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案号、同一原被告、同一日期、同一法官、同一法院公章，但却出现结论完全相反的两份判决书。这种司法史上比较罕见的“阴阳判决”书竟出自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在后来给四川省高级法院的报告中解释，出现这样的“错误”，是案件承办人高波的“疏忽”和“过失”。（9月15日《新京报》） 事实上， 成都中院的“阴阳判决”并非独例。2003年9月，重庆九龙坡区广厦经典的童卫东等55名住户起诉开发商违约，九龙坡区法院就此案作出宣判。不料童卫东一人竟收到了两份判决书：一份支持了他的一项诉讼请求，开发商违约须赔偿童12000余元，而另一份则判他败诉，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2004年6月，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陈新华在同一案件中，因炮制两份同一文号的民事判决书被开除公职；前不久，类似的“阴阳判决”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再现…… 众所周知，判决书是十分严肃的法律文书，代表着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权威，从书写到最后发送到当事人手中，是有相当严格的程序的：一般要经合议庭成员的合议，然后由法官根据合议的结果行文，对判决书的内容要有合议庭成员、书记员的签名认可，要有审判长或主管院长审核，才能付印，最后由主管院印的人员进行文号登记盖法院印章。这么多的“程序”和“关卡”却阻挡不了“低级”得令人咋舌的“阴阳判决书”粉墨登场，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阴阳判决”在亵渎法律、忽悠民众？ 这样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在当今许多民事诉讼案中，一些法官历来擅用“各个击破”的办法，一会儿白脸，一会儿黑脸，吃了原告吃被告，并根据他们的“表现”来给予“法律回报”。一旦遇上棘手的案件，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窘境下，便采取两全其美的做法，在判决书上耍太极，玩两面派，通过一阴一阳来令原告、被告皆大欢喜。如此“双赢”的官司，背后肯定藏着许多见不得人的“猫腻”，深挖细究、顺藤摸瓜，绝对会揪出一大串蚂蚱。 由是观之，“阴阳判决书”频现，暴露的绝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法官的素质之忧，更暴露出作为整体的法院在监督机制上的盲点。多年来，我们并非不知道监督机制的重要，也不乏具体的方案设计和制度安排。如不断被推上司法改革前台的“裁判文书公开”，早在1999年10月就被写入《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但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成了“摆设”，不但基层法院常以种种理由拒绝为裁判文书提供更多的公开载体，甚至连一些被树为典型的法院，也远未做到及时、持久、无保留的公开。 “阴阳判决书”畅通无阻地从工作最应严谨、有条理的法院出笼，在让法律蒙羞、让司法规范荡然无存的同时，也暴露了某些法院和个别法官的无耻。它警示我们，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如果司法部门缺乏刮骨疗伤般的勇气，继续用“疏忽”、“过失”来自遮家丑；如果不顺藤摸瓜，在拔出“萝卜”的同时也带出“泥”；如果不加强裁判文书公开等具体的制度建设，不用强有力的监督来加固维护社会正义那道最后的防线，那么，神圣的法律天平依然会在人为的操纵下向私欲倾斜，消除司法腐败便是纸上谈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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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19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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