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毁你的三观！嘿嘿，理性讲述真实的中国的近现代历史

一树幽花

　　入关前的军事国家清国，和皇权至上的中原皇朝相比，在其统治阶层内部，是事实上的蛮族共和政治，这里的蛮族，并不存在贬义，是陈述其文明发展形态，远低于中原皇朝。文明形态低，并不就全然意味着坏。显然的一点，蛮族社会的自由战士，和领袖之间，地位就相对平等的多。在罗马化之前的日耳曼蛮族部落法兰克人，战争夺取的战利品，就是根据抽签，由战士和国王抽取。
　　入关之后，八旗作为一个军户制度得到保留，满人作为皇帝所信赖的族群，一直存在着。而其中的上层，世袭的亲贵阶层，形成了类似门阀那样的势力。称作满人亲贵，而不是贵族。因为满人的世袭亲贵，领取的只是国家给予的俸禄，而并没有自己的世袭领地。世袭亲贵只是通过世代为官，而形成事实上的世家势力。发展到清国中后期，在汉人汉臣面前，清国的皇帝是乾坤独断的中原皇朝的皇帝。而在满人统治阶层内部，因为祖制和事实上存在的世家势力，清国皇权，一直受到满族亲贵集团的制约。这是清国政治的一个特点。
　　接下来开始讲述1800年的清国状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介绍：政治制度，领土，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士绅，农民，工商业者，会党之类的地下社会，和外交。
　　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开创的种种制度，在此基础上，吸取明国亡国的教训，作出修改，正面负面的改动都有。
　　清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最高统治者是皇帝。但是清国又不同于以为的中央集权帝国，帝国内，并不都采取统一的中央集权管理，而是表现出很高超的统治智慧和统治集权，因地制宜，才取不同的统治管理方式。
　　征服明国之后，清国对原本明国的国土，实行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这一部分会在稍后介绍汉人十八省的时候，作详述。
　　清国侵略征服，扩大疆域的步伐，建立起历史上，领土最为辽阔的中原皇朝。1751年，征服西藏，1758年，征服新疆（后于1884年平乱之后建省,纳入中央集权体系），到1800年时，清国领土面积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
　　清国并不一味靠强大的武力压制，而是才取灵活的多变的政治手段进行统治。新疆青海内外蒙古西藏和四川云南贵州的苗地，清国中央政府采用联姻，册封，派官员监督，派军队监督等灵活手段，尽量允许臣服的边境各地高度自治，不破坏原有各地的王公贵族和土司们的统治。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会有“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司制度，或者建立行省，把领土纳入中央集权体系内。
　　先征服，再怀柔，再教化，再纳入体系，再殖民的过程，是一个温和的过程，形成边境被征服地区的忠诚度和向心力。清国末期，内外交困，完败于日本之后，皇帝更是声威扫地，在这种情况下，边境各地并没有太大的反叛势力形成。英国威逼利诱西藏独立的时候，西藏统治阶层是选择了往内地逃避，求援。
　　对这些新被征服的领土，归属于清国中央的理藩院统一管理，而理藩院由满人官员组成。
　　有学者指出，清国和俄罗斯的商贸往来，也归理藩院管理，从而推出西藏新疆的地位，在清国等同于俄罗斯云云。这种逻辑并不成立。
　　清国时代，没有现代标准的国家平等概念，只有Tian朝和进贡国。所有进贡国事务，由礼部管理。而俄罗斯则不是进贡，礼部无法处理。只好选择了一个权益的解决办法，由理藩院管理。这是一个特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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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征服的边境地区，清帝国采取的基本是以夷治夷的政策，不直接管理。按今天的说法，就叫尊重边境人民的习俗和传统啦，你懂的，嘿嘿。这套办法显然更人性化，而且长期而言，也更有效。
　　对前明国的国民，清国则采取另一套治理办法。
　　首先是“剃发易服”，也就是说全部人的发型和服饰，都必需满人化，不服从的，格杀勿论。这么一来，满汉一家啦，从发型到服饰上。到日后辛亥革命成功，当时是完全的西洋中心论，啥都是“洋”的好，洋人觉得留辫子是野蛮，洋人都觉得野蛮啦，那当然是野蛮啦。于是乎，清国亡国之后，发型服饰这些的，就都是采用了欧美人的标准。
　　另一方面，清国统一了全国的官话。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时代的局限，全国各地，各有各的方言。一个开封人听一个广州人读唐诗，那就跟听外国话一样，反正是不知所云。各个朝代，有各自的官话，作为通用的语言，便于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能够交流。
　　明朝的时候，是以南京官话，作为统一的口头交流语言。到了清国，雍正年间，创立正音馆，规范确定北京官话，作为统一的口头交流语言。北京官话，是以元朝时代的北京话和南京官话混合而成，当年明朝迁都之后，强行搬迁，北京城内的居民，有一半是来自南京。清国初年，就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满人语言的要素，形成了清国的统一语言，北京官话。1909年，清国政府更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作进一步的规范，从此官话被称作国语。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关于中国使用那种语言作新的国语，可以说是各方争的不可开交。因为革命党当年的口号，就是民族主义啊，其中一条就是，乱我中华言语，代之以京腔嘛。现在革命成功，发型服饰那些的，那些西洋化也就罢了，言语这个，至少应该使用南京官话啊，或者杭州官话，或者正本清源，使用广东话，怎么还能沿袭京腔嘛。具体的这个历史过程，京腔如何成为国语，再成为普通话，其中的历史故事，会到后面诉说，乡亲们要守楼哦。简单的剧透一下，那是为了方便汉语拉丁化，嘿嘿。

一树幽花

　　统一了服饰发型，语言之外，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开创的种种制度，在此基础上，吸取明国亡国的教训，作出些修改，正面负面的改动都有。

　　我们先来看看清国的中央政府组成，上面介绍过，清国初期是有部落首领共和制的传统的，一直有一个议政王大臣会议制约皇权独断。入主中原啦，中原帝国的皇帝，当然要有皇帝的范儿嘛，那还能像蛮族那样搞什么共和嘛，嘿嘿。雍正年间，确立了军机处，取代议政王大会，成为决策机构，从此比较像个皇权专制的中原帝国啦。
　　内阁则由满汉大臣组成，规定满汉大臣人数对等，每天和皇帝开会，其实主要是汇报工作啦，因为决策机构，是军机处。内阁更像个秘书处，执行机构，管辖下属的中央六部日常运作。
　　清国明显比明朝改进的地方是，不再有特务体系，这实际上是个很了不起的改进。另一方面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清国明令禁止太监干预国家政治。
　　自从明朝取消了丞相这个位置之后，固然是从体制内消除了唯一可能威胁到皇权的权臣出现，但是另一方面，这皇帝的工作量可就加大啦。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都是一个人，这种制度，其实对皇帝的体力，精力挑战很大哦。
　　或许是清国的皇帝教育培训体系作的好，反正历代的清国皇帝，工作都相当的勤奋，嘿嘿。不像明国的皇帝们，一代又一代的，就跟国家不是他们家的似的。
　　大家伙要有个概念，在皇朝时代，这国家，那还真就是皇帝家的。一个有责任心的皇帝，为自己的家业考虑，为自己的子孙考虑，从他主观意愿来说，那也要把百姓给照顾好了，这样皇帝家的江山才能够千秋万代嘛。
　　关内十八省，也有称作汉人十八省，基本沿用的是明朝的体制。每个省有一个巡抚，两个省之上，有一个总督。但是巡抚和总督之间，并不存在汇报关系，各自向中央汇报，因为两个职位的侧重不同。巡抚主要是管理各省的民政，而总督则是偏向军事。清国的国策之一，是“首崇满洲”，因此绝大多数的总督，是由满人出任的。而总督之下，包括巡抚在内的各级管理官员，则是由汉人出任。
　　清国的官府，到县一级为最止，全国大致有1500多个的县。县令由中央委派，而且为了防止形成自己的地方势力，清国是明确规定，县令不得在籍贯所在的本省任职，而且至少要离开自己家乡500里以上。
　　咱们说老实话，清国的县令，其实蛮有挑战性的。今天中国一个县，多少部门？多少编制内的公务人员和官员？而在清国，一个县，只有十几个在编的职员，最多的县，也就二十来人的编制，这其中还包括衙役这些哦。
　　所以清国的县长，必需得能胜任法官，警察局长，卫生局长，消防局长，税务局长，宣传部长，教育局长。。。。等等职能。这可能么？这当然不可能啦。所以清国的县令，一般都得自己掏钱雇佣各种专业人才，跟着去上任。另一方面呢，县城之外的治理，更主要是依靠当地的士绅们来完成。

一树幽花

　　要了解清国的士绅阶层，咱们先得说说科举制度。
　　抛开中国科举考试的内容不说，科举制度本身，事实上中国真正值得夸口的文明制度。科举制度，在人类普遍还处于世袭阶层的时候，第一次为社会的下层家庭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可通过公平的考试，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进入上层的机会。
　　事实上，在今天的平民社会里，中国文明传统，对全人类最大的，最直接的贡献，应该就是科举制度啦。
　　清国的科举制度，也就是继承的明朝的那一套，统编教材，官方办学。考试分为三级，必需要考上举人，或者更进一步，考上进士，才具备作官的资格。但是一但考取了秀才，那也就算有了功名啦，一样享有各种社会特权。比如免除徭役啦，又比如可以直接见县令啦，见县太爷也不需要下跪，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清国废除了明朝开创的对士人的体罚羞辱，在清国，只要考取了功名，免于刑罚哦。不要说官员不会再像在明朝那样被当众暴打羞辱，就算是秀才，也不能被体罚啦。要打秀才，得先报请上级机关，夺去功名，然后才能打，嘿嘿。
　　清国的士绅阶层，就主要有这些有功名的人组成。清国时候的官员，不是终身待遇，退休了，国家就不管啦，就回原籍乡下，作乡绅。另一方面呢，清国的官府编制很小，大批考取举人的，那就只能候补着，要等有了空缺，才能够真的上任作官，在这个候补期，那也就只能在家乡作乡绅啦。
　　清国的基层管理，就这些士绅阶层来运作。
　　大家要明白，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就是一个全民教育的时代，而在1800年时代的清国，教育，那还真是个高消费。如果硬要拿现代的学位去套的化，秀才，大致相当于现代大学毕业的学士吧。而举人，那就算硕士吧，进士，则是博士啦。
　　今天所谓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在当时的清国，都是由私塾来完成的。在私塾里教学的，就是秀才们。有的秀才，是自己开业，自己教学生，而有的秀才们，则是受雇于有钱人，或者是大家族，作为职业教师，教授学生。当然也包括教化劝诫乡亲们的纠纷啦，帮乡亲们写信写公文诉状啦，当时的百姓，普遍信服这些“知书达理”的文化人。
　　上面说过，从明朝开始，书院被压制了，取而代之的是官学。官学又是怎么回事呢？遍布中国各地的文庙，那就是最基层的官学啦。中国传统，历来尊孔，各地都有文庙，小百姓所谓的“孔子庙”。文庙不仅是祭祀供奉孔子的地方，那更是学校，这就是所谓的“庙学”。同时也类似地方历史博物馆。俺们这里出过些啥大人物啦，有过那些贤人事迹啦，有过那些感人的孝子烈女啦，都记录在文庙里。
　　士绅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运作维护文庙。社会基层的“正三观”工作，就在这里。那个乡出了个节妇，丧夫之后被逼着改嫁，抵死不从，宁愿自己吃苦，守寡到底。士绅老爷们不胜唏嘘，节妇啊，节妇啊，女人们的好榜样啊。上报上报，上级批准之后，就进文庙里的节孝祠啦。并且要立个贞洁牌坊，这才好女人的榜样啊。而且要写进地方志里哦。
　　所谓的吃人的礼教，虽然起源于宋时候的理学，但是真正被固化，被推广成为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其实就是明朝的事情，在清国得到了继承。在礼教形成之前，妇女改嫁那些的，并没有啥社会压力的。有人作过统计，从周到五代，有记载的贞节烈女，不过92位，而宋朝，则有152人。到了明朝，那不得了啦，27141人，整个清国历史记录，则是9482位。其实清国已经放宽了啊，为所谓“守节”而自杀的妇女们，已经不怎么表彰啦。
　　树榜样，立三观，这个工作很重要哦。
　　当时没有网络，没有广播，也没有直达基层的国家学校体系，真正教育灌输小百姓们“三观”的，就是这个士绅阶层啦。
　　除了教化百姓之外，士绅们还担当基层的行政管理工作。地方上兴修水利工程啦，铺设道路桥梁啦，照看孤儿寡妇啦，包括乡亲们之间的日常纠纷争斗那些的，都是士绅们在管理运行。
　　从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开始，士绅们还多了个任务，组织地方上的乡勇民团，保境安民。日后鼎鼎有名的湘军，淮军，就是起源于这个传统。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1800年前的清国统治阶层。
　　满人高高在上，中间阶层官员，则主要由汉臣组成。到县以下，则完全是依靠士绅阶层，进行基层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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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幽花

