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天文古国的求解

三星堆天文古国

五、随古蜀灭亡而消失“金杖‘笑脸王者’与金冠‘双层圆圈’中的太阳历”可复现
《人民日报 》2014年5月29日发表杨雪梅《星空里的文明记忆》载：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对于以农业为本的社会而言，天文历法的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谁就有资格成为人民的领袖。所谓“观天象授民时”，天文学也是中国古代王权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天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极其辉煌。
1、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2010年4月2日作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现实意义》的演讲，有三个观点：①天文学是作为农业经济的基础而存在的，没有天文学就不可能有原始农业。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对于时间茫然无知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②在中国古代的文献里，就有这样的记载：知地者，智也；你只了解地理，充其量你只能算一个智者。知天者，圣也；知天文的人才能成为圣人。③居中而治的政治观也来自天文学。
冯时在“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王权政治的基础”之核心演讲中，成功虚拟了一个特殊人物：
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远古社会，人们对自然茫然无知，突然氏族里面有一个人通过自己辛勤的观测，发现了星移斗转规律并和时间建立起一个固定的因果联系，且把这个时间告诉氏族成员，你们什么时候去播种，就会有收获。这样的活动本身我们把它叫观象授时，即观天象、授民时。这样一个能承担观象授时工作的人物，在氏族社会成员中，在对天象茫然无知的人看来，他（她）就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久而久之，每次报的时间与事项都很准，氏族就有收获了，人们就觉得这个人是了解天意的人，又是可以与天沟通的人，这样的人就确立了在氏族中的统治地位。从观象授时而来的活动，渐渐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王权基础。
——这个虚拟人物，被我们套用在由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可表达的意象中：此大立人，正是“能承担观象授时工作的人物……又是可以与天沟通的人”，发展成“能‘展示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三种历法并构成太阳历体系’的女王兼天数大师”；成为“能用数，来概括天文意象和历法”的女巫与“年”。解读图19，我们能创新演绎众多的天数功能。
2、前文《探析》解读“笑脸王者”的图案时称“在金杖上……头戴锯齿纹或花瓣状王冠，耳垂上挂着三角形长串耳饰……”这类似古羌人的人像，反映古蜀人来自古羌戎；即古羌，是古蜀和古夷共同的祖先；诸如古羌古夷的帽饰习俗，现在还由彝族人改为耳饰传承：
甲骨文 （羌） （羊）   （牧人）   （古代西部民族的帽饰——注：在古老羌人的头部左侧，佩戴有类似“三个耳坠物”为独特帽饰的特征）。金文  （羌） ，像简化了的早期甲骨文字形，仍保留“丝”（注：金文羌字的左侧，虽也有类似甲骨文的“耳坠物”，但已将三个耳坠物改变为两个了、即甲骨文的   ，改变为金文的  ）
甲骨文  （彝）    （鹿或鸟）   （卜、为祭祀）   （双手、奉献）。
金文  （彝）、  （彝），省去了甲骨文字形中右侧表示占卜的“卜”。
看：甲骨文 （羌）的帽饰，变成篆文 （彝）的耳饰 。
此“《母题图案》涵义”的解读，可落脚将古语“蜀曰邛皆夷种”、释为“古蜀人与古邛人，祖先来自羌、西夷或西南夷”；则三星堆人与金沙古人等的族属，都属于氐羌后裔。
3、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的礼州古镇，地名始于元朝；而当地的西汉地名，称“苏示（谐音‘蜀是’，倒音‘是蜀’）县”。其彝族，疑其自称“诺苏”、谐音“是蜀”。
20世纪70年代在礼州考古，掘有新石器时代陶器和半月石刀。古蜀的礼州先民，即邛人和叟人。唐代《史记正义》引《晋记》说“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汉代西昌属越嶲郡）等处。”载有古蜀人南迁夷区重大史实：曾有鱼凫蜀人与开明蜀人的难民多次返故土，当地邛人对古蜀难民，历来以礼相待；能证明“蜀 ≈ 邛 ≈ 夷 ≈ 氐羌后裔”的推论，可成立。
三星堆金杖“笑脸人像”与金沙金冠带“圆圈人头”，代表鱼凫王以天文科技统筹治国：率领受太阳历惠泽的臣民 → 用辛勤劳作发展水稻主粮生产 → 农业的丰收又带动牧业、渔业兴盛，建设出鱼凫和谐社会，优良的能量食物链；其人气旺、民心稳，国力强、王者乐；让古蜀匠人在制作金杖与金冠带时，将古蜀数代君王，定格在永恒的艺术瞬间……
此讨论古蜀文明举例，仅修正“箭”之不当为“稻”，可改对金杖文物等的错误界定。
我们于2020年经四川省凉山州民族文化发展基金资助，向社会赠送有《三星堆文物考古丛书》，用天文历法解读三星堆青铜、金与玉的文物，是一场革命：不拒绝以新法研究三星堆，用数字赋能，以天文解密；能提供新型的预判素材，可提升三星堆考古精度与广度。
从三星堆的金杖文物，到成都金沙的金冠文物；这二者“‘人、箭（杆）、鸟、鱼’《母题图案》”的一致性，皆可更新为“‘人、稻（杆）、鸟、鱼’的《母题图案》”；即三星堆鱼凫文化从古羌古夷中来，鱼凫文化后期再发展到杜宇文化；成为古蜀文化源与流的典型。此源与流，也体现在“由三星堆‘盘辫青铜人头像、青铜太阳轮’所先表达古蜀十月太阳历”之源，流向成都金沙，在外表上演绎成太阳神鸟金箔十月历，成为中国文化遗产唯一标志物。
天文历法是求解三星堆文化与文物之秘的新钥匙，愿学习者后来居上。这样的文物考古就像破案，谜与底谜面不断更新；这样的古蜀真相揭示，需后人一步步加深考察与补写……
4、学界研究三星堆，已形成了相对传统的考古方式，可谓“合”；如今我们提议用“三星堆数字·太阳历”作为研究三星堆天数一体的新法，可谓“异”。此合异之分，需要“和”：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四川南充古人陈寿《三国志》此意，指羹汤之所以美味可口，在于综合了各种调料。比喻做好工作，需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求同存异、集思广益；“金杖上神秘纹饰究竟是何物”的真相考古，将期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学者解读三星堆文化共同体，首要方法是在差别中求统一，在多样中求一致；具体指在追溯古蜀文化时要兼顾多种方法的合理关切；特别是原来研究三星堆文物涵义的传统方法，现今仍多迷雾重重、不能全面维系；现在重释这些诸如“解释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一双巨手的奇异姿势有何涵义”之老问题中，是需考虑去改变趋势了：将新近问世之“三星堆数字·三星堆太阳历”却被冷遇的资源，转化为广汉文旅的热经济：我们发表本文，盼体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百花盛开、璀璨奇葩；以文化人、以文铸魂，各表一枝、皆是文化；吾或可既尝试“一体式互动、多媒体演绎，参与型体验、启发性传播三星堆的重要文物”，又可举办多型讲座或讨论；愿我们：能成为“现实与古蜀历史文化交响乐”中一个新音符的实践者。  
创新，应是文化人的主流；所以，我们不愿做一个“不知道或不珍惜历史”的文化人。
5、研究古蜀“笑脸人像”的王者不用“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王权政治的基础”理论不行
2020年三星堆博物馆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新发现6个祭祀坑大发掘，被称“期待世界级大发现”；现建议增用系统天文视角去阐释三星堆文物新价值，请权威论证。
“三星堆遗址”或“三星堆博物馆”中的“三星”用语，本身就是一个朦胧、却与天文有关的古老地名。其遗址区在解放前的地名，就是“中兴（星）乡”；解放后又改名为“南兴（星）镇”。此中星，若是三星：可指天文上的日中星（即当地正午观测太阳、认识太阳的回归运动与得到“年”的知识），晨昏中星（即朝夕观测北斗、以辨别季节）与夜半中星（即晚上12点观测28星宿、以明白此时太阳处在与某星宿相距180度的星空背景）；此中星，若是南星：可指在北斗七星杓部即斗柄的后三颗、可用“年的天体‘时钟’”，掌握“斗柄南指，天下皆夏”之年变化的季节规律……这“三种天文地名名称”，便是天府之宝。
三星堆遗址的古人们，若未具备超常规的天文知识，就不可能创造出古蜀系列的太阳历；是三星堆人原创了“三星堆数字·三星堆太阳历”，书写了最早“天数在蜀”的精美华章。我们坚信，此真理与新法，皆已掌握在手里：“三星堆数字·太阳历”这两种古蜀科技事实被发现的价值，大有发掘潜力；它们，是属古蜀与神州的民族财富！虽然现在我们只能以一步一脚印去传播与跋涉，却看到众多地个例在闪亮着证据验证征途中皆是绿灯——本《拓展……》，就是在面对考古界十多年（从《探析》面世以来）却无法探知“金杖、金冠带”王者奥秘的逆境中，因换个思路去应用“三星堆数字·太阳历”的新法，就迎来了柳暗花明！
6、三星堆之“三种天文地名”宜是当地优秀传统文化中“天文历法”的特别储存器
前文5，介绍了我们原创“三星堆数字·太阳历”的新法；其见解虽可视野大开、却存疏漏，即史料还不精准、逻辑仍欠严密，还望方家切磋；因为智慧的火花，总是在碰撞中产生的。我们真诚期待：学术大家高手和考古领军人物，不吝赐教。  
有关三星堆文化或地名由来，一直有人在探索求证。像《探析》、《母题图案》与《主食变迁》等文，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今重点追溯三星堆之“三种天文地名”由来，可另行参考有关地名应用之“形散神不散”的历史文化启发——史为乐先生在“文献片《千年古县》引出的地名新探》讨论中，介绍了“按照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的观点：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民族文化的遗产，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也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而中国古地名除了对地理实体的区别功能，还兼具抒情、言志、象形、记事、寄愿等多重功能，在世界各民族地名文化中，堪称最独特、最丰富、最璀璨、最具代表性。”就有这样的意义。
7、古蜀博物馆的“文博”工作与历史学和考古学存在的互动关系需要辩证共进
三星堆博物馆与金沙博物馆，皆是古蜀文物的专职收藏部门，也是古蜀文明、记忆、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要解读这两个博物馆保藏着不同古蜀王者的金杖和金冠带相似神秘图案的典型内涵，作为护宝人也应守土尽责，担负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并跨学科为文博工作服务的部分职责与职能。如果能这样尽职尽责，加上历史学家、考古专家与博物馆参观者皆能顺应而上，即能将老祖宗留下的古蜀文物承载灿烂文明、历史文化、民族精神这些宝贵遗产保护好，并做好成果挖掘、整理、阐释等工作；就能为古蜀文明的梳理，提供丰厚基础。
通过优秀的文博宣传，反过来可为相关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发展，去创业绩、树形象，展现民族的文化基因；在探源中国文明起源（含古蜀文明起源）的道路上，见证文化的魂与根。
就本文针对三星堆青铜、金饰和玉文化专题的文物考古与感悟，现有古蜀的历史轴线需要延伸，历史的信度需要增强，文物的内涵需要丰富，文物的解读需要活化……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提出与解决问题，才能认真地沿着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重要文章指明的方向，去证明《三星堆数字·太阳历》是三星堆天数一体文物的基因、是古蜀文化的魂与根。
【作者单位：四川省南充市第五中学，历史地理退休高级教师、四川省优秀专家  夏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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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天文古国

