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赵蕤 《长短经》全文（原文）68楼后有全部注释译文

我是玉龙人

难必二八



　　万事都无定准，所以不可依赖。即使是忠臣孝子，也不能依赖君主和父母，因为你的忠诚和孝顺并不一定能被对方理解。即使对方很贤明也靠不住，如尧、舜、商汤、周武王、周公旦哪一个不是公认的圣人呢？但伐君，囚父，抛弃爱子，杀掉哥哥的事就是他们干出来的。要求福佑，还得靠自己。

　　【经文】[夫忠为事君之首，而龙逢斩、比干诛；孝称德行之先，孝已忧而曾参泣。

　　遇好文之主，贾谊被谪于长沙；当用武之时，李广无封侯之爵。又曰：“意合，异类生爱；意不合，至亲交兵。]【译文】[忠诚，是臣子侍奉君主的首要的道德标准，可是忠于夏桀的关龙逢却被杀害，忠于商纣的比干也被剖心。对父母行孝道，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行最重要的标准，可是殷高宗的儿子孝已尽管事父至孝，还是耽心后母的谗害。

　　曾参是有名的孝子，可还是因得不到母亲信任而悲泣。生逢爱好文学的汉文帝之时，以文著称的贾谊却被流贬到长沙；正当抗击匈奴的用武之时，英勇善战的李广却终生未得封侯。所以，又有这样的说法：意气相投，本不属同类的人之间也会产生友爱；心思不合，最亲近的父子兄弟也会刀兵相见。]【经文】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沉于江，苌弘死于蜀，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凡人亲莫不欲其予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已忧而曾参悲。

　　此难必者也。何以言之？[语曰：羿关弧则越人之行自若，弱于关弧则慈母入室闭户。故可必则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则慈母逃弱子也。]魏文侯问狐卷子曰：“父子、君臣之贤足恃乎？”对曰：“不足恃也。何者？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子贤不过舜而瞽叟拘；兄贤不过舜而象傲；弟贤不过周公而管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理，亦从身始，人何可恃乎！”

　　汉时，梁孝王藏匿羊胜、公孙诡，韩安国泣说梁孝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临江王，景帝太子也。]孝王曰：“弗如也。”安国曰：“夫太上、临江，亲父之间，然而高帝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终不得制事，居栎阳。临江王，嫡长太子也，以言过废王临江。[景尝属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逊，由是废太子，栗姬忧死也。]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终不以私害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今大王列在诸侯，悦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挠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王。太后日夜泣涕，幸大王自改，大王终不觉悟。又如太后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孝王出羊胜等。[景帝弟梁孝王用羊胜、公孙诡之计，求为汉太子，恐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袁盎。帝闻诡、胜计，遣使十辈，举国大索，捕诡、胜不得。内史韩安国闻诡、胜匿孝王所，入见王，说之。王出诡、胜，诡、胜自杀。]由是观之，安在其可必哉？语曰：“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又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绝。”此言财色不可必也。墨子曰：“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黄石公曰：“王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民叛。”此言臣子不可必也。《诗》云：“自求伊佑。”有旨哉！有旨哉！

　　【译文】做为君主，没有不希望他的臣子是忠诚的，可是臣子忠诚未必能获得信任，所以忠于吴王阖阎的伍子胥却被沉人钱塘江，苌弘忠于周灵王，却被流放蜀地，刳肠而死，其血藏之三年，化为碧玉。凡是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儿子孝顺的，然而孝子却未必获得父母的喜爱，所以孝己尽管对父亲殷高宗非常孝敬，却由于后母的谗害而忧虑，曾参对父母非常孝敬，却不被父母喜爱而悲泣。这就是事物难以有定准的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有这样的一句古语：后羿张弓欲射，越国之人谈笑自若的与别人说起这件事，但假如是被母亲疼爱的小儿子弯弓欲射母亲，那么老母亲就会躲迸屋子里，关起门户。

　　所以说，如果有定准，越人可以不怀疑后羿；无定准，慈母也会逃避自己的儿子。]魏文侯问狐卷子说：“父子、君臣之间，可以依赖对方的贤德吗？”

　　狐卷子回答说：“不可以。为什么呢？父亲贤德，大约比不过尧了，可是尧的儿子丹朱却被尧放逐；儿子贤德，谁也比不上舜，可是舜的父亲瞥叟却把他囚拘起来；哥哥贤德，谁也比不上舜，可是舜的弟弟象却傲慢无礼；弟弟贤德，谁也比不过周公，可是周公的哥哥管公、蔡公却被周公杀掉；臣子贤德，谁也比不上商汤和周武王，可是夏桀、商纣这两位君主正是被商汤和周武王这两位臣子伐灭的。所以盼望别人时，人偏偏不来；依赖别人是不可能长久的。你要治理天下，就得从依赖自身开始，别人又怎么能依赖呢？”

　　汉代，梁孝王把朝廷通缉的罪犯羊胜、公孙诡窝藏在自己的王宫里，内史韩安国哭泣着劝说梁孝王道：“大王你自己忖度，和当今皇帝的关系与当年太上皇与高祖皇帝的关系以及当今皇帝与临江王的关系相比，哪种关系更亲呢？”[临江王是景帝太子。]梁孝王说：“我与当今皇帝的关系是兄弟关系，所以比不上太上皇与高祖皇帝以及当今皇帝与临江王的父子关系。”韩安国说：“太上皇与高祖皇帝，当今皇帝与临江王，是亲父子关系，然而高祖皇帝却说，手提三尺宝剑，夺取了天下的是我，所以太上皇最终不能当朝治理天下，只能闲住在栋阳（今陕西临潼）的宫殿里；临江王是当今皇帝的嫡亲长子，由于说话不谨慎[景帝曾经对他的嫔妃们说：“太子亲母栗姬出言不逊，我就废掉了太子。”栗姬因此忧伤而死]，就是由于宫廷内部的家事而在中尉府中自杀。为什么这样？治理天下的君主，不因家事妨害天下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才有这样的古语：虽有亲父，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凶残的猛虎？

　　虽有亲哥哥，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凶残的豺狼？如今大王你位列诸侯上，喜欢听好佞之臣不负责任的话，冒犯皇帝，违背法度。当今皇帝因为你有太后宠爱的缘故，不忍心动用法律手段制裁你。而太后日夜哭泣，盼望你能自我悔过，可是你却毫不觉悟。假如有一天太后逝世，你又能依赖谁呢？”话还没有说完，梁孝王便把羊胜等人交了出来。[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听从羊胜、公孙诡的计谋，想当汉太子，恐怕汉朝的大臣们不同意，便暗中派人刺杀汉朝掌握大权的重臣袁盎。景帝知道了公孙诡、羊胜的阴谋，派了十个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搜捕，未能捕获。内史韩安国听说诡、胜躲藏在梁孝王的王宫里，便进见梁孝王，劝说他。梁孝王交出公孙诡、羊胜，两人因而自杀。]由此看来，事情哪里有个定准而可依赖呢？有这样一句古话说：“因为权势和利益的需要而结合的，一旦失去了权势和利益，交情随之疏远；靠美丽的容貌侍奉别人的，一旦容貌衰退，宠爱随之断绝。这就是说钱财和美色由于没定准而不可依赖。墨子说：“尽管父亲很慈爱，但他决不会疼爱没用的儿子。”黄石公说：“国王不能没有仁德，没有仁德，臣民就会叛离。”

　　这是说臣下和子女不可依赖。《诗经》上说：“求自己保佑自己吧！”真值得品味啊！

　　【按语】有这样一个禅宗故事：某学人向一位高僧求教：“众生有难念观世音，观世音有难念什么？”高僧答：“念观世音。”学人不解：“他自己就是观世音，为什么还念观世音？”高僧答：“求人不如求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依赖别人，任何成功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大到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小至谋求一个满意的职业，莫不如此。

　　改革开放，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固然对加速我国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但要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归根结底还要靠中国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有权有势的人为子女谋个好位置自然不费吹灰之力，但却不能使子女有出息。一旦失去靠山，子女恐怕连个自我生存的能力都没有。固此无论做什么，都要牢牢竖立这样一个信念：求人不如求己。

我是玉龙人

运命二九



　　命运到底有还是没有？作者在这里引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有，有的认为无。似乎作者也是矛盾的。但总的倾向看，作者认为善恶有报是正理，善恶不报是偶然。但报应并不取决于天地鬼神，而取决个人的所作所为。祖先行善，后代得福；祖先做恶，后代受报。劝人行善积德总还是值得肯定的。

　　【经文】[《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夫人之受生，貌异音殊，苦乐愚智，尊卑寿夭，无非三世业理使之然。]【译文】［《易经》上说：“人的精神元气是实有之物，所谓游魂是精神的变现。”

　　人自受命为人，相貌各异，声音不同，苦乐不均，愚智悬珠，或尊贵或卑贱，或长寿或短命。这都是三世所作之业决定的啊！]【经文】夫天道性命，圣人所希言也。虽有其旨，难得而详。然校之古今，错综其纪，乘乎三势，亦可以仿佛其略。何以言之？荀悦云：“凡三光、精气变异，此皆阴阳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政失于此，而变现于彼，不其然乎？”

　　[文王问太公曰：“夫人主动作举事，有祸殃之应，鬼神之福无？”太公曰：“有之。人主好重赋敛，大宫室，则人多病瘟，霜露杀五谷；人主好田猎，不避时禁，则岁多大风，禾谷不实；人主好破坏名山，壅塞大川，决通名水，则岁多大水伤人，五谷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则日月薄蚀不息，太白失行。”文王曰：“诚哉！”]今称《洪范》，咎德则有尧、汤水旱之灾。消灾复异，则有周宣：云汉宁莫我听！《易》称：积善余庆，则有颜、冉短折之凶。善恶之报，类变万端，不可齐一，敌视听者惑焉。

　　[《太史公书》称：“天道无亲，尝与善人。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回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早夭。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余其惑焉。

　　尝试言之：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又曰“幸而免”

　　者，夫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比皆性命三势之理也。［昔虢太子死，扁鹊治而生之，扁鹊曰：“我非能生死人者，我能治可生者耳。”然不遇扁鹊，亦不生耳。若夫膏育之病，虽医和不能治矣。故曰：死生有命，其正理也。此荀悦论性命三势之理也。

　　杨子《法言》云：或问：“寿可益乎？”曰：“德。”或问曰：“回、牛之行德矣，何不益也？”曰“德故尔。如回之残，牛之贼，焉得寿？”曰：“残贼或寿。”曰：“彼妄也，君子不妄也。”］【译文】天道、性、命等问题，孔子很少谈论它们。孔子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但他也很难说得清楚具体。然而考察古往今来错综复杂的记载，凭借“三势”，也可以获知个大概。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汉末史学家苟悦曾说：“凡日、月、星辰与精气的变异，这都是阴阳之气的精华。它的根原本是在地，向上生发而达于天。国家政治有所缺失，就会在大地间显现出异变，难道不是这样吗？

　　[周文王曾问姜太公：“君主做什么事情，有灾祸的应验和鬼神的福佑吗？”太公回答说：“有这种事。君主加重对人民的赋税盘剥，为扩大宫殿而大兴土木，那么就会有疾病流行，霜露就会冻死五谷；君主好大规模地狩猎，而且不管农时，那么这种年份就会多刮大风，庄稼籽粒就不饱满；君主好破坏名山，堵塞大河，决通名水，那么这种年份就会有水灾伤人，庄稼长不茂盛；君主好打仗，战争没完没了，就会出现日蚀、月蚀，金星运行也会失去轨度。”文王说：“的确是这样啊。”］现在人们往往说到《尚书·洪范》篇，讲到恶行之验，就有帝尧和商汤时水旱之灾。消灾时却又与此不同，周宣王祈求降雨，夜望银河，慨叹：“银河听不到我的祷告。”《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可是孔子的弟子颜回、冉伯牛就短寿而死。善恶的报应千变万化，无法用统一的规律去考察，所以无论是自己观察和听别人讲的都感到迷惑不解。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人说天道不分亲疏，总是保佑好人。孔子七十二弟子中，孔子单单推崇颜回好学。可是颜回多次陷入穷困境地，以至糟糠都填不饱肚子，而且早早就短命而死。天之回报好人又怎么样呢？盗跖每天都滥杀无辜，甚至吃人肉，肆意暴虐，为所欲为，聚集同伙有几千人，横行天下，竟然高寿而死。这又是遵循的什么规律呢？我真是糊涂了。］对此，我看是否可以这样讲：孔子曾说“死生有命”，还说“不得其死”，又说“可以侥幸获免”。这是什么意思呢？“死生有命”是正理；“不得其死”是本不该死却死了；“侥幸获免”是本该死却没有死，这都是性命的三种态势。［过去虢太子死了，又被扁鹊救活了。扁鹊说：“我并不能把死人治活，我只能治活那些可以活的人。”然而假如虢太子不遇上扁鹊，也是治不活的。假如病人膏育，就是象医和那样的神医也是治不活的。所以说，“死生有命”是正理。“不得其死”和“侥幸获免”是偶然。这就是荀悦所说的性命的三种态势的道理。杨雄在《法言》中说：有人问：“人的寿命可以延长吗？”杨雄回答：“有道德的人，寿命可以延长。”又问：“颜回、冉伯牛的品德很高尚了，为什么寿命不能延长呢？”杨雄回答说：“他们的品德生来如此。假若颜回不仁，冉伯牛不义，连那样的岁数也活不到，又怎么能延长寿命呢？”又问：“可是不仁不义的人也有长寿的。”杨雄回答：“那是因为他们虚妄，可君子却不会虚妄啊！”]【经文】推此以及教化，亦如之。人有不教化而自成者，有待教化而后成者，有虽加教化而终不成者。故上智与下愚不移，至于中人则可上可下。[议曰：《傅》云：“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之以祸。”此可上可下者。］推此以及天道，则亦如之。

　　灾祥之应，无以疑焉。故尧汤水旱，天数也。[议曰：夫阴静阳动，天回地游太一，算周成百六之厄，太岁数极为一元之灾，必然之符。不可移也。

　　故《傅》曰：“美恶周必复。”又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言必定也。

　　故曰天数。”汉时公孙弘则不然，以为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余烈。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观公孙弘所言，以为德感水旱，非天数也。一家之谈，非为正论。］《洪范》咎征，人事也。［议曰：《传》曰：“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谓立事以应休咎，故曰人事。]鲁僖淫雨，可救之应也。周室旱甚，难变之势也。[议曰：孔子曰：“祭如在。”言祭法在精诚也。语曰：“应天以实，不以文言。”天不以伪动也。

　　《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古语曰：“土性胜水，掬壤不可以塞河；金性胜木，寸刃不可以残林。”《传）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此言善少不可以感物也。今雩祭是同而感应异者，或为仁甚少，而求福甚多。或徒设空文，精诚不至。故不同也。］颜冉之凶，性命之本也。[议曰：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

　　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厌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奕厌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厌之怨实彰，将于是乎？”在后九年，晋灭栾氏。由是厌虽汰虐，以其父武子之德，身受其福。盈虽贤智，以其父厌之汰虐，遂遇于祸。然则祸之与福，不在我之贤虐矣。

　　范晔曰：“陈平多阴谋，而知其后必废。邴吉有阴德，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其子孙。终孙掌失侯而邴昌绍国，虽有不类，不可致诘矣。其大致归于有德矣。袁安窦氏之间，乃精帝室。引义推正，可谓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狱，未尝鞫人于脏罪。其仁心足覃乎后昆。子孙之盛，不亦宜乎？”

　　由是观之，夫陈平、邴吉及袁安之后衰与盛，乃在先人之德，又不在吾之得失矣。虞南曰：“夫释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与夫仁义礼智信又何殊哉？盖以所修为因，其果为报。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焉，果亦随灭。”是以鬷明丑于貌而慧于心。赵壹高于才而下于位，罗裒富而无义，原宪贫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悬绝。兴丧得失，咸必由之。

　　由是言之，夫行己不周则诸福不备。故吉凶祸福不得齐也。故世人有操行不轨而富贵者矣，有积仁洁行而凶夭者矣。今下士庸夫，见比干之剖心，以为忠贞不足为也；闻偃王之亡，以为仁义不足法也。不亦过乎？］【译文】把这个道理，加以类推到教育导百姓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人有不待教育化导而自然成为良善的人的；有必经教育化导才能成为良善之人的；也有虽经教育化导，却最终不能成为良善之人的。所以孔子才说唯有上智和下愚两种人是不能改变的，而普通人则是既可经教育化导而向善，也可能因化导的错误而向恶。[《左传》上说：“能向善的人不断积累，必然得到福佑；不能向善的必然走向败亡而取祸。”这就是可以向上为善，也可向下为恶的意思。]把这个道理加以类推，引到天道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

　　灾害和吉祥的报应，是不应怀疑的。帝尧和商汤时的水旱灾害，可以说是自然规律。[阴阳之气影响天地的运动，在宇宙中运转一周是三百六十度，这叫一周天。一周天中总会有灾厄的。计算一周天时，以木星为准则，所以木星称太岁。而由于每一周天都会遇到灾厄，所以把它称之为一元之灾，太岁也就成了灾星。其实它乃是必然的规律，无法改变的。所以称作天数，即自然规律。《左传》上说：“善也好，恶也好，吉祥也好，灾厄也好，是周而复始的。”又说：“天灾流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有的，是必然规律，所以才叫天数。”汉代公孙弘则不这样认为。他说：“尧的时代遭受洪水，让禹来治水，没听说禹为天子的时代有洪水。至于商汤时的旱灾，乃是夏桀作恶的余波。所以夏桀、商纣做恶多端，必然要受天道惩罚，夏禹和商汤积德行善，才得以统治天下。由此看来，天对人并无偏私，顺应大意的天下便太平，逆天行事的就会天灾流行，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之间的关系的根本。”考察公孙弘讲的道理，是认为人的德行与水旱之灾是天人感应的关系，并不是必然规律。这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正论。]《洪范》所说的行恶必报之验，指的是人事。[《左传》说：“祸福没有固定的走向。是祸是福，都是自己招来的。”也就是说，怎样为人处事，也就会有怎样的命运。所以说命运在于人事。］鲁僖公时，阴雨连绵经祈祷而止，说明灾害可救的得到了应验；周宣王时的大旱祈祷无效，说明那灾难本来是难以改变的。［孔子说：“祭祀神灵的时候，就好象神灵就在面前一样。”是讲祭祀的根本在于诚心诚意。古语说：“对天应该有诚实的态度，不应使用经过文饰的空话。”是说天不会被虚情假意所感动。《易经》上说：“善行不逐渐积累，不会成就你的好名声。”

　　古语还说：“土能治水，但是用手捧起一把土，是不能堵住黄河的决口的；铁能锯断树木，可是用一寸之铁却无法毁灭森林。”《左传》上说：“小恩小惠，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神灵也不会降福给他。”这都是讲善行太少，感动不了别人。现在祈祷虽然相同，得到的感应却不同，原因就在于或是为仁很少可是希求神的降福却太多；或是只讲一些华丽好听的空话而内心并不诚恳啊！

　　颜回、冉伯牛的短命，那是性命之理的根本所在。［过去秦王曾问士鞅：“晋国的六家大夫哪一家会最先灭亡？”士鞅说：“那一定是栾氏要最先灭亡啦。”秦王说：“是不是因为栾氏太横暴了？”士鞅说：“是的。栾厌横暴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还可能侥幸逃过这一命运，要亡大约亡在他儿子栾盈的手里。”秦王问：“此话怎讲？”士鞅说：“栾武子的德政，对于晋国人民来说，就象周朝人怀念召公一样。由于怀念召公，连召公拴过马、乘过凉的棠树都精心保护，何况是他的儿子呢！栾厌死后，他的儿子栾盈的善德并未能及于百姓，他祖父栾武子的恩德又早不存在了，可对他父亲栾厌的怨恨却一天比一大强烈，所以栾氏的灭亡将在这个时候吧。”在这次对话后九年，晋国灭掉了栾氏。由此看来，栾厌虽然横暴，但他父亲栾武子的恩德，老百姓还记在心里，因而他身受其福。栾盈虽有贤德，但由于有栾厌这样的父亲，所以终于遇祸。可见，是祸是福不在自身是否有贤德或暴虐，还要看他的上一代行善还是作恶。

