我叹服,多年以后,我仍能记住他所描述过的许多精彩细节。以我的孤陋,还不曾看到过中国人将水利工程写得如此科学而有趣,让门外汉也读得眉飞色舞。这让我想起几千年来寂寞的流淌着,不舍昼夜,灌溉了无数农田,给民众带来无尽福祉的都江堰。

  但奇怪的是,我们却将荣誉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那早已“死去”——事实上,长城从诞生那天起,就没有有效地起到阻止“胡人牧马而南下”的作用,后来历次的外族凌侵中,其所起的军事作用也并不大——而且积淀像孟姜女这样千古民怨的长城,而冷落了真正给民众代来绵长之福祉,至今仍泽润天府的都江堰,真是使人匪夷所思。从表面上看,都江堰只泽惠了成都地区民众的生活,但其实它所起的作用之巨大,是无论怎样估算都是并不过份的。从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来看,凡是国家动荡,处于生死危亡之秋,四川包括成都始终就处于整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南宋末年抗击蒙古的入侵,本世纪抗击日本的凌侵均是如此,那么整个川西平原得都江堰之溉,水旱从人,使粮食在非常时期也能得以丰产,有抗击侵略者的物质资本,这正是余秋雨在《五城记》里所说的,在祖国大西南的版土藏着一个成都,实在我们的福气的深层原因。亦如明末陈演在《大修都江堰碑记》时,赞赏当时主政四川的刘之勃大修都江堰,而彼时刚好兵荒马乱,四川愈加重要,都江堰的正常运转与否就更加重要,因为它关乎整个成都平原粮食是丰收还是减产的大问题。可以说,川西平原要有长期而稳定的发展,都江堰确是居功至伟。

  都江堰对川西平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防洪、漂木、提供生活用水等自不必说,尤其是它灌溉良田的功用,实在发挥着二千三百多年来最伟大的效益。在都江堰修成之初,都江堰所发挥的作用都是综合的,因为古来灌溉用水取之于外江,而内江之水则多用于航运,而且同时可用来漂木。发展到后来,便是内江以发展灌溉为主,而外江则专事排洪。当然所谓的综合利用,并不是指这些发展是齐头并进的,尤其是灌溉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因为有时灌溉要让位于航运事业,因为越是古代,四川或者成都的陆运发达的程度低于水运,而且成本也较低,因为水运是必须保证的要务。《史记·河渠书》中对此有非常明白的表达:“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浸溉”。范成大在1177年6月28日从成都到郫县,在途中看到了等雨插秧的景象,“前两旬大旱,种几不入土。临行连日得雨,道见翁欣然曰:今年又熟矣!”迨至郫县才见“家家有流水修竹”(《吴船录》)。由此不难证明,航运仍是最重要的事,而且据史书记载,直到元初,都江堰水系的航运都还较为发达。至于说,由成都到乐山再到宜宾的水道,单说公元前377年,蜀军由成都出发,循岷江入长江,游水而下,进逼楚地兹方,可以想见水源之丰沛,造船术之精湛,航行技术之发达,都是不难想见的。直到清代中后期,这条由成都出川的黄金水道,才逐渐萎缩的,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森林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河床因泥沙堆积而抬高,另一方面是水量逐渐减少,或者由于灌溉面积的增加,对用水量的需求增大,而导致了成都丧失了它作为水码头的航行基础。也就使得成都对外的交流,完全要依靠不是很通畅的陆上交通,加上对外运输及交流的成本。

  至于说到都江堰的防洪功能,当然它所起的作用是保证成都不受或少受水灾的影响,或者减少水灾对成都的损失。但它对成都下游的城市如彭山、眉山等地,就不存在多少保护作用,当然这是它的影响范围所致,也是保护和发展中心城市成都,而惯于采取的“丢卒保车”的一招。杜甫逃难到成都的时候,成都人不无得意的告诉他成都的水旱从人,“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这样确凿的例证,虽不是史不绝载,也非绝无仅有。公元910年8月5日,岷江洪水将都江堰渠首枢纽向下游冲移近一公里,但宝瓶口死死地捍御了过量的洪水,保住了成都不受侵害,而新津、眉山等地水灾严重(杜光庭《录异记》);公元972年8月,成都大雨,岷江暴涨,但洪水全由外江排泄,府河没有进入更多的水量,成都保住了,但眉山、乐山却遭受了严重的水灾(《黄休复《茅亭客话·蜀无大水》)。根据科学实验,每年4—5月岷江水流量在每秒500—800立方米,那么内江分水55—57%,换言之,灌溉及民用就占了水量的大半以上,也就表明可以全部或大部分引进宝瓶口。而当洪水流量达每秒4800立方米时,内江分流则减少到50%,外江分流比就大于内江,而当岷江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每秒7700立方米时,宝瓶口则只有每秒740立方米,仅占洪水总流量的10%还不到(徐慕菊《从科技史角度看都江堰的科学性》)。尽管从西汉到民国年间成都发生25次大水灾(郭涛《四川城市水灾史》),但都没有对成都构成“灭顶之灾”,一方面,由此不难想见都江堰的防洪能力对于确保成都的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成都城址千年不变,就与此有深刻的关联。

  更为关键的是,都江堰创建之初,即发挥了巨大的灌溉功效,使得无数土地成为水旱从人的良田,河水所到之处,无不显出其蓬勃生机,一派葱茏景象。汉代文翁曾开湔即开挖都江堰的干渠蒲阳河,以灌溉即今彭县天彭镇的田约1700百顷,而汉代的1顷约合今之70亩,也就是说,都江堰的一个干渠的灌溉面积即是11万9千亩,由此我们不难想象都江堰在彼时灌溉总面积之惊人(郦道元《水经·江水注》),而事实上东汉应劭《风俗通》中已说,都江堰灌田万顷,那就相当于灌溉70万亩的面积。迨至宋代,都江堰的灌区面积又有极为惊人的发展,它甚至包括永康军、成都府、蜀州、彭州、汉州、眉州、嘉州等处,而成都府路共辖1府、12州、2军、1监,因此宋代曾执掌成都权柄的赵卞说都江堰“灌溉川西南十数州稻田”(《古今集记》)包括其灌溉良田的面积,在1949年后的30年内,从历史上最高的300万亩(有人估计在道咸时期灌区面积已达近300万亩,见谭徐明《近代都江堰工程管理的兴衰》),发展到近600万亩;随后再从南、北、中三个方向穿越龙泉山,将都江堰的水引向丘陵山区,建库蓄水,使灌溉面积达到850万亩,进而扩大至1500万亩。二千多年的事实证明,只有都江堰才真正体现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精义,也正是其实用价值表明了五行水为首,八行食为首的古老文化哲学底蕴。“

  都江堰除了由于其各个工程互相协调,共同发挥着防洪、灌溉、航运及社会用水的综合作用,还在于存在着一系列的岁修原则如“深淘滩,低作堰”等,更在于李冰在创建这一工程的时候,提出了水文观测的方法及原则,为后世修理都江堰,提供了可供比较的观测方位,尽管这一观测法是如此的粗疏。以三石人(神)为水则的,又多次作石犀以镇水神,既反映了蜀人的宗教意识,也体现了李冰对水文观测的重视,更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水尺。石人一方面既可以观测水位,又可以测定进入灌区的流量,“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有人因岷江枯水期水位变幅约5米,推测出石人的高度约6米(《四川历代水利名著汇释》),但1974年3月于外江里掘出一个石人,高2·9米,肩宽96厘米,是东汉末年所作。这两个并不相同的数字,是否表明岷江水位之变化,还是后者“石人”并不是作为水尺来用的呢?这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至少表明当时已意识到堰上游某处的水位和堰的过流量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是古代堰流理论的实际应用。不过,这个理论也不是一层不变的,因为每个时代的情况不同,宋代是6划水位就可足用,元代宝瓶口水位如到9划(元代水则,每划1尺),则灌溉可以满足;设若超过9划,则需防洪;倘若超过11划则要发生洪灾(《大元敕赐修堰碑》)。而据清代道士王来通说,清明作秧田时要水到5—6划,谷雨下秧种时要求到6—7划,立夏小满普遍栽秧时要7、8划至9、10划,这才是正常的情况(《天时地利堰务说》)。民国初12划水位足用,本世纪50年代则13划足用,而到了60年代因工农业用水的日益增加,则需引至14划水位才足够。这就说明水文观察因各个年代雨量和用水的多寡及岷江沿岸森林所被破坏的程度而不同,也由此可大致测得岷江水量变化及其变化诸因素,不仅是对研究都江堰有不可估量之作用,而且对研究生态、水灾与河流之关系,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7 | 显示全部楼层
  水湄之城

  关于治水,在技术不甚发达的时代,顺乎自然是第一要义。而在当今,顺乎自然固在相当程度上仍是治水的不二法门,但人的认知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确是古代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用最新技术来改造治水之工程,就有了相应的技术基础。但有了相应的技术基础,还是要治水时解决因水利工程不破坏固有的环境平衡,及其由此引起的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超过水利工程本身造福于民众的利益,就等于做了一笔注定要输的生意。这就是三峡工程为什么至今仍有各路批评意见的原因。但都江堰的确没有这样的麻烦,因为地处平原地区,而且此水又多用于灌溉及社会用水,并不主要用来发电,故尔不必采取筑坝蓄水,而是继续用无坝分水的方式。但如果都江堰灌溉水系的其它灌溉支系,不是采取都江堰主渠那样顺乎自然的无坝分水方式,无疑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影响。譬如清年同治年间灌县知县钱茂就是用类同于都江堰修建之法,来修建黑河前段石牛堰的(李芳《钱公堤记》),其畅流无阻,便利于民,自在意料之中。

  我之所以提到都江堰支渠系的修建工程,其原因是李冰在建设都江堰的同时,就似乎想到都江堰水系的整体开发,全面开发成都平原,即依天然水势,“规堰潴,町原防”,整理原隰沮洳,以便排除。更进一步地,在原来开明可能开掘的零星河床上,穿检江和郫江即成都二江,将都江堰与成都发展联系起来。检江自宝瓶口外分水,今名走马河,过成都则称为南河,又叫锦江;郫江今天一般称为柏条河,过成都时则称为府河,两江于成都东南合江亭处相汇。但李冰所凿二江是平行流于城南,只是到了唐僖宗时高骈筑罗城以卫成都,以防南诏,在九里堤筑糜枣堰,才使府河改道绕过城北向东流,亦在今安顺桥的合江亭汇合,该处“鸿盘如山,横架赤霄,广场砥平”,终至形成“内外二江环抱,大小重城相包”的城市布局。此种格局历经二千三百多年而无大的变化,使得成都这二千多年建立在城址破坏较少——当然像南宋的末年蒙元入侵、明末清初的大兵祸等等,自是不免的。这里主要是指水对于成都的发展弊多利少这一点而言。尽管就城市而言,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因水而困,因水而发是水作为一柄双刃剑的天然性使然——因而城市建设稳步发展的前提下,它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繁荣。

  二江环抱成都的格局,不仅对满足人们的生活用水有极大的帮助,有利于改善民众个体的生活质量。二江便于成都与外界的交通,尤其是在清代以前,成都的货物、客商大量通过二江接峡路水道,而出川,远销或远走江南,进而遍及全国各地,此条黄金水道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特如此,还由此生出了类似于现今的经济发展及游赏消费增长点,即沿江的游赏娱乐,沿江形成的一些制笺作坊,沿南河而形成的许多制锦、濯锦作坊,为刺激成都经济的发展,繁荣成都文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成都的游赏之胜,自然已见前述,城内有解玉溪通过的大慈寺等。在唐宋两代是游赏胜地,就是沿江两岸也多有赏乐之地,其中尤以锦江(南河)及其支流浣花溪一段在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

  传说唐代翼国夫人4月19日看见一位跌到污泥中的和尚,她帮他洗僧衣,于是顷刻间便百花满潭,因而浣花溪一名百花潭。继而从后蜀开始,每年4月19日就成了成都盛大的民俗活动“大游江”,掌成都的宋祁形容此日是“浣花泛舟,满城欢醉”。史学家、蜀人张英唐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此日“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于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有白鱼自江心跃起,腾空而去。”(《蜀寿兀》)而任正一《游浣花溪记》更是极写游赏的盛况,满城士女“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与其日。凡为是游者,架舟如屋,饰彩绘,连樯衔尾,荡漾波间,箫鼓弦歌,喧闹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结棚,上下数里,以阅舟之往来。成都之人,于他游观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则倾城而往,里巷阗然。自旁郡观者,虽负贩刍荛之人,至相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府尹亦为之至潭上置酒高会,设水戏竞渡,尽众人之乐而后返。”(转引自《成都文类》)。百花潭至万里桥的长度,直有数里之多,游乐人数之众,岸上船上互相映衬、民众官僚共同游乐,极一时之盛。至于说穷人在这一天哪怕借贷也要游乐,恐怕我们今天也能在成都看到这种场面。自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还有刺激消费,发展生产的意味。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下,“寅吃卯粮”的消费方式自然不可能制度化。这等盛况只有在唐宋经济繁荣的成都才能得见,后来的成都虽然亦有游赏之乐,但此等铺张之盛况却是难以再来。说明游乐之盛与经济文化的繁盛消涨的关系是互动的,游赏娱乐固然刺激经济的发展,但经济不繁荣,游赏娱乐就失去了难以支撑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底蕴。

  不用问,浣花溪有这样的游赏盛况,必然引起“好事”的文人们的歌咏,倘若没有他们的“好事”,不仅浣花溪的一切无迹可寻,而且你涉足浣花溪时绝没有蕴藏人文遗迹的历史感。因为那样的话,古人在浣花溪的游赏情状就是完全的“事如春梦了无痕”,同时一座城市因少了这些人文景象,而失却了它应有的份量和看点。杜甫前后两次居住在成都近4年,而其居住地所毗邻的便是浣花溪,因则咏叹浣花溪的篇章是不少的。4年之中,据粗略统计,杜甫写诗260多首,其中田园、山水诗不下百首,而写浣花溪的就有近40首之多,占其田园、山水诗的近半数。这对时常想“致君尧舜上”的诗人来说是个真正的意外,说明成都相对安定的生活及独特的风光,使得一天愁眉苦脸的老杜大发歌咏田园山水风光的雅兴。而杜甫之写浣花溪,筑草堂,咏叹浣花风物之美,为后世游浣花、怀草堂、吊老杜的人留下了凭藉之资,浣花溪一带由4月19日之游赏浣花,而扩大到凭吊杜甫,欣赏草堂,俨然而成旅游区。以至后来,游浣花溪的游赏盛况让位于人们到此凭吊草堂。我手中有一本李景焉选注《历代浣花诗选》,载诗161首,除了老杜40多首写浣花的诗外,大多是后人悼怀他及草堂的作品。浣花溪随时间的推移,越到近代,注意的人愈加减少,这固然有老杜魅力胜过它的地方,更有一层原因是,爱老杜的人多文人,文人能写,而爱山水的一些普通人则未能表达出来,史籍不载,因而浣花偏少,而草堂偏多。当然最坏的原因是,随着浣花溪的污染越来越大,使其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才是夺其性命的根本。

  设若只有环成都之二江,散发出相应的魅力,那么成都的格局,便不是被二江环抱,而只是环二江之滨发展。这样就会使成都城址发生变化,比如靠近今展览馆、后子门、青龙街及北较场一带就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发展,大少二城的交结及其城址,就只有迁徙而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由于成都古时号称“陆海”,沮洳沼泽之地甚多,除了稍后李冰所穿之内外二江(后被高骈改为今道),在城内亦是沟渠纵横,达一百多条之多,从今日尚存之众多桥名如青石桥、桂王桥、高升桥、三洞桥、玉带桥、半边桥、落虹桥等已不难侦知,而城之西面、南面分布着“七星桥”。加之后来韦皋镇蜀开解玉溪,白敏中执掌成都疏浚金水河,使得城市内部的渠道更加畅通成为可能,更为实质的是,由此拓展了新的经济增长区域。比如唐玄宗敕建大慈寺,使得成都东郊逐渐繁荣,加之由西北引内江水入城,凿解玉溪,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而稍后白敏中于城中所开的金河,亦在大慈寺一带与解玉溪汇合,于东郭附近又流入内江。因此才有唐宋两代大慈寺的繁荣,也才有《岁华纪丽谱》所言的“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自然,解玉溪、金水河这样的城内河道,对综合发挥城市的作用是很大,诸如可供城中用水如消防、排污——当然更为先进的做法是,大慈寺僧众多达8千至1万人左右的时候,其大便即可通过金水河运到粪草湖街,再转运其它地方,而最终成为农民的肥料。大抵是可以据此与农民以物易物如柴草,或许可以卖给他们,总之不会无偿运送——汛期防洪、行舟运柴米入城区等。往更深处想,还可以美化生活环境。