天 文 古 国 ：“ 三 星 堆 ”遗 址 名 称 新 考

四川省南充市第五中学退休历史地理高级教师 四川省优秀专家 夏权民  2021.3.31

一、“三星堆”一词的主语是“三星”、“堆”是该词的谓语或补语
三星堆，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三星”是三星堆一词所叙述的主体，具有同时作名词、代词、数词、名词化的形容词意义。“堆”字，在三星堆一词中是谓语形式，以说明主语所发出的动作或具有的特征和状态。此三星堆一词的产生，定是先有“三星”，后有“三星堆”。
三星堆新考古在2021年3月春分日的天文时节，掀起又一个高潮。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经央视新闻连续直播，“三星堆考古大发掘、新发现”很红火。但其中，似有一问题仍未引起社会的根本重视；此问题或曾被关注、却限于证据不足而遗留着“名不正、言不顺”之惑——即未解“三星堆”此名的文化根源与遗址名称由来。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的名称，因为在1986年出土了古蜀两大祭祀坑的商代文物而很有名气；可这个现代地名，其使用仅约四十年。由于这两大祭祀坑出土文物与商代中原文化大相径庭而震撼问世，三星堆考古既吸引行家对古蜀古夷历史、文化的研讨与探索，又产生了极高地社会关注度，还有众多读者欲解读三星堆神秘古奥等特征而引发多方面壮阔想象乃至虚幻；这就需有人认真解读“何谓‘三星堆’”的文化由来。因此，盼有针对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根源予以理性探讨，是早就摆在人们面前而成为了解考古文化的一种重要需求。
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画册，在第1页末段标题之《传言》下面的介绍“……有三个长约两三百米的圆丘状土地，传说这是玉皇大帝从天上撒下的三把土，落在了马牧河的南岸，变成了三颗星，故称‘三星堆’。”我们对此评说：该《传言》以消遣为主，因无文物证据，其说词则无考古参考意义。
据悉，“三星堆”遗址最直接由来，是源于1980年因在此地建考古工作站，才有暂时命名的“三星堆考古工作站”。此暂时的命名到1986年，因当年这里有两大祭祀坑大发现的喜讯，才推动着试用的“三星堆”一词，被确认其作为考古遗址的“三星堆”称谓。
清嘉庆《汉州志·山川志》中，记有“治西十五里，有三星伴月堆”词句；这是在清朝第七位皇帝执政期间（公元1796年至1820年），由广汉地方志记载有“三星伴月堆”。这是在文献中找到已知最早、关联于“三星……堆”一词的出处。
虽然比清代更早的广汉文献未再记载此类词句，却不能否定这之前、此地就无与“三星堆”或“三星”一词相关文化在广汉传统中或曾产生过的可能。但因现有文献出处太“年轻”而无结论价值，让人盼有比该文献价值更高的收获、竟成奢望，难有可印证广汉“三星堆”或“三星”产生于先秦的证据。此类困惑，近期却被新考古尝试所触及，或可破解其秘。
二、三星堆有多种“祖先文化背景”作为产生“三星”的基因并具有“星级”价值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4800年至3100年（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考古学界把三星堆遗址连续地几期文化遗存，合称为广义“三星堆文化”；但是其年代下限，仍存在争议。
三星堆文化遗址是跨度时间相当长的一个重叠性遗址区，起源于公元前2800年，终结于公元前666年（开明王朝一世兴起）。其广义“三星堆文化”的时间段，大致上承古蜀宝墩文化（此阶段可能与蚕丛、柏灌等早期蜀王有关、距今4800～4000年前、系三星堆文化第一、二期），中为三星堆文化第三期（鱼凫蜀王时代、上限距今4500 ± 150年、下限距今3000年左右），下续于金沙文化（杜宇蜀王时代、距今3200～2800年杜宇政权系三星堆文化第四期）。三星堆文化，是长江上游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最早、且属前后历时约2000年大跨度的系统文化。
对于鱼凫王朝的祖先而言，三星堆文化有以多样化“三”的数词与“星”的名词相结合。
第一种，指三代古圣先贤，在精神层面上具有“三星”价值：含古蜀第一代蜀王蚕丛、第二代蜀王柏灌（皆已故）、和鱼凫王朝跨千年王者中原有部分已故的鱼凫蜀王。此三类蜀王祖先筚路蓝缕、开疆拓土、建有星级功勋，受到族人长久的思念；可誉“祖先之三星”。
第二种，指三大祖先族群，在民族学层面上具有“三星”价值：由古蜀国先民之古蜀人（核心区在成都平原） + 古蜀人由来于氐羌人或古羌戎（羌文化遗址代表地为四川西北部营盘山-汶川一带）+ 与古蜀人系兄弟姐妹关系的古夷人（分布在四川西部，长期与古羌戎、古蜀人混居；商周时期因“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使古夷人数次大量南迁、演绎为西南夷）；即古蜀人 + 古羌人 + 古夷人。这三种古蜀的族群构成，可誉“氏族之三星”。
第三种，指“星”字在多种字体演变中，常以“、、”等天体的象形字，表示人们认识的“星星”；即“星”字，属“由‘日’而‘生’”的字形产物。
三星堆人虽未创造类似商代甲骨文、金文等，却定与商周“星”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看“星”字源字形的演变：在此六种字体中，前四种为象形字，都有两星或三星相伴；后两种为形声字，由“日主或日生”二字、上下组合为“星”；这就是“象形与形声之三星”。

