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喜安市长到巴中市信访局接待上访群众

烈火中永生

记者调查发现，假借“公共利益”进行“商业拆迁”，是引发拆迁矛盾的关键。假借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借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名，二是借“旧城（村）改造”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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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关注民生，多关注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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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政府的拆迁办公室，看上去是一个行使政府权力的机构，摇身一变马上变成直接的拆迁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种定位上的不清楚，再加上在拆迁运作中的拆迁行为笼罩上一层社会公共利益的外壳，瞬时变得很冠冕堂皇。这种行为不但侵犯了老百姓的权益，更导致拆迁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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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江平教授说，拆迁表现出来的冲突是私权和公权的矛盾。房子的拥有人是私权的主人。但拆迁是一种公权力，是政府的行为。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要遵循两条原则，第一要界定是不是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的确是为公共利益，私权应当选择服从公权。第二条原则是政府必须给予公民充分的补偿。不能借公权力来侵犯个人的财产权。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都叫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这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商业目的和社会公共利益必须截然分开。现在最普遍的情况是，政府将原来就有居民的土地出让给开发商，开发商在这块地上开发出高级住宅出售。我在这里住得好好的，你给我一个很低的补偿让我搬走，去住一个破地方。这不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是开发商利益的需要。在“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下，私权被剥夺了，增加的却只是开发商的利润。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不是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时候，个人有权利作出搬与不搬的决定。如果不愿意搬，你也没办法。开发商和住户只能协商，讨价还价，没有人能够强迫你。
当今的补偿办法确实侵犯了被拆迁者的利益，不是合理公平的补偿，使被拆迁者不可能在原地买到同样的住房，只能选择在比较远的地方安家。这种状况需要建立法律制度来解决，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好群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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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借所谓的“国家、社会利益”之名，侵犯被拆迁户的利益。这种动辄以国家、社会的名义而无视或牺牲他人利益的行为，造成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张志凯委员对上述这种现象表示极为不满，“政府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不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现代国家政府运行的基本准则。侵权要赔偿，既是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的需要，也是切实保障公民利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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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量出现的拆迁纠纷和矛盾，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的蔡定剑教授说，在当今中国，城市拆迁和对农民的土地征用中的一些个案，已经是对公民财产的侵犯最严重的表现。
一项为民解困的德政工程就逐步地演变为以营利为目的，着眼于土地投机，吃土地差价，与民争利的“扰民”工程了。
被拆迁人的权利被漠视。政府在未经原来住地居民的同意就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这个过程本身就违反了《土地管理法》。
无对等的谈判机制。为什么要拆？什么时候拆？补多少钱？安置到什么地方？被拆迁人与开发商、政府没有一个环节能够平等的对话。实际的情况是主要由开发商说了算，作为个体的被拆迁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款让大多数中低阶层的居民无法在原地买到同等面积和保持同等生活质量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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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秘鲁学者说，穷国之穷，就在于私权不明确以及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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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交往活动中，政府和老百姓是平等的经济利益主体，政府在要求老百姓守信的同时，自己应该首先恪守诺言、讲求诚信，而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以权压人、随意毁约、侵犯老百姓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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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湖南嘉禾强拆事件，居民刘日丽愤怒地说：“政府不懂法，犯了罪，老百姓不能跟着遭殃吧！”“政府错就错在不讲法！”