  而高骈之改原李冰穿二江形成的今天府南河格局,一方面减少城南洪水时期的压力,因为此前二江平行流经南面,且相距不远。自然彼时最要紧的是提高了成都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这与高骈筑罗城联合起来,使得成都城的守卫能力大大加强。自高骈之后,诸多执掌成都的人,都把解决成都城内水道淤堵问题,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因为它的通畅与否,事关民众的日常生活,城市的建设及其发展。宋代王觌将城中的两条干渠,东行分为四大支,分散于居民区中,便利用水及防火。遇有暴雨洪灾,则可在引水处将节制水槽打开泄水,那么城中所有沟渠的水位便持不泛滥成灾的正常状态(吴师孟《导水记》)。成都环街大渠的疏浚工作按例是每年初春进行,但由于并没有形成不可更易的制度,因此到成都知府席旦来组织疏浚的时候,他将淤泥堆在渠道上,被农民当作肥料拿去肥田了;而当其孙子席益知成都府的时,河道又淤塞了,该年瘟疫流行,死亡不少。后来他采取他祖父的整治河道的方式,并且将要常疏浚渠道及其地段,用地图的形式绘制下来,加以刊印,以便留给后来治城内水道的人参考(席益《淘渠记》)。此后尚有明代刘侃,清代项诚等都曾大力注意城中水道及其排堵问题,但似乎还没有完全变成今日之下水道,因为明水道的淤堵尚费事不少,在技术没能达到之时,即便能用下水道之法,更是不能解决其堵塞问题的。现在我们当然解决了下水道问题,但成都却处于缺水及水质严重污染之中,过去泛舟府南河,因而溯游浣花溪的美事,不知何日得以重现?而这一切必须仰赖于我们对于府南河的生态性综合开发利用,以环境之美化为第一要务。否则我们真是对不起有一个伟大而历久弥新的都江堰工程,对不起我们古人曾经卓越的智慧。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8 | 显示全部楼层
  出奇不意的贡献

  成都虽僻处西南,为山川阻隔,但一直整个西南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达之地,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有相应的金融制度方面的演变来体现,而实物交换过后,货币的出现及其作为制度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确立,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的产物。而在成都这种开发较早的城市就有一条完整的货币演化的线索,作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货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体现及外在显示,当有不可怀疑之价值。

  成都地区从上古以来,文物衣冠,史籍早有所载,且其间政治经济的荣衰,正裨各史所载多有。而各朝的货币,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相当多的出土实物,以佐证文字的记载。诸如贝币、秦半两和汉五铢、莽钱和东汉五铢、唐代钱币、前后蜀钱币、以及宋明清钱币等,在成都地区均有发现。自然这些也并非成都所独有的。成都地区在历史上偏安一隅的政权不少,除前后蜀铸造的钱币外,因此有三国时期刘备的“太平百钱”,而南北朝时期偏安成都的成汉政权李寿铸造的汉兴钱,这两者虽然都是成都所独有,但影响力都不大,不过汉兴钱倒也开创了后世以通行的“年号钱”,即各朝皇帝都把自己的年号铸在钱币上,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在成都偏安一隅的政权大多爱铸自己货币,除了好搜刮民财,其原因还在于货币的铸造权是一个政权的象征,更何况在钱币铸造钱币更乐为专制制度下之皇帝所接受。就连南宋执掌成都一方的重臣吴挺铸钱时,虽然不是自用年号铸钱,但他所辖的四川利州绍兴监于绍熙元年(1190年)铸造绍熙元宝,不以绍熙纪元铸“元”字背文,而以绍兴监铸币年46为纪年,应算是藐视宋光宗的行为,但自行的南宋皇帝是顾不过来的。虽然吴氏家族只是在吴挺之子吴曦卖川投金后失势,但这样不合皇规的铸钱行为也不能说不让皇帝恨得痒痒。但在为成都在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发展史上都有相应的位置,就在于1000年前成都诞生了它所独有的一种货币,而这种货币开创纸币的新时代,亦即信用货币的诞生。而这货币便是成都制造的交子。

  诚然,纸币的雏形,在我们这个好古的国度,马上可以推到西周的“里布”。到了春秋战国时后即有“皮币”、“傅别”,汉武帝时有“白鹿皮币”,唐代有“飞钱”、“例换”,五代时长沙有“契券”。但这些离真正的纸币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只有到了宋初(交子的具体诞生时日现仍在争论中,取其约数)即公元十世纪末叶至十一世纪初的诞生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尽管交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行使着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功效。自然交子的诞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及政治经济的原因。关于交子诞生的历史原因,大抵有4种观点(《何志国等《交子研究述评》):其一为柜枋说。有认为与唐代的柜枋有关的,其理由是唐代的柜枋有替客商保管财物、凭票领取,以收柜租的功能。其二为飞钱说。《宋史·食货志》明白地指出:“会子交子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因而有人认为,交子从其产生之初作为活期存款票据而论,应该是产生于唐代的飞钱。但是它缺乏必然性,此点我们将在后面适时谈到。其三,有人甚至交子的最早源头应远自西周、西汉时期的皮币,《孟子·梁惠王下》里曾提及“事之皮币不得免焉”,西汉武帝时更有“白鹿皮币”。虽然前三说不无道理,但我还是比较赞同贾大泉先生的见解。他认为“交子作为铁钱的符号和代表,它正是受我国虚价货币的长期存在的影响和启迪,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金属货币可由其它别种材料造成的记号或象征来代替的道理而产生出来的。”(《交子的产生》)这就是古代国定货币名目论——货币名目论是指货币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是国家赋予的名目价值——的长期存在给予人们的启迪,为纸币的诞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关于交子诞生的政治、经济原因,不可否认的便是,它是宋代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需要的必然产物。彼时四川人口户数占全面17%,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场镇集市大量兴起,譬如熙宁时四川的商税额居全国第二位。而统治者后来想在与四川毗邻的地区如陕西推行交子,其结果是交子“可行于蜀,而不可行于陕西,未见竟罢”(《宋史·食货志》)其次,四川尤其是成都在唐五代的印刷业均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到了宋代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为纸刷的印刷解决了一定的技术难题,并且对防止纸币的作伪有一定的作用。四川所产的楮皮纸有经外耐用、厚重洁白的特质。最初的交子是一张两面都有出票人印记的收据式的票券,上面有密码押花,朱墨间错,图案花纹用铜版印刷。而后来的钱引的印刷更是十分精美,币面有文字、图案花纹,还有人物图画,黑、青、红三色套印,用铜版分6次印刷,是极高的艺术品。由此形成了像祝氏(其著史者名为祝温柔)子孙一样家族式的印刷刊刻作坊,其精湛的铜印铸造和雕刻技艺因而世代传于蜀中,久盛不衰(《宋史·舆服志》)。因此可以说,交子的诞生不只是具有经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印刷史、出版史乃至版画史重要的一页。再者,此前在四川有着悠久历史的信用事业也为交子的诞生提供了代件,如唐朝的飞钱与早期的交子,均是汇兑票据,当然只有当其信用价值确立时,交子进入流通,用于支付,真正的纸币就诞生了。

  在交子诞生之前,由于四川产铜甚少,只有铸铁钱以利流通,后蜀孟氏政权即铸有“广政通宝”铁钱流通,宋平蜀后便铸铁钱“平蜀钱”,在广元、雅安、名山、邛崃等地都有专为铸钱的地方,因而四川是宋代铸铁钱铸行时间最早、最长,且铸量甚大的地区。终宋一代,通行铁钱的为两淮地区和四川,在四川及边界地区,统治者采取的货币是铁钱不出界,铜钱不入境的政策,使四川的经济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代四川的交通虽有所改善,但远未到畅达的地步,因此笨重的铁钱,就更加重了商贾携带之不便,从而增加运输成本,导致了商品的竞争力相应地下降。例如四川铸造的小平铁钱,每10贯重65斤,小铁钱10当铜钱1,因此买一匹罗要花铁钱2万,重达130斤。倘使一个商人要从较远的地方如广远到成都做批量的布匹生意,那么他花在脚力(或其它运输形式)上的钱便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即所谓脚力钱,也就是运输成本,包括运输货币即铁钱本身及货物本身,就在同等情况下,缩小了商贾的利润空间,同时也降低了他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只是民间如此,就是官方也对铁钱的笨重啧有烦言,一官员范纯粹对此上奏道:“如自陕府般铁钱一万贯至秦州,计用脚钱二千六百九十余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四)这就意味着,运输费竟占了铁钱本身价值的四分之一多。这就等于说,由于运费的增加,使得做远程生意的商贾尤其不便,因为他们所带的钱到达一地,就等于像通货膨胀一样,其铁钱的原来价值就自行降低了,这并不是因为不可控制的市场力量影响的结果,而是因为铁钱之不便携带以及交通之崎岖而造成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四川本地(因为四川本身幅员辽阔),以及四川与外地贸易额的往来,不利于四川包括成都的物品,在充分满足自需而又有不少盈余的情况下,输与外地,也就在客观上助长成都地区物品相对丰富后,必然的淫乐之风。因此纸币的出现对于缓解商贸往来尤其是远程贸易往来时,有特别的功效。

  我们现在常说成都人是“醒得早,起得晚”,意即知行不合一,有开放的观念,没有相应的实践。但北宋时成都有些富豪就是醒得早,起得也早。交子的发行,是16户富民率先吃螃蟹的结果。富民一是为了经商之便,交子发行之初,其价值比铁钱还高,“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苏辙《栾城集》卷16《论蜀茶五害》);二是其有余钱,不能生更多的利,而用交子取现钱的人,每贯便要割落30文为利,亦即取手续费3%。更重要的是,富民还可以集聚钱财,留下一定的本金,去做更大型的赚钱的生意,这就有点现代商业银行的味道。但是由于其信用制度不严,过不了多久,有的交子户便不能偿所负,于是争讼数起。于是寇咸掌成都时就提出废掉交子:“知府事谏议大夫寇咸奏: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今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看到民间造交子的负面作用,不便管理,便采取在噎废食的办法来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不利于经济的繁荣。当然我们处在当今之世,说寇咸目光短浅是容易的,正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所引证的史料透露道,在16世纪,货币都是只有少数弄得懂的鬼名堂。布罗代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货币使人感到魔鬼在背后操纵,使人瞠目结舌的例证,1752年,英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这样一位大知识分子,都坚决反对“新发明的票证”、“股票、钞票和财政部凭证”,而建议取消纸币在英国的流通,以使新的贵金属大量流入英国。幸好休谟这一提议并未在英国得到实施,否则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很大的退步。

  幸好寇咸的提议被其继任者薛田、张若谷、王继明否决,单从这点上说,宋初的四川也是有幸的,尽管后来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并不应由薛田等人来负,而是货币草创初期在专制制度下必然显现的结果。薛田等人认为废除交子对民众经商和公家收入方面都有影响,于是提议将交子收为官方所有,禁民私造,于是在1023年便在成都置交子务。交子收为官有后,其起始的特点如正如经济学史家李剑农所言:“一、有一定之发行额:每界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二、有一定之发行准备金: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三、有一定之流通年限:以三年为一界,界满,持旧换新;四、有一定之兑换方法:持旧换新,每贯输纸墨费钱三十文;五、有一定之流通地域:限于川蜀。”(《宋元明经济史稿》)不特如此,宋代的交子、钱引等四种纸币在其发行之初,还有另外三个特点,其一是它们保证兑换,加盖官印,以昭其信;其二是它们受法律保护,防止伪造拒用,违者处罚;其三是纸币纸张,印刷正规、严格,以传统文化图案装饰,有相当的严肃性(乔晓金等《宋代钞币官交子质疑》)。但不幸的是,由于北宋对西夏和金的战争,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地区税收苛酷,加之官僚奢糜,用度甚大。必须靠大量发行交子,以增加货币投入量,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开始时候,似乎还未显露出增加交子流通量的弊端,熙宁五年交子流通量增加了一倍,但交子对铁钱的兑换比例并未显著一跌,也就是说交子对铁钱的比价仍在一贯对九百文以上。而且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熙宁元年还将交子的发行面额由大而缩小至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便于民间交易尤其是日常生活的交易。

  祸不单行的是,宋哲宗时再与西夏交战,军费开支大增,因而大量增印交子以弥补,同时又没有足够的准备金以便兑换,于是交子的信用日趋低落。作为信用货币,其没有信用将是致命的。后来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但其弊端仍然是准备金不足,信用度不够,加上滥发钱引,导致钱引的实际价值只有其票面价值十分之一,因而官方采取停止兑换旧钱引和限制发行量的办法,以挽救钱引的信誉危机。但官方正是通过这种停止兑换旧钱引的办法来实行对民间的残酷掠夺,这是历代专制政府屡试不爽的损招。本来四川地区是交子(后来是钱引)和铁钱并行,因为铸铁钱所需成本高于交子,所以曾经有一个时期罢铸,更坏菜的是钱引的滥发,愈加引发通货膨胀。到了南宋绍兴末年,四川钱引的准备金仅有铁钱70万贯,只及纸币发行的不到2%,而每年的铸钱量仅10万贯,不足以缓和钱引和铁钱比价大幅度下跌的趋势。官方用增造钱引的办法以弥补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漏洞,把损失直接转嫁到四川人民身上,弄得到南宋末年四川民生凋弊,百业萧条。彼时离元军全面击垮宋军已为期不远了,寿终正寝的时刻已然来临。

  对交子的评价,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寻求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对任何事情尤其是做出价值判断的事,我们均应该采取多元之标准,而不必强求一律。有人认为交子只是宋代一定范围内的通行的货币而已,其影响有限;有的干脆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剥夺和榨取民众财富的工具。但这两点都不足以否定交子的发行给后世产生的影响及其应的意义。一定范围内通行,只表明其它地区比如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及水平,没有达到相应的商业高度,不能因此用“早产儿”来否定先行者;至于说统治者用其来榨取民众财富,其罪在它政治制度所影响的经济政策,纸币本身不应承担这种罪过。这是将道德判断和知识判断混淆起来的显例。中国素来是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对商业的漠视,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一个原因。纸币的发行,为商业的发展开拓了一条便捷的新路,交子的一些发行及管理原则,仍算上今天金融管理的前驱,如最高限额和发行准备金等。考虑到我们生长在一个表面漠视利益,或许骨子里面比别的民族更喜欢金钱的环境里,我们要对交子的出现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有足够的认识。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见到一张小小纸币竟可以买到各种样的商品,令其大感惊诧:“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以取其货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马承均译《马可波罗行纪》)说明纸币由代用货币完全变成了信用货币。另外,清代除政府发行的钞币外,民间还有钱庄、票号、典当发行的钱票、银票等钞币同时流通,不能不说是受交子私发的影响。我为交子的发明和都江堰的修建一样,是成都人为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改善自己的生活所做出的特殊努力,由这种努力所带来的泽惠之深度和广度,都是世界性的,我们不可轻看。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8 | 显示全部楼层
  织布机上的锦官城