第四种，指三种祖先历法，在天文学层面上具有“三星”价值：
天文历法知识，是统领上古社会中国科技第一位的科学，这在天文古国三星堆的文化史中，尤其重要——天文学是三星堆文化的第一学，历法是三星堆文化的第一法。自1986年三星堆两大祭祀坑大发现以来已近35年，却仍还有大量三星堆之秘未能辨识的主因，就是未切入到三星堆文化的第一学与第一法中去解读、去考古；从而长期迷糊着人们的视野。
由我们2020年6月发表的《天文历法是求解三星堆之秘新钥匙》专著，提出在三星堆博物馆现有文物中，发现有青铜大立人、青铜神坛和玉边璋三大文物，殊途同归反映古蜀存在“由十三月历、十八月历和十月历三种太阳历组成的专题文物群”；可誉“历法之三星”。
此类新发现的文化遗产，交织在物质文化遗产与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现既已向三星堆博物馆汇报，又申请上报；既积极争取能早日经考古验证，还盼能引起学界“打开天文历法之窗，三星考古辰宿列张；时不我待创新联动，大写古蜀耀祖荣光”。
①2009年10月，羌年（属十月太阳历）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属中国的第27项。②2019年7月1日起施行《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保护条例》。③2021年3月27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文化研究会“彝族历法”学术研讨会，赞同恢复“彝族太阳历”以每年冬至日为新年、为历元。
坐拥古蜀“历法之三星”的三星堆博物馆，需知自己是天文考古的文物守宝人而应尽文博职能，将该天文历法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成果奉献给全社会，供人民大众和学术界、艺术界汲取知识、开展研究、欣赏艺术，并最终达到启迪智慧、促进文化创新的目的。这样的职能如果自己意识不到、或意识模糊，都将对传播古蜀传统文化造成巨大损失。　　
三、青铜小神树立鸟与才出土的鸟形金箔见证“三星”文物，更有“神手三星”相升华
如前文“广汉地方志记载有‘三星伴月堆’”的清代词句，是此地自夏商以来而最早有实录“三星”的文献，但却缺乏相关的文物印证。近月，我们先在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小神树枝头立鸟，找到了“头和尾”的羽端均有三颗“星星”般羽饰的文物。在2021年3月三星堆大发掘新发现中，5号祭祀坑出土一件“鸟形金箔片”文物，尾部也有“三星”羽饰。
再回查我在三星堆博物馆拍的图片，经放大一号青铜神树，找到一只人手；该手掌中的“三星”纹饰、犹在空中绕转的天文标记。此细节让人遐想：三星堆天文古国的巫术，长期与古羌古蜀古夷“历法之三星”相交织；能证明“天文历法是求解三星堆之秘新钥匙”既有好效果，又以巴蜀图语的神簌之笔、天造地设出“三星”文物标记格外神圣，警醒世人。
下面是三星堆青铜小神树枝头立鸟在“头、尾”均有“三星”羽饰的图片，到“鸟形金箔片”金凤凰“三星尾翼”文物的出土，再见证一号青铜神树神仙手中的“三星”标记。此系列“三星”专题文物群，已填补三星堆遗址缺乏能证明“三星”传统文物的空白。
三星堆的“三星”天数文化非空穴来风，可举两例：一见金杖的“笑脸图案组”，仅改“人→箭→鸟→鱼”为“人→稻→鸟→鱼”，可喻古蜀创三种太阳历助农兴国；二见青铜大立人手势与身姿，可完整演绎古蜀原创三种太阳历组合的关键数字群，其寓意深刻……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与广汉三堆著名黄土在夏商周称“三星堆城墙”而商榷
四川省南充市第五中学退休历史地理高级教师 四川省优秀专家 夏权民  2021.4.6

三星堆新考古在2021年3月春分日的天文时节，掀起又一个高潮。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经央视新闻数天直播，“三星堆考古大发掘、新发现”很红火。但其中，似有两个问题未引起社会的根本重视；一是未解广义上“三星堆”，此名的文化根源与遗址名称由来（已由另文商榷）；二是未证实狭义“三星堆城墙（即三堆著名黄土）”系夏商周三代建筑的本质是什么，却因两堆半黄土已消失34年而成秘。本文特予商榷。

一、成都平原之广汉三堆著名黄土与近邻祭祀坑埋藏区的文化关系现还未捋清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1：三星堆博物馆有展板内容仅勉强认同推测狭义“三堆黄土”可能有“祭台”的功能

【注：此图，我无在此发表的技术——下面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即雷同】
图2：广汉三堆黄土与祭祀区关系疑似古蜀人请星辰下凡佑鱼凫都城的“变形‘北斗七星’”（呈现不对称的图案）
【注：此图，我无在此发表的技术——下面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即雷同】
此三堆黄土，既是三星堆天文古国观三种中星（日中星、昏中星、夜半中星）的观星台，又是巫师请北斗下凡到鱼凫都城庇佑族人的祭台并拟北斗“杓”部三星；其北斗的“魁”部四星皆有伴星（用阴影表示），即为八个祭祀坑；于2021年直播发掘中展现。不能排除三堆黄土，有“祭台”功能。
此乡镇有三个天文地名：百年前原“中兴（星）乡”，现称“南兴（星）镇”；“三星乡（村）”是后来才有。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3：到2015年6月三星堆遗址考古认识到雒城“东西南北”四方的先秦城墙已基本合围
2015年“北大考古亲子夏令营——秘境寻踪三星堆”活动，于6月16日落地成都。稍前由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传出消息：三星堆又有重大考古发现，一段疑似“北城墙”的城墙建筑遗址被发现，三星堆古城实现“合围”（网络上所见的此文，有上图、却无作者名）。
从图3中可见，三星堆古城的北面是以鱼凫王都之宫殿的世俗空间：以三星堆遗址东北部仓包包城墙为代表，发现有疑似祭祀坑遗迹，出土有铜牌饰3件、玉环（原称玉援）8件、玉箍形器1件等，共37件宫殿用文物。
《四川文物 》2020年1期，登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发表《茂县及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文章载：（一）三星堆遗址城墙  1989年至1995年间，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先后6次对三星堆遗址外围的“土埂”进行试掘，最终确认它是人工修筑的城墙，并大致划定了面积达3.6平方千米的三星堆城址范围。至2017年对三星堆遗址城墙的系列考古勘探与发掘，可知三星堆遗址城墙建筑的最早年代是三星堆遗址二期；至三期，在城内东北部形成了仓包包小城；城墙建筑最晚的年代大致在三期晚段；到了四期，还对西城墙进行了修补。综上，三星堆城址的城墙从三星堆遗址二期一直沿用至四期……以上分析表明三星堆文明是由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甘青齐家文化这三种主要文明因素，在三星堆遗址汇集并融合发展而形成的。这便是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机制……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这两批高等级文化遗存的传入或影响，在成都平原地区就不可能产生三星堆文明。
阅读此文，让我们得知“三星堆城址的城墙从三星堆遗址二期一直沿用至四期……”却无法考证狭义“三星堆城墙（即三堆著名黄土）”在经夏商周三代建筑中，有无修补；因这三堆黄土在1986年三星堆发现两大祭祀坑前后，已有两堆半被人为削平而成秘，
我们2015年考察三星堆遗址核心区内的“三星堆城墙”原址，在1986年大发掘前本是夏商周的三堆古祭台或观星台，现只剩“三号堆、二号堆原点与一号堆‘残堆’”：

图4：我们2015年考察三星堆遗址核心区“三星堆城墙（三堆黄土）”原址拍摄的图片（此“三星堆城墙”一词，疑语焉不详。）

【注：此图，我无在此发表的技术——下面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即雷同】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5：三星堆遗址核心区已知八个祭祀坑先后分两批发掘实录的各坑位分布鸟瞰图
从图5知，南面是以狭义三星堆与祭祀区为代表的宗教空间，有数千件文物“堆列三星、八坑祭祀”的双重证据：仅1986年发掘，就有以三星堆金杖集神权、王权于一体，是“王者之器”；以青铜大立人、青铜神坛和玉边璋，组成“三星堆数字·太阳历”的专题文物群。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6：三星堆遗址核心区有八个祭祀坑竟与“北斗星辰”之魁部共8颗亮星一致而天造地设
【图6中对北斗七星的星图轮廓，若在“天枢-天权”二星之间添加一双红箭头辅线，可助划分出北斗“魁”部轮廓的四方，以了解在该轮廓内，不止有四颗亮；而是八颗亮星。】
   
