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必要尽早《从三星堆天文古国的专题文物群求解“天数在蜀”文化之根》的天文考古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11 ：“‘三星’冠尾”的青铜鸟物件与“鸟形金箔片”金凤凰的“三星”尾羽


【注：此图，我无在此发表的技术——下面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即雷同】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12 ：三星堆青铜树“马面羊角”的龙身中伸出一只人的手臂、再伸出巨大的巴掌挂件

6）三星堆遗址核心区经三千多年，至今仍能保留“三星乡、中兴（星）乡、南兴（星）镇”的三个天文地名，这就是“约定俗成、名从主人”的文化使然的固化结果，不应轻视。

三、狭义三星堆与邻近祭祀坑群含有“星斗崇拜”的古天文地理信息需研讨  
本文的前12幅图片，重点以图说的形式，揭示“狭义三星堆与祭祀坑群含有‘星、斗崇拜’的古天文地理信息”。
这里的“星”，主要指太阳；包括由三星堆博物馆存在大量反映经古蜀人与古夷人原创三种太阳历文化的专题文物群。这些物证，既是支持探讨由鱼凫王朝创立这类天文历法科技体系的关键文物群，又经过对太阳的科学观察并将主要相关原理应用在编制与实施三种古老太阳历演进中，还成为持续上千年助力鱼凫古国把握农时、办好农事而农业兴国的力量源泉。
这里的“斗”，是形状像古人舀酒的“勺”形斗。此斗，泛指整个北斗，主要的功能是以斗柄定方向、定时节、定寒暑。在古代，因此“斗”在华夏北纬300以北的晴夜多便于观察（那时受来自夜晚灯光等光亮的影响甚微）；所以，神州大地很多地方都流传“抬头望见北斗星”去辨识方向的流行语。在《三星堆太阳历》的创造中，有关“北斗作用”虽次于“星（太阳）”，但还是成为能决定十月太阳历形成机制“测太阳运动知寒暑，观北斗指向定季节”这两个基本原理之一而存在。
斗转星移，三千多年过去了。中国现在通用历法是与世界同步的公历，即十二个月的世界太阳历；原来传统的中国阴阳历，则降格为附载的民用历法之列。原属古蜀古夷同创的三种太阳历，现仅是作为西南夷历史上曾有的历法被朦胧记忆；现实运用的价值，被严重削弱（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已于2019年施行彝族十月太阳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文化研究会于2021年3月27日通过“恢复以冬至日为历元，为彝历年起始”的决定）。
我们立足于求索“狭义三星堆与邻近祭祀坑群含有‘星斗崇拜’的古天文地理信息”，这是利用三星堆遗址区已有的文物古迹进行揭示另类的考古，这是力图讨论古蜀三星堆文化的天文地理信息中很可能存在“神州北斗文化一源”，这是企图通过合并举证相关文物与古迹、可说明该遗址区内的地表三个黄土堆与地下出土的祭祀坑、能共同构成有隐匿特色的“三星堆北斗崇拜”——以学术研究、以编写科普读物而增进三星堆考古知识为目的，与此前在三星堆进行祭祀坑发掘以获取古物为目的有本质区别。
这正是三千多年来隐藏在此都城的文化内核（这其中包含着很多的崇拜论点与神秘感）：在这一前提下进行这种现在还未确定“是否是‘文化内核’”方面的考察，至少还是有几点积极意义的：期待由此求索，能让被追溯三星堆文化源流和三星堆太阳历的由来，都可能更加清晰起来；能解释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群，就分布在与地表三个黄土堆的连线旁、这是三星堆存在“星斗崇拜”文化的必然而非偶然；能让三个黄土堆模拟长长的斗杓，指示邻近有大祭祀区或可模拟硕大斗魁的核心有祭祀坑群、盛有“众多国宝级文物”而供人们解密；这不正是古蜀国用人文行动“请北斗星象下凡”的实践吗？
或者：这三个黄土堆，就是鱼凫古人早已民俗化、本土化的祭祀台、观星台与展示台等；这8个祭祀坑，就是埋藏“燔燎”的祭祀物；祭祀坑群内，不正是有青铜神坛汇聚着经典《三星堆数字·太阳历》与鱼凫女王青铜大立人等族群显赫物件，作为文物财富象征的富集地吗？   
我们考察三星堆遗址这三个黄土堆，它们不应是“三星堆内城墙”、也非“三星堆城墙”年久失修、塌为土堆的旧说；此“三星堆”地名由来，非“三星堆城墙”；其本源可能有三：
①是祭奠古蜀蚕丛、柏灌与鱼凫三代先王的三个祭台。②是此地观察三种中星【日中星（测太阳正午影长的变化以确定二分二至、掌握“年的长度”与太阳运动规律）；昏中星（如观察北斗七星、把握寒暑变化规律）；夜半中星（在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夜半时，分别观察狮子座、猎户座、狮子座和天蝎座在上中天或其附近天区的位置，以辅助确定太阳在天球上的位置）】的三个观星台；可试着去理性正名为：狭义三星堆 = 鱼凫天文古国的三个观星台、祭台。 ③是三星堆都城有由鱼凫人创造三种太阳历法的展示台，当将此“三‘台’”拟北斗斗柄的三颗星，再结合8个祭祀坑群在该地被掘出后，能推测祭祀坑模拟北斗斗勺的四星……
2019年6月4日，楚雄彝族自治州人大召开座谈会，公布了《楚雄彝族自治州城乡特色风貌建设条例》《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保护条例》这两个条例。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1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保护条例》于2019年7月1日执行


