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亲历青川地震灾难和人间真爱---------不断上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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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精神疾病高发 两成北川医务人员心理疾病
 

  【 2008-10-28 06:05 】 【来源: 四川在线-天府早报 】
 
 
　　精神病院在地震后，成为一个特殊紧急点，要照顾现有的特殊人群，还要迅速收治地震中首次发病的群众。在大地震后一周，绵竹、什邡两地的精神病院便开始接收地震造成的精神疾病患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入院治疗的患者数量上升，达到饱和。而德阳市精神病院，更是在半个月内，收治病人达到建院的最高纪录。“据唐山大地震的经验，这种震后精神疾患高发的状况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德阳精神病院医务科主任罗彦说。记者探访中，各个灾区精神病院的压力，至今未能缓解。

　　德阳市精神病院位于城郊，从大路拐进乡间小道才能到达，周围只有少量的农居，即使偶尔有病人的叫声，也不会打扰社会居民的正常生活。10月24日，精神病院刚刚得到喘息的机会。在地震后的5个月时间里，陆续有新病人拥入，成为建院以来最大的考验。

　　1 医院探访 “无名氏”排到第七号

　　所有精神病院里都有这样一栋楼，围墙包围，独立院子，铁将军把门。每一层楼的门，都需要钥匙开锁。

　　10月24日，午饭时间到了，德阳精神病院医务科主任罗彦去病房查看。走上二楼的男病房，开锁打开厚厚的门，里面是个特殊的世界。正排队打饭的人，见到有人查房，但眼神空洞，仿佛眼前无物。

　　罗彦是去看两个新病人——两个20来岁的年轻男子。房间内，一个消瘦的高个男子仰面躺在小床上，平头、干净面容，衣服穿得整齐却打着光脚。“怎么不吃饭呢？”“饿了吗？”“你叫什么名字？”……无论罗彦怎么问，男子仰面躺着不发一声，没任何表情。

　　罗彦不再问，退出来转身问护士：“另外一个呢？”护士努了努嘴，示意打饭队伍最后的一个男子。“无名氏王！”护士喊，那个男子抬起头，望着喊他的人。“你叫什么名字？”“跟你没有话说。”“你吃得饱吗？”“吃得饱。”简单对话后，他带着饭回到房间。

　　这两位病人，在地震中受伤，由绵竹转到成都华西医院治疗。在华西接受治疗时，怎么都不说话，但吃饭、洗澡，其他行为都正常。治疗一段时间后，由于一直失语，无法得知个人情况，医生怀疑精神有问题，他们被送到德阳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为了方便招呼，护士们为他们取名“无名氏王”和“无名氏唐”。喜欢卧床的“无名氏唐”至今不说话，而“无名氏王”终于开始只言片语，但医护人员每天问起，他都给自己起不同的名字。上周，医院在德阳日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寻找他们的亲人。

　　在德阳精神病院，地震后，入院的“无名氏”已经排到7号。百年难遇的地震，让医院也开始应对前所未有的情况。

　　2 病人激增 情况来得这么陡

　　5月12日地震后，疏散及时，德阳精神病院所有患者和医护人员都安然无恙。第二天，地震惨烈的消息传来，德阳精神病院开始忙碌，派出医疗队到什邡、绵竹等地支援救助伤者。德阳市内各大综合医院收治的伤者中，有的情绪激动焦躁，已经向市精神病院求助。

　　罗彦没有想到，情况来得这么陡。第二天，已有其他综合医院将病人转过来。医院楼下的空坝成为一个临时战场。有的人在地震时受了惊吓，反应激烈，家人将其送过来，身上还带着伤。打了一针，睡一觉，清醒了，说出自己是谁，于是通知家人来把他们接走。地震后的一周，这样的人不少。

　　住院的人日日多起来，每天门诊接待有20多例，有时一天入院就有四五人。罗彦说，这些病人分两类，有本来已恢复得不错的老病人，10多年没有再患，这次重新住院。还有20多例入院者是地震后首发。他们的症状是：失眠、莫明惊恐、怕楼房。情况严重的，出现被害妄想症，总觉得有人在迫害他；还有人自责妄想，以为地震是自己引起的。

　　3 到达极限 150张床位病人达170人

　　6月1日，从什邡传来消息，什邡精神病院的160多个病床在震后已经趋于饱和，医院的安置能力越来越成为问题，医院只好将他们安置在铁门以外，并尽量通知他们的亲属过来陪护。

　　德阳市精神病院的病人在6月20日达到顶峰。医护、办公室人员共70人，只有150张床，而病人已经达到170人。罗彦说，这是德阳市精神病院建院以来最高纪录，“170个已经是极限了，过道都睡满了。”由于病人恐慌不愿进病房，后来都睡到了楼下的院坝里。一直睡到6月份才上楼去。睡院坝这些日子，40个医护人员提高警惕，分2班，轮流看守。医护人员通宵不睡，不敢掉以轻心。“地震后接收的病人有很多是地震中丧失亲人或者家园毁灭，而导致这样的应激性精神障碍，这种情况还不能定性为精神分裂症，如果靠药物和心理疏导治疗一段时间，还有可能恢复。”罗彦说。到10月24日，医院剩下了130人，出院有40人，首发病人还留院10余人。

　　4 医院爆满 震后病员人数创新高

　　10月23、24日，记者走访了重灾区的精神病院。不仅德阳精神病院病人数创历史新高，据绵阳市三医院统计，该院在震后新接收的新增精神类病人高达120余例。但在以往，一年只10例左右住院病人。而地震期间，安县、江油、三台等绵阳基层精神病院，也都出现了床位爆满的情况，其中近一半以上患者为因地震首次发病。在江油市精神病医院，其住院楼在地震中毁坏，医务人员一直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中收治病员，但医院接待创伤后应激障碍病员的数字并没有因此减少。24日下午，江油市精神病医院正“大搬家”，将200多名病员转移到板房医院。“我们医院1958年成立，地震前的历史上，没接待过这么多人。”

　　安县精神病医院除了本地，还负责重灾区北川的病人。安县精神病院医务科主任张明说，6月份，完全无法承受接受病员的高峰，只得把病人转往上级医院。“一下增长了80%左右的病人。”

　　5 医院警示 救助力量杯水车薪

　　地震后，绵阳三医院成立了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心理危机干预中心，设置专门办公室，对不同受灾团体和个人进行心理辅导。按调查结果估计，整个绵阳市有近100余万人需要心理干预，时间会是几年或者更长。“而心理救助力量却非常弱小，杯水车薪。”负责震后心理干预的主治医师文红如此描述现状。

　　江油市精神病医院护理部主任笪谦称，由于公众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专业认识普及不够，加上对“精神病院”的畏惧心理，也导致了地震后，很多心理出现疾病的患者无法得到正常就医。“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是千分之七，其中三分之一需要住院治疗”，而这些病人通常不会主动就医，需要被人发现和跟进。

　　文红说，绵阳三医院正在申请建立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加大力量对受灾群众的心理问题，进行更好的救助。但是，这仅仅还只是个愿望。“建立一个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场地、经费、人员等，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特别关注

　　两成北川医务人员有心理疾病

　　地震中受伤的伤病员、灾难的目睹者、从地震现场逃救出来的幸存者，都是一级受害者。他们不仅面临自身伤残的心理应激，还要面对财产的损失，亲人的伤、亡等多重心理压力，急性应激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远远高于一般灾区群众。绵阳三医院分别于灾后一周和一个月对北川中学幸存的813名师生进行筛查，调查显示，他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表现明显高于普通人群。而北川县幸存的医务人员中，有20%都有心理疾病，老师、学生、警察、消防官兵等特殊人群潜在的风险比普通群众更大。

　　文红说，北川的医务人员在地震中伤亡也很大，幸存人员也都经历了惊魂一刻，会留下心理阴影。但是，他们强忍失去亲 人 和家园的巨大悲痛，用责任和压力作为动力，以坚强的意志支撑着自己，轻伤绝不下火线，他们也是最需要关怀的人。

　　天府早报记者陈亚琴 谭晓娟 王晓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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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害链研究，让我们国际联手
 
中日两国科学家就地震减灾防灾论剑成都 

“地震发生之后的6个小时，温家宝总理亲赴现场在一线指挥，国家领导人给予中国普通民众的鼓舞力量是非常宝贵的。”增子宏说：“两国民众在大震灾中有过痛苦的记忆，双方在抗震救灾领域应该有可期的合作。虽然双方在这一领域的相互了解还不深，但是通过这次会议，两国学界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日专家在地震灾区现场考察。 郑千里/摄

中日专家在紫坪埔水库考察。刘丹/摄
 
 
今夜，枕着地震入眠
 
10月10日，这已经是成都枕着地震入眠的第151个夜晚。据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点29分，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内江市威远县交界发生4.1 级地震，成都等地有震感。
 
从那个被历史永久性铭记的时刻开始，成都已经历了大小上百次有感余震。4.1级，这在四川人看来，实在有些微不足道——住在成都科华苑宾馆里的20多位日本地震专家同样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余震的消息——在成都，似乎没有太多的人对这次余震在意。
 
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多年生命和鲜血得出的教训和经验，促使其防灾工作也做得比较周密和扎实。以高科技为支撑，日本已基本建立了一套地震防灾的应急体系，如建立了防灾系统的中枢——中央防灾无线网络体系，日本47个都、道、府、县设置的抗灾指挥部，都可以通过紧急联络用的线路确保电话或传真的畅通；以及建立包括利用卫星通信等先进科技手段的防震观测、警报系统等。
 
代表了日本地震学和砂防学界最高水平的专家组团，亲赴四川震区，与中国地震学家和山地灾害学家直接交流对话，这在两国历史上，都是值得记录的第一次。
 
汶川地震后的6月10日，中科院和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日科技高层圆桌会议在苏州召开。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日本原文部大臣有马朗人、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吉川弘之等参加了这次会议。路甬祥再次向日本政府、日本人民和日本科学家对四川地震表达的诚挚同情和提供的宝贵援助表示感谢，并倡议双方通过科技创新与合作，进一步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提升自然灾害预警、防灾减灾、救助和恢复重建的能力。吉川弘之先生介绍说，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成立了地质调查所，在地震预测和灾后重建等方面开展了许多研究，并和中国国家地震局等单位长期保持了合作关系。他表示，日方愿意继续同中国科学家加强在应对地震等自然灾害对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在中日科技高层圆桌会议之后，中日两国相关部门就如何促进双边地震防灾减灾合作进行了协商，并促成了中日地震减灾防灾学术研讨会10月9日至10月11日在四川的召开。
 
地震，5月祭
 
得益于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和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具体支持和促成，10月9日，《科学时报》记者随同中国和日本的专家团一行30多人，亲历了震后5个月的“前山断层带”。
 
汶川强震祸起龙门山断裂带，沿青藏高原东部，从南西向北东走向展开，分布着3条断裂带——汶川—茂汶龙门山后山断裂带；映秀—北川龙门山中央主断裂带；都江堰—安县龙门山山前断裂带。
 
中央主断裂带横穿震中的映秀、北川。无法抗拒的巨大地震破坏力倾覆了脆弱的山城。5个月过去，映秀和北川又开始经历另一场近乎残酷的考验——9月底，四川遭遇了一场百年一遇的雷暴雨，成都18个小时内遭遇2万多次雷电袭击，平均每3秒钟就有1次；通往重灾区的道路再次经历一次次泥石流的阻击。
 
“地震引发的次生山地灾害是大范围的，危害巨大，均为历史罕见。”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简称山地所）研究员何思明如是说。何思明是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批去灾区现场考察的人员之一。他指出：在地震往复荷载作用下，导致岩土体结构损伤累积和裂纹的萌生与演化，直接诱发了大量的崩塌、滑坡等次生山地灾害，并以中断交通、砸毁车辆、掩埋乡镇、阻断河流等成灾方式危害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给灾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仅加重了灾害本身，而且阻碍了救援队伍和工程机械进入灾区，严重延缓了救援进度。大量的崩塌和滑坡活动为泥石流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在高强度降水情况下，发生大规模的泥石流灾害风险明显加大了。
 
由于新的崩塌严重堵塞了道路，专家团只好改变考察路线，最终选择了“都江堰——虹口——紫坪埔”一线。川西盘山路上，一面是碎石裸露的高峻山体，一面是水流湍急的深切河谷；路上随处可见山上滚落的巨大落石和正在作业的挖掘机；在一些高危路段，司机一方面既要机智地观察山体上有没有飞石滚落，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快速驱车通过。
 