二、三堆黄土与8个祭祀坑有一体两部关系“或跟北斗星象有关”的文化初探
1、三星堆博物馆或相关研究单位与学者、称此地三堆著名黄土为“三星堆城墙”之说，并不符合夏商周古城形制，我们疑这三堆著名黄土，首先是三星堆天文古国的祭台或观星台。
“三星堆城墙”之说，有些绕口；原因它具有广狭二义。广义上，笼统着三星堆遗址城墙、即三星堆遗址外围“土埂”的简称，可以是“三星堆城墙”；狭义上，“三星堆城墙”虽可特指此地三堆著名黄土，但在适用性方面，却有淡化理解“三堆黄土”之本义，易产生混淆；因仅在图3中，就有三星堆古城七段城墙对望、或联接或合围，有鱼目混珠之感。
若将现用的“三星堆城墙”改称“三祭台”或“三观星台”，可能更适宜解释此“三堆黄土”的用途。而若将该“三堆黄土”视为北斗七星之“杓”部三星，还更可辨识北斗七星之“魁”部四星，似曾长期指导三星堆祭祀坑群8 个坑分先后多组、而模拟着魁部星象的。
2、将图7、图8摘录的报道结合图2、图5的“一体两部”可解释为何有8个祭祀坑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7：2021年3月央视直播三星堆大发掘时有专家强调：祭祀坑群挖得规整、有方向性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结合着直播，解说：这些坑挖得规规整整，而且还有方向性……
我们结合图7，解读三星堆祭祀坑群8个祭祀坑的分布，至少可分为两组：k1、k2、k3、k4，为东北-西南向（此为三星堆文化第三期）；k5、k6、k7、k8，为西北-东南向（此为三星堆文化第四期、即与金沙政权同时期）。这两组祭祀坑埋藏时间相差几代人，或百年。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8：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雷雨，概括了“这8个坑跟黄土层的关系有三种地层关系”                     
雷雨特别举例说：6号坑打破7号坑，这一点有点让人匪夷所思。按理说这么重要的皇家级的这种祭祀坑，一定是有规划的，但是的确发生这样的现象了。那么很可能是这两个坑形成的时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久远的，也许当时的规划师他已经忘了那个点还有一个家伙，是这样一种关系。这8个坑跟黄土层的关系有三种地层关系（第一次发掘的k1、k2与第二次发掘6个坑的地层不同，第二次发掘6个坑地层中、由6号坑打破7号坑），起码从地层上来观察的话，它是有不同年代的……作为个人来讲，古蜀国在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两个首都？一个金沙一个三星堆？起码在几十年时间甚至会不会上一百年（并存两个首都？这又是一种挑战）……据了解，目前考古研究成果表明，成都金沙遗址从三星堆脱胎而来。
经学习考古领队雷雨概括的内容，助我增加认识，解读出“三堆黄土与8个祭祀坑的一体（共构北斗星辰）两部（即由北斗1、2、3、4星，组成‘魁’部四星；由北斗5、6、7星，组成‘杓部三星）关系”有重要启示：
（1）三星堆天文古国有将天象与人文相联系的悠久传统
首先，三星堆文化在我们的视野中，是一悠久的天文古国；夏商周三代，是古蜀文化的第一次繁荣时期。东周春秋时期，先秦著名学者四川资阳的古夷人或古蜀人苌弘，是孔子的老师，就被称为“天数在蜀”的天文学家代表；在今天看来，古蜀人“天数在蜀”的根源，在古蜀王朝；其第一个蜀王，即“天虫”之蚕丛。
其次，纵观长达约两千年的三星堆遗址，之所以她有如此悠久古蜀史，最重要是因古蜀人已对部分天象有了相当精深的了解，已摸索着将天文学当作古蜀社会第一学，将编制历法作为三星堆文化第一法；现既发现三星堆博物馆存在过去未认识到、含有三种太阳历法专题文物群的内因，又考证三星堆遗址区的多个地名以非物质文化形式、辅佐证明此地在夏商时期已有运用观察多种天象支持编制太阳历的证据。因三星堆古人具备运用原创的天文科技和历法助力农业兴国而兴旺两千年，促使我们近来已创新运用一个词语：“三星堆天文古国”。
第三，从“三星堆天文古国”的新视角，去解读三星堆文物蕴含有众多天文含意的奥秘；天文学实际上可以作为研讨古蜀文化的一个渊源，并逐步实现多学科研讨。因为重建古蜀与古羌、古夷相融于上古文明中的科学，更需侧重探讨古蜀文物在反映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
古蜀社会从蚕丛王到柏灌王，已能够发现天象的运动和时间可以建立起联系，再把通过这种观测得到相对准确的农时告诉给人民，这个活动就叫做观象授时。正确地观象授时在氏族社会，只能为极少数的人或巫师掌握；掌握者就可以通过观象授时并适时上升到观星授时的高级形式，来实现他们对整个氏族的统治
三星堆古人从观象授时到观星授时的外表形式，证据就是建筑有三堆著名的黄土、并经三千多年而遗留至今有“三星村、中兴（星）乡、南兴（星）镇”而约定俗成、薪火相传；内在本质的证据，就是在一号青铜神树“人的‘神手’”中留下“三星”图案的天文标记、留下青铜小神树枝头立鸟的“三星冠、尾”和三星尾饰的金箔凤凰等特有“三星”文物群。这些证据，实际是三星堆首领决定氏族命运的重大措施。对于农业经济的三星堆古国，重视观星授时这类观念在王朝中，从蚕丛到柏灌均在不断加深与增强；到鱼凫王朝，已成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冯时教授，是倡导与论述天文考古的领军人物。他说：“天文学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大致是处在同一个时期，所以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从天文学的角度去探讨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个新的途径……观象授时实际是决定整个氏族命运的一项活动。因此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准则的天文学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他就有可能成为人民的领袖，这个观念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共识。”我们赞同与支持这样的解说，并将该观点多次结合于三星堆的主要文物考古，已经能对相当一部分三星堆文物的天文含意，做出多样化的创新解读，并且还在继续深化中。
第四，我们推测从鱼凫王朝中期之际的巫师，已能基本认识到：天、地、人是相通的，天上的星象和地理分野、国家制度以至人世兴亡与治乱，都有一种神秘关联；在一定条件下，天文和人文的人事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她们与他们为纪念古蜀三代先王的星级功勋，既制作有“三星”标记的文物群、建筑有三个著名黄土堆既观测三种中星（日中星、昏中星、夜半中星）与祭祀天地人的和谐关系、又创造了三种太阳历，留下了三个天文地名……在古蜀人直朴无华的智性成长史中，三星堆遗址区由“三堆黄土与8个祭祀坑之一体两部”所留下的古迹与文物群，可体现解读古蜀人身边天象和人文的关系中，已呈现着相似或相反的实践。
(2)初解“成都金沙遗址从三星堆脱胎而来”颠覆着二者原属先后政权的旧观点
下面的文物形态举例，主要是说明上述实践的存在。
古蜀人在狭义三星堆附近营建重大祭祀坑之际，所躬迎北斗星神下凡到三星堆古城的施行庇佑蜀人之北斗七星轮廓“一体两部”的形态，就能体现上述实践。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9 ：三星堆太阳轮形器与金沙镂空太阳神鸟文物均相似地双面演绎着古蜀十月太阳历