【注：此图，我无在此发表的技术——下面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即雷同】

三星堆天文古国

1、白剑作品《三星台——三星堆故名及文化背景》指认“三星堆”与星斗崇拜有关
《文史杂志》2000年第06期，发表了白剑先生《三星台——三星堆故名及文化背景》文章。指出：所谓“三星台（三台）”，包括星台、灵台和社台。星台，是建台观星象占卜的地方；灵台，是祭祀各类神灵的祭台；社台，是祭祀列祖列宗的场所。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大姚县，在西汉与东汉均属越雟郡（郡治在邛都县、即今西昌市）。大姚县三台乡，既是中国彝族十八月历的发掘地，又建筑有中国彝族十八月历碑，还是彝族“十月太阳历”观象台遗址之一。我们在六年前就发现三星堆博物馆在无意之中，保存有夏商社会由古蜀人和古夷人共创的“13月太阳历、18月太阳历和10月太阳历”文物群。
当代著名学者、四川省广元市文化局的白剑先生认为：东距广汉的直线百余千米的四川三台县，是以三台山为中心的地区，乃是古代“自成神明祭祀体系”的广汉三星堆氏族之小支的、而离祖地三星堆较远的一个分中心。此“三台文化”，源于“羌夏文化”，从属三星堆第三期文化的产物。其产生、形成和盛行的时间，距今已有约3600至3000年。
本文，支持《文史杂志》2000年第06期发表白剑先生《三星台——三星堆故名及文化背景》文章的部分观点；如①《三星台——三星堆故名及文化背景》的序言：三星堆遗址中的“三星堆”一名，因位于现广汉市三星乡的三星村而得名；而三星乡、三星村又因其中心处的三个古筑的土堆而得名。至于整座三星堆古城，则是以此“三星堆”为中心呈辐射状布局构筑的。从三星堆的土堆位置及有人工印迹的情况来看，此“堆”为古代人工筑砌的“台”，由于年久失修，塌为土堆，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堆”。可喜的是，名中保留了“星”，这便把一个久远的秘密带到了今天。我们推测，三星堆古名当为“三星台”，即鱼凫古人施行星辰崇拜和祭祀神明的场所；所以，整个三星堆遗址区便以它为中心布局。因为古代的“三台（三星台）”，就是祖宗社稷的象征，也是凝聚族人的宗教中心。
【点评此文：优点——能不循很多学者称“三星堆”这三堆黄土为“三星堆（内）城墙”之旧称，创新称其“此‘堆’为古代人工筑砌的‘台’”；直接排列出“三星台 ≈ 三星堆”的新概念。不足——在所识三星乡名、三星村名时，忽略了这里最早的已知地名是“中兴乡”：三星堆遗址在其得名“三星堆”之前，早在1929年时就属于广汉县中兴乡（今属三星乡或南兴镇）。此地最近的老地名中间有“中兴乡”或“南兴镇”两词，其词中的这个“兴”字，在汉语中皆与“星”同音近义，具有声近义通的语言力量。三星堆遗址区相关地名中的这个“兴”字、若与“星”有关，将可能隐藏着祭祀坑的一个天文秘密。按“中兴 ≈ 中星”的概念，“中星”一词，却与上古天文科学的起点始于观中星天象而授时有关……】
②《三星台——三星堆故名及文化背景》的正文：……古代所言“三台”，其名称和作用当为：星台、灵台、社台。星台的最初作用，并非用于观察现代天文学意义上可见星象变化的轨迹，而是观察“星相”；其全部意义，都是为了“占卜”活动，即通过观察到的“星相”变化，来预测或附和世事，古人谓之“占星”。古代的“占星术”，就是先前占星活动所积累的“规则”（注：占星，为羌夏族团占卜的特征；商人，专事占龟）。
建台观星相与占卜之俗，来自史前的星辰崇拜之俗。而星辰崇拜在古代的一段时期十分盛行，具有最高神格；故后来有将“三台”称为“三星台”或“三星”，如：《诗·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绸缪束刍，三星在隅。”可见，在古代，“三星”连称，已为俗语……
2、三星堆遗址核心区曾原创有古蜀“北斗风水”意象的经典杰作
1)古代星辰崇拜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北斗信仰
北斗崇拜可能是中国人最早的星象信仰，它作为文化基因，几乎被神州大地每个有文化体系的民族所共享。北斗崇拜一般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等这样一些阶段，逐渐形成了有一定体系的原始宗教，进而发展为成熟的宗教式星象崇拜。
北斗崇拜在中国古老的三大星辰崇拜中之所以突出，是由于它既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最密切、最悠远与最易于辨识，又因北斗在星空中存在明显周年运动与周日运动的星象变化。因而，被古人相信：“北斗能指示季节、是天体时间的坐标之一”。
虽然神州星空在上古是人间事物的天上版本，但它与希腊神话却大相径庭、即绝少有神话；中国几乎在任意盛大古老仪式的细节背后，都有关于运用北斗崇拜信仰作为理论的支持。
在古人看来，天上北斗的运行可能预示人间的生存信息。北斗作为天象中的重要星辰而在崇拜中倍受古人关注并演变为北斗信仰，成为华夏上古先民最早产生的宗教信仰之一。
在与夏商同期的古蜀国先民意识中，北斗神曾是生杀予夺、至高无上的大神，受到最高规格的祭祀和膜拜——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就是以此地鱼凫王朝女王兼巫师在身穿华丽龙袍进行举国祭祀时的情景再现。此客观存在的重要文物，让人惊奇地发现该女王正用“跣足交斗”的肢体行为方式，异样而醒目地进行着与北斗神灵的交通而形成“脚神秘”；成为可以该文物的人体姿势举证。金沙的“脚形器”，是另一种“与北斗相交”的“交脚”形式，而凉山州原州委所在地之昭觉的原名，就是“交脚”（昭觉 ≈ 交脚 ≈ 交角 ≈ 以脚交神 ≈ 彝族英雄支格阿龙模仿“金沙‘脚形器’”的经典动作）。这说明古蜀古夷存在“与北斗交脚”的习俗，不仅是文物、且也可以演变成地名，成为古蜀古夷祭典北斗的文化实例。
三星堆玉边璋线雕文物出土于一号祭祀坑，它比二号坑出土的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要早。因此可推测：玉边璋线雕文物图案表示女巫群体“以双脚后跟相对”的“交北斗”姿势，开启了以人的特定肢体语言表达祭祀北斗的方式；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以“赤足‘交北斗’”的姿势，则是对玉边璋线雕祖俗的一种承传；即在学习“交北斗”的普通姿势之后，方发展为“跣足交斗”的特有肢体行为；即向天神施以更虔诚地“祭北斗”之礼。
2）中外名人对北斗、风水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三星堆的星斗崇拜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丁常云在2016年“两会”期间，交流了《北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软实力》文章称：北斗文化，根植于华夏民族，成长于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古老而神秘的传统文化。北斗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几乎贯穿着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历代以来，北斗文化被社会民众和帝王将相普遍信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马来西亚华裔学者王琛在《北斗信仰与先民生活》称……中国人的北斗信仰由来已早，它是历法的根本……根据陈久金等编著《彝族天文学史》，我们认识到……在以农立国的中华大地，观北斗、察群辰，是农民生存的重要指示……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充分肯定了风水对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在论及“中国建筑的精神”时，李约瑟说“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当然不在话下，城乡中无论集中的或散布在田园里的舍宅，都经常显现出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这一论述、表达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是直观感性和实用理性相结合的，是与人的因素和时间的因素综合考虑的。这种思维特点的整体性和思维方法的直观性，为大量明显属于巫术的迷信禁忌提供了容身之地。故此，李约瑟又把风水称之为准科学，指出了科学的实质，又掺杂了伪科学的成分。这样的综合观点，既指出了风水中迷信成分的存在，又划出了二者的界限。李约瑟在评价我国古代风水术时指出风水术“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的成分”，“遍及中国的田园、房屋、村镇之美不可胜收，都可藉此得到说明”。
我们感觉：在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区，隐匿着“三个黄土堆与祭祀坑群或大型的祭祀场所、可能组合成一种‘天象合体’”，从而似有“与北斗星象相关”的潜在文化；即蕴藏着一种可能源于三星堆遗址曾原创有古蜀“北斗风水”意象的经典杰作。
此杰作，在三星堆遗址区的中心位置，有原被称“三星堆（内）城墙”的三个黄土堆，是鱼凫人留下的古迹。我们疑这三个黄土堆的夏商古迹，是作地表的祭台或三星台，由北斗七星“杓（读音为‘sháo’时，字义同‘勺’；音为‘biāo’时，字义同‘标’；皆指北斗第五、六、七颗星，标示‘斗柄’”）部位。此“杓”部位的区位意义，表示有北斗七星及对“魁”部位的指向标意义；“标”的字义，就融入在该字的音义中。即这三个黄土堆对于几百米外的地下祭祀坑群，原本有标示意义；却才被发现30余年，埋藏有大量商周祭祀物。
在相隔三千多年后才于现代现身于三星堆之三个黄土堆旁边的8个祭祀坑，具有能暗示着这是北斗七星“魁”部位中“北斗1、2、3、4”这四颗星的区位意义。于是，早先这三个黄土堆古迹所能模拟北斗七星排列靠后的“5、6、7”这三颗星，与近在咫尺的8个地下祭祀坑群，可能模拟排列北斗七星中“魁”的部位。这靠前的“魁”的“8个祭祀坑”，并非碰巧组合在一起；而是在鱼凫王朝衰落与杜宇政权兴起之际，难得地保存有体现着三星堆文化由第三期在走向第四期过渡中的文物遗存（遗迹、遗物）；即在鱼凫古都曾有数百年“星斗崇拜”的民俗中，宝贝般留下了如此有“北斗风水”的文化痕迹：
七星中属后面的三颗星，既以“代表地面祭祀台物象或观象台存在”的三个黄土堆拟之，又能表示北斗七星“杓”部位读为“标”的本原指向意义；既能模拟在三星堆建有观察“昏（旦）中星、日中星、夜半中星”的观星台，又能后续表示北斗斗柄的指向功能——它们，都可能是古蜀国存在北斗星辰象征的早期物象。
3、三星堆考古所用“三星堆城墙”之说有悖神州上古城墙的基本形制和功能
《百度百科·三星堆遗址》介绍中的“三星堆城墙”标题下面一段落——根据城墙基础可知，三星堆城墙长度为260米，基础宽度为42米。城墙南侧有壕沟，宽度30～35米，壕沟距地表深2.84米，壕沟深2.4 米。城墙上开有两个缺口，形成“三堆”，缺口的年代不会早于明代。因此，三星堆是一条内城墙。一些学者将三星堆说成是祭坛，或直接将三星堆说成土坛，应予纠正。
我们先直接用三星堆博物馆馆内某展板的末尾，批驳上段摘录中末句；即来自本文图1的“三星堆博物馆馆内某展板的观点”，就与上段末句意见相左；能说明相关内容存在混乱。
请看看——被称为“三星堆城墙”之三个黄土堆的堆积状况：残存部分高约6米，顶宽5～7米，底宽40～45米……试问：这样的梯形结构或外貌，像城墙吗？我们的推理：不像城墙，更像祭祀台或观星台。
我们认为：上面《百度百科·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城墙展板’文字的图片”等段落中，存在一些知识混乱的倾向；有些内容，可列为下面“考古靠实践……”或“绘图用图讲科学……”等专题讲理中。
（1）“考古靠实践，不能靠猜测”之一：上述将三星堆遗址区的三个黄土堆，作“三星堆城墙……”之说，有悖城墙的基本形制和功能：①城墙的基本形制，应当仅略呈现“下宽上窄”的形态，这是基本常识。如西安古城墙又称西安明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其城墙宽度：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该城墙略成上窄下宽，此梯形结构的顶层与底层之比例为“4 : 5”适当。看看所谓“三星堆城墙……残存部分高约6米，顶宽5～7米，底宽40～45米……”可见，此“三星堆城墙”梯形结构的差别达6～9倍，比例达“1 : 9”；既很不合理，又当然在被我们否定后，被质疑那三个黄土堆是观星台可能性大。②城墙作为城市、城池和城堡的抵御外侵防御性建筑，一般起着分割空间、阻隔内外的作用。城墙产生和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它的对外防御性；而对空间或地域所进行的划分或隔绝功能，则是次要的。③回看图2广汉三星乡（南兴镇），是位于鱼凫古都的核心区；四周既有东、西、南、北的四面保护其都城的城墙，北部与东北面又有保护其宫殿区和居民区的月亮湾城墙，还有马牧河几乎呈三面环绕这三个黄土堆与祭祀活动区，而此活动区南面又紧邻着南城墙——在如此已近乎封闭保护的祭祀活动区，既不可能去修筑用于小区域分工的三个土堆去护卫那片空旷的祭祀活动区，又劳民伤财；所以说，这三个黄土堆不应当是“三星堆城墙……”此说与此地，应为三个“祭祀台”或“观星台”，才合理。
（2）“考古靠实践，不能靠猜测”之二：上面被列为混乱内容之一“城墙上开有两个缺口，形成‘三堆’，缺口的年代不会早于明代”。
下面，我们将三星堆城市遗址与同时代、即河南省郑州商城相比：三星堆古城距今4000—3000年，比郑州商城早400年；从规模上看，这两个古城的大小基本相当。三星堆古城面积为2．6平方公里，只比面积3平方公里的郑州商城小0．4平方公里（摘自《百度知道》）。这两城东北部，均是各自都城的宫殿区。
请读者与我们一道在三星堆城墙上，按如此用“城墙上开有两个缺口”的方式，来试开这两个缺口；看看：此“三星堆城墙”长度仅约260米，就开两个口——让每堆“城墙”无缺口的间隔距离，必小于90米；其缺口密度如此大，已让其墙体几乎不具备城墙的防御功能与小区域划分意义。如此将这三个黄土堆称“三星堆城墙”，还能算是“城墙”吗【城墙产生和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是出于它的对外防御性；此处“三星堆城墙”的用途，显然不以这样的主要原因为基础。因而，需要推测这“三个黄土堆”在商代鱼凫古人的实际使用中，应当有其它的用途：是祭台或观星台】？
1955年秋发现的河南省郑州商城平面为长方形，城墙周长6960米，系有11个缺口的商代城墙；城墙底部宽20米，高约10米，顶部宽约5米。城墙夯土内发现许多商代中期的陶片，经碳14测定，证明城址距近约有3500年左右，早于安阳殷墟，是商代中期城址。此城墙结构的顶层与底层比例为“4 : 1”，属合理区间；郑州商城城垣周长约7公里，共有缺口11个，可能是城门；两城门间隔距离为600多米，比每堆“三星堆城墙”缺口（城门）小于90米 / 个而合理多了。反过来说，谁用此“三星堆城墙”去代表广汉鱼凫国都的三个大型黄土堆，疑是既未考虑城墙的功能，又隐匿了这三个大型黄土堆与成都的羊子山土台即祭台相似相呼应的事实（广汉三个黄土堆早于羊子山祭台，无羊子山祭台修筑得规范与气派，是正常的）。
（3）“考古靠实践，不能靠猜测”之三：上面被列为混乱内容，还有“三星堆是一条内城墙。”的乱形容，本文对其错乱状况的讲理，与上一条内容相似。
（4）“考古靠实践，不能靠猜测”之四：上面被列为混乱内容，还有所言“缺口的年代不会早于明代”，既没有证据证明，也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因为此遗址核心区扩大后的四面，均发现有城墙，此处再有一“内城墙”的状况，会与四面均有城墙相冲突〖 城墙的功能主要是护卫城镇，所谓“内城墙”一带的此地，已是很小的遗址核心区，再修筑一个高大上的“内城墙”，已几乎无护卫的对象与意义 〗 。
（5）我们亦有自己的解释：“这三个黄土堆，是三个具有观测不同天体的观星台或摆放不同祭祀对象的祭祀台；所以，在靠近三星堆一号堆（三星堆残堆）旁“三星堆城墙展板”文字的图片，记录了实地考察到“夯面及加工拍打痕迹极为清晰……结构和夯筑方法相比于月亮湾城墙已有明显的进步。”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14：摘自《百度百科·三星堆遗址》插图（与本文图4中的右图相似）