　　传统的中国历史教育，是唯物历史观教育。马克思根据他所观察，理解的欧洲历史，总结出一套历史观。整个欧洲封建社会解体，走向近现代的过程，他认为是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力量，战胜了所谓的封建地主阶级。这种历史观，连欧洲历史，都无法解释的通顺，更不要说用来解释中国历史啦。用阶级这种似是而非的社会概念，去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是说不通滴。
　　我们可以看到士绅阶层里，固然有有钱的地主，但是同样有靠教书谋生的秀才。当然，家里有钱的秀才，也不需要出来靠教书谋生啦，嘿嘿。另一方面，单是有钱的地主，也无法成为乡亲们信服的士绅。
　　中国社会所谓“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最早的记载，是出自先秦的法家管仲。而真正形成，是在明清两朝，贯穿法家思想的“重本抑末”时代。
　　社会民众对有功名的读书人，心存敬畏顺服，认为他们是“知书达理”的贤达。会读书的人，就是有本事的人，才是有本事的人，书读的越好，才干越大，这个传统，其实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甚至一个物理学博士跑出来说人类历史，说人类社会，说农业生产，小百姓都觉得，嗯嗯，大博士都说这么说了，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啦。
　　当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虽然没有完成过任何正规的博士学位学习，对外则到处宣称“孙逸仙博士”。甚至被人指出来之后，孙中山还要说，沦家是医生啦，医生的英文，和博士一样的啦。厕所里贴广告的那些医生，大家一般不承认是医生吧？在香港作医生，那是要考行医执照的啊，没有行医执照，那能算是医生么？孙中山医生，可从来没有获得任何的行医执照哦。嘿嘿。但是孙逸仙博士，依然必需要有“博士”头衔，因为这个“博士”，在当年的中国社会，那是相当的有含金量的哦。
　　清国时的士人们，除了背诵四书五经，预备科举考试之外，都钻研些什么学问呢？
　　传统的中国儒学学术，可以分为大学，和小学两个研究方向。所谓大学，就是在明明德，那些春秋大义，道德义理的阐述和思考，宋明理学和心学，就是典型的大学之道。
　　而在清国的学者们，则偏重于小学，所谓小学，就是音韵训诂考证这一类的学问。清朝的学术传统，一反宋明的空谈义理，转而走向“经世致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重实用，重实证。清国的小学传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一直到民国时代的，陈独秀啦，王国维啦，包括胡适啦，都是继承的这个学术传统。红楼梦的版本真伪比较啦，孔乙己研究的回字的几个写法啦，论语的真正版本是啥样的啦，尚书到底是不是伪书啦，这些都属于小学的范畴。
　　中国人常常就说，马尔萨斯啦，人口理论啦，如何如何的，事实上，乾隆年间的一个翰林，洪亮吉，早在1793年，就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社会经济增长不同步，早晚会出问题的。洪亮吉写出治平篇的年份，比马尔萨斯，还早了5年。
　　民国的时候，有学者把清国的这个学术传统称作“朴学”，意思是“返朴归真”的学术路线。
　　朴学形成于晚明，顾炎武那一代的学者就已经意识到宋明理学，心学，空谈形而上的问题，进而提出，以“实学”替代“理学”。顾炎武进而提出来，作学问的人，首先是要作一个正直的人，“礼义廉耻，谓之四维”。从此一生致力于历史典籍的考据。顾炎武先生也因此被认为是清国学术传统的鼻祖。
　　清国朴学，或者说实学大兴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清初大兴文字狱。大家常说文字狱，文字狱是什么呢？文字狱其实就是因为人的思想言论，而定罪。古今中外，都有文字狱的历史。当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大家认为他的思想言论道德败坏，教坏年青人啊，就把他给杀了。当年的普鲁士，法国，比利时，都觉得马克思这个人，思想言论实在是太过道德败坏啊，也都要迫害他，驱逐他。幸亏有个国家叫英国，保障言论思想自由，马克思才有了容身之地。
　　清国立国之初，那就忌讳有人散布反清思想言论，对思想学术工作，看的很紧哦，嘿嘿。出了明史案，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几个案子。
　　乾隆皇帝当皇帝之后，宣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说是这么说，但是整个清朝，文字狱最盛的，就是乾隆年间。
　　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埋头故纸堆里作考据，应该安全的多啦，嘿嘿。

一树幽花

　　清国的文字狱，表面上的确是统一了思想，保障了皇权的稳固。但是当西方人的洋枪洋炮打开国门之后，问题就大了。
　　体制内没人搞这些“思想”争鸣啊，就算是个别上层的官僚和皇帝们，看到了必需要变，必需要学洋人的，那也只能羞羞答答，伦家没有违背祖制啦，伦家，伦家是“中体西用”了啦。
　　对于祖制传统是如何来的，能不能变，应该怎么变，这些体系性的讨论和争鸣，体制内的精英们，从来没有进行过。没人敢啊，嘿嘿。
　　名不正，则言不顺嘛。导致的结果是，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邯郸学步。
　　这就是和日本明显的不通之处。从尊王攘夷，到大政奉还，到华夷变态，到脱亚入欧，日本国内，在迫于西方列强压力，结束闭关锁国之后，都曾经有过激烈而广泛的争鸣。明确了方向，大步伐接轨。
　　清国败于日本，那当时，真是超乎地球人类最狂野的想象力啦，包括围观的西方列强。
　　就算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清国的体制内，帝国的发展方向，思想体系，祖宗之制，到底应该如何变，真正的路线改怎么走，一直没有过真正的争鸣讨论。
　　清国之亡，根本而言，是亡国在西方人带来的各种现代思想理念。因为清国体制内，根本没有发展出可以与之抗衡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文字狱造成的恶果啦。
　　介绍完当时的官员和士绅阶层，我们得说说官员腐败问题，嘿嘿。
　　清国官员的腐败，当然可以找出客观理由啦。首先，工资待遇太低，作官了，得维持相应的生活排场啊，开支自然要大。而且上面说过啦，清国的官员们，那都要自己花钱雇佣幕僚随从的，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有一条，中国传统是宗亲传统，一个人有了地位钱财，那是要照顾接济本家的穷亲戚的啦。
　　而且上面已经介绍过，考取举人进士，只是具备作官的资格。清国的官府体制小，大批的举人，只能那么候补着等有官位空缺。自然要想办法“运作”啦，你懂的。而且作个穷京官，拿工资，还是外派作地方官，收入天差地别。同样外派基层作官，去江南那些富庶的地方作官，和去那些贫瘠的地方做官，又是天差地别的收入。那只能是花钱运作打点啊。清国的官员，拜门生，孝敬馈送，那都是国家许可的哦，潜规则啦，你懂的，嘿嘿。
　　大家只要看看以上几条，就该明白，无官不贪，那是必然的啦。首先要把本钱赚回来吧？至少的。规费啦，羡余啦，这些都是公开的潜规则，官场上也都接受的啦。
　　清国的皇帝们，当然也意识到官员贪污的问题，也曾经下令禁止，甚至还提供了养廉银制度。但是地球人都知道，高薪是无法养廉的啦，谁会嫌钱多呢？只要有权力，官员们自然要运用。这些是人性。
　　朱元璋之所以会设计出那么自以为精密的体制，甚至以酷刑虐杀的方法警示官员，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朱元璋缺乏皇朝体系的行政运行经验。他是从一个体制外的流民，开始的皇权争夺。而清国的立国皇帝，则不一样，在清国征服明国之前，他们已经是有行政体系的管理经验啦。知道一个体系运作的艰难和复杂，所以不会天真到以为靠酷刑和复杂的体制，能够约束官员的贪污行为。
　　皇朝时代，从上往下的体制，决定了，贪污是无法从制度上得到有效的约束的。真正要抓贪污的，只有皇帝一个人，嘿嘿，但是他忙的过来么？
　　贪污盛行的恶果之一，我们到时候会看到的，英国商人，那真就有的认为，林则徐是要“潜规则”啊，嘿嘿。

