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騐:验的异体字,意为证明。《说文解字》其本义为马名,后引申为“證(证)也、徵也、效也。”
上郡:古代郡名,在陕西北部。战国时期魏文侯(前446~前396)所置,秦惠文王十年(前328)魏献上郡15县于秦,为秦初三十六郡之一,郡治在肤施县(今绥德县)。
先:先祖,特指已故的祖父。
赵郡: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改赵国 置 赵郡,其地理范围覆盖今石家庄市南部至邢台市北部。
夷獠相杂:少数民族聚族而居的地方。
夷獠:古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蔑称。
关于夷獠:〔摘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 《古蜀国的邛人及相关问题探讨》文于下:
《华阳国志.蜀志》记:“蜀曰邛,皆夷种也。”据此记载及其他相关史料,原先的蜀国的确存在有邛人。
“夷”为汉代“西南夷”中一个大的人群类别。《华阳国志.南中志》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这是对分布于西南夷地区的“夷”系人群的一个总叙。
《史记.西南夷列传》在记叙西南夷最大的九个部落时提到有“邛都”,并明确记载:“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汙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越嶲水伐之,以为越嶲郡。”
汉代开邛都夷所设的邛都县即今四川西昌,为越嶲郡之郡治所在。所谓“邛池”即今西昌邛海,此地理标志异常明显,说明邛都夷恰好位于滇之北。故汉代邛都夷主要分布于以今西昌为中心的越嶲郡地域应无问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蒙文通先生却提出了另一个大胆的看法,认为:“《常志》(指《华阳国志》)说‘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汉志》严道‘邛来山,邛水所出’,这是邛民的区域……由《西南夷列传》看来,邛是越嶲郡,筰在沈黎郡(即汉嘉郡), 可能是临邛的邛民南徙越嶲去了。”
有两个理由使我们难以做出“蜀曰邛”系误载的认定。
第一、《华阳国志.蜀志》记:“临邛县本有邛民。”《汉书.地理志》记,蜀严道有“邛来山,邛水所出。”由蜀地“本有邛民”且有“临邛”、“邛来山”、“邛水” 等不少以“邛” 命名的地名、山名和水名来看,蜀地本有邛人应无问题。
第二、就史料背景而言,“蜀曰邛”的记载非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中原史家的著作,而独出于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一书。常璩为蜀人,其对蜀地之历史、掌故及传说的了解自然当在中原史家之上。以此言之,其对蜀地人群面貌的记述发生错误的概率显然较小。
如果“蜀曰邛”的记载不谬, 那么此记载所反映的就可能是一种年代较早、较古老的情形。有一个背景需要考虑,《史记》所记邛都夷的分布位置是在汉武帝时代(以汉武帝设置越嶲郡的元鼎六年计为公元前111年),而《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蜀地之临邛县“本有邛民”的年代和语境,则显然是指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之前后,两者在时间上相差了200余年。在这200余年中,邛人的分布发生改变,即如蒙文通先生所言:“临邛的邛民南徙越嶲去了。”
其实我们稍加留意,不难发现许多显示“邛”与蜀有密切关联的史实线索,如《华阳国志.蜀志》“临邛”条记:“临邛县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
临邛县“故城即今邛崃县治”,“辖今邛崃、蒲江、大邑三县地”,其地紧邻蜀之成都,由“本有邛民”一语,可知临邛县在“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以前的主要居民本为“邛民”,这是邛人曾分布于蜀地且紧邻成都的确凿证据。
《华阳国志.蜀志》又记:“赧王五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周赧王五年为公元前310年,其时正值秦灭蜀后不久,筑此三城显然是为了加强秦对蜀地的控制并防止原蜀国居民的反叛。
从三城中包括临邛来看,临邛在原蜀国疆域内显然处于较中心的位置,其重要性几与成都、郫城(今郫县)相当。既然临邛之地“本有邛民”即原为邛民所居,则蜀国中心区域有邛人当无疑义。
《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华阳国志》佚文云:“邛崃山本名邛筰,故邛人、筰人界也。”又云:“旄, 地也, 在邛来山表。邛人自蜀入, 度此山甚险难,南人毒之,故名邛来。”
此处所言“邛来山”系指横亘于今汉源与荥经两县之间的大相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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