【注：此图，我无在此发表的技术——下面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即雷同】

三星堆天文古国

（6）摘录“鱼凫王朝很强大不需要兵器守卫都城”  2015年06月16日，华西都市报登载《鱼凫王朝很强大不需要兵器守卫都城》。文章称：“三星堆二三期文化时期，也就是鱼凫王朝时期，三星堆古城可以不用兵器来防卫，因为它足够强大，没有别的部落敢来犯。”陈德安说，这也是对比中原文化得出的一个判断。”
    有问题出现了：狭义三星堆之“三星堆城墙”为何是“三堆黄土”，而不是一完整的城墙段？这三堆黄土中的两处空缺是城门吗？
（7）2019年12月1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广汉市撤销西外乡和南兴镇，设立三星堆镇，以原西外乡和原南兴镇所属行政区域为三星堆镇的行政区域，三星堆镇人民政府驻兴华东街253号。 狭义三星堆所在地的“南兴（星）镇”，虽然现已改名“三星堆镇”，但历史上此地的“南兴（星）”地名，可关联着东周的彝族先民、巴賨天文学家鹖冠子，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方向、标定季节的名言：“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仍让人朗朗上口。此佳句中的“斗柄（三星）指南，天下皆夏”的原文，疑是 狭义三星堆与鱼凫古都大祭祀场所构成此地在大暑时节、呈现形状（斗口向东、斗柄指南，天下皆夏——在《四季星座》的转动图片或仪器中，请将上盘外圈“20”点的时刻刻度，对准下盘外圈的“七月22日”，可显现此天象）——这既是狭义三星堆作为广义三星堆中“大北斗轮廓”之“杓”部原意的出处，又或是此地“南兴（星）”地名所得名的缘由之一。

图15：摘自《彝族天文学史·序》——由张钰哲作于1982年11月于杭州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四、暂时的结束语
2017年我们到三星堆遗址区考察时，恰遇1986年参与发掘两大祭祀坑的农民工杨永寿（现已80多岁）。老人带领我们来到图4“三号堆、二号堆原点指示牌和仅存一号堆的半堆残堆”面前，十分气愤地告诉：这原有的三个大型黄土堆，在发掘出两大祭祀坑前后，人们以为这三个黄土堆中有宝贝，于是开来了推土机，把两个半原有的土堆推开，将黄土运走，去用筛子筛选“宝贝”。究竟挖掘出新的文物没有，不得而知；但三星堆原有的三个土堆，从此至今只有变成半个残堆了【我们听后很难过：巨石阵作为世界级天文遗址，在英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基本保存至今。三星堆天文古国，本也有可作为世界级天文遗址的资本，却几乎无人重视此地具有“天数在蜀”源头的科技资源；现状更是面貌全非】……
今日，读到《新华深读》2021年4月6日第7版《这些，才是考古学家最想破解的考古谜团》。我们既同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许杰所说：“急于印证古史记载和传说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的危险。”更坚持近日与四川省凉山州学界交流对三星堆考古新潮的看法，颇同意州社科联主席王风所言：“目前关于三星堆的东西细不下去，因为未知的东西太多，只能有一个大概的推测和演义罢了。”

三星堆天文古国

插入一句话：不少研究三星堆青铜神树的论文，往往将青铜神树与《山海经》的几种树名“若木、建木、扶桑”查牵连，实质是牵强附会。简单地说：一号青铜神树上龙的身躯中，伸出有一只人的手臂；此手臂又伸出一只人手——这显然是古蜀的“中华龙文化的古蜀自身特色”，与中原的龙文化有相关，更有区别的证据。《山海经》并无此类记载——这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许杰所说：“急于印证古史记载和传说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的危险。”才真正的有关与应当警惕——不能与《山海经》相联系

三星堆天文古国

对“三星堆天文古国的求解”，其要领的指导，来自学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的考古指导。下面，需要摘录冯时教授的有关论述之精华。共同学习与提高后，再结合解析三星堆文化中的专题文物群，一步步进行“三星堆天文古国的求解”。