虹口镇深溪沟，原先著名的川西农家旅游景点，地震前靠种植猕猴桃、冷水鱼养殖等，村民的收入都不错。以旅游为主的农家乐，更是虹口的品牌。
 
如今这里被前山断层带横穿而过，断层过处，山体塌陷，房屋倾塌，桥梁断裂。其中一处地面陷落达6米——日本阪神大地震的时候地面陷落最深也就2至3米。“断层现场错动高达5至6米，这么大的错位，在日本历史上仅仅在1901年浓尾地震时才有过记录，我们从来没有到现场看过，很震惊！”日本防灾研究院理事长冈田义光告诉本报记者。
 
记者跟随中日专家徒步进村，目之所及，房屋尽毁，所有的大门都开着，所有的窗户都没关，绳子上还晾着衣服，灶台上还有淘洗好的蔬菜，还有一些人守在这里。
 
林国泰的家就坐落一个地震断层上，地震前他们和村里的其他人家一样，以经营农家乐和种地为生。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所幸他和家人都在地里干活儿，没有伤亡，只是他们去年刚刚盖好的两层楼房完全倾塌。“地震过后，房子下面一半的地基都塌下去五六米，房子的一半就悬空了。过了一个月，这个房子终于塌了下去。”林国泰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平静。现在他和家人守着塌陷的房子在旁边搭起帐篷，不愿意搬进政府搭建的临时居所。“我们的家在这里，地在这里，所有的东西也都在这里，我们还要干活儿，还要生活。”
 
很难用某一个标准概括都江堰这个县级市在汶川地震中的损失。就伤亡人员而言，都江堰显然低于汶川、北川、青川等重灾区。可就经济层面而言，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07年都江堰的GDP达到100个亿。这个数字几乎可以抵得上整个阿坝州和10个北川县。作为一个以旅游业为龙头的城市，地震给都江堰的打击，远远不止那些看得见的危房。
 
记者在都江堰景区看见，这里大部分的宾馆和餐厅都处于停业状态。所幸，除了“鱼嘴”出现开裂、石碑损毁外，举世关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地震中未受多大损伤。这项应用至今的著名工程再次经受住考验。不过，供奉着李冰父子的、与都江堰水利工程一起申报“国宝”的二王庙，在地震中却出现基础沉降和大面积倒塌。这也是这座兴建于民国时期的建筑在地震中遭受的最大破坏。
 
紫坪埔，这个地名在“后地震时期”频现报端，源于紫坪埔大型水库。这座水库究竟对这场大震有着怎样的影响，地震又给它带来了多大程度上的破坏，这些问题都尚无定论。
 
当地流传这样一个传说：当时有几个人正在水库边上钓鱼，大震发生时，水库水面忽然急剧下降，深达几十米，就像所有的水忽然消失了一样，然后又急剧升高，掀起一堵水墙，朝岸边的人卷砸下来，当场就有几人被卷入水墙，再也没有上来。
 
目前，在紫坪埔水库的坝上依旧有警车守卫。我们在获许进入的短短半个小时之内，水库工作人员向专家和记者一行介绍了水库的概况和受损情况。记者在现场看到，坝顶处有一条明显的裂缝，坝体部分出现受损，隆起变形，水库水位较低，这里整体上安稳而平静。
 
次生山地灾害的肆虐何时能了？何思明根据国外一些地震灾害的研究，结合现场考察情况分析，认为汶川大地震后受灾地区10～15年内都将是次生山地灾害频发的时段。他提出：震后次生山地灾害防治与监测预警将是灾区恢复重建必须长期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大力开展次生山地灾害风险评估、防治关键技术与监测预警的基础性研究，为灾后重建、居民安置、土地利用规划、道路管网、工业布局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我没想到，
 
今生再次遇上大地震”
 
“没有想到我的人生中会再次经历一场这么大的地震。但遗憾的是，30年一代人，唐山地震却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湮没，我们没有从那场灾难中获得什么实质上的经验和教训。”在日本专家团中有一位华人学者，他叫郝宪生，1987年离开中国，算起来在海外已经待了21年，他没有料到，当他再次回到中国，居然是为了又一场相似的巨灾。
 
1976年郝宪生正在长春读书，专业是地震地质研究，毕业的那一年夏天，发生了唐山地震。他清楚地记得，震后第四天，他和学校的一卡车师生进入震区。“当时一共两部照相机，只有我手中那部照相机在拍摄，但是在照了7张相片之后，我就再也照不下去了。”他回忆起32年前唐山市区的一幕：水泥预制板压着人，露在外面的肢体肿胀得比人还粗；高温暴晒的天气下，被简单裹着的尸体，在路边堆了有两三层，腐烂后的尸水流到路中间，空气中是无法散去的腐臭；而宣传车的标语口号和报纸头条是“批邓反右抗震救灾”……“我们没有足够的食品准备来继续作实质性的调查，于是按指挥部的命令返回。”郝宪生说：“那个场景是我一生中不灭的印象。”
 
以《1976年唐山地震玉田地区低裂度异常的研究》作为东京工业大学的博士论文的郝宪生，在他看到日本的7级地震也只有几十个人的伤亡的同时，却再次目睹了出现在中国的又一次人间巨灾。
 
5月12日，日本时间15点30分，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几分钟之后，代表了日本学界最高水平的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强震监测室室长青井真，几乎是跑着过来通知郝宪生：“四川发生了7.9级大地震！”这个消息震动了这群和地震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科学家，生长在中国的郝宪生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当时他对日本同行们说了一句话：“中国四川，有1亿人！”
 
尽管日本国立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地震研究所之一，但他们掌握的中国四川的资料也相当有限——他们只能够从网上获取信息，他们在日本的google上看到的中国西南地图上，仅仅只标注着成都、重庆，不要说映秀镇、北川县，连德阳、绵阳这样的地级市都没有任何标注。
 
郝宪生当即放下手中的全部项目，从最原始的搜集信息的工作开始做起，把包括四川地震概况和破坏分布概况，尽可能详尽的地图、人口分布图、破坏比例、伤亡情况、已知的断层分布、卫星观测资料、堰塞湖告急等等全部资料搜集统计出来，形成文章在5月26日的日本地球惑星联合大会发表。郝宪生等学者的文章在日本引起了从学界到媒体的高度关注。
 
此次地震后的中国媒体的开放性，使日本媒体史无前例地连续10天对中国地震进行头条报道关注。在日本积极推进对中国地震关注度的同时，郝宪生开始动用所有可能的关系，试图进入震区。有着丰富地震防灾经验的学者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震后进入调研，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在日本，震后救人，首先要抢在震后6个小时，其次是3天之内；5天之后，将基本上失去救人时机——在震后头5日，他给中国的同行朋友们四处打电话，所有的朋友都告诉他：“上头有令很难办！调查以后再说吧。”
 
尽管阻力来自于方方面面，郝宪生执意回国。6月初，部分震区开放之后，他和另一个华人同行，租了辆车并雇了一个司机就往震区跑。
 
6月4日，郝宪生进入四川，途经成都、都江堰、向娥乡、小鱼洞、红白镇、汉旺镇、擂鼓镇，绕行北川边缘，后又南下直至映秀，到15日结束为止，他们行程共1400公里，发现了“六七处很大的破裂地点，主要位于前山断层，遗憾的是，中央断层的中间地段始终无法进入”。
 
“我很羡慕中国学者，他们可以在震区自由出入，不会受到约束和限制。”这是郝宪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3个小时中重复最多的一句话。两个星期的考察中，吃住条件的艰苦在他们看来都不值得一提。
 
郝宪生说：“唐山地震断层较短，四川龙门山断层有500公里，我们必须准确地找出哪个断层在哪里有破坏，这是探讨防灾对策的根本起点。从理论模拟反演断层可以有无数解，但是客观上发生的地表地震断层如何分布只有一种形式，一定要先把这个断层搞清楚，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这是基础的基础。”
 
郝宪生6月调研的数据尽管不甚完美，但7月份已经为日本《防灾科研新闻》所刊出，数据即刻就被日本地震学家利用作模拟研究。“日本人很关注中国汶川地震，没有为什么。地震今天发生在中国，明天可能发生在日本，所以也是全世界的大事情。”郝宪生说。
 
这次的中日防灾会议的举行，使得他终于得到正式的批准，多次从多地点反复调查了中央断层，确认了两条断层同时错动，各自最大错位达6米之巨的惊人事实。
 
怎样在重重的地质灾害中
 
生存与建设？
 
汶川大地震过后，由于次生灾害的严重影响，好多乡镇和村落被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危害着，人居安全受到空前挑战，包括重要的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也令人担忧。10月10日的特邀会议报告人——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王思敬院士在《工程场址的地震地质灾害评价》学术报告中，提出了工程地质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探查相对稳定的场址，即寻找“安全岛”。
 
王思敬指出，中国在4000年前就有地震记录，而真正有历史记载的是公元前780年发生在陕西岐山大于M7级的地震。通过统计，1900年以来中国发生M6以上的地震800次，共75万人死于灾难性地震，占全球上世纪震灾死亡人数的60%。1949年以来，全国共计有22个省（区）受到100次破坏性地震的袭击，造成35万人死亡，占全国受灾死亡人数的65%。如此巨大的损失，证明地震及次生地质灾害是中国最大的自然灾害风险。那么，我们应怎样在这么复杂的地震灾害环境下安全生存？王思敬认为，深入地作好地震灾害评价和预测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如水电站等，如何保障破坏性地震作用下大坝的安全？汶川地震中大量高坝表现如何？王思敬认为，这些都是高地震活动性地区水电建设必须搞清楚的重大问题，包括重要经验或教训。他提出，在水电规划中，重视坝址选择、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施工可保证大坝在强震下的安全。在这方面我们仍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比如在极高地震活动带建设一批200～300米高拱坝是否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国际交流和合作是很有益的。
 
据初步调查，“5·12”汶川大地震引发了1.8万多处的次生山地灾害点，这种危害将会长期影响灾区的恢复与重建。山地所研究员韦方强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山地灾害预警报将成为震后山地灾害减灾的重要手段，亦是避免震后山地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由于强烈地震严重改变了山地灾害发育的下垫面条件，改变了山地灾害形成的物质条件和灾害形成的临界条件，现有预警报系统必须进一步改进。“为此，山地所与四川省气象局已联合申请项目，研究震区震后山地灾害预警报方法，以数值天气预报和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为手段，研发不同时空尺度的震区山地灾害预警报应用，力争在明年汛期来临之前可以投入使用，为震区山地灾害减灾服务。”
 
“在东京，我们不怕大地震”
 
在实地考察之后第二天举行的中日地震防灾减灾学术研讨会上，日本文部科学省地震防灾研究课长、新闻发言人增子宏代表日本学者，再次对中国汶川地震中的8万受难者表示哀悼。
 
中日两国国民之于地震，有着相同的体验。中国人忘不了32年前的唐山，日本人忘不了4年前的新泻、13年前的阪神和85年前的神奈川。就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个月，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发生7.2级地震，造成10人死亡、12人失踪——五位数和两位数之间的差距，足以让我们对这个岛国上的国民心存敬重。
 
在地震领域，日本研究水平相对于中国的优势，显然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记者追着专家问“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测”之类的话题时，日本地震学家在忙着建立和改善他们的速报系统。
 
“无论遇到多么强烈的地震，尽量做到没有人员伤亡，这就是地震大国日本百十年来地震对策的最大目标。”增子宏在接受《科学时报》专访时说。
 
“日本十多年前就放弃了地震预测的努力，因为直到目前，预测完全没有理论基础，我们甚至都没有搞清楚地震发生的机理，谈何预测？”郝宪生说：“现在我们的目标仅仅是再多给人们一两秒钟的逃生时间。”
 
日本获得这样一个“务实”的认识，花了130年。
 
2008年6月14日清晨，东京的居民被一阵摇晃惊醒，所有的电视和广播中，播音员正拿着稿纸，语气急促地播报地震消息。电视屏幕上，一张日本地图，准确地标注了每一个区域具体的地震强度。
 
在此次地震中，日本气象厅在部分区域实现了发布地震预报。气象厅在8点43分51秒预测到地震，3秒钟后，就在电视上预报说：预计4秒后将发生5级地震。此时，震中区域已经开始摇晃了，但距离震中30公里以外的地方，在地震摇晃发生前10多秒时得到了预报。
 
“在东京，民众并不是十分惧怕大地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死。”增子宏对记者介绍：“日本每隔29公里就设置一个预报站，这些监测仪在全国平均分布，并且互联成网。这些密布全国的地震台构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地震速报系统的基础。”
 
日本开发的这套世界领先的地震预警系统，准确地说，并不是预报地震，而应该称之为“地震速报系统”。它的原理是，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检测到地震的震源、震级等信息，并根据地震波传播需要一定时间的规律，利用地震发生后的纵波与横波时间差，可以在破坏力大的横波到来前几秒到十几秒发布地震警报，但是对于震中的人们作用不大。
 