被拆迁户们普遍表示，如果真是为了“公共利益”，我们不会阻拦；但却以“公共利益”之名，进行商业经营项目开发“市政拆迁”，变相掠夺居民房屋产权，老百姓不答应！很有代表性的一句群众语言是：“房子产权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开发商怎么有权代表我们处置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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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问题是，政府的土地储备与公民的财产升值期待发生了冲突，政府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幌子，炒作房地产业，致使绝大多数公民的既得利益受到了侵犯。如果不将房屋拆迁目的真正限定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层面，而是由政府从事开发性经营，房屋拆迁中的利益矛盾永远无法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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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口头上说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际上是在进行房地产开发或帮助一些老板进行房地产开发，那些为政府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的公民怎么会接受政府作出的拆迁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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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乃百年大计，人命关天，质量第一！开发商应当提供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房屋用于拆迁安置。实际操作中，开发商只疯狂追逐暴利，偷工减料，建的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房屋乃至危房屡禁不止，特别是用于拆迁安置的房屋质量普遍低于商品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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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乃百年大计，人命关天，质量第一！开发商应当提供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房屋用于拆迁安置。实际操作中，开发商只疯狂追逐暴利，偷工减料，建的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房屋乃至危房屡禁不止，特别是用于拆迁安置的房屋质量普遍低于商品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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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法学家说，如果不从以往的拆迁问题中吸取教训，修改制度并迅速纠正违法做法，谁敢保证由拆迁引发的惨剧不会再发生？当务之急，行政权力尽快退出拆迁领域，立即废除和禁止行政拆迁的规定和行为，才是治本之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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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第202页指出，实行征收和征用应当遵循三条原则：
一是公共利益原则。实行征收、征用，必须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是征收、征用的前题条件。公共利益通常是指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公共利益在本质上是非人格化的利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在实践中判断是否属于社会公共利益，一要同商业利益相区别。商业利益是个人和企业获取利润的利益，商业利益直接服务于个人或者企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的需要而强行征收征用公民的财产权。二是要同部门、单位和小集体的利益相区别。部门、单位和小集体的利益，其受益人是特定的少数人，与公共利益有本质的区别。在实践中，有的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行谋取部门、单位和小集体的利益之实，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为了谋求商业利益或者单位的利益而需要公民转让其私有财产权时，应当通过平等协商、公平买卖的办法解决，而不是借助国家强制力来实现。
二是依照法定程序的原则。征收、征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为了防止这种手段的滥用，平衡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征收征用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三是依法给予补偿的原则。尽管征收和征用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但都不能采取无偿剥夺的方式，必须依法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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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5日人民日报《决不能用损害群众利益的方式搞建设》评论员文章强调：“坚决纠正城镇房屋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和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做到决不能因为地方财力有限，就降低拆迁和土地征用补偿安置标准；决不能为了招商引资，满足开发商的要求，而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决不能为了要政绩、谋形象，用损害群众利益的方式搞建设。”“城镇房屋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决不能以政府行为替代市场行为，决不能以行政命令替代法定程序，决不能片面强调为政府的‘重点工程’让路而破坏拆迁和土地征用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坚决查处城镇房屋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中违法违规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件，坚决维护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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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上强调：法院不得以任何借口参与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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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勾结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人们对它所产生的危害也早有所认识，但是，真正让人们感到深恶痛绝的是，近年来的官商勾结已呈愈演愈烈之势，其危害之大影响之深，令人震惊!
