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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家：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2011年10月27日 04:52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本报记者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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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下午3点，在广东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小悦悦出事之地，280名佛山人聚集在一起，借悼念小悦悦之际，打着“拒绝冷漠、传递温暖”的标语，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CFP供图（资料图片）



孙春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

法律可以保护道德，但不能取代道德。提出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的人，可能是想通过法律的力量推崇“见义勇为”等道德行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自愿行为被法律规定为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一个做好事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社会道德环境下，老百姓可能会想尽办法规避帮助他人的责任。这就与立法意图背离了。还有一个风险是，用法律解决道德问题还容易让老百姓产生逆反心理。由于不做好事可能获罪，老百姓对道德会产生畏惧感，进而反感道德。

近来，广东佛山女童小悦悦被碾轧身亡的事件引起全社会关注。该事件就像一把尖刀，刺中了我们这个道德虚弱的社会的心脏。针对“小悦悦事件”及其引发的全社会关于道德问题的大讨论，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

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小悦悦事件”？

孙春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对道德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息过。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社会上就有关于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滑坡”还是“爬坡”的论争。2007年“彭宇案”的判决，把能否见义勇为这一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这次“小悦悦事件”则将这一讨论推向了新的高潮。

从社会道德建设的角度看，公众关注和讨论道德问题是件好事。道德困惑越讨论越清楚，特别是在社会道德状况令人忧心的情况下，讨论有助于我们提高对道德问题症结的认识，这同时也说明，公众对于道德风气的好转依然抱有期待。试想，如果“小悦悦事件”出来后，大家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谁也没兴趣讨论，那就不仅可悲，而且可怕了。

浏览网络上的讨论，我看到，网民们在对未伸出援手的“18名路人”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道德反省。这是公众道德良知的体现。面对极端的反道德事件，我们有权对此表达道德义愤，但我们也需要冷静、理性地分析、讨论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检讨我们当下的社会环境。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评价当下的社会环境？

孙春晨：首先，普通老百姓怨气比较大。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大都是造成怨气的原因。媒体不断曝光的炫富、为富不仁等现象，更加剧了普通百姓的不满情绪。而且，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维护，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还没覆盖到所有人。面对生活的不易和不可预知的未来，一些老百姓选择了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不太顾及他人。

其次，整个社会弥漫着互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在经济领域，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不信任；在政治领域，公众对官员和政策效力不信任；在法律领域，公众对司法不信任。最后这些不信任扩展为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这样一来，一些基于信任的道德行为，在有些人那里就成了不太可能的事——小悦悦很可能就是这样被漠视的。

另外，一些老百姓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不满意。不可否认，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好官不少，但以权谋私、侵害百姓权益的官员大家也屡见不鲜。于是，人们对政府官员产生了怀疑，总觉得他们做什么事都对自己不公平，担心自己利益受损。有这种想法的人自然不会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社会道德建设。

中国青年报：您是否在说官德对今天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平影响极大？

孙春晨：是的。我们社会的道德环境恶化，官德败坏是重要原因。如今，一些官员在台上宣讲道德头头是道，但当其以权谋私、生活腐化堕落的行径被查处后，百姓们发现，这些官员如此言行不一，甚至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不遵守，实在太不可信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大家就对官员的道德水准整体上失望了。官员的行为对老百姓有示范效应，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他们会觉得，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

官员应当成为老百姓的道德榜样，这并不是要求他们做道德圣人。虽然老百姓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焦裕禄、孔繁森，但其实只要官员能严格遵守政策法规和职业道德，老百姓也就满意了。

可问题在于，有些官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他们不仅不为老百姓办事，还把为人民服务的权力私人化。不少老百姓还感到与官员打交道很难，觉得与他们在人格上不平等。另外一个让老百姓痛恨的是官场上潜规则横行，只要有潜规则存在的地方，没权没势的老百姓都会感到很无力。

在民众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在一些官员还在恣意妄为的同时，我们让老百姓讲道德、讲奉献，那便成了“官员感冒，老百姓吃药”。所以，我认为，要止住社会道德状况的恶化，需要全体民众的共同努力，其中特别要着力抑制官德败坏。

大中小学的道德教育必须联系实际，不能再应试化了

中国青年报：在关于“小悦悦事件”的讨论中，有人主张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您支持吗？

孙春晨：我反对。法律可以保护道德，但不能取代道德。当一个人因帮助他人而遭受诬陷时，法律应明辨是非，为道德撑腰，但法律不能将道德行为变成强制性的法律义务。道德行为源于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和行动上的自觉。如果用立法来强制公民有道德，就剥夺了道德行为主体的自由，道德行为和法律行为也就没区别了。

