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必要尽早《从三星堆天文古国的专题文物群求解“天数在蜀”文化之根》的天文考古

三星堆天文古国

（五）
本书认同：1984年由彝族教授刘尧汉、卢央与汉族学者陈久金合著《彝族天文学史》提出的十月太阳历，与同年由汉族学者何新“推测上古曾存在以十干为季月之名的十月历历法”，确有异曲同工之效。后来者王先胜另辟奇径在《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十月太阳历溯源》中，提出“象意思维、象数思维以及数理表达方式”与考古纹饰学的思考，对我们探索中国上古蜀夷太阳历体系的来龙与去脉，有促进。
有人在解析前文（二）何新讲《太平经》①常以为古时天文与数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科学；然而在上古，它们却如影随行在“天道（象)历数”概念内。故本书在解读上古文明架构时，需引冯时先生曾提出一种“天文学和数学是近似于二位一体”的注释。有了此基础，就可解读《太平经》“十号数之终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天正以八月为十月，故物毕成。地正以九月为十月，故物毕老。人正以亥为十月，故物毕死〖本文认为：原文“人正以亥为十月”，疑将“人正”与“亥（十二月）”两个有区别的内容混为一谈〗。”
解析上段的艰涩内容为：①十号数，指“十月”为一年的月序，以十为十月历最后月份的序列。②“物至十月而反初”的物，指一岁一枯荣的物；如植物老了枯死，来年随着时令或季节的循环，又会有初生的新气息。③行“天正”的周历（以冬至月为子月之正月），以十月太阳历的八月为周历之阴阳历的十月；“故物毕成”，指这个八月是作物的成熟之月。④行“地正”的殷历（以大寒月为丑月之正月），以十月太阳历的九月为殷历之阴阳历的十月；这个“故物毕老”，即作物的枯坏之月。⑤行“人正”以秦制颛顼历的亥月（十二月）为十月【秦献公于公元前366年，建秦制颛顼历（以寅月为正月），首复夏正岁首（闰置于九月之后）；此秦颛顼历在实施的前段时间内，像夏历那样实行“人正”；笔者认为此相传“秦献公改历”是对的）。“故物毕死”（六十年后秦昭王再改历，其名称仍是秦制颛顼历，却在继周之后，来了一个以建亥之月为岁首；此改亥月换历法的正月虽表示‘受命于天’，笔者质疑其方法却是错的，指“物毕归于无形（故物毕死）”；使约二百年后的汉武帝时期，不得不于公元前104年再改颛顼历为《太初历》）。】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胜利在2006年第1期《晋阳学刊》发表《R49;尚书·尧典R50;②四仲中星观测年代考》称：战国后期秦国所使用的《颛顼历》即属于夏正历法，所以，当时的秦国文献《吕氏春秋》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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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经》内容博大，涉及天地、阴阳、五行、十支、灾异、神仙等。在东汉至唐代，《太平经》在道教中有重要的位，对道教思想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是汉末太平道的主要经典，被视为传达天命的谶书……宋代以后逐渐为人淡忘。
②《文学遗产》2014年4期，发表有作者李山《<尧典>的写制年代》,认为它是西周中期的文献非原有认为是来自春秋战国的文论。此文，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仲春之月……日夜分（春分）”，“仲夏之月……日长至（夏至）”，“仲秋之月……日夜分（秋分）”，“仲冬之月……日短至（冬至）”。因此，《尧典》所记历法的岁首为夏正，应是可以肯定的（这是将《尚
书·尧典》写制年代作为春秋战国的文论来看待——由于当代作者出现了对《尚书·尧典》写制时代的确定有不同意见，可能会带来对一个历史时段的新认识。
在本书中，笔者用王先胜创造的“象意思维、象数思维以及数理表达方式”，可解读出多种支持青铜大立人以巨大双手形态能演绎十月太阳历的文物意象，可努力在把神秘数字、深邃天象与古蜀古夷历史等相结合后，去增加解释“三星堆文物核心融合着神明与科技一体、天象与历数一体”等文化的长度与宽度。  
例一图103，三星堆青铜神树曾昭示着十月太阳历：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八棵青铜神树，属夏代晚期。由
于损坏严重，多数还在修复中。现已有两棵完成修复并在博物馆内展览。这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神树之“青铜神树一号”的造型，我们称其为“九鸟一龙树”。解析该神树的九只鸟，是由三星堆王国之图腾鸟即鱼凫、鱼鹰衍生的太阳鸟；该神树上攀援而下着头部上昂的龙，可能是由第十只太阳鸟衍生出一条
奇异造型的龙——这条龙为何与九只太阳鸟同处于该神树之中？其知识的延伸，将会引出一片新认知境界。
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塑有“九鸟一龙”（图103）的形态，这一事实所可能寓意相关宗教、神话与科学，都是古蜀国对自然界认知的结果。不少人将这十个动物的形态与所谓“十个太阳”或“十日神话”相关联的解说，在我们看来却是有区别或有鸿沟——三星堆精美奇特的青铜神树，原本可能曾栖息有十只太阳鸟并张扬着古蜀国创造有十月太阳历（因三星堆出土有八棵青铜神树，不排除可能某棵青铜神树上有栖息十只太阳鸟的可能）。此古蜀国虽强大，但相对中原殷商政权却是个不起眼的西夷方国。因商代历法是阴阳历，而古蜀古夷的太阳历是与殷历相悖并受攻击或排斥；所以，有了后来传说要由中原人后羿射日……这样的排斥，可能在商代就催生了三星堆神树上的鱼鹰鸟·太阳鸟被嬗变，即有古蜀“鸟变龙”再衍生神话。
彝人对古老三星堆的遐想多，其英雄支格阿龙是“鹰”的后代，住大凉山区。彝族以“鹰为祖先”，支格阿龙是“鹰生龙养”神话的化身；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保存九只太阳鸟（系鱼凫的化身）和一条龙（由第十只太阳鸟或鱼鹰、鱼凫嬗变）的图案，就是这类神话在演绎过程中将某瞬间定格于神树中的“鹰龙一体”……不仅彝族英雄名字中有“阿龙”与神龙有关，在青铜大立人龙袍中多“鹰纹”，亦“鹰龙一体”。  
例二图85-2，三星堆青铜太阳轮形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6件青铜轮形器，其中的一件，直径约85厘米。虽然学术界多认为这是古人塑造的太阳模型，可我们却认为这是古蜀人制作表示其祖先创造了十月太阳历的模型，是传授太阳历知识的演示工具。此商代晚期的青铜太阳轮形器构型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布列的五道芒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此十月太阳历实物模型，将3600圆周视为一年大致的360天，再五等分成720，以划分一年的五季或五行；一季，分两月；每月弧长360，日期36天。  
作为十月太阳历演示模型的青铜太阳轮，先以此器物圆周部分，模拟全年共十个月的360天；阳部中心一小圆孔与晕圈等距分布五个小圆孔，每个孔均表示一天过年日或过节日；将圆周可拟的360天加上对应五道芒、由五个小孔代表的五天过年过节日分配给平年，等于365天；当出现4年一次的闰年时，应是360天加6天过年过节日，等于366天；这闰年应比平年多一天的过年日，就将青铜太阳轮中心一小圆孔可拟一天、添加在平年的日期计算之上，即得闰年日期：由平年365天 + 1天 = 366天 ；真是天衣无缝。
                    