　　范晔曾说：“陈平多阴谋，自知后代必然被废灭；邴吉多积阴德，夏候胜认为他的子孙必然有封侯的希望。果然到了他孙子陈掌，陈家失去了爵位；而邴吉家族到了邴昌这一代，却被封为列侯。虽然报应也有不象这样明显的，但那就难以推究请楚了。大体说来，报应还在于有德与否。袁安处在外戚窦宪家族专权的时代，却不依附窦氏，而是忠于皇室。引用道义，推求正理，可以称得上是忠臣中名声显赫的人物了。他审理楚王刘英叛乱一案时，未曾严刑逼供，陷人以罪，而是设法鉴别无辜，平反冤案。他的仁爱之心足以延及他的后代。他的子孙兴盛，不是应该的吗？”

　　由此看来，陈平、邴吉以及袁安后代的兴盛与衰败，乃决定于祖先的德行如何。虞世南说：“佛教教义中有布施财物、遵守戒律。忍辱负重，勇往直前、坐禅守定、菩提智慧等六度菩萨行，这与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有什么不用呢？大略说来，是以修持为因，其果是回报人的修待。人在修持此六度菩萨行时，往往不能完满。其中缺失一项，果报也随之而消失。”所以，鬷明外貌丑陋但内心聪明，赵壹才能高而地位低，罗裒虽富但无义，原宪贫穷但有道德。他们的不同是如此悬殊。品行不完善，那么就不会有完全的福报。

　　说吉、凶、祸、福不能完满。因此世上就有了操行不轨反而富贵的，有积累仁德、品质高洁反而短命的。现在有些识见不高的平庸之辈，看到比干被剖了心，就认为忠贞的事不值得去做。看到徐偃王亡了国，就认为仁义之道不值得去效法。这不太过分了吗？］【经文】《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弄也。“兼三才而两之。”言其同也。故天地之道，有同有异。据其所以异而责其所以同，斯则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则取弊矣。迟速、深浅，变化错乎其中，是故参差难得而均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

　　［议曰：孙卿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理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惑，则天不能祸；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若星坠、木鸣，天地之变，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唯人妖，乃可畏也。何者？政险失人，田荒稼恶，米贵人饥，道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也。

　　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也。礼义不修，外内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日至，夫是之谓人妖也。三者错乱，无安国矣。”其说甚迩，其灾其惨。《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墨翟曰：“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助劝。若此则乱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理之；纣之所乱，武王理之。

　　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变政而人易教。则安危治乱存上之发政也。岂可为有命哉？”

　　昔梁惠王问缭曰：“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曰：“不然。黄帝所为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

　　世之所谓刑德者，天官、时日、阴阳向背者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域于此，从其东西攻之不能取，从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岂不得顺时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高池深，兵战备矣，谋而守之。

　　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天宫之阵，曰背水阵者，为绝军；向坂阵者，为废军。武王之伐纣也，背漳水，向山之坂，以万二千击纣之亿有八万，断纣头，悬之白旗。纣岂不得天宫之阵哉？然而不胜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黄帝曰：‘先稽己智者，谓之天子。’以是观之，人事而已按，孙卿、墨翟、尉缭之说，言吉凶祸福在于人矣。周公戒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惧，不敢荒宁，享国七十年。其在高宗，喜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享国五十九年。其在祖甲，爱知小人之衣食，能保惠于庶人，弗侮鳏寡，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佚，惟耽乐之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呜呼！嗣王其鉴于兹。”

　　《史记·陈世家》曰；“陈，舜后也。周武王封之陈。太史公云：舜之德，至矣。禅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氏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又《南越传》云：“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继于人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尝为君主，勾践一称伯。盖禹之烈也。”又曰：“郑桓公友者，周厉王之少子也。幽王以为司徒，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周衰，何国兴？’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氏，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武王封虞叔于唐，其地险阻，以此有德。若周衰，必并兴矣。”

　　按，周公、马迁，太史伯之谈，言兴亡、长短必于德矣。此略言其本而不语其详。尝试论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皇灵虽阴骘下人，定于冥兆。然兴亡、长短，以德为准。若德循于曩，则命定于今。

　　然则今之定命，皆曩之德也，明矣。夫命之在德，则吉凶祸福不由天也。命定于今则贤圣、鬼神不能移也。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此运命之至矣。］《易》曰：“穷理尽性以致于命。”此之谓也。

　　［议曰：夫吉凶有人，兴亡在德。稽于前载，其在德必矣。今论者以尧舜无嗣，以为在命，此谬矣。何者？夫佐命功臣，必有兴者，若使传子，则功臣之德废。何以言之？昔郑桓公问太史伯曰：“周衰，何国兴？”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子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赢姓，伯翳之后，伯翳佐舜怀柔有物。若周衰，必并兴矣。”是以班固《典引》云：“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复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由此言之，安在其无嗣哉！又曰：“楚师屠汉卒，濉水梗其流；秦人坑赵士，沸腾若雷震。虽游、夏之英才，伊、颜之殆庶焉，孰能抗之哉！”此其弊也。

　　对曰：宋景公之时，萤惑在心。公惧，问子韦，子韦曰：“心者、宋野也，祸当在君。虽然，可移于人。”据此言，则君有祸，人当受之。若当君厄舍之时则生人涂炭。虽伊、颜、游、夏何所抗哉？故庄子曰：“当尧舜，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此之谓也。

　　又曰：“彼戎狄者，人面兽心，晏安鸩毒，以诛杀为道德，蒸报为仁义。

　　自金行不竞，天地板荡，遂覆洛，倾五都。呜呼，福善祸淫，徒虚言耳。”

　　据此论，以戎狄内侵，便谓由命，此所谓不量于德者也。何则？昔秦穆公问戎人由余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理乎？”由余笑曰：“乃中国所以乱也。夫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亦先之，仅可小理。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盛以责督于下，下疲极，则以仁又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杀，至于灭宗，皆此类也。夫戎狄则不然，上舍淳德以遇于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夫戎狄之德有如此者。”今晋之兴也，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际日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其倾覆屠脍非主于诛杀也，风俗淫僻，廉耻并失。先时而昏，任情而动，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其淫乱凶逆，非止于蒸报也。”

　　由是观之，晋家之德，安胜于匈奴哉！今见戎狄乱华，便以为在命不在德，是何言之过欤！]【译文】《易经》上说：”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这是讲道的不同。又说：“兼天、地、人三道的规律，都是对立的两方面。即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仁义。”这是讲道的相通之处。如果根据道的不同性质而否定道的相通之处，那就是糊涂。如果固守道的相通之处而否定道的差别，那也是取其弊端。快慢、深浅种种变化错综复杂地存在于大道之中，所以表现为参差不齐，很难表现得那么均衡、那么明显。天、地、人三道莫不如此。所以君子尽心尽力去积德行善，去追求获取善命而已。

　　［荀子曾说：“天道运行有它固定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合理的行动去应合它，就会有吉祥出现，否则就会出现灾荒。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节约用度，天也没法使你贫穷。养生之道周备，凡有举动都附合时宜，天也不能使你患病。遵循大道行事而不迷惑，天也不能加祸于你。

　　否则天也不能使你吉祥。所以明白天道和人道互不相干的道理，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如果有星辰坠落，树木无故发出可怕的声音，天地出现异常变化，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人间妖孽才是可怕的。为什么呢？政治险恶，田园荒芜，庄稼长得不好，米价暴涨，人们吃不饱肚子，路边尽是饿死的贫民，这就是人间的妖孽。政令混乱，大的举措如兴土木、田猎、乃至战争都违背农时，对于国家根本的农业不予关心，这就是人间妖孽。不修礼义，使男女无别，荒淫无度，父子之间还互相猜疑，上下级之间离心离德，盗贼每天都来光顾，这就是人间妖孽。这三种情况错杂交织，国家就不会安宁了。”

　　荀子的说法非常切近，这种灾难确是太悲惨了。《左传》上说：“万物之精怪，圣人之书不予记载。对于没有用的道理，不是急迫的学问，可以弃置一边，不去研究它。”墨子说：“古代的圣王，把孝子推举出来，是为了勉励人们都孝敬父母；尊重贤良之人，是勉励人们都去做善事。因而发布法令来教诲人民，明定赏罚以有助于这种勉励的功效。象这样，乱政可清，危国可安。过去被夏桀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商汤治理好了吗？被商纣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周武王治理好了吗？这就是时代若不发生变动，民俗也很难改变。

　　最高统治者转向正道，人民也就容易教化的道理。所以国家的安危和治乱都取决于最高统治者所发布的政令啊，怎么能说有定命存在呢？”

　　从前梁惠王问尉缭：“我听说黄帝由于有刑罚，有仁德，而百战而胜，是这样吗？”尉缭回答说：“不是的。黄帝所制定的刑罚和仁德，是用刑罚来讨伐不仁，用仁德来守卫天下。那并不是世俗所说的刑罚与仁德啊。世俗所说的刑罚、仁德，指的是天体上的日月星辰运行是否失序，以及阴阳向背等神秘之说。而黄帝的刑罚及仁德，都属于人为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假如现在有一座城池，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攻不下来。这四个方向，难道都不能顺应天时，凭借地利吗？然而仍然攻不下来是因为城墙太高，护城河太深，武器、战法无一不备，以及守卫者的深谋远虑。由此看来，天道的吉凶不如人的谋略啊。天官阵法中有一种背水阵，布出这种阵法会使全军覆没；有一种向扳阵，使用这种阵法的劳而无功。可是武王伐纣的时候，背靠漳河，面对山坡，既是背水阵，又是向坂阵，用一万二千的军队去进攻商纣王的十八万大军。最后终于把商纣王的头颅割了下来，悬挂在白旗上示众。难道是商纣不懂天官阵法吗？然而却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不得人心的缘故。黄帝曾说：‘首先考虑自己是否有智谋的称天子。’由此看来，决定运命的只能是人事啊。”

　　按照荀子、墨子、尉缭的说法，吉凶祸福全在于人。周公告诫周成王说：“过去殷中宗治理天下，敬畏、戒惧，不敢荒废国事，稳坐天下七十年。到了殷高宗，兢兢业业地治理殷国，附属诸邦国，无论大小，从没有对商表示怨恨的，安享天下五十九年。到了祖甲，能了解普通百姓衣食好坏，能使百姓怀念他的恩惠，不欺负鳏寡孤独的老人，坐天下三十三年。自那时起，以后即位的君王，从出生就过着安逸的日子，所想的是怎样尽情享乐，因而也没有一个长寿的。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才三、四年就死了。可叹啊！

　　继而为王的人应引以为借鉴。”

　　《史记·陈世家》说：“陈国，是舜的后裔，周武王把他们封在陈地。

　　司马迁说：舜的仁德，可以说元以复加了，后来传给夏禹，后代都享受王者的祭祀。历夏、商、周三代，直到被楚国灭掉。而田氏从齐国夺取政权，建立的国家传了好多代。”《南越传》上又说：“越国虽是不开化的国家，他们的祖先哪里有大功于百姓呢？可是为什么能传国这样久，经历了数代人，都曾称王，到了勾践甚至争得天下霸主的地位，这大约是大禹的余烈吧？”

　　又说：“郑桓公名郑友，本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幽王任命为司徒。郑友问大史伯说：‘周王族多难多灾，我哪里逃得出灭亡的命运呢？我打算南游长江，怎么样？’太史伯回答说：‘过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后裔未有兴盛的。楚国是他的后裔，周衰落之后，楚国必定兴盛起来。楚国兴盛，可对郑国不利啊。’郑桓公说：‘周衰之后，哪些国家会兴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约是齐、秦、晋、楚这几个国家吧。齐国姓姜，本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佐帝尧治理天下。秦，赢氏，本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佐舜用文德化导万民。以及楚国的先祖都曾对天下有大功。

　　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那里地势险要，以此延续至今。

　　如果周朝衰落，这四个国家必然一起兴盛起来。’”

　　按周公、司马迁、太史伯的说法，国家的兴亡和国运的长短，必由其德决定。这是概括他讲些根本道理，并未讲得详尽具体。我曾试加研究，认为所谓命，那是自然的赋与，而德是命的根本。伟大的祖先虽然暗中保佑后代，那也是暖味玄远的。但国家兴亡、国运长短以德为准是正确的。德在过去，命定于现在。所以现在的定命，都是由于过去之德。这还不是明明白白的道理吗？命既然由德所决定，那么吉凶祸福就不在天而在人了。命定于现在，圣贤，鬼神也不能改变。所以君子只有尽心尽力修德，为求得到好的命运啊！

　　这就是关于命运的最深刻的理解。］《易经》上说：“要穷究天下道理，尽自己之所能，来实现最好的命运。”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赵子评论说：吉凶由人自取，兴亡由德而定。考察以上种种记载，命运由德行来决定是肯定无疑的。如今有些论者，由于尧舜的后代未能承继帝业，便认为这是由命决定而不是由德决定，这就人错特错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尧舜身边那些佐命功臣，必然会有兴盛起来的。如果尧舜把帝位传给儿子，那么功臣的德行便得不到回报。为什么为样说呢？过去郑桓公问太史伯：“周朝衰落之后，哪个国家会兴盛起来？”太史伯回答说：“过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后裔未有兴盛的。楚国是他的后裔，周衰落之后，楚国必定兴盛起来。楚国兴盛，可对郑国不利啊。’郑桓公说：‘周衰之后，哪些国家会兴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约是齐、秦、晋、楚这几个国家吧。齐国姓姜，本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佐帝尧治理天下。秦，嬴氏，本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佐舜用文德化导万民。以及楚国的先祖都曾对天下有大功。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

　　那里地势险要，以此延续至今。如果周朝衰落，这四个国家必然一起兴盛起来。”所以，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典引》中说：“帝尧（陶唐氏）不把帝位传给儿子丹朱却传给了帝舜（有虞氏），帝舜不把帝位传给儿子商均却传给了夏禹。周族的先祖稷和商族的先祖契也都是在任帝舜时的佐命功臣时发扬功业的，因此才奠定了后来商汤和周武王的基业。由于佐命功臣多，上天才把功业归于元首，最终授与汉代刘氏。”由此说来，岂能说尧、舜有德无嗣呢？

　　范晔又说：“西楚项羽的军队屠杀汉军士卒，尸体竟然塞满了濉河，至使河水为之不流；秦将白起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当时怨愤之声惊天动地，即使有子游、子夏那样的英才，或伊尹、颜渊那样与圣人相差无几的有德之士，又怎么能抗拒得了呢？”于是有人认为命运在于德行的说法有漏洞。

　　对于这一看法，可以这样回答：宋景公的时候，火星迫近心宿，宋景公非常害怕，以为这是灾祸降临的征兆。于是问子韦有何办法攘除，子韦说：“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将降临在国君身上。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转移给老百姓。”根据这种说法，国君有病，百姓遭殃，假如当各种厄运一起降临的时候，百姓的灾难就更加深重了。虽有伊尹、颜渊、子游、子夏那样的圣贤，又怎么抗拒呢？所以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走运的人，并不是因为那时的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幸运的人，也并不是那时的人都愚笨。这是时势造成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范晔还说：“北方戎狄民族，人面兽心，贪图享乐，把杀人当作道德，把乱伦当作仁义。当太白星运行失度，天下大乱时，便乘机入侵中原，毁灭了洛阳等五大城市。呜呼，行善得福做恶招祸，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根据这种说法，似乎认为狄戎内侵，便是由命不由德了。这些说法，都是由于人们不知什么是真正的德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秦穆公曾问戎狄贤者由余说：“中原国家，用诗、书，礼、乐等法度来治理天下，然而还是经常发生动乱，而如今戎狄并没有这些典章制度，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由余笑着回答：“这就是中原国家所以发生动乱的根本原因。自从上古黄帝制定礼乐法度，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也仅仅获得一时的安定。待到后世之君，一天比一天骄奢淫佚，依恃法律条文之多，来责备、督察百姓之过。

　　百姓困苦不堪，便以仁义的标准埋怨国君。这样上下互相怨恨，互相杀戳、篡夺，甚至于夷灭宗族，根源就在这里。戍狄则不然。君主用淳朴的道德来对待臣民，臣民则心怀忠诚信义来侍奉君主，这样治理全国就象一个人治理自身那样容易，可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治理得这样好，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治——戍狄的道德就是是这个样子啊。”如今晋朝建国以后，嫡长子没有兄弟们连城相助守卫，而兄弟之间的怨恨和争斗一大比一天厉害。卿宰没有被众人钦佩敬仰的高贵品德，可是百官倒台、黜降、杀戳、侮辱的灾祸每天都有。

　　晋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正值多难之秋，专力讨伐英雄，杀戳豪杰，以便倾覆曹魏政权。屠戳之惨，不是诛杀二字可以概括的。再后来，皇室风俗淫乱，把廉耻全部丢尽了。天还未黑，便开始了昏天黑地的淫乱生活。放纵自己的情欲，个个不以浮乱放逸为耻，不以妒忌为恶。当媳妇的忤逆公婆，做妻子的凌虐丈夫。有杀戳妾媵的，有狎戏长辈或晚辈的，那种淫乱、凶恶、忤逆岂止是乱伦所能概括的。由此看来，晋朝之德行岂能胜过匈奴呢！如今看到匈奴、鲜卑等民族侵扰华夏，便认为决定于命不决定于德，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谬啊！］【按语】不少人都把命运看得十分神秘。某人成功了，便认为人家命好；自己失败了，就嗟叹命不如人。其实，所谓命，就是规律；所谓运，就是势的推移。本身并无神秘之处。

　　即是规律，就是可以认识，可以把握的。人常说事在人为，讲得就是不要消极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要积极地去创造成功的条件。即然是势的推移，就是可以改变的。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讲命运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成功了的也不要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而要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失败了也不要垂头丧气，心灰意冷，而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分析情况，总结教训，一定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由此看来，所谓命运，不过是主客观条件的契合罢了。客观条件就是机遇，一般说来，机遇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的，而能不能抓住它，则要看你主观条件是否充足了。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呢？不是连司马迁都对此种说法表示怀疑吗？笔者赞同文中这样的观点：善恶有报是正理，善恶不报、甚至报应相反是偶然。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从某一阶段、某一侧面来看，往往认为报应之说是虚妄的。例如，历史上哪位帝王不是例行逆施，作恶多端？然而却享荣华、受富贵，作威作福；而良善的小民哪一个不是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受生死煎熬？然而若从宏观角度来看，还是报应不爽的。一是倒行逆施的那些帝王，时时都受着命运的报应：父子相残，兄弟反目，正如《红搂梦》中元春所说，反不如小户人家有骨肉亲情，天伦之乐。二是到头来总要受历史的惩罚，试问历史上哪个王朝是江山永固的？哪个亡国之君的下场是值得羡慕的？即使是普通百姓，只要积德行善，奉献爱心，总有一天会得到人们的承认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尊敬、钦佩和赞美，这不是能用金钱买来的。而为非作歹之徒，总有一天会被绳之以法。只不过“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罢了。所以，当破除了冥冥之中有神灵掌管人之命运和赏善罚恶的迷信，给以科学的解释，就可以把握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这就是命运。