地震速报的理念是美国人在1886年最先提出的。人们早就认识到，电波的速度比地震横波快，如果能够利用电报电话来提前通知教堂响钟，就可以提醒人们及时躲避。但这个想法过了100年才被日本人实现。1989年，这套速报系统最初被应用于日本高速列车系统中，高速列车一旦收到与其联网的地震检测仪发出的强震信号后会马上停车，以期将乘客伤亡及其他由此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速报系统真正进入日本社会运作，是在2007年的1月。只要这些遍布全国的1000多台地震检测仪监测到烈度5度强以上的地震信号，将自动向电台、电视台和卫星发射，不经过人的控制，信号将自动显示在电视字幕上，广播员即刻进行语音播报。同时，日本国民经过这之后一年多的训练，已更能够沉着应对突发情况。“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日本国民能够在缓慢行驶后靠边停车。”
 
但是这套系统目前并非完美，有时也出现误报、延报等情况。今年4月28日凌晨2点32分，冲绳县宫古岛发生了4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初次发布了地震预报，但比地震发生迟了5秒。5月8日，茨城发生5级地震，气象厅的预报比震中的摇晃迟了40秒。“但在此次岩手地震中，地震预报系统第一次发挥了作用。”增子宏说：“发布的速报由国家气象厅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消息，但是这需要消耗宝贵的1、2秒时间。怎样争取这宝贵的1、2秒钟，以及提高系统的预报准确率，都是我们下一步准备攻克的重要课题。”
 
针对速报系统对于震中的作用“盲点”，增子宏透露，日本正在研发一个新的设备装置，将在全国活动断层带中设置一些地震活动监测仪，监测在活动断层中的信号，一有信号就对周围百姓形成预警。“当然，这还十分困难！”
 
经验，复制还是学习？
 
中国人很难不将中日这两次相隔32天的地震放在一起比较，在早些时候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冯健身这样的问题：“前几天日本也发生了强烈地震，虽然震级只有7.2级，但是由于震源浅，只有10公里，它的烈度应该和汶川地震相当。我想问的问题是，同样作为灾区，我们甘肃省省委、省政府是否与日本地震的情况作过比较，为什么日本地震的损失这么小，死亡人数是两位数，水电、通信都是有保障的。为什么这么轻？是因为他们的灾害意识强烈，还是因为提前的预报，还是基础设施好？作为地震灾害多发区，甘肃省委、省政府是否有计划派人到日本学习相关的经验？”
 
中国能否复制日本速报系统的成功经验？
 
日本学者认为，日本速报系统的基础在于平均分布于全国的1000多个地震检测台站，而中国国土面积大、地形多样、情况复杂、力量有限等等客观因素，将可能影响速报系统在中国的建设。
 
“从技术上来说，如果中国能够自己建立或者引进该系统，那么照样可以发挥相同的功效。但是从可行性方面来讲，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观测点，观测点分布过于稀疏，就不能稳定而快速地探知地震。”增子宏说。
 
郝宪生对中国的国情相对比较了解，所以，他提出的两个建议则比较务实。他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地震信息应该在第一时间内通过媒体发布。“努力做到2分钟之后能够上电视。这应该是个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郝宪生说，“这是一个公民教育，当地震信息就像天气预报、台风警报一样常见，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少民众恐慌。”
 
第二，中国应该进行防灾演习。“30年一代人，地震不应该随着人们的逝去而湮没。可惜的是，我们没有从唐山地震中吸取什么经验。今天不应该重复这样的错误。”郝宪生说：“日本的最宝贵的经验在于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找出失败的原因。日本将地震看成失败的事件，他们从失败学的原理上去总结教训，才能使下次对付这样的灾害更及时、更有力。”
 
汶川大地震发生的两周后，日本引以为戒，开始大规模对全国学校进行校舍普查和加固修缮，他们需要从“现代化的建筑保存了下来，老建筑则大多倒塌。而我们看到的图片中，学校特别地多，尤其让人心痛”（日本《朝日新闻》，5月14日）这样的中国教训中吸取经验。
 
曾在日本京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日本从事砂防研究工作多年的山地所研究员欧国强认为，在震后灾区重建过程中，要认识地震后显在性灾害长期继续问题，以及不稳定斜面的变形、土沙（石）的二次移动等潜在性灾害的显在化、扩大化问题。他强调，对地震次生山地灾害复杂机理的认识，还要通过必要的物理模拟实验去破解。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山地灾害动力过程模拟实验系统，更好地为防治山地灾害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急需这种防灾减灾的硬实力建设。
 
重建，在反思中前行
 
“日本从中国汶川地震引发校舍倒塌中吸取了教训，政府立即拨款，对全日本30%的校舍进行了加固。”增子宏介绍说，“日本需要把学校、医院这些地方建成地震中最安全的场所。”
 
日本的这一举措对许多中国学者的震动很大。“1976年唐山地震过后，我们没有很好总结和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汶川巨灾再次暴露出很多的问题和不足，现在应该是我们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到底我们碰到哪些新问题、有哪些新需求，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北师大应急减灾研究院教授李京告诉记者。
 
在这次学术研讨中，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教授林春南教授的报告，引起了许多与会中国学者的关注。林春南是一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他是从社会学、经济学的独特视角研究自然灾害和灾后重建的专家。他对日本灾后重建的经验的介绍，使在场的许多中国学者深受启发。“日本人长期恢复、科学重建的经验是我们现在急需的观念。”李京说。
 
日本阪神地震至今已经13年，但是对震区的恢复重建工作并没有全部完成。日本对阪神地震的重建规划进行“化整为零”，细分到各个领域中作出详尽而细致的规划方案。“有些工程在一两年之内完成，有些用了5年，有些用了10年，还有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李京介绍。
 
中国在6月1日宣布成立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计划“在3个月内完成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在3年内基本完成灾后重建任务”。
 
震后主要致力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李京对此颇有感慨：“日本岩手地震后，政府规划花5年时间要求所有学校达到日本建筑抗震要求。在日本的经济技术实力比中国具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仅仅为了完成这一项，政府给了5年时间。而中国的重建难道就仅需3年可以做到？”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也有相同的担忧。“灾后重建是紧迫而长期的，我们不能只看到紧迫性，却忽视了长期恢复的理念。”程晓陶说：“目前在部分灾区的重建中，出现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现象，恢复重建越快越好，争取重建三年之内恢复完成——这种‘疾风暴雨式’的灾后重建需要引起警惕。”
 
程晓陶从汶川大地震后就开始参与震区堰塞湖的排险调查。强震引发的次生灾害链造成的堰塞湖大规模形成——“区域很大，分布于好几个大水系，城镇多、情况复杂，每个湖的特点都不一样，并且都需要进行短期处置。”震后的道路不通，程晓陶和他的同事们曾扛着背着三维激光扫描仪，前后3次进入震区，对11个堰塞湖进行了地形扫描，作出了精细准确的三维地形图。这些地图在堰塞湖除险方案的决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地震中我们十分注重高新技术的应用，例如三维激光扫描仪就被用于堰塞湖排险。但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的弱点在于，那些常规数据，不用尖端技术就能获得的数据反而没有人去进行调查。”程晓陶告诉记者，由于地震期间情况相当严峻，时间也相当紧急，对震区水库险情的应急评估只能是通过专家的目测。专家组一天有时不得不查看4~5个水库，只能是走马观花。而基本上是以肉眼和经验的判断并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究竟地震造成的水库大坝裂缝有多长多深？渗漏有多大？流量多少？“这些常规数据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如果我们再不加强观测进行搜集，今后应对紧急情况时，很可能会再次出现数据不全，造成判断失误。”
 
“建立起一套先进防灾减灾体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成百上千次灾难的锤炼逐渐摸索形成的，我们应急管理体系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要依靠科技和管理的进步来逐渐实现。”
 
的确，日本今天高度开放和世界领先的防灾体系也并非朝夕建成。
 
13年前，日本阪神地震发生时，时任首相的村山富市直到40分钟后才从电视新闻的现场直播里看到了浓烟滚滚的神户灾区，自卫队救灾出动延后了整整半天，所有国际救援队都被政府拒之门外。
 
——这不是笑话，而是发生在13年前的日本的真实情况，“政府麻痹”成了当时日本流行的讽刺语。在13年后的中国，汶川大地震成为一次媒体反应快过某些行政领导部门救灾、调查进度的竞赛。日本媒体曾发表言论称：“这在中国，或具有里程碑式的不同。”
 
“尽管巨灾充分暴露出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汶川地震是中国历史上应急管理和救灾组织最好的一次，如何认识问题、吸取教训、在反思中前行，才是我们应该从大灾中获得的东西。”李京说。
 
“灾后重建却是社会整体的持久战，必须有配套的改革议程，灾后重建才可能成功。全世界都会以灾区的重建质量，而非只是靠奥运会的金牌数来衡量中国。”林春南在报告的最后说。
 
面对地震，更多的是合作而非竞争
 
“正因为日本过去有许多的教训，所以，我们对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很着急，希望海外的救助队和医疗队能够尽快地参与救灾工作。”尽管日本救援队成为最早进入震区的国际救援队之一，增子宏在与记者的言谈之间，依然流露出因其没有能够在震后头3日的黄金时间内就进入中国四川震区而感到些许遗憾。
 
震后，日本学界对汶川地震的极大关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国学者的预期。“这从日本这20多位顶级学者组团亲赴中国就可见一斑。”郝宪生告诉记者，此次来川的日本学者几乎代表了日本地震防灾领域的最高水平，“组团集体参加研讨会，这在日本都是相当难得的。原因很简单，地震研究不仅仅属于中国，还属于全世界”。
 
“在地震防灾领域，日本与中国并不是一个竞争的机制，而是一个合作机制。”增子宏说。
 
据增子宏透露，日本可能将在明年3月正式通过一项防灾减灾十年计划。“在新的十年计划中，国际合作会是一项重要内容，而和中国的合作也将占据一个重要位置。”
 
日本于两年前投入巨资建成全球唯一的一个大型三维模拟地震震动台，它能晃动一栋６层高的楼房。这个“Shaking table”（大震动台）面积达300平方米，可撼动一栋1.2万吨重的楼房。“用地震模拟器配合实物大小的建筑物做试验，能帮助工程师估算出不同地震强度下楼房结构损坏程度，而这是用小模型根本无法做到的。”增子宏说。
 
对这个耗资450亿日元（约合3.94亿美元）建成的大型实验室，日本采取了开放的姿态。“日本将极乐意向中国开放这套装置，通过政府向中国提供帮助。”增子宏说：“在今年7月份举行的7国国家首脑会议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谈到地震研究方面的合作时，曾对双方在地震野外考察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见，下一步，我们将考虑和中国国家地震局和中科院进一步加大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日本学者对中国在巨灾之后表现出的巨大进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地震发生之后的6个小时，温家宝总理亲赴现场在一线指挥，国家领导人给予中国普通民众的鼓舞力量是非常宝贵的。”增子宏说：“两国民众在大震灾中有过痛苦的记忆，双方在抗震救灾领域应该有可期的合作。虽然双方在这一领域的相互了解还不深，但是通过这次会议，两国学界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灾难不只考验政府，也试炼着中国的科技力量。此次会议的承办者，山地所所长邓伟研究员对山区环境下的重建提出7点建议，这或将成为中国灾后重建的重要策略与中日学界合作的重要框架——
 
一是明确重建中的主体功能定位，二是进行产业设计与城镇发展规划，三是大力建设生态产业体系，四是加强山区国土安全管理，五是发展职业技能教育、提高就业能力水平，六是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安全保障，七是适度人口聚集和进行山区人口管理。
 
邓伟致力于推动中日地震灾害链防灾减灾的学界交流与合作，在他看来，善用国际力量的协助，将为震区重建和山地科学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也许价值观未必与中国的民意合拍，但是跨国合作的目的不只在救急与物资供应，而在于取信于国际与互相学习。”邓伟说：“中国需要这种软实力就像需要大飞机一样殷切。”
 
《科学时报》 (2008-10-29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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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县的萧山“老表”
 
2008年10月29日 7:36  萧山网 
 
　　28日青川县竹园镇电  下午，广元市青川县竹园镇迎来了杭州的企业家，远方来客给这个平静的小镇带来了热闹。小山镇里，当地的15家企业负责人第一次参加了这种名为产业洽谈的企业对接会。

　　从今年10月起，萧山与这个位于县城山脚下的小镇正式牵手，在小镇西南部搭起活动房，建立援川指挥部，帮助小镇恢复灾后重建，时间三年。

　　小镇是青川的第二大镇，位于成都的东北部。在这次大地震中，全镇5143农户、2万余间的房屋和基础设施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上午9时，我们出成都，经成（都）绵（阳）高速和绵（阳）广（元）高速，行程近300公里，出金子山高速出口，沿着泥泞的青川县盘山公路崎岖前行。大约中午12时许，眼前出现一片开阔的白色活动板房，这就是萧山援川指挥部。