                    
            
        

三星堆天文古国

（六）
近年来，彝族学者在介绍十月太阳历概况时，声称十月太阳历的使用年代在秦末汉初，属源于夏代以前的西羌文明。其实这里推测的“秦末汉初”，是一没有证明的自贬。我们认为，最迟应向前溯源于夏商。
十月太阳历将一年分成十个月，每月分为36天整，不分大月小月；十个月之外余五到六天，称为“过年日”与“过节日”。“过年日”在岁尾，“过节日”在大暑时节。平年的“过年过节日”共五天，每到第四年为闰年时，“过年过节日”便增加一天、为六天。用这样的历法，使得一年的每月天数稳定为36天，平年是365日，闰年是366天；四年中每年的平均天数是365.25天，这与太阳回归年的数值有高度相似。
现代人对十月太阳历的发现，是原中国西部科学院常隆庆①等人于1934年组织的动物、植物、地质三个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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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责任者：常隆庆、施怀仁、俞德浚。出版者：中国西部科学院
出版地：四川重庆北碚里。创刊日期：1935-04
究所在大凉山北部的雷马峨屏地区进行考察的意外收获。额外发现这里夷家将一年均分为十个月，再加几天过年过节日（具体时间，由毕摩决定）；而十月中的每月日期，均为三十六日。每在冬至日附近，举行
过年节。每在阴阳历七月，夷家男女皆上大凉山黄茅埂（位于四川省美姑、雷波和马边三县交界，是彝族人心目中的一座神山或山脉，南北跨度近100公里，是大小凉山的一道分水岭）剪羊毛。因常隆庆等并非做专业的历法调查，致使未将历法要素全部查清记全；虽有遗憾，却开了记录十月历文化资料之先河。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刘尧汉教授在凉山的社会调查中也发现有十月太阳历，并整理了新中国成立前根据江应梁等人在彝族地区调查重建的历法。从事天文科技史研究的陈久金1977年拜访了刘尧汉并帮他进行资料的分析研究。之后陈久金、刘尧汉和卢央赴凉山州开展系统调查，并在1984～1986年出版了《彝族天文学史》等《三书》。但1999年凉山州语委会的罗家修出版了《古今彝历考》一书，否定了十月太阳历的存在。从此，十月太阳历在史学界便有了不同意见。2006年与2007年，易谋远先后出版了《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和《彝族史要》两书，既认为不存在十月太阳历，又称彝族文明时代起源的地域是成都平原；
其后一本书虽有研究古蜀古夷（彝）复合文化的新意，却缺少对三星堆的关联，仍无文物证据支撑。因而，先后形成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等与易谋远《彝族史要》等作品在彝学界有纷争的两大观点。
对上面概括的纷争，我们认为：刘尧汉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这《三书》的出版是在1984～1986年，易谋远出版《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和《彝族史要》在2006年、2007年；这两类著作的时间跨度，相差20年以上。后者的作品，能得到因1986年三星堆两大祭祀坑大发现的滋润，其洗练与文化的沉淀，理应比前者在二十多年前处于开拓“探讨彝族起源新路”、整理彝族历法资料的初级阶段看得更远、收获更多；而前者作为彝族文化学派奠基人的刘尧汉，做的是把濒于泯灭的彝族天文学（重点是针对彝族先民的人体历法或太阳历体系）挽救和整理出来、把研究彝族起源的新思路隆重推出来等，皆是很有价值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等作品因不知道后来由三星堆祭祀坑大发现所可能扩展的新知识，刘尧汉的视野就没有后者那么高远；这些属历史局限性所致的差异，却不应由后者去作为可轻蔑前者在开拓工作中曾出现有认识偏差、去捋出不敬前贤而求全责备的话题、去针对刘尧汉对彝族源流的猜想而吹毛求疵（笔者对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等作品之贡献与失误虽有一些具体解读，却皆是在敬意之中展开、并可以谅解）。
彝学界围绕彝族十月太阳历出现上述两观点纷争的症结，主要有两点：一是双方都从文献到文献去考究有无十月历的存在，都未找到来自文物的系统证据支持；则出现谁都自我觉得有道理，却都说服不了对方的情况。二是考古工作者缺乏熟练使用多学科相融合研究某一文化遗址、解剖某一具体文化对象的历练，即缺少使用融会方法去贯通于细节、去解析究竟有无十月历事物之存在的能力。这样的两难情况，至少从相关《三书》在1986年已出版与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大发现至今——恰好都过去30多年，彝文化学派这两大纷争仍旧，三星堆考古也因没实现跨学科大研究而未获重大突破；依然困顿于“神秘莫测”的云雾中。
2008年陈久金多年筹备的《中国天文学史大系·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震撼问世：详细讲述了太阳历之天文学，让更多学者在关注这一古老历法史时，去融入历史学的严谨、民族学的纷繁、考古学的玄秘、天文学的深奥、神话学的变幻、图腾学的诡异中并期待能予破题。给人以启迪的该书，讲述了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分布、中国天文学的起源……回顾了羌夏古历探源、解析了彝族天文学史、藏族天文学史，分析了白族、纳西族、傈傈族、党项族等羌系民族的天文历法……这是一种大时空观下的大综合，虽在面上实现了多学科融合，却仍缺乏解剖某一具体文物或文化对象的历练而不足。这些历练，本书将选择性实践。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七）
笔者自2015年冬至日第一次步入三星堆博物馆，第二天又走进金沙博物馆，印象深刻地领略了这两个展示古蜀文明之源、世界的第九大奇迹；其第一感觉，不像一般人摇头晃脑赞叹这里的神秘与怪诞，而是对古蜀文明的这两个博物馆总体上感悟到魅力独特、大气恢弘、文物亲和、似曾相识。
