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我的心电图？中南医院梅斌治死我母亲（二）

敏敏1944

真的是无法可依吗？是存在法律真空使受害者的权益受损吗？其实不然，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执行的话，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可以得到公正的。问题就是在于，因为一些历史的、行政的重重阻力，行政凌驾于司法之上，使法律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这个在其它领域也存在的，有法不依的现象，正是问题的关键。 （摘自人民网人民热线文章《是什么阻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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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无法可依吗？是存在法律真空使受害者的权益受损吗？其实不然，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执行的话，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可以得到公正的。问题就是在于，因为一些历史的、行政的重重阻力，行政凌驾于司法之上，使法律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这个在其它领域也存在的，有法不依的现象，正是问题的关键。 （摘自人民网人民热线文章《是什么阻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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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决心要把那些被混淆了的，被扰乱了的问题搞清楚，希望我们的政府、人大、政协、法院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这里不可避免要讲到很多法律问题，我尽可能地使之简化，希望大家看得明明白白。

第一、拒绝改革的理由成立吗？

一提到改革医疗事故鉴定，利害部门就有十分“强大”的理由拒绝、阻挠。这些理由成立吗？归纳起来，这些理由不外乎是：1，医院医生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对待：医生的工作很辛苦，劳动报酬远低于劳动价值；医生被打、医院被砸；病人拒付医药费逃逸。 2，医生的工作风险性很高，在医疗过程中有不可避免的事发生。 3，医院赔不了那么多钱，医院承担医疗风险的能力有限。

这些情况的确存在，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那么这些原因就可以成为医疗事故鉴定不公正的理由吗？这些“强大”的理由阻挠着建立严格的鉴定制度，难道说，因为医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工作很辛苦，所以就要在医疗事故鉴定时网开一面吗？所以就要损害受害者的利益吗？难道说一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他就可以去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对于高风险性又不可避免发生的事，医院是肯定不用负责的，无论是严格执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还是《民法通则》都不用责任。医院承担医疗风险的能力有限，就要从健全医疗风险保险制度入手，不能在医疗事故鉴定时网开一面。

我们承认几乎每个医生都是“功大于过”，但是只要是有过，就必须负责，“功不抵过”！这就是严格的法制原则。（摘自人民网人民热线文章《是什么阻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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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决心要把那些被混淆了的，被扰乱了的问题搞清楚，希望我们的政府、人大、政协、法院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这里不可避免要讲到很多法律问题，我尽可能地使之简化，希望大家看得明明白白。

第一、拒绝改革的理由成立吗？

一提到改革医疗事故鉴定，利害部门就有十分“强大”的理由拒绝、阻挠。这些理由成立吗？归纳起来，这些理由不外乎是：1，医院医生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对待：医生的工作很辛苦，劳动报酬远低于劳动价值；医生被打、医院被砸；病人拒付医药费逃逸。 2，医生的工作风险性很高，在医疗过程中有不可避免的事发生。 3，医院赔不了那么多钱，医院承担医疗风险的能力有限。

这些情况的确存在，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那么这些原因就可以成为医疗事故鉴定不公正的理由吗？这些“强大”的理由阻挠着建立严格的鉴定制度，难道说，因为医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工作很辛苦，所以就要在医疗事故鉴定时网开一面吗？所以就要损害受害者的利益吗？难道说一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他就可以去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对于高风险性又不可避免发生的事，医院是肯定不用负责的，无论是严格执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还是《民法通则》都不用责任。医院承担医疗风险的能力有限，就要从健全医疗风险保险制度入手，不能在医疗事故鉴定时网开一面。

我们承认几乎每个医生都是“功大于过”，但是只要是有过，就必须负责，“功不抵过”！这就是严格的法制原则。（摘自人民网人民热线文章《是什么阻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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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厦医院举白旗“投降”追踪:无证医师违法遭受处罚

【关于深圳山厦医院有关问题的初步调查结果】健康深圳 今天上午，深圳市卫计委通报了对深圳山厦医院有关问题的初步调查结果。

新闻回顾:

6月11日上午，市卫计委、市公安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对深圳山厦医院进行了执法检查。近期，山厦医院因“挂白旗”而被媒体曝光，后经相关部门调查，实为两起医疗纠纷引起。三部门执法人员昨在现场进行了全面调查取证，核实有关情况，对医务人员和病患做了询问笔录，对不明药品等有关物证进行封存，并就核查发现的问题现场下发执法文书。对山厦医院存在的问题，各有关部门还将做深入调查，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依法立案查处。
武汉执法部门要如何给力，医疗纠纷会少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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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鉴定不是医疗事故就不用赔偿吗？

过去法院执行着这样一个“规定”：不做医疗事故鉴定法院就不受理。但是最高法院在1989年的司法解释就指出：当事人仅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作为民事案件立案受理。在广州地区，不鉴定就不受理的情况已经成为过去，然而这是很多人的努力，很长时间才有此改变的，包括患者、律师、法官。

受理的问题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解决了，但是又要面对另一个问题：不是医疗事故就不用赔偿吗？当受害者以医疗损害起诉时，法院的判决往往是不是医疗事故就不用赔偿，这是另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但是却根本找不任何一条法律说不是医疗事故就不用赔偿，法律规定有过失、有损害就要赔偿：《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就是说不一定要是医疗事故才要赔偿！要不要赔偿，不是医疗事故鉴定说了算。辽宁省一位律师就遇到这种情况，法官说不是医疗事故鉴定就没得赔，律师把《民法通则》反复解释给法官听，说不是医疗事故也有可能要赔，法官就是不信，后来律师和法官一起到北京去找了中国最权威的民法专家梁慧星，梁慧星告诉法官律师是对的，法官回去后再向辽宁省高级法院打了报告，高级法院同意才敢认同律师的观点，才敢依法执行。

最高法院曾专门做过司法解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这里规定得很明确，即医疗事故的结论是行政部门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行政处理），而并非司法部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的依据（民事处理）。那么，医疗事故和医疗损害有什么不同？肯定是不同的，首先要分析一下什么是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的定义是卫生行政部门自己制定，医疗事故包括的范围有多大，也是卫生行政部门划定的，卫生行政部门划了个圈然后说，圈内的是医疗事故，圈外的不是医疗事故。当时是１９８７年，《立法法》的影子都没有，更没有什么立法规范，在对行业保护主义没有制约的情况下，卫生行政部门把医疗事故的这圈划得很窄，并且由于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使实际中的医疗事故鉴定严重倾向医院一方，结论缺乏公正和科学性。例如最明显的弊端就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不懂法律，他们曲解《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的“直接的因果关系”。

他们认为“直接的因果关系”就是医生主动地用错了药、开错了刀，而医生没有采取合理措施阻止病情的恶化、抢救不力就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实，任何一个学过法律的人都知道，以上两种情况都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只不过是“作为”和“不作为”的区别罢了。如果按照他们曲解，大禹号海难事故也不是事故，因为船主即没有主动把船凿穿，也没有把船开向暗礁，是风浪太大造成的，船主的失职行为和海难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 就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保护主义，使得实际医疗事故的范围比规定的医疗事故范围大大缩窄。

医疗损害是由法律确定的，它的范围除了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医疗差错，以及被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所否定的，但实际存在着符合法律规定的医疗侵权损害事件。最近，广州市一瞩目的医疗赔偿案有了结果：庭外和解，医院给了受害者13万。本来已经鉴定为不是医疗事故，为何医院到了法庭又肯给钱？由此可见，不是医疗事故医院就不用赔偿是无任何法律根据的。这几乎是法学界公认的，虽然有的法院不那么执行。
（摘自人民网人民热线文章《是什么阻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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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鉴定不是医疗事故就不用赔偿吗？

过去法院执行着这样一个“规定”：不做医疗事故鉴定法院就不受理。但是最高法院在1989年的司法解释就指出：当事人仅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作为民事案件立案受理。在广州地区，不鉴定就不受理的情况已经成为过去，然而这是很多人的努力，很长时间才有此改变的，包括患者、律师、法官。