我是玉龙人

大私三十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并不是阴谋手段，而是讲没有投入，便不会有回报的道理。贪图小利只能坏大事，而要获大利就必须舍弃小私。

　　【经文】《管子》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周书》曰：“将欲取之，必故与之。”何以征其然耶？黄石公曰：“得而勿有，立而勿取，为者则已，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人多务功，鲜有让者。唯天子不与下争功名耳。故曰：有则士，焉知利之所在乎？］彼为诸侯，已为天子［天子不收功于万物，故能成其高；不竞名于众庶，故能成其大也］，使城自保，令士自取。［尽与敌城之财，令自取之。所谓使贪使愚者也。］王者之道也。《尸子》曰：“尧养无告，禹爱辜人，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怀远也。”圣人于大私之中也为无私。汤曰：“朕身有罪，无及万方；万方有罪，朕身受之。”

　　汤不私其身而私万方。文王曰：“荀有仁人，何必周亲！”文王不私其亲而私万国。先王非无私也，所私者与人不同，此知大私者也。由是言之，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不利而利之，乃利之大者矣。

　　【译文】《管子》上说：“明白给予就是获取的道理，那是为政的法宝啊。”《周书》上说：“将要从哪里求取，所以才一定要先行给予。”怎样才能证明这个道理是对的呢？黄石公说：“得到的东西却不要占有它。即使是君主建立的功业，也不要占取功名。只要尽力而为就是了，占取功名是士大夫的事，君主何必要了解功名利禄在哪里可以得到呢？”［人们往往追求功名，很少有谦让的，只有皇帝不和臣下争功名。所以说占有功名的是士大夫的事，天子何必要了解功名利禄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种事呢？］他们是诸侯，自己是皇帝［皇帝不从万民那里收取功名，所以才成就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君不和百姓争夺名位，所以才成就了自己的广大宽宏的名声。］要让城中的人自己保卫自己的城池，要让攻城的将士自己攻下敌人的城池[（把城中的财产给予城中的人，他们自己就会拚力守城；同样，把敌城中的财产送给攻城的将士。让他们自己去拿，他们就会拼命攻城。这就是人们说的利用人的贪婪本性和愚昧。］。这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人的办法。

　　尸佼说：“尧抚养哪些孤独无告的穷人，禹爱罪人。”这是说古代的圣君能够使处在危难中的人安居乐业，对边远地方的人也同样给予关怀，使之臣服顺从。圣明的皇帝在最大的私情里表现出的却是无私。商汤向上天祷告说：“我一个人有罪，不要对天下百姓进行报复；天下百姓有了罪恶，请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商汤不偏爱一己之身而爱天下百姓。周文王说：“假如有仁人，又何必非得是周族的亲属不可呢？”周文王不偏爱他的亲族而爱万国的人民。占代的圣王不是无私的，只是他的私心与一般人不同，这才是明白大私的道理。由此说来，只有不存小私之心，才能成就最大的私；只有以不贪图小利为利，才会获取大利啊。

　　【按语】大私不是无私，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很难想象会有无私的人，尤其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把天下国家都当作个人的私产，当然更不可能是无私的。只不过某些较有远见的君王，为了更根本更长远的利益，兼顾一下百姓的利益而已。但与那些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为自己一时的私欲，把百姓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暴君比起来，已是凤毛麟角，因而被称为圣人。

　　但文中所讲的取与之道，还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的。每个农民都懂得，不向土地投入种子、肥料和劳力，就不能指望秋天的丰收；明个商人都懂得，不投入资金、服务和信誉，就不会赢得市场份额。投入愈大，回报愈丰。为政亦是如此，不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却想长期保持自己的禄位，世上哪有那样便宜的事？因而，即使对那些以追求权势为目的的人来说，“为人民服务”也不应只挂在口头上，而应付之行动，并见到成效。这不仅仅是为了人民，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

我是玉龙人

败功三一



　　失败乃成功之母。但失败并不是必然会导致成功的，其前提是必须有勇气正视它，并勇于承提责任。处理不当，成功也可能成为失败之母。关键是接受教训，因势利导，才有可能转败为胜，因祸得福。

　　【经文】《文子》曰：“有功，离仁义者必见疑；有罪，不失人心者必见信。”

　　故仁义者，天下之尊爵也。何以言之？昔者楚共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绪，覆楚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设，请为灵，若厉，大夫许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

　　夫事君者，从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之共乎？”大夫从之。此因过以为恭者也。

　　魏将王昶、陈泰兵败，大将军以为已过。[魏人感将军引过，皆悦，思报之。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已过，过销而业昌，可谓智矣。”

　　夫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匆康，其可得乎？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上下离心，贤愚数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谬之甚矣。夫人君苟统斯理，行虽失而名扬，兵虽挫而战胜，百败犹可，况再败乎！此固败以成功者也。故知智者之举事也，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自古然矣。

　　[议曰：白起为秦坑赵降卒四十余万，使诸侯曲秦而合纵。大坑赵降卒，非胜也，乃败秦之机。商君诈魏，虏公子印，使秦信不行于天下，乃自败之兆，非霸业也。乐毅仗义，以下齐城，败于即墨，非败也，乃是吞天下之势。

　　刘备怜归义之人，日行十数里，败于长坡，虽奔亡不暇，乃霸王之始。故知非霸者不能用败。齐人以紫败素，而其价十倍。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译文】《文子》上说：“即使有功，如果失去了仁义，也一定会被疑忌；即使有罪，假如不失民心，也一定会受到信任。”所以说，仁义是天下最尊贵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楚共王患病的时候，把大夫们召集到身边，说：“我缺乏德行，从年纪很小的时候便开始主持国政，却不能继承前代君主的余绪，使楚国的军队连吃败仗，这是我的罪过啊。假若由于祖宗的保佑，使我能寿终正寝，我请求你们给我加上‘灵’（译者按：据《谥法解》不勤成名曰灵。也就是放任本性，不见贤思齐的意思。）或者‘厉’（《谥法解》：杀戮无辜曰“厉”）的谥号，不知大夫们同意吗？”待到楚共王死了之后，大夫子囊说：“不能按大王的遗命来加谥号。因为侍奉国君的原则是，听从他正确的命令而不服从他不正确的命令。楚国是威名赫赫的大国，自从他君临朝政之后，对南方诸国或安抚或征伐，使之归顺，对于中原华夏诸国也加以教训，可见受上天的恩宠非常大。有这么大的恩宠，却能自知其过，难道不可以谥为‘共’吗？”大夫们采纳了子囊的意见。（按《谥法解》：知过能改曰‘恭’，恭、共互训。）这就是由于有了过错反而尊谥为“恭”的例子。

　　三国时曹魏的将军王昶、陈泰先后打了败仗，大将军司马懿却把责任自己承担起来。［魏国人对大将军主动承担责任非常钦佩，都想为他效力以报答他。］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上说：“司马大将军把二次失败的责任都自己承担起来，实际上不仅消除了过错，而且使功业更加昌盛起来，这可以说是明智的人了。人民不计较他的失败却想为他效力，即使并未想什么事业昌盛，又怎么能昌盛不起来呢？假如他们（楚共王、司马懿）讳言失败，推托责任，找借口把错误归咎于种种因素，就会使上下离心离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解体，走向对立，这样就会使楚国再次失败，晋国也会再次被敌人打垮，那样的话，错误就更大了。假如国君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即使行动失败了，但美名却可扬遍天下，军事上虽受了挫折，但战略上却取得了胜利，即使打了多次败仗也关系不大，何况只打了二次败仗呢？这就是由于失败反而成功的道理。由此可知明智的人办事，往往因祸而得福，转败而为胜，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啊。

　　［赵子议论说：白起为秦国坑杀了赵国降卒四十多万，从而使各诸候国认为秦国太残暴，因而结成了合纵联盟一致抗秦。大肆坑杀赵国降卒，并不是秦国的胜利，而是可以打败秦国的一个机会。商鞅使用欺诈的手段，俘获了魏国统帅公子印，使秦国的信用被天下所怀疑，这是自己打败自己的先兆，不是取得霸业的正确方法。乐毅用信义攻下齐国七十余城，最后在即墨被齐兵打败，这不是失败，而是显示出统一天下的势头。刘备怜悯那些归顺了自己的百姓，每天只走十几里路，最后被曹兵赶上，在长坂这个地方吃了败仗，尽管逃亡的紧急关头也不抛弃百姓，这是后来称霸西蜀的开端。因此可以明白，不能成就霸业的人就不会利用败势取胜。齐国人把紫色的绢的价格降到素色绢的价格以下，反而获取了十倍的利润，这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从中悟出大道理。]【按语】失败乃成功之母，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的确，小孩子不摔跤，永远学不会走路；不呛几口水，永远学不会游泳。科学史告诉我们，人类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失败才实现了飞上蓝天的梦想，最终乘上宇宙飞船翱游太空，并成功地登上了月球。中国革命史也告诉我们，在建国前，我党曾经历过几次大的失败：一是1927 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批革命志士惨遭血腥屠杀；一是1935 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艰苦创立的革命根据地损失9O％以上。但我党正是在失败中总结教训，终于找到了一条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建国后，我们的事业又曾经历二次大失败，一是五八年大跃进，使中国人民经历了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再一次是十年浩动，使中国经济几乎崩溃。但正是由于这些失败，才最终导致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为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失败并不可怕，只要善于总结教训，纠正失误，是可以转败为胜的。假如你第一次高考落榜，不要心灰意冷，再补习一年，也许来年考个名牌大学；假如你第一次炒股失败，不要紧，学点股票知识，摸清股势走向，很可能下次赢个满贯..。但是转败为胜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要有勇气承认失败，不能怨天尤人，推卸责任；二要善于总结教训；三要有不屈不挠的毅力。缺少这三个基本前提，不仅不会反败为功，可能下次失败得更惨。

我是玉龙人

昏智三二



　　一个并不愚笨的人，为什么会在非常明显的是非面前失去理智和公正？

　　各种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正常判断，其中主要是私欲和偏见。私欲主要是声色财货；偏见主要是喜怒哀乐。所以判断是非时，必须排除私欲，出从公心。

　　与别人商量问题时。一定要回避那些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对我们今天保持头脑清醒，干好事业是非常有益的。

　　【经文】夫神者，智之渊也，神清则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则心平。今士有神清智明而暗于成败者，非愚也，以声色、货利、怒爱昏其智矣。何以言之？昔孔子摄鲁相，齐，景公闻而惧，曰：“孔子为政，鲁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犁且曰：“去孔子如吹毛耳。君何不延之以重禄，遗哀公以女乐？哀公亲乐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谏。谏不听必轻绝鲁。”于是选定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绣之衣而舞康乐。遗鲁君，鲁君受齐女乐，怠于事，三日不听政。孔子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遂适卫。此昏于声色者也。

　　[戎王使由余观秦，秦穆公以由余贤圣，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将奈何？”内史廖曰：“戎王处僻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穆公曰：“善！”

　　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悦之，终年不迁。由余谏，不听。穆公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降秦。

　　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曰：“昔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也。’齐桓公夜半不慊，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而饱，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也。’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乐忘死，遂废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也。’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人有一于此，是以亡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诫欤？”

　　粱王称善相属。由此言之，昏智者，非一途矣。］【译文】精神是智慧的源泉，精神清爽智慧就会明朗。智慧是心志的标志，智慧公正就表明心志正直。现在却有精神清爽、智慧明朗而偏偏不明白成败道理的人，这不是困为他愚蠢，而是因为音乐、美色、财物、利益、发怒或偏爱把他的智慧弄得昏暗不明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孔子曾代理鲁国的国相，齐景公听到这件事后很害怕，说：“孔子当政，鲁国必然成为霸主。鲁国一成霸主，我国高它最近，必然被它先吞并掉了。”犁且说：“除去孔子就象吹动一根羽毛那么容易。你何不用重金聘请孔子来齐国，送美女和乐舞给鲁哀公。鲁哀公喜欢美女和乐舞，必然荒于国事，荒于国事孔子必定劝谏，哀公不听劝谏，孔子必然离开鲁国。”于是便选齐国中八十多名美女，部穿上漂亮的锦绣衣服，并教会她们康乐之舞，然后送给鲁哀公。哀公接受齐国的女乐之后果然荒于国事，三天没有听政。孔子说：“有了那些妇人在那里唱歌，我可以离开鲁国了。”于是便前往卫国。这就是被音乐和美色弄昏了智慧的例证。

　　［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考察，秦穆公认为由余既有才，又有德，就问内史廖说：“我听说邻国有圣人，就是敌国的祸患。现在的由余，就是我的祸患，该怎么办呢？”内史廖回答说：“戎王处在偏僻闭塞的地方，从未听过中原的音乐。你何不送给他女乐来腐蚀他的精神；替由余说好话来离间他与由余的关系；挽留由余不让他按时回国，使戎王怪罪他，怀疑由余的忠诚呢？

　　再说，戎王喜欢女乐必荒于国事。”穆公说：“这个主意好。”于是把十六部女乐赠送给戎王，戎王接受了，非常喜欢这些女乐，一年到头兴趣不减。

　　由余劝谏不听。穆公派人晴中邀请由余，由余便投降了秦国。

　　魏王在范台宴请各国诸侯。鲁国的国君说：“过去尧帝之女、舜帝之妃命令仪狄作酒。酒非常美，仪狄把酒进献给禹。禹饮了之后觉得非常甘美，于是便疏远了仪狄，戒了酒，说：‘后代一定有因为纵酒亡国的。’齐桓公半夜感到饿了，易牙便煎煮，烧烤，调合五味，献给桓公，桓公吃得非常美，说：‘后世必然会有因为贪图美味而亡国的。’晋文公得到南之威为妃后，一连三天不临朝听政，于是便疏远了南之威，说：‘后世必然有贪图美色而亡国的。’楚王登强台，眺望崩山。左边是大江，右边是大湖，高兴得连生死都忘在脑后，于是再也不登强台了，说：‘后世必然会有贪恋高台美池的景色而亡国的。’如今你的坛中装的是仪狄那样的美酒；你的美食象是易牙烹制的美味；左边拥着白台，右边抱着闾须，都象是南之威那样的美色；前边是夹林，后边是兰台，就象是楚国强台那样的美景。人君贪婪其中一项就足以亡国，而你现在四项全占了，岂可不警惕呢？”魏王听了，连说：“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了。”由此说来，弄昏人的智慧的并不是一种途径啊。］【经文】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代之佳公子也。然不睹大体。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四十余万，邯郸几亡。”此昏于利者也。

　　[《人物志》曰：“夫仁出于慈，有慈而不仁者。仁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厉者有刚，有厉而不刚者。若夫见可怜则流涕，将分与则吝啬，是有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则恻隐，将赴救则畏患，是有仁而不恤者。处虚义则色厉，顾利欲则内荏，是有厉而不刚者。然则慈而不仁则吝夺之也；仁而不恤则惧夺之也；厉而不刚刚欲夺之也。］《后汉书·班固传》评曰：“昔班固伤司马迁云：‘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固亦自陷大戮［班固附窦氏势，窦氏败，固坐之，死洛阳狱中也］，可谓智及之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耶？此皆昏于势者也。

　　［议曰：夫班固伤迁，公论也。自陷大戮，挟私也。夫心有私而智不能守矣。]尸子曰：“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中国闻而非之。夫怒，则以亲戚殉一言。夫智在公则爱吴越之臣妾，在私则忘其亲戚。非智损也，怒夺之也。

　　[此昏于怒者也。］好亦然矣。语曰：莫知其子之恶。非智损也，爱夺之也。［此昏于爱者也。］是故论贵贱，辨是非者，必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故范晔曰：“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已，以之断义，则厉，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则能恕而自鉴。”

　　［议曰：孔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由此言之，苟有私则人其本性矣。尸子日：“鸿鹄在上，彀弩以待之，若友若否，问二五，曰：‘不助也。非二五难讲，欲鸿之心乱也。

　　是知情注于利则本性乱矣。］【译文】司马迁说：“平原君真是乱世中的风度翩翩的公子哥儿啊。但是他不懂得大道理。由于惑于冯亭邪说，使赵国失陷长平，四十余万士卒被秦国坑杀，首都邯郸险些被攻克。这都是因为被利弄昏了智慧。”［《人物志》上说：“仁爱出于慈悲之心，但却有慈悲而不仁爱的；仁爱的人本应拯救困境中的人，但却有仁爱之心而不去拯救困境中的人的。严厉的人有刚烈之气，但却有严厉而并不刚烈的。象那种看到别人可怜，便热泪交流，将要让他捐献些财物就吝啬得很，这是慈悲但不仁爱的人。看到别人处境危急，就产生怜悯之心，真要让他前往拯救便害怕招至祸患，这是仁爱却不去帮助别人的人。

　　无事之时讲起道义声色俱厉，一看到利益和欲望之所在，便怯懦起来，这是严厉却不刚烈的人。慈悲但不仁爱，是吝啬的缘故；仁爱而不去拯救，是恐惧的缘故；严厉而不刚烈，是有欲望的缘故。］《后汉书·班固传》评论说：“过去班固慨叹司马迁知识渊博，却不能运用智慧避免腐刑。可是班固自己也身犯大罪。［班固依附外戚窦氏，窦氏势败后，班固也受到了牵连，死在洛阳监狱中。］这可以说是智力已经够了，但在行动上却不能恪守所明白的道理。占人所以反复慨叹，人能明察秋毫，却看不到自己的眼睛和睫毛。班固能看清别人的祸患所在，但自己也身陷大祸，这是因为被权势弄昏了自己的智慧。

　　［赵子议论说：班固慨叹司马迁的不幸，这是公平之论。身陷大罪，是由于心怀私利，这就是智慧不能自守的道理。］尸佼说：“吴越等国的风俗。

　　用臣妾为君主殉葬，中原地区的国君听了很不以为然，认为野蛮。但一旦发怒，却因一句话，杀自己的亲戚。智在公道，可以爱及吴越等国的臣妾，由于私心则忘了被杀者是自己亲戚。［这并不是智力消退了，而是被怒气夺去了智慧。］爱好也是如此。有这样的说法：“不知道自己儿子的过恶。”这并不是智力不够，而是被爱夺去了智慧。

　　所以评论贵贱，明辨是非时，必须出自公心来说话，出处自公心来倾听，然后才能弄清楚。所以范晔说：“与自身没有利害关系时，和他商量事情，他考虑问题就没有私心，判断是非时就果断正确。如果能遍观别人的智慧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情形，然后反观自己，就能宽容别人，也就能正确了解认识自己了。

　　［孔子曾说：“我没见过刚直的人。”有的人回答说：“申枨不就是个刚直的人吗？”孔子说：“申枨的欲望那样强烈，怎么会刚直呢！”由此说来，假如内心怀有私欲，就会丧失他的本性。尸佼说：“鸿雁在天上飞，有人把弩弓扯满等待射下鸿雁，好象要放箭，而又犹豫不决的时候，如果问他：‘有二只还是有五只？’他必然回答：‘我不知道共有几只。’并不是二只或五只这么简单的数字难于计算，而是想得到鸿雁的心已经乱了。由此知道心专注在利上的时候，他的本性就会迷乱。”］【按语】许多事情办糟了，并不是办事人智慧不足，而是由于一时发昏造成的。如三国时的曹操，曾自负地声称：“曹公多智。”官渡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有名的战例，以明显的劣述战胜了绝对优势的袁绍。可见在赤壁之战中，却以绝对优势输给了明显处于劣述的周瑜，这并不是因为周瑜比他更聪明，而是曹操被自以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唐玄宗李隆基，本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因此才有开元盛世。可是后来宠爱杨玉环，重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使唐帝国从辉煌的顶峰跌落下来，从此再也未能恢复元气。这也并不是唐玄宗老糊涂了，而是被辉煌的成就冲昏了头脑。人们常说：利令智昏。其实能使智昏的并不仅仅是利，名、位、权、势等等私欲都可能使人头脑发昏，认不清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导致失败的后果。因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需降低自己的欲求，即常说的淡泊名利。还要有一颗平常心，无论成功、失败，都应以平常心对待。再有就是谋划事情，要避开与此事利害攸关的人。