另外，就可操作性而言，即使立法惩罚见死不救行为，在法律实践中也难以实施——你如何证明一个人“见”或“未见”？

提出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的人，可能是想通过法律的力量推崇“见义勇为”等道德行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自愿行为被法律规定为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一个做好事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社会道德环境下，老百姓可能会想尽办法规避帮助他人的责任。这就与立法意图背离了。还有一个风险是，用法律解决道德问题还容易让老百姓产生逆反心理。由于不做好事可能获罪，老百姓对道德会产生畏惧感，进而反感道德。

中国青年报：在本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面对当前的一系列问题，应加强道德教育。国家一直强调道德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了思想品德课。即便如此，当前的道德环境状况仍不令人满意。这是否说明，既有的道德教育存在问题？

孙春晨：的确如此。当下大中小学的道德教育脱离实际生活，教学内容空洞，而且还应试化了，学生能把课本上的道德规范背得滚瓜烂熟，但不一定去践行。

此外，学校的道德教育注重正面引导，对社会上存在的道德问题涉及较少。中小学生很难通过对教科书知识的学习提高分析社会道德现状、辨别不道德行为的能力。当他们走向社会时，他们会发现，社会道德生活不但与教科书中讲的有差别，而且很多人也没按照书上说的那样去做。这反过来会让他们对所学的道德知识产生质疑，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对自己的道德要求。

可以说，我们的道德教育方式急需改革！我们必须让孩子在道德场景中去认识道德对社会和个人的益处，自觉践行道德规范。我们还应适当地让学生了解当下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真实问题，告诉他们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提高他们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中国青年报：现在，面对各个领域不断出现的道德问题，有不少人非常悲观，有一种无力感。对此您怎么看？

孙春晨：我可以理解，但如果大家只是悲观，一味沉浸在无力感中却不行动起来，这个社会岂不会更糟？我主张大家从改善身边的小环境做起，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底线。比如，孝敬父母、遵守交通规则、给老人让座、爱护环境等，这些事看似很小，却不仅能给他人带来便利，增加他人对社会的温暖感受，还会给行动者自身带来快乐和自我肯定。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不断改善民生，努力保障老百姓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提升政府及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道德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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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共产党人要全力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  
2011年10月04日 08:45:28　来源： 光明日报 【字号 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分享分享到新华微博  



　　廖言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中央反复向全党指出这一危险,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又向全党发出警示。全力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事关党生死存亡,切不可等闲视之。

　　一

　　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90年生死与共,建立了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不断巩固和加强这种联系,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走向胜利的最可靠保证。

　　然而,从执政之日起,党就时刻面对脱离群众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前不是“官”而是“民”,客观上不能脱离群众,主观上不敢脱离群众。长期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共产党人,无不视人民群众为父母,将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依靠群众看得同生命一样重要。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人由“民”变“官”,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客观上有了脱离群众的条件,主观上也感受不到一旦脱离群众立即遭到失败的危机压力,这就使脱离群众的问题一下子突出起来。从七届二中全会到十七届四中全会,党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和加强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严格防止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脱离群众。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没有变、也不会变,但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却在凸显。从现实情况看,联系群众的制度、措施和办法不可谓不多,但脱离群众乃至严重脱离群众现象已经带有某种普遍性,因干群矛盾激化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呈逐年增多趋势。党的工作在一些基层很薄弱,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特别是面对面的群众工作存在空白。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将脱离群众的表现和原因概括为: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滋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突出;以权谋私、贪污享乐现象蔓延。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进一步将脱离群众称为“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党成立90周年之际,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脱离群众这一“最大危险”明确而尖锐地向全党作出新的重大警示。

　　二

　　脱离群众之所以成为“最大危险”并难以克服和消除,有其深刻原因。

　　原因之一:理想信念和宗旨动摇错位。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执政,能够同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始终将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从来没有也从不追求任何特殊利益。坚持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就能得到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就不会脱离群众。近些年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有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模糊了、动摇了,甚至认为用不着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宗旨可以变了、应该变了,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全心全意为个人和小圈子服务,这就从根本上脱离了群众。明确坚持并在执政活动中、在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上全面体现和落实党的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才能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

　　原因之二:“做官”陋习不改、积习难改。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不是“做官”,是团结带领人民依法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而不是“管”老百姓。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能得到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就不会脱离群众。近些年来,社会上流行称党员干部为“官员”,有些党员干部也处处以“官”自居,认为自己执政掌权天经地义,权力并非人民赋予,而是上级赋予,以大权在握“管”老百姓自鸣得意,官僚主义恶性膨胀,“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上面不注意”,这就从根本上脱离了群众。明确坚持并在领导和执政活动中、在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上全面体现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

　　原因之三:以“精英”自诩而不醒悟。

　　群众立场、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根本观点、根本路线。共产党人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而不是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先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服务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坚持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就能得到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就不会脱离群众。近些年来,“精英治国”思潮泛滥,有些党员干部认为自己高贵高明,老百姓“低贱愚昧”,或拒之千里,或恩赐施舍,这就从根本上脱离了群众。明确坚持并在领导和执政活动中、在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上全面体现和落实党的群众立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才能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