受理的问题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解决了，但是又要面对另一个问题：不是医疗事故就不用赔偿吗？当受害者以医疗损害起诉时，法院的判决往往是不是医疗事故就不用赔偿，这是另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但是却根本找不任何一条法律说不是医疗事故就不用赔偿，法律规定有过失、有损害就要赔偿：《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就是说不一定要是医疗事故才要赔偿！要不要赔偿，不是医疗事故鉴定说了算。辽宁省一位律师就遇到这种情况，法官说不是医疗事故鉴定就没得赔，律师把《民法通则》反复解释给法官听，说不是医疗事故也有可能要赔，法官就是不信，后来律师和法官一起到北京去找了中国最权威的民法专家梁慧星，梁慧星告诉法官律师是对的，法官回去后再向辽宁省高级法院打了报告，高级法院同意才敢认同律师的观点，才敢依法执行。

最高法院曾专门做过司法解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这里规定得很明确，即医疗事故的结论是行政部门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行政处理），而并非司法部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的依据（民事处理）。那么，医疗事故和医疗损害有什么不同？肯定是不同的，首先要分析一下什么是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的定义是卫生行政部门自己制定，医疗事故包括的范围有多大，也是卫生行政部门划定的，卫生行政部门划了个圈然后说，圈内的是医疗事故，圈外的不是医疗事故。当时是１９８７年，《立法法》的影子都没有，更没有什么立法规范，在对行业保护主义没有制约的情况下，卫生行政部门把医疗事故的这圈划得很窄，并且由于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使实际中的医疗事故鉴定严重倾向医院一方，结论缺乏公正和科学性。例如最明显的弊端就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不懂法律，他们曲解《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的“直接的因果关系”。

他们认为“直接的因果关系”就是医生主动地用错了药、开错了刀，而医生没有采取合理措施阻止病情的恶化、抢救不力就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实，任何一个学过法律的人都知道，以上两种情况都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只不过是“作为”和“不作为”的区别罢了。如果按照他们曲解，大禹号海难事故也不是事故，因为船主即没有主动把船凿穿，也没有把船开向暗礁，是风浪太大造成的，船主的失职行为和海难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 就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保护主义，使得实际医疗事故的范围比规定的医疗事故范围大大缩窄。

医疗损害是由法律确定的，它的范围除了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医疗差错，以及被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所否定的，但实际存在着符合法律规定的医疗侵权损害事件。最近，广州市一瞩目的医疗赔偿案有了结果：庭外和解，医院给了受害者13万。本来已经鉴定为不是医疗事故，为何医院到了法庭又肯给钱？由此可见，不是医疗事故医院就不用赔偿是无任何法律根据的。这几乎是法学界公认的，虽然有的法院不那么执行。
（摘自人民网人民热线文章《是什么阻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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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鉴定委员为什么不公正地投票？

有一个医疗事故鉴定委会的委员，认识我也认识那家医院，我成为受害者以后，他对我说：“我既不想看到你输，也不愿意那家医院输，我来调解一下吧”。我拒绝了，请问：医疗事故鉴定除了利益关系，还有没有公正？

一位受害者去找另一家医院的专家看病，专家说手术错误，受害者就去申请医疗事故鉴定，但是当受害者再找到这位专家时，专家很无奈地说手术没问题，并坦然相告：卫生厅的人来找过他……。

“老子袒护儿子”的问题已是路人皆知，关键的问题还是：鉴定委员自己也不愿作出公正的投票！鉴定委员为什么要这样做，不仅是保护同行那么简单，更重要的原因是，鉴定委员也是医生，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平时遇到很多不公正的对待，他们有一肚子的怨气，并把这种怨气带到医疗事故鉴定里来。他们和出事的医院同命相怜，大家都做得那么辛苦，能放过的就放他一马。对于妇产科这个圈子来说，这种现象就更加严重，妇产科的鉴定委员认为妇产科风险大、最辛苦，做错什么事都应该原谅，他们平时失去的东西，正好可以在鉴定时通过偏袒的弥补，鉴定自然无公正可言。加上医院的妇产科专家每三个月就要开一次讨论会，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他们轮换做被告和法官时，也在轮换着相互的“关照”。（摘自人民网人民热线文章《是什么阻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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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三者的见证

在福建某市的法庭上，一位医院的代表居然说：“医疗事故鉴定有法医参加又怎么样？我们不怕，我们有6个人，法医只有1个”，这倒是吐出了真言。

当法医被邀请参与鉴定时，问一问你们去与不去？也许你会被盛情安排在上座，也许他们会委婉地说你临床知识欠佳，也许你不想同流合污，总之，你只拥有普通的一票，总之，你左右为难。