　　指挥部与杭州市援川指挥部一起合作办公。迎接我们的，是指挥部的全部工作人员：徐利锋、肖爱民、孙伟民和王晓峰。一身迷彩服的指挥长徐利锋兴奋地告诉我们，这几天好事连连，萧山援建的竹园镇中心小学和初级中学两大工程经过努力，列入了省援建首批项目，争取在年底前开工，力争明年9月1日前正式投入使用。下午，杭州青川产业接洽会就在竹园镇召开。镇上的大部分企业是第一次参加，都很兴奋。这些好消息，令指挥部每位成员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一个月前，肩负着萧山人民的重托，指挥部4位成员来到了这个灾后小镇。尽管有心理准备，但面对这个封闭、受灾重的小山镇，接踵而来的困难，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走访一户农户，要跋山涉水，几乎化一天的时间；要规划一个项目，指挥部的成员们几乎每天跑县城、跑镇里、跑村里、跑农户，一天要打上百个电话。协调困难，沟通困难……这些其实都不是最主要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灾后重建工作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照，指挥部只能摸索前进……正是怀着对灾区人民的深厚感情和来自萧山区委区政府的强力支持，指挥部的工作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步入正轨。

　　在指挥部的帮助下，全镇60%左右的受灾户房屋已开始加固，近百户农户的房屋已开工重建。除了这些当务之急的事情外，指挥部还帮助小镇规划了长远的发展计划，确定各类民生、基础设施援建工程，同时还积极扶持当地企业、养殖大户等，提供技术帮助，增强企业“造血”功能。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指挥部就和小镇百姓一家亲了。如今，指挥部工作人员无论走进小镇的哪户农家，老乡们都笑脸相迎，奉上热茶，称他们是来自萧山的“老表”，令指挥部工作人员心中感到暖洋洋的。

　　夜深了，我们住在指挥部简陋的临时客房内，窗外不时传来匆匆的脚步声，隔壁的讨论声还不时传入我们的耳朵……

　　市民记者马毓敏感言：

　　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面对采访对象，深刻体会到了记者这一职业的特殊与不易。

　　第一次以记者的眼光看问题，角度不同，感受不同。

　　这次中西部采访，尽管身处千里之外的四川，仍然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作为萧山人的自豪。无论是在成都的传化，还是萧山人在成都郫县创办的种苗公司，还是在青川的援川指挥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那就是：聪明、精干、敬业。

　　区委统战部和萧山日报发起的这次活动，为天南地北萧山人带去了家乡的声音与关怀，也为家乡带回了在外创业、奋斗的萧山人的精神和风貌。能见证萧山人在家乡之外的精彩，我感到很幸福。

　　
 
 
来源：萧山网－萧山日报　 作者：记者 孟再励 李华 施丹丹　　编辑：赵麟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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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求救” 野生大熊猫钻进农家菜地
 

  【 2008-10-30 04:28 】 【来源: 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
 
 

 
 

研究中心兽医和工作人员悉心照顾饿病大熊猫（图由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提供）

　　昨日凌晨5点过，一辆载着一只野生大熊猫的车乘着夜色驶进了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基地兽医院，车上这只大熊猫来自青川唐家河保护区，是28日被当地村民发现的，与26日卧龙野生大熊猫饿慌了下山找食物不同，这次大熊猫带病进入了当地人群生活区域“求救”，随即被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连夜送到了研究中心。专家称，震后大熊猫栖息地的改变为今冬大熊猫巡护、救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农家菜地有只大熊猫

　　28日，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十多人在进行摄影培训，下午4时许，正当大家行至青溪镇阴平村两堰坝时，其中一人指着窗外发出了惊叫。顺着他的手大家发现，就在河对岸有一只大熊猫在农家的菜地低头寻觅着什么，虽然摄影师们集体下车对着它狂拍，它也不理不睬。“若不是饿极了或者生病了，绝不会来。”保护区专职摄影师邓建新说，这里的海拔为1000.08米，距离青溪镇镇上也只有一两公里，大家还是头一次看到野生大熊猫来到这么多人居住的地方。

　　40多人围捕3人被咬

　　不久，森林公安、保护区工作人员赶来。由于没有专业麻醉师，紧急商量对策后，大伙决定张网捕捉。到晚上8时，来救护大熊猫的人手增加到40多人，进行了四次围捕，共有三人被大熊猫咬伤。最后，筋疲力尽的工作人员将大熊猫装笼，抬上车，连夜急送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

　　贫血大熊猫又饿又病

　　“它又饿又虚弱，还带着病。”据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专家称，这只大熊猫刚到研究中心的时候精神沉郁，身体十分虚弱，脱水现象明显，研究中心兽医经过6个多小时的输液、治疗，终于将大熊猫的状况暂时稳定下来。经初步检查，该大熊猫年龄约10岁左右，雌性，体重约60公斤，体长1.2米；牙齿磨损较为严重，体质很差、营养不良，有消化道感染、贫血，除左前掌有一小创口以外无明显外伤，体内外有大量寄生虫。

　　目前这只大熊猫已住进了研究中心兽医院病房，已经开始吃一小枝竹子。工作人员正密切观察其相关情况。

　　野生熊猫难熬震后第一冬

　　继10月26日卧龙救治一只野生大熊猫后，这已经是震后受灾地区发现的第二只病饿大熊猫。大熊猫专家分析，由于地震灾害致使大熊猫栖息环境破坏，随着冬季冰雪的来临，高海拔的大熊猫主食竹将逐渐被冰雪覆盖，造成野生大熊猫食物缺乏，许多病饿的野生大熊猫都会来到低海拔区域活动，有的甚至会进入当地人的生活区域。“这为我们大熊猫巡护、救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心的相关负责人称，目前，他们已经加大了对自然保护区的日常巡护，如果这些病饿野生大熊猫幸运地被人发现并得到救治，存活下来的几率将非常大。

　　华西都市报记者 徐洁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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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前锋集团心系灾区 爱心捐赠青川炉具及热水器

发布时间(2008-10-29 14:30) 发布者：唐继宗　

 

 

 

    （本网讯 评论员 唐继宗）10月29日, 成都前锋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巩磊代表成都前锋集团向青川灾区捐赠炉具1000台、热水器100台。

    成都前锋集团一直关注、关心青川的灾后恢复重建，考虑到青川受灾群众入住在板房，洗热水澡困难的实际，6月28日，成都前锋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巩磊一行还在广元市委副秘书长刘湘渝等的陪同下就援建青川热水器、灶具一事与青川县领导交换意见。5月27日，成都前锋集团与青川县举行援建前锋希望小学签字仪式，捐赠200万元拟建前锋希望小学。

    在当天青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举行的捐赠仪式上，青川县人民政府县长陈正永代表县委、县政府对成都前锋集团的爱心捐赠表示由衷感谢。
    青川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赵银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马健，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王生跃及县委办、民政局负责人等参加了当天的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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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23天连载108

2008/10/30　　[来源：华商晨报]　　　　　 
 
 
　　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

　　等我到了指挥部的时候，我才知道，启工中队营救的那对爷孙俩也死在废墟下，孩子是个男孩儿，只有5岁。人被救出来后，小孩的父亲把自己的父亲放在身边，怀里抱着孩子坐在地上痛哭时，沈阳消防支队“五虎将”之一的隋晓航也哭了。

　　就这个现场，隋晓航先后进去了170多次，虽然救出的爷孙俩已经死亡，可他也很满足，因为可以让爷孙俩入土为安……

　　从5月14日到达青川的4天时间里，沈阳消防支队的官兵在青川共救出33人，只有一人生还，而我省消防部队共救出几百人，也只有24人生还……

　　大部分人还是死了，我们真应该为那些逝去的人做点儿什么，哪怕一个小小的仪式，一个发自内心的悼念……

　　“请大家在14点28分共同为在汶川大地震中死去的同胞默哀3分钟，寄托我们的哀思，祖国更需要我们众志成城，奉献爱心，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帮助灾区重建家园。”5月19日上午，当我看到短信，我沉默了，所有人都应该默哀。

　　在青川的沈阳消防支队的官兵也看到了短信，他们也在沉默，他们在救援中，在废墟中看到了太多的遇难者，他们必须默哀，来寄托哀思。

　　可该如何向遇难者默哀？如何让消防队员有一个他们特有的默哀方式呢？

　　正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杨彪大哥拿着手机就找我来了，因为有战士找他了，他们想用一种特有的方式默哀，让我帮助想想，用什么样的特殊方式，战士们不好意思跟我说。

　　其实战士们身穿的橘红色战斗服本身就是特有的了，只要用一种形式表达他们的心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比摆成个心形更合适的了。

　　14时28分，205名沈阳消防支队的官兵就站在帐篷外，整齐站立，他们摘下了白色的救援钢盔托在左手，他们面向青川县城方向，低下了头……

　　而棋盘山消防大队教导员娄文艳带领40名官兵在营地旁的空地上，用头盔摆了一个大大的白色的“心”，他们站在头盔旁，一身桔红色衣服的战士又组成了一个大大的红心，同样是面向青川方向，他们低下头，许久许久……

　　而在那一刻，当地的居民、其他救援人员、行走的车辆全都停下了动作，站在帐篷外、站在马路上，低着头，为他们的亲人，为那些在地震中死去的人默哀。

　　真心希望在地震中幸存的人平安、幸福，真心希望那些在地震中死去的人得到安息……

　　警笛、汽笛在天空中久久回响，很多人流下了泪水，那声音就是在为那些死去的人哭泣……

　　哭吧，尽情地哭吧，在大自然突降的巨灾面前，人类是多么无助，人的生命又是多么脆弱。美丽富饶的四川盆地，善良知足的四川人，一刹那之间，祸从天降，天崩地裂，无数的生灵被吞噬。

　　有多少个家庭，曾经在幸福中过着平凡的日子，可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多少个孩子，曾经那样天真活泼，在无忧无虑中唱着黎明的歌曲，可突然就沉落在永恒的黑夜里。

　　几天来，我天天在废墟前写各种报道，看着消防官兵们全力地进行营救，可废墟下的一息尚存者只有一部分能被救出，甚至只是一小部分。

　　几天来，我写了几万字关于灾区的报道，但今天，我的文字却只有寥寥几百字，我就将这几百字和几张照片传回了报社。因为我和所有灾区的人民一样也是个幸存者，其实每一个活着的人，我们都是幸存者。震中在四川汶川，不在我居住的地方，我生活在沈阳，不是四川震区，这不过是碰巧罢了。这一天我应该和所有幸存者一样，为那些死去的亲人深深鞠上一躬。

　　几天来，多少次我的泪水在眶中打转，但是理智没有使它们滚落下来，但是今天，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泪水，任它们不经过脸颊，直接洒落在脚下……

　　我见过很多灾害性的现场，我也亲眼见过很多死人。所以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每天流泪，但是今天，我不但流泪了，而且还不羞于说出这个流泪，不羞于“表现”一下男人所忌讳的“表现”……

　　我鞠躬默哀，任由眼泪滴落……

　　2008年5月19日，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甚至不会忘记每一个细节，因为在这一天除在默哀时落泪外，我还掉了一次眼泪，一个人偷偷地在帐篷里，因为害怕和感动……

　　从5月14日我进入四川灾区一直到5月19日，我都从未如此害怕。

　　5月19日上午，因为青川县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按照上级指挥部要求，辽宁消防救援部队必须尽快撤出青川，到广元市集结，接受下一个任务，由山东的大部队继续剩下的搜寻任务。

　　本报记者 岳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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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件皮衣，挡挡青川的冬寒  

2008-10-30

　　“哎呀，天越来越冷了！”这几天，杭州中茂帕恩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潘风雷听到这句话心里总会咯噔一下：“青川的兄弟姐妹过得好吗？2000件皮衣如果送过去，该是用得上的时候了吧？”　

　　“5·12”大地震发生时，潘风雷急切想去四川，但一直没能成行。今年7月份，公司有一批出口皮衣要制作，一直惦记着四川灾区的潘风雷就让车间多做了2000件。完工后，皮衣存在仓库里，准备天冷了之后送去青川。

　　随着天气的转冷，寻找2000件皮衣的受衣方又成了潘风雷的烦恼。“2000件皮衣共4个款式，男女老少的都有，冬天很挡风的。”潘风雷说，“我们一直在想，通过什么部门能把皮衣送到真正有需要的青川人手中，可是找了好多地方，都不知道。”