我们带着已知《汉书·地理志》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和《华阳国志》与《水经注》载有“蜀曰邛、皆夷种”这两条古语的初解，惦记着古人在先秦社会视蜀人为夷人或古夷后裔之丝丝文化旧俗；再去看待今日彝人仍使用着古老的“蜀左言”习俗，指古蜀语与中原汉语有别、而语序（语言里语词的组合次序）与现代彝语相近——《汉书·地理志》曰：“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此“华”，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此“言语颇与华同”的言语地带，指秦统一巴蜀后在今日四川省境内共建有三个郡，即“巴、蜀、广汉”三郡。时间，在先秦及秦汉之际。在这一广阔地带内，是以南夷、西南夷或南蛮、即彝族先民居住为主【四川盆地南充·顺庆或南充·阆中城郊山区，多古夷人住的山洞；至今仍遗有“蛮子洞”旧称。阆中县志第250页，载汉代仍有“阆中夷”】。
古蜀族用的“左言”语言习惯，与中原华夏族的“右言”相反，其语法规则是“主语·宾语·谓语”语序，这与彝语的语法相同；即能理解现代彝语，是古蜀语继承者的关系。在考古学的经验中，凡是古今有语言关系的存续者，后者与其前者、有同根同源的族群血缘或文化关联，已基本是约定俗成。
古蜀之“蜀”，被夷人口语以声近义通、称为“苏”；彝族曾自称“倮或罗（为‘虎’之意）”，又同音为“诺”；或“诺”，可表“同意、是”的近义。今日彝族自称“诺苏”，类似“诺苏 ≈ 是蜀”、表示自己古为“罗（倮）蜀”，是古蜀人的血亲；这既与战国后期古蜀开明国被秦灭，残余蜀军大量南迁夷区邛都（西昌）古地的事实有关；而更早在商末，古蜀三星堆鱼凫王朝被杜宇政权取代，一部分鱼凫人分支南迁大凉山区；重复着蜀、夷古人可能以数代人的混合群体，在夏商或更早时期于横断山区进行南北迁徙……成都平原与三星堆遗址区，留下了南迁北移的羌、氐羌即彝人先辈邛人与另类骆越人的文化足迹。
1、现在的成都平原在夏商时期，属古蜀的邛卤（邛泸）之地。其羌系分支的邛人，疑是来自约四、五千年前制造羌地邛笼之主人的阿坝州汶川与茂县营盘山遗址一带。这些羌系邛人，曾长期驻留四川省广汉三星堆古蜀遗址的邛卤之地；后来有分支族群因故南迁，到了邛崃山区。再后来，新的分支迁到了邛之泸（今四川雅安、泸定）至金沙江畔云南巧家县邛卤之地一带，疑此地为三星堆遗址制作大量青铜文物的重要铜矿资源输出地之一（有待再考证）。东周至西汉初期，由越嶲羌为主，营建起以邛都国（紧邻邛海与泸山）为中心的新邛泸之地（西昌最早行政区之邛都县古地），成为古今凉山彝族的重要聚居中心。
2、在横断山区羌藏彝民族走廊进行北迁的古人，除了有刘尧汉推测为很早的古羌戎后裔之外，还有一支特别、在商周时期来自百越之源的骆越人。骆越人又叫雒越人，珠江古时就叫越（粤）江。“骆越”的“骆”在壮语中是鸟，也是部落名称；“骆人”，相当于“骆（雒）民”；“越”，是“百越”泛称。骆越的鸟图腾，与河姆渡“双鸟朝阳”玉板文物的民俗有关；而河姆渡遗址的太阳崇拜和鸟图腾习俗，又被成都金沙遗址太阳神鸟文物继承。现今云南省西畴县上果村壮族“女子太阳节”，是滇桂壮族聚居地区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中使用“四鸟护太阳神位”的图案，与成都金沙遗址太阳神鸟文物的图案有几多相似。
良渚也是一个具有鸟图腾的部落。良渚的巫师和首领，喜头带“羽冠”的头饰。良渚玉器有一种叫“三叉器”，就是用来插羽毛的“羽冠”。这在三星堆文物与彝族日用物品中，有实物相似。古书《鹖（鹘）冠子》是战国的巴賨天文学家鹖冠子（行走于滇、黔、渝、川东川北及鄂西一带）的代表作，在《彝族天文学史》中，被明确划入彝族先民的天文学家（鹘冠子也被称是楚国一个喜欢头戴羽冠的天文隐士）。
这类由骆越人进行民族迁徙中，有一奇异的文化现象，出现在三星堆遗址区故地广汉，属秦国时建广汉郡，此郡的雒县城池建于汉初，名“雒城”、保存至今。此雒县城城池名，必与“骆（雒）民”北迁于此有关；不然就不可能在广汉有“雒城”命名。但此“雒城”与三星堆鱼凫王朝的关系如何，有待再求解。
3、2018年4月下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有《几千年前四川凉山古人就爱打扮  随葬品现海贝装饰品》考古报道：在凉山州会理县，发掘出年代距今约4300至2500年前夷人先民的大劈山墓地遗址，出土有大量石棺墓与一枚南海海贝文物。同年5月下旬，又有《阿坝：营盘山遗址揭秘古蜀文明源头》考古报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岷江上游阿坝州茂县的古蜀文化遗址营盘山，在距今5300年至46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区，发掘出大量石棺墓与一枚南海海贝文物……在地图上量算这两地直线距离，约一千公里。
由同一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的这两件发掘报道，且考古事物存在多样的雷同……如此新鲜的考古事例，既揭示古蜀、古夷有同根生的血脉亲情不是虚的、而且秦与先秦时代的蜀人（大致以秦岭为界——南有巴、蜀、广汉的四川三大古郡）本是南夷、本是西南夷的一部分；而“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和“蜀曰邛，皆夷种”这两条古语，被一本本著名古籍记载为史；让人不可忘却：上古蜀人与夷人，曾是一家人。
这一南一北被发掘的考古文物，竟然确认都有一枚来自南海的海贝文物，而且是由有同一石棺墓地之墓葬习俗的古羌戎（羌夷）族群之遗物；这两则相似信息让人联想，三星堆遗址出土有数千枚海贝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明证，能证明古蜀人对外交流的行动，早在三星堆之前已有；又证明横断山区在夏商周三代，有氐羌人的先辈即彝族先民古羌戎（羌夷或早期邛人），沿横断山区“原始藏彝走廊”、曾有过多次南北迁徙的可能……现回查刘尧汉在1985年《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所描述西北甘青古羌戎、是从西南金沙江两侧古羌戎（羌夷、即彝族先民之南夷）所移民的推论，在该书第1页《总序》中，叙述有中国文化界“历来只凭书本治学的地方史家，都说彝族是从西北甘、青迁入的古羌戎（或古氐羌）与当地土著融合的遗裔。自从不久前考古发掘出亚洲人类共祖‘元谋猿人’，从而可说甘、青迁入的古羌戎是从西南金沙江两侧迁去”的内容。该书第182页又称：“远古时从金沙江两侧迁往西北甘、青的古羌戎是游牧。至于仍留居金沙江两侧的远古羌戎遗裔（本文置疑刘老此解释因时间跨度太大，其‘元谋猿人’不可能与这类古羌戎‘遗裔’直接有关，因为这会被疑为‘极端的彝族由来土著论’而降低可信度），彝族在夏代以前已经是半牧半农，在金沙江两侧川、滇、黔之间往来移徙农牧。彝语支系哈尼、傈僳、摩梭人等也当是这样。”