当我们的法官拿到医疗事故鉴定时，一定要问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是否构成侵权？毫无疑问，医疗事故鉴定是卫生部门行政处理的依据，但并不等同于民事判决的依据。两者的统一是一个简单而又沉重的话题，请分清行政鉴定权和司法鉴定权。

我还要说，其实我跟医院并没有深仇大恨，我看到许多从来没有节假日的医生，我听说许多在手术台上累倒的大夫，但那一小部分不学无术、有术而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所谓医生，实在令人深恶痛绝，医院为追求形象和利益对此遮遮掩掩，难道对得起那些敬业奉献的白衣天使吗？”
（摘自人民网人民热线文章《是什么阻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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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不做医疗事故鉴定可以吗？
民法专家梁慧星在中央电视台发表了讲话，把法医可以做鉴定的理由讲得很清楚：“医疗损害案件作为民事案件来说，不必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举例来说，医生把好牙拔掉了，坏牙留下了，像这样的损害肯定是比较轻微的，按照《民法通则》，照样可以构成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只要有过错，造成公民的人身财产损害，构成侵权行为，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而不以这个损害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为条件。我们过去是有这样的误解，因为我们有一个《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但是医疗事故鉴定起什么作用我们就有混淆。医疗事故鉴定的结论，可以作为卫生行政部门对责任人进行行政制裁，比如 说，吊销他的医生资格等等。但这个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能够直接作为法律裁判的一个什么根据，或者是刑事裁判的根据，它至多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来使用，由法院决定是否采纳。那同样法院可以委托法医来作鉴定，照样可以作为证据。《 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审理案件遇到技术性的问题可以聘请专家和鉴定机构来作鉴定，法律条文上没有说必须聘请委托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鉴定。因此法律条文所说的，这些专家和鉴定机构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法医、最高法院、公安部 、高检中设立的那些鉴定机构，甚至包括民间的、大学的这些鉴定机构，最终取信哪一个鉴定由法院来决定”。
（摘自人民网人民热线文章《是什么阻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

让飞有质量

传递正能量。。。路见不平一声吼。。。。。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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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反对法医鉴定的理由成立吗？

这个问题梁彗星教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行政和司法是两条不同的线，如果说司法鉴定人员去给卫生行政部门去做医疗事故鉴定，当然是不合法的，但是此时是在为司法部门做司法鉴定，有什么不合法？反对者自认为最有理的理由，就是说法医不懂临床医学、临床医学的专业性很强，这是不成立的。 1，审察医生的行为是否有过失，是以基本的操作规程为准绳，而不是专业性很强的高、精、尖技术，这些操作规程在书本文件里都有。 2，法医学生学习的课程，和医学院的其他学生学习的课程基本是一样的，也是内 、外、妇、儿都学过，也就是说法医学过基本的操作规程。 3，法医鉴定是司法鉴定的一种，司法鉴定包括多种学科的技术鉴定，如DNA鉴定、声纹鉴定，但是司法鉴定人员也不是专门搞DNA学、声纹学的专家，他们也只是具有相关知识，如果他们遇到疑难问题时，会请教专业科学家。专业科学家只是以被咨询者的身份出现，毕竟他们没有鉴定权。法医鉴定医疗损害也一样，遇到疑难问题时可以向医学专家咨询。 4，其实法医一直都在做医疗损害的鉴定，在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做鉴定。例如非法行医引起的医疗损害，故意的医疗损害，这些案件和平时的那些医疗损害所要鉴定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也需要临床医学知识
（摘自人民网人民热线文章《是什么阻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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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医疗事故鉴结论不是合法的证据。