【注：此图，我无在此发表的技术——下面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即雷同】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10 ：①《三星堆》画册第19页记载：铜跪坐人像，蓄有“独特的13绺（其前排6绺、后排7绺）细辫发高髻作为标识”，可表示13月历。而金沙小铜立人所戴太阳冠，是直接表现13道太阳芒；其表现手法近似相反。②金沙“戴太阳冠铜立人”的双手姿势，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相像（均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双手平举并环抱于胸前，手心中空）；其金沙“戴太阳冠铜立人”发式，类似三星堆头顶“十月太阳历”标志人头像的辫索冠（上图中左图“辐射十三道光芒”所形成的逆时针旋转图形，应当是来自从该人像背后、而非正面像的拍摄效果）。③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脚下底座的“斗图腾”，是开口向下【代表大暑时节呈现形状（斗口向东、斗柄南指）、指示秋半年】，金沙小铜立人脚下底座“斗图腾”开口向上【代表大寒时节呈现形状（斗口向西、斗柄北指）指示春半年】；此二者文物底座的“斗图腾”开口形态相反。因三星堆的祭祀节气是大寒，北斗的斗柄朝北、斗口向南（向下）开口，则“斗图腾”是开口向下；因金沙的祭祀节气是大暑，北斗的斗柄朝南、斗口向北（向上）开口，则“斗图腾”开口向上。
（3）推测“三堆黄土”与“8个祭祀坑”原本模拟着大、小两种北斗星辰的天象崇拜
前面已说明，现有考古得知：“三星堆8个祭祀坑”的分布，具有三种黄土地层关系。由此我们既推知三星堆能反映此地埋藏祭祀文物的大型活动，在约三千年前至少有过三次；又推测着此地，存在大型与小型的两种可模拟北斗七星轮廓的天文崇拜。
三星堆考古已基本证实，祭祀坑群的埋藏时间不同与地层不同，具有复杂性：一、二号坑同属殷墟一期前后的遗存，或同属商末周初【一号坑的掩埋时间，在殷墟一期末到殷墟二期之间；二号坑略晚，在殷墟二期到三四期之间】。这是第一次大发掘得知该祭祀区埋藏的一种地层。第二种地层，属第二次发掘新坑的多数地层。第三种地层，即由6号坑打破7号坑的地层位置，证明6号与7号坑的地层也不同。
①推测在鱼凫王朝三星堆遗址核心区，可能存在大小两种“一体两部”的北斗七星轮廓：
该轮廓的“一体”，指古人以北斗七星为星空一最重要星辰：由七星中的1、2、3、4星，组成北斗的“魁”部；由七星中的5、6、7星，组成北斗的“杓”部。其小北斗轮廓中“魁”部四颗星的空间区域，指现知的“三星堆8个祭祀坑”；大北斗轮廓中“杓”部三颗星的空间区域，指“三个著名黄土堆”。它们的位置虽固定，却从属大、小两种北斗七星轮廓之“一体两部”的各一部分，不配套（如图2中三星的空间大与祭祀坑的空间小）而矛盾。
与“三个著名黄土堆”代表“杓”部三颗星相连接的原祭祀区、即大北斗轮廓中的“魁”部四颗星空间区域，原址已消失；三千多年前此地大型北斗七星轮廓代表“杓”部三颗星的地表建筑物，只剩下狭义的三星堆（到现在仅存“半堆黄土”）；不能与发掘出8个祭祀坑的区位，配套组合成完整的北斗七星轮廓。
与“三星堆8个祭祀坑”代表“魁”部四颗星相连接的指向标记、即“杓”部三颗星的空间区域，原址已改变（前文已引用考古三星堆城墙而已知“对西城墙进行了修补”）或消失（见图4、5的相关处）；三千多年前此地小型的北斗七星轮廓建筑物，只剩下可代表“魁”部四颗星的“三星堆8个祭祀坑”；亦不能与三个黄土堆配套组合成完整的北斗七星轮廓。
如果说要让人只看本文的图2或图5，谁都不明白现知的狭义三星堆位置、能与“三星堆8个祭祀坑”有组合成“古人为北斗星神下凡而创塑七星轮廓之天象”的可能性——这两个已脱节几千年的大、小两种“一体两部”的北斗七星轮廓之矛盾，由此梳理则可化解。
②通过现在已知该地祭祀坑群8个祭祀坑之间最大直线距离仅约30米的空间，我们既可勾勒出由“魁”部四颗星所占地的面积仅数百平方米之内【其中，一号坑16.1平方米，二号坑12.19平方米；而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的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至19平方米之间】，又可估计与“魁”部四颗星相连接“杓”部三颗星的位置及长度（约50米）。
③有考古学者现在已在估计三星堆祭祀坑群，是三星堆“神庙”或祭祀场所的遗存所在地；我们支持是“祭祀场所的遗存”。因为此“三星堆8个祭祀坑群”埋藏其文物的大活动，是至少有三次或更多次（如四、五次）的结果。
原有的此祭祀场所或祭祀区，要比现在已知三星堆祭祀坑群面积大很多：以远处的三大堆黄土作为三个观星台，既根深蒂固地存在，又可拟北斗七星轮廓而下凡到三星堆都城的北斗“杓”部；再连接能模拟北斗“魁”部四颗星的大祭祀场所或祭祀区，组成常年性的大型北斗轮廓，长期存在。
是因在跨千年的鱼凫王朝中，有很多新的鱼凫王因继位的祭祀，需要更新神庙中原有祭祀物；从而在其些阶段中，在此数次重复式模拟出小型北斗七星轮廓的小小“魁”部四颗星，配套装入被淘汰的祭祀物作为“三星堆8个祭祀坑群”中的一部分而埋藏；因与其配套，需要再模拟由地表所隆起北斗七星轮廓中那小小“杓”部三颗星的建筑物规模，并不大（约50米）；即比该地三千多年持续存在“其长度原约260米”的三大黄土堆的体量，小多了。
在古蜀国三千多年前或商末周初之际，多次在此举国进行隆重祭祀之后，再由祭祀者打扫了祭祀区是可能的，以消除地表所隆起“杓”部三颗星的土堆——隐藏于公众视线之外。
是三星堆第二次大发掘的召唤与重大收获的展望，让我们看到这三堆有活力的黄土在天文历法古国的鱼凫文化中，既关联着“三星堆8个祭祀坑”的多种专题文物群，又体现特殊天文学价值被考古发掘所激活；在跨越现代与古老之间，三星堆的名号似丰碑而再度传扬。
④“都广之野”，据说是古籍中记载的天地中心，却难以考察出它在神州何处的实地。我们现初步推测，此地，其实早就暗喻在成“都”平原之“广”汉郡：
1）古蜀成都平原之广汉郡的这三个黄土堆，是鱼凫古人想象为北斗七星“斗杓部位之‘玉衡、开阳、摇光（位居北斗第5、6、7这三颗星）’的斗柄星区”，可作为这三颗星的化身、投影于地表或“下凡”，移植在人间的鱼凫王朝古都祭祀核心区旁边，以“三星堆”作为天文标记。
2）这三个黄土堆，或可发展为土筑的“三台土 ≈ 三星堆”的人工痕迹，以观测三种中星（测“日中星”的年变化、可制定历法的“年历”与知晓太阳辐射的强弱，测“昏中星”的年变化与日变化、可通过观察北斗的天象钟表了解寒暑季节更替，测“夜半中星”的年变化、可通过认识十二星次了解太阳在宇宙中运行的星宿背景）。
3）这三个黄土堆或暗示在此地，建有相关于“天、人、地”的神坛祭祀台；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有三件表现“天、人、地”青铜神坛残件（无一例外、全部成了碎片），可印证在三星堆文物中，早就有着如此类似的“三台”文化等；这些，皆疑是三星堆鱼凫人“设法让北斗星神在此‘驻留’”的文化痕迹。
4）三星堆文化中的“北斗崇拜”或“星斗崇拜”，是中华北斗文明的一个缩影和标志，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个文化原点与发展核心。
5）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有一只“人的神手”或者“巴掌”，掌中有“三星环绕”天文标记的图案；它与青铜小神树枝头立鸟“冠、尾皆有三星标记”、与5号坑才出土鸟形金饰箔之金凤凰“三星尾翼”文物，组成能证明在夏商的三星堆已有“三星”文物群的证据。由此证明：“三（数字）星（天文）”的天数概念，是自鱼凫王朝就特有的。
白剑《神圣的巴掌——漫话巴蜀图腾系列之三》举证“古代大凡在一个地区中稳定、重复出现在重要器物上的图纹，多属当地族人信仰、供奉的图腾。这一符号也应该是图腾之一。”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11 ：“‘三星’冠尾”的青铜鸟物件与“鸟形金箔片”金凤凰的“三星”尾羽


【注：此图，我无在此发表的技术——下面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即雷同】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12 ：三星堆青铜树“马面羊角”的龙身中伸出一只人的手臂、再伸出巨大的巴掌挂件