4、《国家历史》记者孙展在20世纪末期介绍有《来自基因的答案》，其中的内容，却以“……遗传学者用DNA证实，东亚人群是距今4万年前左右由非洲迁徙而来，然后从南向北迁徙分化，最后形成东亚大地丰富的民族……一篇从分子人类学角度更加详细的论述东亚人群起源和迁徙的论文出现了。在这篇文章中，学者们认为，东亚族群的祖先最初达到了东亚南部，在约2万到4万年前开始分化，一支自越南进入中国，并沿海岸线向北，成为百越和东夷的先祖；其中一个亚群在北部湾一带就转而南下，最终成为南岛语族的先祖。而另一支则向自云南穿过四川（沿着原始羌藏彝走廊北上），一直到达黄河中上游盆地，成为汉藏（羌）的祖先……”的分析，以后续推测的方式，支持着刘尧汉老先生在十多年前的相关猜想。
5、本书认为：这里“汉藏（羌）”中的“羌”或“羌戎（羌夷）”，即约万年前古羌戎（古蜀与古夷共同体的先民）；他们的主要迁徙路线，与刘教授《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第182页称“‘远古时从西南金沙江两侧迁往西北甘、青的古羌戎是游牧’”的推测吻合。对于彝族探源来说，刘教授在35年前开拓出“溯源彝族先民”之新起点，但那时“基因知识”很少用于考古；却在当今按遗传基因解说的支持下，获得新意义。这足以让人不忘刘老是“多项彝族文化探源之理论先行者”，是开创彝族学派研究的文化奠基人。
我们既支持刘尧汉编撰的《三书》文献知识，又将提供文物佐证，缓解部分学者认为刘尧汉等发表彝族十月太阳历文献因缺乏实证的尴尬；即可展示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博物馆和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里发现的、能印证古蜀古夷在夏商时期就同创太阳历体系的文物群。经近几年斟酌，我们对发现三星堆博物馆馆藏着《三星堆数字（共十个自然数的系列象数符号）》和《三星堆太阳历（含：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的配套文物群；现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客观事实，需呈报社会评判。这两项发现，对于笔者将在本书要简介超300项的《三星堆之问》，只能算个零头；但如果说这两项发现最终能被学术界确认古蜀古夷在夏商时期、就发明比阿拉伯数字约早两千年的《三星堆数字》，就发明与殷历比肩的《三星堆太阳历》——中国文明史，将可能因添有这两笔浓墨重彩的发明而更加辉煌：这就是本书的自荐意义之一。
6、探索商代三星堆原创有天文历法在先秦至西汉的特色与传播，是我们研究“天数在蜀”而实践的一条新路：以能反映“天数一体”知识的三星堆专题文物群为主要切入点，去洞察三星堆人的大智慧。现若回首中国东周至西汉初期的历史，便知掌握观测星象、制定历法的人，多为古蜀古夷（彝）人。老一辈天文学家张钰哲1982年11月曾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苌弘、鹖冠子、落下闳等，就是彝族先民。”
本书还将探讨，与三星堆有关的“为满足善良愿望而曾经存在的‘善巫术’”；因为在三星堆半人半神的文化中，存在巫文化信念是必然的。虽然巫的本质属伪科学，但为还原历史，一些碎片有必要去拼缀。
7、借助三星堆文物古迹，对话三星堆古人；古蜀古夷先进者的想象力，我们是难以为继去模仿；只能通过文学考古新思维，去创新研究三星堆。例如，我们质疑当今在三星堆遗址区的多个宣传栏中，在解释“三星堆当地的‘三堆黄土’为三星堆（内）城墙”的说法，可能有错。因为笔者在辨别“三星堆”地名由来时，认为并非像现有解释“广汉的三个黄土堆 = 三星堆（内）城墙 ”；反疑：三星堆两大祭祀坑出土的遗址区故地之原名，不是“三星村”，可能是鱼凫古人在此地建有观测“三种中星（午中星、昏中星、夜半中星——这些名词解释，将在后面正文中介绍）”的中兴乡（村）。此“中兴乡（村） ≈ 中星乡（村） ≈ 鱼凫时代在此建有‘三个观测中星的观星台’”；根据中国地名存在“名从主人”’的命名规律，原“中星乡（村）”可谐音“中兴乡（村）”，即“中兴（星）乡，可疑为‘三星村’或‘南兴乡’之文化本原”。
三星堆遗址区的三个黄土堆，可暗示北斗七星之斗柄的三颗星，即具有指向意义的“北斗杓部”；与这三个黄土堆紧邻的两祭祀坑（或许还有未发现相邻的另两个三号、四号祭祀坑），可暗示北斗七星之斗口的“魁部”四颗星，即斗口具有以不同季节能表现出规律性转向的天象意义；能如此关联北斗的“魁部”加“杓部”，疑是鱼凫巫师运用了将天上北斗星神请“下凡”来到人间庇护古蜀臣民的“善巫术”……一幅“北斗风水”意象图，大致勾勒出来：这就是三星堆人，创造了古蜀的“北斗崇拜”星相；而“北斗崇拜”作为神明的象征性，又恰恰实用于当地鱼凫人（古蜀人与古夷人的族群混合体）原创“十月太阳历，需要依靠观测太阳的周年运动规律而定周年、定半年、定季节，依靠观测斗转星移周年运动规律而定寒暑、定时节、定月份”——能从溯源“三星堆地名由来”真相中，可寻找到三星堆文化存在支持此地的智慧古人，先后创造有十三月太阳历、十八月太阳历和十月太阳历之科技依据；由此，能让我们继续浮想联翩！
8、全国史学界专家、学者们，对费孝通创立《藏彝走廊》的概念经约40年学习、应用，又在研究、提高后，丰硕的成果可能正推动着中国史学界尝试：“将费孝通原创‘藏彝走廊’的概念，发展到以该观点为核心、整合众多学者已成功探索并验证系正确和系统性的新观点，融合成为‘羌藏邛彝走廊’理论”的新阶段；即费孝通《藏彝走廊》的理论，已促进着“中国《藏彝走廊》文化学派之集体智慧的提升”、并不断成熟；现需专家、学者与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去见证《羌藏邛彝走廊》新理论的锻炼成长与升华……
9、在我们设计的《三星堆文学与文物考古之问》中，现今至少存在两个关键的空心化问题需要尽快解决：一是三星堆考古，几乎无人用史学观解释“何谓‘三星堆’？”故而本书要用“北斗七星”星象的新思路，去迎难而上。二是在应用“蜀曰邛皆夷种”古语中，以往多举证不足，对这种现象需补正其表达式；所以，本书为突出其“邛”，写有《第七篇 “蜀曰邛皆夷种”可勾勒上古蜀夷（彝）文化共同体的轮廓》以实践。