三星堆天文古国

冯时老师在65期燕山大讲堂现场
65期讲堂视频实录1 视频实录2
精彩观点：“天文学中国古代王权政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宗教观等政治、思想、文化的基因，它的源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甚至是中国医学，也是导源于天文学。”
之一 天文学是作为农业经济的基础而存在的，没有天文学就不可能有原始农业。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对于时间茫然无知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
之二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里，就有这样的记载“知地者，智也”，你只了解地理，充其量你只能算一个智者，“知天者，圣也”，知天文的人才能成为圣人。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王权政治的基础。
之三 “居中而治”的政治观也来自天文学。“中”是测日影的表，在东西南北四方之中不偏向任何一方，儒家后来发展出的所谓中庸之道即来源于此。所以，政治观、时空观、哲学观很多的基本观念，都是导源于天文学。
之四 宗教崇拜的观念还是来源于天。既然祖先在天上是上帝，那么王死了以后怎么办？很自然，要升天，回归到祖先的地方，要伴在天帝左右。就形成中国古代宗教观另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以祖配天、灵魂升天这样的观念，上帝崇拜作为祖先崇拜的延伸而存在。
之五 儒家的“中”，道家的“无”等哲学观皆导源于天文学。中庸上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仅有“中”，还要有“和”；老子的本意“道”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是“玄虚”、“虚玄”、“无”，这还是来源于天。
之六 先人将自己的骨骼与星宿埋在一起，它实际体现了人们观象授时的一个综合思考，既有夜间对北斗的观测来决定时间这样的象征，又有白天利用周髀、利用表来测影这样的活动。
之七 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葬群，证实了 6500年前的祖先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基本的天文体系，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非常宏大的，顺应天时的。只有了解到我们祖先的知识，我们才有能力来鉴别今天的是非。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主题：天上人间——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现实意义
主讲嘉宾：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 2010年4月2日( 周五)晚7点-9点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燕山大讲堂，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冯时老师，今天的主题是古代天文与人文，这样一个讲座，是从去年开始准备，最早是我在看到冯时老师的书本，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为什么我希望冯时老师来到燕山大讲堂来讲呢？一方面，考古学的知识离我们普通大众比较远，另一方面天文考古学又与我们每个人当下的生活关系很密切，天文学绝不仅仅是在天文学，它跟王权政治非常相关，宗教观、哲学观、政治学观念的延续下来，影响着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掌声欢迎冯老师。
冯时：谢谢主持人，各位晚上好，很高兴也很感谢腾讯和政法大学。今天就古代的天文与人文这样的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腾讯给我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现实意义，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命题作文，但是我对这个题目很欣赏，为什么？这让我们这些搞历史的人不要总生活在夏商周三代，甚至更远的石器时代，让我们有时间能够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现实世界，所以我说这个题目是有意义的。其实这是我们搞历史人的责任，我们研究历史研究过去五千年目的之一其实就是为了今后的一百年，今天我们就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古代的天文与人文或者说古代天文学的现实意义这样的主题和大家进行一个探讨和交流。
这个题目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古代天文学的现实意义首先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了解古代天文学，古代天文学是什么，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历史到底在哪，它的内容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它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科学史、世界科学史上有一个什么地位，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东西以后，才有子资格和能力谈它的的现实意义，才能和一个现实进行一个比较，才能去探讨我们从古代的遗产中去汲取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今天的命题包含这两个层次的内容。
天文学、数学、力学是发展最早的科学
现在我们就来谈第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历史内容以及特点。我们说天文学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是起源最早的一门科学。世界人类历史上起源最早的学问一共有三种，第一种是天文学，第二种是数学，第三种是力学。为什么这三种学问是起源最早最古老的科学，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它直接服务于先民们的生活和生产，力学为什么起源得很早，那是因为适应人类建筑居室，人类从洞穴走出来以后，要自己建筑居室，使得建筑的居室不至于塌落，把自己砸死，就要研究力学，进而就获得力学的一些知识，力学就发达起来了，像这样的古老的科学它的起源和它的产生直接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天文学和数学也是这样，它的服务比人的居住更重要的需要，是什么？就是人的嘴，人要吃饭，要吃饭，只靠采集不够，当文明从原始的采集经济发展到人工栽培农业经济时，天文学就需要了。
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同学一定知道，在黄河流域这样一个四季分明的纬度地区，一年中适合播种和适合收获的时间，就那么短短的几天，你错过了这个时间，你再去播种，就没有收获了，这个事情对于古人来说，是个很严重的事。我们今天一年绝收无所谓，但是在上古时代，生产力水平那么低下的时候，如果一年绝收，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础能够支持原始农业的产生呢？就是时间，人们首先要获得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是非常精确的时间，当然有的同学会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种物候的变化也能获得时间啊，但是这是粗略的，仅掌握这样的时间变化的周期是远远不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一个时间服务的，所以我们说天文学的起源直接服务的对象就是农业经济，那人们看天看星象，要使这样的一种观测精确化，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粗枝大叶的观测上，就必须纳入计算，如果有了计算，数学相应地就发达了。所以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天文学和数学是二位一体的，不分家的，中国古代天数不分。
这就是我说的，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科学实际有三种的原因，天文学、数学和力学，它们很早就起源了就已经形成了。它们起源的目的需要，就是直接服务于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很朴素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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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时老师在65期燕山大讲堂现场
65期讲堂视频实录1 视频实录2
中国天文学起源的历史到底有多早？天文学是王权政治的基础
接下来大家会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天文学怎么起源的？是什么时间起源的？换句话说中国天文学的历史到底有多早？它的起源又具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分析，我们先来看天文学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它的起源到底有多早？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一个间接的角度、用间接的证据证明这个问题，也可以用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个问题。先从间接的角度看，我们刚才说了天文学起源直接服务的目的就是农业的生产，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要为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农业的起源的角度去看待天文学的起源。
天文学是作为农业经济的基础而存在的，没有天文学就不可能有原始农业。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对于时间茫然无知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农业文明的角度来探索天文学的起源到底有多久，这告诉我们，当我们把一些看似不太相关的文化现象联系起来时，可能会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结论。
今天考古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原始农业的起源，也就是人工栽培的原始农业的起源，它的时间不晚于距今一万年。已经有大量的农业起源的证据存在。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只能证明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人们对天象的观测，对于时间的掌握，它的历史只能比农业的起源的时间更早。只能证明这一点。这是我们从一个文明的背景的方面去看待天文学的起源到底有多早。除了这些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具体的角度，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找到时间比较早的天文学一些实证，古人对于天象观测，或者他们涉及到的一些祭祀、一些遗迹，我们可不可以找到这些一些实证，通过这些实证研究，来看待天文学的起源。这些事情在今天的考古学研究中已经有很多的材料可以支持我们这样的判断，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刚才提出来的问题。
下面我会通过一些实例来讨论这样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了中国天文学的起源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文明形式，它在上古时期，除了提供时间层面的意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更广泛的含义？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远古社会，人们对自然茫然无知，突然氏族里面有一个人通过自己辛勤的观测，发现了星移斗转和时间建立起来的一个固定的因果联系，并且把这个时间告诉氏族成员，你们什么时候去播种，就会有收获。这样的活动本身我们把它叫观象授时，观天象授民时。这样一个能承担观象授时工作的人物，在氏族社会成员中，在对天象茫然无知的人看来，他就是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久而久之，他每次报的时间都很准，人们就有收获了，人们就觉得这个人是了解天意的人，又是可以与天沟通的人，这样的人就确立了他氏族中的统治地位。从观象授时而来的活动，渐渐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王权基础。古代的王、上古时期的王，我们姑且把他称王，他之所以能够当王，之所以能够具有统治的资格，靠什么，就是靠他对天文的掌握，就是这一点，他不是靠他自己能够比别人更有力气，更能够劳作，不是靠这个，而是靠他的头脑，这种人在古代就视为圣人，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文献里就有这样的记载“知地者，智也”，你只了解地理，充其量你只能算一个智者，“知天者，圣也”，知天文的人才能成为圣人。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王权政治的基础。所以说天文历法这个知识，在中国的传统文明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有个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面有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对于以农业为本的社会而言，天文历法的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谁就有资格成为人民的领袖”。这样一个观点，概括中国的天文学的早期特点非常恰当、贴切、准确。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不仅仅是是一个科学，它在这个角度上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统治术，是一种政治天文学。