一树幽花

　　最臭名昭著的贪污案，就是1799年的和珅案啦，和珅到底捞了多少钱？其实真是一笔糊涂账，抛开估价方法那些不说，抄家时候的经办官吏们，上下其手，那也是免不了的啦，嘿嘿。
　　民国的时候，有清国遗民感慨，和民国比起来，前清历代皇帝，对百姓恩准深厚啊。今天的人或许一听就觉得这是胡扯嘛。但是如果真的从对农民的负担压力来说，清国的历代皇帝，还真都作的不错。不论和民国比，还是和明朝比起来，清国时候的农民赋税负担，都是最低的。说句题外的哦，有兴趣的乡亲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关于中国历代农民负担的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很多的，结论是，清国农民的负担，比新中国都低的多哦。多年前，曾经在新华文摘上，看过前副总理田纪云作的研究报告，他的结论，也是这样的，嘿嘿。至少在他作那个研究报告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农民赋税负担，是比清朝重的。我是在许多年前看的，记忆里，应该是2004年，或者之前2003年的某一期新华文摘。
　　清国建国之初，采取的是修养生息的国策，康熙皇帝的时候，出了个政策，叫“永不加赋”。意思是说呢，以康熙五十年统计的人口为征税标准，以后再生的娃，不征税啦。
　　这政策看着是挺好的，是挺照顾百姓的，但是问题其实很大的。首先是国库收入马上就下降啦，国家快破产啦。而且仔细一想，这政策其实存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把每户的人口数给固定了，那么穷人家的娃，要少了，怎么办？那不还得算人头么？真正能猛生娃，多生娃的，养的起娃的，在那个年代，那其实是有钱人家啊。雍正皇帝年间，把这个政策给改了，改成摊丁入亩，按土地为标准收税。这个更改，是真真的实惠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小百姓，而国家的收入也增长了。
　　从明朝末年的时候，原产于美洲的玉米，马铃薯那些高产作物，通过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吕宋，传入中国，被广泛推广。清国人口，到18世纪末，已经超过了3亿。
　　到18世纪末的时候，清国的每年中央国库收入，一般是在四千万两白银，其中地税收入占75%，关税那些的收入占10%，另有15%来自于国家垄断行业，主要是盐业垄断。
　　请记住这个收入构成哦，我们到鸦片战争之后，会看到关税收入，如何成为清国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的。简单剧透一下，清国对农民的征收和摊派，历来节制，就算到后来被外国打的稀里哗啦，也尽量克制对农民的摊派。而是另开财源，通过收商业税，收关税，来弥补国库亏空。就这一点不同，导致了清国末年，内外交困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明朝末年那种饥民遍地的惨烈场景。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清国的法律制度的特点。
　　中国的法律传统，是法家的思想，法律的出发点，是在于确立保障统治者的权威，通过酷刑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这是和现代的法治思想，完全相反的思路。现代的法律思想，是从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作为出发点，规范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力不被侵犯，从而达到一个法治社会。
　　中国的法家传统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甚至到20世纪的80年代，还存在有拿犯人游街示众的行为。清国时代，更是如此啦。
　　另一个特点，则是司法和执法机关，是同一个人。其实应该是警察，法官，公诉人，陪审团的角色，都是知县大人一个人包办啦，嘿嘿。
　　第三个特点呢，则是刑讯逼供，招不招？不招？来人哪，给我打。屈打成招，那当然不可避免啦。
　　除了这些之外呢，法家思想里，又融合了明清礼教的伦理思想，君子小人啦，三纲五常啦，那些个的内容。有这么一个案子啊，刑部驳斥了原来巡抚的判决。这案子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儿子不孝，居然辱骂他的父亲。他父亲就找人把那个忤逆的儿子给活埋了。巡抚判这个父亲得打板子，受惩罚，毕竟是一条人命嘛。可是刑部驳回了这个判决，这儿子忤逆啊，当死啊，他爹作的没错，应该无罪释放。
　　一方面，案子多，记录在案啊，显得知县老爷对地方上治理的不好啊，知县老爷当然不高兴。另一方面，百姓也怕见官老爷，去了就得挨打嘛。所以通常来说，民间要是有纠纷争执，那就是找当地的士绅们，根据大清律例，结合当地的民俗传统，仲裁解决。
　　百姓怕见官，怕打官司，这是当时清国的状况。
　　简介完法律，该说说军事啦。
　　清国的军事力量，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
　　最重要的自然是八旗军啦，到18世纪末，八旗兵共有二十多万的军力。其中的上三旗，是精锐中的精锐，主要负责拱卫京师。剩下的八旗军，分散驻扎在全国各地的重要城市，或者战略要地。上面说过，八旗是个军户制度，驻防各地的八旗部队，其实是拖家带口的啦。各城市里都有他们居住的“满城”，其实就是八旗军的兵营。到了18世纪末的时候，八旗军的战斗力，已经明显不如当初啦。安逸了太久啦，在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战和大小和卓之战的时候，参战的八旗军，战斗力还比不上绿营军啦。
　　八旗之下，是绿营军。绿营的起源，是明国归降的军队，基本也沿袭明国的军制。清国的绿营军，大致有六十来万。
　　到十八世纪末期的时候，清国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开始下降啦。乾隆年间，附属国越南发生内战，清军入侵越南，试图扶植黎氏王朝复辟，结果居然被越南打的大败，被迫承认越南阮氏王朝的合法性。这可是自建国以来，清国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罕见的大败仗。
　　乡亲们记住哦，八旗和绿营，他们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国的主力国防军队。剧透一下哦，鸦片战争中，真正作战最勇猛而且战功最卓著的，是一个满人将领率领的八旗军哦。
　　最基层的，则是士绅们组织领导的各地民团乡勇。他们在日后，会发展成为清国的战斗主力。
　　再接下来，俺们看看在1800年的时候，清国的小百姓的情况。
　　整个的中国历史，可以说都是帝王将相的故事，亿万底层的小百姓的生活状况，有人记录么？有人讲述么？既然要毁三观嘛，当然要讲讲俺们小百姓的日子，在1800年的时候，大致是个啥状况啦。