我是玉龙人

卑政三三



　　治理国家的政策不以好高鹜远、玄妙难行为贵，而应以切合实际，能迅速推广，浅近易行为高。

　　【经文】[刘安曰：“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万物之上也。灯烛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由是观之，政之贵卑也久矣。是以先王设官，分职而共治耳。]【译文】［刘安在《淮南子》中说：“太阳、月亮是最光明、最伟大的，然而却仍有照不到的地方，是因为它们高悬在万物之上的缘故。油灯和蜡烛虽然非常微小，但世上却不能缺少它，因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阳、月亮所照不到的犄角旮旯。”由此看来，治国以能普遍实行为贵，是由来以久的道理。所以古代圣君设置官吏，使他们各司其职，从而达到合作共治的目的。]【经文】《淮南子》曰：“济溺人以金玉，不如寻常之纆。”韩子曰：“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饿者不肯。”［故曰：“疗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也。]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何以言之？韩非曰：“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智之所难也，则人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厌者，不待梁肉而饱；短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而缓者非务也。今所治之政，人间之事。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难论，则其于人过远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务也。”［又曰：“世之所谓烈士者，离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言论状信不可以恍惚之言。然则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又曰：“察士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智全也。夫人未尽察也，唯贤者而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也。]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不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故曰：小人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辩，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执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也。］【译文】《淮南子》上说：“救助溺水的人，给他金玉等珍宝，不如给他一根平常的绳子。”韩非子说：“很多天吃不上饭的人，让他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之后再吃，饿着的人一定不同意。”［所以说治疗饥饿，不寄希望于宝鼎煮出的美味；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以浅近易行为贵，才能把事情办好。为什么这样说呢？韩非子说：“人们所说的智谋之人讲的微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智力较高的人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现在为普通人立法，却尽讲智力较高的人也难以明白的道理，那么普通人也就更无法弄明白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等待有了黄梁米饭和肉食后再去吃饭的；连粗麻织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须有了绣花的绸衣才喜欢穿的。由此说来，治理国家的事，急迫的事还解决不了，可以缓一步的事情就用不着去做。[韩非子还说：“现在人们所说的英烈之人都是些与众不同。行为怪僻的人。他们标举恬淡的学问，讲些恍惚的道理。我认为恬淡，是无用的道理，恍惚是没原则的说法。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养父母。侍奉君主，孝养父母是不能用恬淡无为之人的，必须用讲究忠诚信义的人。而讲究忠诚信义就不能恍惚。可见恍惚的道理，恬淡的学问，都是迷惑人的邪术。”韩非子还说过：“非要考察别的人怎样做才能明白，就不能认为他有完全的智能，因为人是考察不完的。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是不能当做取法的标准的。]所以《尹文子》说：“凡是虽有些道理却对于治国没有帮助的，君子不去谈论它；虽然有能力但于具体事情上没有好处的，君子不必去做。所以君子所说的道理，不越出名法和权术的范围；君子所作的事情，不超出种田务农，行军布阵的事情。这就是说，合于急用的才努力去做。[所以说：小人所说的都是关于儒家、墨家孰是孰非的争论，所做的都是些固执、偏激、伪饰的行为。这不过是追求名声而已，所以英明的君主要诛杀他们。］【经文】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辨越出群，勇越绝众。夫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辨，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也。

　　[故曰：为善者使人不能得纵；为巧者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善独巧者也，未尽巧善之理。故所贵圣人之理，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之巧者，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达见，人材之倕也，而治世不以贵于人。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贱物，不污于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为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为国俗。故国治可与愚守，而军旅可与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也。”议曰：文子此言，以为圣人不可用先知先达、博闻强志、傲世贱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为规俗。今但任其风土，化以农稼军阵，曲成于物而俯同于俗耳，非贵于独能独勇者也。]故圣人任道以通其险。[《淮南子》曰：“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离朱之明，察针于百步之外，而不能见泉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亩之宅。循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险也。］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农、士，工、商，乡别州异。农与农言藏，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工无苦事，农无废功，商无折货，各安其性。”此立法以理其差也。]使贤愚不相异，能鄙不相遗，此至理之术。

　　故叔孙通欲起礼，汉高帝曰：“得无难乎？”对曰：“礼者，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时俗之务而贵奇异，是饿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说矣。

　　［议曰：昔楚之公输，宋之墨翟，能使木鸢自飞，无益于用。汉之张衡能使参轮自转，魏之马钧能使木人吹箫，苟无益于用而为之，则费功损力，其害多矣。《庄子》曰：“朱汗漫学屠龙于支离益，殚千金，技成无所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国在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过此而往，虽弥轮天地，纆络万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飧挹，圣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观之，事贵于适时，无贵于远功，所自来矣。]【译文】现在世上有些人，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高，办事要比所有的人强，能言善辩想要出群，勇力想要超众。但是，出众的品行却并不能教化人民；超众的办事能力并不能合于急用；杰出的口才也不能挨门挨户地去游说；过人之勇，却不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去行军打仗。总之，这四种超众之处，不过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而已。

　　［所以说，行善的，使人不能随心所欲；弄巧的，使一般人不能插手。

　　这独善、独巧的人，其实也未穷尽巧和善的道理。所以应该以圣人之理为贵，不以一人独自治理为贵，以能和大家一起共同治理为贵。应该以工捶的巧技为贵，不以一人独巧为贵，而以能有和大家一样的巧技为贵。《文子》说：“先知先觉，通达的见解，这是人材的过人，但太平盛世，不把这当作比别人珍贵的东西。广博的知识，超人的记忆力，能言善辩的口才，这是人聪明智慧的流露，但是英明的君主不把这当作要求臣下的标准。做视一切，轻贱别人，不受流俗的污染，这是士大夫的高尚的品行，但太平盛世不把它当做教化百姓的标准。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现，不能做为衡量百姓的标准。

　　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当做一国的风俗。所以国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军队强大，可以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战。用不着等待古代英俊杰出的人物出现而人可以自我充实的原因，就是按他们所现有的品质、能力兼容并用他们而已。”《文子》这些话，是认为圣明的君主不能用先知远见、博闻强记、傲视别人三事来教化天下。假如让百姓都把这作为行动的规范和风俗是行不通的。如今只要随其风土人情，以务农耕稼、行军作战为教化，娓婉地附合众人，随同流俗而已。而不是以独能独勇为贵啊。］所以古代圣明之君随顺大道来通过险阻。［《淮南子》说：“能够体悟大道的就会安逸而不会走入穷途未路；依仗自己巧妙的一定劳而无功。有离朱那样明亮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缝衣针，却看不到泉水中的游鱼。有师旷那样能分辨各种音调的耳朵，却听不到十里之外的声音。所以，任用一个能力强的人，不能把三亩大的宅院治理好；遵循大道的规律，依从大地之自然法则，宇宙六合也不难治理的均衡公正。这就是顺随大道来通过险阻的意思。］树立法度来理顺各种差别。《文子》说：“农民，士大夫，工匠，商人，无论在乡里、在州县，都是有差别的。农民和农民谈论收获；士大大和士大夫谈论品行；工匠与工匠谈论巧技；商人和商人谈论利润、价格。所以士大夫不会失去品行；工匠不会有做不了的活计；农民不会花费无用的气力，总有所收获；商人不会折损本钱。这就是用各安其位的方法来理顺各种差别。］使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不互相轻视，能巧的和粗俗的不互相抛弃，这是最好的治理国家的办法。所以叔孙通要制定礼仪，汉高祖说：“不会很难吧！”

　　叔孙通回答说：“礼这种东西，是随着时世人情而制定用来节制虚文的。”

　　张释之对文帝讲论治国的道理，文帝说：“讲得浅近些，不要有太高深的道理，只要现在可以施行的就好。”由此看来，如果治理国家不依从时俗急需的事去做，而以奇异为贵，那就是犯了饿了多日的人让他等待黄梁米饭和肉食，借给别人金玉珍宝去拯救溺水者一样的错误理论。

　　［过去，楚国的公输般，宋国的墨翟，能使木制的飞茑飞上天，但并无实际用途。汉代的张衡能使车的三个轮子自己运转而不靠马的拉力。魏国的马钧能制出会吹萧的木人。但假如没有实际用途，做这些东西，就是废功损力、劳民伤财，它的害处太多了。《庄子》说：“朱汗漫跟支离益学习杀龙的技术，花费了千金的学费，但学成之后，却没有使用这种技术的机会。”

　　《文子》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超出这些去弄别的，即使能统括天地，缠绕万物，却属于治国之外的道理，对广大人民百姓来说，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所以古代圣人置之不言。”由此看来，做事在于切合现实，不应好高骛远，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啊。]【按语】卑政主要讲治国要以脚踏实地、切实可行为原则，切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在这方面，我们建国以来，有二次惨痛的教训，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次是五八年，提出的口号是“超英赶美”，“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大炼钢铁，放高产卫星，把我国经济拖到破产的边缘；再一次是十年浩动，口号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思想上“狠斗私字一闪念”，物质上“割资本主义尾巴”，结果把我国经济再次拖向崩溃的边缘，文化领域也成了一片荒漠。而改革开放，正是从农村包产到户，城市工人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允许私人经营等这些看似平常、但却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开始，然而却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取得了建国以来发展速度的奇迹。

　　《卑政》一文给我们的启迪是，无论作什么事，量力而行，实事求是是最重要的。

　　如你要圆发财的梦想，不要幻想一夜之间腰缠万贯，建什么集团公司。不防先卖大碗茶，摆个地摊；你要当科学家，不要立即就去搞哥德巴赫猜想，梦想一下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而首先要学好最基本的数、理、化。荀子曾说：“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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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亡三四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天下必然的规律，但这必须从长远来看才行。

　　有时做善事未得善报甚至还得了恶报；相反有人做恶却未得恶报反而有善报，这都是因为善或恶的积累还未达到一定程度，一旦时机成熟，都会得到应有的报应。所以我们不应对暂时的不合理现象感到迷茫而动摇行善的信念。古人说得好：“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经文】[议曰：世有好善而反亡者。]《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何以征其然耶？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也。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火不熄则谓水不胜火，此又与不仁之甚者也。又，五谷种之美者，苟为不熟，不如绨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尸子曰：“食所以为肥也，一饭而问人曰：‘奚若？’则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譬今人皆以一饭而问人‘奚若’者也。”

　　[议曰：此善少不足以成名也。恶亦如是。何以明其然耶？《书》曰：“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余弗顺天，厥罪惟均。”由是观之，夫罪未盈，假令中有罪恶，未灭也。今人见恶即未灭，以为恶不足惧，是以亡灭者继踵于世。

　　故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此圣人之诫。]由是观之，故知善也者，在积而已。今人见徐偃亡国，谓仁义不足仗也；见承桑失统，谓文德不足恃也。[承桑氏之君，循德废武，以灭其国也。]是犹杯水救火、一饭问肥之说，惑亦甚矣。

　　【译文】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有的人尽做好事，反而不得好报，有的甚至短命，这是怎么回事呢？

　　《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然会有善报。”又说：“不积善就不能成名。”怎么能证明这种说法呢？孟子说：“仁者战胜不仁者、就象水能灭火一样。似是如今为仁的人就象用一杯水去熄灭一车干柴燃起的烈火，火不灭就说水不能灭火。这和用一点仁爱之心去消除不仁到极点的社会现象是同样的道理。又如五谷的品种再好，假如没有成熟，那还不如稗的种子。所以，仁爱也在于是否成熟啊！”尸佼说：“吃饭是为了长得肥胖，假如只吃一顿饭，就问别人说：‘怎么样，我胖了吗？’那么大家都会耻笑他。而治理天下，是最大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看到成效的，现在人们往往急功近利，就象吃了一顿饭就问别人‘我胖了吗？’一样。”[这是善德太少，还达不到成名的程度啊。恶也是这样。怎么能说明这道理呢？ 《尚书》上说：“商纣王已是恶贯满盈了，所以上天受命武王诛灭他。其余不顺天命的人，只看他罪恶的轻重如何。”由此看来，只是罪恶未满盈而已。假如有罪恶却未灭亡，就认为有罪恶也不值得惧怕，这就是世上灭亡者一个接一个的原因啊。

　　所以说：“罪恶不积累到一定程度，暂时是不会灭亡的。”这是圣人的告诫啊。]由此看来，善德在于一点一滴的积累。如果有人看到历史上徐偃王讲仁义却亡了国，就认为仁义不值得依恃；看到古代承桑国国君讲文德而国家灭亡，就认为文德不值得依恃[承桑氏的君主遵循文德，罢废武功，后来导致国家灭亡。]，这就象用一杯水救火，吃一顿饭就问人“我胖了吗”一样糊涂了。

　　【按语】荀子说：“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积善成德。”他还说：“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古人早就认识到，任何伟大的事情都是从细微起步，坚持不懈，逐渐积累的结果。同理，那些巨恶元凶，也不是生下来就穷凶极恶，也是从小事情积累，小环境促成的。

　　然而，社会上却有这样一种现象，善良的人总受欺侮，而一些恶棍却活得扬眉吐气。是什么原因呢？善良的人往往心存好意，虽然受到伤害，但总是想给恶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恰恰造成给恶人继续作恶的空子。人们常说：心慈手软。善良的人十有八九软弱，软弱就必定会受欺，即使受了欺侮也忍气吞声，所以恶棍才敢于胡作非为。

　　其实，善良并不等于懦弱，如果看到歹徒行凶，却视而不见；甚至欺侮到自己头上也逆来顺受，那就不是善良，而是麻木不仁了。

　　总之，对于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这一信念，务必坚定不移，才会坚持积善止恶，使我们的社会一步步走向更高的文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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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俗三五



　　事与愿违，理与情背。这常常使我们为之困惑。然而只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就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一，对子女不可溺爱，否则轻则使子女养成依赖习惯，重则会走上邪路。二，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乃至成见，往往能督促自己改正缺点，不断进取。三，正确分辨是非，不被私下的评论所左右，而应以大局为准绳。

　　【经文】夫事有顺之而失义，有爱之而为害，有恶于己而为美，有利于身而损于国者。何以言之？刘梁曰；“昔楚灵王骄淫暴虐无度，芊尹申亥从王之欲以殡于乾溪，殉之以二女。此顺之而失义者也。[议曰：夫君正臣从谓之顺，今君失义而臣下从之，非所谓顺也。]鄢陵之役，晋楚对战，谷阳献酒，子反以毙，此爱之而害者也。[汉文帝幸慎夫人，其在禁中尝与后同席。及幸上林，郎署长布席，慎夫人席与后同席。袁盎引 慎夫人座。上大怒，袁盎前说曰： “臣闻尊卑有序，上下乃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主妾岂可同座哉？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豕乎？”上乃悦。由是言之，爱之为害，有来矣。]臧武仲曰：“孟孙之恶我，药石也；季孙之爱我，美疢也。疢毒滋厚，药石犹生我。”此恶之而为美者也。[孙卿曰；“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商君曰：“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韩子曰：“谓敌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俗遁世，谓之高悫；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人。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人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悫者，人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人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而人主之大败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誉，家国无危乱不可得也。］由是观之，夫俗之奸恶与事相诡，唯明者能察之。［韩子曰：“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此之谓异利者也。］【译文】事情有顺着行事却不合道义的，有本为爱他却反害了他的，有讨厌自己却是于自己有好处的，有利于自己却有损于国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刘梁说：“过去楚灵活王骄奢淫佚，暴虐无度，芊尹申亥按照灵王的意愿，把他埋葬在乾溪（今安徽毫州），并用二个女子殉葬。这是顺着行事反而违背道义的。[国君的命令正确，臣子才服从，这叫做顺。而如今国君违背道义，臣下却服从他，并不是什么顺。]鄢陵之战，晋楚两国交兵，楚国统帅子反的仆人谷阳竖给子反敬酒，子反醉，楚军大败，楚王逼令子反自杀，这就是因为爱他，反而害了他。[汉文帝宠爱慎夫人，在后宫时，慎夫人和皇后同席而坐。

　　待到汉文帝游上林苑，郎署长安排座位，又安排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而坐，袁盎便把慎夫人领到另一座位坐下。文帝大怒，袁盎上前说到：“我听说尊卑之间一定有个次序，上下才能融洽。如今陛下既已册立了皇后，慎夫人不过是侍妾，女主人与侍妾是不能在同一席位上平起平坐的。如今你宠爱她，多赏赐她财物就行了。你认为让她与皇后同席是为她好，其实恰恰是给她制造后患。你没见过高皇帝的宠妃戚姬的下场吗？高皇帝死后，吕后把戚姬剁去双手双脚，扔在猪圈里，被称作‘人豕’。”文帝这才不生气了。由此说来，爱他反而是害他，是早就有的现象啊。]臧武仲说：“孟孙讨厌我，那是良药和针石啊。季孙喜欢我，那是美丽的病毒啊。病毒再厉害，良药和针石还能把我救活。”这就是厌恶他却对他反而有益的道理。[荀子说：“批评我而又批评得对的，是我的老师；称赞我，而又称赞得对的是我的朋友；阿谀奉承我的，是我的敌人。”商鞅说：“不实在的话，就象是花朵；真实的话，象是果实；逆耳的话，象是良药；甜言蜜语，象是疾病。]韩非子说：“为老朋友循私舞弊的，称之为不抛弃朋友；把公家财产分给别人的，称之为有爱心；看不起官职俸禄而看重自己生命的，称之为君子；不顾法律规定而庇护亲人的，称之为有品德；抛弃职务包庇朋友的，称之为有侠肝义胆；避世隐居的称之为诚谨；互相争斗，违抗命令的，称之为刚烈；施些小恩小惠以收买人心的，称之为得人。所谓不抛弃老朋友的官吏，一定有奸私；所谓爱人的，公家的财物却受到了损失；所谓的君子，国家难以使令他；所谓的有品德，法制就会被毁掉；所谓的有侠肝义胆，就会使官位出现空缺；所谓的诚谨，就是使人别干事；所谓的刚烈，就会使上级的命令没人执行；所谓得人，就会使君主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八种称誉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私誉，是对君主利益的极大破坏。”[国君如果不清楚国家利害之所在，盲目听信百姓的私誉，想使国家不陷入混乱，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世俗的好恶往往与事理相反，只有明智的人才能看清楚这一点。[韩非子说：“君臣之间的利害刚好是对立的，所以臣子不忠于君主。臣子的利益一旦获得满足，君主的利益随之就会破灭。”这就是君臣利害不同的道理。]【按语】事与愿违，理与情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下异利。对同一人或同一事，上下的看法往往是相反的，如百姓认为品质恶劣的人，上级却加以重用；百姓反对的事，上级却执意要做。但由于中国一直是官本位制，即使是儒家声称的以民为本，实际上也是替官方说话的，保护的也是官方的利益。如本文作者就是如此。如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了，尽管上下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不尽一致，但不是象过去那样，什么都以上面的想法看法为准则，百姓的心声有时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做，对于理顺上下关系，做出正确决策，乃至国家的安定团结都是很有必要的，切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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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辩三六