6）三星堆遗址核心区经三千多年，至今仍能保留“三星乡、中兴（星）乡、南兴（星）镇”的三个天文地名，这就是“约定俗成、名从主人”的文化使然的固化结果，不应轻视。

三、狭义三星堆与邻近祭祀坑群含有“星斗崇拜”的古天文地理信息需研讨  
本文的前12幅图片，重点以图说的形式，揭示“狭义三星堆与祭祀坑群含有‘星、斗崇拜’的古天文地理信息”。
这里的“星”，主要指太阳；包括由三星堆博物馆存在大量反映经古蜀人与古夷人原创三种太阳历文化的专题文物群。这些物证，既是支持探讨由鱼凫王朝创立这类天文历法科技体系的关键文物群，又经过对太阳的科学观察并将主要相关原理应用在编制与实施三种古老太阳历演进中，还成为持续上千年助力鱼凫古国把握农时、办好农事而农业兴国的力量源泉。
这里的“斗”，是形状像古人舀酒的“勺”形斗。此斗，泛指整个北斗，主要的功能是以斗柄定方向、定时节、定寒暑。在古代，因此“斗”在华夏北纬300以北的晴夜多便于观察（那时受来自夜晚灯光等光亮的影响甚微）；所以，神州大地很多地方都流传“抬头望见北斗星”去辨识方向的流行语。在《三星堆太阳历》的创造中，有关“北斗作用”虽次于“星（太阳）”，但还是成为能决定十月太阳历形成机制“测太阳运动知寒暑，观北斗指向定季节”这两个基本原理之一而存在。
斗转星移，三千多年过去了。中国现在通用历法是与世界同步的公历，即十二个月的世界太阳历；原来传统的中国阴阳历，则降格为附载的民用历法之列。原属古蜀古夷同创的三种太阳历，现仅是作为西南夷历史上曾有的历法被朦胧记忆；现实运用的价值，被严重削弱（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已于2019年施行彝族十月太阳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文化研究会于2021年3月27日通过“恢复以冬至日为历元，为彝历年起始”的决定）。
我们立足于求索“狭义三星堆与邻近祭祀坑群含有‘星斗崇拜’的古天文地理信息”，这是利用三星堆遗址区已有的文物古迹进行揭示另类的考古，这是力图讨论古蜀三星堆文化的天文地理信息中很可能存在“神州北斗文化一源”，这是企图通过合并举证相关文物与古迹、可说明该遗址区内的地表三个黄土堆与地下出土的祭祀坑、能共同构成有隐匿特色的“三星堆北斗崇拜”——以学术研究、以编写科普读物而增进三星堆考古知识为目的，与此前在三星堆进行祭祀坑发掘以获取古物为目的有本质区别。
这正是三千多年来隐藏在此都城的文化内核（这其中包含着很多的崇拜论点与神秘感）：在这一前提下进行这种现在还未确定“是否是‘文化内核’”方面的考察，至少还是有几点积极意义的：期待由此求索，能让被追溯三星堆文化源流和三星堆太阳历的由来，都可能更加清晰起来；能解释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群，就分布在与地表三个黄土堆的连线旁、这是三星堆存在“星斗崇拜”文化的必然而非偶然；能让三个黄土堆模拟长长的斗杓，指示邻近有大祭祀区或可模拟硕大斗魁的核心有祭祀坑群、盛有“众多国宝级文物”而供人们解密；这不正是古蜀国用人文行动“请北斗星象下凡”的实践吗？
或者：这三个黄土堆，就是鱼凫古人早已民俗化、本土化的祭祀台、观星台与展示台等；这8个祭祀坑，就是埋藏“燔燎”的祭祀物；祭祀坑群内，不正是有青铜神坛汇聚着经典《三星堆数字·太阳历》与鱼凫女王青铜大立人等族群显赫物件，作为文物财富象征的富集地吗？   
我们考察三星堆遗址这三个黄土堆，它们不应是“三星堆内城墙”、也非“三星堆城墙”年久失修、塌为土堆的旧说；此“三星堆”地名由来，非“三星堆城墙”；其本源可能有三：
①是祭奠古蜀蚕丛、柏灌与鱼凫三代先王的三个祭台。②是此地观察三种中星【日中星（测太阳正午影长的变化以确定二分二至、掌握“年的长度”与太阳运动规律）；昏中星（如观察北斗七星、把握寒暑变化规律）；夜半中星（在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夜半时，分别观察狮子座、猎户座、狮子座和天蝎座在上中天或其附近天区的位置，以辅助确定太阳在天球上的位置）】的三个观星台；可试着去理性正名为：狭义三星堆 = 鱼凫天文古国的三个观星台、祭台。 ③是三星堆都城有由鱼凫人创造三种太阳历法的展示台，当将此“三‘台’”拟北斗斗柄的三颗星，再结合8个祭祀坑群在该地被掘出后，能推测祭祀坑模拟北斗斗勺的四星……
2019年6月4日，楚雄彝族自治州人大召开座谈会，公布了《楚雄彝族自治州城乡特色风貌建设条例》《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保护条例》这两个条例。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1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保护条例》于2019年7月1日执行