一树幽花

　　理论上，科举选士的制度，给了亿万农民的孩子们，一条通过考试能够作官，出人头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但是在现实里，那毕竟是一条机会渺茫的出路。全中国，当时三亿多人口，每三年一次的乡试，考取举人的，也不过四万来人。对于绝大多数不是那么富庶的农村家庭来说，那的确是一条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因此真的能够有意识地鼓励，支持孩子们通过科举考试而谋出路的家庭，其实是不多的。绝大多数的人，是文盲。
　　中国传统宗亲社会所追求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三妻四妾，儿孙满堂，那其实只是有钱人才可能维持的，所以叫“大户人家”。我们还是看看一个普通的中等人家的情况吧，那才是当时小百姓的生活嘛。
　　旧中国有种说法，说女儿是赔钱货。那其实只是大户人家的情况，男方要提亲，下聘礼。女方则要提供大笔的陪嫁，有条件的，还要包括使唤丫头那些的仆从哦，免得女儿嫁过去之后，被夫家欺负，受委屈。这个传统，其实东方西方都一样的啦。欧洲人，印度人，日本人，那都是这样的传统。但是这其实只是大户人家的传统。
　　普通的小户人家，门当户对，就是男方下个聘礼，能娶的起一个媳妇，那就很不错啦，那还指望什么陪嫁啊，大家不都是小户人家么。女人的地位自然的低下，如果女人娘家的势力又弱，那就更可怜啦。
　　一夫一妻的小户人家，一般生养两三个娃，一个正常的小户人家，一般就是五口人家。
　　这里或许有亲会质疑啦，当时不是没有计划生育么？怎么才三个娃？
　　生的起，也得养的起啊，亲们。局限于当时的卫生医疗和饮食条件，农村的夭折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还有一个今天后人看起来可怕的传统，把生下来的婴儿溺死，或者抛弃。
　　还有一种可能的出路，那就是卖掉。卖给大户人家作丫鬟仆人，这算是个比较好的归宿啦。更常见的是，是卖给那些到处巡游表演的戏班，杂技班那些的，当然也有卖给妓院的。
　　现代化之后的中国，取消了行业歧视和偏见。这明星啦，那表演艺术家啦，社会地位不但不低，还可能尊崇呢。但是在旧中国的民间传统里，优伶和娼妓一样，属于下九流，社会里的“贱民”。
　　五口之家的小户人家，有多少耕地呢？一般来说，一户人家拥有的耕地从十来亩到二十来亩之间，因地区而有所不同，地少人多的南方，显然小户人家拥有的耕地就少啦。当时虽然已经广泛推广引种了玉米，马铃薯，番薯那些美洲农作物，但是人口也增长到空前的三亿多啦，到鸦片战争前，更是达到四亿国民。对于广大小百姓而言，食物问题，是显然存在的。
　　日后中国形成的饮食文化，其实都是起源于明清。在宋朝以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还是和明清的时代，有很大不同的啦。
　　其中有几大显著不同，1. 宋时候还是分餐制盛行的。也就是和西方人一样，大家从菜盘子里，把自己要吃的，分到自己的餐具里。2. 宋之前的人，口味清淡，而且还崇尚“鲜”。也就是生吃哦，嘿嘿，追求食材的原本美味。看看今天日本的饮食传统，其实就能大致理解啦。3. 燕窝啦，鱼翅啦，老蛇啦，老鼠啦，丰富多彩的中国美食，其实就是开始于明清。
　　明清饮食习惯的改变和形成，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食物短缺。首先是重口味，这样就不会那么挑剔食材的新鲜程度啦。其次是食材多样化，啥都拿来吃，而且不浪费哦，吃的一干二净。久而久之，也就在此基础上，衍伸出美食文化啦，有的反而成为了名贵食物呢。
　　乡亲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哦，出产丰富的北方和东北，食材就没那么丰富多彩，而且食物也浪费哦，内脏啦，鸡爪啦，在传统上，是直接抛弃的。食材丰富多彩的，明清的美食文化，那就是形成于地多人少的南方。
　　其实西方也一样哦。法国意大利这样历史悠久，人口密度又大的，就会形成食材丰富的美食文化，鹅掌啦，动物的血啦，蜗牛啦，青蛙啦，都会拿来吃。而象美国这样，地广人稀的，那就挑食啊，那就浪费啊，甚至鱼头鱼尾巴，直接就拿刀给剁了，丢垃圾里，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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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的短缺，生活卫生习惯和医疗条件的局限，造成了，清国的时候，小百姓的寿命其实是很低的。关于18世纪时，清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估计没有人可以说的准确。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保存下来的当时的户籍资料，了解到一些。
　　在沈阳郊外，当年有个村子，叫“道义”，这名字起的，还挺有文化的，嘿嘿。
　　道义村在1792年出生了968个男婴儿，我们可以追踪他们的生命轨迹。户籍资料显示，当年出生的男婴儿里，三分之一的男婴儿，在第一年夭折，剩下的一半，没有活到二十岁，也夭折了。整个村的平均寿命，是32岁，其中有4%的人，活过了65岁。
　　这个户籍资料里还有几点是很有趣的，或者说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首先，产妇们的年龄构成，比较不合伙常理，87个婴儿的母亲年龄是在15-19岁之间，而生育的明显高峰出现20-24岁（226个）和25-29（255个），从女性的生理生育条件来看，这一点显然不太正常。对这个异常现象，存在可能的解释只有两点，一，当时的人有意识地在刚成家，经济状况不成熟的时候，采取有效的避孕手段。二，有的新生婴儿，被处理掉了，只有87个男婴儿被报上了户籍。
　　第二，成年男女比例来说，女人比男人稍微要多些。但是，有20%的男人，是终身没有媳妇的。而所有的适婚女人，要么是有丈夫的，要么是丧夫的寡妇。我们可以从此推理出来，有条件的男人，拥有不只一个一个妻子，或者说妾。而有20%的男人，则是一辈子都娶不起一个媳妇的，他们组织不起自己的家庭，自然也就不是“小户”啦，而是赤贫阶层。
　　清国时的小百姓，其实那是相当的迷信的啦。真正和小百姓生活接触的多的，那其实真还不是佛教。佛教是要有庙的，有庙必需是要有专业人士营运的，那就是和尚这些职业化人士啦。这导致了，首先，庙的成本高。要维持一个庙的运作，那至少的，这庙得有一定的庙产，土地。所以佛教寺庙并不普及。其次的，职业人士，接触的，当然主要是“施主”啦。一个泥腿子，拿的出多少香火钱？咱真没有指责和尚们嫌贫爱富啊，但是不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交流的语言层次来说，常去和尚庙的，那还真不是小百姓。
　　真正遍布清国乡间的，是道教为主，融合了佛教，儒学，和民间迷信的民间道教。龙王爷啦，土地爷啦，关二爷啦，一口枯井啦，一棵参天古树啦，当然也会当地民间流传的大人物，还可能会据说在当地常显神通的各种精灵鬼怪哦。村口上，搭个小庙，就可以啦。再简单的，树里面立个佛龛位，外面搭上些护篷，就可以啦，倍儿亲民。经济实惠，小百姓们都说好。嘿嘿。
　　真正日常和乡村小百姓接触多的宗教人士，其实是各地游走的道士为主。看病啦，赶鬼驱邪啦，这些都算道士们的专业。
　　上面说过，士绅阶层，负责管理和教化小百姓，正三观。除此之外，小百姓接受三观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途径，那就是看大戏。评话说书，那主要是在城镇里。去乡下，为小百姓科普历史知识，正三观的，其实是各个戏班。
　　有钱人家有大喜事啦，那会花钱请个戏班来，和乡亲们同乐，那才显得排场体面嘛。
　　另一方面，就是各种宗教场合啦。乡亲们靠天吃饭啦，那当然得孝敬各路神仙，求个风调雨顺。由大户挑头，村里各家人凑份子，请戏班来，唱大戏给龙王老爷听，龙王老爷高兴了，今年就降雨啦。出钱的乡亲们，跟在旁边蹭个戏看，龙王老爷，土地公公，应该也不会生气的啦，嘿嘿。
　　为俺们草根小百姓服务的各戏班，那当然是下里巴人啦。表演的内容好玩，而且教育的三观，也很好哦，要忠诚啦，要有孝心啦，还有常见的，要知恩图报啦，忘恩负义不得好报啦。。。这些观念，就这么得到推广教育啦。
　　所以明清兴起的戏班，那真就是俺们下里巴人的娱乐活动。演唱的方法朴素而热闹，演出的内容，小百姓听的懂的，而且喜闻乐见的三观教育，真没什么少儿不宜不健康的内容哦，嘿嘿。
　　清国的士人们，要么去青楼玩风雅啦，那叫“名士风流”，真要听戏，那就是昆曲那些个，依依呀呀的唱戏。而且内容很不健康哦，常有的是小尼姑思春啦，书生翻墙和小姐私通啦，那些个的。所以五四的时候批判孔教，表面上的道貌岸然，一肚子的男盗女娼，那其实还真有他们的道理哦。东方人士人的审美情趣，其实是暧昧的，就是那么遮遮掩掩的意淫。
　　京剧这些下里巴人的玩意儿被拔高，并且到最后，融入了昆曲的许多元素的题材，是清国的事情。满人普遍文化层次低嘛，你懂的，嘿嘿，审美情趣，那当然就这样啦。比如慈禧太后，她受的教育，和一个村妇，其实还真就差不多。另一方面哦，满人的祖制，不可以嫖娼的。当初祖制严格啊，一般满人也不敢太放肆。那么就改玩表演艺术家吧，捧戏子。同性恋在中国传统里，其实一直存在，是上层人士的一个玩意，那叫“癖”。后面的，不解释啦，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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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面说过，事实在管理基层的，是当地的士绅阶层，士绅老爷们，当然有所谓的土豪劣绅，不讲理欺压小百姓的个别现象。但是，毕竟是有着儒家思想的教育灌输，他们主观上还是有着基本的是非廉耻观念的约束。客观上，清国的基层社会，和以前一样，是个宗亲社会。大家基本都是世代的同宗而出，毕竟有这方面的顾忌和考虑。而不同宗亲之间，也会有着牵制。要乡里人都认为“德高望重”，才能服众吗。更况且，还有官府的约束。
　　官府和士绅，两股互相制约的势力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任何一方，都不至于太过的肆无忌惮。所以在太平年间，没有兵荒马乱，社会秩序破裂的话，小百姓，倒也真不应该算上“水深火热”之中。
　　还有一个许多人的误区，认为中国的广大农民保守固执守旧。事实上，广大农民，可以说愚昧，因为缺乏教化，缺乏见识，但是他们倒真不保守固执。反而是经过比较系统的教育灌输的，脑子里已经形成系统化的思维习惯和价值标准的士人们，才是真正保守守旧的。除非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能够真正的有勇气，理性地去看待思考新概念，新事物，并对自己已形成的观念体系进行反思。这样的人，比较是少数，是所谓的“洞察”者。
　　而广大农民，本无所谓教化，你要跟他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之法是什摸？农民缺乏的，只是接触的机会，被启蒙，被教化的机会。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最初接受西方思想，西方事物的，那还真就是这些农民更容易的多。他们没有固化的思维包袱，看到洋玩意好，那就喜欢啦。看到洋学堂免费，那就送娃去上学吧。听到洋教士说的道理，听着有道理哦，比菩萨灵哦，那就信洋教吧。也包括洪秀全这些，落第秀才，底层边缘文人。基本而言，越接近社会底层，传统教育的包袱越轻，思维没有被固化，越容易接受新的概念。
　　明清的士农工商社会划分，虽然把工匠和商人排在底层，但是事实上，主要生活在城镇里的工商阶层的日子，整体而言，还是比亿万农民要好的。各行业的工匠手艺人，经营着制鞋啦，打金饰啦，作家具啦各种小买卖。一般也都是学徒制度，学徒跟着师傅学习到出师了，就可以自立门户，开始自己的小买卖。各行业都自发形成各自的行会，一方面对内定行规，仲裁排解同行之间的纠纷，当然如果有官府摊派的事项，也负责向行会里的成员们收取款项。另一方面，也代表整个行会，和官府交涉，争取维护行业的利益。
　　商人们的范围就广啦，从在走村串巷的小商贩，到百万身家的大商人，都属于商人。他们一样也有各自的商会，基本职能和工匠们的行会大致相同。此外，在治安不好的长途商路上，商人们还会组织起商团武装，保障商队的安全。
　　行会和商会，也是民间娱乐的主要组织者。和乡下一样，到了重要的宗教节日啦，传统的民间节日啦，各行业的守护神仙的纪念日啦，那些的，行会和商会，也就会张罗组织庆典和各种娱乐。
　　但是1800年前的清国商人阶层，不要说和欧洲中世纪作比较，就算和日本和印度的商人相比，力量都弱的多，从来没有形成过自己相对独立的势力。所谓的“商人自治”城市，更是从来没有在明清两朝出现过。
　　传统中国历史教育的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那真的是非常牵强附会。
　　首先，中国自从封建制度废除之后，皇权独大，而且越来越大。根本没有形成契约精神的传统，缺乏权力保障的商人们，如何可能持续健康的发展？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又如何？富到可敌国了，皇帝就该收拾啦，嘿嘿。
　　其次，重本抑末的国策和社会制度，决定了，有钱的商人，也希望能够通过买地成为地主，进而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考取功名，一改门风，光宗耀祖。这种社会价值观下，如何可能有什么资本主义发展？
　　其实在欧洲也是一样的啊。中世纪天主教独大的时代，有钱人过天国比骆驼过针眼还难。这是社会价值观，在当时，作买卖的，那不就是犹太人么？犹太人是当时的贱民，只能作贱业啊。高富帅们，要么作猛男，作骑士，建功立业，成为封建贵族，成为信仰的守护者。要么进教会，成为信仰的宣导者。怎么可能去作买卖嘛？
　　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是新教伦理的产物，荷兰英国北欧这些新教地区，以积累财富为荣的价值观，导致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度公司的兴起和发展。
　　上面大致介绍了1800年前的清国社会概况，接下来，说说当时的地下社会。
　　清国的地下社会，两大类，民间宗教，还有民间会党。咱们先说说民间会党势力。
　　清国的民间会党，主要两条线，南北漕运一条线，东西长江一条线。沿着这两条线扩散蔓延。
　　会党的真正欺压，是运输行业。还是那句话，清国是重本末的，运输行业的这些流动人口，船民啦，搬运工啦，和商人那些一样，那都是被制度和社会观念所歧视的。有钱的商人，可以巴结官府，那处境当然好的多。可是底层的搬运工，船民呢？被老板欺压，被官府压制，还被小百姓给鄙视，渐渐的，就形成了抱团互助，对抗欺压的社团。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那就是最原始的工会啦。
　　沿着运河，从事漕运的船民走卒们，有着他们自己的“青帮”。青帮的创始人，传说是三个结义兄弟，其中一个还有秀才的功名哦。他们信奉当时的一个民间宗教，叫罗教。雍正年间，三兄弟揭皇榜，替朝廷解决漕运问题，创立青帮。青帮的创始人，有宗教背景，而且还真可能有秀才的功名哦，因为整个青帮的谱系传承明晰，辈分清楚。
　　这是运河一线。沿长江一线呢，那就多元化啦，有各种区域型的社党。19世纪后期，形成比较大的规模。
　　后来所谓“青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说的就是这个。
　　后来革命党发动群众啊，找到清帮，和各地的帮会，开始科普啦，亲，反清复明哦，倍儿有面子哦，家国大义哦。那革命党有文化啊，三言两语的，社党领袖们就有觉悟啦。嗯嗯，反清复明，反清复明。反清复明了，俺作大元帅哦。然后就开始山寨历史啦，青帮都被搞成反清复明的啦，嘿嘿。长江沿线的哥老会那些的，都被扯上天地会洪帮啦，都是有着反清复明光荣传统的啦。其实那些都是后人的附会。这些所谓的洪门分支，后世编造的谱系，都相互对不上，那只能来一句“洪门一大片”啦。这段历史，到孙中山黄兴发动革命的时候，会再细说。

一树幽花

　　真正会挑头造反，会喊出反清口号的，其实是民间的宗教组织。
　　中国历史上，主流的宗教，就是佛教，道教，明清以后，又多了一个伊斯兰教。
　　佛教和道教，类似后来西方传入的基督教新教，是相当自由开放的宗教，根据对经典的不同解读，会衍伸出许多多不同的宗派分支。
　　一个边缘的文化人，懂些佛教，懂些道教，再一融合，再一些演绎解读，一个新的宗派，就形成啦。如果还有些法术技能，这就行成了民间宗教领袖啦。佛教里的一个旁支，白莲教，就属于这类情况。白莲教起源于宋朝，因为允许鼓励小百姓在自己家里收门徒传佛法，和传统主流的佛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也就是说，白莲教无所谓“僧俗”之分。历朝历代的官府，都对白莲教比较忌惮，也一直有压制。
　　到了清国的时候，白莲教出现了多种分支，到底有多少流派，后人都无法准确估计，只能大致地说，有一百多个分支吧。
　　乾隆年间，河南，湖北，安徽，江西一带的穷人，大批拥入地广人稀的四川湖北一带谋生。这些人，就是所谓“流民”。流民其实处境是可怜无助的，一方面被当地人欺负排挤，另一方面，脱离了原籍的士绅阶层的管理约束，也就失去了能替他们出头说话的代言势力。在这个庞大的脱离了原有乡村秩序的流民社会里，白莲教就迅速盛传起来。
　　到1796年，白莲教就造反啦。旧的中国历史讲述，叫作“川楚教乱”。清国绿营军和八旗军的腐败，在川楚教乱中，就已经暴露出来。清国调动了十六省数十万军队，都不剿灭叛乱。最后是靠民间乡勇团练的力量，到1804年，才镇压了这场叛乱。
　　从此，清国官府开始追捕镇压民间各地的白莲教教众，包括日后的义和团，一面杀洋教，另一方面，义和团就抓白莲教杀。
　　乡亲们必须明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清国政府对百姓的控制，是必然有局限的。那会儿也没有卫星啊，也没有摄像头啊。尤其是在偏远的乡村，民间宗教，一直是有着生存的空间的。
　　传统的历史讲述里，对中国历史的皇朝变更，有这样一种总结规律，土地兼并，导致流民增多，导致流民起义，导致皇朝灭亡。
　　这种总结，其实是非常牵强的。流民，农民起义的力量，上面已经说过，其实是被夸大了。流民造反能够成功的，都是因为体制外有庞大的知识精英阶层。唯一的一次流民造反成功，建立新皇朝的，只有明朝。
　　另一方面，这种总结里，没有去陈述其推论的思考前提，就是皇朝是能够被更替的。日本的天皇，欧洲各国的君王，同样经历千年的内乱，为什么就没有被推翻取代？中国历史的特色是，从秦开始，中国人不看重大义名分，不看重血统。能者为王，胜者为王。名义上，皇帝是天子，但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天子。这是这个推论的预设前提。
　　第三个地方，土地兼并，出现流民，难道流民就一定生活交困没有活路么？看看宋朝嘛。失去土地的流民，不见得真的就是死路一条，被迫铤而走险。
　　清国继承了明朝的户籍和保甲制度，但是又有了改良。一方面，清国废弃了明朝的民户，匠户，军户的世袭制度，允许小百姓可以转变职业。另一方面，摊丁入亩政策之后，对脱籍的流民，并没有严酷的追捕，官府是默许听认流民外出找出路的。
　　失地的流民，可以去无主的土地垦荒。也可以改行嘛，作学徒学手艺，或者去作运输工，从事服务行业。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至少到1800年的时候，清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崩溃迹象，甚至一直到清国灭亡，都没有出现遍地流离失所的流民饥民。
　　简单介绍完1800年的清国内部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对外的交往。
　　现代的世界体系，是西方人开创的，清国是被迫给拉进去的。所以如果按现代的标准去看，清国是不存在，清国连外交部都没有，根本不存在基于主权平等前提的对外平等外交。
　　清国有一套自己的世界体系，外交体系。简单的说，在这个世界体系里，清国是中国，是整个体系的中心，是至高无上的tian朝，清国之外，就是土夷洋夷这夷那夷，各种夷。