三星堆天文古国

另行额外添加：
随着三星堆遗址新考古成果的出现，三星堆博物馆日前正式启动博物馆新馆及游客中心项目，建筑概念设计方案全球征集活动，采取专家评审和网络海选的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遴选优秀设计方案。
此次征集项目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包括博物馆新馆、游客中心，以及陈列布展、安防智能化系统、总体景观绿化等工程，新馆预计明年内动工建设。

（原题为《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个祭祀坑，考古发掘工作已正式展开》）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四天未登陆，又要重新申请密码。才再登陆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博物馆专题文物群蕴含的天文资源，是神州大地宝贵的传统文化，需要捋出来作为祖先的财富予以保护和利用

三星堆天文古国

（八）
需严肃说明：在看待古蜀国三星堆文化遗存时，可能存在或多或少有人想把三星堆遗址作为汉族正宗文化资源的狭义观点，不愿将古蜀人与古夷人于夏商时期在成都平原上营建繁荣的鱼凫王朝和杜宇政权之往事，去与古今称为少数民族的夷（彝）人等相联系。而前文《地理志》“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的文献资料，却真实地告诉人们：这才是历史。
今天考究三星堆文化的人们，若有违背历史并内心隐匿着上述狭义的民族意识，是很有害处的；任何人研究三星堆遗存，不能违背史实；需要坦荡承认夏商的古夷人与古蜀人，是共创三星堆遗址的文化主人。
笔者作为汉族人，仅有近几年在彝区生活；但对彝族的了解，确实也与汉族一样，都有优劣并存的特点，这需要客观地理性对待。譬如：汉武帝之前巴郡、蜀郡和广汉郡的土著，本是以南夷（南蛮）人为主；则三星堆遗址在夏商的主人，就必不全是汉人的直系祖先；因这存在“本南夷”或“皆夷种”的主体群体。
1、不要忘记：中国“汉族”名称的由来，既不是在汉朝之前就有，也不是在汉武帝时期创造了该词汇；而是由东汉武陵太守李进在汉武帝逝世两百多年后，才直接创造出“汉族”一词的名称。
在汉武帝时期，中国有“大汉王朝”的神威称号。在刘邦兴汉室基业时，生活在汉王朝的人当然叫“汉人”，可是却不称“汉族”。由汉武帝最能干的叔父刘安编撰著名的《淮南子》巨著，其最末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泰族训》。泰族，这是刘安为“大汉王朝”臣民设计一个统一民族称谓之初名；却未定型。
2、回头看看：率先将三星堆文物群系统地与彝族文化相联系的领军人物王昌富（彝族名：且萨乌牛），是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二级译审。他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彝族古代文明史》中，通过跨文化的分析、比较和研究，最早发文探索彝族与三星堆的历史文化有共同特征。先后概括出：①三星堆出土的礼器造型与彝族木制漆器餐（酒）具明显有“亲属关系”，多为高脚、大肚、敞口形，适合席地而坐时用。②玉璋与“乌土”就相同。“乌土”是祭祀时毕摩专用之物，是祭师身份、地位的象征，通天地之招牌，神圣至极。③礼器中有许多鹰、虎、蛙、鱼、龙、蛇、凤等铜器和陶器，其造型与今天彝族生活器具有相似之处。④彝族宗教意识中尚鹰崇虎敬蛙，认为鹰是自由、勇猛、见多识广的象征；虎为凶猛、无敌的象征；而蛙于人有恩，曾密告不要喝混浊之水，方能言语、聪明。这些宗教观念充分体现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彝人生活用具中。⑤装扮各异的青铜人头像与彝族头饰相似：在高度发达的我国商周文化中，过去从未发现过和真人一般大小的青铜人雕像。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头像，填补了我国青铜文化中缺乏独立人像雕像的空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全世界的瞩目。这些人头像形式多样，装扮各异。有的头戴辫状“帽箍”，与今天大小凉山彝族同胞头上缠绕的头巾极为相似，这种辫状帽彝语称“俄体”；还有圆圆的头顶上将发梢聚成一撮，这可能就是《史记》所记载的西南夷的“椎髻”。这些不同发式和不同冠式的青铜人头像，表现的是人们不同的身份和职责。这也说明了先秦古蜀国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级社会。⑥青铜神树，疑是彝族英雄支格阿龙射日月神话的反映。⑦三星堆大型祭坑是彝族火葬遗存，两个祭祀坑装满的祭品均烧毁而深埋，是与古代宗教意识及其葬式有关；古蜀人行火葬，其随葬品也随之火葬。至今，大小凉山的彝族同胞还保持此古俗，行火葬，其随葬品一同火化，其中有碎金、碎银含于口中，让灵魂冥界可用。这样，使有些专家不解的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均被火烧，坑内埋入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之谜便清楚了。可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跨越数千年的彝族传承文明中，仍依稀保持了彝族远古祖先某些方面的文化传统……
3、冯利眼光：这是一位汉文姓名叫冯利、迁居美国的彝人女性对彝族重新认识的摘要。
我是彝族，迁居美国，每每提及族籍，发现海外众多知识精英（更别提凡夫俗子）对我的民族见浅而闻寡，总是引发一连串的奇问，仿佛我来自蒙昧未化的蛮人之乡。其实，彝族的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古老，是先秦时期“西南夷”诸部落中最主要的族群。后来一直被汉人称为“夷人”、“倮倮”等。直到1950年代，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面见彝人代表时，将“夷”改为“彝”，认为前者一人一弓，有野蛮人之嫌；后者在房屋大顶之下，有米有丝，住的是吊脚楼，象征吃穿不愁，兴旺发达。自此世人将我们称为“彝族”，但我的父老乡亲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并习惯这个来自外人的他称，因为我们民族内部至今仍然沿用古老的自称“诺苏”、“聂苏”等。
彝族世居中国西南地区川、滇、黔三省的高山大原，这三省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古蜀国、古滇国、夜郎国、南诏国、大理国，均与彝族有关，彝族或是这些国家的建造者，或是治理者，或是臣民，在中国的政权兴衰史上镌刻下点点斑迹……最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为之惊叹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器物人像张扬且异类，完全是中原大汉文化之外的另一个神秘系统，在中原文化的脉络中既找不到它的源也找不到它的流，一个庞大精湛的文化在汉族文字的史书典籍中没留下丝毫墨迹，来无影去无踪，遗下千古之迷让学者们穷尽心思，找不到归属。在我们彝人眼中，它却一目了然，那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遗物！它的青铜人物的五官面相、它的人物头饰、它的服饰与纹饰、它的礼器器形、它的火葬祭祀、它的通天神树、它对人眼与太阳的夸张，全都能在今日彝族中找到雷同的层面与踪迹。即使一个未读过书的彝族文盲山民，走进三星堆博物馆，绝不会产生文化的陌生感，熟悉之情定会油然而升。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如出一轨，是任何一个彝族都能感受到的。
……回首遥望，彝族一直是中国历史大舞台上的角色之一，绝非卷伏于山角旮旯、徘徊在历史主线之外的默默无闻者，它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演绎着中华文明的沧桑史。它自身的历史跌宕起伏，源远流长，说不尽也道不完，若编纂一部《彝人演义》，不用凭空杜撰，历史本身不乏精彩素材。
……彝族是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民族，能够坦然面对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视名誉重于生命。有古罗马时代那种崇尚勇武、为捍卫名誉而视死如归的遗风。彝族同时也是一个能说善道的民族，口头表达能力极强，且颇富幽默感。彝族拥有古老的文字系统和古典经籍，但局限于宗教、文学和些许历史的记录，个体人生经验以及整体人类经验在空间上的传播与时间上的传承，主要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而非文字典籍，文明的消遣与延续都离不开口头语言，经过代代人的累积，将语言词汇磨砺得优美、丰富，还犀利，言谈间好引用格言谚语，类似汉族的引经据典。
……彝族虽有良好的文学创作的传统，却薄视物质事物的创造，生活简朴而精神饱满。历史感极强，视民族的迁徙、发展史为人类知识的主要内容，人文关注主要投射在已逝去的过去，总是在老祖宗的智慧中去寻找灵感，沉湎在民族和家族的过往历史中。没有商贸的传统，不知追求利润为何物。凡此种种的结果是缺乏变革的动因和追求，满足于物质社会的现状。因此彝人的社会结构异常稳定，恒古不变。1950年代以后的巨变，肇因于中国大社会的政治变迁。这种变迁打破了彝人社会千年不变的社会模式，将彝人牵引进现代社会的轨道……

