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坝大库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中国江河大坝的思考
徐刚
沉重的三门峡话题
中华读书报 02-12-2003 2003年的中国水事，依笔者之见最值得一记的应是渭河水患之后，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反思。今年的渭河洪水也着实有点奇怪，其洪峰不大也不险，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普通洪水，而结果是形成了50年不遇的渭河大洪灾。陕西全省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为什么出现此种现象？就连普普通通的渭河两岸农民都说，全是三门峡工程闹的。事实上这样的灾难早在三门峡高坝修建之前，施工之时便已经有人预见并指出过了。可以说关于这个工程的不同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粗暴地忽略、乃至淹没，一意孤行者中既有决策者也有为数甚多的教授、专家、学者。当渭河洪水把三门峡工程的最后的遮羞布撕碎，沉默的局面也终将打破，甚至有点热闹了。
这样的热闹是耐人寻味的，它需要我们追溯历史，把真相说出来——以大江大河的名义。
据《华商报》报道，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博士，10月份率队考察渭河水灾后，在郑州会议上指出，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的效益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在三门峡水库。
在笔者的记忆中，这是水利部官员第一次公开从负面比较明确地评价三门峡水库，这是一个好的实事求是的开端。
紧接着又有了11月4日《北京日报》上发表的中国水利界被不少人推为泰斗级人物的两院院士张光斗和前水利部部长、现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联名发出的呼吁：三门峡水库应立即停止蓄水，放弃发电。2003年11月17日的《报刊文章》又以“渭河流域泥沙淤积河床抬高，张光斗建议放弃三门峡水库”为题报道如下：“据了解1957年6月，有关部门曾经组织了70名专家就三门峡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讨论。张光斗说：‘当时我是不赞成的。’但那个时候一边倒，苏联专家说能修，你有什么办法”云云。
三门峡的历史迷雾从此就算是解开了吗？不，没有！相反更让人觉得感慨莫名了。三门峡工程及与之相关连的人物极端迥异的命运，所折射出来的已经远远不是一个水库的问题了，但，我们最终还是得回到这个大坝本身来考量：关乎国家命脉的江河命运、水利思路，以及在这过程之中参与其事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良知。
不妨说，作为新中国第一个高坝大库的三门峡工程，是以后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先行者与楷模，正是因为三门峡工程的失误及这失误长时期地被掩饰，导致了中国水利沿着高坝大库的思路愈走愈远。也因为关于三门峡工程的不同意见的被扼杀，导致了中国水利界的一意孤行一往无前地筑高坝修大库。
那末，到底在三门峡工程上谁是真正的反对者，提出了什么样的反对意见呢？
2001年1月19日，春寒料峭之时，笔者走进清华园拜访了黄万里先生，以后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中午12点为止，完成了我对黄先生的采访。从70岁到90岁之间黄万里先生患有结肠癌、胆结石、淋巴癌，一次又一次地开刀动手术的黄先生显得疲惫、虚弱，但思路还算清晰。关于三门峡工程的往事历历浮现。笔者同时又查阅了相关资料，便有了以下的文字回顾。
1954年4月，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规划报告》出台，选定三门峡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前景、主要目标是：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低到8000立方米／秒，自此黄河无洪灾之患；拦蓄上游挟带的全部泥沙，下泄清水，实现了河清之梦，且能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调节黄河水量，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等等，其巨大的综合效益将使三门峡大坝成为中国水利的里程碑。
但是，在《规划报告》中既无法回避也最难以启齿的是关乎渭河两岸土地与人民及大坝存亡的问题：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黄河泥沙在三门峡水库中的淤积，将使这个高坝大库的寿命只有30年左右。而当时力主建造三门峡工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个负责人却保证水库寿命为300年。30年是严格按照上游来沙量及预留库容147亿立方米——占总库容的2／5——计算得来的，300年这句大话却是信口开河，或者说是信口筑坝、信口河清，但，决策者偏偏就信了。
为了三门峡工程的最后通过，一系列的信口开河接踵而至：中国方面向苏联专家组提出的《技术任务书》中，中方给出了一个真正天方夜谭般的数据：通过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到1967年，上游来沙量可减少50％，当三门峡水库运行150年后，则为100％。
黄河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清了。
黄河变清了吗？黄河依旧是浊流滚滚，而断流的灾难已经或几乎使这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成了季节河！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正式破土开工。