　　友情预报哦，今天争取把朝贡体系，鸦片贸易，马尔噶尼来华，和欧洲思想界对中国的先恭后倨，都写完。

一树幽花

　　清国的世界体系，或者说国际关系，叫tian朝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再简单回归一下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原王国向外扩张侵略殖民的历史。中间当然也有被侵略，被征服的历史。嘿嘿。在这个过程中，各族大团结啦，自愿的，被迫的通婚都有的啦。包括生活习俗，也在相互影响中演变。比如胡椅，慢慢就被大家接受啦，大家都觉得坐椅子比坐地上舒服，嘿嘿。
　　整体而言，中原王朝一直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压力，而向南的征服扩张殖民则比较顺利。汉的时候，基本征服百越。东汉末年，中原大乱，中原世家南迁，基本殖民江南成功。唐的末年，天下又大乱，中原世家大举再次难逃，这一次，基本是殖民同化了福建。福建的地方土语里，丈夫叫“唐夫”，妻子叫“老妈”，民俗传说里，就有讲述着这个过程的。当年闽王王审之入闽，灭绝土著男人，所以丈夫都是唐人，称“唐夫”。而年少貌美的当地土著女子当然归高富帅啦，你懂的。分配给兵丁的，大多是岁数大的女人，所以妻子叫“老妈”。宋朝的时候，北方又一次大乱，这一次，浙江福建已经很多早先来自北方的移民啦，南下的中原移民，主要是占据了广东广西。
　　台湾的学者，把台湾土语，也就是福建土话，称作“河洛语”，其实是相当的准确的。台语，或者说福建土话，就起源于唐时代的中原地区。
　　历代中原王朝的征服，不一定都能持久，越南，朝鲜，包括西域，都是曾经征服过，由于当地的反叛，而又退回来的。
　　对于难以完全征服征服的邻国，最初的时候，像汉朝，采取的是比较务实的态度。只要称臣，承担一定义务，比如打仗的时候要提供兵力啦，按时间要进贡啦，那么中原帝国，就接受啦，册封一个番王嘛。这其实是周天下的扩大版。中央集权的汉帝国，相当于封建社会的周天子的领土，而邻近的国家，则是各诸侯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进贡称臣就可以。
　　到了明朝，就形成了“面子工程”啦，叫“厚来薄往”。就是说，来朝贡称臣哦，来嘛，来嘛，来就给厚赏哦，亲。进贡的属国，在名分上，是来进贡的，在实际上，是来赚钱的，嘿嘿。这也就是后来的tian朝朝贡体系。
　　真正把洪武皇帝开创的朝贡体系推向顶峰的，是明朝的永乐皇帝。
　　大家都知道，永乐皇帝，实际上是一个篡位者，造反夺取的皇位啊，偶尔有几个敢公开说真话的，像方孝孺这样的，虐杀之，诛十族之，大家就不敢说话啦。尧舜禹汤啊，圣上，奉命于天啊，圣上，嘿嘿。
　　但是永乐皇帝毕竟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心虚啊。那就得万邦来朝，看看，这么多外国，都承认俺的正统性，合法性，俺正统吧？俺合法吧？
　　于是乎有了著名的郑和下西洋。
　　八卦野史的说法，郑和下西洋，是去作密探，寻找传说中的建文皇帝。咱在这里，语气可以不太正经，但是，毕竟是讲述的真实历史，不能太八卦，嘿嘿，那些阴谋论的历史演义，还是不需要多说。永乐皇帝为啥派郑和下西洋？明史里说的很清楚，郑和下西洋，是要“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来朝贡称臣吧，亲，来了就赚钱哦。这叫利诱。不来？不来就打你哦，我这可带着大批陆海军哦。这叫威逼。万邦来朝的场面，就这么出来啦，65个小国家，威逼利诱之下，来明国朝贡。永乐皇帝倍儿有面子，这叫万邦来朝，四夷臣服。嘿嘿。
　　到了清国入主中原，清国继承了这个朝贡体系。但是清国军力强盛啊，直接就征服了一批，别朝贡啦，归理藩院管吧。不能征服，或者说懒得征服的周边各国呢？那就在名分上臣服吧。前朝明国的朝贡国，得把明朝的册封文书交出来，换成清国的，这就算可以啦。这个完成之后，苏鲁苏丹那些，上赶着要来朝贡，清国说，海上多风险啊，出行需谨慎哦，您还是别来了啊。不仅是前明的朝贡国不让来了，连新收的臣属国哈萨克斯坦，布鲁特那些，也以路途险远为理由，不让他们来朝贡，来了清国得破费啊，嘿嘿。
　　清国维持的朝贡国，就这么几个，尼泊尔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琉球，和朝鲜。
　　清国继承了明朝的朝贡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清国是中国，清国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所有的外国，都是四夷，不论来不来朝贡。
　　第一个对这个以中国为宗主国的朝贡体系发起挑战的，是东亚的日本。明朝的时候，日本的权臣，丰臣秀吉还曾经计划征服朝鲜，进而征服明国呢。明国和日本在朝鲜大战一场，后来丰臣秀吉病逝，日本也就败退出了朝鲜。日后日本发动的“大东亚圣战”，其实就是山寨版的tian朝朝贡体系，只是把中心，用日本替代了中国而已。
　　第二个曾经要挑战这个体系的，是俄罗斯。原本在欧洲人看来，俄罗斯那也是没开化的落后地方，沙皇彼得的时候，搞了个全盘欧化，全面学习欧洲，慢慢的国力开始强盛起来。到1653年，沙皇还居然派人到清国来，要清国称臣进贡。俄罗斯要的，那是真进贡啊，亲们，不是明清这种“厚来薄往”的面子工程。清国当然不可能接受啦。两国到康熙年，那真就干起来啦，打了个不分上下，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之后又在1727年，签订了不连里奇条约。算是分清了两国的领土疆界，也算是确定了两国的平等地位。
　　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其实也可以理解成，tian朝朝贡体系崩溃的历史，中国被纳入国际社会体系的历史。
　　但是在1800年的时候，除了俄罗斯和日本这两个特例，清国还依然是朝贡体系中的宗主国，清国的皇帝，依旧以天下的共主自居。

一树幽花

　　上面曾经说到，明朝洪武皇帝，开创闭关锁国制度，丝绸之路，从此断绝。洪武皇帝的闭关锁国，是完全的封闭，不仅不允许明国国民出洋经商，连所有的通商口岸都关闭啦。
　　到永乐皇帝的时候，依旧严格执行海禁，但是开了几个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商人以进贡的名义，来作买卖。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清国，所有来作买卖的外国商人，名义上，都是来进贡的，嘿嘿。这个局面维持了一百来年，到嘉靖年间，严申海禁，又罢浙闽口岸。其后又有多次反复，口岸开开停停，直到万历年间，宁波和福州两个口岸才又被恢复。
　　明朝的海禁令，导致了福建浙江沿海胆子大的船民，铤而走险，出海为寇，发展成为实力强大的武装走私商船队。所谓的倭寇，其实不论是首领，还是主要成员，都是明国人。他们以日本九州为补基地，当时正好是日本战国时期，走私集团招募了些丧失主家的日本浪人武士而已。
　　郑成功就出身于日本平户，他的父亲郑芝龙，当年就是纵横海上的武装商船队首领。
　　清国入关之后，延续闭关锁国政策。一直到康熙年间，才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到乾隆皇帝的时候，1757年，又把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全部给关闭了，只保留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
　　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清国的广州海关，并不归广东巡抚管辖，也不归礼部管理，而是属于中央的内务府管理。
　　到这里，我们会看到，清国已经有三个涉外机构，理藩院，处理俄罗斯事务；礼部，处理各附属国的朝贡事务；而内务府下属的粤海关，则处理外国人的通商事务。清国把广州海关归内务府管理，其实也有些道理。除了赚些钱归皇帝作私房钱之外，替皇室采购些稀奇古怪的洋玩意儿，那才是保留粤海关的主要目的嘛。乾隆皇帝，根本不觉得，有必要和外国作什么买卖，清国这么大，啥不能生产啊？
　　对于来作买卖，哦不对不对，应该说来广州进贡的外国买卖人，清国官府还有不少稀奇古怪的规定。其中包括洋夷不能带媳妇来，还包括洋夷不能雇佣清国国民，不能学习汉文，洋夷不能坐轿子。
　　洋人不能学汉文，不能雇佣清国人，那么怎么交流作买卖啊？
　　和洋夷作买卖的，是清国的公行。公行俗称十三行，是官府特许的和洋人作买卖的清国商人公会。所谓行，这洋行，那商行，其实就有些类似于今天说的公司。说是十三行，其实不一定是十三家，多的时候，曾经有过二十来家。这其中还出过当年的世界首富，怡和行的老板，伍秉鉴。乡亲们别光羡慕这些有垄断权的十三行老板们，他们中间，还真就又作买卖失败破产的。而且上面说过的，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其实是没有保障的。清国一直不加重农民的负担，如果缺钱怎么办？那就找商人摊派吧。日后的南京条约赔偿洋人的钱，伍老板就承担了一百万两银子。
　　最初来广州作买卖的洋夷，主要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
　　大家常听说东印度公司，啥意思啊？当年哥伦布到达新世界，他号称他已经到了印度啦，当时欧洲人还真信啊。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那些君王们，各种羡慕嫉妒恨啊。等大家搞明白，那其实不是亚洲的印度啊，可是地图上，印度群岛那些的地名都取好啦。改起来也麻烦啊，于是就把亚洲的印度，叫东印度。美洲那里的，叫西印度。
　　其实当年瑞典啦，荷兰啦，英国啦，都有东印度公司，当然也有西印度公司。
　　那这东印度公司又是啥情况？宗教改革以后兴起的基督教新教，不论是荷兰的卡尔文教派，还是英国的圣公会，都不说越穷越光荣啦，勤劳致富光荣哦，亲，不耽误进天国哦，亲们。新教欧洲各国资本主义事业迅速发展，自己一个人积累，那得积累到猴年马月啊？发股票发股票，集资作买卖。迅速聚集起社会资本，成立起大公司之后，向国王要特许状，专营某航路的买卖。这就是当年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乡亲们去看哦，都是新教国家的现象。
　　这些东印度公司不仅有钱啊，而且组织起强大的武装，其实就和郑成功他爹一样，民间武装商团。只是他们合法，受各自国家的保护。如果遇到荷兰和英国宣战啦，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遇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那就可以抢啊。合法的哦，不仅合本国的法律，而且合乎当年欧洲人的国际法。
　　洋人这些民间武装商团，其实真的武力蛮强的，最早征服殖民统治印度的，那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郑成功在台湾赶跑的，那也不是荷兰王家军队，而是荷兰东印度公司。
　　乡亲们注意啦，来广州作买卖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他们的首领，是大班，是东印度公司职员，而不是英国的官员。
　　既然大家都是买卖人，那心态当然好啦，东印度公司对广州十三行，也算正常啊。虽然有清国种种古怪法令的局限，但是还是能赚到钱的嘛。英国商人们，其实挺高兴的，卖回欧洲就赚大钱啊。东印度公司主要采购的大宗商品，是茶叶，丝绸和陶瓷制品。而且买卖越作越大，真挺兴旺的。就单说茶叶吧，1725年的时候，东印度公司一年从清国采购四十万镑的茶叶，到了1800年，那买卖已经作到两千万镑啦。
　　光说他们从清国买东西了，买卖人，总得有买有卖吧？还真不是哦，东印度公司能卖给十三行那些产品？洋布？洋毛线？玻璃球？钟表？除了皇上和偶尔一些大款图个新鲜，买些钟表玩玩，别的商品，没市场啊。清国百姓，还真不怎么稀罕那些洋布。