三星堆天文古国

（九）
十月太阳历，是彝族祖先在夏商所创制三种太阳历（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而达到最高境界的一种特殊历法。进入现代社会，仅在凉山部分彝区及云南的白族、哈尼族地区等，零星保存有这三种历法。
据现代学者研究证明：十月太阳历中纪日的十二属相（生肖）源于原始图腾崇拜，十月太阳历的历法方法与汉族先民的早期历法《夏历（夏小正）》同源同系统，是不同支系的古羌戎所使用的历法，在空间和时间上，现以三星堆文物群的实证最有证明力；相信今后定会有更多证据发现，去充分证实这类证明力。
我们是有幸的：得益于前文《三书》开拓出认识中国上古太阳历的新思路，有着近年在彝区略知三种太阳历的传说，亦有机会反复步入三星堆和金沙这两个古蜀博物馆专题考察后的思如泉涌、谋篇布阵、推陈出新，一气呵成。如今针对“过去传说与现代推测”的这些探索，需文物与文献双重证据支撑；这类标题立意与造句的证据条件，能否成为人们认同事实或能否证明其曾真存在过的依据，将在本书中逐渐展开。
本书试图在做两项工作：概括汉代以来的中国历法简史，推测古蜀古夷曾创造上古太阳历体系的知识。
本书概括的中国历法简史，列举了基本轮廓后，无须再细化；其推测古蜀三种太阳历的原生体系中，与18月历有关的本原文物，在三星堆博物馆中只有部分体现，而金沙博物馆却无显现18月历文物的痕迹。
推测并介绍古蜀古夷太阳历体系，需要对这三种太阳历的文物对象与蕴含都要做纵深地比对。它们，是夏商社会古蜀地域中由古蜀人和古夷人共同智慧的结晶；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应理性去解、去读。
本书运用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数字、数学与文学、考古等跨学科知识，主要针对三星堆博物馆和金沙博物馆的专项文物群，去解读古蜀遗存多种太阳历文物群的实体蕴涵；它们的存在时间，至少与夏商同期（三星堆青铜神树疑属夏代文物、青铜大立人等众多青铜器属商代）；这样的历史，是有依据的。
以传奇而写实的笔触穿越在时空中，邂逅于古蜀文明之源的博物馆，思索着文物肢体语言与纹饰意象：以天数一体的古奥表达，记述了上古太阳历体系的存在；这非空穴来风，作者在释义中却不得信马由缰。
漫步在中国历法回廊溯源上古科技，传说的太阳历竟现身古蜀古夷，朦胧美的意境或近或远卓立前方：
科学与神明同在的内涵，昭示着中国历法的博大与精深；请君下马赏花，在夏商洪荒中领略知识的芬芳。
溯源前方文物标杆，即青铜大立人：人像脚下基座第一层象数的字符之和为184，人像身高182厘米；这两数分开，可对应春半年和秋半年的日期数；这两数相加，则对应一闰年的日数；此国宝文物，既是古蜀国吉祥物“年”的主人，又是测三星堆“日与年太阳高度的‘表’”；此大立人，乃天数一体的化身……
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八十年代，连续三年出版彝汉学者合作推测彝族祖先创有太阳历体系所著“三书”的现代文献，虽前无先例，却因缺乏文物证据而尴尬；今日既在三星堆博物馆找到三千多年前的大量文物证据而非孤证，又在成都金沙博物馆找到大部能对应文物的另类证据以添证明力；还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奴隶社会博物馆，也找到与三种太阳历全部类型相关的衍生文物；这都是研究太阳历的新宝库……
定本书书名为《天文历法是求解三星堆之秘新钥匙》，是明确告诉读者：此书，主要是以文学考古新方式，从特定地天文历法角度去研究三星堆的文物与文化；此视野对三星堆文化的考古而言，可能是全新的，因为史学中还未有该系统性的同类文论、如此宣示对三星堆文化进行这类系统的文学考古之研究方向。
我们赞同并实践着去检验冯时研究员演讲《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现实意义》的主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作为一个科学存在的同时，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它的创立之初就具有非常的政治倾向和人文色彩，它决定了中国古代像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礼仪制度、哲学观乃至科学观这一系列观念的起源。而这样的一些观念，恰恰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天文学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源，我们要想准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从天文学的角度入手。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
能成功地从天文学角度完成某项考古工作任务的人，需要是兴趣广泛的人。为此，我们建议：
敬请四川省考古界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专业部门，能正视我们提出《三星堆数字》和《三星堆太阳历》的两项发现，能针对“三星堆地名由来”去深入考证，请为“三星堆”正名……望方家正之。
作为本《序》的结束语，我们写作此书，目的是开拓求解三星堆之秘的新路径；这只是为三星堆研究去增加新观察、新方法，而非替代考古界对三星堆古史原有认识与已获得的考古学成果。
新钥匙对本书是技术支撑，已获三星堆的众多新发现；新钥匙对于读者是一种资源，请你共享与开发。
跳出传统观念或文化范畴，有利实现考古创新；三星堆文学考古立意，就此产生。但同时因本书文物考古中，在研究三星堆地名时缺乏“对三星堆遗址区进行航拍三维影像实录”等技术支撑，不利深入研究……
我们真诚期待：三星堆考古成果能与三星堆文学考古相结合，更好地落实“让文物活动起来”的措施。
面对三星堆考古线索千头万绪，努力用天文历法新钥匙开启一把锁，也许就有精彩的画面放映出来……
本书新意虽浓，笔者却才疏学浅，错漏是难免的。愿秉承科学领域无信不立，贵在求真；欢迎赐教。
2019年8月28日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遗址三处天文古名已辨识，若不拾遗启用，就有口惠而实不至之嫌；
三星堆遗址地名有天文历法科技，优秀传统文化，需保持名从主人一贯性。