久而久之，这个王把准确的时间告诉给氏族，氏族就可以得利，农业就可以丰收，他的王权就确立了，氏族成员认为这个领袖可以与天沟通，他的地位实际就是天给的，这样的观念，就发展出了中国古代政治观念、一个非常独特的观念——天命的思想，这个思想后来被儒家所继承。如果我们探讨中国天文学起源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天文学在作为一个科学存在的同时，其实它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刚才谈到的只是在政治方面。它是中国古代王权的基础，它是天命思想这样的源，是它的直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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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掌握着观象授时的特权
天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还可以举出一种原始的宗教观。我们刚才说了，掌握天文学的人都是统治者，这样的特点在天文学的起源时就注定了，它的发展就使得充分传统的天文学具有非常浓郁浓厚的官方色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禁止民间私习天文的，民间的老百姓是不能私习天文的，天文学只能被皇家掌握着。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讲天文，要生活在封建社会，那就拉出去杀头了，这是不可能讲的，天文学只能被皇家所垄断。比如说像大家都很熟悉的《论语》，《论语》有一篇叫《尧曰》讲尧舜禹禅让时候说的话，禅让的时候肯定讲了很多话，但在论语里面只记录了一句话，最关键的一句话，尧把王位禅让给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什么意思？天文地理法在尔躬，要由你亲自来掌握，“允执其中”，你要好好地把握住“中”，“中”是方位之中，是天下之中。这个字的起源就是一个象形字，就像中国古代测影的表。“允执其中”的意思是你要好好地把握住你手中的这根表，怎么去看天文历算，靠什么？就靠手中的这根表。过去很多注解《论语》的学者，都把“允执其中”的“中”解释成中庸之道，这是它的引申意义，不是它的本意，本意指的是测影测得时间的表。尧把位子禅让给舜说了这样的话，下面还有一句话“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如果你掌握好了这根表，四海穷困，那你也有好的命运。“舜亦以命禹”，舜把这个位置禅让给禹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话。这提示给我们，中国古代天文学这种官营性质、王权特点，上古时代都是被王所垄断。
中国古代的先秦“六经”之一的《尚书》，《尚书》的第一篇《尧典》开篇就讲观象授时 ，“帝命羲和”，“帝”就是“尧”，“羲和”就是古代人们的一种神话的天文观点，实际上就是伏羲和女娲，“钦若昊天”，“钦”就恭敬，恭敬地来观天，“历象日月星辰”，要观测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授什么时？首先就是农业生产的时，这个“时”在中国古代叫做农时，历代统治者对农民都说不要误农时，因为你错过了这个时间，一年就结收了，一年结收在上古时期，可能意味着这一个氏族要毁灭，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天文学这样的观念和传统，到周代一直保持着，商代很多的甲骨文都是占卜的记录。占卜是什么目的，就是人神要沟通，要获得上帝、获得天的允诺，征得他的同意，通过占卜来征寻上帝的态度，占卜最后的议程就是判断事情可以做还是不能做，是吉还是祸。这样最好的判断，只有商王才有资格来做，其他人没有资格。我们现在发现的十几万片商代的甲骨占卜记录，99%都是这个样子，只有极个别的大臣代王来做这个判断，可能是商王有什么事情，实在分不开身了，让个别的大臣来代他判断一下，他能做时这个权力绝不会旁落，这对于他维持统治很重要。
上帝崇拜作为祖先崇拜的延伸而存在，也导源于天文学
西周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就是告朔，每年年底要颁告来年的政朔、历法，这个事情谁来做，王来做，只有天子来做。行告朔之礼时,王通常居于明堂,但逢闰月,则居于路寝门,所以“闰”是“从王在门中。”王在中国的天文学史上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掌握着观象授时的特权，又被别人看作是与天可以沟通是了解天意的人，慢慢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宗教观，所谓“帝”的崇拜。“帝”当然是人所幻想出来的一个自然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一个至高无上、主宰万物的自然神，他和人王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会有一个自然神出现呢？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帝”是作为王的直系的祖先而存在的，所以在早期社会中，人们对于上帝的崇拜，实际就是祖先崇拜的一部分，把祖先崇拜延伸到天上，找到一个至高的祖先，这就是帝。
帝和王是具有一种直系的血缘关系，所以周代的王叫天子，是天的儿子，这个天的儿子不是旁系的儿子，而是嫡系的儿子。所以“帝”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作为嫡庶的“嫡”来使用。帝就是王的嫡系的祖先，这样追踪上去，产生了一个原始的祖先：天，上帝。
宗教崇拜的一个观念还是来源于天。既然祖先在天上是上帝，那么王死了以后怎么办？王死后的归宿在哪里？很自然，升上天去，要回归到祖先的地方，要伴在天帝左右。就形成中国古代宗教观另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以祖配天、灵魂升天这样的观念，我们这样宗教观，还得导源于天文学。
有了地，你要进行祭祀，天文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我们祈求农业生产，对于天也要祭祀，在中国古代有一部很重要的礼书叫《礼记》，《礼记R26;郊特牲》说人们对于天地关系的认识是这样的“地载万物，天垂象”，地是承载万物的，你种粮食是地上长的，而不是天上长的，地上长粮食的先决条件靠什么，就是靠时间，这个时间从哪里来，“天垂象”，天给你一些时间的景象、现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所以古人要“尊天而亲地”，这样的一套观念导源于天文学。人们要实现“取财于地”的目的，怎么办？首先要祭天，有准确的时间了，地上才能生长了，地上丰收了，我回来还要报天，不能不报恩，我用得着的时候，祈求你，用不着的时候，就不理你了，这不行，所以古代有祈还有报，这是一整套的祭祀制度、礼仪制度。所以我们说祭祀制度、礼仪制度最后它的起源还要追溯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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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作为一个科学存在的同时，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它的创立之初就具有非常的政治倾向和人文色彩，它决定了中国古代像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礼仪制度、哲学观乃至科学观这一系列观念的起源。而这样的一些观念，恰恰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天文学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源，我们要想准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从从天文学的角度入手。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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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学的现实借鉴
我们只有了解到我们祖先的知识才能够有能力来鉴别今天的是非。
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宇宙观对于今天有借鉴，它的现实意义有什么？有几点大家可以思考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
第一，文化都是传承的。我们今天的一切其实都是数千年文化的积淀，我们不可能割裂历史来看待我们今天的东西，我们今天所有获得的知识都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我们只有了解到我们祖先的知识才能够有能力来鉴别今天的是非，尤其是在今天西学东渐，西方的发展观、价值观被奉为普世价值的时代，我觉得首先有必要弄清我们古代的文化，有必要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解读中国的文化也很有必要，中国天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是我们了解传统文化、解开中国文化谜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古人的宇宙观，不了解这个，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不会透彻、客观。
第二，中国独特的宇宙观对我们有非常多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的宇宙观，首先的特点就是宏大。古人关心什么，他们关心的是天、地、人的关系，他们不会斤斤计较一成一物的物质东西，他们关心大的格局，这种心胸和眼界是非常开阔的，这种开阔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包容，它的包容性非常大，不排斥什么东西，可以吸纳，如果包容了，就不能冲突，就要和谐共存，这是中国传统宇宙观很重要的特点，看待什么问题都要宏观地去看，这样，就造成了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天人合一，人是整个自然界的一分子，他的能力非常有限，改变自然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怎么办，只能顺应自然、顺应自然的规律，和天地和谐共处，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的。
这决定了古代很多制度，比如说古人君主的为政之道，讲究顺时施政，时间表现出一个什么规律呢？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古代的这么一种制度就是顺应时间、阴阳协调、风和雨顺、国泰民安。违背了这个时间，就会阴阳失调，风雨不时、就国乱民贫。顺时施政的宇宙观、政令观，其实是古人追求的“和”与天地之“道”的神圣决策，实际是关乎国家治乱的一个根本制度，这样的制度来源于古人很独特的宇宙观，气度很宏大。有这样的宇宙观怎么去看待问题，这也很有特色，我觉得表现最鲜明的就是中国传统医学把人体看成是一个宇宙，人们的疾病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头上得了病可能足底就解决了，心脏得病从肝上治，从阴阳学说，心是火，肝是木，木生火，所以要把肝的气充足了，心就好了，所以从一个宏观的架构中进行调节，是包容的，包容就是不可以排斥任何一个东西，不像西医，有害的病毒杀掉，中医讲可以共存，只要身体内保持着阴阳平衡、协和，你就没有病，所以那些有害的病毒存在，没有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宇宙观，我们现在知道西医研究杀病毒的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财力去研究药，研究出来的药一上市半年，人就有了抗药性，所以研究药物的过程，永远赶不上人抗药性的速度，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早晚有一天，人是无药可治的，有一个病毒杀一个，这样人们马上就有抗药性了，就适应了这个新药，搞医学的人很悲观，觉得下去怎么得了，早晚有一天人是无药可治，中医没有这个问题，中国的医学是把人体看成一个小宇宙，各个东西都可以共存，只要阴阳和谐，这是一个很进步的理念。这都是我们今天现代文明深思的东西，这都是很严肃的问题，都从要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反思。
第三，直接受中国传统宇宙观所影响的哲学体系就是道家哲学。道家哲学更多强调的是通过道思辨出“道”特有的观念，但是大家往往可能只停留在这个“道”，老子思辨出这个“道”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他的政治观念，政治观念是什么，就是“德”，大家往往会忽略这个“德”，老子讲什么叫“德”？老子“道”的玄虚是“无”，所以他要用“无”来形式，就是“德”，以“道”从事也，就是“德”，以“无”来从事，也就是“无为而治”，按今天的话来说，是有可持续发展特点的宇宙观，非常先进。什么叫“德”，老子的第三十八章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韩非子对这个有一个解释，什么叫“上德不德”？就是你什么都想要的时候，人们的物欲无限的时候，你想得到时得不到，在你什么也不想得到的时候，你反而能够得到，这就是“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的辨证关系，这个宇宙观是非常先进。老子自己本身也讲“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所以不能什么都想要，把人的欲望无限地膨胀，在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我觉得这很重要，这种宇宙观很重要。