官商勾结的行径，决不仅仅局限于矿山领域，如建筑、餐饮、医药、冶金、金融等等诸多领域里，都有官商勾结的影子，尽管以前曾经多次清过理过，依然是屡清不绝，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治理不深，风大雨小，或者是“只标不本”；二是下手不狠；三是涉及面不广。一些勾商之官往往在“不换思想就换人，换个地方照样狠”的“处分”下，依然是官场稳当，商场吃香，情场风光。因此，笔者认为，要将官商勾结彻底除之，其一，凡官商勾结，为官者就地罢官，不得异地“流放”，以免其“东山再起”，做到永不再用，为商者罚无赦，罚其割心绞肉之痛；其二，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关系所动，不为权势所动，高悬法律明镜，有罪定罪，该毙则毙；其三，制定章法，规范为官之道为商之行，深究细查，全面清理，不搞“杀一儆百”。因为事实证明，在当今时代，“杀一”很难“儆百”，既使是“儆”住了，也只是表面上或一时的“儆”住，风头一过，事件一过，他们又会出来“兴风作浪”，甚至勾结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隐秘都牢固，更何况，那个被“杀一”的人，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枪打出头鸟”的“替死鬼”。
总之，无论官商勾结多么隐秘多么狡诈，我们都应该要有官商不绝誓不罢休的决心和勇气，要有根除官商的有力举措和办法，只有这样，百姓才不会再受官商勾结的祸害了。
官商为何勾结？原因很简单——相互利用。官员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商人保驾护航，或为商人创造“商机”，以谋取回报；商人则运用金钱或金钱替代物贿官，以谋取最大利润。二者勾结的主要目的是谋取金钱、物质等利益，手段虽不同，而目标一致，故臭味相投也就可想而知了。
官商勾结，危害甚多。其一，腐蚀党的肌体，损害政府形象，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其二，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依靠权力介入，损害别人利益，是不会长久的。其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无视公正和公平原则，剥夺普通百姓平等竞争的权利。
实践证明，官商勾结，祸害无穷，已到非铲除不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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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旧城改造岂能一拆了之
这是一个意料不到的情况：在城市拆迁中，我们提出了“解危解困”、“造福于民”等不少好的口号，可在具体实施中，却出现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趋势，这使得人们不能不对既往的工作进行一番审思。
国内各大城市的大规模危房改造工作多是从10年前开始的。既然是危改，当然应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可是，我们却不无忧心地发现，这项为民造福的事业中也存在着一股潜流，一些城市的危改由于拆迁机制的扭曲，无形中把关注的对象从“人”转到了“地”。一些被“授权”拆迁的公司考虑的是如何尽快地把居民搬走，然后尽快把地变为楼，再把楼变成利润。
有的大城市把危改权力下放给基层单位，形成了开发单位选一块地，然后由房管部门鉴定危房率，即确定为危改区，并随之立项的状况。由于缺乏必要与有效的监督，好房子也会被“鉴定”为坏房子，开发商只要看中哪里，哪里就成了“危房”。原有的社区生活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终结了。许多居民向记者倾述着他们对故宅的坏念：“不管怎样，我住那个破房不用花钱，我的孩子上学方便，老人就医方便。按照现在的政策我们只能跑到郊区去住，还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有的人不解地说：“凭什么开发商让我们走我们就得走呀？难道我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旧城平房住宅尽管破旧，但是作为低收入家庭在市中心的栖身之所，又具有特殊的价值。旧城危改面对的是许多在这里居住了一辈子、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在下降的老年人，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市中心又有较多简单劳动的就业机会，是不少居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进行大规模改造，简单地外迁居民，将使许多低收入家庭的生活难以为继，也违背了政府危改的初衷。
“让老百姓自己动手修缮房屋，是危房改造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最有效也是最靠得住的办法！”两院院士、城市规划学家周干峙说。与学者的呼吁相对应的是，一些城市的居民已向政府部门表达了自建家园的强烈愿望。
（华西都市报2003年11月13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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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拆迁：化私为公与化公为私
绝大多数的拆迁是出于谋利的商业目的，但却经常被一些行政机关、利益集团和个人描述成是为了公共利益，这就便于大量地租用行政权力为经营活动服务。这是拆迁中“化私为公”的过程和原因。所以，必须对公共利益进行严格的界定，否则，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一些地方，建商品房、影剧院甚至商业街也标榜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由公民的个体利益组成的，造福于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具有直接性、非赢利性和共同福利性。如建绿地、体育场，应该是具有公益性的，但如果它不是服务于当地百姓特别
是为此付出了拆迁代价的居民，甚至严重损害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权益，那么，它就不应成其为公益事业项目。现在，有不少的开法商巧立名目，先以要建公益项目的名义骗取零土地出让金和其他优惠政策，然后摇身一变为商业设施或纯赢利项目。
以“危改”、“建绿”等公共利益为名行圈地之实，正是开发商屡试不爽的伎俩。因此，建议由全国人大对公共利益及其实现过程即国家征收权力进行法律规定，不能让什么都能假借公共利益而“绕道”实现商业或个人利益，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关键是谋利者深谙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等寻租行政权力的道理，而行政权力一旦被用来实现某一集团和个人的利益那将是一场灾难。
《土地管理法》中有三处提到了“公共利益”，但都没有予以明确的界定。这就如同《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若不是分别在第153条和第117条都对“不可抗力”的内涵进行规定，当事人怎样知道因不可抗力而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当然，对“公共利益”进行法律规定以后，并不等于说公益事业项目就可以任意侵占老百姓的权益了，还必须要进行协商、安置和补偿。建议在目前“公共利益”被滥用的情况下，可将其内涵严格定义在国防、外交等事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项目上，而把修筑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码头、桥梁、地铁等国家重点扶持的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作为属于“特殊情况下”的“社会公共利益需要”。
对公共利益进行严格界定是为了防止“化私为公”，而化私为公的目的是为了大规模、高效率、低成本地化公为私，它比直接地化公为私更贪婪、更危险、更可怕。
谢光飞
（四川经济日报2003年11月14日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