  如果说成都人与织锦等丝织、麻织、毛织、棉织、刺绣等有天然的联系,那绝非虚妄之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都的历史部分就是用织布机织出来的,成都人的灵感、想象力及聪明才智,有不少都织进了这些美妙的凌罗绸缎之中,倾倒了众多的消费者。从实用的角度看,是衣被万家,泽惠四海;而从审美有角度来揣度,则是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了成都的能工巧匠们的绝思妙想。当然要把成都的历史与各色织品天然地联系起来,还要上溯到织品诞生之前的一系准备工作。我们知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蜀”是“葵中桑”,“葵”在《尔雅音义》里就说它是“桑”,《释文》和《玉篇》里干脆说“蜀”是“桑中虫”亦即蚕虫,这似乎在直指喻指蜀国上古传说的帝王蚕丛,因而古蜀国也有蚕丛国之称。曾在四川做过官的清代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在其所编的《荣县志》里就明确地说:“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不特如此,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谈道,四千年前,其中有一次各地诸侯到会稽朝见夏禹王的时,巴、蜀两国的首领也前去朝拜,还带去了用丝织品亦即帛包裹着的玉,献给夏禹王。由此清楚地表明,蚕丝制品在成都地区历史之悠久,可能会让我们的想象力也甘拜下风。1965年百花潭出土了一件蜀国本土制造的战国铜壶,上面有非常精妙的采桑图,完全可以用来作与《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匹配的图象性注脚。田野考古的所得之实物与清晰的文献记载相得益彰,证明蜀人与蚕桑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蜀国最后一位开明王,传说是贪秦国能屙屎的金牛而被秦国越过剑门天险,长驱直入攻下成都,一举而灭蜀的。这是典型的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搞法。其实灭蜀的最原初动力是渐渐强大的秦国,想统一天下,而攻打蜀国便成了秦国统一霸业中最举足轻重的一着棋。秦王欲伐楚,而大夫司马错便给秦王建议先攻打蜀国,楚国便唾手可得。司马错认为,得到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的版图;得到蜀国的人力,可以补充的兵源;得到蜀国的布帛、金银,可以供给我们军费;得到蜀国优秀的造船工匠,我们可以造好大船顺江而下,直取楚国,易如反掌。司马错真是好生了得,这是将蜀人的骨头煎他的油,秦地的一切可以保留下来,以备对其他诸国作战。司马错灭蜀而攻楚的计划中,注意到了蜀国的布帛,说明布帛在古蜀国的经济发展及国家收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只不过没有更多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记载下布帛的样式及其制作工艺而已。到了汉代蜀地的布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59年成都人王褒写了一篇《僮约》记载一位大主强迫奴隶为其做事的情况,其中规定有种桑必须“三丈一树,八尺为行”的技术要求。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另两个成都人的文章中看出成都的丝织品对他们行文比喻中的影响。扬雄说成都“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手工业非常发达,产量也非常大,若丛生之芒草,漫无边际,又如“发扬文采,代转无穷”(《蜀都赋》),而司马相如曾因有感于成都的丝织品而作《合组歌列锦赋》,而且有朋友问其作赋的技巧,他更是直接用形容丝锦的熟语给朋友盛览讲解:“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这两个比喻生动地道出了作赋与织锦之间的某种联系,前者指织锦时图案的交错纹理,后者指色彩的错综协和如音乐的韵调。作家写文章与高明的织锦者织出漂亮的锦缎一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所谓“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说明司马相如写赋为何才压两汉,原来与美丽锦缎多少还有一层关系,尽管我本人对赋这种文体评价并不高。我们说汉代的成都是全国有名丝织业中心地区之一,还不仅建立于如此的推断之上。成都的曾家包土出土过的汉代画像石上,有石刻的素织机和斜织机的图案,表明锦江之滨的成都已成为汉代丝织业的中心地区之一。为了管理织锦方面的事务,便于官方统一运筹,供给官府的需要,于是“锦官”顺时而置。关于“锦官”设置的准确时间,因没有更多的资料,无法做出较为详细的判断,根据《华阳国志·蜀志》里载:“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按东汉时官府所存之丰富的蜀锦来看,所谓“故锦官”应是东汉时置,其位置应在今成都东南一隅。关于锦江濯锦鲜明于其它的地方的说法,史不绝载。谯周《益州志》里说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左思《蜀都赋》也说“圜之裹,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除了左思多描写了锦江边织锦的庞大规模外,他与谯周、常璩的说法,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在锦江濯锦,也就是在江流中漂练,其鲜明程度要胜于他处。这里有无什么秘诀,是否丝织品拿到锦江里漂练,就能起别处不同的化学反应?早二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水温与大麻脱胶的关系,才能保证大麻纤维脱胶后的质量,则是确切的事实,西汉《汜胜之书·篇》载:“夏至后二十是沤,柔和如丝。”联系蜀地亦是产麻区,而且蜀郡的麻布西汉时就已经是蜀地的名产,常拿“齐陶之缣”与“蜀郡之布”对举,可见其不俗的成就。如果他们所说的在锦江濯丝织品会比别的地方鲜明艳丽,只是一种为了言辞上的夸张耀眼的话,那当然不必去深究它,但除了左思外,另两位均称得上学问严谨的史学家,且系蜀人,应该不会完全是捕风捉影,这里面是否藏着蜀锦制作工序一道特别的秘密?蜀锦的制作工序,是先把丝线染成彩色,再织成精美的丝织物,其色彩在锦织成后就已固定。按理说,一般的锦帛这样就已算完成了。但蜀锦之所以要在江中漂练,这是蜀锦独特的后期整理工序。《周礼·考工记·氏》说:“柬帛,以楝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柬。”这就是说把帛经楝叶灰和蚌壳灰水浸泡后,交替用日光曝晒和水浸漂,以达到脱胶和漂白的目的。对这方面讲得更仔细而科学的是伟杰的《蚕桑萃编》一书,其中他在卷六《染政·染柬》一节中说:“湖中、川中多濯帛于河干,借河水以洗涤,即氏柬丝之法也。”说明漂练在四川及湖北、湖南一带是非常制作丝织品工艺常见的一道工序,而要将这道工序弄好,还有几点必须注意:“暴工在沤柬之后,其要有三:……若中暴法,则人力少用。乘天气晴朗,暴于郊外河干旷地,色亦鲜妍。近来成都机房多于锦江河濯帛,而暴之于地上,故蜀锦最佳。”(《蚕桑萃编》)一般说来,蜀锦先经江水漂浸,又经日光曝晒,加上江水清澈透明,水质特殊,然后再曝晒,就容易产生温和的漂白和脱胶作用。这在唐代诗人张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有实录。有一个故事近乎有点离奇地记载着蜀锦制成前的一些特殊工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15卷里说,少卿章帖在四川做官,曾把吴地的罗、湖地的绫带到四川,与川帛一起染红带回京师。经过梅雨季节返潮湿润,吴地的罗、湖地的绫都已褪变颜色,唯有川锦颜不变。后向蜀人究其因由,才知道蜀地蓄蚕的方法与它地不同,“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喂之,故帛成宜色”,因之章帖恍然大悟道,“世之重川红,多以为染之良,盖不知由蚕所致也”。不知这种蓄蚕方式是否真的可以像科学那样被证实即可重复实验,但造成川帛在潮湿温润的气候中不褪色,有一点是可以大胆承认的,即川帛的制作工艺真是没得说。但川帛之宜色,我还是更相信四川包括成都对染料的注意而形成的不褪色的恒久效果。在现代的合成染料诞生之前,古代的蜀锦的染料所用多为草染亦即植物染料。历来重要的染草主要有茜、兰、芷等,茜草所含的茜素,以及红花(红兰)是染红色的重要染料,到了唐代四川遍种红花,为蜀锦提供了丰富的染料。而染青色、绿色、黄色、紫色、皂褐色分别用兰草、艾草、栀子或地黄、紫草、皂斗等。草染之外,尚有石染之颜料如石青、石黄、丹砂、石绿、粉锡、铅丹等。《史记》所载的巴国寡妇“清”就是因经营丹砂而成为富豪的,在其死后,秦始皇还为她筑了“怀青台”,以鼓励日益重要的丹砂矿的生产,这说明丹砂作为染料在上古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及使用的普遍性。蜀地的丝织业生产在隋唐以前比许多地区的丝织业都要发达,甚至江南织锦的一些制作工艺还是从蜀地流传过去的。刘备得蜀后,由于刘璋的府库里存有大量蜀锦,因此他大量的用蜀锦犒劳武将文臣如诸葛亮、张飞、关羽等各千匹。接下来,刘备听从诸葛亮的意思,大力发展种桑养蚕,积极发展农业,因而蜀国不仅有专管水利的“堰官”,专管农业生产的“督农官”,还承前制,设有专管蜀锦生产的“锦官”。之所以将蜀锦看得与水利官员及督农官员同样重要,是因为蜀锦作为成都的重要特殊资源,可以远运到外地换取蜀地较为缺乏的、而政府及人民生活又必须的物资,这就是后来各朝代都开设茶马市,以蜀锦或蜀茶换取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匹的真正原因。谙熟历史的诸葛亮充分意识到蜀锦对于蜀国的重要性,秦得巴蜀,以控楚地,然后得全国;刘邦因得“天府之土”才得完成汉朝建鼎之业。打败对手建立自己的基业,当然少不了蜀地丝织品在其中的资助作用。以至于诸葛亮面对蜀国的危局,不无感慨地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不只是打战需要蜀锦换来的银两,而且就是魏、吴做生意,别人看重的就是你的蜀锦,故刘宋人山谦之的《丹阳记》提及蜀锦时便说道,“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蜀国能在军事力量并不强于魏吴两国的情况下,独力支撑与魏吴两国抗衡那么多年,成都丰饶的物产功不可没,而蜀锦便是其中最重之“功臣”。蜀锦的佳妙就像其它方面的繁盛一样,唐宋两代是其制作工艺及其影响,包括能发挥作用的最佳时代。因两代朝代,成都一直处于全国各方面发展的中心。奢侈也许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状况,但它恰好能说明那个时代消费最顶尖级的人物,对某一物品的喜爱所能达到的工艺及美学高度。那么让我们看一看那些有权有势的奢糜者们是如何享受成都地区的丝织品尤其是蜀锦的,你就会觉得,我所谈到的唐宋两朝代表蜀锦最辉湟的时代所言不虚。当然这只是判定标准的一面,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民间织锦工艺的提高,只有少数人所需要的奢侈,就不可能迎来真正的繁荣,因为每一个朝代的奢侈者们,总会享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所喜爱的某种物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便满足其前无古人的独占之感,但一个时代某一事物的普遍繁荣却不能据此获得。唐玄宗其实并不比别的皇帝更荒淫无耻,生前他靠皇上的威严使盛唐气象显出短暂的光环,但死后他靠的是杨贵妃来传诸久远。在这种过程中,他的贪玩好乐显出特殊的本领,因此四川方面也就迎合他的取好,关了一件织造得很精巧的丝织背心给他,其费百金;同时送予他的织成“兰亭集”的文字锦,被其视作“异物”一样,和雷公锁、犀簪,暖金等珍藏在皇宫里。其子孙唐中宗自然能在奢侈上赶超其前辈,安乐公主出嫁时,向四川勒索一条“单丝碧罗笼裙”,系用“细如发丝”的金线织成花鸟,鸟雀很小,但织出眼、鼻、嘴、甲,“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后来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奢糜成风。制度性的腐败是不需要多少智商的,它只需要你大胆。到唐宣宗时他告诫自己的臣下说:玄宗时,内府饰有金雀的锦袄只有两件,一件为其自用,一件为贵妃用,现在你们家家都有了。如果唐代用奢侈的个案来显现蜀锦的技艺之高超,因而民众被剥夺的程度的话,那么整个宋代由于军费开支甚大,且各种苛捐杂税繁多,因此把输锦给国家当作一种充实国库,满足官僚用度的方式。宋代百多万的常备兵,需要给养,打战时也需要战马,而战马大多来自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要得到战马便必须拿上等的锦缎布匹去交换。宋代川峡四路计征收56589匹官布,成都府路为554739匹,占川峡上路官布的97%(《宋会要·食货志》),可见统治者对成都府路搜刮得之苛酷。宋朝每年国库总入的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丝织物共9615匹中,四川织造的为1908匹,占总数的20%多,岁入147385匹绫中,四川织造的为38770匹,占总数的26%。每年上供锦绮鹿胎透背的1010匹中,四川织造的为759匹,占74%;绫44906匹中,四川为14456匹,占32%。每年诸路合发紫碧绮180匹,锦1700匹,全部由四川供应(转引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鉴于这样,完全去民间进行搜刮,就不能完全满足上峰的要求,因此执掌成都的吕大防便于1038年官办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的织锦工场——锦院。锦院之规模包括拥有房间117间,154台织机,583名工人包括军工和募工,每年生产锦1500匹,其中额定上贡锦690匹。但由于官办效率低下,总是亏损,最终只得重新让民间织机户再为官家织锦。到了南宋末年,民间织机户也多为官家逼得破产,只不过尚能维持一种即将衰败的荣誉而已。后来虽也还有蜀锦衣被天下之说,但那毕竟不可与蜀锦在唐宋两朝的主导地位相提并论。盛筵不再,此之谓也。锦官城的织布机偶尔在历史的书页中发出几声闷响,如此而已。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暗藏在帝国的边缘

  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王尔德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唯蜀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不下于蜀者。——张唐英对朝廷的小范围模仿