三星堆天文古国

以下，是我们的专题观点：
以“三星堆时空”为对象，去进行文学考古与文物考古的发散思维。此“文学考古①”一词非我们原创，而是在学习三星堆田野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献考古基础上，既将精神考古与心灵考古等相结合，又将文学创作与逻辑思维联系在相关考古中；以注重个案与宏观结合的考古为特色、将感悟的生活逻辑与生产规律对文学想象具有必然的规范性，引入到写作逻辑中，从总体上以散文表达“文学考古”的可行并进行尝试；再以亦证亦论方式，提出“三星堆时空与文学考古之问”新视角。创新研究三星堆文化，主要由来相近于夏商周三代的古羌戎与古蜀、古夷。其依据在于：以刘尧汉为代表的彝、汉学者在1986年及之前，就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揭示中国存在上古太阳历体系的文献，却鲜有系统文物证据出示而被非议。经近年来我们对三星堆博物馆和凉山州博物馆做
专题考察后，认为所发现《三星堆数字（象数）》背后的关键，是需要服务于《三星堆太阳历（三种）》的古老天文历法；现已寻觅到“能‘证明’中国在古蜀古夷时期，存在上古太阳历体系的文物群证据链”。
结合三星堆进行的文学与文物考古，探讨与概括其活动中发散思维的特点：①运用新发现三星堆博物馆存在能指示《三星堆数字·三星堆太阳历》的专题文物为研究对象，从文物实体与巴蜀社会上古巫术背景可能产生的联系、来启发思维。②运用现有对三星堆文化研究不透彻的某些原型代表、作为被批评的对象，去试图更新为新的研究或推测，通过转换角度、去启发思维。③运用阐释学精髓的问答逻辑，寻求与王者对话、与贤者对话、与文物文献对话等条件；这类对话不受权威阐释的限制，以利把问题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去对话，即从文物寓意和图解意义的层面来共同启发思维；从而既实现思维发散，又延伸创造性思维，还能避免出现“在后的人与文化影响在前的人与文化”的失误，努力让推测与史实的拟合度更贴切。
将此类失误颠倒过来，需在追求科学中刨根问底。科学三要素是：目的，发现规律；方法，逻辑化，定量化，实证化；精神，质疑，独立，唯一。写好本书的文学考古，能试验解释发散思维的可行与有效性。
我们认为：对三星堆文化的考古若不应用形式逻辑，也不重视实验科学，所获知识就仅集中在技术上而不是科学中；其思维的视野就不会广阔，就难呈现多维发散状的思维效应；这却反而是发散思维的长处。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一）
我们对身边天文历法知识滋生浓厚的兴趣，源于夫妻二人作为中学历史、地理教师，订阅《天文爱好
者》杂志数十年；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明了“夹在书里的教学仪器”、即《图解地球仪》和《图解天地仪》系列。1997年4月受国家科技部派遣，作为由中国发明协会组织的中国发明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第88届巴黎国际发明博览会比赛并获银奖。参赛期间，在艾菲尔铁塔上看到了以提前一千天为迎接新世纪而矗立的“千年倒计时钟”。那时，世界上泛滥着将公元2000年当作就是“世纪更替”之新世纪第一年的躁动，被多种事实定格在历史的尴尬记忆中。回想那几年，很多人还真在商家和媒体的大轰大嗡中（诸如笔者就见到“1999年高考是20世纪最后一次高考”的标语等），欲以冒进方式，迎接着新世纪到来。
发明比赛回国后一年多，自己便将迎接新世纪的独立观点向《科技日报》投稿。该报为此特用电子版，辟出《世纪更替学术争鸣》专栏，供我们1999年连续发表了六篇与公历知识、与世纪更替相关的文章，亦得到科技部信函回复予以支持；强调：公元2000年是20世纪的结束年，公元2001年才是21世纪第一年……
随着2001年新世纪正式地到来，我们的观点被证明是对的。这一实践，既提升着笔者研究天文历法的自觉性，更曾数次朦胧地想到：争取在条件可能时，将来去写作一些中国历法与古蜀简史的文学专著。
恰巧，滋润从事上述创新思考历法的动力，就来自笔者学习家乡西汉历法伟人落下闳的科学精神并吸吮其营养；基于感恩，我们首次编写了历法专著的《落下闳传略与释义》散文。经南充市文化局新闻出版科批准，于2000年9月自费印刷上千册，在四川·南充·阆中等地，作为传播西汉历法的内部读物而免费赠送。2011年2月，经南充市新闻出版版权局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审批，对《传释》的再版申请，发出准印证【内部资料出版物（图书）准印证的准印号：南市新出内（2011年4号）】，并再印刷、再向社会赠送。
工作至近年来退休，2015年我们选择了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养老。退而不休的这几年，有幸在西昌接触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才逐渐由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刘尧汉带头找寻古夷人创造的天文历法，后与汉彝学者陈久金、卢央一道，将流传于古蜀三星堆文化覆盖区、散落在古今夷（彝）人居住地的蜀夷（彝）天文历法文化碎片（含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这三种历法构成的太阳历体系）搜集起来，陆续出版成书。这些由古蜀人古夷人同创于夏商或更早时期的太阳历体系之传说、之文献，与所推测其历法的由来，新意浓浓；虽与其文化背景有时间差异，却仍有很多内容契合在彝族传承的文化中，常令我们眼前视野一片一片逐渐明亮起来；亦促使我们想创作《三星堆文学考古与文物之问》丛书的理念，在增强。
先在西昌，笔者找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奴隶社会博物馆存在与三星堆文化有关的系列衍生文物；接着找专车，前往三星堆博物馆与成都金沙博物馆考察，于2016年始著丛书之一《成都太阳历大发现》。2018年冬因迸发灵感，需直奔三星堆祭祀坑遗址区考察,便续著有本书【均获四川省版权局颁发《作品登记证书》】。
架构起中国的历法简史，已有很多人做过相似的尝试，各有千秋。本套突出三星堆文化的“《三星堆文学与文物考古之问》丛书”，在已完成前面对专项文物群的专题解析后，便进入到编著“突出以古蜀文化曾引领中国历法前行”的专项历法之简史叙述，也许能将上述宿愿再度契合于相关专题的整理中。
本书，首先写有《西汉太初历在中国历法本土体系中承前启后的丰功伟绩》文论，罗列出由西汉阆中夷人落下闳主编中国第一部完整阴阳历性质的《太初历》；其功绩实质，是在汉武帝时期随第二次恢复《夏小正》正月与岁首之际（第一次恢复者、是秦献公），增添了二十四节气系统进入历法并规定以无中气之月而置闰，让《太初历》华丽转身为正式具备阴阳历性质的夏历（可誉为“《汉历》之宗”）；其后，有后人以大量保留《太初历》知识并与西历结合、再衍生为清代初期《时宪历》而混合成“新型夏历”；再后，出现当代《紫金历》≈ 最先进的《夏历》≈ 最先进的《农历》≈ 现代版本的《中国天文年历》……
在追溯中国历法科技史文献中，似有距离现代的时间越近，资料越丰富、科学性越强的规律性；反之，在探索《太初历》之前《古六历》所具的史料，越早的似越来越少……这是否是在史海中搜索中国天文历法史料的趋势？按旧经验，该答案似肯定？但本书指向，却大相径庭；因我们看到由“天数在蜀”指示中国历法简史节点的标杆不只一个，而是两个：一是西汉落下闳主编太初历，一是古蜀古夷同创上古太阳历。
本书概括中国历法简史，是以华夏第一部较完整阴阳历之《太初历》为主要节点。向后梳理了“《太初历》→《授时历》（《崇祯历》）→《时宪历》→《癸卯元历》→《新法天文夏历》→新世纪《紫金历》→最先进的《夏历》→最先进的《农历》→现代版本的《中国天文年历》”；转折，再从《太初历》去追溯中国历法的源头，上溯到《古六历》【实质是编制于春秋战国到秦国时期的黄帝、颛顼、夏（即《夏小正》）、殷、周、鲁六种历】……在中国进行这般溯源历法科技的简史，原只能探索至此，似乎不再前行。
但本书却有了新的条件，能改换角度去看待、去延伸中国历法简史的新途径；这得益我们学习了云南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出版有——“由三个啃螃蟹的学者”连续三年，推出有价值的三本书：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彝族天文学史》（合著：陈久金、卢央、刘尧汉），主要讲述十月太阳历，附带介绍十二兽历与略讲到十八月历（含第十九个小月）；1985年出版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专著：刘尧汉）重点解析十月太阳历，附带介绍十三月太阳历；1986年出版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合著：刘尧汉、卢央），是专门介绍彝族古老太阳历知识体系中集大成、系经典的十月太阳历（见本书图58）。
上述三本书因出版时间相连，又属中国古代曾有、后来却长期隐匿的太阳历之关系而排列一体，可简称“三书”。它们既与天文学和史学相关、又与彝族有关；破天荒奠定了现代彝族文化研究的基础，在中国学界促成了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三十多年来，推动彝族文化研究学会在中国广大彝区县级以上的区域相继成立与工作。由此“三书”引发出历法新考古，正挖掘着一个新奇而又陌生的境界，展示了由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构成于夏商社会中，属古蜀古夷同创上古太阳历体系的古老文明；可特别尊称《古三历》。