三星堆天文古国

广汉三堆著名黄土存在于“雒城”，其“雒≈傩”，源于巫术与天文有关的“五行傩祭”；这是古蜀制定10月太阳历，“以五行、拟五季”的根据（三星堆北面古羌与南面古夷，都有10月太阳历的历法，三星堆更有大量同类文物却密而不宣）。此地鱼凫王朝有“三星”的信仰，很可能仅属外在表象；其根本，是古蜀人根据传统的星斗崇拜文化，对原创有“三种太阳历”而予褒扬和传世纪念。

三星堆天文古国

广汉三堆著名黄土存在于“雒城”，其“雒≈傩”，源于巫术与天文有关的“五行傩祭”；这是古蜀制定10月太阳历，“以五行、拟五季”的根据（三星堆北面古羌与南面古夷，都有10月太阳历的历法，三星堆更有大量同类文物却密而不宣）。此地鱼凫王朝有“三星”的信仰，很可能仅属外在表象；其根本，是古蜀人根据传统的星斗崇拜文化，对原创有“三种太阳历”而予褒扬和传世纪念。

三星堆天文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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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探密三星堆
链接：https://www.mala.cn/thread-16141937-1-1.html
来源：麻辣社区  - 四川第一网络社区

  现向三星堆博物馆及中国考古界和国家文物局等，报告由我们创新称谓三星堆美名之“三星堆天文古国”新词语及其部分论述摘要：
此创新，是针对三星堆物馆馆藏文物和能反映三星堆文化的文物群、予以《三星堆天文古国原创“三星堆数字和三星堆太阳历”》天文专题系列的考古研究；循“探密三星堆古天文特色”思路，进入“学科学、用科学与发展科学”的新境界，特提出“对三星堆专题文物群进行天文考古的科学假说之‘三星堆说’”，即亮相能天文解密三星堆的新钥匙。
    世界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老先生指出：一种假说被大家广泛接受，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它的理论体系必须是自洽的，即它必须自圆其说，不自相矛盾的。第二，它必须对已有的发现能够准确地描述，即这种假说能自圆其说，并且是符合现有的科学实践的。第三，根据这种假说能够得出一些推论和预言，而这些预言能够被将来的实验和观测所验证。当越来越多的推论和预言得到验证时，这一科学假说就得到科学家的广泛接受，而这一科学假说也就被称为科学理论了。
    我们实践这一假说的自洽性，即首先要求其推论须自相一致的。简单地说，就是按照自身逻辑推演的话，可以证明自己至少不是矛盾或者错误的，这就是简单的自洽性。科学研究本身就是遵循自洽性的，建立于客观基础上；反之则建立于主观之上，最终归属不可证伪与证明。一个不能够满足自洽性的理论、方法或假说，皆显然将是不攻自破的。
    目前，我们重点研究已知三星堆中以青铜文物为主要对象，以玉器文物为次要对象所研究的专题文物群。在试分析各类文物蕴涵的解读中，基本收获是一路绿灯，已享受到破解一个个三星堆文物之秘后的持续喜悦；并积极摘要公布，让创新知识早日与社会共享。

三星堆天文古国

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三星堆博物馆似乎未认真解释此地的“三星”是何物？情为何堪？名不正，言不顺？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遗址或三星堆博物馆的保护，就是要保护这里在夏商时期繁荣的鱼凫古国依靠将原有的渔猎发展为农耕的种植业，是得益鱼凫蜀人在此上千年连续创编出13月太阳历、18月太阳历和10月太阳历，从而有效指导其农业由旱地作业发展为水田作业，方改食用禾（粟、小米）、麦（小麦）、黍（大黄米）为主，为以水稻种植的进步；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社会需求，方有了三星堆古国的繁荣富强，有了大量的青铜文物传承于世——这些辉煌，是建立在古蜀人原创了系列天文历法的先进资源，既留存在三星堆核心区的古老地名本身就是天文地名【三星乡或三星村的“星”、中兴（星——声近义通）乡、南兴（星——声近义通）】……这些“星”，正是三种“中星（日中星，即观测正午上中天的太阳；昏中星，观测黄昏后的北斗星；夜半中星，观察半夜星上中天的‘12星次‘或‘28宿’）”。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界未重视三星堆遗址与博物馆均大量存在着三星天文古国的天文资源；可是，这里的遗址名称本身，就有“星”、就有三堆著名黄土形成“三星堆”。而三星堆青铜神树的龙身后肢伸出“像人的胳膊与人的巴掌”图案——其手的中心、分解出“三颗星星”，这就是在夏商此地就有的“三星‘天文标记’”！为何不能被重视？
原因，疑是中国考古界忘记看此地的地名？早就寓意有重大天文资源，却久久不发掘？
现在，将祭祀器物掩埋坑的8个坑位’以鸟瞰图方式，得出下图“略像北斗七星、更像‘不完整的’、属第三种类型的‘北斗九星”。
初步小结：三星堆遗址出现“北斗九星”的祭祀器物掩埋坑群体，足以证明这属天文！
三星堆博物馆还能以“天文考古研究，已经超出我馆学术研究领域……”视而不见吗？

三星堆天文古国

请学习：
文史双馨、学贯中西：记考古学家童恩正
李水城 大众考古 昨天（2021年5月23日）

三星堆天文古国

重复前文，即摘要：鱼凫蜀人在此上千年连续创编出13月太阳历、18月太阳历和10月太阳历，从而有效指导其农业由旱地作业发展为水田作业，方改食用禾（粟、小米）、麦（小麦）、黍（大黄米）为主，为以水稻种植的进步；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社会需求，方有了三星堆古国的繁荣富强，有了大量的青铜文物传承于世——
形成这些辉煌，是因鱼凫人创制的三种太阳历为古蜀提供了“农事与农时相结合”的参考，对种植业有利！即有利于实现“农业兴国”的简单举措——现在看来，似乎就这么简单！而在三千多年前，却必然是伟大的创举！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考古①｜34家科研单位共寻古蜀之谜
川观新闻SCOL发布时间: 03-20
34年前，为了与烧砖取土的广汉村民抢时间，考古人员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争分夺秒完成了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发掘。老照片里，为免压坏文物，派体重更轻的女队员下坑清理；青铜大立人出土时，只能多人合作一起人肉抱出坑外。