  四川的地势走向,地形结构,在整个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它处于巨山大川的四面围堵封锁之中,被屏蔽在远离海洋的内陆之地。四川的地形主要由高原区和盆地区两部分组成,西部是高原区,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而东部则盆地区,是四川盆地。而盆地四周则分别为四山“保护”起来:西部为邛崃山,东部为巫山山脉,南部为云贵高原的延续部分,北部为大巴山。而成都平原更是地处四川盆地的核心地带,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此相应的是,它自然而然地成了四川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乃至方言地理上的核心。成都出川,在古时要么越过剑阁天险,经过艰危的路途,行程漫漫,最后才通过金牛道,抵达陕西,或者再闯荡各地。要么就只有勇闯另外一个门户——夔门,那里滩多水急,出入蜀地甚为不便,在那里不落得葬身鱼腹,已经是很大的福气,至于受点并无大碍的惊吓,当然就是家常便饭。夔门虽险,但却成了许多出川做官特别是做生意的人,没有机会成本的唯一选择,舍此之外,别无它途。这就是我们通常在史书中频频触目的、桀骜不驯的出入蜀地的唯一水道——古称峡路。古时候第一次入蜀的人,倘若通过水道出川,便会看到夔府一带土地之贫脊,民众生存之危艰,地广人稀。从万县上岸,登陆驿道,沿途驿站不多,人烟罕见,每每要到很疲劳时才能补充给养,得到休息。只有慢慢到了南充、过了遂宁、抵达安岳,进了简阳后,才渐渐生出一点对四川物富民殷的好感来。而另一路从川陕道入蜀的人,如王士性虽没经剑阁天险,但直到到了阆中,才进入了石板铺就的大道,沿途经过的市井村落都是如此,因此在其看来,“如隆山、富村、秋林、建要、古店因沃阜。秋林诸生至百人,小邑不如也”(《王士性地理书三种》),而离成都越近,越引起他的兴味,其间民俗风物及有趣的事,他都乐意诉诸纸笔。这就像当代文人余秋雨在翻越秦岭进入成都之前,心绪不开,而过广元,至绵阳,一路上就有了抒情的心态。而且说成都躺在中国西南的版图上,真是中国的一大幸事(《五城记》)。古今文人,虽时代相隔,其入蜀心态竟如出一辙。这里带出两个问题:其一,说明未到成都的路途,首先让入蜀的人,感觉到的是险,是身处危局。其二,说明到了成都过后,出乎意料的民殷物阜,果蔬飘香,就是普通的了人也怡然自得。这两者加在一起对普通的游客或者安心到成都做两年官,甚至包括像杜甫这样逃难到成都的人——尽管杜甫偶尔因为穷因为思乡而觉得成都不可亲近,但大部分时刻是赞赏有加的——也有近乎攀越险峰后的一种心理满足。这是文人以及带有文人气质的官僚到成都后的一般反应。于是有的人便在这里长期定居下来,并且世代繁衍,子孙不息。但那些有出头思想有野心的家伙便大不一样了。他们无论经在川陕道的险峻,还是入夔门时峡路之艰难,都使他们并没有想进入成都之前,就想称王称霸,或者做偏安一偶的君王,像诸葛亮那样,在未进入成都之前,便说服刘备一定要拿下成都,成就霸业的人毕竟是少的。有趣的是,川陕道与出入夔门的水道历来是那些到四川后便拥兵自重,偏安一隅的人的必经之道,同时也是征伐四川割据政权进军的必经之道,于是掀起新的一轮争斗。对此,《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序》说得非常清楚:“司马错之于蜀侯,邓艾、锺会之于后主,尉迟迥之于肖纪,郭崇韬之于王衍,王全斌之于孟昶,此以栈道亡蜀者也。岑彭、吴汉之于公孙述,桓温之于李势,朱龄石之于谯纵,汤和之于明升,此以江道亡蜀者也。”综上所述,征伐四川割据政权从川陕道得手的有5次,而由夔门水道入川征讨割据政权得手的有4次,可见两地的重要性斤两悉称。因此每一个在四川的割据政权都非常注意这两个地方的防务,以固其偏安一隅的政权。文人或者带文人气质的官僚,从险道贫脊之地到了富饶的成都,粮食果蔬,一应俱全而又物美价廉,所费不多,“地富鱼为米,山芳桂为樵”(田澄《成都为客作》),一个人收入不丰,也可维持一种相对余裕的生活。即便有诸多的不得意,也还是想就此终老。譬如老杜刚到广元五盘岭时,就迫不及待地说:“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五盘》。)这就表明一天都愁眉苦脸的老杜,从一开始就对成都不大满意,但他在成都时还是作过一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中有“应须美酒送生涯”,“谁能载酒开金盏,唤起佳人舞绣衣”等句,后来让李商隐本其意而作《杜工部蜀中离席》,中有名句“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坊仍是卓文君”,直把成都的诗酒生活写得让我辈久住成都的人也十分向往。陆放翁更是深感“羹笋似稽山美,斫脍鱼如笠泽肥。客报城西有园卖,老夫白首欲忘归”(《成都书事》)。好吃的东西又多,又有人卖上好的园子,长住此处终老,真是美事一桩。以至陆游后来屡次动情地说“未尝一日忘蜀”。当然这只是文人们的感怀,文人们的胸襟,文人们的志向。丰饶富庶的物产,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继之以闭塞之交通,配以天险大山之屏蔽,使得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生活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有时竟如世外桃花源,给以一种变化极慢的感觉,有时好像外界一切变化与成都无关。这正是成都给文人及一些落泊官僚的慰藉及魅力所在。但对于有些执掌四川或成都权柄的人却不这么想,他们不像文人那样闲适及容易满足,尤其是国鼎衰微之时,兵事四起之际,他们想的是如何在朝代更迭的舞台上,捞取自己出头的资本,以便也趁机过足皇帝瘾。他们所仰赖的资本也完全是文人及落泊官僚想在成都终老的两个充分的条件,一是有天险大山之屏蔽,交通不便,外界不易侵扰,即便有中原政权的存在也鞭长莫及。二是物产丰饶,水旱从人,百姓有一般的生活保障,如若割据,则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可以不假外地而自足自救。这就给割据一方的统治者政权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一般才割据的统治者都对民众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民众乐于在割据政权下生活而不作丝毫之反抗,除非到了割据政权的苛捐杂税多到民众不能忍受的程度,他们对会做出自己的反抗。这就说明,四川的民众对于割据政权的正统与否考虑得相对较少,加上前述的蜀人好别财异居,这都是儒家文化对巴蜀地区侵入逊色于中原地区所必然导致的反应。也就是说,不管你谁统治,只要我有饭吃,能够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我都并不反对。换言之,谁统治,对于我来说还不是混口饭吃?只要谁让我把饭吃饱,甚至吃得更好,我就拥护谁。这也是蜀人实用哲学及善于应变的具体表现,也是对儒家传统礼教国所谓君权神授,真命天子之类正统观念的反叛,蜀人并不是从理论上来反驳它,而是从利益驱动的本能出发来回击那些不近人情,不合情理的东西。因此,我们便不难看见,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割据的渊薮。可以概而言之,一部成都历史几乎就是割据政权和统一王朝的地方政权交替相连的历史。每当王朝衰微,其在成都的地方政权的执掌者就会思谋另立政权,或者其它拥兵自重者之手,割据四川以为抗据,与衰落的统一王朝抗衡,要么被苟延残喘借用它力或用安抚手段化解,要么式微之王朝也自身不保,自顾不暇,尽管四川地区在其王朝的经济赋税中占据着相当的位置,但其僻处西南一隅,不能挽救,只好眼睁睁地看割据政权统于自成小国。于是我们就会柴燎告天、黄袍加身的戏剧,于是仿统一王朝的皇城、皇宫、皇陵在许多割据政权屡有兴建,以增添成都这个王气不足的城市,获得几乎虚妄之王气。因而普遍看来,割据政权所统治的时间都较短暂,使得文人千载以来忍不住怀古感叹:“五丁力尽蜀山通,千古成都绿酎浓。白帝空仓蛙井在,青天路险剑为峰。漫传西汉祠神马,已见南阳起卧龙。张载勒铭堪作戒,莫矜函谷一丸封。”(杨亿《成都》)世事有时就是很奇怪,文人搞不懂的事情,政客搞得懂;文人搞得懂的事情,有时政客反而因昧于自己的利益,却执意要去做最终必然失败的所谓事功。成都历代的割据政权都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所谓张载勒铭作戒的事——张载在太康初年到成都去看望父亲,途中经过剑阁天险,张载因为蜀人恃险好乱,于是刻碑勒石以提醒统一王朝的统治者,同时告诫欲割据的人,割据之不可取,终要失败的事实(《晋书·张载传》)——割据政权的掌门人们未必不懂,但一意孤行往往成了他们的指南。在中央王朝衰微的时候,第一位吃成都“这只大螃蟹”,以饱大欲的人,便是在王莽统治后期,绿林、赤眉起义时,后来自号为“白帝”——号称“白帝”除了表明其“祥瑞”外,其主要原在于宣称自己是“天命攸归”的正统,历史告诉我们所谓正统与否,只不过是要做强盗的人打着的一个磊落的幌子,此所方式在割据政权那里也屡试不爽——的蜀郡太守公孙述。当此之际,各地豪强打着“兴汉”的旗号,以扩大自己的利益地盘,以便在下一轮新的财产分配及势力瓜分中占据有利地位。公孙述利用蜀郡太守的地位和实力,很快消灭了入侵蜀中豪强势力,后接受部下李熊的建议,号为蜀王,年号“龙兴”,最终将自己的“成家”(又称“大成”)政权定都成都,前后维持了短短12年。就是这位被时人誉为井底蛙(《后汉书·马援传》)的人,却做了成都史上第一个割据政权的掌门人,开创了成都频频割据历史之先河。公孙述少年即担任皇帝的侍从,熟悉皇室礼仪制度,他当了皇帝后,完全仿照汉制备了一套皇室的繁文缛节,分封其二子为王,划犍为、广汉二郡的几个县作为他们的食邑。更容易引起混乱的是,他下令废除铜钱,实行国家专控的钱官钱,严重影响了民间正常的商业往来,于是巴蜀民众就用“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民谣来诅咒其政权尽快灭亡。果然不久,便消于乌有。割据政权的快速消亡及“皇帝”的遭杀戮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吓倒那些决心割据而称帝称王的后继者。东汉末年,刘焉刘璋父子据有蜀地,但在刘备的巧取豪夺下便不堪一击。刘备在得西蜀后,便打着扶兴汉室的老幌子,既而在成都称帝,其皇室礼仪制度,尤其是其子刘禅继位后,大兴土木,皇宫之豪华气派令人瞠目。但所谓的正统思想在国人的心目中存了几千年之久而不消,至今仍有尊刘抑曹的观念盘执于心,因此惠陵虽然只是一黄土也保存得较好,被历代统治者利用而作为高唱其正统的法码,实足以证明吾人之黯昧无知。清人完颜崇实还据此撰了副对联:“一黄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保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其尊刘抑曹的思想毕现,实在不堪,国人的奴才及正统观念于斯可见一斑。《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诸葛亮则“几近于妖”,偌大的中国,像鲁迅先生如此看透的能有几人?吾服鲁夫子,洞察堪惊人。“三足鼎安在”,只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而已。魏灭吴、蜀而得天下,后分东西晋,西晋末年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16国中,最先便是人李氏政权,公元303年李特正式在成都少城建立割据政权,次年其子李雄继位,国号“大成”,后其堂弟李寿继位,号为“汉”,故此一割据政权史称“成汉”。成汉政权最强的时候,其辖地西至阿坝东部和凉山州全部,东抵巴中,北极汉中,南包今云南省东部和贵州部分地区。占领了西晋的益州、宁州全部和梁州部分地区,可谓极一时之盛。公元346年冬,东晋权臣桓温起兵一万从三峡西进伐蜀,晋军所向披靡,于347年2月战于今老南门附近,晋军先败后胜,成都陷落,成汉政权就此灭亡。桓温有感于成都大城、少城互为犄角,互为屏障,易守难攻的格局,便于割据政权的建立,于是将少城夷为平地,自此少城与大城的“层城”局面被毁。

  从桓温灭成汉至隋朝建立,其间230余年中,成都历经东晋(其间尚有公元348年范贲称帝于成都,简直是对桓温的迅速讽刺)、前秦、谯纵(东晋末年杀掉益州刺史自称成都王),南朝的宋、齐、梁(武陵王萧纪亦曾称帝于成都),北朝的西魏、北周等八个政权的统治,其政权更换频率之高,唯有中国唐末到宋代之间五代十国堪与媲美。只要看一看今日非洲那些贫困而专制的小国家政权更迭,快速得好比玩儿童翘翘板的游戏,你对历史上这两个阶段政权的频繁更换就不会因其遥远而缺乏实感。而这其中的八个政权还有一个是地地道道的蜀人割据政权,就是东晋谯纵(系渠县人)政权,但存在时间非常有限,几乎在四川的割据政权中没有多少影响。但这里涉及到一个历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即外地人常说蜀人“乐祸贪乱”,而蜀人里有不少饱学之士为此作不懈的辩解。从张载在剑阁道勒铭告诫蜀人恃险好乱开始——他应该已经历过公孙述、刘焉父子、刘备的政权割据——历代不乏提及蜀人乐祸贪乱的人,南北朝时蜀人罗研面对临汝侯萧猷说“蜀人乐祸贪乱”,辩解说,那是因为蜀人被穷逼出来的,如果吃得饱穿得暖,就是有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客“巧说于前”,韩信、白起那样的武将“按剑于后”,都不会使一人为“盗”,怎么可能去“贪乱”(《南史·罗研传》)。罗研这一说法,不能一点道理都没有,如果仅是因为贫穷的话,那么比巴蜀地区穷得多的西北地区,或者其它地区为什么割据政权较少,而独四川地区为多呢?何况巴蜀尤其是成都地区素以富饶著称,罗研这一回答并不令人信服。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全国都处于割据状态。但宋朝建国后,士人们在讨论战乱割据的责任时,又较多地追究起四川人的责任来——因为赵匡胤之得天下完全是靠陈桥驿趁人之危的结果,故尔宋代统治者对削弱藩镇兵权之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其它朝代,乐祸贪乱的“恶名”在这种情势下,绝不是个小罪名。宋朝统治者是要经此讨论来统一士人们的思想,给那些藩将提个醒,发出警告——蜀人张唐英据此辩解道:“自古奸雄窃据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闭关恃险,以苟偷一时之安”,接着他得出一外著名的论断:“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唯蜀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不下于蜀者。”(《宋代蜀文辑存》卷13)南宋的蜀人李更对蜀人“嗜乱喜祸”的说法,提出了直接的反驳:“吾观从昔乱蜀者非其国之人,率由奸雄乘隙外至,因窃据焉,而蜀人莫之与抗……蜀之人形格势制,不能不析而从之其间。”他将外来入蜀割据者的“黑名单”罗列出来,竟然只有谯周一名是四川渠县人。其他分别是扶风卒正公孙述、竟陵州牧刘焉、颍川降将锺会、略阳流人李特、抱罕人程养道、彭城人刘连季、太原人王谦、作乱于留复的刘辟、舞阳人王建、邪州人孟知祥等。就是后来在蜀地割据的张献忠、明玉珍政权亦非蜀人无疑。李这个名单的确有非常实用的反驳效果,不把刘备列入其中,也是正统观念在作怪,虽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他不够高明却是明摆着的。而且说外地人来蜀建立割据政权,“蜀人莫与之抗”,民众恐怕并不想“与之抗”吧,谁来统治他,他不是一样葡匐于生活的底层吗?换言之,李的说法还是没有触及到那些捣乱分子为何乐于在蜀进行割据,以及他们为何那么容易得手的问题。李的反驳虽然直观有效,但张唐英的看法比他高明。张唐英关于蜀乱始于朝廷不治,算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上梁不正下梁都要歪,那么朝廷无力,你怎能管住各地藩镇大将,以避免其割据呢?你若以为道德是万能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藩将看到朝廷的力量日渐式微,度算与其在朝廷得那份利益,不如趁机自己出头,获取更大的利益,因为在这种时刻不必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一般说来,所得利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人受利益驱动的本能就被调动起来了,那么人就能容易为此去争斗;倘若获取利益更大,譬如做一个割据政权的皇帝,尽管也要付出血的代价,甚至可能失败,但一心想割据称王的人便会不顾一切。关于这点,我们可先剔除一些附会的成份,来观察《后汉书·公孙述传》对公孙述在称帝前的一些记载。一夜公孙述梦见一位神人对自己说:“八子系,十二为期。”八公子系,合起便是“公孙”(此处为“孙”之繁体)二字。当他知道自己只能当12年皇帝,他便将此告诉妻子并与其商量,其妻胆量过人,回答说: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尚可,何况十二年。公孙述的妻子将割据称王与圣人之“朝闻道,夕死可矣”相比并论,直把圣人空论打得粉粹,一派调笑模样,跃然纸上。能做12年的皇帝,此中利益大矣,既留名青史,又可获得现实的享受和万人之上的尊崇。最后公孙述还玩了一个“人君死社稷”的少见“壮举”,可见在他看来,做了12年的皇帝,付出生命也是值得的。西人王尔德说:“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正可作为对那些割据小朝廷的皇帝心态的注脚。我除了赞赏张唐英的观点外,还有些补充。史书上关于谁当皇帝正统与否,完全是迂腐惑人的书生陋见;另外,一味地赞赏大一统——大一统及所谓正统思想在国人的脑子里是很有市场的——不管这大一统是否为民众带来了真正的好处。其实大一统的政权并不比割据政权的统治仁慈,此点可从王建、孟知祥割据蜀地时观察出来。只要让民众获得更多的利益和自由,不管割据还是统一,我想他们都是欢迎的。这既是对自身利益的认同,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倘若将现代诗人吴芳吉的封锁自闭、不求进步的观念去掉,那么他下面句诗还是不难理解的,“愿真割据行封锁,不得大同亦小康”(《蜀军援湘东下讨伐曹吴已复归州》)。因为民众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不是那些大言玄玄的所谓说教。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8 | 显示全部楼层
  抚平创伤

  自古入蜀者,有几种情况必须分别对待。一是遭受流放、谪贬的人。四川好像历来并没有一个可供统治者作为流放或贬谪自己“敌人”(其实大多是假想敌)的基地,夔州由于其地贫脊艰苦,那里一度成了一个迁徙流人的地方,但人数不可考,而黄庭坚之被贬谪到涪陵、彭水也只是个案而已。不像宋代的广东、海南等地,也不像清代的宁古塔、新疆伊犁等地,是统治者流放、谪贬“敌人”的一个基地。二是宦游(亦可称游宦,唐初常用,后亦沿用)入蜀。这类人比较多,有名的文化人有陕西人白居易,浙江人陆游,江苏人范成大,河南人刘禹锡、李商隐、岑参,河北人高适,北京人卢照邻,山西人王勃,湖南王壬秋等。其它尚有像张子洞这样对吾蜀近现代文化的兴盛产生过影响的官僚。三是逃难。著名的文化人当数杜甫,随后有在唐末逃难至蜀的一些名门望族,对宋代蜀学的兴盛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高校迁蜀,学者、教授、作家大批至川,对当今四川的文化积淀也铺垫了一定基础。四是不少的商人进入成都做生意并最终定居成都,我们将在后面适时论及。五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四川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有七次。大多数的人口迁徙都是因战乱和政治原因造成,少数是因为四川能满足其“冒险”之欲望,或者因政府的鼓励性政策而迁入。这七次迁徙分别为:秦灭蜀国后,迁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以便于控制巴蜀;东汉末到西晋,大规模境外移民迁居四川,导因于战乱;唐末五代、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导因于战乱;无末明初,长江中下游的移民大批入川,因为战乱;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四川人口大减,土地荒芜,大批长江中下游及南方移民迁入;抗日战争爆发,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移民大量迁入;1949年后,为加强战备及三线建设,大量北方人及江浙人迁入。这些大规模迁徙中导因于战乱者,其实和杜甫的逃难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其规模较大,以及杜甫有名,将二者均单独列出,以便于对其间所蕴藏的问题加以分析。

  文化人之入川,主要是因为宦游。而宦游入蜀的文化人,没有几个是将官做得很得意的,倒是有一大堆失意的人。考虑到文人好夸张的毛病,我们只以两个可确知的宦游失意文人王勃和陆游来讨论这个问题。王勃早慧,17岁考中了素幽科,成为朝散郎,后从唐高宗第七子沛王李贤的王府修撰兼侍读,虽然只是文学侍臣,但作为皇子的随从人员,地位比较亲贵。王勃本可乘此青云直上,但公元669年,他20岁时却因一篇游戏文章惹出了祸事。唐代贵家子弟盛行斗鸡游戏,王勃因皇子们斗鸡写了一篇鸡檄文,给皇子们斗鸡助兴,以沛王鸡的名义声讨英王鸡。唐高宗得知后觉得王勃挑拨皇子之间的关系,盛怒之下,将其驱逐出沛王府。王勃受了这种打击,没过多久,就带着无奈与委屈从长安入蜀,沿途用时一月,大抵与王士性入蜀差不多。据考,王勃应率先至成都,因为当时卢照邻在任新都尉,因卢照邻的关系至梓州、九龙县、绵竹县等地拜访朋友。这次入蜀他留下了不少诗文,大抵占其诗文集《王子安集》的三分之一。其主调是委屈、愤懑、怀乡、隐逸等。其入蜀一年有余后,就以为别人募集银两的口吻写《为人与蜀城父老书》,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募捐活动实在是为了自己,因为文中所写情况正与他的处境相合,文中说:“下官薄游绵载,飘寓淹时”,其在成都为着经济的援助。入蜀两年后,王勃又写了一篇《为人与蜀城父老书》,文中说:“仆一违秦龙,再革炎凉,戒征轴而无因,指归途而有倦”,表明了久客思归的情绪,但无财力北还。都说明他在四川游宦生活是过得不好的。王勃来蜀两年后,一次酬和邵令远和卢照邻的诗作时,写了一首《蜀中九日》,其中有两句:“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可以想见他对南中(四川)的厌倦之情。而且他在四川所写的诗文中,除了咏怀之作、即兴之作外,便是应命之作,而应命之作中全是对道观佛寺的颂扬,其主人的吹捧。但全身远祸、隐逸山林的想法也在他诗中时有显现,这对刚过二十岁的年轻诗人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也可看出古人在专制制度下,生存之艰难悲苦,即便像王勃这样的天才也不能幸免。王勃在蜀地的日子里,常常是“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春思赋》),因此“万里将念归”(《山中》)。但在四川与朋友唱和、游山玩水对抚平其内心的创伤无疑是有作用的,这是王勃在蜀地三年的唯一收获。