就在这一时刻到来的前一年，时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的黄万里上书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在他的《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中，就三门峡水库的主体规划思想提出了质疑，他指出：筑坝虽有调节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后果。在以后的不断上书中黄万里先生更是第一个预言了渭河翘尾巴淤积从而形成大患的后果。关于泥沙，黄万里先生一再强调：河流必按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世界上从未有过无沙之河，在坡面上的水土应尽量保持，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应该让其继续随波逐流，这一科学的观念从根本上击中了三门峡工程的要害：筑坝拦沙，而且是上游全部来沙，把泥沙留在库内而让下游河清，这是逆自然规律而行之。
黄万里先生还认为：由于淤积，所有的水库也就是说无论怎样的高坝大库，都不是万古不朽的，自有一定的寿命。笔者不由得想起：人力堆造的黄河水泥怎么能如山之亘久、水之持续呢？但，造坝的人却从来不想也不顾大坝寿命结束时上下游的水流情势、水文变化。在江河梯级开发之后，多少年大坝废弃，多少梯级的水泥废料堆积如山，那时，中华大地上还会有一条完整的河流吗？
黄万里明确表示，他原则上反对在干流上建高坝大库，如果非建不可应在坝底面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开洞”。
直接上书中央的还有北京电建设总局年轻技术员温善章，他力主低坝、小库、滞洪排沙，正常蓄水位335米，少淹没土地、少移民、少花钱。
三门峡工程开工两个月后，有70多位专家、教授参加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开始召开。温善章第一个发言，除了坚持低坝小库外，还作了即便从今天的眼光看也难能可贵的关于土地资源的分析。关中平原是棉花、小麦的产地、西北经济文化中心，还是华夏古文化的发源地，地下埋藏着珍贵的文物。以发电论，高坝方案比低坝方案多45亿度，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增加70多万人的移民和250万亩土地的淹没，相当于发每千瓦电迁移1人、淹没三亩地，从动力资源储备和土地资源储备及土地现状分析，难以令人信服。
温善章并且极有远见地指出，只是用收还投资年限、抵偿年限、单位千瓦投资、单位库容投资来衡量工程的合理性是不够的，这只能说明资金上的合理性，而更为重要的因素即被投资对象的人文和社会性质又该如何表现？
黄万里的处境已经很艰难，就在讨论会期间，他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的一篇小说《花丛小语》，在《什么话》的栏题下，由《人民日报》6月18日转载，同时发表的还有批判文章。但，他依旧直言批评了三门峡的规划思路，即“倒推法”：黄河之患患在洪水泛滥，如果下游河水又清又慢就可以根治黄河了，怎样才能又清又慢呢？便想像用水库把大水和泥沙都拦住，泥沙太多洪水很大，需高坝水库。他不同意防洪只着眼于水库的水利思路，中华民族对治河治水有着丰富的经验，“堤工、河工、水工等等，坝工只是其中的一种”。
他还明确地指出，三门峡工程“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将沙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他问三门峡工程的主事者：“三门峡以下河道你们不同意淤，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自知无力回天，黄万里说，如果三门峡水库非修不可，那就应把泥沙一直排下去。当他戴着右派帽子离开讨论会会场时，几乎是哀求着最后说：“在坝底留有足够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在国务院批准的初步设计里也明明标有“坝底留泄水孔”。然而在1960年11月至1961年6月间，三门峡工程工地竟全部按苏联专家的设计把12个导流底孔用混凝土堵塞。1967年以后再以每个底孔1000万元的代价，将其一一打通。
也许张光斗先生记忆有误，这位力主建造长江三峡大坝的双院士曾不止一次说自己是三门峡大坝的反对者，笔者曾遍查当年讨论会的资料，张光斗先生除了说一些“看不出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如果不会使下游淤高则可以多排一些沙下去”等似是而非的话以外，没有一句话是明确反对三门峡工程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笔者孤陋寡闻。
在三门峡工程的反对者中，黄万里、温善章以及有所进言的叶永毅、吴康宁、梅昌华、张寿荫等人的名字将为历史铭记。尤其是黄万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仍上书直言，力陈在江河干流上修筑高坝大库的危害。2001年8月8日，先生于重病中自知不起从老妻手中接过纸笔写道：“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之策中，各段仍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8—8手笔候存”。