　　昨天，记者通过义工“大北”，帮公司找到了受衣方。“大北”曾在青川当了几个月的义工，他说那里已成立了青川“滴水”公益组织，共有10多名义工长驻青川，承担着桥梁纽带的作用。2000件皮衣将择日运往青川。

来源: 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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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湖州“把脉”青川农业重建

 

  (2008-10-30 07:52:22)  来源：四川在线-四川日报

 

    “有沿海农业专家的‘把脉’就是不一样，让我们找到了产业发展的突破口。”25日，青川县马鹿乡党委书记史进家听了浙江湖州市农业专家的规划建议后高兴地说。
　　湖州市对口援建青川县马鹿、七佛、楼子3个乡，派出农业专家对援建乡进行了产业调研，提出了因地制宜、长短结合、从点到面、一主多副、全面发展的建议。湖州市已确定春节前在3个乡种植高产、高辣、高维生素黄樱椒500亩，由重点龙头企业浙江中味酿造有限公司负责提供种子、种植技术和收购。此项目预计可增加农户收入共110多万元。

    徐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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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18个首批援建青川补助类项目确定

 
2008-10-30 08:51:07 信息来源：宁波日报
 
　　我市18个首批援建青川县部分乡镇补助类项目确定。这些项目包括农房重建示范点项目、水利堤防应急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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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医疗队在青川

   四川在线  (2008-10-24 09:00:45)  来源：四川在线-四川日报   

   今年8月27日，作为浙江省对口支援青川县医疗卫生队的一员，在绍兴市绍兴县湖塘街道医院任副院长的周卓能，和当地5所医院的6位同行紧急赶赴广元市青川县，在凉水镇重灾区开始繁忙的灾后重建医疗服务工作。
 
 
 
 
赶集的日子，周卓能和队员把医疗点设在路边的停车场。

　　初到凉水的周卓能和队员们被震后的满目疮痍所震撼：镇卫生院成为一片废墟，受灾群众卫生、防疫意识不强，正常的卫生秩序被彻底打破。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

　　白天，周卓能和队员们分赴全镇7个村下乡义诊，向受灾群众讲授卫生知识，进行防疫宣传；晚上，队员们挤进潮湿的帐篷，和当地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交流医疗心得，常常一聊就到天亮。47岁的主治医生金来法手把手地为乡村医生讲技术、做培训，经常累到走不动路；主管护士吴宝娟把年幼的孩子交代给父母，自己来到青川，一天忙累之后，给孩子去个电话是她最大的安慰……凉水镇板房医院建了起来，凉水镇卫生院各科室在规范中重建，灾区食品卫生、传染病防治有序进行。绍兴县医疗队门诊救治病人400多人次，苦累相伴，在第二故乡奉献大爱。

　　10月28日，第二批支援青川的浙江医疗服务队队员将返回家乡。22日，跋涉在巡诊路上，周卓能和队员们回望凉水镇绵延的板房区，眼里满是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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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报的中国“江湖”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发自北京
2008-10-30 07:42:58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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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鸽子落在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李冰村西北的山坡上，这里埋葬着108名“5.12”汶川地震的遇难者，他们的墓碑暂时用砖代替。实现地震预报或许只是一种美好愿望，但也寄托了人们避免灾难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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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0月28日刚刚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防震减灾法（修订草案）（下称修订草案）首次接受审议。地震预报问题成为焦点。要不要预报？能不能预报？谁有资格预报？最高立法机关民主立法，常委会委员坦陈己见。
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报？这个领域的真实状况是什么？中国的地震预报体系在如何运转？
在防震减灾法 （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之际，南方周末记者广泛采访相关人士。记者发现，地震预报是一个学术坚守、学科尴尬、政治考量,甚或个人恩怨等等混杂的领域，而由此派生出的各级地震预报体系，也掺杂了权衡种种。
最根本的，这是一个基于尴尬的技术水准的尴尬的预报体系。
地震预报的难啊，难在即使搞地震预报的人他都不知道究竟难在什么地方，不搞地震预报的更不知道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
【一】汶川之后：地震局的艰难时刻
“我无可奈何，我非常想唐山地震的教训不要再重演，现在不但重演了，而且比唐山地震还要厉害，我难受得很。”梅世蓉说。

汶川大地震当晚，国家地震局门前记者云集。 范继文/图
汶川大地震半年后，地震预报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话题。
80岁的梅世蓉，在主流地震学界被认为是中国地震预报的一号人物。汶川大地震之后，网上出现了颇有“文革”风味的一张制图，画面上，白发苍苍的梅世蓉正面半身，胸前挂牌，牌上有字：“7.285.12国难真凶千古罪人，梅世蓉”——梅世蓉三个字打了红叉。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望唐山，梅世蓉为自己承担了“漏报犯”的名头而委屈和愤怒，她认为这是明显的误解，“任何一个从事预报的人，都想在此生哪怕报一个地震也好。”
再看汶川，其实早已退休的她与汶川地震预报并无干系，却因为身为中国地震预报元老而再次担了罪人名头。“我无可奈何，我非常想唐山地震的教训不要再重演，现在不但重演了，而且比唐山地震还要厉害，我难受得很。”
梅世蓉的经历，或许是中国地震预报尴尬境地的一个缩影。
汶川地震后，中国地震局每天都举行震情会商会的做法一直持续到9月22日。此前两天，北京残奥会刚刚结束。
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亦在10月中旬正式停止。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张国民说，11个部门的30个专家已经回到自己原来的部门。
10月份，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钅宏正式退休，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退休的一刻，“压力小了不少”。
记者接触的大多数地震学者如梅世蓉般，不掩饰或多或少的沮丧。一些学者想起了32年前唐山大地震后的恶劣阵势：声言已经预报的研究者——汶川之后也已经出现了；各地频繁报告的异常——汶川之后也注定会出现；以及公众情绪——这个他们立刻就感受到了。稍好些的是，这次专家们不用担心如唐山大地震时有被殴之虞。“网上的除了骂还是骂，我感觉我们应该被骂。”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地震发生之后，有中国地震局的人员去商场买东西都不敢开发票，去医院看病还被医生责问。汶川地震刚发生那几天，地震局的人挨骂多了，经验也多了。“我们单位有个老太太，有个人问她为什么没有报出来，她就一笑，惹火了人家。她要是不笑，给人家鞠个躬或者道个歉，再说说自己的困难，这样大家反应就不一样。这时候，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就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不管怎么骂，都可以理解。”陈学忠说，“科学的水平和民众的期望之间差距非常大。他们不了解‘再怎么样我也没辙了’这种状况。不管你多难，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就应该低下头来检讨。”
他同样理解地震局系统扭转公众印象的努力，以及这背后虚弱的技术水准。这个虚弱，用院士许绍燮的话表述就是：地震预报的难啊，难在即使搞地震预报的人他都不知道究竟难在什么地方，不搞地震预报的更不知道了。
汶川地震后的余震预报也只能成为地震局“再怎么样我也没辙了”的注脚。就在5月19日发布成都余震预警的当晚，曾有众多四川朋友给陈学忠打电话询问。“放心回去，外面睡多不舒服。”他对朋友说，“凡是预报有地震，一般到最后都没有。”事后果然如此。
今年8月，中国地震局召开大会，号召全系统总结反思，旨在“探索中国防震减灾工作改革新模式”。在该局新近召开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上，汶川地震的总结反思亦被列为重点。这看起来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工程，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说，要等到今年年底反思总结工作才会有一个初步结果。
南方周末记者广泛采访后发现，地震预报是一个学术坚守、学科尴尬、政治考量、甚或个人恩怨等等混杂的领域，有人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光阴，然而身背恶名；有人力图独辟蹊径，但被认为理论荒谬；也有人在探索中倍感希望渺茫，从此离开。而由此派生出的各级地震预报体系，也掺杂了权衡种种。最根本的，这是一个基于尴尬的技术水准的尴尬的预报体系。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地震预报水平的不过关——四十余年演进，甚或对到底要不要搞预报这样的前提性问题，依然争议颇大。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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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年勃兴：“不搞出预报死不瞑目”
“总理召集地震系统的人开会，我也去了，总理说一定要搞出预报，现场好多人表态，不搞出预报死不瞑目。”许绍燮回忆。
审视中国的地震预报体系：中国地震预报在1966年邢台地震中被最高层强调，于1976年海城地震中到达乐观顶峰，几个月后在唐山大地震中遭受重创，而后恢复元气之时，再遇汶川。
1966年可以看做一个节点，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邢台大地震，8000余人丧生，3.8万余人受伤。有一位老人跟其时的总理周恩来说：“出现这么大的灾害，能不能做到在震前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呢？”
回望当年，正是那时的领袖激励了许多人的“预报情结”，也让他们从此历尽荣辱悲欢。要“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周恩来对年轻的学者们说。在受鼓舞的人中，包括梅世蓉，从此她在该领域研究了四十多年。包括耿庆国，一位自言预测了此次汶川大地震的颇有争议的人物。还有许绍燮，他如今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总理召集地震系统的人开会，总理说一定要搞出预报，好多人表态，不搞出预报死不瞑目。”许绍燮回忆。
1966年，正是“文革”开始的日子，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为期十年的强震活跃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无法研究本学科，地震研究却颇有“显学”之态。包括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石油系统的权威翁文波等都被抽调来搞地震。历史学家们也不示弱，用找寻历史地震的方式进行研究。
一些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观测方法开始应用，比如观察岩石的形变、地电、地磁、水位及水氡等等。高层呼吁要“群测群防”，“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点大都设在学校，由老师带领一些同学，定时观测，有的还自己研制土仪器，比如土地电、土地磁等等，有的将电极插在大树上，接个电流表，观测电流变化，称其为“植物电”……地震部门的简报文件上，对群众路线的作用大为赞赏，大量宣传“鸡飞狗跳”、“老鼠搬家”可以预报地震。1973年气象学家竺可桢在病榻上看到这类简报，他写了一段话：“仅凭这些，真能预报地震？如果可以，还要科学干什么。这些事传到国外，是要被人传为笑话的。”
不过地震预测的科学研究依然在快速前进，随后几年中国发生了多次7级以上大地震，激起了政治上更迫切的要求，国家地震局于1971年8月正式成立。大量震前异兆被收集起来，专业的观测研究队伍开展了二十多种检测手段。一个规律被总结出来，即地震前会出现大量小震，而且小震活动遵循“密集——平静——爆发大震”这样的规律。而在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大震，上述规律的巧合性应用，使该次地震得以预报，成就了地震学者的巅峰体验。
这是目前公认的世界上有科学意义的两次预报之一，另一次在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当时的中国学界已是非常乐观，在事后的总结会上出现了诸如“坚冰已经突破”这样的语句。“大家都觉得地震可以预报了，包括李四光等大科学家都很乐观。”许绍燮说。政治领袖也激动起来，提出了“要做到24小时前报出5级以上地震”的要求。
地震预报学者在各地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1976年2月，梅世蓉等4人也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减轻地震灾害国际讨论会”。中国科学家讲述了海城地震预报经验。“我们都成了明星了，”梅说，“有些大会没几个人，但是海城地震的预报，大礼堂鸦雀无声。”
明星体验终止于一年半之后的唐山大地震，24万人丧生。“大家都傻了眼了。”许绍燮说。
要说地震学者对唐山大地震全无察觉，却不符合事实。但虽有中长期预测，学者们甚至跟踪数年，但具体何时发生，就无人知晓了。与此前总结的不同，唐山大地震前没有小震，地震学家们震惊地发现海城经验在此毫无用处。但公众对地震局的愤怒已无可避免：不是地震可以预报吗？唐山大地震前为何不打招呼？
地震学者已然名声受损，于是各路“业余英雄”现身，预报还将有地震的意见如雪片般飞来。有人问梅世蓉怎么办，她说，“如数上报”。
然而预报意见已经到了“多得不得了”的地步，很多人说北京要发生大地震，其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终于按捺不住。1976年8月24日夜晚，梅世蓉和丁国瑜、马宗晋三人被紧急叫到人民大会堂。“他说你们把预报都转到中央来，让我们怎么办？你们要拿意见。”情绪低落的梅回答说，“我们水平也不高。”会议一直开到凌晨3点多，最后华国锋急了，“你们就说个人的意见，不要你们负责。”梅世蓉回忆，她横了横心表态不会发生大震，其他两位也附和，华国锋随后拍板不发警报。所幸地震最终没有发生。
地震研究的低谷来了，一些人开始离开。梅世蓉的一位下属是重力研究方面的专家，1977年坚决要求回到原单位。“他说你们放掉我吧。”梅说，“我们无可奈何，他何必来端这碗苦饭。”
1982年，这位专家就评上了中科院院士。而1993年梅世蓉此后在一波三折的院士评选中，最终因被指有唐山大地震“漏报犯”之名而被搁置。
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国家地震局从各地调来人手参与研究震情。既然已饱受批评，也便不能再讲什么条件，新来的人在新搭的帐篷里干活。科技人员自然心有悲怆，而公众则多少有些“就该如此”的情绪。这些帐篷作为北京市最后一批抗震棚一直存在到1980年，因为实在影响北京市容，还上了电视。
唐山大地震让梅世蓉意识到了“科学家们不应该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她在一本书中说，将来如果遇到类似的地震，依然报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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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科尴尬：“我们跟中医一样”
地震预报学科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尴尬起来。“说我们是经验总结，没理论，常常被看不起。”梅世蓉说，“我们跟中医一样，中医就被认为没水平。”
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占星学家就成了科学。既然主流科学不能提供解决理论，那么科学家和普通人在某些层面上也就平等起来，比如山东东阿县的一个农民。他每天观测早上的太阳的异常，据此预报地震。“他一般说3天以内会有大地震，那么在全球范围内还真的有地震。他前几年每年给我们预报10次左右，大概有8次能对上，只是说不准地点。”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钅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个农民观测到的信息“可能还是有意义的”。
这在公众看来则有些怪异，如果一个农民的理论能预报地震的话，科学在干什么？不过孙士钅宏说，什么是科学呢？“科学这个词啊，”他说，“可以说任何一个地震预测方法，我都说不清楚，我相信其他专家也说不清楚。”
唐山大地震之后，地震预报学界需要重振，前提是，地震之前到底有没有前兆？如果真没有，那预报也就无从谈起了。“从事地震预报的人员还要活下去，要探索出一条路。”梅世蓉说。国家地震局开始大规模总结之前的地震震例，总结出的60个震例中记录了921条前兆异常。最后的研究结果是，地震是有前兆的，预报有意义。
到1980年代后期，一套预测实用化的系统被地震局开发出来，将前兆的识别和判定给出定量的标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热潮下，地震学者们也努力开发出了地震预报的专家系统。
然而一个致命的尴尬却始终存在——中国地震预报的出发点是，通过发现前兆来预测地震。但检测的这些前兆数据——比如水氡或者地磁——和地震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甚至和地震到底有没有关系，学者们却难于准确判定。
这源于学科理论的欠缺，地震预报的机理还没有解决，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地震局现代地震科学技术联合中心主任陈运泰说得干脆，“我不觉得现在有什么地震预测理论。”
国际上有许多假说，但至今无法准确解释地震发生的机理。地震预报学科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便尴尬起来。“说我们是经验总结，没理论，常常被看不起。”梅世蓉说，“我们跟中医一样，中医就被认为没水平。”
机理问题不解决，就如同老中医，方法可能很灵，但为什么灵还不知道。何况现在这中医还不怎么灵。
另外让人沮丧的是，大地震的复发时间往往比人的寿命还要长，“你一生在同一个地方赶不上两个地震。”陈运泰院士说，作为一种自然灾害的时候，人们痛感震灾频仍，可等到要研究它的规律性时，又深受样本“稀少”之苦。“当然，这话的意思不是希望多来大地震。”
但科学界自有评判规则，比如地震预报若要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颇为困难，“你必须要提供理论结果和基础规律，但是地震预报不能提供”。“最穷的是搞预报的，搞地震工程和地震观测的都比我们强。”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中国地震局下各个研究所接课题，“搞好了给你提点奖励，我们一个项目好的时候一万多或两万块钱这种奖励，别人搞工程或观测的可能就几十万”。
学科特点如此，发表论文也成了难题，而在论文篇目甚为重要的现今中国学界，这显然让年轻的预报研究者们颇为学术前程担忧。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些从邢台地震的惨状中“滚”出来，对敬爱的周总理表过态，从此就怀上一辈子预测情结的年轻人了。梅世蓉培养了4个学生，后来都转行去了国外的石油公司，利用地震波探测地质结构找石油去了。而且，“几年前北大的老教授就跟我说了，今后三五年别指望我们北大地球学的人到你那儿去”。
陈学忠形容目前地震预报的惨状：“我们所过去是十几二十个顶级专家在搞，现在就是个别的人在做。实在找不到其他工作的才搞预报。”
尽管人才流失，水平下降，但是设备上去了。国家测震台网共有152个国家级地震台，全国31个省级地震台网有一千多个地震台。在过去的很多年中，这些地震台网硬件建设是国家地震经费投入的一大部分。有接受本报采访的学者说，各级地震局对硬件建设的热情超过了对理论突破的热情，因为前者更容易被公众看到以证明地震局的业绩，而后者的突破则遥遥无期。
这其中有诸如监测地电、地磁、重力等数据的台网。梅世蓉说：“花钱上了很多仪器，我们测的数据，最后跟这个地震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说实话我们不知道。”
不过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说，“反过来，你知道监测什么东西有用呢？”既然尚无理论突破，也只能多途径先探索。
好在这些台网在汶川地震后几分钟内便显示了威力。尽管有人随之评论：跟唐山大地震相比，三十多年的进步，不过是汶川地震后能迅速找到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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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恩怨情仇：主流“拼盘”与非主流“突击”
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之处，虽然技术没过关，地震预报却成为一项官方任务，由此决定了各级地震局系统的尴尬：一方面被赋予提供预报意见的任务，一方面本身又几乎不可能完成它。