  与王勃相比,陆游在成都一带过着的也是让他很不得意的生活。陆游是宋代少有的一生都主张抗金恢复失地的诗人之一,可惜抗金不只是个抗不抗金的问题,还在于主和及主战两派此消彼涨,他们的利益荣辱,身系其间,不可能高尚到尽以国家大事来行事,尽管主和派也强调他们的行止是为了国家。陆游的不幸在于其有用的壮年,主和派长期主宰朝中政事,因此他只有十分短暂的时间在抗金前线南郑参与兵事。随着四川宣抚史王炎的离职,陆游的恢复中原之策,恢复失地之志,不被人用,不被人理解。即便是著名诗人范成大任四川安抚制史(此为罢宣抚史罢后新设)时,陆游不被人理解的糟糕状况亦没有丝毫的改观,这使他对位老友深感失望。四川安抚制史的权力极大,是最高军事长官,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北控秦陇,临制悍防,地位十分重要。如果范成大想实行陆游提倡的恢复中原的抗金策略,在其权限范围内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但范成大虽是诗人,毕竟久混官场,对主战与主和所带来的厉害得失,有非常实在的世俗性评估和权衡。总而言之,他不愿意采纳陆游的意见而招致丢官的危险。

  陆游是范成大的部下,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史参议官。陆游见范成大不理睬他的抗金策略,反而频频地施武于西南边地的吐蕃等少数民族,建立毫无实用价值的,炫耀其筹边武功的筹边楼,以夸张自己的政绩。但平日里范成大主要过着对名花,开夜宴,醇酒美人,音乐歌舞的奢糜日子,全然不管离成都并不算十分遥远的川陕一带的战事与边务。陆游跟随范成大过种生活,让其颇不自在:“乐哉今从石湖公,大度不计聋取丞聋。夜宴新亭海棠底,红云倒吸破璃钟。琵琶弦繁腰鼓急,盘凤舞衫香务湿。春醪凸盏烛光摇,素月中天花影立。”(《锦亭》)陆游对范成大招饮的铺张有着力之描写,但最要紧的是前两句。“聋丞”之典出自《汉书·黄霸传》: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臣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勿失贤者意。”陆游在表达对范成大的微讽和调侃,意思说我虽然是个聋子,但范成大还是要把我摆在那里做装饰品;或者说我本身就是个聋子,之所以没被开除,是因为范成大照顾我。石湖公范成大先生对我陆游真是太好了,因此“乐哉今从石湖公”。于是陆游不得已开始喝酒赏花,藉以解闷消愁,开始爱上成都的山水风光,“剑南山水尽清晖,濯锦江边天下稀”(《成都书事》)。陆游转移苦闷的第一招便是去爱上在成都开得繁茂的海棠,香得醉人的梅花,对前者他说“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成都行》),“碧鸡海棠天下绝,枝枝似染腥腥血。蜀姬艳妆肯让人,花前顿觉无颜色”(《海棠歌》),近于抒情夸张之能事,可见人称其为“海棠颠”,不全是不实之辞。对于后者,陆游最著名的诗句奉献给了它,“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梅花绝句》),其状摹挚爱梅的情态,在我看来,甚于千万首味同嚼蜡的梅花诗。

  成都的风土人情、良辰美景以及诸多先贤的人文遗迹,都使陆游愤懑之心有所化解,起了一定的移情及“麻醉”作用,“乐其风土,有终焉之志”,即便是东归后所作的诗也“多道蜀中遨游之盛”,以至于其故乡的人不怎么理解此点(《乡人或病予诗多道蜀中遨游之盛,适春日游镜湖,共请赋山阴风物,遂即杯酒间作四绝句,却当持以夸西州故人也》)。即使63岁做严牧时,仍有归蜀之意,其《东斋偶书》一诗中有“不死扬州死剑南”一句,并自注说:“顾况诗:‘人生只合扬州死’,而予尝有归蜀之意。”有归蜀之意固然表明其对成都的眷念之情,但究竟只是他的怀旧情绪的“曾经有过”的归蜀之意,事实的结果是没能也不可能终老于蜀。蜀地毕竟是他壮年政治上失意的伤心地,一想起这些就可能使他五内沸腾。除了在观山玩水、醉酒花间外,陆游将其爱国不能的苦闷更多地倾诉给“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的前辈诗人杜甫身上,因为现实生活中与自己见解相同的知音稀少,只好在遗留下的古迹里去寻找异代知音,而杜甫便是最好的人选。“我思杜陵叟,处处有遗踪”(《感旧》),“拾遗白发谁人怜,零落歌诗遍两川”(《夜登白帝城楼怀少陵先生》)。陆游悲杜甫一生坎坷,不被人理解,报国无门,也是自悲,悲两人遭遇的相似。其实按世俗的标准来看,杜甫的游食生活比陆游的闲官生涯要困难得多,其一生逃荒避难,为衣食奔波,行走于权贵之门,杜甫生存之艰难,更堪浩叹。

  杜甫赴蜀是在战乱时保全身口,为全家活命找一条出路,“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木皮岭》)。彭州刺史高适描述当时的情状说:“关中比几,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新唐书·高适传》),杜甫就是这“道路相系”者中的一位。因此注定着他到成都的心态比王勃、陆游更悲惨。他在赴成都的途中过五盘岭时就断定了“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揆诸情理,能“归吾庐”自然是更好,何况成都绝非万事都好,那里自然有让他非常不顺心的事。他到成都时心情之复杂,可谓一言难尽:“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不适,侧身望梁川。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悲伤!”(《成都府》)成都的一切既使他感到新鲜,又使感到身在异乡的孤寂与不便,他对自己不安定的生活虽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游子日月长”,但一想到没有归途的生活,禁不住内心一阵怆然。他深感成都的风物与其此前所见相异,也很繁华,但总觉得不是很适意。到后来,他发觉才到成都就产生这一通思想,好像心态上未免过于灰暗,于是结尾来了一句他少有的洒脱“自古有羁旅,我何苦悲伤”,其实正好表明他的“悲伤”浸入骨血,不易排解。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快就在成都自己平常的生活中找到了些乐趣,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杜甫前后两次在成都居住了近四年,写了260多首诗,其中以田园、山水为题材的诗写了不下100首,可以说成都的风土人情打动了他。但即便如此,杜甫一直怀着“此身哪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心情来看待他在四川的奔波生活。其赴蜀原在于当时蜀地尚未动乱,并且有些朋友在那里可接济他。而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蜀地亦有吐蕃的连年骚扰,又有地方军人割据混战,朋友也逐渐稀少,“厌蜀交游冷”(《春日登梓州城楼》)。加上长期漂泊,年老多病,思乡之情日渐加深,于是当在公元764年春天听说战乱已平,即欣快地写下了他平生最快活的诗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准备出蜀,但听到严武再次镇蜀,杜甫旋即再赴成都,但此次经历,只不过让其更加失望,加以严武的突然病故于成都,因而他决计离开成都东行出川。

  成都或者不妨扩大点说四川,就是这样一种地方,即退守和暂时的栖居,也许会过得很安稳。在帝国版图上的位置,与外国接壤的边境省分相比,算不上真正的边缘地带(不过1703年,为免除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的地丁各项钱粮,上奏者说这四个地方“俱属极边之地”,见道光《石泉县志》),但成都从来都不曾是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来看,加上四蔽的地理位置,绝域殊方的风俗民情,它真正算得上暗藏在帝国的边缘。从政治上,只不过有些小打小闹的割据政权,曾在短暂的寻欢作乐,这种短暂意味着其存在缺少霸王之气,而是一种小家子气的苟且自存而已。其最根本的体现是政权的守成倾向,即无力向外扩张,但这种守成最终会导致无力自保,国鼎相让,甚至身首异处。从经济上看,四川包括成都繁荣的时期如唐宋,政权运转所需的费用,有不少是由它供给的,其受剥夺的程度,也甚于其它州郡。政权只从成都获取,却不提供相应的使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采用的方式多为杀鸡取卵。如宋代的私人交子,固然因其私人缺乏本金或其它问题,最终导致缺乏信用,形成诉讼;但官方收回置交子务后,官方因战事频仍、机构雍肿、贪污成性,滥印交子,终于造成通货膨胀,官交缺乏社会信用而作罢,但统治者从中掠夺财物的目的是达到了的。换言之,所谓“扬一益二”,其实都是为保首都这样的政治中心的巨额挥霍作铺垫而已,事实上的经济中心却没有获得经济所应具备的活力,以及相应的市场发展机能,从而使好端端的经济态势萎缩。

  成都从来就没有作为帝国文化中心这样超凡的实力,这不只是因为中国的城市不管是首都还是地方性府、州、郡的城市格局,都是中央集权制下高度集中的,城市的功能不像英美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功能出现某种分工与合作,而是将多种功能容纳于一座城市,使其这座城市的功能看上去庞大,实则每一个功能都处于互相制约而萎缩的状态。这样的情形,自然就使会文化人——自然包括某些官僚,因为古代的科举制度造就了文人与官员在某种意义上的融合——的入川大半是因为其它被动的原因,如战乱逃难,如宦游失意等,而非自愿。王勃、杜甫、陆游就是这样的典型,这样的文化人对成都来说,算得上是过路文化人,成都的物质生活虽然让他满意,但很难留住他的心。抗战时大批的高校及作家、学者、教授内迁至蜀地,但抗战一结束,鲜有留下来的。蜀地的文化虽因他们的到来有一定的建设和积累,但毕竟时日较短,而且由于战后一窝蜂的迅速撤离,反而造成新的文化延续上的伤害,无法弥补,因为文化的发展仰赖于它的创造性和绵延性。我的意思是说,成都包括四川从大的方面来讲,在国家危急的时刻,它的作用胜于承平之日,如唐玄宗、唐僖宗因战乱奔蜀,宋代的战事如对金、西夏,尤其是南宋时对蒙古的抵抗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南宋偏安于杭州,其衰亡被延迟,四川居功至伟。抗日战争四川对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诸方面均出力甚巨。但一旦承平之日,其发展虽不落后于有些城市,但要像有的沿海城市那样尽显英雄本色,恐怕甚难。这就表明,成都在农业社会中的作用更多是守成型的而非进取型的,更不是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先锋型的,这一点颇像儒家思想在中国现实社会运行中的境遇。作为一个时代的探路者——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成都都是不行的,其保守闭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远离海洋的内陆城市,在一个庞大的专制帝国易于守成而非开拓,似乎也是必然的。

  再从人口迁徙来看,从古自今,成都人口的进出是不平衡的,进入的多而迁出的少,除了像宋末或明末,很少有主动大规模迁出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在成都人口迁徙规律中没能做到,这自然有中央集权下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以限制人的自由为目的的人事管理制度及其思想有关,但不能忽略成都人口迁徙的自身特点。这特点就是入蜀的人的素质相对较低,而较少的出蜀者其素质却相对是较高的,如宋末四川士人因战乱出蜀,导致蜀学的彻底式微。当然你可以说蜀学的兴起得缘于唐五代的战乱大批北方士人入蜀所致,这确是不争的事实。但像这样的人口迁入,在四川迁徙史上是较少的,尤其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其整个素质并不算太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清朝前期四川地区考中进士的较其它省分偏少,其因素固然很多,但可以从上论述不难看出端倪。移民文化素质,对以后人口素质的构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深圳就是一面镜子。文化人不管因何种原因入川,但多以唐宋时期为主,如前述的卢照邻、王勃、高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陆游等,时间越晚近,越是很少有著名文化人入川,只有到了清代末期才有王壬秋到尊经书院任山长。抗战是个例外,那是将整个临时的首都安到四川境内来了的原因。如今人才流动上的不平衡,就更是如此,好的人才往更具冒险的、机会更多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移动,靠市场的力活调节,而流入成都的人的整体成就和素质都要稍欠于他们,这只不过是古代人口流动的现代版(当然大规模民工外出打工是另题,应单独探讨)。而且文化人之入川,也多半是因其不顺意,成都这个温柔乡只起着在一定程度抚平心灵创伤的作用,一旦稍有好转,他们绝不久呆,并决计离开。国家亦是如此,成都包括四川历来作为“王业之基”——秦并巴蜀以灭六国,刘邦定天秦到隋人平陈,宋人定江南等均是如此,但“王业之基”绝不是王业本身,王业本身要在长安、北京、杭州等地建立,绝不会在巴蜀的任何地方,巴蜀只是一种可堪利作的过渡而已。

  不错,对国家对个人而言,成都都像一剂止痛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止痛。但要完全治好病根,却非大动手术不可,不可能指望止痛药去抢头彩,率先将根深蒂固的病灶清除,它的药效毕竟是有限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8 | 显示全部楼层
  让人慨叹的温柔乡

  温柔是个夺命的词汇。温柔乡更是一个广为流传的销人魂魄的典故。妩媚无比的赵飞燕,为了承欢固宠,不使汉成帝移情别恋,便将其妹赵合德送给汉成帝享用,哪知她的媚术真是举世无匹,令汉成帝龙颜大悦,惊叹不置:赵合德真是温柔乡啊,我要在里面养老送终,再也不出来了。汉成帝养老送终没能做到,送命倒是很快就做到了。而成都在许多看来似乎就是这样一个温柔乡。因此在相对贫脊而苦寒的地区如陕西及甘肃等地都流行着“少不入川”之说。所谓“少不入川”其实主要是入成都,因为那里秀美的山水、丰饶的物产,都会使一个人流连而不能自拔,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进取心、创造力、可塑性都很强的时期,这个时期到了一个不需要多少奋斗,便可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定的物质享受的成都,就会形成自足安逸、悠闲内闭的心态及生活态度,对一个人长远的发展,以及充分开掘一个人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并不是十分有利。换言之,青年少时代入了成都,便会深陷其间而不能自拔,沉醉其间减少了自己向更多的方向发展的余地,使自己的机会成本加大,风险性越大,而成功的机会反而偏少,从而断送自己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竹枝词中也有“‘锦官城’东多水楼,蜀姬酒浓消客愁。醉来忘却家山道,劝君莫作‘锦城’游。”这样的提醒,基于这样的原因,人们告诫,没有足够的准备,在青少年时代,这个安乐窝是不能随便来的。

  但是上述论点必须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即少不入川的人,一定会在外面有所成就。如此一来,这个论点的荒谬性便凸显出来。其实无论在何处,要取得成功,都必须要有相应的投资,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长期的及短期的,没有相应的投入成本,必然不可能得到应有的产出,从而赚取利润并获得成功。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它可广泛运用于人们涉及到现实利益时的行为选择中,尽管人们许多时候的选择看起来并不着眼于经济因素,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间所隐藏的利益色彩。在农业社会里,一个人选择成都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基地,那么他必然会取得先天的优势,即以都江堰形成的灌区农业,所带来的水旱从人,物产丰饶的自然现状,优于中国的许多农业区域,这样就会形成物价上的相对平稳,即便偶有波动也波动不大,除非像战乱、大的水灾等非常时期。整体物价的平稳,使得农业社会的投资行为,其风险性大大缩小,因为这里有可能够依靠的“天”即所谓水旱从人,因而其产品所获利润并不比外面价格卖得更高的产品,利润空间小。这也就是在农业社会,成都较其它地区有一定优势的原因,但一旦农业社会开始瓦解,成都地区的优势便会受到一定的削弱,这也就如今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人口为什么大规模出川打工的原因,大批的民工出川谋生,是成都地区在农业社会里的微弱优势已然解体的具体表征。这个安乐窝,由于社会的飞速发展确实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四川包括成都地区历代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波动沉浮,实在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和领域。成都地区的土地素以肥沃著称,加之人口较密,地无寸土之旷,尤其是都江堰灌区之内的水田更是价格较昂。《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中载上田亩直2000钱,经过400年后,到唐初,都江堰灌区上田亩直10金,折合100万钱,上田价格增加50倍,平均每年上涨10·25%,上张幅度在农业社会也还是不一般(《旧唐书·高士廉传》)。唐太宗贞观4年的的米价是“斗米不过三四钱”(《资治通鉴》卷193),但在后蜀950年,米价不贞观年间还要低,“斗米三钱”,其原因在于“蜀中久安,赋役俱省”,以至城中了孩子不识“稻麦之苗”,可见民众也能从后蜀这种割据政权得到好处(《蜀寿兀》)。但田价的昂贵,以及米价的低廉——战争时期除外,因为这个田价也不是战争时期的田价——透露了几个信息:其一都江堰之水旱从人,获丰收是平常之事;其二田地一旦买置,可以永久利用,每年除所产了稻米可卖钱外,在理论上,还可使购置田地的购买成本无限地趋近于零,而且如果继续按每年10·25%的田价上涨(当然市场不可能这样的规矩,因素很多)的话,那么他的毛利收入还是可观的。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样低廉的价格,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为不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那么他就不可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尤其是那些田多的人,无非是找人租种,尽管从单产上可以尽量提高,但劳动成本却并没有降低。也就是说,只有随着酿酒业的发展,并能从中获取更高的利润,那么米价才可能上扬,购置田产的人和种田人才可能从中获取较多的利润,而这一切必须仰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公元1086—1094年间,有说“蜀中比年谷米极贱……米石直七、八百文”(吕陶《奉使回奏十事》)者,也有说“臣闻成都……民间米斗六、七十文”(《乞体量成都漕运司折科税米奏》)。所记大抵相同。公元1023—1032年间,官以三百钱市民间布一匹,民甚便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0)官方出300百钱,本身就是在压价收购,民众都还称便,说明要么布匹的供求关系是供过于求,要么是确实卖不起价。就是在咸平年间(998——1004年),每匹绢的价格约300文,而彼时山东益都、济南地区每匹绢800文,四川便宜一倍以上(《朝野杂记》甲集卷14)。按四川地区的绢价格,需二匹多才能购一石米。米价不高,绢钱亦贱。低廉的物价,说明商品交换的程度不高,手工业亦不算发达,当然最终是消费需求不够强劲有力。