34年后，三星堆祭祀区重启对新发现的3号坑至6号坑的发掘，再也不是当年夜以继日的紧张和小米加步枪的困窘。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预案层层审批完善、各种高科技设备充实发掘到研究环节，全国34家科研单位集体攻关……

“这不像是考古，更像是一次多兵种集团作战。”业内专家点赞。3月21日，记者走进考古发掘现场，感受这次即使在全世界也并不多见的世纪考古大发掘——


3月中旬，4号祭祀坑的象牙在发掘5个月后全部露出泥土之外。为免象牙脱水加速损坏，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在象牙上铺上湿毛巾、裹上了保鲜膜。参与工作的除了主持本次发掘的省考古院工作人员，还有来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保人员。为他们进行技术指导的，是全国著名文保专家、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吴顺清；在5号坑发现的金面具，来自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专门飞赴广汉指导研究修复；对丝织物残留的寻找，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周旸提前到四川培训考古人员……

一次重大的考古发掘，无论是发掘环节、文物保护以及后续研究，都是考古人员珍贵的学术材料。三星堆祭祀区重启发掘全国考古界瞩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却选择了开门搞研究，邀请全国33家学术机构深度参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课题研究。高科技助力，多兵种集体作战，完成了一次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发掘的积极探索。

冉宏林介绍，这次考古发掘工作邀请了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相关高校的团队前往助阵。专家咨询团队数十人，国内考古界大佬李伯谦、王巍、陈星灿、王仁湘等将在发掘至研究等诸多领域提供宝贵建议。课题研究，包括了公众关心的祭祀坑性质、三星堆青铜铸造技术等诸多方面。

有意思的是，获邀参与集体攻关的甚至还包括了消防战线的研究团队。这是因为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文物有明显被火烧过的痕迹。消防科研团队可以根据出土文物顺藤摸瓜，研究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究竟是在坑内将文物焚毁还是在坑外点火，当年究竟有多高的温度才能让不怕火炼的真金也溶化成一团。


“据我了解，这种多兵种集团作战，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新创，是里程碑式的探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年曾主持发掘过一、二号祭祀坑的领队陈显丹感叹。

据了解，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才刚刚开始。三星堆时期的农业生产体系和手工业生产体系究竟如何？为何能够支撑起一次又一次奢华的祭祀？精美的金面、青铜和玉器的原料究竟源自何处，如何运输到三星堆？古蜀国究竟有没有文字？凡此种种，都将成为整个科研团队追寻的目标，都有望在未来一一得到解答。

一场基于学术研究的考古发掘，正在带领我们重新认识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它曾经的生机与灿烂，它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答案正在揭晓。

三星堆天文古国

23家高校、科研机构将共同探索三星堆遗址“古蜀密码”
中国新闻网发布时间:   202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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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广汉5月25日电 (记者 岳依桐)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集中签约仪式25日下午在四川广汉举行，22家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签订科研合作协议。

据介绍，未来相关单位将继续在环境考古、科技测年、象牙DNA测定、象牙与贝壳来源研究、青铜器科学研究、冶金考古等多个方面进行攻关，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及信息化手段，提高考古发现和分析检测能力，科学有序做好三星堆下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工作，以新的考古成果丰富三星堆文化的内容，深入阐释展示好古蜀文明内涵，彰显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独特魅力。


图为集中签约仪式现场。　岳依桐 摄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告诉记者，通过多学科综合的方式，能促进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多学科研究能够提供更多信息和资料，有助于推进三星堆遗址社会考古、聚落考古等领域的研究持续深入。”

“在一次考古工作中，这么多家单位同时联合开展多学科研究，这在中国尚属首次。”冉宏林表示，希望此次集中签约能够为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做出有益借鉴。“尤其希望能够探索出一种大遗址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和展示利用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四川省副省长罗强致辞表示，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和科研各参与方，要充分利用新出土文物以及隐藏在祭祀坑里的历史信息，增强课题意识，扩展学术视野，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三星堆文化纳入整个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中华文明发展史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这个总板块去研究，立足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探索考古学解决重大问题的范式。

罗强指出，多机构多学科聚力，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期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集中签约仪式为交流经验、共促发展夯实了合作基础；为三星堆下一阶段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以及进一步认识古蜀文明内涵开了个好局。

签约仪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大学等23家高校、科研机构的相关专家结合各自合作领域，分别就三星堆遗址考古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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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三星堆天文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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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家高校、科研机构将共同探索三星堆遗址“古蜀密码”
中国新闻网发布时间:   202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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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广汉5月25日电 (记者 岳依桐)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集中签约仪式25日下午在四川广汉举行，22家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签订科研合作协议。

据介绍，未来相关单位将继续在环境考古、科技测年、象牙DNA测定、象牙与贝壳来源研究、青铜器科学研究、冶金考古等多个方面进行攻关，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及信息化手段，提高考古发现和分析检测能力，科学有序做好三星堆下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工作，以新的考古成果丰富三星堆文化的内容，深入阐释展示好古蜀文明内涵，彰显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独特魅力。


图为集中签约仪式现场。　岳依桐 摄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告诉记者，通过多学科综合的方式，能促进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多学科研究能够提供更多信息和资料，有助于推进三星堆遗址社会考古、聚落考古等领域的研究持续深入。”

“在一次考古工作中，这么多家单位同时联合开展多学科研究，这在中国尚属首次。”冉宏林表示，希望此次集中签约能够为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做出有益借鉴。“尤其希望能够探索出一种大遗址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和展示利用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四川省副省长罗强致辞表示，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和科研各参与方，要充分利用新出土文物以及隐藏在祭祀坑里的历史信息，增强课题意识，扩展学术视野，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三星堆文化纳入整个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中华文明发展史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这个总板块去研究，立足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探索考古学解决重大问题的范式。

罗强指出，多机构多学科聚力，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期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集中签约仪式为交流经验、共促发展夯实了合作基础；为三星堆下一阶段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以及进一步认识古蜀文明内涵开了个好局。

签约仪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大学等23家高校、科研机构的相关专家结合各自合作领域，分别就三星堆遗址考古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中新网广汉2021年5月25日电 (记者 岳依桐)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集中签约仪式25日下午在四川广汉举行，22家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签订科研合作协议。

据介绍，未来相关单位将继续在环境考古、科技测年、象牙DNA测定、象牙与贝壳来源研究、青铜器科学研究、冶金考古等多个方面进行攻关，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及信息化手段，提高考古发现和分析检测能力，科学有序做好三星堆下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工作，以新的考古成果丰富三星堆文化的内容，深入阐释展示好古蜀文明内涵，彰显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