梅世蓉被指责有压制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之嫌，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地震局系统对于此次汶川地震不曾瞒报的自信，多少可以解释为基于技术无奈的自信。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直截了当地说：“瞒报？没有这个水平，不到这个地步。”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退休专家耿庆国被称预报了这次地震。据称他之前也预报了唐山大地震。
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在正式场合给予否认，称这次地震前，“没有收到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有关这次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
新疆地震局副局长王海涛看到网上说谁谁怎么预测了这次地震，他想跟帖写一些反驳的东西，“结果老是不给登，贴上去就被删了”。
对于这则消息的反应显示了如今地震学界主流与非主流的分野。耿庆国被认为是地震研究的“非主流学者”，他现在的头衔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耿自称该团体是一个“弱势团体”。他的支持者、该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则进一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地震学界主流派对非主流派的打压历来就有。”
对于厌倦者来说，“非主流”的耿庆国就像个总在叫喊“狼来了”的孩子。“每次都欲哭无泪，在流血。凡是发生地震以后都说他预报准了，甚至全球大地震、水灾、雪灾等等灾害，都是他们预报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一位中国地震局专家说，“你每隔两天就预报一个地震，不用百八十个，你就报10个，碰上一个你就说，你看我报准了，你怎么不听我的？我怎么听你的，我要是政府我怎么听你的？”
而对于支持者来说，耿庆国就像当年的哥白尼，备受打压。“老耿给我印象最强的：非常沉重的社会责任感、非常巨大的正义感以及求真务实的精神。”陈一文说，“而且他没有任何资金，没有助手。中国地震局所有工作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能够在地震发生前给当地的老百姓打个招呼。而老耿为什么这么认真？为什么这么执著？他心里装着人民的安危。”
事实上，“主流”和“非主流”之间还有另外一段“公案”，就是本文开头提及的唐山大地震是否漏报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临门一脚失败，预报者和大地震擦肩而过。其时梅世蓉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而分析预报室下属两个组，其中一个专门的京津组负责首都圈的地震预报，组长为汪成民。耿庆国当时在北京地震队工作。这是一个罗生门般的陈述，从汪成民和耿庆国接受杂志采访时的回忆来看，梅世蓉被指责有压制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之嫌，而梅世蓉则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是他真有这个预报意见，我不支持他，主持会议的人也不支持他，我们这些人都该拉去枪毙。”“他现在到处传播，老百姓都认为是他做了一件好事情，我成了罪人。”
事件的另一方汪成民、耿庆国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历经唐山大地震的预测纷争和40年沉浮，当年一起被周总理鼓舞的地震学者们已相隔甚远。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认为地震预报不一定非要划主流和非主流，“所谓非主流，只要他们能够坚持下去，也要尊重他们。”他说，“即使瞎子摸象也不失是一种集思广益的知识来源，只要瞎子们报告的，确实是摸到了大象实体部分的真实情况。”
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之处，虽然技术没过关，地震预报却成为一项官方任务。“很多国家政府不直接负责预报问题。”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马宗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是（我国）政府现在还是很努力做这件事。”
由此也决定了各级地震局系统的尴尬：一方面被赋予提供预报意见的任务，一方面本身又几乎不可能完成它。技术现实和任务目标的错位已然产生了某些奇特的影响。
中国地震局每年年初都会搞一个年度地震趋势的会商，之前先由各研究机构和各省地震局提交自己对该年度的地震预测意见。
理论既无突破，也就不好说谁是权威或者谁就正确，年度会商是综合各地不同意见的结果。“各省谈各省的，每个省就掌握一点资料，然后往一起拼。”梅世蓉说，“这几年的年度会商就是拼。”
年度会商的主要作用是划出该年度的危险区域，而危险区域划多划少，震级如何则有另外的权衡。
“多数是说可能有5到6级地震，划了好多圈，如果划得多，有些（发生的地震）就掉进去了。”梅说，“这样最保险，但绝对不敢报大震，因为报大震要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也不能说没地震，这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和保险系数，从管理者角度上看，虚报没有问题，漏报不行。”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
由于每年各省自己报的危险区很多，于是各省地震局会有“争地震”之说。“这样省里头才能给钱，你那里太平无事要钱干什么？所以他要地震，但是又不敢要大地震，你说了大地震不来，花多了钱也不好交待。”梅世蓉说。
“好多利益搅和在一起，有的省，分析预报人员是这个意见，管预报的局长来了，就说，不行，应该怎么样，就改了，有可能改严重，有可能改轻，不一定。”陈学忠说。
每年地震局会统计成功预报了多少地震。2006年中国地震局的消息说，30年来中国曾成功预报二十多次。“统计的时候，我不能说他乱来，但至少是非常宽松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说，“会商时划的圈子本来就很大，地震落到圈子里算报对，但边上的也算基本报对。说得难听点是在游戏中修改游戏规则，这种数字没有意义。”
和地震局系统井然有序的工作相比，非主流的学者的做法就像士兵突击般勇猛了。事实上，主流与非主流的纷争，还来自于“非主流”学者喜欢将预报意见直接“捅出去”的做法。
一名中国地震局专家提到，一位“非主流”学者曾在2000年前后预报北戴河7月份会有8级地震，“那时中央领导人都在北戴河开会，当时的国家科委主管领导要求核实。这位学者跟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局长一起去北戴河汇报，他走出地震局大门时说，这次8级地震要不来，我就从地震局大楼上跳下去，结果地震也没来。”
新疆地震局副局长王海涛也不掩饰他对“非主流”的不欣赏：“他们往往把某一次的有所对应的预报意见无限地放大，而把若干次的虚报尽量地忽略掩饰。”
他说，一些“不知怀着什么目的”的专家会将大震预报意见寄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书记批到地震局，我们认真研究他们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收集起来，给他们存档。万一哪一次让他碰到了，那可不得了了。偶尔一次的报准他就成了英雄，我们就成了背负历史耻辱的人”。
如果报不准呢，也会给主管部门造成很大压力。他举例说，1991年岁末年初，有一位专家给新疆阿勒泰的官员发布了一个预报意见，结果这个意见一下传出去了，在零下30—40摄氏度的天气中造成大量人员的恐慌性撤逃。当时的地震局采取了很多措施才把人劝回去。“首先要考虑到，我们的预报很多是不准的，如果草率发布，可能报20次也难对1次，这对各地的影响不堪设想。”王海涛强调。
至于“非主流”一方，学者陈一文也颇为无可奈何：“我每次（把预报意见）提交给你，你每次都不理，我怎么办？”“我监测到了各种各样的现象，我就要把它报出来。我不考虑如果失败人们对我又怎么看。我就是希望引起重视，加强监测、加强教育、加强防备。”
“地震局的人就说，你们退休了，你们就上公园玩儿去，你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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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治考量：报还是不报
技术现实与任务目标的“错位”最终影响到了预报的终端。对于主流地震系统而言，预报是被公众寄予期望的，但恰恰也是最难抉择的。