一树幽花

　　这会儿该轮到鸦片出场啦。
　　本文是理性讲述真实的历史，一方面是要本着理性客观的态度，另一方面，就是要讲述真实的历史，澄清一些有意或者无意的谎言。
　　当年清国人关于洋夷，有着许多后人看来荒唐可笑的误解，咱们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会说到一些。
　　这里要先澄清的，是关于鸦片的一个谣言，或者说谎言。当初不知道是谁说的，后来以讹传讹，腾传众口，甚至连当时的林则徐都深信不疑。这个谣言就是，英国是禁止本国国民吸食服用鸦片的，甚至有的版本的说，要绞死哦。传的有鼻子有眼的，就跟他真到过18世纪的英国看到过似的。
　　事实上，一直到19世纪末期，英国不仅不禁止鸦片，而且各阶层还普遍吸食鸦片。上到乔治三世，四世这样的君王贵族，中间到者绅士百姓，下到妓女酒鬼，都有吸鸦片的，鸦片便宜啊。穷困家庭，甚至育婴堂孤儿院，都会去药房买鸦片成分的“婴儿镇静剂”，婴儿服用了，就不哭不闹啦，大人就省事啦。到不列颠帝国的巅峰时期，维多利亚时代，鸦片就像酒精和抽烟一样，是英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他们不怕鸦片毒害人体健康么？当时的英国医学界，还真不担心。西医其实也是有个演变的过程的啊，那在当年，放血治百病哦，鸦片治百病哦，那都是曾经的医学，嘿嘿。
　　认识到吸食鸦片成瘾的危害性，那是后来的事情。其实相类似的例子，还有洋烟，也就是今天中国人抽的香烟。当初抽洋烟，那是文明时尚啊，不仅中国人这么觉得，教中国人抽洋烟的洋人自己也这么觉得。是要到1970,80年代，医学发展了，西方人才认识到抽烟的危害性。
　　原产于印度泰国一带的鸦片，至少在宋朝的时候，就传入中国了。明朝的时候，暹罗进贡给明国皇帝的乌香，那就是鸦片。只是那时候，市面上鸦片少，价格高昂，只有极少数上层人士，皇帝啦，大官啦，或者富豪大款，才会有这个消费。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个市场规律。鸦片在清国社会的泛滥成灾，变成全社会各阶层的消费，也是有着一个一百多年的过程。1800年前，可以算是鸦片消费市场的形成阶段，井喷出现，是到了1830年之后。
　　我们来看看英国销售给中国的鸦片树立，1729年，200箱鸦片销往中国市场；1750年，大约是600箱；1773年，1,000箱；到了1800年，是4,570箱。
　　乡亲们看到这个加速度啦？
　　清国朝廷，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最初在1729年，就下令禁止鸦片买卖了。第二道禁令，是出现在1780年，第三道禁令，是在1796年。随后开始频繁下令禁烟，到1839年，算上广东巡抚的禁令，清国官府，下了四十多道禁令，想要杜绝鸦片进口。
　　鸦片屡禁不止，越禁越泛滥的事情，咱们到后面鸦片战争那一段再细说。咱们这里先说说洋商方面的表现。
　　从技术上来说，一旦清国官府下了禁令，从此东印度公司再卖鸦片给中国商人，那就是违反清国法律啦。
　　英美法律传统，看重的是程序法。其法律思想逻辑是，法律的最终目的是在于维护实质正义。然后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尽可能地保障程序正义，遵循程序正义，实质正义才能被真正的得到保障。哪怕有被坏人刁民钻了空子，也只能改变完善程序的定义，而不能破坏违背程序法传统。
　　前些年有个典型的刁民钻空子的例子，白宫版金品梅的男主角，克林顿先森。被指控作伪证撒谎，那可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哦。克林顿先森慷慨激昂，从技术上说，口交不是真正的性交哦。俺当初在法庭上作证说俺没和她性交，没有说谎哦。还别说，这还真是个技术上的漏洞，检控官还真就不能再指控他作伪证。嘿嘿。还得说在法治社会，得精通法律哦。嘿嘿。
　　东印度公司，一样是在技术上，保障自己不违反清国法律。技术上来说，东印度公司，严格遵循清国政府的禁令，从来没有卖鸦片给中国商人。
　　那么多的，规模越来越大的鸦片走私买卖是怎么回事？
　　东印度公司是卖给所谓的自由商人，也就是说，非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去印度买鸦片，买完了，您爱卖啥地方，那是您的自由哦。当然，还要友情提醒哦，遵守记得当地法律哦，亲。
　　尤其是1784年之后，美国商人也跑到广州来作买卖了，这自由商人的队伍，就越发的庞大起来啦。
　　东印度公司装作很傻很天真，不参与鸦片的走私交易。但是东印度公司真的是无辜的不知情者么？你信不信我不知道，我反正是不信的，嘿嘿。至少的，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是和那些英国美国自由商人，厮混在一起的，他们在作些啥买卖，大班可能不知道么？

一树幽花

　　各国的自由商人逐利而来，在广州口岸作买卖，有正经合法的买卖，主要是采购茶叶丝绸瓷器那些的回去卖掉赚大利润，也有的是非法的走私买卖，卖鸦片。人多了，交往多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冲突也就出现了。
　　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也可以理解成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历史，以东方文明传统在中国的完全崩溃解体而告终。最初洋人和清国之间的冲突，或者说不适应，其根源，都可以从文明冲突上去找。许多清国人习以为常，觉得天经地义的事情，洋人们觉得吃不消。
　　清国的各种古怪规定，洋商们倒真不觉得是太大的麻烦。明令禁止洋夷不能招娼，但是事实上，广州专作洋夷买卖的娼妓业，一直是公开的存在，当地人还有个专门的称呼，“咸水妹”。地方官府只要收了好处，对这些事情，那也是放任自流的。
　　真正让洋商们觉得怨声最大的，可以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度，二是官府的勒索敲诈。
　　公行的中国买卖人，对官府官吏的种种勒索，那已经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啦。洋人其实也有遇到自己本国的腐败官吏勒索的，但是没遇到过清国这样，费率说变就变，规费想收就收，像雾像雨又像风，说来就来，完全无章法可循。洋商们受刺激大啦，而且还居然投诉无门。
　　再有一条，是连坐制度。前面说到，明朝洪武皇帝开创了基层民间管理的里甲连坐制度，那其实最早，是先秦时代，商鞅的创举。什么是保甲连坐呢？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说百姓们平日里要守望相助哦，要互相监督举报哦，别闹出事情哦。另一方面，一但出了事情，从上往下，层层问责。什么意思呢？咱们举个例子啊，十户人家是一甲，十甲组成一里。出了凶杀案了，凶手在逃。官府就找到里正，这可是你们这儿出的案子啊，你得负责把凶手给交出来。要是交不出来，那么你们全部就都是罪犯。里正再往下，找到保甲长，你得给我交出一个凶手哦，你要交不出来，那么你们这一甲十户人家，都算是罪犯哦。
　　清国百姓习惯了这套管理模式，倒还真没有觉得水深火热。可是这帮子洋夷不一样啊，谁干的你抓谁啊去，抓不到凶手那是你失职无能嘛，要不要请阿拉英国的专家，福尔摩斯来帮忙？你抓不找凶手，把俺们全部人都当疑犯来治，这还有没有王法啦？啥？这就是大清国的王法？哦，那么这王法，还讲不讲天理啦？嘿嘿。
　　当时因为法律制度，传统观念差异而导致的冲突很多，咱们说说两个案例。
　　1754年，英国水手和法国水手在广州斗殴，一个英国水手被打死了。清国官府就说啦，法国夷商们，你们得把凶手给交出来，你们不交出来，所有法国夷商都不允许再来作买卖。迫于压力，法国人只好内部追查啊，最后还真把那个凶手给抓到了交给官府。这小子命大，正好赶上乾隆皇帝大赦天下，刚给抓起来，又给赦免释放了。
　　1784年的时候，一艘英国商船，这是条所谓的自由商船，休斯女士号Lady Huhes，进港的时候放礼炮，其中一发礼炮不幸误伤了两个在岸上看热闹的清国小百姓，导致两条人命。英国船长说，他实在是查不清楚是那个水手放的那一炮。官府先是逮捕了船上的水手长，然后下令，所有夷商，都不得再作买卖啦，先把凶手交出来再说。英国船长这下进退为难啦，他就算不作买卖了，带船逃走，那水手长还被扣着哪。而且荷兰商人，法国商人，丹麦商人，那也都受牵连啊，大家伙都没买卖作啦。这时候一个新的夷出现，美国商船中国女皇号，瞧这名字起的，一看就不了解中国，嘿嘿。美国夷刚来啊，根本不了解清国国情，一问啥情况？啊？还有这事，啥话也别说啦，开打吧那就。各国夷商赶紧的把美国夷给劝说了，不能打啊，打的过打不过的另说，这一开打，买卖就没得作啦。最后的，英国船长被迫着糊里糊涂交出一个估计可能的疑犯，赎回了水手长。这个可怜的英夷，在1785年一月间，被绞死示众。
　　另外一方面呢，夷商作买卖，许多地方，还真得不到清国法律的制度保障。
　　比如说，法律规定，夷商不能在广州过冬，通商季节一过，都得离开广州。隔年再回来，有时候，十三行的买卖伙伴，那就破产蒸发啦。前一年预交的货款订金，怎么追讨啊？
　　再比如啊，十三行的商人，其实口碑信誉真的是不错的，在洋夷那里。可是那也有有意无意的违约行为啊。有了冲突，怎么解决？怎么赔偿？就说茶叶啊，这茶叶的买卖越作越大，作到后面，就出邪乎事儿啦。茶叶不是按分量买卖的么？茶叶里掺泥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英国当时已经形成喝茶的生活习惯，社会各阶层都喝茶。为了解决这个茶叶掺土问题，当年的英国茶具，还真就开发出了高科技的过滤设备，嘿嘿。可是这算是违约啊，起了商业纠纷，官府也不管制。
　　清国当年还有一个迷思，或者说神话，是说洋人离不开茶叶，一但买不到茶叶，喝不上茶叶，他们会便秘致死。大家伙别笑哦，当年清国人都信，林则徐那么有把握禁烟，其中的一个依据，就是这个。
　　这神话最初怎么产生的，没人知道。本神探估计啊，就是当年清国人看到了，夷商一听官府说要停止通商，就服软。说是说茶叶里掺泥土，吵闹归吵闹，最后还是照买不误。那说明这洋夷，需要茶叶，那是生活必需品啊。联想到藏人，蒙古人那些肉食为主的，那不都得喝茶吃茶叶么？他们那里不产蔬菜嘛。今天的说法，叫补偿维生素。反正就是吃肉食的，如果缺了茶叶，那就得完完。有些有见识的清国人，就推理出了这么个结论。清国人不知道，英国夷人，还真不是藏人，英国市场上，瓜果蔬菜，那都不缺乏哦。
　　乡亲们，别看后来西方帝国主义欺压清国，而且越来横行霸道的，那当初，那帮子夷商，还真被收拾的够呛，嘿嘿。
　　当地官府不管，怎么办？上访吧那就。最早上访的，是在广州的一个东印度公司大班，名叫洪任辉James Flint。这老兄还真挺有毅力和勇气的。自己学会了汉语不说，而且啊，开了条七十吨的小船成功号，一路行贿，就这么着走海路从广州上北京告御状去了。