三星堆天文古国

（二）
陈久金、刘尧汉在《农史研究》1983年第1期发表《〈夏小正〉新解》，时发新谛，益智开窍，创新阐释《夏小正》可能不是传统上认为的阴阳历、而是消失很久的太阳历；为我国现存东周历书“文献”进行此尝试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二位学者把《夏小正》和彝族的太阳历作对比，指出《夏小正》原是把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即今本《夏小正》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是后人添加的。主要论据如下：
1、《夏小正》有星象记载的月份只有1-10月，11月和12月没有星象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各月太阳所行经的黄经大致相等（平均每月“日行350多”、不足3600的度数，有年节5、6日在另运行）；表明它是把一年分十个月的。如果一年分十二月，每月日行应为300(太阳一年在黄道上运行一周为3600)。
2、看参星出现情况：从“正月初昏参中”日在危到三月“参则伏”日在胄，再到五月“参则见”日在井，每月日行350多。从五月“参则见”日在井，到下年正月“初昏参中”日在危，相隔2100；若以一年十个月计，相隔六个月，每月日行即350多，合理；若以一年十二月计则相隔八月，每月日行260多，不合理。
3、从北斗斗柄指向看：《夏小正》正月“县在下”，六月“正在上”；从下指到上指为五个月。由于一年四季斗建辰移是均匀的，斗柄由上指、回到下指，也应是五个月。这也说明《夏小正》，正是十月历。
4、《夏小正》五月物候与农历六月物候一致，以后渐出现差距，七月中出现了农历八、九月才有的物候，如“秀雚苇”、“寒蝉鸣”；九月“王始裘”，相当农历十月底十一月初；所以十月已进全年最寒冷。
5、《夏小正》五月“时有养日(白昼最长、即夏至)”，十月“时有养夜(黑夜最长，即冬至)”；从夏至到冬至，只有五个月。那么，从冬至到夏至，也应该是五个月。合起来，一年正好是十个月。
二位学者还认为，《管子·幼官图》中的五方星、十图、三十节气，也是一年十个月的太阳历。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仍有不同的意见，讨论仍然在继续。刘陈二氏的立论不但是新颖的，而且是有根据的，因而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同意二位学者曾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太阳历，还有东汉末年出现道教的“二十四气历”，后来演变为“二十八宿旁通历”；宋代沈括“十二气历”的方案，也是在太阳历的启发下提出的。
2014年万卷出版公司出版中国著名学者何新《<夏小正>新考》之“三”中，回顾到“……我在1984年研治中国上古史时，曾注意到两个重要而为前人忽略的情况”：
1.史官起源于天官。天文历法之学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形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中国的天文观念，在上古经历了由太阳崇拜到北斗及北极崇拜的演变，事实上即是以太阳、北斗、北极枢星为不同天文坐标的不同天文历法体系。
2.上古中国存有多种天文历法，远不止于“三正”，更非可以仅据战国后阴阳合历的新夏历所提供的统一范式所能涵括。在《诸神的起源》中，我从对后羿射日神话的分析，推想这一神话背后可能具有历法改革的意义。并从干支之十干与十日的关系，推测上古曾存在以“十干为季月之名的十月历历法。”
何新在《<夏小正>新考》之“四”中继续推测：……上古历法最早起源据说是“黄帝历”【注，本段①～⑥系本序为编排各历的顺序而加注：①“黄帝”本为太阳神帝之名，后转变为人王之名。黄帝“治五气以治历”，建立了五行十月的太阳历法。②其次是颛顼历，颛顼（玄英）是司夜（“昼夜”），谓司阴者。故颛顼历似是太阴历，以观测月亮为中心坐标。二十八宿体系亦源于太阴历，月行周天约二十八日为一周，每日所行一辰、即一宿或一舍。③而到帝尧时代制定了观象校时、以多种星辰为坐标的混合星象历法，这种历法沿用于夏代，即《夏小正》所记述的“古夏历”（不同于战国后之“新夏历”）。④殷商所行以祭祀为中心，每年分两半年的历法？⑤周代至春秋战国，可能是历法的一个大综合期，形成了阴阳合用的新夏历体系。⑥而从《夏小正》的星象看，它是“一个以综合观测采用多种星位坐标观象制历的体系”】。
何新在《<夏小正>新考》之“六”补充：……我认为陈（久金）说可发千古之覆。在此我可补充两则材料而证其说。（1）《逸周书·周月》篇记：“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一则然。”古周历曾有以正月为岁首，而以十月为岁终。（2）汉道经书《太平经》有“三合相通诀”记：“十号数之终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天正以八月为十月，故物毕成。地正以九月为十月，故物毕老。人正以亥为十月，故物毕死。”其说“物至十月而反初”，“人正以亥为十月”，是汉代人记述上古十月历的证言。
《光明日报》2016年01月11日16版，登载了林桂榛《“五行”说再考源》。文中“天干地支”说称：……华夏祖神号“炎黄（兄弟俩）”非源于中土黄、南地炎，而源于太阳崇拜下的日黄、日炎印象……此可见炎黄之号与太阳崇拜、五行历数的关系。黄帝历法是简便可行的五行太阳历且沿用至夏，周秦汉唐皆谓夏历得“天正”、且周秦祭祀田猎等大事仍用夏历。今有学者言天干来自黄帝时十月制太阳历，如陈久金、孙新周、何新、田合禄、王先胜等，甚是……
然而，我们十分遗憾：三十多年过去了，《〈夏小正〉新解》与《<夏小正>新考》这两条在中国历法科技史中“勇敢提出新的看法、敢于挑战学术权威”而研究十月太阳历的触角，却未能让部分率先探索者看到被其新锐之光所照亮的事物（刘尧汉与卢央两位著名彝族学者已先后作古，何新与陈久金也快就80、90高龄）。这其间，因未获得有力地文物证据对中国上古曾有太阳历体系的推测予以系统支持，即没有逾越由理论到实证的鸿沟，缺少了经实物验证的环节，让原崭新的观点长期循环在“从文献到推测再到文献”的征程中，遭遇未实质提升的蹉跎；“十月太阳历历法”新观点仍在徘徊，甚至被质疑能否合理存在——因为现实似乎仍未寻觅到有价值的文物证据，去支撑“以十干为季月之名的十月历”之太阳历确实存在过。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
因为我们的大学专业是历史与地理两个学科，加上业余爱好天文历法与发明创造，让其思维常处于活跃状态；在二十多年前，便有了研究历法并制作《历法图解仪》、编著《落下闳传略与释义》（系推测中国阴阳历代表作《太初历》之编制经历）的尝试。而步入退休与选择到凉山养老的机遇，有幸接触到在彝族文化中流传着昔日曾有太阳历存在的文化碎片等信息……通过网络，扩大了解到彝族人相信古夷的太阳历文化与古蜀国关系密切并有继续探索下去的意义。为此，我们判别古蜀太阳历这样的载体，能成为一条不可或缺的纽带，去验证《华阳国志》“蜀曰邛皆夷种”等古语，可揭示古蜀、古夷曾一家之血脉与文化。
近年来，我们在考察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找到多组未被人们识别、至迟是商周太阳历的专项文物群，能支持可提出在中国已知由中原文化创造《古六历》天文历法的领域之外，还同时或更早就有华夏西南的巴蜀古地之古蜀与古夷人、共创“由三种太阳历组成‘古三历’的太阳历体系”。
这样别开生面的古夷古蜀太阳历体系，在本书举例有以三星堆博物馆保存有三星堆第三期文化的专项文物群为主，辅以成都金沙博物馆有三星堆第四期文化的专项文物群为次，再辅以凉山彝族博物馆文物群。
这样耳目一新的证据系列，我们不仅可直接在博物馆现场针对某一专项文物进行可允许进行的功能演绎，以实物为据、形象解析“古三历”中各自太阳历历法不同寓意之表现所在，并能基本自圆其说；而且可通过其它多种途径的旁证，更多地去予以再证明、并生动说明某一太阳历之所以存在的知识延伸……
现以破解三星堆国宝文物青铜大立人身份的神秘或诡异为例，用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的方式，先简析：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是一位能展示“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三种历法并构建有太阳历体系”的女巫、王者兼天数大师和“年”的吉祥象征；既独立表现两组以上完整自然数字（字型、像阿拉伯数字的自然数、却比其早约两千年）的纹饰，又分别演绎三种不同太阳历的意义。大立人文物具有用象数符号来概括天文意象、用历数事理而聚合多种功能。仅举例解读大立人以巨大双手形态寓意其天象，以其肢体语言演绎其历数等，在表达由“象意·象数·数理”等综合天象历数方式中，蕴涵着丰富天数含义的举例：
①用“一根手指表示一个太阳月”，青铜大立人左右二手共十指，直接可以象数“十”的方式，反映其十月太阳历。②见本书图56：大立人左手，“以四指与三个指缝、排列六时节”顺序（冬至→大寒→春分→夏至→大暑→秋分→冬至）。③见图56：大立人右手，“以三个指缝、合拟演绎一年太阳直射点在二分二至的四时节”中循环一个周期。④这双大手，并没有像以前曾有人试猜测“手握象征权力的玉琮、或财富的象牙、或巫师的法筒”等凭据；此双手虽空，却在演绎着天数原理并讲解着运用太阳历的部分规则。⑤这双大手，每只手都有14个指节，双手共28个指节，可比喻妇女月经周期28天。⑥这28个指节，又可比拟28个太阳日，并表示一个太阳月。⑦《尚书·尧典》反映古时一年为“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用夏历或殷历一年为366日除以一个太阳月28日，得商13、余数2；此“商13”，表示一年有13个以28日为一月的太阳月，剩下一两天为过年日。13月太阳历的“年、月、日基本框架”已建构成型，可传授于民……
在三星堆博物馆，有能直接支持上段三星堆文化之十月历和十三月历的旁证文物：古蜀人与古夷（彝）人一样，均很重视特有头饰文化的表现。与高大的青铜大立人文物形象相比，三星堆有两件很小的青铜文物、却在文物蕴涵方面与此大立人表现的两种太阳历有关：一是高度仅14.6厘米、双脚穿有袜子的青铜跪坐人像（图95-1），她以梳着13绺扁高髻发式、“用身体语言演绎13月历的青铜人像”。二是宽10.8厘米、高13.6厘米，“蒜头鼻，耳廓丰厚穿三孔、脸形瘦削，刀眉栗眼、面容朴实敦厚，体现浓郁的地方土著风格、头戴十绺辫索冠青铜头像”（图85-1），是另类“用身体语言演绎10月太阳历历法的青铜人头像”。
在成都金沙博物馆，有支持三星堆文化之10月历和13月历的旁证文物，而且制作得更形象、更精美：
金沙遗址，有双面图案镂空金箔的太阳神鸟（图86-1）；该文物正反双面，每面均有四个太阳鸟绕一日（乌）飞行、各拟“五个太阳月”并代表半年，组成具有集之大成反映十月太阳历图案知识的经典标志。