　　考察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是看他怎么做而不是看他怎么说。齐威王根据即墨大夫和东阿大夫的政绩来评价他们的才能、人品，从而不受左右亲信的欺骗，使齐国大治。而历史上的许多帝王却只根据臣下的巧诈之言来用人，所以朝政昏乱，自身也深受其害。这就从正反两面论证了这种考察方法的正确性。这对我们的用人方针也有颇启迪和借鉴作用。

　　【经文】[议曰：“夫人行皆蓍于迹，以本行而征其迹，则善恶无所隐矣。夫辩者焉能逃其诈乎？]【译文】[赵子议论说：人的品行都会有迹象显示出来，根据一个人的根本品质并参验他办事的迹象，那么是善是恶就无法掩饰了。即使能言善辩，也无法用诡诈的手段掩饰他不善的本质。]【经文】《中论》曰：“水之寒也，火之热也，金石之坚刚也，彼数物未尝有言，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体。”[故曰：使吾所行之信如彼数物，谁其疑之？

　　今不信吾之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惑亦甚矣。]故知行有本，事有迹。审观其体，则无所窜情。

　　何谓行本？孔子曰：“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太公曰：“人不尽力，非吾人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安万乘之主，简练群臣，定其名实，明其令罚，非吾宰相。”此行本者也。

　　何为事迹？昔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我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而语之曰：“自夫子之守阿也，誉日闻。

　　然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苦。赵攻甄，子不能救。魏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誉之者，齐国大理。

　　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将以为贤？”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曰：“夫前世二君亦皆然耳，臣恐后之视今，如今之视前也。”]此事迹者也。

　　言之，夫立身从政，皆有本矣；理乱能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迹绳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热，则善恶无所逃矣。

　　【译文】《中论》上说：“水是凉的，火是热的，金石是坚硬的，这几种东西并未自己标榜，可是人们没有不了解它们确是哪样性质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它的标记就附在它本身上面。”[所以说，假如我的所作所为诚如那几种东西一样，谁还会怀疑我的品行呢？如今人们不相信我的品行，却埋怨别人不相信自己，真是糊涂极了。]由此即可明白，立身有根本可察，做事有迹象可寻，只要仔细观察，那就谁也无法掩饰其真相了。

　　什么叫立身根本呢？孔子说：“立身处世有一定的准则，而孝敬父母是根本；丧葬有一定的礼仪，哀痛是根本；战阵有一定的排列方式，但以勇敢为根本。”姜太公说：“人民不尽力务家，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公平廉洁、爱护百姓，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合阴阳四时，使国君安居王位，不能选拔训练群臣，使其名实相符，法令彰明、赏罚得当，就不是我的宰相。”这就是立身根本。

　　什么是做事的迹象？过去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了即墨任职以后，说你坏话的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视即墨，看到荒地都开垦出来了，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工作，东方一带因此宁静安定。

　　这是因为你不花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荣誉啊。”因而将万家封给即墨大夫做采邑。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先生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能听到的人说你的好话。然而我派人巡视东阿，只见到处荒芜，百姓贫困。赵国攻打甄城，你不能救助；卫国攻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这是你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得荣誉啊。”当天，便烹杀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人。齐国因此而治理得井井有条。

　　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私下进见皇帝，问汉元帝说：“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怎么陷入危机的呢？他们信任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君主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些投机取巧、吹吹拍拍的人。”京房说：“是明知他们投机取巧、吹吹拍拍还要任用他们呢？还是认为他们有才能才用他们呢？”元帝说：“是认为他们有才能。”京房说：“那么如今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元帝说：“根据当时社会混乱，君主的地位受到危胁的情况知道的。”[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到过这样的道理，但他们却嘲笑幽王、厉王的糊涂。然而他们仍然任用了竖刁、赵高这样的狡诈之徒，结果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大昏乱，造反的人满山遍野。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幽王、厉王作为前车之鉴，从而觉悟到自己用人之非呢？”元帝说：“只有懂得大道的人，才能鉴过去以知未来啊。”京房说：“陛下看现在的朝政是清明呢而是昏乱？”元帝说：“也是非常昏乱的。”京房：“如今受信任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有幸的是现在被任用的石显比竖刁、赵高他们好。我认为朝政的昏乱责任不在他。”京房曰：“前世的齐桓公、秦二世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恐怕将来的人看现在的情形就如同我们看过去的情形是一样的。”]这就是凡事必有迹象表现出来的道理。

　　由此说来，立身也好，从政也好，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准则。政治清明或昏乱，人是否有才能也都有迹象表现出来。如果能把持住根本，以办事的迹象作为考核的依据，那么就象水是凉的、火是热的一样，人的善恶就无法掩饰了。

　　【按语】对人的认识，比对物的认识难得多。因为物不会作假，不会演戏，而人，由于种种原因，学会虚假做作是人生必需的一课，太真、太实必定会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假戏真作、真戏假作、真假合作..看得人眼花撩乱，莫辨真伪。难怪曹雪芹感叹不已：假作真时真亦假。但人的真实面目是否就不能认识了呢？否，还是可以认识的，因为不管如何会演戏，演员总会有卸妆下台的时俟，如梅兰芳在戏台上是天女、是林黛玉，一下台还是一个堂堂五尺须眉；袁世海上台是曹操，盖叫天上台是武松，下台还是袁世海、盖叫天。要看演员卸妆下台的真面孔，有两个办法，一是时间。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礼下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其实就是当时身死，盖棺不能定论，历史还是会还他以本来面目的。君不见彭德情乎？死时身上还有那么多污水，可他的历史形象却是无比圣洁的。第二个办法更省事一些，就是见真招，不管戏台上武松多么威风，只要放一只真老虎到台上去，你就是给他喝三十六碗酒也全不济事。

　　这使笔者想起前些年一个热门话题，一些真真假假的千里马在报刊、杂志上呼唤伯乐，因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假千里马还是可以享受精饲料，真千里马却只好仍然拉车爬坡。其实，要真想分清谁是千里马，何必非有伯乐不可，只要放在同一起跑线上，加上一鞭，是马是驴连小孩子也不会弄错的。笔者又想到这些年的考评：干部自评、互评、群众评议、面对面、背对背、统计、造册、输计算机，真是搞得煞有介事，其实仍然是在严肃认真地演戏而已。看一个干部是否廉洁，是否称职，哪要那么复杂，只要把他和老婆、儿子的衣、食、住、行和他治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比一比，就什么都清楚了。这就是所谓“息辨”。

我是玉龙人

量过三七



　　人的品类不同，所犯错误的性质也不一样。一般说来，对贤者的责备要严，对一般人的错误责备要宽。如孔子批评管仲，正是由于把他当做一流人才来看，才惋惜他没能成就更大的事业。对一般人如果象要求贤者那样，那普通人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了。

　　【经文】[议曰：杨恽书云：“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人者，士大夫之行也。皇皇求财利，常恐遗之者，庶人之行也。今奈何以士大夫之行而责仆哉？”此量过者也。]【译文】[赵子议论说：汉代杨恽在写给孙惠宗的信中说：“努力追求仁义，常怕不能教化百姓，那是士大夫的事；急急忙忙追求财富，常怕求不到，那是老百姓的事。你为什么用士大夫的标准责备我呢？”这就是衡量过错要有不同的标准的道理。]【经文】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党，党类也。小人不能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过当恕而勿责之也。]何以言之？太史公云：“昔管仲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然孔子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岂不以周道衰，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议曰：夔、龙、稷、契，王者佐也，狐偃、舅犯，霸者佐也。孔子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是奇管仲有王佐之材矣。夫有王佐之才而为霸者之政，非小器而何？由是观之，孔子以管仲为夔、龙、稷、契之党而观过也。]虞卿说魏王曰[虞卿说春申君伐燕以定身封，然楚之伐燕，路由于魏，恐魏不听，虞卿为春申君说魏君假道也。]：“夫楚亦强大矣，天下无敌，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无敌’，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对曰：“今谓马多力则有之矣，若曰胜千钓则不然者，何也？夫千钧非马之任也。今谓楚强大则有矣，若夫越赵魏而开兵于燕，则岂楚之任哉？”

　　由是观之，夫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孔子小之；楚人不能伐燕，虞卿反以为强大，天下无敌，非诡议也，各从其党言之耳。不可不察。

　　【译文】孔子说：“人是各种各样的，人的错误也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人就犯什么样的错误。仔细考察某人所犯的错误，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

　　[党，就是品类。小人不能做君子事，当然不会犯君子所犯的错误。这并不是说小人犯错误就该宽恕，不要责备。]为什么这样说呢？司马迁说：“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九次主持与诸候的会盟，使天下得以匡正，可孔子还是小看他，曾说：‘管仲的器量狭小得很哪！’因为他没有努力辅佐齐桓公成就王业，却只成就了霸业。”[夔、龙、稷、契（虞舜的臣子），这是天子的辅佐，狐偃、舅犯（晋文公重耳的臣子）是霸主的辅佐。孔子曾称赞管仲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们就会被夷狄之国所灭，恐怕我们早已成了野蛮人了。”这是为孔子觉得管仲有王佐之材，却只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不是器量狭小又是什么呢？由此看来，孔子是把管仲当做夔、龙、稷、契一流人来看的，才批评他器量狭小。]虞卿在游说魏王时说[虞卿本来是先劝春申君攻打燕国，以求取自身的封赏。但楚国若攻打燕国，必须通过魏国。虞卿怕魏国不准楚军通过，才去游说魏王借取通道的]：“楚国可是很强大的，可以说天下无敌。他即将攻打燕国。”魏王说：“你刚才说楚国天下无敌，现在又说即将攻打燕国，这是什么意思？”虞卿回答说：“假如有人说马很有力气，这是对的，但假如有人说马能驮动千钧的重量，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千钩之重，不是马能驮起来的。现在说楚国强大是对的，假如说楚国能够越过赵国和魏国去和燕国开战，那岂是楚国能做到的呢？”

　　由此看来，管仲九次主持诸侯会盟，而孔子还小看他；楚国不能越过魏国去攻打燕国，虞卿反而认为楚国强大，这并不是不负责的说法，而是根据他们各自品类来说的。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

　　【按语】苛求贤者，是对贤者的爱护。因为贤者总是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因而也是人们注意的对象，一举一动都对普通人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中国传统中却有与之相反的现象，即为尊者讳。势位一尊，就成了圣人，错误都是别人犯的，而功德都是尊者一人所为。然而一旦倒台，就又成了千人唾骂、遗臭万年的独夫民贼。所以为尊者讳的人，其实恰恰是尊者的掘墓人。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捧杀。所以笔者认为，对尊者也应如对贤者一样，要求严一些，即使对他个人来讲也是好事。而对待普通人，则不妨宽容一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宽容，就是宽容别人的毛病、缺点，乃至错误。宽容和你意见相反的事，你看不顺眼的那些人。如果没毛病，对你随声附合，你怎么看怎么舒心，还用得着宽容吗？

我是玉龙人

势运三八



　　人们的品质和社会风气并不是人的本性造成的，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统治者引导的结果。统治者的引导会形成一种势，势一旦形成就难以抗拒。

　　所以明君在位时，是太平盛世，坏人也不敢做坏事。暴君当政时，好人也会变坏。社会风气也是如此。古语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还有一句古语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统治者的榜样对社会风气的重大影响。

　　【经文】[百六之运，推迁改移，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君子小人无贤不肖，至人无可奈何。知其不由智力也。]【译文】[天下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迁流逝，既不会因尧舜贤德而停滞，也不会因桀纣无道而消失。谁是君子小人？何为贤惠愚妄？都没个定准，这是至高至明的圣人也没办法的事情。由此可知，一个人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智力。]【经文】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礼让焉。此数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势运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余则让，不足则争。

　　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物多则欲省，求赡则争止。”[议曰：《管子》云：“衣食足则知荣辱。”此有余则让者也。《汉书》曰；“韩信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及在汉中，肖何言于高祖曰：“韩信者，国士无双。”

　　此不足则争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禄，父母饿于前，妻子馁于后，能有志不移者鲜矣。”]《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争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者，有所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刑不能禁也。[慎子曰：“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关龙篷、王子比干不与焉，而谓之皆乱，其乱者众也。

　　尧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治，而丹朱、商均不与焉，而谓之皆治，其治者众也。]故《庄子》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智行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新语》曰：“近河之地湿，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四渎东流而百川无西行者，小象大而少从多也。”

　　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议曰：匡衡云：“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尚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由是言之，世之君子乃上之所化矣。]世之小人，未必小人。

　　[议曰：《尚书》云：“殷网弗小 大，好草窃奸究。卿士师师，非度网获。” 此言殷之季世，卿士君子并非法，无得其中，皆从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礼让，未必礼让。[议曰：《左传》云：“范宣子好让，其下皆让，栾厌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由此言之，夫栾厌之让势运之耳。故知世之礼让，未必礼让也。]夫势运者，不可不察。[议曰：政论云：虽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变。故知天下君子小人本无定质，尽随势运者多矣。]【译文】天下有品德高尚的君子，有品格卑下的小人，也有推崇互相谦让之风的时候。但上述情况，未必出于人的本性，或出于事所当然，都是大的形势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文子》上说：“人们富余时才会退让，而不足时便会争斗。退让就产生了礼义，争斗就会发生暴乱。财富多了欲望就减少，获取的多了争斗就会停止下来。[《管子》上说：“衣食丰足之后，才会有荣辱的观念产生。”这是说有余就会退让。《汉书》上说：“韩信是普通人的时候，贫困潦倒，品行不正，不能被推举为官。待到在汉中投奔刘邦，肖何向刘邦推荐他说：“韩信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天下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这是由于他是普通人时，衣食不足啊！所以傅玄说：“假如给伯夷、伯齐一个小官职，只发给他不多的俸禄，开始是父母挨饿，接着是老婆孩子吃不饱饭，不改变其节操的可能性就会很少了。”]《淮南子》上说：“在水里游泳的人不能拯救淹在水里的人，由于他自己的手足抽不出空来救别人。在火灾中被烧伤的人不能救火，因为他自己的烧伤疼得厉害。在树林子中没有卖木柴的，在湖上没有卖鱼的，因为没有人缺少这种东西。”所以太平盛世，道德卑下的小人也会奉公守法，不义之财也诱惑不了他。但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品格高尚的君子也会干坏事，法律也禁止不住他。[慎到说：“夏桀、商纣当天子的时候，天下一片混乱。关龙逢，王子比干虽然是贤者，但人们还是称那时为乱世，就是因为作乱的人多啊。

　　唐尧、虞舜当天子的时候，天下太平，虽然丹朱、商均作乱，但人们还把那时称为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守法的人多啊。]所以《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显达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愚笨了。这都是形势造成的。”《新语》说：“靠近河边的土地总是湿润的，造近山边的树木，总是长得很高，那是同类互相影响的原因。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古称四读，都是向东流入大海的，所以众多的小河也没有向西流的，这是小河仿效大河，水少的追随水多的原因啊。”

　　因此可知，世上的君子，未必本质上就是君子。[匡衡曾经说过：“英明的君主恭敬谦让，百姓也就不互相争斗了；君主好仁德礼乐，下民也就不会凶暴；君主推崇道义节操，百姓也会按道义节操行事；君主宽厚慈爱，百姓也会互相关心爱护。有这四种原因，所以有道之君不靠严刑峻法也能化导天下，使天下成为太平盛世。”由此说来，社会的君子，是明主化导的结果。]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尚书》上说：“殷商的法律并不可通融，然而社会风气却极坏，草野盗贼成群，朝廷内外，大夫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上行下效，法律却治不了。”这是说商朝的末世，大夫们都干非法的事，没有遵纪守法的，这也都是君主化导的结果，因此可以明白，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世上的礼让，也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左传》上说：“晋国的范宣子执政，他好礼让，大夫们也都好礼让。栾厌虽然横暴，也不敢违抗这种礼让之风，因而晋国安定，几代人都仰仗范宣子树立起来的民风，安定地生活。这是榜样好啊。”在周朝开始兴盛的时候，那时的诗中唱道：“以文王为榜样，众多国家也都讲诚信了。”这就是榜样好的缘故。

　　待到周朝衰落时，那时的诗中唱道：“大夫不公平，让我做的事比别人都多。”

　　这就是说没有谦让了。由此说来，栾厌那样的谦让，是时势造成的。因此，世人的谦让，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所以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谦让也好，都是时势造成的。这个道理是不能不考察明白的。[《政论》上说：“世上虽然有生来就品质高尚的人，但百里不能挑一，不能做为天下的普遍标准。”

　　因而可以明白君子、小人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品质，大都是随着时势的推移变化而变化的。]【按语】势是什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潮流。当一股潮流到来的时候，便能挟裹各种各样的人朝同一方向行进，这是很难抗拒的。人们常说：社会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潮流，是如何形成的呢？除个别时候，是由民意形成之外，更多的时候是由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推动起来的，所以权与势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因如此，势，或曰潮流就有好有坏，既可使人向善，也可使人向恶。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大跃进，当时的社会潮流是六亿人民齐发烧，大炼钢铁，土高炉遍地开花，放卫星，亩产粮食几十万。当然也有不发烧的个别人，如彭德怀，结果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野心家”。全民吹牛皮，结果是全民饿肚皮。十年浩动，是又一次由上面推动起来的潮流。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掀起一股造神狂潮。有敢于怀疑者，如张志新，不但给送上断头台，而且还割断喉咙。这就是势运。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就是讲潮流可以改变人。所以权势者在造势时一是要谨慎，否则，势一旦形成，再想力挽狂澜，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是玉龙人

傲礼三九



　　故意对某人表示傲慢，反而会使某人更受人尊重，因为这样才可使对方的高贵品德更为人所知。侯生故意对信陵君表示傲慢，王生故意对张廷尉表示傲慢，汲黯故意对大将军卫青表示傲慢，都是为了使对方更受人尊重。这就比那些在大庭广众之中，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溜虚拍马之能事的无耻之徒不知高明多少倍。当然，以傲为礼，还要看对方的人品，只有对方确实是品德高尚之人才行。如果对方是喜欢听奉承话的人，还这样傲，就是自讨没趣了。

　　【经文】《左传》曰：“无傲礼。”《曲礼》曰：“毋不敬。”然古人以傲为礼，其故何也？欲彰夫人德耳。何以言之？昔侯嬴为大梁夷门监，魏公子闻之，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引公子过市及至家，以为上客。侯生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稠人广众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初，公子迎侯生，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驾过之。”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与之语，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市人皆观，从骑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也。]张释之在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廷使跪结袜，欲以重之。”

　　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廷尉。[汲黯常与大将军抗礼，或谓黯曰：“自天子常欲群臣下大将军，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