一树幽花

　　靠着勇气和行贿，洪大班还真上访成功了，把御状告到了北京，三条内容，一恳求清国皇上重开闽浙海关通商；二恳求清国皇上惩办粤海关官员敲诈勒索；三恳求海关公开明确的海关各种关税规费列表。
　　洪任辉被捕关押了三年，也是三条罪状，一是夷人居然违法法律跑出海关规定的居住地；二是夷人居然逾越直接上诉朝廷；三是夷人居然还居然还违法私学汉文。
　　向清国皇帝上访请愿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啦，英国夷商就转回头向英国政府请愿施加压力。而在英国国内，当时正是经历中国历史书所谓的工业革命时代，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那些城市的工业开始迅速发展。这些企业家积累财富之后，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形成了各股利益集团，在国会里，那是相当的有影响力。他们一听说，清国有三亿人口的大市场啊。那这市场潜力一打开，大家伙不得赚到鼻涕泡泡直冒啊。英国政府必须得和清国政府谈判定贸易协定，打开市场，同时规范贸易。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英国政府在1787年派出了第一个使团，要去清国商谈两国的商贸关系。没曾想半道上，公使去世，这第一个使团没到清国，就夭折了。
　　到了1793年，英国派出了一个资深外交官，马嘎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出使清国。
　　在英国，世袭的贵族老爷，中文习惯翻译的抬头是“勋爵”。古时候，他们那就是有自己领土的大小各级国君。不世袭的骑士，或者说太平绅士那些的，中文习惯翻译作“爵爷”，英国人称“瑟”。比如佛格森教练啦，万人迷贝克汉姆啦，古时候的大海盗德雷克船长啦，这些人被封骑士，那是不世袭的抬头。
　　马勋爵那不仅是高富帅背景，而且外交和国际经验丰富。曾经作为全权特使，和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商谈结盟事宜，而后还曾经在美洲，亚洲，非洲各殖民地任过总督。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不列颠帝国是日不落帝国”这个说法吧？这个说法，最早就出自马勋爵之口。
　　马勋爵作了在他看来周全的预备工作，率领着庞大的使团和六百多箱的礼物来到了清国，停泊在澳门海面，等候清国官府的安排。当时随行的有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他派人告诉十三行，这次来的，那不是俺们这些小百姓买卖人啦，这次来的是俺们英国国王的特使，也就是朝廷的命官哦，要来见清国的皇帝。
　　就这么着，洋夷国派官员来见清国皇帝的消息被层层上传，达到了广州最大的朝廷命官，两广总督那里。两广总督一听说洋夷国派朝廷命官要来见皇上？那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洋夷要来朝贡啊。平常小百姓夷商，那都是在进贡了，这夷官要来见皇上，那可不就是要来朝贡吗。而且当时还正好赶上了，乾隆皇帝在办大寿。这洋夷还挺懂事的哦，还带了一大堆寿礼呢。两广总督就这么报上去啦，乾隆皇帝一听说，有这帮洋夷，不远千里而来，给自己上贡贺寿，那按戏文的说法，龙颜大悦啊，这些化外蛮夷，忠孝可嘉哦。赶紧的下旨意，周全安排夷国朝贡贺寿团来承德避暑山庄。
　　就这么着，糊里糊涂的，马勋爵的使团就被当作朝贡贺寿使团，给一路带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到了通州，礼部怕洋夷不懂tian朝规矩啦，来教授拜见皇上的礼仪，这下出麻烦了：马勋爵不肯磕头。清朝的时候，朝贡使臣拜见皇帝的礼仪，叫三跪九叩，五体投地。就是要随着号令，双膝下跪三次，每次跪下，双手张开，磕三个头。
　　马勋爵坚决不干，非得要按欧洲的宫廷礼仪来，那就是单膝下跪，轻吻君王的手背。这下麻烦大啦。这要让皇上知道了，那可不得龙颜大怒么，皇上要怒了，大家可不都没好日子过么。就这么着，大能人和珅都赶来啦，试图教化这顽固不化的洋夷。
　　最后马勋爵提了个解决方案，要么这样，我可以按清国的规矩来，你按英国的规矩来，你按英国的礼仪，单膝下跪，对英王的画像行礼致意，这样大家伙扯平，地位平等。
　　那和珅那敢答应啊，这是要逆天啊，夷王和清国皇帝，那可能地位平等么？
　　朝拜礼仪之争，其实就是个地位之争。英国公使坚持的是说，英王和清国皇帝地位平等。清国坚持的是，清国是高高在上的tian朝中国，其余各国，都是低一等的四夷。
　　后来不知道和珅是如何劝解的乾隆皇帝，皇帝还真接见了马勋爵，按夷礼，单膝下跪就是啦，只是呢，吻手背就免了吧。
　　清国的记载呢，这会儿就开始意淫啦，说是洋夷本来不愿意下跪，见到皇上天威庄严，扑通一声，马上就给跪了。其实中国有些无聊文人啊，那真是意淫能手哦。嘿嘿。
　　马勋爵向清国皇帝提出了英国政府的几条请求，主要为，1. 循俄罗斯旧例，允许英国在北京设立使馆和拥有货仓。2. 清国多开放三个通商口岸，最好能开放北方的天津港通商。3. 降低英国商品的海关关税。4. 公开海关税费，不得任意乱增杂费。5. 循澳门旧例，允许英国在靠近茶叶产地，丝绸产地，和羊毛制品消费市场的拥有一个或几个岛屿作为租借地，由英国法律管辖，供英国商人居住。6.允许英国国教圣公会在清国自由传播。
　　和国书一起递交的，还有英国国王给清国的礼物，表达英王的敬意。礼物都是玻璃制品啦，望远镜啦，速射炮啦，地球仪啦，前膛枪啦，钟表啦，羊毛织品啦那些能展现当时英国工业实力的物品。明显马勋爵是精心准备了这些礼物，想显摆一番英国的工业能力，希望能引起乾隆皇帝的好感。但是其实这些礼物根本是白送，其中的大部分礼品，包装都没拆，直接就搁圆明园里去了。后来英法联军不是进圆明园大肆劫掠了一通么？那速射炮都还在仓库里摆着呢。
　　乾隆皇帝当然是把所有的要求都给驳回啦。对于英国人提出来的，有例可循的两个要求，清国是这么解释的，俄罗斯和清国，有段特殊的渊源，那是特例，英国没这个渊源。再着说了，买卖是在广州做的，你们在北京常驻个公使，能照顾的来千里之外广州的事情？
　　对于租借岛屿的要求，皇帝没搭理澳门这个现成的实例，怒斥说，英格兰可不是唯一要和tian朝作买卖的蛮夷，这口子要是开了，各蛮夷都来要租借，这不全乱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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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乾隆皇帝看来，tian朝给洋夷作买卖的机会，那是恩赏，他也有他的思路。清国这么大，不需要任何洋夷的商品，那都过的好好的。这些洋夷居然要和清国有平等的商贸往来，这不是无理取闹嘛。
　　马嘎尔尼的外交使命算是完全失败了，日后他自我总结，认为问题是出自翻译和国书的书写上。当时马勋爵是雇了个胆子大的清国人，翻译的国书，但是那清国人胆子再大，也死活不敢让自己的笔迹出现在国书上，怕被人认出笔迹掉脑袋。最后是随行的一个小孩，当年12岁的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他当时学过几个月的汉字，就那么给照着画出来的汉字国书。马嘎尔尼研究过些清国国情的，清国人看重书法的好坏。他认为，这歪歪扭扭的书法，是造成清国皇帝不高兴，进而回绝一切要求的主要原因。
　　但是马嘎尔尼的这次出使其实收获重大，这是第一次一个庞大的西方团队，深入中国内地四个月的时间，从广州到北京，见识了清国内部的方方面面。而且当年清国也没有现代的军事机密概念，或许是为了炫耀军力强盛吧，清军的操练比武，包括清国的海防要塞炮台，都招待英国人参观。
　　马嘎尔尼还带了画师的，这一次，把清国里里外外给摸了个透，而且还带回去了整套的清国法律回去翻译研究。使团成员的随行记录，为欧洲了解清国的现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在马勋爵看来，乾隆皇帝是个顶级的好战的疯狂老人。他有他的道理，所谓俄罗斯和清国的特殊渊源，他一清二楚，那不就是两国打了一战么，清国没打赢。
　　而清国的军力，跟英国差距两三个世纪。清国的炮台，他们参观过，大炮连发射角度都无法调整，那只能固定一个落点射击，几乎就是个摆设。
　　整体来说，马嘎尔尼他们认为，清国是个一塌糊涂的未开化的野蛮国家，而不是原先想象的文明礼仪的国家。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论断，有些地方，那还真就是文明的偏见。英国人不习惯的，不一定那就是野蛮。
　　比如，饮食文化。使团到清国，沿途官员那都热情好客啊，山珍海味啊，玉盘珍羞啊，那一路上盛情款待。可是有些个美味，老蛇啦，狗啦，燕窝啦，那真就让英国人觉得恶心，觉得这都是些野蛮人，啥都吃。但是这些不过是不同的习俗传统的不同而已，法国人，不也一样吃蜗牛啦，牛蛙啦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么？
　　再比如，人体粪便的事情。英国使团到北京，见到当时北京城里的粪水沟，还有进城收粪便的农民，那他们也觉得恶心坏了。不同于欧洲的农地轮耕制度，中国的农民，从很久以前，就收集人体的粪便作为肥料，补充土壤的养分。这按今天的说法，那算生态农业吧？
　　当然，也有许多地方，那是真的当时清国和英国有着巨大的差距。比如沿途衣衫褴褛的穷人；官员飞扬跋扈贪赃枉法；法律制度混乱，审判制度不合理。
　　马嘎尔尼使团的报告，开始整个的扭转了当时欧洲对遥远的中国的向往和憧憬，欧洲的中国热，从此开始变成了中国黑。当年欧洲还真就存在过一段对中国狂热的向往。这中国热是怎么来的呢？
　　罗马天主教，虽然是公会的组织机构，但是内部一直存在有不同的流派。耶稣会就是其中一个曾经势力强大的流派。耶稣会的教士，主要是走上层路线，通过渊博的科学人文知识，成为各地君王的家庭教师和顾问，进而影响他们，坚定他们对天主教的忠贞。中国人熟悉的大科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那就是耶稣会的。
　　十七世纪开始，耶稣会传教士到达中国，主要也是走的上层路线，当年徐光启，就是折服于耶稣会传教士的数学几何和天文等知识，而归信天主教。可以说，在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科技知识水平，已经和欧洲有了相当大的差距。
　　清国的时候，耶稣会传教士活跃于宫廷和朝廷之上，因为得到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的信任和赏识，他们一面服务于朝廷，一面传播天主教，清国的天主教徒人数一度达到了27万。一直到后来出现礼仪之争，这一局面才完全改变。从周朝开始，历代的中国人一直有着敬拜祖先的传统，耶稣会的教士，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认为这只是个民俗传统，而不是异神崇拜。事实上，孔子解释的祭祖，还真就没有任何求祖先保佑那些的迷信内容。孔子是说，通过这个仪式，大家可以追思自己的历史传承，进而提高自我。但是到了康熙末年，罗马教皇下令，一切清国的天主教徒，不允许再有敬拜祖先的行为，否则算作叛教。这一下皇帝火大了，儒家的传统，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统主干，而敬拜祖先，更是儒家的核心之一。不让清国国民拜祖先，那不成了数典忘祖了吗？清国皇帝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到雍正年间，1724年，清国全面禁止天主教传播。只在宫廷里保留几个承诺不再传教的教士，比如画师郎世宁和地图学者蒋友仁。除此之外，不再允许任何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
　　而在康熙年间，有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书写了一系列介绍中国文化，介绍清国现状的书信文章，传回欧洲，引发了中国热。