　　原因之四:奢靡浪费不思收敛。

　　清正廉洁、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作风。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物质条件改善到什么程度,政治本色不能变,好传统好作风不能丢。坚持“两个务必”,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就能得到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就不会脱离群众。近些年来,有些党员干部认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已经“不合时宜”了,排场阔气、争奢斗富才“符合时尚”,对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要求和制度纪律置若罔闻,一副养尊处优派头,一股奢靡享乐之气,甚至以权谋私、胡作非为,这就从根本上脱离了群众。明确坚持并在领导和执政活动中、在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上全面体现和落实党性原则和制度纪律,才能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

　　原因之五:陷入观念误区不能自拔。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始终秉持人民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理念。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就能得到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就不会脱离群众。近些年来,有些党员干部认为今天党和群众的关系还是封建时代的君主臣民关系,不承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视群众为异己和奴仆,这就从根本上脱离了群众。明确坚持并在领导和执政活动中、在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上全面体现和落实人民主体地位,才能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

　　三

　　脱离群众这一“最大危险”,会于很多人尚未察其弊、尚不觉其害之际,在切断党的血脉、掏空党的根基。如果脱离群众,党就会从根本上丧失最大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政治优势来之不易,经历了千辛万苦,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代价。党在历史上几次“左”和右的错误,无论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关门主义,还是无原则退让交出领导权、不抓枪杆子,实质都是脱离群众、拒绝“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无一例外造成了局部或全局性失败。今天,脱离群众已成为对党致命的“最大危险”,对此丧失警觉,不全力克服,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必然严重削弱以至荡然无存,党的其他优势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共产党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在人民,党的兴衰成败取决于人民,党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脱离了群众,党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最大危险”丧失警觉,不全力克服,党的生机活力将逐渐消失殆尽,党就丧失了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脱离了群众,无异于自绝于历史、自绝于人民。面对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我们一定要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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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称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多肇始于群众利益受损 　http://www.gmw.cn/　2011-11-03 08:40:00　来源：人民日报　　[字号：大 中 小] 　　基层干部处于社会治理的最前沿，直接面对群众，实质担当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能力和作风，都影响着当地群众对执政党的评价。

　　历数近些年来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无论是几年前的孟连事件、瓮安事件，还是今年以来发生的增城事件、织里事件，都有着类似特点：原本只涉及相关部门的单体事件，却发展成当事人与非利益关系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性对抗。其背后的诱因，往往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

　　这种高度相似的运行逻辑，警示我们必须关注基层干群关系中的“信任危机”。诚然，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在社会治理中，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对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然而更应看到的是，基层干部处于社会治理的最前沿，直接面对群众，实质担当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能力和作风，都影响着当地群众对执政党的评价。基层干群之间的不信任，不仅会令干群关系趋于紧张，更可能促使部分群众逐渐将对个别基层干部的不满，上升为对基层一级政权的不满，导致基层治理陷入“信任困境”：无论基层干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都无法取得认可。

　　事实证明，干群之间缺乏信任，会极大地削弱基层政权的权威性，不仅表现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乏力，更意味着社会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的下降，发展的政策措施得不到群众认可，反倒被误认为是个人谋利的瞎折腾，由此不信任进一步加深，这对基层社会的建设发展与和谐稳定，影响更为负面。

　　从历史层面看，密切联系群众向来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当年，正是靠与群众的鱼水深情和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在白色恐怖中唤起工农百万，在极为残酷的斗争中建立红色政权。而今，部分地区干群间缺乏信任，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在于当地，更在消耗整个执政党的执政资源。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消极影响会因各种传播渠道突破一时一地，产生持久和放大的后果。作为人民选择的执政党，放大的“信任危机”会直接危及我们的执政根基。这正是胡锦涛总书记以峻切之言词，一再强调“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

　　筑牢基层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固然要靠在基层干部中进行党性教育，在思想作风上重提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但更重要的是整肃吏治、协调利益。前者事关权力结构，后者事关利益分配。对于前者，虽然推进基层民主已为共识、村民自治亦实践多年，但现实当中，基层干部的权力运行机制仍然存有弊端。一些地方片面唯上，“上情压倒民情”，导致群众敬而远之，信任难以建立；一些地方监督缺位，“独断代替协商”，造成群众心生怨怼，矛盾由此催生。

　　对于群众来说，最直接的诉求往往在于利益。群众的不满，往往源于分配不公、利益受损，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多肇始于此。这也说明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只有处理好群众利益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疏解矛盾冲突、保持基层稳定、维护社会和谐。否则，即便盖起了高楼大厦、修好了通衢大道，发展的正面效用也会大打折扣。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人民。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神经末梢，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方能为人民谋取福祉、为政党赢得民心，这是对基层政权最根本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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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0

张森10.19日中午“老黄羊”。晚上“渔谣汇”吃饭。全是签字，公款消费，当官到位这个分上够行的了。胆子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