　　大将军闻之，愈贤黯也。]由是观之，以傲为礼，可以重人矣。

　　[议曰：《老子》云：“国家昏乱有忠臣，六亲不和有孝慈。”因不知昏乱，乃见其节。向使侯生不傲，则士人不知公子能下士也。使王生不据，则三公不知廷尉能折节也。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信矣夫！]【译文】《左传》上说：“没有以傲慢为礼的。”《曲礼》上说：“不要失去恭敬的态度。”然而古人确实有以傲慢为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想使对方的品德能够彰明于世。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有个隐士侯嬴，是魏国首都大梁东门的守门人。魏公子信陵君听说候嬴是个贤者，就置办了一次大宴会宴请宾客。待宾客都坐好后，信陵君率领一队车马，把车中左边的客位空着，亲自去迎接守东门的侯嬴。侯嬴领公子去了一趟市场，待来到信陵君家中，侯嬴被当做最尊贵的宾客。侯生对信陵君说：“今天，我为你所做的事已经很不少了。我本是东门看守大门的人，而你以魏国公子的身分屈尊驾车迎接我。而且在稠人广众之中，本不应去，可是我故意让你去了一趟市场。我为了成就你礼贤下士的声名，所以才故意让你和你的车马停在市场那么长的时间，来观察你，你的态度却更加谦恭。市场上的人都认为我是个小人，而认为你是个有道德的人，能礼贤下士。”[当初，信陵君去迎接侯嬴，侯嬴说：“我有个朋友在市场中的屠狗店干活，想借你车驾去拜访他。”侯嬴下车去见他的朋友朱亥，和朱亥聊天，暗中观察信陵君，信陵君的面色反而更加谦和。市场上的人都围着看，随从信陵君的骑兵都暗中责骂侯嬴。侯嬴看信陵君面色仍然没有变化，还是那么谦和，这才辞别朋友上了车。]汉朝的廷尉张释之等待朝见皇帝，三公九卿等高官显贵都在场，有个老人王生说：“我的棘带松开了。”回头对张廷尉说：“给我把袜带系上！”有人对王生说：“为什么在大廷广众之中，单单要侮辱张廷尉呢？”王生说：“我年纪很老了，地位又低，自己思谋没有什么办法能对张廷尉有所帮助。张廷尉是如今天下有名望的大臣，所以才让他当着大廷广众的面跪下给我系袜带。我是想让张廷尉更被世人看重啊。”那些高官显贵听了，认为王生是个有贤德的人，也更加尊重张廷尉了。[汉朝的汲黯，常常见了大将军卫青不跪拜，只行个平揖礼。有人对汲黯说：“皇帝打算让群臣都以下属的礼节拜见大将军，你不应该见大将军不跪拜。”汲黯说：“以大将军那样尊贵的地位，却有平揖的朋友，不是更被世人看重吗？”大将军听了这话，认为汲黯是贤德之人。]由此看来，以做为礼，可以使人更受尊重。

　　[《老子》说：“国家乱昏的时候才显示出忠臣来，六亲不和时才显出父母的慈爱和子女的孝顺。”这是说忠臣、孝子因为不管国家昏乱与否，仍然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才显示出节操的高尚。如果过去侯嬴对信陵君不傲慢，那么市场上的人就不了解信陵君有礼贤下士的风度。如果王生对张廷尉不傲慢，那么三公九卿，高官显贵就不了解张迁尉能降低身分，屈已下人。所以说：不好的人，是好人得以显示出来的凭借和参照啊。]【按语】以傲为礼，其前提是真诚。如果失去了真诚，即使表面谦让，也失去了礼的意义。

　　所以孔子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即礼并不在敬献玉帛的表面形式。《世说新语》中有一则非常有趣的故事：王文度与范荣期同行，王位尊而年少，范年高而位卑，推让的结果，范高在前，王不念，在后讥讽范曰：“簸之扬之，糠粕在前。”范亦反唇相讥：“淘之漉之，沙砾在后。”终成千古笑柄。可见徒具虚文，没有真诚的谦让毫不足取。相反，如文中侯嬴、王生那样高风亮节的人倒是难能可贵的。

我是玉龙人

定名四十



　　本篇对古代社会伦理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些范畴如道、德、仁、义、礼、智、信、忠、顺，以及负面的范畴如暴、虐、狂、恶、险、逆等一一做了明确的界定。在界定时，不主一说，而是博采百家，这样就能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可，从而使我们在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遵循的准则。

　　【经文】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识鉴不显。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而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故称之曰道、德、仁、义、礼、智、信。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动知所止谓之道。[又曰：道者，谓人之所蹈，使万物不失其所由也。]德者，人之所得也。各得其所欲谓之德。仁者，爱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又曰：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悲恻隐之心，遂其生成。]义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又曰：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建功立事也。]礼者，履也。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又曰：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君之序也。又曰：立善防恶谓之礼也。]智者，人之所知也。以定乎得失是非之情谓之智。信者，人之所承也。发号施令，以一人之心谓之信。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谓之术。[又曰：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现乎上谓之术。]《说苑》曰：“从命利君谓之顺。[又曰：君正臣从谓之顺也。]从命病君谓之谀。[又曰：应言而不言谓之隐，应谏而不谏谓之谀。又曰：君僻臣从谓之逆也。]逆命利君谓之忠。[又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

　　孙卿曰：“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逆命病君谓之乱。[又曰：赏无功谓之乱。]君有过失，将危国家，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不用则去谓之谏。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能率群下以谏于君，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谓之辅。抗君之命，反君之事，安国之危，除主之辱谓之弼。”[故谏诤、辅、弼者，可谓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贵也。]《庄子》曰：“莫之顾而进谓之佞。希意导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谈。好言人恶谓之谗。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慝。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拨其所欲谓之险。”古语曰：“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以贤代贤谓之夺，以不肖代贤谓之伐，缓令急诛谓之暴，取善自与谓之盗，罪不知諐谓之虐，敬不中礼谓之野，禁而不止谓之逆，[又曰：恭不中礼谓之逆。

　　又曰：令而不行谓之障。]禁非立是谓之法，知善不行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太公曰：“收取天下珠玉、美女、金银、彩帛谓之残。收暴虐之吏，杀无罪之人，非以法度谓之贼。[《庄子》曰：“析交离亲谓之贼。”孙卿曰：“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苟容以持禄养交，国之贼也。”]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至谓之塞。色取仁而实远之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已谓之愚。分于道谓之性[分谓始得为人]。形于一谓之命[受阴阳刚柔之性，故曰形于一也]。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气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

　　【译文】内心明白了某种道理，但不借助语言，就不能把这道理表达出来；把某种事物用一定的名称规定下来，但不借助语言，就无法把它与别的事物区分开来。不借助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就无法与别人沟通交流；不借助名称来区分事物，就无法显现你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但如推本溯源，并非事物自来就有名号称谓，也并非道理自来就有固定的概念范畴。而要区别事物的本质就必须为它们规定不同的名号称谓；要传达你内心的思想，就必须确立一定的概念范畴。所以才有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等概念范畴。什么是道呢？道，就是人必须遵循的规律。坐在那里时，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出行时知道要往哪里去；办事知道所凭借的条件；行动起来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这就是道[还有一种说法是：道就是人必须遵循的规律，使万物不迷失其必然的法则。]什么是德呢？德就是人所获得的，也能够使别人各得其所就是德。仁就是爱，得到利益，除去祸害，博爱无私就是仁。[又说：仁就是爱心。同情心和怜悯心便能发展为仁。]义就是合宜，明确是与非，肯定与否定的界线就是义。[又说：义就是人所做一切都无不合宜，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以此来建立功业就是义。]礼就是人们必须要实行的。或进或退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尊卑、长幼、上下、贵贱都要有所差别就是礼。[又说：礼，就是人必须实行的。早起晚睡，为的都是维护君主的统治秩序。或说：褒奖善行，防止过恶就是礼。]智就是人们的知识。用来判断得失、是非等等的能力就是智。信就是人们的承诺，发号施令时，都以最高统帅一人的意志为准则就是信。看到事物的开端，就能预知它的后果，执不变之道应对变化元常、复杂多端、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就是术。[还有一种说法：专杀生之大权，能打通堵塞的渠道，有衡量轻重缓急的能力，准确地评论得与失，能使远近，真假无法隐藏地呈现在君主面前就是术。]刘向《说苑》中说：“顺从君主的命令，也确实有利于君主就是顺。[又说：君主命令正确，臣下因而服从就是顺。]顺从君主的命令，却对君主不利就是谀。[又说：该说时不说是隐，该劝阻时不去劝阻就是谀。还说：君主不正确而臣下顺从就是逆。]违背君主的命令，却对君主有利就是忠。[还说：把财物分给别人就是惠，用善来教诲别人就是忠。荀子说：用高尚的德行遮护君主并能感化他，这是最大的忠；用自己的品德弥补君主品德的缺失是次忠；以正确的意见劝谏君主不正确的做法，激怒君主是下忠。]违背君吏的命令而且不利于君主的就是乱。[还说：奖赏没有功绩的人也是乱。]君主有错误，而且即将危胁到国家根本利益，这时能畅所欲言，陈述已见，君主采纳，便留下来继续为官，不采纳便辞职回家，这是谏臣。采纳自己的意见没便罢，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以死明志，这是净臣。能率领群臣向君主进谏，解除国家的祸患，这是辅臣。违抗君主错误的命令，改变君主的行事，使国家从危难中安定下来，消除了君主的耻辱，这是弼臣。”[所以说谏、诤、辅、弼之臣才是国家的忠臣，明主的财富。]《庄子》说：“什么都不管，一味求进就是佞，观察君主的好恶然后说话就是谄。说话不分别是非一味顺从就是谀。好说别人的坏话就是谗。假装称誉别人，而实际上希望别人倒霉叫慝。不分善恶，两者兼容，都表现出和颜悦色的样子，暗中却盗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叫险。”古语说：“用可行的方法补救不可行的方法就叫和。无论对自己喜欢的还是憎恶的，一概不表示反对意见就叫同。用贤者取代贤者就叫夺。用不贤者取代贤者就叫伐。法令本来宽缓，可是定罪却很苛刻就叫暴。把好的东西都窃为已有就叫盗。自己有罪恶却不知改过就叫虐。态度恭敬却不合于礼数就叫野。有禁令也不停止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叫逆。[又有一种说法，态度恭敬却不合于礼数就叫逆。还说：有令不行就叫障。]禁止错误的，树立正确的就叫法。明知是善事偏偏不去做叫狂。明知做了坏事却不想改正就是惑。”姜太公说：“敛取天下珠宝、玉石、美女、金银、彩缎就叫残。收用暴虐的官吏，滥杀无罪的人，完全不按法度就叫贼。”[《庄子》说：“离间亲戚朋友就叫贼。”荀子说：“不体恤国君的荣辱，不体恤国家的得失，苟合取容，拿国家的俸禄供养自己的朋友，就是国家的盗贼。”]贤人不来报效朝廷就叫蔽。忠臣不来报效朝廷就是塞。表面上选择仁爱而实际上违背仁爱就叫虚伪。不以诚心对待臣子却指望臣子以诚心侍奉自己就叫愚蠢。从浑沌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人就是性。秉受天地之性叫命。凡是人都有金木水火土五种秉性，但不同地域的人却有刚、柔、缓、急、音、声的差别，这是与水土之气有关系的，这就叫土风。好恶、弃取、动静都没有永久不变的法则，而是随顺着当今皇帝的情趣爱好，这就叫民俗。”

　　【经文】或曰：“乐与音同乎？”对曰：“昔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曰：‘夫古乐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主所好者，溺音乎！郑音好滥，淫志也；宋音燕安，溺志也；卫音趋数，烦志也；齐音傲僻，骄志也。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此音乐之异也。[董生曰：“古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时者，而以深入教化于人，然后功成。作乐，乐其德也。故国风淫俗在于管弦。”《乐书》曰：“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理道备矣。”此又声音之异也。]或曰：“音与乐既闻命矣，敢问仪于礼同乎？”对曰：“昔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于太叔，太叔曰：‘夫礼，天之经也[经者，道之常也]，地之义也[义者，利之宜也]，民之行也[行者，民之所履也]。天地之经，民实则之。

　　则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刚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也]，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气为五味[酸咸辛甘苦也]，发为五色[青黄赤白黑，发见于是非分别也]，章为五声[宫商角徵羽也]。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滋味声色过，则伤性]。是故礼以奉之[制礼以奉其性也]。人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此六者，皆禀阴阳风雨晦明之气也]，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为礼以制好恶喜怒哀乐六志，使不过节也]。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协和也]。故人能曲直以从礼者，谓之成人。”

　　或曰：“然则何谓为仪？”对曰：“养国子，教之六仪：祭祀之容，穆穆皇皇；宾客之容，俨恪矜庄；朝廷之容，济济跄跄；丧纪之容，累累颠颠；军旅之容，暨暨詻詻；车马之容，騑騑翼翼。此礼仪之异也。夫定名之弊在于钩鈲析辞。苟无其弊则定名之妙也。”

　　论曰：班固九流，其九曰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傅子》曰：“杂才以长讽议。”由是观之，杂说之益，有自来矣。故著此篇，盖立理叙事，以示将来君子矣。

　　【译文】有人问：“乐和音相同吗？”赵子回答说：过去魏文侯曾问子夏说：“我把帽子戴得端端正正的来听古乐，只怕打瞌睡。而听郑音时则一点也不感到疲倦。请问，古乐是那样而新乐又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子夏回答说：“现在你问的是乐的问题，而你所爱好的却是音。乐与音虽然有相近的地方，性质却是不同的啊。”文侯说：“那请问怎么不同呢？”子夏说：“古乐，是在天地正常运行，春夏秋冬四时交替有序，百姓得其所欲，五谷丰登，没有疾疫流行，也没有什么不吉祥的兆头的时节，这叫做无所不当的时代，然后圣人制定了父子，君臣的关系准则来作为治理天下的纪纲。纪纲端正之后，天下也完全安定了。天下完全安定之后才校正六律（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元射），调和五声（宫商角徵羽），然后配上琴瑟，歌唱《诗》和《颂》，这称做德音。只有德音才能称作乐。《诗经》上说：‘默然清静，显示出他的德音，他的美德在于是非分明。是非既明，善恶既分。能做师长，也能做人君。统治这个大国，使百姓顺服，上下相亲。至于文王，其德从无遗恨。既己享受上帝的福佑，还要延及他的子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如今你所喜好的，是沉溺在音里了啊。郑音太滥，会使人的心志惑乱；宋音安逸闲适，使人心志沉溺，难于振作；卫音急促，使人心志烦燥；齐音狂做偏邪，使人心志骄恣。这四国之音都会令人沉溺美色，有害于品德。所以祭祀大礼时不用它们。这就是乐与音的区别。”[董仲舒说：“古代还没有制礼作乐的时代，便使用先王传下古乐中适合当时的，用来深入教育化导百姓。

　　教化百姓的目的达到之后才制礼作乐。所谓乐，就是乐于圣人之德。所以国风淫俗，都是由于所配的管弦等乐调啊。”《乐书》上说：“懂得声却不懂得音的是禽兽。懂得音而不懂得乐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能懂得乐。”

　　所以考察声便能懂得音；考察音便能懂得乐；考察乐便能懂得政治。懂得了乐和政治，那治理国家的大道理也就完备了。这又是声和音的区别。]有人又说：“音与乐的问题我已经听你讲明白了，请问仪和礼相同吗？”

　　赵子回答说：过去赵简子向太叔询问揖让和应酬宾客的礼节，太叔回答说：“你问的是仪而不是礼。我曾听过去郑国大夫子产说过，礼是天之经、地之义，百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天地之常经，百姓确实是当作法则来对待的。

　　以天的光明日月星辰为法则；依地阴阳刚柔之性来行事。生成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运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散发酸咸辛甘苦五味，化作青黄赤白辉五色，显现为宫商角徽羽五声。六气、五行、五色、五味、五声一旦过度失正，就会产生昏乱，百姓因而迷失其本性。所以制礼来承持民之本性。人有好恶喜怒哀乐，这都生于六气，所以要研究六气而制礼，以约束这好恶喜怒哀乐六种心志。哀表现为哭泣，乐表现为歌舞，喜表现为施舍，怒表现为争斗。哀乐不失其常才能与天地六气协调，才能长久。所以如果人能屈能伸来顺从礼的规定就可以称他为成人了。”

　　有人又问：“但是究竟什么是仪呢？”赵子回答说：供养国中人才并教给他们六仪：祭祀时的仪容要肃穆、正大；接待宾客时的仪容要庄重恭敬；在朝廷时的仪容要威仪整齐、多而不乱；在丧礼上的仪容要悲哀疲惫；军队的容仪要果断刚毅；车马的容仪要壮盛整齐。这就是礼和仪的区别。界定名称的弊端在过于抠字眼。假如没有这种弊端，那么界定名称的方法就是一种好方法。

　　结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学派分为九流，其中第九就是杂家。他说杂家兼取儒墨二家之长，融汇名法于一家之说。傅玄曾用九品论人，其第九品是杂才，长于讽谏论辩。由此看来，杂取各家之说的好处，古代人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此篇文章，用杂家思想阐明道理，叙述史事，目的是为对将来的君子能有所启发。

　　【按语】孔子曾说：“必也正名乎。”正名就是把名实脱节、名实错位的混乱状况匡正过来。王安石说：“名实已明，则天下之理得矣。”也就是说，只要把名实的关系理顺了，便一切都摆正了。因此可以说，许多不合理的问题，都是由于名实不副造成的。从小的方面说，假冒伪劣产品的坑人害人便是最好的例证。喝茅台酒却中了毒，原来是二锅头加敌敌畏兑成的。买红塔山香烟，结果是劣质烟昌充的。这都是名实不副的例子。从大的方面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是对公仆不满意，却无法罢免他。官员自称公仆，却在主人头上做威做福。这也是名实不副造成的。因此理顺名实关系是匡正社会混乱状况的首要问题。而名，又是理顺这种关系的前提。有了大家普遍认同的名之后，便可循名贵实。考察评论某人、某事，便有了可以依据的标准。小到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如规定达到什么标准便可称为名牌，以防消费者上当受骗。大到国家政治，如领导干部的级别与其职责、权限、待遇的标准，就可避免他们渎职、越权和腐化。总之，名是事物的规约性，切勿等闲视之。当然，庄子曾说：“名者，实之宾也。”在重视名的同时，更要注重实，切勿让虚名给骗了。

我是玉龙人

出军四一



　　救乱诛暴，平定天下，是用兵的目的。然而兵有各种，如“义兵”、“应兵”、“忿兵”、“贪兵”、“骄兵”，要懂得根据其不同的性质，采取不同的应对办法。用兵必然要择将，将既已择，那就要赋予威权，放手使用，决不能轻易干涉。这是“出师”的第一步，也是胜利的基础。

　　【经文】夫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兵战之场，立尸之所，帝王不得已而用之矣。[凡天有白云如匹布经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或有云如匹布竟天，或有云如胡人行列阵，皆天下多兵。或于子日四望无云，独见赤云如旌旗，天下兵起。若遍四方者，天下尽兵。或四望无云，独见黑云极天，亦天下兵起，三日内有雨，灾解。或有赤云赫然者，所见之地，兵大起。凡有白云如仙人衣千万连结，部队相逐，罢而复兴，当有千里兵。或有如人持刀盾，此暴兵气也。或有白气广六丈，东西竟天者，亦兵起也。青者，有大丧也。]故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宝货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之大，矜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谓之骄兵，兵骄者灭。

　　[夫禁暴救乱，曰义兵，可以礼服；恃众以伐，曰强兵，可以谦服；因怒兴师，曰刚兵，可以辞服；弃礼贪利，曰暴兵，可以诈服；国危人疲，举事动兵，曰逆兵，可以权服。]是知圣人之用兵也，非好乐之，将以诛暴讨乱。夫以义而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萤火。临不测之渊而欲堕之，其克之必也。所以必优游恬泊者，何重伤人物。故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以德来，然后命将出师矣。

　　夫将者，国之辅也，人之司命也。故曰：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将既知兵，主既择将，天子居正殿而召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烦将军应之。”乃使太史卜斋择日，授以斧钺。君入太庙，西面而立，将军北面而立。君亲操钺，持其首，授其柄，曰：“从是以上至天者，将军制之。”乃复操柄，授与刃，曰：“从是以下至渊者，将军制之。”将既受命，拜而报曰：“臣闻国不可从外理，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还诸。”乃辞而行，凿凶门而出。故司马法曰：“进退唯时，无曰寡人。”

　　孙子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古语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汉书》曰：“唯闻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

　　故知合军聚众，任于阃外，受推毂之寄，当秉旄之重。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乃可成大业矣。故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之谓也。