5月20日，中国地震局、辽宁省政府在鞍山市举行海城地震纪念碑落成揭幕仪式。

世界上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认为科学家可以发布地震预报，不用管老百姓搬不搬家，走不走，他愿意跑就自己跑去，政府愿意停产是政府的责任。另一种则认为科学家没权力发布任何震情预报，因为地震预报的水平很低。“你敢拍着胸脯说准吗？”一位地震局专家说。
技术现实与任务目标的“错位”最终影响到了预报的终端。对于主流地震系统而言，预报是被公众寄予期望的，但恰恰也是最难抉择的。
梅世蓉还记得自己曾发布的一次北京有地震的预报，那是1976年底，唐山地震之后压力巨大。但不久她便撤销了预报，“我走在长安街上去看啊，那真是稀有，好像是抗日战争逃难一样，你往东他往西不知道往哪里走，我心里震撼啊。我们个人渺小得很，发布这个预报跟抛硬币差不多，但是一个意见可以牵涉到千家万户的人，不能轻易搞预报。影响太大。”这最终成为作为地震预报权威的梅世蓉平生惟一的一次地震预报，“还没报准”。
同样是1976年，8月间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此前地震专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宏观异常，便也预报了有地震，而且讨论了预报要不要“挂七”（挂上七级），“挂七”和不“挂七”大不一样，一挂了七就是比较强的。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松潘地震从发布预报到发生地震经历了三个月，其间各地闹地震一片混乱。公众绷紧的神经几近断裂，甚至某村61人连续四日聚集，念咒发功，最后集体投水。“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政府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上，他恨不得你说一个‘没有了’，大家就不折腾了。四川地震局已经考虑要撤销预报，这时候，地震来了。”中国地震局原分析预报中心党委书记张肇诚说。
松潘地震的预报事后受到了批评，认为预报得太早，给当地造成了太大的影响。后来四川省委因为大力部署防震还被批评“以地震压革命”。预警期间有人逃地震跑到了唐山，结果在唐山大地震中伤亡。
至今时常被拿来当作正面典型的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预报奇迹，在地震学界看来是双重的巧合：学者的自信和政治人物的铁腕。“海城发布预报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远新在辽宁当革委会主任，地震局说可能有地震，还挺大的，毛远新说那少废话，把人都给我架出去。结果，真震了。”一位中国地震局专家回忆。
梅世蓉把地震预报总结为两个问题：“能预报不能预报，是问题；该报预报和不该报预报，是很大的问题。”总之，预报是很大的科学问题，更是很大的社会问题。所有的症结依然是老问题：地震预报不准。
而地震局在此问题上的一系列权衡，也是以此为基点。
根据现有《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省级地震局负责提供预报意见，各省级地方政府负责发布该地区的地震预警。有的地震局报告给政府的意见，是给省政府主管官员一个关于地震判断的“情况反映”，不作为正式的预报意见，相当于“打招呼”。而且地方政府要权衡利弊，考虑预报不预报的损失。“不是说给了他意见就报，有的地区不报比报要好一些，报了比不报损失更大。比如云南有些地区6级不会有什么人员伤亡，报了可能整个社会生产都停下来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而省局对于报7级以上的地震很谨慎，没有把握的就压下来，或者降级报，比如原本准备报6级的，就报5到6级。”《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钱钢，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所写论文《地震预警初探》中总结了地震部门对预报的态度变化：唐山大地震后的十年间，余悸未消，地震部门最怕“漏报”，政府最担心“漏警”。而1986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虚报”和“虚警”的担心则上升到主要地位。稳定压倒一切。
新疆地震局副局长王海涛说，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除强余震预报外，新疆地震局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可供发布的预报意见向自治区政府报告过，这基本上也是各省的普遍现象。
因为预报意见不多，“辟谣”反倒成了各地地震局最常见的露面形式。福建省地震局原局长陈洪鹗说，他1983到1987年任职时主要任务就是辟谣，因为辟谣成功获得过国家地震局的一等奖，发了奖金。“有一次一个专家预报新疆某地要发生地震，当时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怎么办？我们把他在新疆预报过的所有意见都找出来，他前面报的多了都没有对应，这一次我们能信吗？”王海涛说。
事实上，从地震局到地方政府，上述一整套做法好比一个“保守疗法”，减少了虚报造成恐慌的几率，但也减少了直接预报成功的可能。
进一步说，如梅世蓉所言，年度会商不敢提大震，使得形成的指导意见给地方地震局一个无大震的基本判断。而地方地震局对估计的“小震”再采取保守原则，以免虚报，则地震预报的可能性再度降低——虽然这在当今科学上本来就达不到。
“在科学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要让政府做出重大的行政决策，政府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这也是不公正的。”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如果不发生地震，前文所述的整个尴尬的运转体系倒也没有大碍，台网建设、抗震救灾都有了成果，学界也在慢慢等待预报方法突破的那天，虽然他们说这可能要几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次8级地震是对我们地震预报研究者一种信心的摧毁。”王海涛说，“我们都很努力，但是并没有得到上天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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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前路漫漫：反思和重振
“这次8级地震有没有前兆，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也涉及到我国四十多年来地震预报的探索及我国乃至世界地震预报前途的大事，需要进行认真的科学总结，汶川地震后我们应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刻反思。”张肇诚说。