  但到战乱、水灾的时候,成都米价腾贵惊人,譬如清初丧乱,全蜀大饥,人民相食,1647年谷一石银四十两(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按一石谷约合1500斤,折合米约1200斤,那么30斤米费银一两。其它地方似乎更吓人,如川南斗米25两,6斤米费银一两,比成都贵约倍((同治《重修大邑县志》卷19),而乐山更是斗米30两,5斤米费银一两,比成都贵约6倍(道光《新津县志》卷40)。一方面表明因战乱成都逃跑和死亡的人很多,另一方面也可证明都江堰还在非常时期能起点作用,使那些没逃跑的人,还能得到一点收获,这也是成都水旱从人,物产丰饶的间接例证。但是到了1727年,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大约因国种省旷土本宽,米多价贱,而无知之民平日既怀趋利之见,又有传说者谓川省之米(这不全是传说,1731年,官方议准四川储谷约钱每石三钱,这是记载于《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中的。这就意味着费银一两可买4000斤米,相当于80年前清初战乱时,米价比成都低了133倍多,比川南米价低了666倍多,比乐山米价低了800倍,这个价差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也可以想见四川尤其是成都的恢复重建能力是较强的——引者注)三钱可买一石”(嘉庆《四川通志》卷首),就是说费银一两可买5000斤米,表明此时四川之米价,比清初战乱时的成都米价低了666倍多,比川南米价低了833倍多,比乐山米价低了1000倍。可以想见战乱对民众祸害之一斑,也说明湖广填四川,不全是政府在引导,到了雍正朝甚至有人提议禁止入川的外省人了。由此表明这个安乐窝对人之引诱。

  战乱与平时的米价相差之大,确实是惊人的。如果没有战乱,比如东汉到唐初约400年的时间,其上田亩值也不过增长50倍。而战乱则导致了几百倍的差距。一是战乱时政府赈灾不力,视民众疾苦如未见。二是清初为开发人丁稀少之四川在赋税上较它省有所减少。三是人口较战乱之前的人口密度还是较低,自我消费力不够。四可能是成都人的奢糜之风,导致自己存储不多而至米价腾贵。五是交通不便导致外运不多。只是到了后来逐渐外运,如1753年“拔四川谷八十万于江南,自是亦屡有拨邻省之举”(王庆云《石渠余记》卷4)。这说明四川米价加上交通费后,加上相应的利润空间后,其米价仍在江南有竞争力,另外说明江南自产米似乎不能完全自供,因为大量的人成了专业的商人及其它手工业者,其日常生活物品全仰赖于用货币购买,用自己的劳动去购买他人的劳动,这说明社会分工也愈益细密,而成都在清代社会的商业成都远不及江南,是宋以后成都继续衰落的佐证。

  物价低在农业社会是个可傲的资本,因此清初从外省入蜀的“冒险分子们”,在四川包括成都取得成就定居后,很快就沉醉在他们开创的业绩之中而不能自拔。对子孙的到外面的闯荡不再支持,即便是在本世纪初,我们照样可以看到成都地区农村的许多土老肥,为了不使其儿子外出,不惜让其早婚,更有甚者,不惜让他在家中吸鸦片,此乃亘古未有之怪现状。郭沫若后来在一首诗中,描述其从乐山外出读书,其母告诫他休作异邦游。这是整个四川心态的一个缩影。这是清朝中后叶,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物价相对平稳,给民众闯荡精神的扼杀以及由此带来的保守。台湾学者吕实强研究1835至1910年民生日用品价格上涨情况,各物总平均为122·5%,75年间平均每年上涨1·63%,木工、土工、石工、篾工、织工、农佣等十余种农村短期雇佣工价上涨,而1875至1905年30年,各种工资平均增加55·4%,平均每年增加1·85%,这样算下来工资增长指率高于物价增长指率。再计算上其它损失,也是工资增加和物价上涨持平。具体的说,衣著类各物(1875至1915年)平均上涨57·5%,年平均上涨1892%,食品价格(1875至1905年)上涨39·7%,年平均上涨1·32%,建筑材料(1875至1905年)各物平均上涨63·5%,年平均上涨2·12%(吕实强《近代四川的农民生活》,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只有衣、住两类略高于工价增长水平。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物价上涨每年在3%以下是较为合理的,因此清末三十年四川尤其是成都的农工商业的发展均极平稳,因而积聚着财富,也蕴蓄着保守。

  诚然,物价低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却并不一定就是福音,消费水准的高低与购买力的强劲与否,与当地人的收入多寡是成正比的。观念的落后以及我们的腰包之瘪,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自欺欺人的。诚然,“四川一省风景之美,名胜之多,物产之饶,矿苗之富,殆为天下冠,除海货外,应有尽有”,但绝不应该有“良足闭关自守,此殆他省莫能抗衡者”的心态(徐心余《蜀游见闻》)。小说家、成都文化史研究专家李人先生在《暴风雨前》借青年赫又三之口曾说过:“历为生活程度低,大家便容易生活,费不了多大的事,衣食住行完全解决,因此大家便养成了一种懒惰行为,和苟安心理。”消耗式享受的物质基础已然具备,就不怕你不置身其间了。但我要说的是,他能在低物质的水准上享受自己的一生,与你激进地奋斗一生,取得所谓的成就,到底哪个更得人生的真谛,还真不好说。真的,还真不好说,至少我是糊涂的。而且从个人的生活方式来说,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选择,尊重别人的选择而不是去指谪别人,我想比那些天天去教导别人要这样奋斗要那样奋斗的人,更像一个现代人。

  我现在就在这个安乐窝里,暂时还没有挪窝的迹象。生活总不可能只有一种方式,王尔德曾跟一种呆板的艺术评价准开过玩笑:全国都是一片美学的声音,那就大祸临头了。唉,对成都人呆在安乐窝里的闲适生活,我还能说什么呢?王尔德的调皮是我心头最好的解药: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探访民间生活

  方脑壳,哈戳戳,有了祸事跑不脱;不转弯,

  转直角,吃了亏还很快活。

  ——电视剧《方脑壳》片头曲歌词

  龙门阵,龙门阵,龙王老爷害了病。

  打发乌龟去捡药,龟儿子在听龙门阵。

  ——成都民谣

  谁是二百五

  中国地区差别之大,风俗民情之不同,是有目共睹的。扬雄对“蜀”解释为“独”,“不与外方同”,无论是杜甫还是陆游一进成都,就发觉与自己以前的经验很不相同的风俗民情之类的事,至于歌咏成诗。而很多人对巴蜀人的概括,也通常跟下面这句话大同小异:“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荡佚”(《通典》)这就是说,巴蜀之人没有心肝,不背袍袱,很容易将其它地方的人视为天经地义的重大事情,视为玩笑的一部分。的确,此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四川地区地处远离儒家正统文化的“西僻之乡”,譬如割据政权较多,也是民众很少讲什么“大节”而倾向于实用一面给割据带来了“群众基础”,尽管我们不同意蜀人“乐祸贪乱”的说法。同时我们很少为某一学说或真理而努力献身的“烈士”,更不容易诞生像齐鲁大地那样舍生取义的“正天下之风”的圣贤,多的是像扬雄、谯周、郭沫若这样审时度势,灵活善变的人。他们也不大拘于学问的一隅,执学问的一端而固守,或者因此从一而终,如清末民初其思想凡六变的学者廖季平等。从民间来看,南北朝以来,见诸史籍的离经叛道的“别财异居”,官方屡禁不止,说明那种将家庭维持在几世同堂的“大一统”观念,对四川地区的人缺乏像齐鲁大地的人那样大的吸引力。林语堂说北方中国人是“自然之子”,“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而南方中国人则是“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欢舒适”(《吾国吾民》),而作为南方中国人的四川人尤其是成都人来说,受那种大言玄玄的说教诱惑较少,直接和实用,世故与讥刺集于他们的一身。

  离经叛道首先在于成都人对语言的特别嗜好,现今仍有“重庆崽儿砣子硬,成都妹子嘴巴狡”的说法,不选择地方的大摆“龙门阵”便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因此成都方言包括四川方言均有自己极其浓郁的民俗风情特色。有学者从语言学上研究,凡是带“二”字头或含有“二”字的四川方言包括成都方言,都含有“次于一”、“次于头等”之意,几乎都是贬义词(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例如二吊五、二杆子、二道贩子、二簧篾、丘二、转二哥、二恍恍、二毛子、二警察、二通二通、二甩二甩、吊二话、二进宫、二麻二麻、二不挂五、二像二像、二冲二冲、二不兮兮、棒老二等等,当然最著名的就应算“二百五”了。“二百五”有词典解释为“讥称做事不可靠或有些傻气的人”(罗韵希等编《成都话方言词典》)。似乎“二百五”就是一个傻瓜,全是对一个不可靠的人所做之事的否定。其实这并没有体现出成都语言的在其语言环境中多面性,甚至意思刚好相对相反等,譬如“龟儿子”一般说来是骂人和损人的话,但有些时候也表示出一种亲密和喜欢。那么“二百五”如“龟儿子”一样也在某种语境下,有拿来赞赏人的成份,换言之,像“龟儿子”、“二百五”这样来自底层的词汇,就是贬抑中有赞赏,赞赏中寓贬抑,是这两种看似冰炭不容的态度的巧妙融合。我们可以拿这种态度——喜爱与调侃、批判和赞扬——来观察和分析历代四川文化名人,用“二百五”来作为他们所行之事的代称,绝对没有什么大不敬的企图。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这样的民间土壤里孕育出来的,自然我们可以用民间的方式来解读他们,何况自我解嘲,也不怕他人笑话,这是是川人的天性。甚至只有用这种方式解读的他们才是真实而鲜活的,他们很巴蜀味的地方正在于其行事作文时所显露出的民间底子。

  《汉书·地理志》很准确地概括了蜀人包括成都人一个骨子面的特点:“好文讥刺,贵慕权势”。换言之,一方面批判社会及不合理的东西,用讽刺的笔法来发泄自己对现实的愤懑和不满;另一方面又贵慕权势,喜攀龙附凤,巴结达官贵人。这两种相反对现实生活以及对人物的评判标准,非常诡异而自然地体现在成都人身上,其实按在专制制度下的生活招数来说,无非是狡兔三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狡猾而聪明的实用主义态度。好文讥刺几乎是四川文人的一大特点,从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东坡、杨慎、李调元、郭沫若等,这说明讽刺和调侃,在我们四川文人的创作中有着漫长的传统,而至今不衰,如流沙河的《Y先生语录》、贺星寒的《方脑壳外传》、魏明伦的《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等著作文章均是如此。直白地说,蜀人有这种“好文讥刺”的传统,是蜀人在长期的专制制度下要发泄自己情绪的方式和渠道,著名哲学家穆勒说“专制使人冷嘲”,用在蜀人的身上真是再恰切不过。

  成都人司马相如奠定了汉大赋的体制,铺张扬厉,华词丽句,如山堆砌,并确立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劝百”虽然是基础,但“讽一”也是很重要的,不然就完全成了御用文人,权贵弄臣了,那么就会完全丧失文化人的真相了,这一点在我们当代的四川人中不是没有例子的,如郭沫若。就像味精对于烹调来说,并不是菜本身,但他却实菜变得更有味,“讽一”的重要性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重要性。如果不是这样,汉武帝读了《子虚赋》便不会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的赞赏了。汉武帝的“愿望”很快通过司马相如的成都老乡,狗监杨得意的举荐而得以实现,其实司马相如见汉武帝的愿望比汉武帝见他的愿望可能要强一百倍。因为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结婚后,颇受卓氏大家族的轻蔑小看,临邛卖酒,文君当垆,他来洗碗,在后世文人看来是佳话一段。倘若我们设身处地为其着想,对当时的他来说,绝不是浪漫的举动。不然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他离开成都到长安任职,路过升仙桥送客观时于桥柱上所发的“毒誓”:“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既然自绝了后路,便得想尽办法接近汉武帝,汉武帝喜欢《子虚赋》固然是天赐良机,但火候还不到,再趁热打铁地上一篇《上林赋》,极尽夸张美化之能事。虽然司马相如受的“阿谀”的方式,以及狗监老乡杨得意的通融,获得了汉武帝的青睐,但汉武帝派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事,却是千古流芳的大好事,这比他写的所有汉赋都重要得多。因此,与其说他在文学上才压两汉,不如说他在通西南夷方面所取得贡献远远超过他的文学成就。像晚年所写《长门赋》脱不了顾影自怜、等待召见的嫌疑,虽然在文人选择机会较少的古代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脱离了讥刺而只贵慕权势,总使文章逊色变味。

  司马相如这一套并不难学,踵武其后的老乡扬雄也颇能得司马相如所玩技巧的精髓。早年猛起摹仿司马相如的辞赋,因为其口吃不能剧谈,所以沉默而深思。虽然在汉成帝时受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的举荐,以献赋而擢升为给事黄门郎,但历成、哀、平三帝均不徙官,自甘淡泊,埋头著书。但王莽当政后,他一反常态,不甘于只校书天禄阁,马上著《剧秦美新》给王莽戴高帽子,哪知后来因事遭受株连,王莽并不保他,只是“有诏勿问”,只弄得个投阁自杀,差点死去。扬雄本是深谙自然之道的人,“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太玄》),“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利,和同天人际,使之无间也”(《法言》),但这些道理好像就是专门来讽刺他的实践的。扬雄本是成都的文化人中较有思想的,哪知他竟像现今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别人责难他的东西过于艰深,其《太玄》真是太玄,“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他说:“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认为越艰深越高明,刘歆曾嘲笑他“空自苦”,“吾恐后人用复酱瓿也”。虽然后人并没有抛弃他的著作,但其艰深确实影响了其学说的传播,其执拗的程度似乎有后世大家所说的“方老壳”的影子。司马相如和扬雄都是聪明得要命,老实得伤心的典型。其聪明得要命主要在于他们都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善于吹捧,喜欢夸张,语言华丽,用字新奇,不思故辙,可据此上达天听,但以为可以据此获得皇上的完全喜爱,并由此仕途平稳,永获青睐,却是实足的文人的迂傻,也确是老实得伤心。他们虽是文人,但这几乎成了四川人的典型形象,所以这二人深藏着四川民间的影子。

  我赞同如下的发现,这是谭继和先生的一个观点:四川之所以盛产抒情的家伙,喜出浪漫主义的人物,不出真正的思想家,与四川的人文地理背景和文化思维传统有关。他认为夸张作为汉大赋的特点滥觞于西蜀,是来源于发散式思维,是古蜀民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在西蜀的苏东坡到杨升庵、李调元和郭沫若,难道不是鲜明的体现吗?这些人都是发散式思维如滚雪球的大师,这是蜀人精神文化形态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特点。”(《论成都城市文化的基本性质及其特征》)四川一般说来不大产思想家,这了过于发散和跳跃的思维有关,有少现代作家在不同场合都明确表示对理性和哲学缺乏兴趣(何其芳《还乡杂记·代序》、林如稷《流霰》、陈翔鹤1924年10月21日到杨晦的信)。如此的发散式思维,必然为后世富于激情,形成文学上浪上的漫主义倾向颇有作用,其具体表现可用“万斛泉水不择而流”来形容,好用比喻,擅长排比。也有古代“天数在蜀”,“易学在蜀”的旧有说法十分吻合,可以从哲学和天文学给这种发散式思维特点找到依据。如果我们将这种特点降低为非文学语言,即不将其上升到创作文章的高度,那么这种发散式的思维在日常生活的具体体现之一便是“散谈资”。关于“散谈”,也有说成是“涮坛子”或叫“讪谈子”者,流沙河先生认为应是“散谈资”,而且根据他所论证的一些蜀人俗语亦雅的原则,我同意他的说法,因为蜀地俗语里保留的古雅语还不止他所举的几例。譬如有子弟做事漫不经心,其家长就会警告它:“你又恍兮忽兮的嘛!”,此“恍兮忽兮”语出老子《道德经》,还有蜀人说某人做事没头脑,称为“弗虑弗图”,语出《诗经》,骂某人是“和而流”,语出《论语》“君子和而不流”。“涮坛子”既有“开玩笑”的意思,但似乎也有“故意与人过不去”的含义,而“散谈资”则有摆闲调、转人、吹牛等人。