愈来愈多的法学专家、人大代表都已经意识到，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符合证据法及诉讼法的要求。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最终鉴定结论的问题。鉴定结论只是证据的一种，是否作为定案依据，法官有最终的决定权，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鉴定永远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鉴定结论没有最终鉴定之说，只要鉴定鉴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该问题有时案件中的关键性问题，鉴定都可以一直进行下去，没有终极限制。医疗事故鉴定规定省级鉴定为最终鉴定，不符合证据的要求。 2，上级鉴定结论优于下级鉴定结论的问题。鉴定结论是一种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在案件具体事实、具体因果关系中的判断，这种上级优于下级的行政指令性的规定，是与科学背道而驰的。科学的鉴定没有上下级之分，只有正确与否得区别。区分上下级鉴定充分体现了行政干预的痕迹，是我国过去计划经济残留下来的东 西，不符合法制，也不符合证据的要求。 3，鉴定书署名问题。根据我国诉讼法的要求，鉴定人是自然人，鉴定结论作出后，每一个鉴定人必须签署自己的名字，必要时加盖个人名章。加盖鉴定单位的鉴定专用章只是表明鉴定组织单位的法定组织活动，鉴定单位章不能代替鉴定人的署名。目前。几乎所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书署名均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小组）”，这是违法的，严格说，这种鉴定书是无效的。

出庭质证的问题是我国庭审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任何证据都必须要在法庭上经过原被告双方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是无效的证据。鉴定结论既然是一种证据，必然要经过质证。
（摘自人民网人民热线文章《是什么阻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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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不是没办法解决，而是有办法不去解决。不是无法可依，而是 有法不依。其中涉及到部门的利益、领导的胆识…… 其实，受害者要的东西很简单：公平、公正，要法律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可以吗？
（摘自人民网人民热线文章《是什么阻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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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谈医改：部分医务人员无道德底线

从2003年非典开始，人们记住了钟南山这个名字。从连续三届政协委员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敢于直言的风格和“高调问政”的姿态让钟南山赢得“炮王”、“医学界良心”等头衔，也让他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谈医改 有人连道德底线都没了

钟南山称，推动中国医改，破除现在医疗界存在的种种乱象，需要以三甲医院为代表的医疗精英更加积极主动。他还认为，医学人文也应放到医改中来。

把活婴当成死婴扔了，该给吃保胎药结果让人家吃了堕胎药……钟南山诉说着他工作中遇到的种种乱象，“这说明一些医务人员连基本的医疗道德底线都没了。”钟南山说，医务人员如果能摸着良心行医，很多医患矛盾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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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履职 不讲真话，难道要讲假话？

多年来，钟南山一直以敢说实话、真话著称，被人称为两会“炮手”。当被问及“为什么敢说实话和真话，为什么跟其他代表委员不一样”时，钟南山笑着反问道：“什么叫为什么讲真话？难道提倡讲假话吗？本来就应该讲真话。”

“我想还是合格的吧。”对于自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5年，钟南山这样评价，“不足的是调研活动参加得太少，因为我还在一线、基层工作，没有时间去，但是好处是我在基层有个不一样的视角，很多老百姓提出的东西，非常容易有共鸣，能够在人大提出老百姓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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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局，不卫生
　　害的患者真不轻
　　视生命，如儿戏
　　保护医院有权利
　　医学会，很有权
　　违规鉴定换着玩
　　你推我，我推你
　　患者受伤无人理
网友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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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医患纠纷关键在医方

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谈到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时说，如果说群众为了看一个大病花费很高，但由于医学的不确定性又治不好，最后人财两空，心里肯定会不平衡。一定要改革掉以药补医的弊端。如果一个医院生存、医生收入主要依靠最弱势的群体，医患关系能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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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曾说过，医生是拿两个武器为病人治病的，既要有很好的技术，也要有很好的艺术。要用爱心和艺术性与病人交谈，一些医术很好的医生由于不懂和病人沟通的艺术，一句话没说对就有可能挨打。现在医学院和医院都很重视对医生技能上的培养，而对责任心和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强调得不够。时下，有许多医患纠纷的发生是与医生自身有一定关系的，约有40%以上是与医务人员的爱心、同情心、责任心缺失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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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一些国家相继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病人权利运动”，中国同样需要发起一场“病人权利运动”。从法律层面上看，医生、医院与病人虽是一种医患关系，又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但现实情况是，两者之间又往往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因此，要很好地解决医患纠纷，医患双方，特别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医生和医院一方，如何积极、稳妥地处理好这种“权利义务”是解开医患矛盾症结的关键。在医患关系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病患者却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因为病患者与医生、医院相比，明显缺乏医学知识，甚至缺乏对自己身体状况的科学了解，更难以清楚地了解把握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正因为如此，法律应给予病患者特殊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