10月22日，杭州安吉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防震演习。有些专家认为，比寄望于地震预报更为可靠和重要的是尽早普及地震防护和自救措施。吴煌图
汶川地震打击之大在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今年的年度会商中，汶川地区甚至没有被划入危险区。这意味着不仅没有短临预报，连一个中期预报也没有。
这比唐山地震还凄惨，唐山地震虽然临阵预报的最后一瞬没有抓住，但是中长期预报，是划准了圈子的。
预感或许曾若有若无地存在，一旦成真总是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懊恼。更糟糕的，想的是也就经历一次了，没想到又来了一次。
如同唐山地震之后想起自己1970年亲手划的那个圈，汶川之后梅世蓉想起了自己“不止一次”的提醒：“印尼、俄罗斯、日本、巴基斯坦，8级地震围着中国转，而中国大陆去年地震活动很低，平静不是好现象，说不定哪一天在我们想不到的时间，想不到的地点发生类似唐山的大震。”她说，“我一直在说这个，但是我确实说不出来汶川，我没做具体工作。”
王海涛则想起了建设在四川地区的流动地震台阵，“正在这次地震的断裂带附近，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刘启元研究员承担的‘973’重大科研项目，架设了300套仪器，正在观测，台间距20公里左右，想把这个地区的地下精细结构了解清楚，为科学预报提供基础，遗憾的是到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这种监测还在野外进行着……”“反思”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中国地震局。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地震局成立了专门的总结与反思领导小组及其咨询工作机构。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一些中国地震局权威专家用了“地震局这次没办法交代”这样的语句。
“这次 8级地震有没有前兆，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也涉及到我国四十多年来地震预报的探索及我国乃至世界地震预报前途的大事，需要进行认真的科学总结，汶川地震后我们应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肇诚说。
一些专家提到了之前的一个体制变动造成的可能影响，“使得力量分散了”。
2005年1月30日，十多名地震局专家曾联名给中国地震局全体党组成员写信，反对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的拆分撤销。南方周末记者获知，写信者直接说，“分析预报中心撤销后，效果基本上是负面的，使原本就很困难的预测预报工作更加困难。”
信中提到强震危险正向中国逼近，“近年来，我国学者反复强调在南北带（编者注：即通常所称的‘南北地震带’）上存在发生强烈地震的危险性，但危险地点何在？没有人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断，每次会商结果都是多个信度不清的危险区。如果未来的强烈地震……甚至落在南北带上我们未曾指出过的地方，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此次汶川大地震，也便是发生在信中提到的南北地震带上。
信中同时说，没有正确的中长期预报，就难于实现正常的短临预报。“到目前为止，关于南北带上的强震危险虽然已经开过多次会商会，可是仍然得不到肯定的结论，这说明仅靠日常监视工作这套做法，是难于解决问题的，只有依靠更深入地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研究，组织高水平的科技队伍，进行集体攻关，在强震危险区的判断接近实际的情况下，再环绕它部署密集的配套的短临前兆观测网，方能有希望做出较好的临震预报。”“对2008年的整个判定是说7级以上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是今年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包括8级地震。”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说，“年度会商会上要很准确地回答这一年的地震问题还有很大的距离。”
“我们综合分析研究地震的机构都拆了，还想报8级？”梅世蓉说，“大形势估计错了，一错百错。”
除了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还有另外两个研究所也被拆分。梅世蓉说，兰州地震研究所拆了，这个“很强的地震所”从1950年代末成立以来，负责西半部资料研究。“这就大大削弱了南北带的研究力量。”第三是把武汉地震研究所拆了，它原来就是汇总全国地形资料、重力资料为主。拆了以后变成一个湖北省的地震局，日常监视。“它还会重视全国的地形地变的研究吗？不会了。”梅世蓉说，“地震局去搞防震或者救灾，跟建设部（防震）和民政部（救灾）打架。”
地震局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什么，是地震预报吗？汶川地震意味着什么，是地震预报的“不可为”，还是“必须为”？
“现在谁也不敢站出来反对搞短临预报，我只能说支持积极搞的人不多。”梅世蓉说，“搞预报的是很伤心，又无奈，而且又担心未来。”
对地震预报前景的怀疑在中国一直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把地震预报作为一个常规的工作来做”——此言记者在采访中多次听闻。
张肇诚提到，1997年地震研究学界的 Geller、Jackson、Kagan等4名学者联名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地震无法预测”的论文。随即在国际地震学界引发激烈争论。中国地震局也曾组织专家讨论，进行了批驳，但此后这种观点对中国地震局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
记者获得的材料证实，就在2004年8月，中国地震局组织了一次地震事业长远规划的专家论坛，其时有专家就直接提出，地震预报再过20年也未必有什么进步，而随着房子越建越好，建筑物倒塌死人的事情将会逐步减少，由此地震监测预报未必值得花钱继续攻关，公开提出《要进一步论证监测预报领域发展的必要性》的评议。
张肇诚说，汶川地震的发生，使地震研究者备受煎熬，“我们应该做的是反思并重振，不能使脆弱的地震预报事业夭折”。“地震局里面，所有认为地震不能预报的人应该全部回家去。”“非主流”学者陈一文说。
让倾向于地震预报的学者稍稍安心的是，温家宝总理在国家地震局开会研究成立国务院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时说，要“深化对地震发生规律的认识，深刻地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地震预测预防的水平，为今后搞好地震科学预测工作提供宝贵的科学模式”。
陈运泰院士对中国地震预报制度做了如下解读：不是我们的老百姓愿意住地震带，不是我们老百姓愿意住抗震性比较差的房子。你国家穷，所以你得研究地震预报。这体现了政府对公众安危的关怀，也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
然后怎么办？陈运泰的看法是：一方面说明目前地震预报的水平。但是也要注意，不能把地震预报的困难当作转向的依据——个人可以转向，但是从一个单位来说，地震局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地震预报。如果地震预报过关了，一俊遮百丑。
陈运泰是乐观者，他引用了著名科学家、液态燃料火箭发明人戈达德的一句话：慎言不可能，昨日之梦想，今日有希望，明日变现实。
（本报记者张哲，实习生柳天伟、蔡木子对此文亦有贡献）
因本次专题涉及话题为专业科学问题，且颇为复杂，特列出采访对象如下：
○马宗晋：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名誉所长
○梅世蓉：中国地震局原分析预报中心第一任主任
○陈运泰：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地震局现代地震科学技术联合中心主任
○许绍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国民：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
○孙士：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
○张肇诚：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震局原分析预报中心党委书记
○张炜：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
○陈学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会忠：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副总工程师
○王海涛：新疆地震局副局长
○陈洪鹗：福建省地震局原局长
○YanY.Kaga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球与天体科学学院（ESS）研究员
○RobertJ.Geller：日本东京大学地球物理学家
○陈一文：“灾预测委员会”顾问
○刘根深：地震预报业余爱好者
○王文祥：地震预报业余爱好者、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
○王斌：地震预报业余爱好者
○另有要求匿名的中科院院士一名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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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地震预报的百年沉浮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实习生 柳天伟 蔡木子 发自北京
2008-10-30 08:10:02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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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测？与中国一样，国际上对此亦争论不休，而各国地震研究，亦多次沉浮波折。
对于地震预测的研究，要回溯到上个世纪初。1906年是个悲惨的年份，全球爆发了4次8级以上大地震，智利瓦尔普拉索大地震是其中之一。
此前，智利政府已经邀请法国著名地震学家巴罗担任该国的地震观象台台长，巴罗虽尽心尽力，但智利朝野仍对其未能先知该地震指责有加，巴罗最后郁郁病死于任上。
1906年，时为助教授的今村明恒发表了一篇文章，预测在50年内日本相模湾将发生大地震。这篇文章受到了时为东京帝国大学地震学教研室主任的大森房吉教授的猛烈抨击，大森房吉认为今村明恒的文章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并会引起社会恐慌，今村明恒从此处境艰难。
4年后，同样曾在1906年发生了大地震的美国，学者瑞德提出了弹性回跳理论，自此地震预报成为民众和科学家思考的理论。
1923年9月1日，今村明恒的预测言中了，日本关东大地震夺走了14．3万人的生命，成为了日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关东大地震发生时，大森房吉正在外国参会，得知大地震的消息后，在乘船回国途中病重，在抵达日本不久后去世。逝世之前，大森房吉将后事托付给了今村明恒。
1925年，日本创建了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
而前苏联的费道托夫经过研究认为，大地震震源区之间的空隙区便是未来最可能发生大地震的地区，称作“地震空区”。费道托夫在他1965发表的论文的一幅地图中指出了未来可能发生大地震的地区。他的预测很快就在3个地方得到验证。
美国在1964年3月27日阿拉斯加大地震之前并不重视地震预测工作。阿拉斯加大地震后，1965年一些美国科学家提出了地震预测和震灾预防研究十年计划(《地震预测：十年研究计划建议书》)。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减轻地震灾害法案》，把地震预测工作列为美国政府地震研究的正式目标。“特别是在1970年代，前苏联报道了地震波波速比值在地震之前降低之后，美国纽约兰山湖地区观测到了震前波速比异常，随之而来的大量关于地震前兆的物理机制的提出以及1975年中国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在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地震预测研究的热潮，甚而乐观地认为‘即使对地震发生的物理机制了解得不是很透彻 (如同天气、潮汐、火山喷发预测那样)，也可能对地震做出某种程度的预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说。
1973年美国纽约兰山湖地震和1975年中国海城地震的预报使得国际地震学界对地震预测一度弥漫了极其乐观的情绪。“当时，许多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都深信：系统地进行短、临地震预测是可行的，不久就可望对地震进行常规的预测，关键是布设足够的仪器以发现与测量地震前兆。”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说。
但是很快，学者们发现地震预测的观测基础和理论基础都有了问题：对报道的波速比异常重新做测量时发现结果重复不了；对震后报道的大地测量、地球化学和电磁异常到底是不是与地震有关的前兆产生了疑问。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早先提出的可能的地震前兆都被确认为对地震短、临预测价值不大。
到了2O世纪80-90年代，美国地震学家预报的圣安德列斯断层上的帕克菲尔德地震、日本地震学家预报的日本东海大地震都未发生 (前者推迟了11年于2004年9月28日才发生，后者迄今还没发生)，使许多人感到悲观。
此前日本学者一直预测，在沿日本西南海岸的南海海沟，有一个预计中的“东海大地震”。1978年6月，日本政府通过了“大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当监测前兆的网络观测到异常时，由专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判定，如果判定是“东海大地震”的前兆，最终将由内阁总理大臣发布“警戒宣言”，并启动应急反应计划。
然而自1978年以来，迄今仍未检测到需要启动应急反应计划的异常。著名的地震预测专家、判定委员会主席茂木清夫对该委员会能否履行其判定东海大地震短临前兆的功能表示怀疑，并于1997年辞去该委员会主席职务，黯然下台。继任的新主席满上惠也持有类似观点。
日本国土地理院于1997年公布了一个报告。报告说，在日本目前还做不到像“地震对策法案”所要求的短期预报，并且什么时间能做到也不得而知。
同样是基于“地震空区”理论，美国地质调查局（该部门是美国内政部辖下的一个部门，但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机构）在1984年发出正式的地震预报，明确指出在靠近帕克菲尔德的一段断层上，最晚在1993年初之前将发生一次6级地震，发震概率约为95%。
然而到了1993年年底，预报中的帕克菲尔德地震还没有发生。美国地质调查局最终只得宣布宣布“关闭”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报的“窗口”。年复一年，“盼望”中的帕克菲尔德地震一直不来。
1997年，日本东京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学校的4名地震学者——Geller、Kagan、Jackson等4名教授联名在《科学》杂志发表了《地震无法被预测》的论文。该文指出，在对地震预测进行了近30年的苦心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地震是无法预测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一项毫无希望的工作。
这一论文在科学界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地震预测预报研究进入一个“低谷”。此后包括美国科学家也回避“地震预报”这样的词汇。
又过了两年，1999年2月-4月期间，《自然》杂志在它的网站上组织了对“地震预测”的一场辩论。
Geller，《地震无法被预测》的主要作者，在辩论中说，“如果可靠和准确的预测现在不可能，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也不可能的话，为什么还要辩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是社会学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
美国地质调查局亦明确表示不预测地震，而只做长期概率预报。
然而峰回路转的是，2004年9月28日地震学家在加州中部帕克菲尔德地震试验场守候多年的6级地震终于发生了。虽然帕克菲尔德地震比预测的时间晚了整整11年，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来了。
同年，《自然》杂志刊登了《思路的剧变》一文，指出地震预测预报研究开始出现“升温”，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而汶川地震发生后，南方周末记者再度采访了著名的《地震无法被预测》一文的作者。
日本东京大学地球物理学家Geller给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回复简短但清晰：“如果你读了我的文章（2001年在自然杂志网站上的争论）就能看到我在地震预测方面的观点，我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添加或改变的。”
而该文的另一作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球与天体科学学院（ESS）研究员Kagan则有些变化。
“我仍然相信，对于个别地震的预报从科学上来说是不可能的。”Kagan在邮件中说，“但是，对于一个地震发生的可能性（编者注：可以理解为概率）是可能预测或预报的。事实上，1999年以来，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在2个西太平洋地区开展了地震预报工作。全球超过50％的强震都发生在这两个区域。预报分为长期（几个月到几年）和短期（几小时到几个月）。前者对公共设施的建造（如房屋，道路）和保险率的设定很重要，后者则可以减轻损失。地震预报每天都在我的网站上公布。我们希望在非常近的未来，推动预报工作，并把它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包括中国）。”
不过Kagan的另外一段话也值得刊登出来：“在提供我的专业意见以前，我想表达对此次中国所有灾区人民的深切哀悼和同情。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地震就是我研究的日常工作。但是像这样大强度、造成如此大伤亡的地震却是一个超越了我专业兴趣的巨大灾难。”
（本文参考了中科院院士陈运泰的《地震预测——进展、困难与前景》一文，在此并对陈运泰先生对该专题采访提供的帮助谨表谢意）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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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警的现实选择
作者: 钱钢
2008-10-30 08:09:00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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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汶川地震后思考地震预警问题，笔者以为，下列诸点尤为重要：
一、改革巨灾应急体制。政府在灾难预警中处于最关键位置，在现实条件制约下，政府肩负有限责任，但必当全力以赴。政府应向公众坦陈风险决策的难度，并明确说明对预警的承担。我国亟需建立常设紧急事务部门，统辞行灾害情报信息系统和减灾事务管理系统。具体到地震预警，决策不能闭目塞听而作；但也不能期待握有充分信息后才出。获得专业部门的概率性预报后，政府要做的，是对涉及社会、经济甚至国防的诸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对“警兆”和“警度”作出判断，发出不同级别的预警讯号。政府的判断，依然是概率性判断。
二、给地震科学研究充分的学术自由。政府的责任归政府，科学的天职归科学。要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免于恐惧，放手工作，向灾害情报系统大胆预报。地震预报队伍，既包括目前政府地震系统的地震工作者，也包括所有科研机构和民间潜心地震预报的人士。在科学尚在攻关的现实下，“虚报”和“漏报”均应免责。
三、增加震情信息开放度。全国和各省的地震活动背景、长期地震活动趋势、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应编成面向公众的通俗宣传品。中期预报意见，应在媒体向社会披露，通过政府部门、科学界各种非政府组织向公众进行防震科普宣传。
四、减压。当前特别需要减压——政府给科学界减压，社会给政府和科学界减压。地震预警通过政府、科学界、社会三重不同角色的互动实现。理解预警需要成本，共担必要代价。
五、建立预警过程的“复盘核查”制度。预警的决策结果必须允许失误，但预警的决策过程决不容存漏洞。笔者呼吁，启动汶川地震预警问题研究，化惨痛教训为公共治理的宝贵知识资源。
(本文作者为《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本文摘自其论文《地震预警初探》，有删节，全文发表于财经网)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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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减灾法（修订草案）一审
最高立法机关讨论地震预报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发自北京
2008-10-30 07:45:33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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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减灾法（修订草案）原计划于今年6月底提请审议，后因汶川大地震而推迟至今。与现行防震减灾法相比，修订草案专门增加了“防震减灾规划”一章，提出了“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
此次草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一审时，围绕地震预报问题，与会委员们各持己见。争论重点在于地震预报在该法中的地位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地震预报，地震能否预报，政府是否要承担预报职责等等。
按照立法程序，此次一审之后，与会人员提出的意见将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进行统一审议，有些会被吸收进新草案二审稿，并在下次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不能吸收进二审稿的，法律委员会会向提出意见的委员作说明。但可以预见的是，关于地震预报立法相关问题，争论或许会贯穿立法始终。

焦点一：要不要预报？
修订草案第17条规定，要“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工作”，修订草案第26条提出：“应当根据地震监测信息研究结果，对可能发生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作出预测。”
不过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的审议报告中说，修订草案中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中即包括“地震监测预报的科学定位”。
姚建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科院院士):目前地震界共同的结论是“目前要准确地进行地震预报、预测是不太可能的”，或者是可能性很小。所以与其把重点放在预报、预测上，不如把重点放在预防上。地震预报不了，但是把房子建得牢固，七八级地震都倒不了，这是国际上目前主要的思路。
蒲海清（原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办主任）：究竟如何预防？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预测。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总认为地震不可预测。这次条文中特别提出了要加强这方面的投入。我认为很好，应列入国家计划。
刘锡荣（原中央纪委副书记）：现在天上20万公里都看得清清楚楚，地下20公里就难以观测？如果说地震不可预测的话，要我们这些科学家干什么？李四光说过，过去不能预测不等于今天不能预测，今天不能预测不等于将来不能预测。我认为有必要加强地震的监测、预报的科研工作。
焦点二：能不能预报？
修订草案第28条规定，国务院和省级地方政府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机构，“应该组织召开震情会商会，对各种地震预测意见和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形成震情会商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
李重庵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第一个环节是预报，如果能够有准确的预报，就会极大地减小损失。现在看来，我们国家中长期预报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年地震局有会商意见结果，也提出过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交界一带是重点监测的危险区。但是短临预报是一个世界难题，没有希望在十几年内解决。
丁仲礼（中科院副院长）：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发生了很多余震，而我们都没有预报到，我的感觉那是押宝，而不是预报。地震预测是世界性的难题。回到防震减灾法条文，如果谁见到宏观异常现象，向地方政府报告了，地方政府没有判断能力，地震部门也判断不了怎么办？
王学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草案第三章的标题是“地震监测预报”，但是这里如果写了“预报”，就会给百姓造成错觉，公众可能会认为你能够预报，但是不预报或者是预报出来了不进行发布。建议将草案第三章的标题改为“地震监测与预警”。预警（Warning)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这个地方可能发生灾害，我们给大家一个警示。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我们能够做到。比如说日本，他们可以提前10秒发布预警，老百姓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很大一部分人可以逃生。预警在现阶段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预报是做不到的。我建议在法律上应该给公众一个信心，应把预报改为预警。
焦点三：由谁来预报？
修订草案特别强调，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除国务院和省级地方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及时发布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测意见和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
该修订草案的 “参阅资料”上说，“从科学上说，地震预报还没有过关，而且社会承受能力也相对较弱，因此必须从管理和政府决策上予以规范，以降低不准确预报带来的风险。”
汪恕诚 （原水利部部长）：地震的预报必须是政府做，地震局提供了数据以后，由政府下决心对外预报，任何个人、任何组织没有权利发布预报，毕竟地震预报与别的预报不一样，造成社会的动荡太厉害了。
方新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什么叫“向社会散布”，可否在学术刊物上讨论？我认为要把预报和预测分开，个人不能向社会发布，但是学术讨论应该允许，现在所有的学术刊物都在网上，网上一登也是散布了，允不允许这种做法？这点可以再斟酌。
丁仲礼（中科院副院长）：我有一个感觉，我们不能预报，但是硬要预报。如果从法律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严重的话，政府会承担很大的不应该承担的责任。政府说要地震了，如果没地震，那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企业可能会告政府，说你不准确预报，给我造成了损失。还是实事求是地去掉‘预报’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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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青川两病熊猫下山求救 均患"地震综合症"

2008年10月31日 15:32 来源：成都晚报

　　追踪《又见求救病熊猫！》

　　昨日下午，青川熊猫的生化检查结果出来了。除了前日发现的营养不良、消化道感染、贫血等病症，专家又有新发现：这只大约10岁的雌性熊猫还有肝功能问题、电解质紊乱和高钾血。

　　“营养不良、长途奔徙、巢域改变……检查结果虽然显示它们的病情不同，但它们所患的病都可以称为‘地震综合症’，是地震后的综合原因造成的结果。”提及我省在震后救护的两只野生大熊猫，大熊猫研究专家张和民如此表示。(记者 张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