  这种“散谈资”的方式,无论茶馆饭铺、闹市陋巷,还是田间地头,到处都可以吹得天来宽、海来阔,上天入地,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正规场合名之曰“说段子”,不那么正规的就叫大摆其“龙门阵”,更通俗的说法是“吹壳子”。摆“龙门阵”只需要“或则车笠旧侣,或则萍水相逢,机缘偶合,有心无心,触景生情,话发天籁,于是三三两两,自然而然,聊聊天,摆摆条,进而说说笑,又进而谈谈心,不知话从何处起,也无所谓如何收场。但觉过眼烟云,一阵清风,身心劳烦顿消,带来轻松愉快。”(张秀熟《〈龙门阵〉小序》)据考证,“龙门阵”的起源有二说:其一来自《说唐后传》第二十回名“仁贵巧摆龙门阵,太宗爱慕英雄士”,薛仁贵根据玄女娘娘的所赐无字天书摆出变幻多端的龙门阵,使唐太宗龙颜大悦。后据此喻情节曲折复杂的故事,后以“龙门阵”作为对此的借代。其二四川不少院子都带有亭、坊的建筑,为住宅的总进出口,称为“龙门”,许多人常聚此听讲故事,故称之为“龙门阵”。四川许多人当然也就包括许多作家,都是摆龙门阵的能手,像古代文人扬雄那种口吃不能剧谈的人是很少的。相反倒是很有些特能剧谈的人,刘大杰对李人的回忆很能说明问题:“到人家喝酒,是理想的乐园:菜好酒好环境好。开始是浅斟低酌,续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这时候,他无所不谈,无所不说,警言妙语,层出不穷,对于政府社会的腐败黑暗,攻击得痛快淋漓,在朋友中,谈锋无人比得上他。酒酣耳热时,脱光上衣,打着赤膊,手执蒲扇,雄辩滔滔,尽情的显露出那副天真浪漫的面目。”(《回忆李人》)一般人也许可以像这样讲漂亮的龙门阵,但无法像这样用漂亮的文字将其记录下来,使其成为作品,这正是普通人和作家的区别。虽然他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是现代小说的《华阳国志》,但正这位“脱光上衣,打着赤博”,大摆龙门阵的人,成为1949年后成都市的第一任副市长,是否在某种意义上看出他的双重性呢?

  我们可以说成都人是老实得伤心,狡猾得吓人,聪明得要命,小气得要死。而这一切混合在一起,便会生出许多假精灵,所谓倒二通不二通的,包括对愚蠢者的蔑称,所有这些均可以在成都方言中得到体现。以“瓜”字头或带“瓜”,包括歇后语里谜底含“瓜”字为例就有:半瓜精(甚至包括形容“青勾子”如“半截子幺爸”都含有假精灵的意味)、瓜稀稀(好玩的是同样意思又叫“瓜不稀稀”,类同于“憨痴痴”与“憨不痴痴”的关系,甚至像“鬼冒火”与“鬼火冒”)、瓜眉日(瓜)眼、倒瓜不精、瓜娃子、瓜女(子)、瓜宝(器)、抖瓜话、瓜进不瓜出、瓜瓜、瓜儿、刘全进(由歇后语“刘全进——瓜”而来)等等。比如《成都话方言词典》,据我初步统计,起码有近一半的词汇带有明显的贬义性质,甚至连赞美都带有调笑的意味,绝不肯轻意放弃自己对任何事物的调侃。这就从侧面意味着四川人包括人在贬损对方上过于发达的创造力”。当然自古而今,四川人包括成都人都是头脑灵活、反应敏捷,但与此同时又轻率浮躁、心胸狭窄,而且有不少时候被帝国政府视为“民刁俗敝之区”,因为他们那种调侃的神情、游戏的态度,使得那些专神弄鬼的统治者“教义”的传播者感到十分难堪,而莫可奈何。因而史学家任乃强在其家乡南充曾编了一本乡土史讲义,在论及川省民性时,我以为自今仍有几点非常突出。其中最重要便是器量:“大多狭隘褊急,浅小不能容于人,多讥刺,少溢美,疾恶如伊,而不能慕善,喜自夸,而訾议于人”。“多讥刺,少溢美”既是其耍嘴巴劲的需要,同时也充分暴露出为什么四川包括成都贬损性的词汇较多,以“訾议于人”即取笑他人为乐的本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每一个都有变成对方所訾议的“二百五”的可能,似乎意味着“二百五”无处不在,当然不排除偶尔是因为喜爱某人而对他的调侃。另外在志趣上“大都卑小,趋细利而急近功,轻实质而重虚荣”等。这些恐怕是我们应该深加反省,并有所修正的地方。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9 | 显示全部楼层
  老百姓的天空

  每个城市都因其各方面的不同而有其特殊性,譬如北京是个政治城市、上海是个市民城市、广州是个商业城市,而成都就是个平民城市。自然这种概括都有偏颇的地方,北京自然还有文化经济特点,但相对政治来说,都只不过是它的附属物而已,尤其像在我们这种制度之下。而上海名之曰市民城市,在于强调其商业发展的迅速性和历史跨度的相对久远。将成都名之曰平民城市,主要指平民一词所泛指“老百姓”的含义。老百姓话语表达方式与官方有不少的区别,比如官方喊口号,民间用的则是民谣;官方用现代传媒,民间用口耳相传;官方用命令语气,民间用调侃态度;官方用印刷体语文体,民间就用民谚歇后语;官方正经做报告,民众就游戏展言子等等。在古代,除了国家政权外,家族宗法式的亚政权的势力也不是可低估的,这既是联系国家政权的纽带,同时也是在一定意义上自存于国家政权之外的民间表现形式。而老百姓在这种情形下,用自己的语言(其话语表达形式计有民谣(歌)、童谣、儿歌、传说故事、笑话、歇后语、神话、竹枝词、谚语、柳枝、杂咏、踏歌、翟歌等)来表达他们作为底层群体的喜怒哀乐,我们能由此见出该地区民俗风情及社会生活变迁之脉络轨迹。

  成都歌谣流传历史肯定十分久远,因为歌谣是口耳传播时代取好的方式之一,因其押韵便于记忆,和故事性很强的传说,都较容易流传。但是民谣的时代性是很强的,而我们的文人雅士(正儿八经的史官就更难记载这些,上古采诗官以观民间疾苦风俗的传统,越到晚近越不存)又不乐于记载民谣之类下里巴人的东西,故尔历代民谣虽有所存,然相对其庞大的数量来说,仍是百不存一,自然成都也免不了这样的不幸。至今保留的汉代成都四首民谣均与其时任蜀郡的太守有关。东汉杜陵人廉范,字叔度,在汉章帝时任蜀郡太守,因为当时的成都是除了长安以外全国第二大城市,人口众多,房舍拥挤,一旦失火,延烧极广,火灾防范压力很大。因此官方曾一度下令禁止民众夜间点灯劳作,而民众为了生计,便采取遮掩灯火的方式,如此一来,就更容易发生火灾,民众不堪其苦。廉叔度到任后,进行实地调查,采用储水防火的措施,并允许民众夜间点灯劳作,以增加其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民众为表达他们对廉叔度的感激之情,于是流传开民谣一首:“廉叔度,来何莫?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夸。”(《廉叔度歌》)意思是说廉太守你如果来得早点,我们的生活就好了,你来了使我们可以安心在夜劳作,现在富得要五条裤子重起穿了。至今成都人仍有“有朝一日时运转,两条裤儿重起穿”的俗语,可见其渊源流长,同时此民谣也可从侧面保留一点与成都有关的消防史料。“习习晨风动,/澍雨润乎苗。/我后恤时务,/我民以优。”(《丰年歌》)这是汉代成都人获得丰收后,对彼时蜀郡太守吴资的歌颂,表达了丰收的喜悦及对太守操心农业生产的感激,以至于吴资调离成都后,人们仍深深地怀念着他:“望远忽不见,惆怅常徘徊。恩泽实难忘,悠悠心永怀。”(《去思歌》)民众对吴资离去的怀念,其实也隐含着对接替吴资者的不满。而汉桓帝时的一个蜀郡太守李盛便成了成都民谣的讽刺对象:“狗吠休宣宣,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请乞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以言遗。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这首“刺李盛诗”,刺其“贪财重赋”,表明官府的勒索与匪徒无二。

  自然,越到近代,民谣越多地被保留下来。随着农业的发展,相应的关于农事的民谣就盛行开来。明代成都人杨升庵是少数不避雅俗而关怀民间的人,曾辑有《蜀谚》,记载着古代四川人农业生活。其中有近于原始天气预报,预测一天阴晴的,“日出早,雨淋脑。日出晚,晒死雁”(《日出早》),“朝霞红丢丢,响午雨流流。晚了红丢丢,早晨大日头”(《朝霞红》),“鱼儿和水面,水来淹河岸。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变。”(《鱼儿》),“三月三日晴,桑上挂银瓶。三月三日雨,桑叶生苔菩。”(《三月三日》)等等;复次,有写农民生活遭遇困窘,祸不单行的,“高山栽小麦,终久不成惠。男死在他乡,焉得不憔悴。”(《高山》),另外尚有民俗生活所用的民谣,“螃蟹怕见漆,豆花怕见日”(《螃蟹》)。而到了清代,更有《木棉歌》、《薅秧歌》、《撒秧歌》等反映农业生产的民谣,如流行于成都地区的一首《撒秧歌》:“君不见清明过后谷雨前,丝丝微雨杏花天。看来民事不可缓,农人叱犊犁新田。田将平兮先泡谷,每亩量谷升有六。之扬之稗秕除,淘之汰之得坚粟。粟下缸兮才到水,两日一夜露芽嘴。漉在筐中黄累累,撒在田中绿每每。撒秧歌,歌撒秧,惟惟朝朝有太阳。秧立针兮好洒月,满月雨后秧生长,插遍东西南北疆。”(见民国《灌县文征》)甚至在儿童歌谣中都有对农事的关心,因为生计是所有人的大事:“天老爷,莫下雨,保佑娃吃白米。一点一个泡,长年好睡觉。”(《天老爷》)。

  成都的民谣不只是反应成都农事及日常生活中诸事,而且还可看到成都方言语源来历,“十八扯”一语便来源于流行成都的一系列“扯谎歌”。其一,“三十晚上大月亮,贼娃子翻墙偷尿缸。聋子听倒门在响,瞎子盯倒在翻墙。哑巴喊声抓倒起,吓得贼娃子心发慌。拜拜连忙撵一趟,瓜手赶紧拿棒棒。一把抓倒他头发,一看是个光头和尚。”其二,“出东门来向西走,恰好碰到人咬狗。捡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从来不说颠倒话,眼睛掉倒渣渣头。”我们生活在社会,必然有不少约定俗成的禁忌,而有些禁忌在适当时候得到发泄,对社会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使原先被禁止的物事,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合法,像这样民俗性东西是不少的。如西方每年4月1日盛行的“愚人节”,只有这一切平日不准撒谎的禁忌才会在一定程度上“解禁”。与此相应的,将专门扯谎的事情“真实化”而且歌咏出来,即公开告诉对方这是扯谎,并且扯谎的都是大家容易辨别的“反常识”的东西,所以“扯谎”才在道德的重重压制下显得“合法化”,儿童们从小都唱“扯谎歌”,长大必能多些自嘲和他嘲的成分,甚或多有几分幽默感,这在成都人身上是得到了验证的。不过尽管这样,还是绝对不许小孩真正去撒谎,模拟的事情不拿到现实生活中来做,另一首歌谣已真实地表达了这点:“哄人骗人,烟杆斗儿烫人。长大不是好人,有一天要成犯人”(《哄人骗人》)。另外,社会上职业及其称呼——即过去被称为“幺师”的人,而这种相当今日服务员的“幺师”,确也幽默非凡,在押韵的调笑话语中,就将自己要告诉住店旅客的注意事项明白地表达出来了:“楼上客,楼下的客,听我幺师办交涉:要屙屎,有草纸,不要扯我的床笆子。床底下,有桶子,不要在床上堆金子。要屙尿,有夜壶,不要在床上画地图。要打屁,早准备,不要在床上坏空气。”(《幺师办交涉》)充分显现了歌谣的民俗学和社会学意义。

  成都小孩的童谣,有趣的不少,但能体现其独有的特色的还是不多。但有的还是体现川人的幽默。“扯锯,还锯,家婆门口看把戏。把戏看完没吃的,牛肉包子夹狗屁”(《扯锯还锯》)这首大人逗婴幼儿的歌,一般是大人抱着孩子坐在自己腿上,握住孩子的双手,一拉一松,有节奏的吟唱,体现家庭的真趣。听故事是人从小到大都经常遇到的事情,可能对一般人来说,小事听故事的兴趣更大,所以在小时听大人摆“龙门阵”便是家常便发。而且一到发觉哪位讲故事,便不惜时间跑着去听他讲,可能有次就遇着一位在讲故事讲前先讲歌谣的人,那首歌谣是:“龙门阵,龙门阵,龙王老爷害了病。打发乌龟去捡药,龟儿子在听龙门阵”(《龙门阵》)。“龙门阵”因其胡吹海聊而成为川人打发时间,愉悦身心的工具,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娱乐项目及机会很少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而且摆龙门阵最能体现川人的智慧及幽默,成都人在这方面也是不遑多让。随举一个动物故事:说有只推屎爬在赶路途中遇到只蚂蚁,两个越摆越亲热,它们分手时蚂蚁便邀请推屎爬到其屋头做客。推屎爬见蚂蚁殷勤邀请,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赶到蚂蚁家,蚂蚁洞门很小,推屎爬无法进去,便在门口使劲地喊蚂蚁,蚂蚁躲在屋头装着没听见。推屎爬很不安逸地蚂蚁洞门口写了两句诗:“洞门难进,何必殷勤”。推屎爬刚走,蚂蚁便跑出来看,气得遭不住。当天就在推屎爬门口回赠了两句诗:“一身帮臭屎,冒充假斯文”,从此它们俩视若冤家对头(《蚂蚁和推屎爬》,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成都西城区卷》)。这个故事既可以看出民间对那些蠢笨的书呆子的消解与批判,同时也嘲笑了成都人耍小聪明,器量狭小,假殷勤,真虚套,嘴巴的上的形式主义空话可以说一大堆,因为这是可以不必付实际代价,就能给对方带来良好印象,并在将来得到报尝的,可惜这样的事情只能做一次。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时曾专列“成都之口前话”为一节,并自注:“即戏书所谓常言道也,即古书所谓谚之有也”。所谓“口前话”可能就是“口头禅”,随口便说,是民众“集体总结”,大家已经认可的互相能交流的“经典性”口头语。譬如实足以表现成都冲壳子、提劲打靶的如“扯根眉毛下来比你腰杆粗”,但另一方面又是胆小怕事:“宁肯与贼娃子打亲家,不肯与贼娃子结冤家”。而市井之歇后语,倒并不见得多有保留之价值,但市井语言就是市井语言,它是为了交流而出现的,并是专门为了“永垂不朽”而才行市的,太子登(鸡也)、鼻龙口(水也)、显财卖(父,与“富”音同)等,但根据神话而演绎成的歇后语便是“刘全进(瓜)’,由此不难看到歇后语及成都方言来源之广泛。《西游记》十一回《游地府太宗还魂进瓜果刘全续配》,唐太宗因魏征梦斩泾河老龙王,被其索命,魂游地府,后被放回,想找人到地府送瓜以示谢意。而刘全家有万贯家财,一日其妻在家门口拔金钗送命化缘和尚,刘全得知后骂其不遵妇道,李氏自缢而亡。刘全因思念妻子,自愿以死进瓜。而笑话是成都老百姓最乐于接受且能不断创造的东西,如《财主捞屁》此中典型的故事(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成都市西城区卷》)。故事说的是一个受财如命的财主,吝啬到连话都不愿多说一句,一泡屎都不愿在外面拉,屁都不外在面打。有次一个财主请他吃饭,为了打屁他赶紧往家中跑,刚跑到河沟的时候,哦嗬,“嘭”的一声屁就放出来了。于是他衣服鞋袜都不脱,车转身就跳进河中反复捞,捞了半天也没捞着。过路的人看他在水中东摸西摸,问他“捞啥子”,他就是不说话。旁边看耍的有个人气倒了,就说他:“捞了半天,捞个屁哦!”,财主马上说:“就是,就是捞屁,难怪捞不倒,原来是捡起去了,快把屁还来!”“捞屁”因此成了成都的流行方言之一。当然是先有“捞屁”的方言敷衍成故事,还是先有“捞屁”这个故事再派生出“捞屁”这个方言流行词,仿佛类同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扰之中,这是个很难考证的问题。