　　【译文】兵械，是凶器；战争，是危险之事；战场，是尸体横列的地方。因此帝王不得已才通过战争解决纷争。[凡是天上有白云如匹布一样经过丑未，天下多战事，如有赤云战事尤其多。有时云如匹布满天，有时云如胡人的行列阵势，都是天下多战事的征兆。有时在子日四望无云，唯独看见赤云如施旗，天下会有战争兴起。如果赤云遍布四方，那么天下到处都有烽烟燃起，战事不断。有时四望无云，只在天边有黑云，也是天下多战事的征兆，三天里如果有雨，那么兵灾可以化解。有时天上赤云灿烂，在看见赤云的地方，会有战事大起。凡是有白云如仙人的衣裳片片连结，战斗双方的军队会相互追逐，疲劳之后仍会再次振奋，此时会有长达千里的战争。有时天上云的形状有如人拿着刀盾，这是有不义战争发生的征兆。有时有白色云气广六丈，从东向西铺向天空，这也是战事将起的征兆。如有青色云气，则是有大丧的征兆。]所以说，拯救纷乱，诛伐暴虐的，称之为“义兵”，统帅正义者可以称王。

　　敌人侵犯我，不得已起而抗争的称之为“应兵”，这种反抗侵略、保卫家园的军队一定获胜；如奋争之意、愤恨之情不足，则不能取胜。因愤怒而发动战争的，称之为“忿兵”，士兵心怀怨恨则要失败。贪图他国土地，看重别人财物的，称之为“贪兵”，士兵贪婪，必然要被攻破。依仗国大人多，想向敌人显示威风的，称之为“骄兵”，士兵骄做自得，就会被消灭。

　　[禁止暴虐，拯救纷乱的，称“义兵”，要以礼遇使其顺服；依仗人多势众征伐的，称“强兵”，要以谦逊的态度使其顺服；因为愤怒兴师动众的，称“刚兵”，要以言辞使其顺服；背弃礼义、贪图利益，称“暴兵”，要以欺诈之计使其顺服；国家危险、众人疲惫，借机起兵作乱的，称“逆兵”，要以威权使其顺服。]由此可知，圣人用兵打仗，不是自己有什么偏好，而是以此来诛杀暴虐、讨伐逆乱。以仁义之师讨伐不义，就如同放开江河水浇灭萤火一样。自己占据有利地形，在下有不测深渊的悬崖边上将敌手推下去，那是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内心自信、从容恬适的人，是不看重战场上伤了多少人的。因此说，荒居远处的人如不顺服，那么就要完善文教德化使他们归来。如果完善了文教德化，还不能使他们归顺，那就要命令将军出兵，用武力使他们归顺。

　　将帅，是国君的辅佐，负有保护人命的职责。所以说，为将的不了解兵，无异于把自己的君主交给了敌人；为君的不懂得选择将，等于是把自己的国家交给了敌人。将帅既已知兵，君主既已选好了大将，天子就要避开正殿，在偏殿召见准备任命的大将，告诉他说：“国家的安危都寄托在了将军身上，现在某国不愿臣服，希望将军前去讨伐。”于是命令太史准备占卜。太史先斋戒三日，选择吉日，把斧锁授给将军。国君进入太庙正殿的大门，站在东侧，面向西，进入君位。将军随后跟人，面向北而立，居于臣位。这时，国君亲手捧着锁，持着斧钺的首端，而将柄端交给将军，说：“从这里往上直到天宇，都由将军全权管理。”接着又拿起斧，拿着斧柄而将斧刃授予将军，说：“从这里往下直到大海的深渊，也由将军将军全权管理。”将军接受了任命，向君主拜谢说：“臣听说国家大事，处理决断都必须依靠君王，不能受外面的干预，军队中的事，变化多端，处理决断都必须依靠将领，君王不能遥控作战。如果臣下不是忠心耿耿，便不能报效君王；如果臣下犹疑不决，便不能迎敌应战。臣既然接受任命，负责指挥战争，臣不敢活着回来。”于是辞别国君而行，通过象征必死决心的凶门出发。所以在司马穰苴撰写的兵书《司马法》中说：“进攻退守唯看时机，不能考虑国君的意见如何。”孙子说：“将在外，君主的命令可以不听。”古语说：“城门以内，由国王控制；城门以外，由将帅控制。”《汉书》说：“只听将军的命令，不闻天子的圣旨。”

　　由此可知，集结军队，在城后接受命令，即使接受的是推动车轮的任务，也应当把它看作和持掌军旗一样重要。全军将士都要做到上不受天时的限制，下不受地形的阻隔，前边敌人不敢阻挡，后面没有君王的牵制，唯军令是从，这样，才可以成就伟大的功业。所以说，将军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国君不去随意干预，才能取得胜利。这些名言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我是玉龙人

练士四二



　　精干简练，各取所长，因能授职，是择士的要旨。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懂得选择人才，使用人才，让各种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施展自己的才干，让他真正成为自己事业的辅佐。

　　【经文】夫王者诉师，必简炼；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职。各取所长，为其股肱羽翼，以成神威，然后万事毕矣。

　　腹心一人[主渊泉应卒，揆天消变，总撮计谋，保国全命者也]，谋士五人[主国安危，豫虑未然，谕才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者也]，天文三人[主占星历，候风气，理时日，考符验，效灾异，知天心去就者也]，地形三人[主军行止，形势利害，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理者也]，兵法九人[主讲论异同，行事成败，简炼兵器，凡军阵所用，刺举非法盅也]，通粮四人[主广饮食，密畜积，通粮道，致五谷，令三军不困乏食者也]，奋威四人[主择村士，谕兵马，风流电击，不失所由，奇状也]，鼓旗三人[主佐鼓旗、符节、号令，倏忽往来，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出旌杆，任重持难，修沟堑，治壁垒，四转守御者也]，通材三人[主拾遗补过、集会、术数、周流、并会，应偶宾客、议论、谈语、消息结解]，权士三人[主奇谲殊异，非人所识，行无穷之变也]，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语，览视四方之事、军中之情伪，日列于前也]，爪牙五人[主扬威武，激厉三军，倡难锐攻，令三军勇猛也]，羽翼四人[主飞名，誉震远近，动移四境，以弱敌心者]，游士八人[主相征祥，候开阖，观敌人为谋盅也]，伟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敌心]，法算二人[主计会三军，领理万物也]，方士二人[主为药，以全伤病也]。

　　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曰冒将之士]。有勃气壮勇暴强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阵之士]。有学于奇正、长剑、琱弧，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锐骑之士]。有破格舒钩，强梁多力，能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 名曰冠兵之士]。有故王臣失势，欲复见其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罪之人，昆弟为其将报仇者，聚为一卒[名日死责之士]。有贫穷忿怒，将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故赘婿人虏，欲昭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厉顿之士]。有辨言巧辞，善毁誉者，聚为一卒[名曰间谍飞言弱敌之士]。

　　有故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伎过人，能负重行数百里者，聚为一卒[名曰待令之士]。

　　夫卒强将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兵无选锋曰“北”。必然之数矣。故曰：兵众孰强，士卒孰练，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不可忽也。

　　【译文】有帝王德行的人统帅军队，一定是精心训练士兵。英雄的将帅善于了解人才，并按其才能高下授予职位。取人之所长，让他成为自己的有力辅佐，以成就神威。这样，其他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

　　军中要选心腹一人[主要负责帮助出谋划策，应付突然事变，观察天象以及如何防御灾异，负责计谋的实施，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谋士选五人[主要负责谋划军队运动的安危，消除隐患，品评人才，制定赏罚条例，任命官职，决断嫌疑，决定军令可行与否]，管天文气象的三人[负责天文、历法、节候，考究符瑞是否应验，以便掌握气候的变化规律]，懂地理的三人[负责军队行进或停止，勘查地形，判断利害及远近、险易、水势，山形，不失掉在地利方面的优势]，通晓兵法的九人[负责分析敌我双方战争态势的异同及作战成败的原因，精选武器及一切军需，检举不按军法行事的人]，管理粮草的四人[负责计算粮食消耗，储备积蓄物资，开通运粮道路，运送五谷，使三军生活不出现困难]，振奋军威的四人[负责选拔有才能的人，讨论研究兵车战术，如何做到象风一样迅速，象雷电一样猛烈，使敌人摸不军队行动的动向]，执掌鼓旗的三人[负责用军旗、军鼓传达号令，让三军明白无误地了解指挥意图，忽来忽往，神出鬼没，以便欺骗敌军]，得力干将选四人[负责保管帅旗，提负重大任务，掌握难以处理的事情，修理壕沟，挖陷井，整治营房、堡垒，准备防御的器具]，学识渊博的三人[负责监察遗漏，纠补过失，应对使者，评论是非，以及集会、术数，周行各地，应对宾客，通报消息，消除疑惑]，懂得权谋的三人[负责策划奇计妙想，让常人难以识破，从而施行无穷无尽的变化之术]，侦探选七人[负责往来于敌我之间，探听敌方言论，收集各方人士的反应，及军队中的各种情况，每日不离主帅左右]，爪牙选五人[负责鼓舞士气，激励三军将上斗志，让三军冒死去攻击敌人精锐]，羽翼选四人[负责传扬声名，让我军声誉妻震远近，四处散布流言，用以瓦解敌人的军心]，间谍选八人[负责刺探敌人的奸险行动，等候时机策动，掌握敌人动态，刺探敌人的计谋]，伟士选二人[负责设计欺诈之计，依托在鬼神身上，用以迷惑敌人军心]，管财务的二人[负责军中会计，管理各种物资]，方士选二人[负责医药，救护伤病员]。

　　要把军中有超人勇气，不畏冒死负伤的，编为一队[名叫“冒死之上”]。

　　把善于鼓舞士气，强壮勇敢，敢于面对强敌的士兵，编为一队[名叫“陷阵之士”]。把熟悉兵书、剑法、箭法和能使队列齐整的，编为一队[名叫“锐骑之士”]。把善于跳跃，善于使用挠钩能打破常规作战，强悍有力，击破敌人金鼓，拔取敌人族旗的，编为一队[名叫“勇力之士]。把能越高涉远，善于长途奔走的，编为一队[名叫“冠兵之士”]。把王臣中失去往日威势，想再次建立功业的，编为一队[名叫“死斗之士”]。把阵亡将士的兄弟要杀敌报仇的，编为一队[名叫“死责之士”]。把有因贫穷而愤怒，内心抑郁，想使心志痛快的，编为一队[名叫“必死之士”]。把有的因家中男子被虏为人质，招婿入门，想掩盖耻辱、远扬名声的，编为一队[名叫“厉顿之士”]。把能说会道，善于诋毁他人、赞誉亲近的，编为一队[名叫“间谍飞言弱敌之士”]。

　　把被免罪的囚徒想洗涮耻辱的，编为一队[名叫“幸用之士”]。有才技过人，能背负重物，行走数百里的，编为一队[名叫“侍令之士”]。

　　士卒强健，将军怯弱的军队叫“弛军”，官官强健，士卒怯弱的叫“陷军”，没有精锐部队做骨干，叫“败军”，这三类军队都会失败，那是必然的。所以说，士卒中哪些人强健，哪些人干练，了解的人胜利，不了解的就失败。这是千万不可忽视的。

我是玉龙人

结营四三



　　安营扎寨，要择地择时。这样才能会利避害，出师顺利，获得成功。

　　【经文】太公曰：“出军征战，安营置阵，以六为法。”[六者，谓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人地之宜，置表十二辰也。]将军身居九天之上[青龙亦为九天，若行止顿宿，居玉帐下，凡月建前三辰为玉帐，假令正月已地是也]。竟一旬复徙，开牙门，常背建向破[不向太岁太阴]，不饮死水，不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狱，无休天灶，无当龙首[ 死水者，不流水也；死地者，丘墓之间；地柱者，下中之高；地狱者，高中之下；天灶者，谷口也；龙首者，山端也]。故曰：凡结营安阵，将军居青龙，军鼓居逢星，士卒居明堂，伏兵于太阴，军门居天门，小将居地户，斩断居天狱，治罪居天庭，军粮居天牢，军器居天藏。此谓法天结营，物莫能害者也。

　　[假令甲子旬中，子为青龙，丑为逢星，寅为明堂，卯为太阴，辰为天门，已为地户，午为天庭，申为天牢，西为天藏。甲戌旬中，戌为青龙，亥为逢星，子为明堂，丑为太阴，寅为天门，卯为地户，辰为天狱，已为天庭，午为天牢，已为天藏。甲申旬中，申为青龙，酉为逢星，戌为明堂，亥为太阴，子为天门，丑为地户，寅为天狱，卯为天庭，辰为天牢，已为天藏。甲午旬撞，午为青龙，未为逢星，申为明堂，西为太阴，戌为天门，亥为地户，子为天狱，丑为天庭，寅为天牢，卯为天藏。甲辰旬中，辰为青龙，已为逢星，午为明堂，未为太阴，申为天门，西为地户，戌为天狱，亥为天庭，子为天牢，丑为天藏。甲寅旬撞，寅为青龙，卯为逢星，辰为明堂，已为太阴，午为天门，未为地击，申为天狱，西为天庭，成为天牢，糊为天藏。]【译文】姜太公说：“出军征战，安顿营寨，布置阵法，应当以六为法度。”[六，指六百步，也可以是六十步，衡量人地最佳的距离，置放测量时间的标杆以计十二辰。]将军身居九天之上[青龙也是九天，如行军或宿营，居住在营帐下，要在月建前三个时辰建营帐，比如正月已地就是]。满一旬要迁徒，敞开牙门，背建向破[不能向着太岁和太阴]，不饮用滞流之水，不在墓间设帐，不在下中之高处、高中之下处、谷口或山峰的端头札营[死地，就是丘墓之间的地方；地柱，就是下中之高处；地狱，就是高中之下处；天灶，就是谷口；龙首，就是山峰的端头]。所以说，凡是结营布阵，将军居于青龙，军鼓居于逢星，士卒居于明堂，伏兵设在太阴，军门设在天门，小将居于地户，斩断设在天狱，治罪设在天庭，军粮放在天牢，军械放在天藏。这是效法天道安营札寨。只要这样做了，外部自然条件就不能侵害军队。

　　[如果安营的时间是在甲子旬中，那么以十二度为圆而划定的十二个地支的方位，正北方的子位就是青龙的位置，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丑、寅、卯、辰、已、午、未、申、西（不取戌、亥，因为甲子旬中戌亥为空位——泽注），对应的方位依次为逢星、明堂、太阴、天门、地户、天狱、天庭、天牢、天藏。（甲戌旬中、甲申旬中等以此类推，此不赘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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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玉龙人

道德四四



　　身先士卒，德高为范，是为将者最可贵的品格。将领虽有威权，却不能时时靠权威压人。更多的时候应以礼待人，以诚感人，以德服人。这样才会真正地赢得士兵，进而赢得民众，从而为胜利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经文】夫兵不可出者三：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出战。故孙子曰：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人不畏危。[危，疑也。言主上素有仁施于下，则士能致前赴敌，故与处存亡之难，不畏倾危之败。若晋阳之围，沈灶生蛙，而民无叛疑也。]黄石公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谓礼。将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接之以礼，厉之以辞[厉士以见危授命之辞也]，则士死之。是以含蓼问疾，越王伯于诸侯；吮疽恤士，吴起凌于敌国。阳门痛哭，胜三晋之兵；单醪投河，感一军之士。勇者为之斗，智者为之忧。视死若归，计不旋踵者，以其恩养素畜，策谋和同也。故曰：畜恩不倦，以一取万。语曰：积恩不已，天下可使。此道德之略也。

　　【译文】兵不可以出动有三种原因：国中不和，不可以出军；军中不和，不可以出阵；阵中不和，不可以出战。孙子说：放在第一位的是“道”。所谓“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以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危，是“疑”的意思。是说上级素来有仁义施给下级，那么士卒就能勇敢向前，攻击敌人，与上级共赴危难，即使有倾覆之败，也无所畏惧。就象当年赵襄子败走晋阳，虽然被晋国军队围困，并用水灌，使炉灶沉于水中，日久蛙生，但是老百姓却没有一个背叛的。]黄石公说：“军井还没有凿成，将帅不说口渴；军中幕帐还未安置好，将帅不说疲劳，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这就是将帅的礼法。只要将帅与士卒同苦乐、共安危，士卒就会团结一心，不可离异，这支队伍就不怕苦，不怕累，特别能战斗。将帅如果以礼对待，以言辞激励[用言辞激励士卒，告诉他危急与使命]，那么士卒就愿意为知遇之恩而万死不辞。因此，越王勾践为了报仇，口含辛辣的蓼，问伤养死，抚慰百姓，最终称雄于诸侯；吴起为生病的士兵吸吮浓疮，体恤士卒，最终凌驾在敌国之上。看守宋国国门阳门的士卒死了，子罕人城痛哭，感动全城百姓，晋国因此不敢讨伐；楚庄王有酒不独饮，而把它投在河中，令军士迎流共饮，三军为之感动。这样，勇敢者愿为之战斗，智慧者愿为之忧虑。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决计不退缩的原因，就是因为上级平日里有恩德于己，计策和谋略与自己心愿相一致。所以说，平日里对士卒不断地积畜恩德，就可以在战场上得到“以一破万”的功效。有俗语说：不断地积畜恩德，整个天下都会为你所驱使。这就是对“道德”一词的简明概括？

我是玉龙人

禁令四五



　　有令则行，有禁则止，是治军的关键。但这一切的真正实施还有待于将领平时的所作所为。如能体贴下情，殷切地关心士卒，士卒就会赴汤蹈火，再所不辞。如放纵士率如骄子，那就会难以驾御，无法使用。所以，在关键时刻，为将者要果敢行事，要有快刀斩乱麻的决心和勇气。

　　【经文】孙子曰：“卒来专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专亲而罚不得，则不可用矣。”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经》曰：“兵以赏为表，以罚为里。”又曰：“令之以文［文，惠也]，齐之以武[武，法]，是谓必取。”故武侯之军禁有七[孙子曰：“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司马法曰：“见故作誓，赡功作赏，此盖围急之时，不可格以常制。”其敌国理戎，周旋中野，机要纲目，不得不预令矣]：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

　　若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回避务止，初近而后远，唤名而不应，军甲不具，兵器不备，此谓“轻军”[有此者，斩之]。受令不传，传之不审，以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之“慢军”[有此者，斩之]。

　　食不廪粮，军不部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首，以获功名，此谓“盗军”[有此者，斩之]。若变易姓名，衣服不鲜，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坚，矢不著羽，弓弩无弦，主者吏士，法令不从，此所谓“欺军”[有此者，斩之]。叩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麾不随，避前在后，纵发乱行，折兵弩之势，却退不斗。或左或右，扶伤■死，因托归还，此谓“背军”[有此者，斩之]。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军骑相连，咽塞道路，后不得前，呼唤喧哗，无所听闻，失行乱次，兵刃中伤，长将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军”[有此者，斩之]。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呼召他位，越入他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

　　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食，呵私所受，大言惊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有此者，斩之]。

　　斩断之后，万事乃理。所以乡人盗笠，吕蒙先涕而后斩。马逸犯麦，曹公割发而自刑。故太公曰：“刑上极，赏下通。”孙子曰：“法令孰行，赏罚孰明，以此知胜。”此之谓也。

　　【译文】孙子说：“如果士卒没有亲近依附之前就处罚他，士卒就不服气。不服气，就难以使用。士卒既已亲近依附了将帅，仍不执行军纪军法，这种士卒也不能使用。”所以说，将帅对士卒能象对待婴儿一样体贴，士卒就可以跟随将帅一起赴汤蹈火；将帅对士卒能象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士卒就可以与将帅同生共死。但是，如果对士卒过分厚养而不使用他们，一味溺爱而不以军纪军法约束他们，违犯了军法也不严肃处理，这样的军队，就好比“骄子”