【注：此图，我无在此发表的技术——下面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即雷同】

三星堆天文古国

1、白剑作品《三星台——三星堆故名及文化背景》指认“三星堆”与星斗崇拜有关
《文史杂志》2000年第06期，发表了白剑先生《三星台——三星堆故名及文化背景》文章。指出：所谓“三星台（三台）”，包括星台、灵台和社台。星台，是建台观星象占卜的地方；灵台，是祭祀各类神灵的祭台；社台，是祭祀列祖列宗的场所。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大姚县，在西汉与东汉均属越雟郡（郡治在邛都县、即今西昌市）。大姚县三台乡，既是中国彝族十八月历的发掘地，又建筑有中国彝族十八月历碑，还是彝族“十月太阳历”观象台遗址之一。我们在六年前就发现三星堆博物馆在无意之中，保存有夏商社会由古蜀人和古夷人共创的“13月太阳历、18月太阳历和10月太阳历”文物群。
当代著名学者、四川省广元市文化局的白剑先生认为：东距广汉的直线百余千米的四川三台县，是以三台山为中心的地区，乃是古代“自成神明祭祀体系”的广汉三星堆氏族之小支的、而离祖地三星堆较远的一个分中心。此“三台文化”，源于“羌夏文化”，从属三星堆第三期文化的产物。其产生、形成和盛行的时间，距今已有约3600至3000年。
本文，支持《文史杂志》2000年第06期发表白剑先生《三星台——三星堆故名及文化背景》文章的部分观点；如①《三星台——三星堆故名及文化背景》的序言：三星堆遗址中的“三星堆”一名，因位于现广汉市三星乡的三星村而得名；而三星乡、三星村又因其中心处的三个古筑的土堆而得名。至于整座三星堆古城，则是以此“三星堆”为中心呈辐射状布局构筑的。从三星堆的土堆位置及有人工印迹的情况来看，此“堆”为古代人工筑砌的“台”，由于年久失修，塌为土堆，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堆”。可喜的是，名中保留了“星”，这便把一个久远的秘密带到了今天。我们推测，三星堆古名当为“三星台”，即鱼凫古人施行星辰崇拜和祭祀神明的场所；所以，整个三星堆遗址区便以它为中心布局。因为古代的“三台（三星台）”，就是祖宗社稷的象征，也是凝聚族人的宗教中心。
【点评此文：优点——能不循很多学者称“三星堆”这三堆黄土为“三星堆（内）城墙”之旧称，创新称其“此‘堆’为古代人工筑砌的‘台’”；直接排列出“三星台 ≈ 三星堆”的新概念。不足——在所识三星乡名、三星村名时，忽略了这里最早的已知地名是“中兴乡”：三星堆遗址在其得名“三星堆”之前，早在1929年时就属于广汉县中兴乡（今属三星乡或南兴镇）。此地最近的老地名中间有“中兴乡”或“南兴镇”两词，其词中的这个“兴”字，在汉语中皆与“星”同音近义，具有声近义通的语言力量。三星堆遗址区相关地名中的这个“兴”字、若与“星”有关，将可能隐藏着祭祀坑的一个天文秘密。按“中兴 ≈ 中星”的概念，“中星”一词，却与上古天文科学的起点始于观中星天象而授时有关……】
②《三星台——三星堆故名及文化背景》的正文：……古代所言“三台”，其名称和作用当为：星台、灵台、社台。星台的最初作用，并非用于观察现代天文学意义上可见星象变化的轨迹，而是观察“星相”；其全部意义，都是为了“占卜”活动，即通过观察到的“星相”变化，来预测或附和世事，古人谓之“占星”。古代的“占星术”，就是先前占星活动所积累的“规则”（注：占星，为羌夏族团占卜的特征；商人，专事占龟）。
建台观星相与占卜之俗，来自史前的星辰崇拜之俗。而星辰崇拜在古代的一段时期十分盛行，具有最高神格；故后来有将“三台”称为“三星台”或“三星”，如：《诗·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绸缪束刍，三星在隅。”可见，在古代，“三星”连称，已为俗语……
2、三星堆遗址核心区曾原创有古蜀“北斗风水”意象的经典杰作
1)古代星辰崇拜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北斗信仰
北斗崇拜可能是中国人最早的星象信仰，它作为文化基因，几乎被神州大地每个有文化体系的民族所共享。北斗崇拜一般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等这样一些阶段，逐渐形成了有一定体系的原始宗教，进而发展为成熟的宗教式星象崇拜。
北斗崇拜在中国古老的三大星辰崇拜中之所以突出，是由于它既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最密切、最悠远与最易于辨识，又因北斗在星空中存在明显周年运动与周日运动的星象变化。因而，被古人相信：“北斗能指示季节、是天体时间的坐标之一”。
虽然神州星空在上古是人间事物的天上版本，但它与希腊神话却大相径庭、即绝少有神话；中国几乎在任意盛大古老仪式的细节背后，都有关于运用北斗崇拜信仰作为理论的支持。
在古人看来，天上北斗的运行可能预示人间的生存信息。北斗作为天象中的重要星辰而在崇拜中倍受古人关注并演变为北斗信仰，成为华夏上古先民最早产生的宗教信仰之一。
在与夏商同期的古蜀国先民意识中，北斗神曾是生杀予夺、至高无上的大神，受到最高规格的祭祀和膜拜——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就是以此地鱼凫王朝女王兼巫师在身穿华丽龙袍进行举国祭祀时的情景再现。此客观存在的重要文物，让人惊奇地发现该女王正用“跣足交斗”的肢体行为方式，异样而醒目地进行着与北斗神灵的交通而形成“脚神秘”；成为可以该文物的人体姿势举证。金沙的“脚形器”，是另一种“与北斗相交”的“交脚”形式，而凉山州原州委所在地之昭觉的原名，就是“交脚”（昭觉 ≈ 交脚 ≈ 交角 ≈ 以脚交神 ≈ 彝族英雄支格阿龙模仿“金沙‘脚形器’”的经典动作）。这说明古蜀古夷存在“与北斗交脚”的习俗，不仅是文物、且也可以演变成地名，成为古蜀古夷祭典北斗的文化实例。
三星堆玉边璋线雕文物出土于一号祭祀坑，它比二号坑出土的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要早。因此可推测：玉边璋线雕文物图案表示女巫群体“以双脚后跟相对”的“交北斗”姿势，开启了以人的特定肢体语言表达祭祀北斗的方式；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以“赤足‘交北斗’”的姿势，则是对玉边璋线雕祖俗的一种承传；即在学习“交北斗”的普通姿势之后，方发展为“跣足交斗”的特有肢体行为；即向天神施以更虔诚地“祭北斗”之礼。
2）中外名人对北斗、风水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三星堆的星斗崇拜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丁常云在2016年“两会”期间，交流了《北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软实力》文章称：北斗文化，根植于华夏民族，成长于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古老而神秘的传统文化。北斗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几乎贯穿着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历代以来，北斗文化被社会民众和帝王将相普遍信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马来西亚华裔学者王琛在《北斗信仰与先民生活》称……中国人的北斗信仰由来已早，它是历法的根本……根据陈久金等编著《彝族天文学史》，我们认识到……在以农立国的中华大地，观北斗、察群辰，是农民生存的重要指示……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充分肯定了风水对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在论及“中国建筑的精神”时，李约瑟说“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当然不在话下，城乡中无论集中的或散布在田园里的舍宅，都经常显现出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这一论述、表达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是直观感性和实用理性相结合的，是与人的因素和时间的因素综合考虑的。这种思维特点的整体性和思维方法的直观性，为大量明显属于巫术的迷信禁忌提供了容身之地。故此，李约瑟又把风水称之为准科学，指出了科学的实质，又掺杂了伪科学的成分。这样的综合观点，既指出了风水中迷信成分的存在，又划出了二者的界限。李约瑟在评价我国古代风水术时指出风水术“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的成分”，“遍及中国的田园、房屋、村镇之美不可胜收，都可藉此得到说明”。
我们感觉：在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区，隐匿着“三个黄土堆与祭祀坑群或大型的祭祀场所、可能组合成一种‘天象合体’”，从而似有“与北斗星象相关”的潜在文化；即蕴藏着一种可能源于三星堆遗址曾原创有古蜀“北斗风水”意象的经典杰作。
此杰作，在三星堆遗址区的中心位置，有原被称“三星堆（内）城墙”的三个黄土堆，是鱼凫人留下的古迹。我们疑这三个黄土堆的夏商古迹，是作地表的祭台或三星台，由北斗七星“杓（读音为‘sháo’时，字义同‘勺’；音为‘biāo’时，字义同‘标’；皆指北斗第五、六、七颗星，标示‘斗柄’”）部位。此“杓”部位的区位意义，表示有北斗七星及对“魁”部位的指向标意义；“标”的字义，就融入在该字的音义中。即这三个黄土堆对于几百米外的地下祭祀坑群，原本有标示意义；却才被发现30余年，埋藏有大量商周祭祀物。
在相隔三千多年后才于现代现身于三星堆之三个黄土堆旁边的8个祭祀坑，具有能暗示着这是北斗七星“魁”部位中“北斗1、2、3、4”这四颗星的区位意义。于是，早先这三个黄土堆古迹所能模拟北斗七星排列靠后的“5、6、7”这三颗星，与近在咫尺的8个地下祭祀坑群，可能模拟排列北斗七星中“魁”的部位。这靠前的“魁”的“8个祭祀坑”，并非碰巧组合在一起；而是在鱼凫王朝衰落与杜宇政权兴起之际，难得地保存有体现着三星堆文化由第三期在走向第四期过渡中的文物遗存（遗迹、遗物）；即在鱼凫古都曾有数百年“星斗崇拜”的民俗中，宝贝般留下了如此有“北斗风水”的文化痕迹：
七星中属后面的三颗星，既以“代表地面祭祀台物象或观象台存在”的三个黄土堆拟之，又能表示北斗七星“杓”部位读为“标”的本原指向意义；既能模拟在三星堆建有观察“昏（旦）中星、日中星、夜半中星”的观星台，又能后续表示北斗斗柄的指向功能——它们，都可能是古蜀国存在北斗星辰象征的早期物象。
3、三星堆考古所用“三星堆城墙”之说有悖神州上古城墙的基本形制和功能
《百度百科·三星堆遗址》介绍中的“三星堆城墙”标题下面一段落——根据城墙基础可知，三星堆城墙长度为260米，基础宽度为42米。城墙南侧有壕沟，宽度30～35米，壕沟距地表深2.84米，壕沟深2.4 米。城墙上开有两个缺口，形成“三堆”，缺口的年代不会早于明代。因此，三星堆是一条内城墙。一些学者将三星堆说成是祭坛，或直接将三星堆说成土坛，应予纠正。
我们先直接用三星堆博物馆馆内某展板的末尾，批驳上段摘录中末句；即来自本文图1的“三星堆博物馆馆内某展板的观点”，就与上段末句意见相左；能说明相关内容存在混乱。
请看看——被称为“三星堆城墙”之三个黄土堆的堆积状况：残存部分高约6米，顶宽5～7米，底宽40～45米……试问：这样的梯形结构或外貌，像城墙吗？我们的推理：不像城墙，更像祭祀台或观星台。
我们认为：上面《百度百科·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城墙展板’文字的图片”等段落中，存在一些知识混乱的倾向；有些内容，可列为下面“考古靠实践……”或“绘图用图讲科学……”等专题讲理中。
（1）“考古靠实践，不能靠猜测”之一：上述将三星堆遗址区的三个黄土堆，作“三星堆城墙……”之说，有悖城墙的基本形制和功能：①城墙的基本形制，应当仅略呈现“下宽上窄”的形态，这是基本常识。如西安古城墙又称西安明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其城墙宽度：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该城墙略成上窄下宽，此梯形结构的顶层与底层之比例为“4 : 5”适当。看看所谓“三星堆城墙……残存部分高约6米，顶宽5～7米，底宽40～45米……”可见，此“三星堆城墙”梯形结构的差别达6～9倍，比例达“1 : 9”；既很不合理，又当然在被我们否定后，被质疑那三个黄土堆是观星台可能性大。②城墙作为城市、城池和城堡的抵御外侵防御性建筑，一般起着分割空间、阻隔内外的作用。城墙产生和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它的对外防御性；而对空间或地域所进行的划分或隔绝功能，则是次要的。③回看图2广汉三星乡（南兴镇），是位于鱼凫古都的核心区；四周既有东、西、南、北的四面保护其都城的城墙，北部与东北面又有保护其宫殿区和居民区的月亮湾城墙，还有马牧河几乎呈三面环绕这三个黄土堆与祭祀活动区，而此活动区南面又紧邻着南城墙——在如此已近乎封闭保护的祭祀活动区，既不可能去修筑用于小区域分工的三个土堆去护卫那片空旷的祭祀活动区，又劳民伤财；所以说，这三个黄土堆不应当是“三星堆城墙……”此说与此地，应为三个“祭祀台”或“观星台”，才合理。
（2）“考古靠实践，不能靠猜测”之二：上面被列为混乱内容之一“城墙上开有两个缺口，形成‘三堆’，缺口的年代不会早于明代”。
下面，我们将三星堆城市遗址与同时代、即河南省郑州商城相比：三星堆古城距今4000—3000年，比郑州商城早400年；从规模上看，这两个古城的大小基本相当。三星堆古城面积为2．6平方公里，只比面积3平方公里的郑州商城小0．4平方公里（摘自《百度知道》）。这两城东北部，均是各自都城的宫殿区。
请读者与我们一道在三星堆城墙上，按如此用“城墙上开有两个缺口”的方式，来试开这两个缺口；看看：此“三星堆城墙”长度仅约260米，就开两个口——让每堆“城墙”无缺口的间隔距离，必小于90米；其缺口密度如此大，已让其墙体几乎不具备城墙的防御功能与小区域划分意义。如此将这三个黄土堆称“三星堆城墙”，还能算是“城墙”吗【城墙产生和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是出于它的对外防御性；此处“三星堆城墙”的用途，显然不以这样的主要原因为基础。因而，需要推测这“三个黄土堆”在商代鱼凫古人的实际使用中，应当有其它的用途：是祭台或观星台】？
1955年秋发现的河南省郑州商城平面为长方形，城墙周长6960米，系有11个缺口的商代城墙；城墙底部宽20米，高约10米，顶部宽约5米。城墙夯土内发现许多商代中期的陶片，经碳14测定，证明城址距近约有3500年左右，早于安阳殷墟，是商代中期城址。此城墙结构的顶层与底层比例为“4 : 1”，属合理区间；郑州商城城垣周长约7公里，共有缺口11个，可能是城门；两城门间隔距离为600多米，比每堆“三星堆城墙”缺口（城门）小于90米 / 个而合理多了。反过来说，谁用此“三星堆城墙”去代表广汉鱼凫国都的三个大型黄土堆，疑是既未考虑城墙的功能，又隐匿了这三个大型黄土堆与成都的羊子山土台即祭台相似相呼应的事实（广汉三个黄土堆早于羊子山祭台，无羊子山祭台修筑得规范与气派，是正常的）。
（3）“考古靠实践，不能靠猜测”之三：上面被列为混乱内容，还有“三星堆是一条内城墙。”的乱形容，本文对其错乱状况的讲理，与上一条内容相似。
（4）“考古靠实践，不能靠猜测”之四：上面被列为混乱内容，还有所言“缺口的年代不会早于明代”，既没有证据证明，也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因为此遗址核心区扩大后的四面，均发现有城墙，此处再有一“内城墙”的状况，会与四面均有城墙相冲突〖 城墙的功能主要是护卫城镇，所谓“内城墙”一带的此地，已是很小的遗址核心区，再修筑一个高大上的“内城墙”，已几乎无护卫的对象与意义 〗 。
（5）我们亦有自己的解释：“这三个黄土堆，是三个具有观测不同天体的观星台或摆放不同祭祀对象的祭祀台；所以，在靠近三星堆一号堆（三星堆残堆）旁“三星堆城墙展板”文字的图片，记录了实地考察到“夯面及加工拍打痕迹极为清晰……结构和夯筑方法相比于月亮湾城墙已有明显的进步。”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14：摘自《百度百科·三星堆遗址》插图（与本文图4中的右图相似）