  四川文人包括成都文人“好文讥刺”,民众也从中习得真精神;或者文人就像花草一样,得到了民众喜讽刺,好开涮的肥沃土壤,展言子,讲笑话,说散打,常寓批判于滑稽突梯之中。因为生活中可笑之事甚多,愚妄之徒不少,代不乏人,所谓“刚被太阳收拾去,却叫明月送将来”,使得善于自嘲和他嘲的蜀人有特别丰富的笑料源泉。而且蜀人的笑正如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所说“笑得赢就笑,笑不赢就跑”,其实还止于此,蜀人是先逃跑后才笑,笑是逃跑和惯于忍耐的附产物。苏辙在《蜀论》中说:“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竟,犯之而不能报,循循而无言,忍诟而不能骤发也。”只要还能够继续对某事调侃下去,自然就“忍诟而不能骤发”,只有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就会聚而成大盗,威胁整个社会。换言之,蜀人不是乐祸贪乱,而是尽量不乱,一乱就大乱,这也是压抑得太久的一种反弹。在所有的笑料展览中,川人除了爱讲笑话,展言子外,还爱给人取绰(外)号,达官贵人至贩夫走卒无不一在嘲笑、调侃、游戏之列。不管是流沙河的“Y先生”,还是贺星寒的“方脑壳”,从沙汀小说中的周三扯皮、邪幺吵吵、大狗嘴,艾芜小说中的陈酒坛子,到方言剧《抓壮丁》里的潘驼背、李老栓等,无不滑稽可笑,使人物尽显风采。日常生活,我们也常常碰到绰号满天飞,把一个的脾性或者爱好形容得淋漓尽致。“补人”之绰号在成都人的理解中是话说露骨,也比喻滑稽事物的意思,郭沫若曾在《反正前后》里讲了一个“曾补人”的故事:

  他的绰号叫“曾补人”,这是成都的一种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称为“补人”,本义是从中药的温补里取来的。我在成都只和他会过一两面,没有打过招呼。听一些老学生说,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外之外,一切都很“补人”。他学了一年英文abcd都记不清。他学体操是出左足摆左手,出右足摆右手,就跟木制的机械一样。关于这体育一项至少我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后来我们有一个夏天同在日本洗过海水澡,补人先人委实是连两尺宽的沟都很难跳过的。你想,象这样一样早熟的老夫子公然会以克来曼梭、麦索里尼自命,你说究竟补人不补人不补人呢?补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

  其实“补人”不只是比喻滑稽的人事。倘若成都人说某事很“补人”,这就说是爱事可笑性,很好玩,可以使自己的身心得到“营养”,达怡情养性之效。而说这人“补人”,可能是他的蠢笨天真,引起了你的一阵满足,从而找到一种居高临下的自得;或者就说这人滑稽突梯,可当活宝,当然就还只是说他思想及行为的不知天高地厚又混蒙未开。深谙成都文化及成都人习性的著名小说家李人就曾在《暴风雨前》里借田伯行之口说:“你不懂成都人的风趣吗?比如说,他恨你这个人,并不老老实实地骂你,他会说你的俏皮话,会造你的谣言,会跟你取个歪号来采儿你。这歪号,越是无中生有,才越觉得把你采够了,大家也才越高兴。这歪号于是乎就成了你生时的尊称,死后的谥法,一字之褒,一言之贬,虽有孝子贤孙,亦无能为力焉!”确是如此,历史上称张献忠为“张屠夫”,曾国藩为“曾剃头”,无论是那些为了混饭吃的,叶公好“农”的农民史研究者,还是那些“独服曾文正公”的人,都无法掩盖其惨无人道,杀人无数的暴行。可见绰(外)号之威力之所在,确如李人所说“虽有孝子贤孙,亦无能为力”,这就是成都老百姓的另一片天空。

  

 楼主| 发表于 2012-5-4 11:29 | 显示全部楼层
  竹枝词中的消息

  竹枝词的起源虽然尚未完全定论,但大多同意是起源于四川东部的一种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民歌。后得中唐诗刘禹锡的倡导而大盛于世,至今不衰。“竹枝”是民歌或拟民歌,因此与其它诗体均有不同,它的主要内容是咏风俗、歌民情,传历史,细大不捐,题材广阔,地方色彩浓郁(清代中后期与国人出国及与外交往日多,多有用竹枝词咏海外风俗者,今人王慎之、王子今将此辑存《清代海外竹枝词》,可见其内容之广。当然在明末清初已有尤侗听闻而成的《外国竹枝词》,这说明用外国风俗作竹枝词颇久远),而形式上则是不避俚俗,方言童谚皆可入诗,重拗格,不拘格律,较其它诗体容易写作和传唱。清人王士祯《带经堂诗话》中说:“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竹枝词中展现风趣的确是事实,但是否“大抵以风趣为主”,却是可以探诗,尤其是近代成都的竹枝词有不少是讥讽嘲笑时政的,绝非风趣一说所能涵盖。研究者都知道,历代竹枝词大抵可分为二种,其一为由文人搜集整理而保存下来的民间歌谣,其二为文人吸收、融会民歌精华加以创造性发展的拟民歌。当然文人写竹枝词,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许多本来面目。”(《且介亭杂文·门外杂谈》)其实任何事物是发展变化,比竹枝词更重要的文体或物事,要寻其原貌,都往往不可得,何况方言俚俗之自生自灭的竹枝词,要寻找其“原教旨主义”本色就很难了。

  今人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一书,得1600百首,几乎网罗殆尽,下论竹枝词,如无特别注明,皆出于此。成都竹枝词所涉猎成都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堪为成都风俗民情之实录,其涉及的历史诸角落可与笔记等私家史乘,担当起修正和丰富正史之重任。如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史家或长篇累牍,民间或琐细无遗,而竹枝词只用四句,即可通俗易懂地道出此中真相:“大姨嫁陕二嫁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同时也可保留清时成都人通婚状况之史料,这是清乾嘉时成都人杨燮所写的百首《锦城竹枝词》中的一首,其真实性毋容置疑。同时尚有“傍‘陕西街’回子窠,中间水达‘满城’河。三界交处音尤杂,京话秦腔‘默德那’”可以旁证上述论点。有关成都火灾及消防情况,史籍湮没不彰,仰赖于竹枝词之力,得到一定的流传,“锁院书传冀应熊,‘天开文运’额当中。城楼二十四浓点,分镇东西南北同。”杨燮在此诗下有一个自注:蜀王城亦即今展览馆一带,在康乾时以后半为钱局,前半为贡院。康熙时成都知府熊氏写“天开文运”四字,而二十四点则指东门“溥济楼”,南门“浣溪楼”,西门“江源楼”,北门“涵泽楼”,四扁均有六点,合起来便是二十四点,这样取楼名的原因是,“相传省城多火灾,取以水制火之义”。诚然,要这样“以水制火”是徒劳的,就像《廉叔度歌》一样从侧面反应成都的防火问题历来是掌成都者的重中之重。“‘鼓楼’两爆火声传,夜望红光昼望烟。此地从来防备水,麻钩林立万家连。”杨燮又有自注说:“《华阳记》:汉武帝时蜀郡火烧数千家,不独栾巴之酒灭火、廉范之不禁火也。乾隆上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城中失火,延烧至大半城。说者谓作城时,将有三点火的匾额取下,即遭此厄,理或然也,居城中者自宜防备,又呼失火为备水,意亦讳言火也。”这两首竹枝词既可作成都防火史料,同时也可从中了解与防火有关的诸多风俗信仰。

  人们对农业社会的年月演替,多半由时令节气的变化所得之感受而来,而大众性的娱乐文化活动也是依据时令节气而定的,一方面是不违农时,另一方面是利用农闲和沿袭已久的节假日丰富自己的生活——参加商业交易或俗休闲活动。首当其冲自然就是主宰中国人几千年已形成习惯的春节,春节的习俗甚多,不能遍举,守岁及放鞭炮便是其二,“新岁将临旧岁回,家家守岁意低徊。儿童相伴天明坐,笑问年从何处来。”(《守岁》)“连年火炮响连天,纸说全红子说千。就是贫家生计薄,朝朝也放霸王鞭。”(《放火炮》)前者既写守岁习俗又尽摹儿童天真之态,后者言入放鞭炮已成过年不可少的东西,就连贫穷之家在春节放鞭炮也是不吝惜的。正月初七亦即人日,人们相约到杜甫草堂去纪念杜甫,故有“梅花风里来春阴,尽向公元品碧沉。人日好寻香艳在,环肥燕瘦总留心。”正月十五日最重要的是玩花灯、烧龙灯、耍狮子、猜灯谜,因此“府城隍庙卖灯市,科甲巷中灯若干。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其热闹情况可想而知。而正月十六日,城上城下,妇女遍游,说能除一年之疾病,名之为“游百病”,有首竹枝词写道:“为游百病走周遭,约束簪裙总取牢。偏有凤鞋端瘦极,不扶也上女墙高。”妇女小脚虽行走不便,但为了能除一年疾病,即便是矮墙也要自己爬上去。

  花会及春游、放风筝,是成都人春天积极参与的三项极为普及的游乐活动。成都人爱花有久远的历史,清末民初花会的热闹自然也是极一时之盛,“城南十里尽栽花,翠翠红红处处遮。最爱路边连理枝,愿教移植在农家。”至于踏青是妇女儿童非常喜爱的活动,为了踏青有些妇女已开始放脚——当然清末民初提倡放脚的大环境不可忽略——但是也可反过来说明妇女对此活动的喜爱程度。“踏青休绣凤头鞋,天脚于今更大佳。白首糟糠偕到老,保须十二列金钗?”清朝乾嘉时代,东较场是放风筝的好地方,“春来东角较场前,赌放风筝众少年。马尾偏牵羊尾小,一群高放美人边”,对此杨燮自注道,“风筝如美人、鹰、蝶等式,多以大为贵,独羊尾以小见奇,且连放三四五个,如羊群摇尾于上,是又以多出奇也。”接下来便是端午龙舟会,“龙舟锦水说端阳,艾叶菖蒲烧酒香。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鼻抹雄黄。”重阳登高亦是月市竹枝词所记载的一项重娱乐活动之一,药市也与些同步开放,“九日登高载酒游,莫辞沉醉菊花秋。闲寻药市穿芳径,多买茱萸插满头。”可以说,每一项大型的游乐活动都可以用竹枝词记载下来,我们文化中诗史互证的传统,在竹枝词这一点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成都毕竟是座商业性的消费城市,即便是在古代,它也是繁忙的水陆码头,是西南地区的货物集散地。竹枝词能广泛地表现生活的各个层面,自然对成都的市场繁荣程度及变迁都能作补充性的记载。酒市及酒店林立素来是成都的一个特点,也是过往客商多,商业繁盛所致。酒市甚多,首当其冲的原因是成都物产丰饶,剩余粮食较多,因此成都也有不少的烧酒坊。李商隐曾说:“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的确如此,成都酒的酿制水平很高,味道颇为醇美。不要说很多诗人在正规的诗词中多有记载,就是最接近民间的竹枝词也所载很多,“杨柳青青酒店门,阿郎吹火妾开樽。千金卖得文章去,不记当年犊鼻军。”由夫妻开的小酒店,联想到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卖酒故事,颇有点对“贵慕权势”的司马相如微讽意思。当然用他们的故事演绎出来的竹枝词的确是不少的,因为他们开酒店的名气很大,可资利用,“卓女家临‘锦水’滨,酒旗斜挂树头新。当垆不独烧春酒美,便汲寒浆也醉人。”茶坊酒肆历来都是共生物,“‘同庆阁’傍‘薛涛井’,美人千古水流香。茶坊酒肆争先汲,翠竹清风送夕阳。”说明在清时在望江楼、薛涛井旁有一处著名的喝酒饮茶的去处,名为“同庆阁”。由此可以想见古时没有今日受污染的情况,其水质清澈,沁人心脾确实使人难忘,用此泡上好的茶,与美酒形成甘美醉人的双璧。

  各种店铺及其相应的商业贸易,造成了四方商贾云集,货物辐辏的局面。“郫县高烟郫筒酒,保宁酽醋保宁由。西来氆氇铁皮布,贩到成都善价求。”不难看出郫筒酒在清代的成都都还是很有名的,不然运到成都就不会卖到好价钱,除此之外,其它几种均还是今天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藏族贩运东西到成都来卖钱,绝不只如上一个单文孤证,“大小金川前后藏,每年冬天进城来。酥油卖了铜钱在,独买铙钲响器回。”藏族喜铙钲,“铺中试击,侧听洪音,华人每笑其状”(杨燮对其竹枝词自注)。汉族与藏族由于喜欢的东西不同而互相觉新鲜,“华人每笑其状”,反之藏族亦然,此乃常态,不足为怪。清代成都经商的特点是填四川的人占大多数,因为成都土著十不存一,故开的店出现了如下情形,“磁器店前湖州老,银钱铺尽江西人。本城只织天孙锦,老陕亏他旧改新。”土著只会靠织天孙锦来维持其旧有的余绪,免强还能回忆起末遭屠戮前成都的吉光片羽,诚堪浩叹。明末清初,四川文化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因而有清一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四川文化无有可称道者,教育更是十分薄弱,书籍的大规模刊印都是乾隆中后期的事情了,也为江西书商贩运苏刻浙刻本提供了机会。但四川本地的刊刻水准仍不如人意,就孬提与宋代的蜀刻媲美那样的事了。由于文化消费的兴起,里面蕴含许多商机,学道街兴起了不少的书肆,但因供不应求而良莠相杂,“‘学道街’前书肆多,全无苏版费搜罗。儿童买得《四书》读,小注删除文字又讹。”与教材印制质量低劣,相应的仿佛配套一样,教师的质量也使人忧虑,“诗云子曰满堂声,门挂荻帘街市中。无数儿童读别字,先生原本是冬烘。”须知成都是四川的文化中心,四川其它地区的情况之糟糕便可想而知。不过,偶尔也有好的,“‘盐道街’前刻字匠,藩司左右裱画师。就中拓印谁能事?独有新都向九儿。”说明彼时有个名叫向九儿的新都人拓印工夫了得,声名在外,对消费者有一定号召力了。

  竹枝词所存成都过往的风俗之多,若是配以画作,将是既直观又生动。但是风俗画在旧时作画之人,是屑作的,不画山水及有地位的人物,如果没发现我们现今谈及的《廛间之艺》,在中国绘风俗画较早就要算陈师曾了。但钱廉成的《廛间之艺》十分形象地保留了清代市井细民的生活习俗。其所涉及的市井风俗生活及其相应的职业,在傅崇矩编《成都通览》之前较多地保存成都不少的职业角色,算得浓缩的“成都风俗图史”,也是成都日常生活侧面写照。计有刊石碑、补碗、花农、卖柴、打连箫、盲人卖艺、耍坛子、拉洋片、下棋、巫婆观花、磨镜、打更、猴戏、被单戏、卖果、阉鸡、卖鱼、卖金鱼、说书、卖脂粉、箍盆等21种。四川人民出版社八十年代中期出版是书时印制之精美,令人不忍释手,与生动之图画一起出炉的是,新配有时人所写的竹枝词,颇能状图片所刻画之物事,实在可追寻成都过往的足迹和史料。状习俗之竹枝词甚多,现随举两例。关于折柳祈雨应农事,“天雨不知总不忙,‘都江堰’远候栽秧。通城折柳供龙位,要水敲锣上宪堂。”钱廉钱有卖柴一图,清人杨燮亦有关于柴之竹枝词一首:“十万人家午爨忙,桤柴石炭总烟光。清风白粥茅檐下,釜底经花印块香。”

  竹枝词发展至近现代,虽然还有不少是传载风俗习惯者,便也有不少讽刺时政,为竹枝词的一种与时俱进的演进,更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专制推翻说大同,预征抬垫更无穷。一年三税犹加赋,十处癌阎九处空。”(张国玲《缴款竹枝词》)“马路公司迫出捐,劳工生活实堪怜。金钱无限供私囊,呼吁无门只怨天。”(冷眼《时事竹枝词》)要之,竹枝词作为反映老百姓心声,记载小人物的苦痛,描绘琐细的日常生活,状写民情风俗的画面,传载着历史遗脉,成为近代市民生活兴起的表征。不然其起源于唐之川东,而至清中后叶及近现代才在成都兴起来,就无法解释。而且我们可以从早期竹枝词作者的写作套路上,也可佐证我们上述观点,他们一般都会在结尾缀上一两首对自己写作表示谦虚的竹枝词,譬如“誓不讥评可问天,同乡共‘锦江’边。对山窗下闲言语,慎莫生疑斗老拳。”“《竹枝》歌罢夜何其,布被蒙头细想之。风情人情皆纪实,任他笑骂是歪诗。”但这种自谦性的缀尾竹枝词,在后来已然消失,表明大家都不觉得写竹枝词是一件丢脸的事。显然在竹枝词未十分流行之前,写竹枝词会被视为雕虫小技而遭饱学之士的鄙弃,正人君子的道德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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