　　一样，是不能用来打仗的。《经》说：“士卒以奖赏为表，以惩罚为里。”

　　又说：“要用恩惠来命令他，以法令来约束他，这样就一定能取胜。”所以武侯治军有七条禁令[孙子说：“施行超出惯例的奖赏，颁发打破常规的号令。”《司马法》说：“看见敌人时发誓要给立功者奖赏，这是被围困的危急之时的作法，不可以平常的法规来限止。敌对的国家入侵，与其周旋在原野之上，治军的机要纲目，是无法事先制定的]：一是“轻”，二是“慢”，三是“盗”，四是“欺”，五是“背”，六是“乱”，七是“误”。这七种情况是治军必须禁止的。

　　如果有期约而不到，听到鼓声不进攻，趁机滞留，有避忌就止步不前。

　　开始时靠前，后来便落后，呼唤姓名不答应，盔甲没有，兵器不准备，这叫做“轻军”[有此种行为者，要斩杀]。接受命令不去传达，传达时又不细心，致使吏士疑惑。不听金鼓的号令，不看旌旗的指示，这叫做“慢军”[有此种行为者，要斩杀]。吃饭却不储存粮食，驻扎却不部署士兵，赏赐、分配不公平，袒护亲信，夺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借贷不还，抢夺他人割取的首级，用以邀功，这叫做“盗军”[有此种行为者，要斩杀]。又如改名换姓，衣冠不整，金鼓不备，兵刃不磨，武器不修整，箭不插羽毛，弓弩没有弓弦，从上到下不听法令，这叫做“欺军”[有此种行为者，要斩杀]。听到击鼓不进攻，鸣金不收兵，按下旗帜不倒伏，举起旗帜不起立，帅旗所指却不跟随，躲在后面向前。随意放箭，胡乱行进，损折兵弩的威势，退却不斗。有时借着扶助伤者、运送死者的机会，趁机逃跑，这叫做“背军”[有此种行为者，要斩杀]。兵行将出之时，士卒却争着向前，纷纷扰扰，一片混乱。骑兵相互勾连，堵塞道路，后面的部队不能向前，呼唤喧哗，嘈杂之声四起，没有行列，次序混乱，兵刃误伤他人，军官也不去管理，上下纵横纷乱，这叫做“乱军”[有此种行为者，要斩杀]。屯兵宿营，就四处打听同乡，亲近的彼此相随，一起进食，相互担保，呼召别人，窜丧他人的位置，破坏秩序，不听别人的制止。不从门户出入军营，不向上级请假。奸邪之事发生，知情者不报告，罪责是相同的。和人一同饮食，呵斥他人，故意发出惊人之语，使吏士疑惑，这叫做“误军”[有此种行为者，要斩杀]。

　　决断之后，诸多事情才会有条理。所以同乡人偷盗斗笠，吕蒙悲涕之后将他斩杀；马惊踏坏了麦田，曹操割下头发表示自罚。所以姜太公说：“刑罚、奖赏对上对下一视同仁，一切就都通畅了。”孙子说：“只要看法令谁执行得好，谁赏罚分明，就能知谁能取得胜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是玉龙人

教战四六



　　要想取得战场上的胜利，就要注意平时的严格训练。平时的训练越过硬，越井然有序，在战场上取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经文】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故知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百不当一，此弃之者也。故领三军教之战者，必有金鼓约令，所以整齐士卒也。

　　教令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故教使一人学战，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学战，教成合之百人。渐至三军之众。

　　大战之法，为其校阵，各有其道。左校青龙，右校白虎，前校朱雀，后校玄武，中校轩辕。大将之所处，左锋右戟，前盾后弩，中央鼓旗，兴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麾，五阵乃理。

　　[夫五阵之法，鼓旗为主。一鼓举青旗，则为曲阵；二鼓举赤旗，则为锐阵；三鼓举黄旗，则为圆阵；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五鼓举黑旗，则为直阵。曲阵者，木也；锐阵者，火也；圆阵者，土也；方阵者，金也；直阵者，水也。此五行之阵，展转相生，以为胜负。凡结五阵之法，五五相保，五人为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帅，五帅为一校，五校为一火，五火为一挖，五挖为一军，则事备矣。

　　夫兵之便，务助节度。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粮牧，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正立，二鼓起食，三鼓严办，四鼓就行，间闻听令，然后出兵，随幡所至也]。

　　故曰：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部曲为分，什五为数]；斗众如斗少，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

　　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耳目也。[是知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罚，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胜必败。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筑所转，莫不前死。纷纷纭纭，闻乱而不可乱；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败，此用众之法也。

　　卒服习矣，器用利矣，将军乃秉旌麾众而誓之[有虞氏诫于国，夏后氏誓于军，殷誓于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而誓之所誓，不同吾从，周誓之曰：“呜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某国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俾我有众，恭行天讨。用命者，赏不逾时；逗挠者，诛不迁列。死生富贵，在此一举。嗟尔庶士，各勉乃心也]。于是气厉青云，虽赴汤蹈火，可也。

　　此教战之法也。

　　【译文】孔子说：“不教人学习打仗，这就等于把他丢弃了一样。”由此知道士卒不练兵，对战斗时的饮食起居之事不熟悉，前面一遭到攻击后面便已瓦解，行动与金鼓之声不协调，一百人也抵不上一个人，这就是“丢弃”的意思。

　　所以率领三军教导他们习武打仗，一定要有金鼓约定命令，统一行动。

　　教练、命令部队的起居行动，用旌旗来指挥他们变化。一个人学会了作战技能和方法，就楞以再教另外十个人；十个人学会，就可以再教一百人。

　　由此渐渐扩展到三军。

　　大战的方法，首先要懂得布阵。布阵各有其道。左边的校官的青龙旗指示东方，右校的白虎旗指示西方，前校的朱雀旗指示南方，后校的玄武旗指示北方，中校的轩辕旗居于中央。大将的所处之地，左面有矛，右面有戟，前面有盾，后面有弩，中央处是鼓与旗，一有行动，一齐高举。士兵听到击鼓就进攻，听到鸣金就收兵。只有跟随着大将的指挥，五阵才能有条不紊。

　　[五阵的方法，以鼓和旗为主。第一次击鼓举青旗，形成“曲阵”；第二次击鼓举赤旗，形成“锐阵”；第三次击鼓举黄旗，形成“圆阵”；第四次击鼓举白旗，形成“方阵”；第五次击鼓举黑旗，形成“直阵”。曲阵属木；锐阵属火；圆阵属土；方阵属金；直阵属水。这种以五行布的阵，变化相生，以此决定胜负。大凡五阵的布置方法，以五五为基本格局：五人为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帅，五帅为一校，五校为一火，五火为一旅，五旅为一军。这样，阵法就完整带兵的要旨，是务必掌握分寸、规矩。矮短者持旌旗，勇敢者持金鼓，柔弱者负责供给粮草，智慧者则出谋划策。乡里相连，五五相保。第一次击鼓起身，第二次击鼓进食，第三次击鼓细致准备，第四次击鼓即将出发，要不断地注意听命令，然后举旗出发，跟随幡旗行进。]所以，治理百万雄兵和治理少量部队的原则相同，只要把部队以五为基数分开[部曲叫分，什五叫数]；与大部队的敌军作战与小股部队相遇的战斗原则也是相同的，只要有旌旗和金鼓作号令[旌旗叫“形”，金鼓叫“名”]。

　　前后言语不能相闻，所以要有鼓铎来传令；首尾不能相顾，所以要用旌旗为信号。

　　金鼓旌旗，是用来统一作战行动的。因此，鼙鼓金铎，是用来作用于听觉的；旌旗麾章，是用来作用于视觉的；禁令刑罚，是用来警戒军心的。听觉是用声音振奋起来的，所以鼙鼓金铎的声音不能不清晰；视觉是用颜色来刺激的，所以军旗不能不鲜明；军心要靠刑罚来激励，所以刑罚不能不威严。

　　如果这种威权不确立，即使是胜利了也要终归失败。所以说，将帅指挥，部队就得服从，将帅指向哪里，部队就得拼死向前。这样，阵势虽然纷乱，士兵听到的虽然是一片喧器，然而队伍却不会乱；战场上虽然一片混沌，但是阵势部署周密，应付裕如，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攻破。这就是指挥大军作战的方法。

　　士卒既已受了训练，战法熟悉了，武器锋利了，将军于是手执帅旗在众人面前宣誓[有虞氏在国中告诫，夏后氏在军前宣誓，殷则在军门外宣誓，周在即将交战时宣誓，周的誓言说：“呜呼！普天之下，皆是大王的土地；四海之内，皆是大王的臣子。现在某国以武力践踏仁、义、礼、智、信，抛弃天、地、人的正道。今天，我有此大军，要替天去讨伐。服从命令效力的，及时奖赏。贪生怕死的，就地诛杀。生死富贵，在此一举。希望诸位都要尽力尽心]。在这样的时候，将士同仇敌忾，气冲云天，即使是赴汤蹈火，也没有做不到的。这就是军训的方法。

我是玉龙人

天时四七



　　天时、地利、人和，是取胜的重要保证。孙子说：“知天知地，胜乃天究。”所谓得天时，就是要了解自然，把握自然，利用自然，在最适宜的自然条件下制订规划，采取行动，从而取得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成果。

　　【经文】孙子曰：二曰天时。天时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吾人太公曰：“天文三人，主占风气，知天心去就。”

　　敌《经》曰：“能助三生，临刃勿惊，从孤击虚，一女当五丈夫。”故行军必背太阴、向太阳，察五纬之光芒，观二曜之薄蚀，必当以太白为主，辰星为候。合宿有必斗之期，格出明，不战之势。避以日耗，背以月刑。 以王击困，以生击死，是知用天之道，顺天行诛，非一日也。

　　若细雨沐军，临机必有捷；回风相触，道还而无功。云类群羊，必走之道；气如惊鹿，必败之势。黑云出垒，赤气临军，六穷起风，三刑起雾，此皆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若烟非烟，此庆云也；若星非星，此归邪也；若雾非雾，此泣军也；若雷非雷，此天鼓也。庆云开，有德；归邪，有降人；泣军，多杀将；天鼓，多败军。是知风云之占，岁月之候，其来久矣。

　　故古者初立将，始出门，首建牙之时，必观风云之气。

　　[诸谋立武事，征伐四方，兴兵动众，忌大风，雷雨，阴不见日。辰午酉亥，自刑之日。夫牙旗者，将军之精。凡竖牙旗，必以制日。制日者，谓上克下也。初立牙门，祈之曰：“两仪有正，四海有王，宝命在天，世德弥光。

　　蕞尔凶狡，敢谋乱常，天子命我，秉钺专征。爱整其旅，讨兹不庭。夫天道助顺，神祗害倾，使凶丑时歼，海隅聿清。兵不血刃，凯归上京。神气增辉，永观厥成。实正直之赖，凡乃神之灵，急急少律令。”凡气出如甑上气，勃勃上升，气积为雾，雾为阴，阴气结为虹霓，晕珥之属。凡气不积不结，散漫一方，不能为灾。必和杂杀气，森森然疾起，乃可论占。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没时，候之期内，有风雨，灾不成也]。

　　若风不旁勃，旌旗晕晕，顺风而扬举，或向敌终日，军行有功，胜候也。

　　[凡军上气如山堤上林木，不可与战；在我军大胜。或如火光，亦大胜。

　　或敌上白气粉拂如楼，缘以赤气，兵劲不可击；在我军必大胜。或敌上气黄白，厚润而重者，勿与战。或有云广如三匹帛，前后大军行好。遥望军上云少斗鸡，赤白相随，在气中得天助，不可击。两军相当，上有气如蛇，举头向敌者，战必胜。凡军营上有五色气，上与天连，此应天之军，不可击。有赤黄气干天，亦不可攻。或有云如日月，而赤气绕之，如日晕状，有光者，所见之地大胜，不可攻。敌上气少晕状，其军不可攻。此皆胜气也]。

　　若逆风来应，气旁勃，牙杠折，阴不见日，旌幡激扬，败候也。

　　[若云气从敌所来，终日不止，军不可出，出则不利。若风气俱来，此为败候，在急击也。凡敌上气色如马肝，如死灰，或类偃，盖皆败候也。或黑气如环山，随军上者，军必败。或军上气昏发，连夜照人，则军事散乱。或军上气半，而一绝一败，再绝再败。在东发白气者，灾深。或军上气五色杂乱，东西南北不定者，其军欲败。机军上有赤气炎炎降天，将死众乱。或军上有黑气牛马形，从气雾中下渐入军，名曰天狗下食血，败军也。机有云气盖道，蒙蔽昼冥者，释炊不暇熟，急去，此皆败候也。

　　若下轻其将，妖怪并作，众口相惑，当修德审令，缮砺锋甲，勤诚誓士，以避天怒。然后复择吉日，祭牙旗，具太牢之馔，震鼓铎之音，诚心启请，以备天问，观其祥应，以占吉凶。若人马喜跃，旌旗皆前指高陵，金铎之声扬以清，鼙鼓之音宛以鸣，此得神明之助，持以安于众心，乃可用矣。

　　虽云任贤使能，则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审，则不筮而计成；封功赏劳，则不祷而福从；共苦同甘，则犯逆而功就。然而，临机制用有五助焉：一曰助谋，二曰助势，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此五者，助胜之术。故曰：知地知天，胜乃可全。不可不审察也。

　　【译文】孙子说：“第二要看天时。所谓天时，是指阴阳、寒暑、阴晴等气候情况。”《司马法》说：“寒冬盛夏不兴师动众，是因为‘兼爱’。”我的乡人姜太公说：“天文方面要选三人，负责观察气候，掌握气候变化规律。”

　　所以《经》上说：“能明了前生、今生、来生的联系，即使面对刀刃也不会惊惧，跟着孤儿抗击外侮，一女能顶五个男子。”所以行军一定要背向太阴、面向太阳，详察金、木、水、火、土五纬的光芒，细观日食、月食，一定要以太白星为主，辰星为候。在暗夜里必定有战斗，如果天色明亮，就是不战的预兆。作战要躲避太阳下的消耗，月亮下的刑戮，以旺盛攻击困乏，以生气攻击衰朽。由此知道用天道、顺天意去诛伐，并非是一日之间就能成功的事情。

　　如果细雨蒙蒙，临战必能获胜；有回旋之风相触，军队将在中途返回，劳而无功；天上云如群羊，是逃跑的预示；云气如惊鹿，是必败的预示；黑云从营垒上升起，赤色云气临降军队的上空，狂风怒起，大雾弥漫，这都是只见军队出发，而不见军队回来的征兆。象烟又不是烟，叫“庆云”；象星星又不是星星，叫“归邪”；象雾又不是雾，叫“泣军”；象雷声又不是雷声，叫“天鼓”。“庆云”开，是有德的标志；出现了“归邪”，预示有投降之人；出现了“泣军”、多是大将破杀的征兆；出现了“天鼓”，多是败军的征兆。由此知道查看风云，观测岁月，由来已久。

　　所以古代一任命大将，军队刚一出门，将要竖起帅旗之时，就要观测风云之气。

　　[准备发动战争，征伐敌国，兴师动众之时，忌讳有大风、雷雨的天气，或阴霆不见天日。辰、午、西、亥，是自刑的日子，不宜有军事行动。牙旗，是将军的灵魂所在。大凡竖立牙旗，一定要选择制日。所谓制日，就是上能克下的日子。大旗刚刚竖立在牙门，要祭旗，说：“天地有正，四海有王。

　　神命、天命、帝命在上，世德愈加光大。无知小儿凶残狡诈，居然敢谋乱天常。天子特命我带兵出征，于是整顿部队，讨伐无道。天道扶助正义，神祗降灾于倾灭无道的凶逆，凶丑很决就会被歼灭，四海之内不久就会重见光明。

　　不用有多少伤亡，就能胜利凯旋，使国家的灵异的祥瑞增辉，长久看到成功。

　　这是正直之举，所有的神灵，要速来保佑我军。”凡云气如瓦甑上的气，勃勃上升，云气积为雾，雾凝结为阴气，阴气又结为虹霓，有如太阳两边的光环。凡云气不郁积不凝结，散漫一方，不能成为灾祸。必须是掺杂着肃杀之气，阴森森地急速兴起，才可以占卜，经常是在早晨或下午太阳出没之时。

　　观测期内，如果有风雨出现，灾害就不能形成。]如风不从旁兴起，旌旗四周有光晕顺风飘升，或者向敌军方向终日飘扬，这是军队建立功业、大获全胜的征兆。

　　[凡敌人军阵上空云气如山堤上的林木，不可与之交战。如在我军上空，就能大获全胜。或者我军上空云气如火光，亦可大获全胜。或者敌阵上空白色云气如粉白色的高楼，又联结着赤色云气，敌人兵力强劲，不可攻击；如在我军，我军一定会大胜。或者敌阵上空有黄白色云气，厚润而浓重，不要与之交战。或者有云气宽大如三匹帛，前后大军行进顺畅。遥望敌军上空云气形状如斗鸡，赤色白色相随，这是敌军获得天助的表示，不能发动进攻。

　　两军兵力相当，天上有云气如蛇形，举头朝向敌方，这时作战，我军一定会取胜。凡敌军上空有五色云气，与天相连，这表明敌军是顺应天时之军，不可攻击。有赤黄云气冲天，也不可攻击。或者有云气如日月灿烂，并有赤色云气缠绕，如日晕的形状，伴以光芒，见有这种云气笼罩的军队一定有战必胜，不可向它发动攻击。敌阵上空云气如光晕，其军不可进攻，这都是胜利之气。]如果逆风吹来，云气勃兴，牙旗旗杆折断，天气阴沉不见太阳，旌幡激烈飘扬，这是失败的征兆。

　　[如果云气从敌方飘来，终日不止，不可出行，出行则不利。如风与云气俱来，这是战败的征兆，要迅速进攻。凡敌阵上空云气颜色如马肝、如死灰，或如人躺卧，都是战败的征兆。或者黑色云气如环形山，跟随在军队上空，其军必败。或者军阵上空云气傍晚升发，夜间也光明照人，则预示军情散散乱。或者军阵上空云气半遮，打一仗则败一仗，再打一仗再败一仗。在东方有白气，灾难深重。或者军阵上空有赤色云气，炎炎下降，这是将死众乱的征兆。或者军阵上有黑色云气，呈牛马形状从气雾中落下，渐渐进入军中，这叫天狗下来食血，是败军的征兆。或者有云气遮盖道路，蒙敝日光，军队连饭都做不熟，那就要赶快撤离，这是战败的征兆。]如果士卒不尊敬主将，互相谈论的都是妖言怪事，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赶紧修明德操，详审法令，修缮盔甲，磨硕武器，勤劳军务，虔诚地宣誓，来避免上天的震怒，然后选择吉日，祭祀牙旗，备好全猪、全牛、全羊，震响鼓锋之声，诚心告启，预备回答上天的责问，同时观察有何吉祥的应验，并占卜凶吉。如果人喜马跃，旌旗都前指向高陵，金铎的声音激扬清亮，鼙鼓的声音宛转鸣响，这就证明得到了神明的助佑，就可以安抚军心，军队就能用以作战了。

　　如果任贤使能，不用占卜事情也会顺利；军令严明、法度详审，不卜筮计谋也能成功；封赏有功劳的人，不用祷告也能吉祥；如能与士卒同甘共苦，讨伐逆乱就能成功。还有“五助”可以在指挥作战时灵活运用：一是助谋，二是助势，三是助怯，四是助疑，五是助地。这五项，是帮助夺取战争胜利的辅助方法。所以说，知地知天，才能大获全胜。不能不认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