终其一生，黄万里的遭遇令人深省：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使有的人一路高升，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却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改正右派的人，那是1978年，此后一直要求讲课直到1998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时已87岁高龄。当他着一身白色西装结红色领带走上讲台时，获得了多少掌声和赞叹，而其中却又不乏辛酸。当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然肯放弃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河真的会变清，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这样做究竟对人民和政府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时，读者似乎也可以想到，不让黄万里到讲台上说话的个中原缘了。他亲历了中国水利史上一个重要时刻的历史，他应该而且能够见证这一时刻的若干人和事，他只说真话，视说伪话为对人民的犯罪，他认为水利思路的荒谬将会导致土地沦丧人民遭殃！在清华园黄宅那间小小的会客室里，每每说到动情处，当我面对老泪纵横的先生时，不由得心生感慨：谁曾想到为了治河说真话竟也如此之难，总有一天，历史面对着三门峡这样的功难抵过的工程会大声地发问：科学家，你们的良心何在？
造坝世纪和环境破坏
21世纪，有的科学家宣称是中国的造坝世纪。其实，自20世纪50年代的三门峡大坝以来，中国的造坝运动从未停止过，我们绝对不可以一概地否定高坝大库对江河防洪、发电等诸多社会、经济方面的利益；同样也绝对不应该忽视它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这种不良影响是更为严重、深远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
且看以下案例：
黑河流域的水坝建设导致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急剧退化。黑河流域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主要支流上建设拦截水库98座，目前33条支流相继断流，除开季节性排洪输水外再也没有流水汇入干流。黑河来水量的大幅减少，使天然植被明显萎缩，绿洲面积缩小，河道萎缩率达45％至70％，西居延海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是黑河下游最大的终断湖，时至1960年尚有水面213平方公里，1961年秋干涸至今。国家环保总局自然保护司杨朝飞司长在《水坝建设的生态困惑》（《世界自然保护信息》总第20期，2003年6月出版）一文中认为，当丰水期时，黑河流域的年径流量没有发生显著减少现象，当地降雨量对径流量影响不大，“因此，引起上述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中上游水土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和流域内的各种水坝工程建设”。
笔者曾两度踏访河西走廊的民勤县，这个县以治沙闻名，从北到东到西三面被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包围，荒漠戈壁占全县总面积的90％还多，民勤农人一方面年年植树封堵流沙，一方面靠着源出祁连山的石羊河水，使民勤县成为河西走廊的绿色屏障。民勤人的困惑是：我们年年种树，树越种越多，可是石羊河来水量越来越少，胡杨、沙枣等沙生植被以及经营几十年的防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纷纷绝水而死，30年间减少300万亩，流动沙漠则以每年15米到20米的速度向前推进，如果这种势头仍得不到遏制、扭转，21世纪中叶以后民勤将成为中国的又一个罗布泊，有环境专家预言说。
民勤林业和水利工作者告诉笔者，石羊河上游地区在八条支流出口处修建了10座水库，水文资料显示，石羊河流域在上世纪50年代时年平均径流量为17.8亿立方米，90年代下降到12亿立方米；流进民勤县的水量从50年代的年平均5.9亿立方米降至如今的每年1亿立方米。
望着干渴而死的胡杨，民勤人说：“水库把我们逼上了绝路！”
2000年秋日，为了寻找新疆的艾比湖，在茫茫沙海中我曾经历了整整一天的迷途与失望，傍晚终于来到艾比湖边，那不是湖，那是一湾浅水，淤干不久的大片湖泥上有白色的盐渍，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荒草。
艾比湖形成于第四纪高山冰川融水的丰沛期，当中国西部的大山纷纷崛起岿然屹立时，艾比湖却甘心怀抱浩淼沉思默想。大约8000年前是艾比湖的鼎盛期，面积达3000平方公里，随着气候变化湖面渐渐缩小，到20世纪40年代湖面为1200平方公里，储水量30亿立方米，这一随气候变暖而发生的自然干缩过程十分缓慢，每年缩小0.013至0.077平方公里。艾比湖的灾难是从入湖河流上筑坝截流，大规模的水土开发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前有23条入湖河流，目前只有精河、博尔塔拉河两条河流入艾比湖，且水量也与日俱减。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显示，较之50年代，艾比湖流域人口增长9.7倍，耕地增长8.8倍，引水量增加7.1倍。专家的估算是在艾比湖流域每增加1万公顷耕地，湖面便缩小40平方公里。艾比湖因为太小，已经很难找到，如果是干旱连绵，没有雨量的补流，艾比湖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湖底淤泥出露的湖盆，从大湖的意义上说，艾比湖正在成为历史，艾比湖已经飘逝。
广西西津水库库区的生态恶化，除了大坝本身造成的影响外，主要因为移民在耕地淹没、后靠搬迁后的贫困所致。西津水库位于广西横县，装机容量23.4万千瓦，工业总产值19.3亿元，相当于投资的10多倍，当时为了减少资金困难，采取移民就地后靠搬迁，涉及横县、灵山的19个乡、113个行政村，淹没耕地7.6万亩，移民总数为8.1万人，后靠移民5.5万人。西津现象相当具有普遍性：水库建成了，发电开始了，成本回收了，移民贫困了，生态恶化了，西津水库仅横县库区12个乡贫困人口已达4万多人，占全县贫困人口的71％，为生活所迫，这些移民被迫毁林开荒，大面积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他们的耕地大部分在坡度30度以上，水土流失严重，生态与经济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不仅是西津水库，所有的坝区移民都因为背井离乡而刻骨铭心，“还我家园”将成为他们以及他们子孙的永远的祈求永远的梦。