【注：此图，我无在此发表的技术——下面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即雷同】

三星堆天文古国

（6）摘录“鱼凫王朝很强大不需要兵器守卫都城”  2015年06月16日，华西都市报登载《鱼凫王朝很强大不需要兵器守卫都城》。文章称：“三星堆二三期文化时期，也就是鱼凫王朝时期，三星堆古城可以不用兵器来防卫，因为它足够强大，没有别的部落敢来犯。”陈德安说，这也是对比中原文化得出的一个判断。”
    有问题出现了：狭义三星堆之“三星堆城墙”为何是“三堆黄土”，而不是一完整的城墙段？这三堆黄土中的两处空缺是城门吗？
（7）2019年12月1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广汉市撤销西外乡和南兴镇，设立三星堆镇，以原西外乡和原南兴镇所属行政区域为三星堆镇的行政区域，三星堆镇人民政府驻兴华东街253号。 狭义三星堆所在地的“南兴（星）镇”，虽然现已改名“三星堆镇”，但历史上此地的“南兴（星）”地名，可关联着东周的彝族先民、巴賨天文学家鹖冠子，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方向、标定季节的名言：“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仍让人朗朗上口。此佳句中的“斗柄（三星）指南，天下皆夏”的原文，疑是 狭义三星堆与鱼凫古都大祭祀场所构成此地在大暑时节、呈现形状（斗口向东、斗柄指南，天下皆夏——在《四季星座》的转动图片或仪器中，请将上盘外圈“20”点的时刻刻度，对准下盘外圈的“七月22日”，可显现此天象）——这既是狭义三星堆作为广义三星堆中“大北斗轮廓”之“杓”部原意的出处，又或是此地“南兴（星）”地名所得名的缘由之一。

图15：摘自《彝族天文学史·序》——由张钰哲作于1982年11月于杭州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四、暂时的结束语
2017年我们到三星堆遗址区考察时，恰遇1986年参与发掘两大祭祀坑的农民工杨永寿（现已80多岁）。老人带领我们来到图4“三号堆、二号堆原点指示牌和仅存一号堆的半堆残堆”面前，十分气愤地告诉：这原有的三个大型黄土堆，在发掘出两大祭祀坑前后，人们以为这三个黄土堆中有宝贝，于是开来了推土机，把两个半原有的土堆推开，将黄土运走，去用筛子筛选“宝贝”。究竟挖掘出新的文物没有，不得而知；但三星堆原有的三个土堆，从此至今只有变成半个残堆了【我们听后很难过：巨石阵作为世界级天文遗址，在英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基本保存至今。三星堆天文古国，本也有可作为世界级天文遗址的资本，却几乎无人重视此地具有“天数在蜀”源头的科技资源；现状更是面貌全非】……
今日，读到《新华深读》2021年4月6日第7版《这些，才是考古学家最想破解的考古谜团》。我们既同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许杰所说：“急于印证古史记载和传说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的危险。”更坚持近日与四川省凉山州学界交流对三星堆考古新潮的看法，颇同意州社科联主席王风所言：“目前关于三星堆的东西细不下去，因为未知的东西太多，只能有一个大概的推测和演义罢了。”

三星堆天文古国

插入一句话：不少研究三星堆青铜神树的论文，往往将青铜神树与《山海经》的几种树名“若木、建木、扶桑”查牵连，实质是牵强附会。简单地说：一号青铜神树上龙的身躯中，伸出有一只人的手臂；此手臂又伸出一只人手——这显然是古蜀的“中华龙文化的古蜀自身特色”，与中原的龙文化有相关，更有区别的证据。《山海经》并无此类记载——这与科学院院士许杰所说：“急于印证古史记载和传说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的危险。”才真正的有关与应当警惕——不能与《山海经》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