其次，是金沙遗址出土“头戴从中心向四周辐射十三道光芒‘太阳冠’”的青铜小立人（图98），它模拟的人物形态，既像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缩小版本，又明显以辐射十三道光芒的“太阳冠”头饰图案，突出着自己在三星堆文化中的文物意义、是在祭奠创造13月历之太阳历的先祖。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四）
在寻觅到大量文物证据基础上，我们加深领悟了杨雪梅2014年05月2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 》24 版《星空里的文明记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写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名句——对于以农业为本的社会而言，天文历法的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谁就有资格成为人民的领袖。所谓“观天象授民时”，天文学也是中国古代王权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天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极其辉煌。
读李约瑟博士的观点，是把中国古老天文历法知识的科学地位，排列在农业所含各业（农林牧副渔）之上；即天文历法知识是统领上古社会中国科技第一位的科学，天文学位居农学、医学、力学等学科之上。
2010年4月2日燕山大讲堂65期在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作了题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现实意义》的主题演讲。指出：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天文学和数学是二位一体的，不分家的，中国古代天数不分。
“天数”一词，除一般意义与易经用语之外，还有《天数在蜀》，是已故吕子方教授证明古代巴蜀是中国文化发祥地之一的一篇科技史论文题目。《巴蜀天数》书籍，是作者鲁子健对古代巴蜀天数成就的介绍。本书的“天数”，既高度印证“天文学和数学是二位一体”论述，又是“天象历数”简称。
冯时的上述演讲，有三个精彩的观点：①天文学是作为农业经济的基础而存在的，没有天文学就不可能有原始农业。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对于时间茫然无知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②在中国古代的文献里，就有这样的记载：知地者，智也；你只了解地理，充其量你只能算一个智者。知天者，圣也；知天文的人才能成为圣人。③居中而治的政治观也来自天文学。中，是测日影古老仪器之圭表中属于垂直竖立的表，在东西南北四方之中不偏向任何一方，儒家后来发展出的所谓中庸之道，即来源于此；所以，政治观、时空观、哲学观很多的基本观念，都是导源于天文学。
本书认为，冯时先生的三个观点与李约瑟博士相似：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王权的基础，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宗教观等政治、思想、文化的基因，它的源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甚至是中国医学，也是源于天文学。
冯时在按李约瑟称“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王权政治的基础”之核心演讲中，成功地虚拟了一个特殊人物：
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远古社会，人们对自然茫然无知，突然氏族里面有一个人通过自己辛勤的观测，发现了星移斗转规律并和时间建立起一个固定的因果联系，且把这个时间告诉氏族成员，你们什么时候去播种，就会有收获。这样的活动本身我们把它叫观象授时，即观天象、授民时。这样一个能承担观象授时工作的人物，在氏族社会成员中，在对天象茫然无知的人看来，他（她）就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久而久之，每次报的时间与事项都很准，氏族就有收获了，人们就觉得这个人是了解天意的人，又是可以与天沟通的人，这样的人就确立了在氏族中的统治地位。从观象授时而来的活动，渐渐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王权基础。
——这个虚拟人物，却被我们恰如其分套用在由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表现的文物意象中：此大立人，正是一个从“能承担观象授时的古夷人物……到可以与天沟通的人”，发展成“能‘展示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三种历法并构成太阳历体系’的女王兼天数大师”；成为一件“用数来概括天文意象、历法事理”的女巫，能以“象意·象数·数理”等方式，仅在此一件文物的意蕴中，就能聚合演绎超百种天数的功能。
向社会展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如何“演绎超百种天数功能”，只是本书重点内容之一；而与这一单件青铜大立人文物功能交相辉映、是属更早文物之三星堆唯一一件布满图案的玉边璋文物，或还有与天数境界更高的三星堆青铜神坛、青铜神兽之文物功能相互印证而卓立的文物；它们能以组合文物群的形式，既支持青铜大立人文物可演绎众多天数功能的文物意义并非孤立，又表明古蜀与古夷在夏商就有可系统表达天数能力的境界、已达到精湛水平和科学高峰——如此贯通中国天数文化血脉、勾连天数文化之根的三星堆文物群，需要我们以发散思维向社会展示出前所未有的风采；因而，值得我们老骥伏枥，为此大书特书。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03月出版了叶舒宪、田大宪合著《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此书透视神秘数字表象，解读了中国文化遗产中神秘数字符号背后的隐秘编码、神圣意蕴。以下观点，有重要参考价值。
该书绪论《最神秘的数字到底是不是9？》分析：人类学家在田野考古中发现，原始数观念是神秘数字的认识起点，“它的产生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要早好几千年”，甚至一两万年。即便在今天看来极为简单的“一”，也伴随着复杂的智力劳动……至于计数方法，则有不同形式。许多原始民族采用匹配法，“他们记录畜群或军队的数目，不是用刀在树上刻若干痕迹，就是用小石卵堆成一堆”；“近取诸身”，也是常用形式。以手指作为计数工具，被视为数源于手的证据……在从具体形态向观念形态抽离的过程中，识数与数的意义之间具有怎样的意义关联?是否识别了数，就自然获得了神秘性来源?
该绪论认为：数与物的简单对应并不等于原始的数观念，实指数目及计算功能也不构成数的神秘性。神秘数字之所以神秘，源于尚未从神话思维表象中抽绎出数概念的史前信仰社会，只能通过以具体表示抽象的原则，才能借具象化形式表达其观念蕴意。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神秘数字的观念发生以下列方式为基本条件。借天地表象认识空间方位。以空间观念表达时间意识。以人身直观生成类比依据……
该绪论指出：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源于人类借神话思维获得的原生数观念，但是它不是一个既成的事物，而是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探求它在文明社会进程中的模式生成及其转换背景，对于研究神秘数字的历史生成，具有特殊意义。因为神秘数字的深层动因不仅基于历史的继承性，也取决于一定社会语境下的象征价值与置换变形。神秘数字模式属于神秘数字范畴中的结构类型。不同的神秘数字模式表达不同的文化隐喻，象征不同的观念差异。神秘数字其引申类型，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形成与发展的。
首先，天人合一的神话思维是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神秘化的思想根源。史前人类以自身为起点，以天地为参照系，在与宇宙时空的比照中形成神秘数字的方位型与周期型……除了数字个体的象征蕴涵，神秘数字的推衍形式也是神圣宇宙观的意义呈现。
其次，王权意识是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神圣化的政治基础。中国古代神秘数字观念产生虽早，但真正蔓延还是在社会由原始向王权转型的过程中。自商周以来，执掌通天权力的巫、史之类的仪式主持者，就以神秘数字作为表达王权制度的编码形式，通过沟通天人、传递天意的象征性行为，传播与强化王权秩序。这种情况自然溯源于中国古代的神话信仰。神秘数字基于宇宙天地的至上性原则，在天子与太阳的对举中，表达王权秩序的模式构拟……
再次，作为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神秘数字自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在这一前提下观照神秘数字的认识价值，及其对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意义，是神秘数字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一，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有助于拓展古代思想世界的知识蕴涵……来自历史话语的数字信仰，在古代王权政治中具有独特的结构意义。因此，梳理神秘数字的文化基因以及信仰背景，可以丰富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观念蕴涵。
第二，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有助于透视多民族宗教神话的模式意义……人们已发现“彝族十月历”与华夏文明最古老的历制——夏代历法的对应关系。第三，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有助于揭示现代“吉祥数字”的深层意义……从文化传统的角度透视“吉祥数字”的当代影响，可以感悟中国古代神秘数字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历史回声……总之，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作为过去时代的思想呈现，在现代社会中仍有其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