黄河断流的损害告诉我们：水的断流就是生态链的断裂，除了众所周知的地下水位下降、湿地面积缩小，生物多样化缺失之外，国土面积也为之而减少。断流之前，黄河每年在河口地区造地3万至4万亩，断流后，海水回灌1万米，减少国土100万公顷。
黄河为什么断流？怎样使这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如百万年以来，奔流入海？这是关乎中华文明能否存续、中原大地是否稳固的历史性的话题，我们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迄今为止，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水坝过多，水库失水，是造成黄河断流诸多原因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0年，水利部门提出“国家统一分配水量，流量断面控制，省区负责用水配水，重要取水口和骨干水库统一调度”的紧急措施后，黄河断流现象得到缓解，但实质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黄河的水文态势以及和人、地的关系大致如下：
黄河流域取之于黄河的总用水量将有增无减。黄河可供国民经济利用的径流量为370亿立方米，可开采的地下水量约为110亿立方米，两项相加多年平均供水量为480亿立方米。而人们需求于黄河的，到2010年为520亿立方米，2030年为590亿立方米，2050年约640亿立方米。按正常来水年份计，分别缺水40亿立方米、110亿立方米、160亿立方米；按枯水年份计，则缺水量又是高达100亿立方米、170亿立方米、220亿立方米。
黄河还能生出如此之多的水来吗？不可能，你到青海看看江河源区就知道了，那里的生态环境也在日益恶化之中，荒漠化正在迫使雪线上升、冰川后退，我们所面临的已经是从源头开始的生态危机了。即便如此，在长江黄河上的高库、大坝、引水工程正方兴未艾，黄河流域仅黄土高原地区在今后10年内，修建治沟骨干工程6000座，淤地坝41500座（《水坝建设的生态困惑》）。
水库的失水问题始终没有得到重视，这也是造坝者始料所未及的。专家估计，每1平方公里的水库水面，在相对静止状态下，每年因蒸发失水高达150万吨，我国三北地区水库总库容超过1300亿吨，按平均水深10米计算，每年蒸发失水为200亿吨，超过三北地区每年缺水量的总和。
中国缺水，尤其在西北地区，但，我们的水库每分每秒都在失水，与此同时节水灌溉面积极小，水资源浪费严重。有一则统计数字是惊人的：西北地区人均用水量为850立方米，比全国人均用水量高出一倍，其中农业灌溉用水占去近90％，其渠水利用系数仅为0.3－0.4。黄河上游的节水灌溉发展极其缓慢，宁夏占灌溉总面积的16.81％，内蒙古占16.78％，甘肃占11.49％。
节水灌溉是个系统工程，西北太穷没有钱，笔者走遍了西北各省区，所到之处从省会到县城到乡镇，凡是公款吃喝都有钱，越穷越吃，越吃越穷。西北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是不可否定的，那么在水利路上可否有一个这样的转变——把成千上万亿的造高坝大库的钱投入到先是西北继而华北、东北等地农村，完成节水灌溉系统的改善和建设，其结果如何呢？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缺水状况将大为改观，大江大河的人为“梗阻”也能得到缓解。如果是这样，岂非国家有幸、苍生有福！
何日和高坝说再见？
1997年4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银行在瑞士召开国际大型水库工程研讨会，会议在肯定了水坝水库对控制洪水灾害进行水力发电提供生活用水等方面的巨大效益同时，也发出了“慎建大坝”的呼吁，指出：水坝带来了许多难以根治的弊病，诸如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的破坏，人口迁移及其贫困化。而不顾河流的自然形态，一切为了追求水利利益建筑大型水坝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不可预见的灾难，只是刚刚开始。
国际上大型水坝的定义为：从地基算起水坝高度大于或等于15米，厚度在5米至15米之间，总储水量超过300万立方米的水坝。全世界有大型水坝45000座，中国占了22000座，占45％，国土面积与中国相当的美国为6575座，同为发展中国家一样人口众多的印度为4291座。全世界有一半的河流至少建有一座大型水坝，中国几乎没有一条江河是无坝之河 — 怒江曾经是没有水坝的现在将要修建了 — 同时还有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水坝在梯级开发的规划下在建或待建。
大地之上的中国眼看就要成为或者已经成为水坝上的中国。大地是稳固而亘久的，大地指向神圣，是人类及别的万类万物的家园；所有的人造的水坝终将出现裂缝，然后被废弃，那不是我们的根基。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说：别了，高坝大库？
2003.11.26
还长江与自然 还长江与人民 还长江与子孙！！！！！！
为保卫母亲河——长江而奋斗！！！！！！
YLSDD
2004年9月18日
[em02][em02][em02]
楼主: yeshengdong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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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9-9 10:53
楼主
发表于 2004-9-10 23:07
发表于 2004-9-17 2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