一树幽花

　　巴多明拿康熙治下的清帝国和同期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作对比，从方方面面，体现了清帝国的文明富庶。对应于道德败坏的太阳王王庭，巴多明觉得，儒家道德治国的清国，更接近于犹太-基督教伦理传统。儒家和老子的经典著作，也被耶稣会的传教士翻译传回欧洲。
　　欧洲思想界开始了中国热，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对中国的哲学传统充满了向往。其中最狂热的中国粉丝，当属伏尔泰，伏尔泰在他的著作“论诸国族之习俗于精神”中，长篇大论，热情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宣称，欧洲根本没有他理想中的贤哲君王，只有遥远的清国皇帝，才是仁爱睿智的贤哲。
　　当时法语里都出了一个新名词，chinoiserie，中国热。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的政府制度，中国的哲学，中国的美术，中国的建筑，都成了时尚达人追捧的概念。那时候在欧洲，你要不知道孔夫子，你家里要没摆几个中国瓷器，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建筑界都中国热，法国洛可可风格，就明显地融入了中国的美学概念。中产阶层家里，要没几个来自中国的摆件物品，那真就是没面子，甚至连墙纸都出现了“中国”风格墙纸。高级住宅区，街心小公园里，那必需的，得摆个山寨的中国佛塔，至少的，得摆张中国风格长椅。没点中国元素，好意思吹自己住的是高级住宅区么？那会儿的中国热，还真就是这么狂热，嘿嘿。
　　对中国的向往和狂热，随着欧洲和中国交往的增多，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慢慢开始变啦。
　　孟德斯鸠和卢梭是首批的批判者，他们认为，也许中国人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真正自由平等的生活，因为中国的法律是基于恐惧，而不是基于理性，而中国的教育体系也会导致道德的堕落，而不是提升。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认为欧洲已经处于平稳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北美则是在充满活力的上升阶段，中国则局限于其法律和制度，已经到达了停滞阶段。亚当斯密更指出来，一个无视和鄙视对外贸易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着真正的商业素质的。
　　真正把中国热完全浇灭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黑格尔提出一个亚洲社会的概念，中国是亚洲社会的代表。基于对欧洲的现状和未来充满乐观，黑格尔宣称，中国的古代和现今，都是只有一个人有自由。而在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是有一批人有自由，而西方的现今，已经快要进入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时代。因此，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社会，是脱离于人类文明进步历史的。
　　基于这个缺乏依据的论断，黑格尔开始寻找中国停滞不前的原因，提出了环境决定论。中国的陆地环境导致了土地只能产生无穷尽的附属者，依赖者。而欧洲的海洋环境，则造就了欧洲人勇于探索和挑战精神。对亚洲社会和中国而言，海洋是陆地的尽头。而对欧洲人而言，海洋是机会的开始。
　　楼主无意去批判黑格尔这个很傻很天真的论断，嘿嘿，美国汉学界二战后就忙着玩批判欧洲中心论，早都已经批臭啦，嘿嘿。
　　但是在历史上，黑格尔的论断，深刻地影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大批19世纪末的欧洲思想家。
　　中国，在不少欧洲学者眼里，已经从一个人人向往的文明之邦，变成了一个需要欧洲拯救的愚昧野蛮国家。

一树幽花

　　马嘎尔尼的中国使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是他个人职业生涯中的一次挫折，也是中国命运的一次悲哀。1793年，马嘎尔尼带着礼物要求和中国签署平等的外交商贸条约，他没有办到。若干年之后，西方列强带着枪炮强加给中国诸多不平等的外交商贸条约。

　　2． 闭关锁国的瓦解，1800-1860
　　马嘎尔尼来华的时候，正赶上康乾盛世的末期，乾隆皇帝，那觉得自己牛大发了，文成武德，震硕古今。康熙雍正两朝修养生息，积累其了国力，乾隆皇帝开始四方攻略，扩大疆域，号称“十全老人”，有真的有凑数的，反正是凑上了十个伟大的胜利。开始打仗那是劳民伤财的啊，一方面是国库消耗巨大，另一方面则是穷人开始剧增。乾隆皇帝还在世的时候，就爆发了川楚教乱，一直到1804年，清国才算是镇压了这次教乱，可是耗费巨大，国库一下就空了。
　　今天去看这些清朝皇帝，真觉得他们有些傻。怎么就居然没一代想到过收商业税呢？农民那就都交农业税了，商人凭什么作买卖不交税啊？这些榆木脑袋皇帝们，还真就不开窍。收商业税，那要到了后来，曾国藩他们练湘军，才开始有的。
　　嘉庆那就是个穷皇帝，大家去看清国的皇帝，嘉庆，道光到咸丰，连着三个皇帝，有个共同点，过日子特抠，生活特节俭。没办法啊，国家穷。历代清国统治者，都有着危机意识，尽量的不加重小百姓的负担，皇帝们其实都清楚的很，国家只要收一文钱，真的落到基层小百姓身上，那至少的翻个一倍，整个官僚体系，层层都在贪。只要皇上一给名目，那就是赚钱的机会来啦。
　　嘉庆一直在想办法改善国家的经济困境，但是收效甚微。这时候清国首崇满洲的弊端和乾隆时代大兴文字狱的恶果就开始出现了。一方面士人们说话写文章都要小心翼翼，避免惹祸，缺乏自由争鸣的勇气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世代把持高位的满人亲贵们，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同质化圈子，一方面缺乏开阔的眼界和思路，另一方面就安逸于捞钱过日子，形成各种利益集团。
　　我们说一个案例。南北漕运一直面临着航路淤堵的问题，从南往北的漕运，不仅效率低，而且耗费巨大。曾经有人建议改走海路运输，不仅大大提高运输效率，而且节省开支。但是这个建议，遭到到漕运体系的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对，最后只能作罢。
　　如果改走海运，不仅是在经济利益上能给国家带来好处，另一方面，自从洪武皇帝海禁以来，曾经盛行于唐宋的中国航海传统，已经消亡于明清两代。如果能够开始南北的海路航线，清国建重新建立起航海传统，积累航海经验。一直到自强运动培养海军军官，清国真正善于航海和海战的，只有活跃在国境之外的福建广东海贼商团。
　　清国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鸦片问题又来雪上加霜。不列颠商人销入清国的鸦片数量，从1800年的4570箱，发展到1828年的13,131箱，到1832年，已经是23，570箱。这个数据，只包含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商人销量。如果算上美国，和欧洲各国鸦片商人的销量，数据只会更大。
　　当年各国都没有禁止鸦片，但是，为什么只有在中国，鸦片泛滥到如此的地步？这个成因，还真的很难解释清楚。明显的事实是，鸦片的泛滥导致了一系列危及国家根本的问题。首先是在国家安全方面，军队的士兵战斗力下降，鸦片买卖还进一步恶化了体制内的官僚腐败问题，而且由于大批底层穷人吸食鸦片，由此滋生的犯罪行为也恶化了社会治安。
　　在经济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消费市场萎缩了，绝大多数的鸦片吸食者是城市里的底层，购买力有限，直接造成了消费品市场的萎缩。更重要的是，鸦片交易导致了大批白银外流。有学者估算，从1821到1840年间，原本在清国内循环流通的白银，有五分之一流出国外，这直接导致了各地银价的上涨。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山东，乾隆年间，1450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到1800年，比率变成1650，到1830，居然变成2,700铜钱兑换一两银子。广大农民平常是只有铜钱的，而清国是银本位国家，农民到纳税的时候，必需将铜钱兑换成银子。银价的飞涨，长此发展蔓延，将成为全国农民的负担，一但农民苦不堪言，国家就危险了。
　　皇帝和大臣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从嘉庆到道光皇帝，都在禁烟，但是鸦片却屡禁不止，因为整个体制，都卷入了这个鸦片贸易中里。水师抓走私船，那就和玩游戏一样，您快快跑哦，我慢慢追哦，大家都在中间获利。到后来，鸦片走私船甚至都开到天津港作买卖了。
　　当时朝廷里对如何处理鸦片危机，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称驰禁派，主张在体制内严禁，官员士人军人严禁抽鸦片，民间则放任自流，同时把鸦片交易合法化，可以增加国家税收，同时可以进行规范管理鸦片市场。与此同时，在国内种植鸦片，以防止白银外流。这一派其实是满汉官员的主流，当时任两广总督的卢坤，就是建议驰禁，他身处禁烟第一线，知道其中的艰难。
　　另一派则是严禁派，主张通过严厉刑罚彻底根除国内的鸦片消费市场，当时龚自珍是建议林则徐说，吸鸦片的全部绞死，卖鸦片的全部砍头。鸦片消费市场只要消除了，鸦片走私买卖自然也就消除啦。
　　我们从今天回顾历史，或许会觉得严禁派的主张太过简单化，理想化，民间的鸦片消费一直到民国时代，都没有根除。
　　但是当时的道光皇帝，那心里着急啊。国内种鸦片，这怎么说也是个技术活啊，这要等到啥时候？白银哗哗的这么外流，再这么弄下去，银价飞涨，搞不好又要激出民变了。
　　道光皇帝召见严禁派的干将，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君臣商谈严禁事宜八天。道光皇帝下了决心，走严禁路线，任命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负责全国禁烟。
　　当时有朋友劝林则徐，这活不能接，这活没法干啊，办砸了搞不好就要掉脑袋的。林则徐的回答，是非常感人的士人风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广州是鸦片输入的源头，又是鸦片的主要分销和消费市场，要禁烟，就应该去广州。就这样，钦差大臣林则徐奔赴广州禁烟去了。
　　我们回来再说说英国人方面的举动。
　　马嘎尔尼来华之后，英国就陷入了和拿破仑的征战，顾不上清国这里的事情。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拿破仑时代结束，欧洲重现和平。英国任命阿美士德勋爵为公使，带上礼品赴清国谈判通商事宜。这一次，英国准备的比上一次更为充分，不仅随行的有精通汉语的小斯当东爵士，就是当年那个小男孩，而且还明确告诉阿美士德勋爵，如果清国皇帝坚持，那么磕头就磕头吧。
　　1816年，英国使团到达天津，结果双方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弄僵了，礼拜理藩院都来规劝，阿勋爵就是不干。这次嘉庆皇帝没有他爹乾隆皇帝那么大度啦，认为夷使目无圣驾，把使团给哄回去了。并且让他们带回信回去给英王，以后别派人来朝贡啦。嘉庆皇帝最后还是表现出了气度，收下了英国摄政王的礼物，同时也送了批礼物，当然是叫“恩赏”了批礼物给英王。
　　这次的外交失败，原因很明显的，是阿勋爵的个人原因。英国人也说，在罗马，就像罗马一样行事。更何况，英国政府已经明确指示他了，不要担心有损英国国家尊严。阿勋爵这次，那真就是矫情，因为此时的英国人，心态已经开始傲慢了，清国在阿勋爵眼里，那已经是愚昧的蛮夷了，那自然不愿意低头学清国的规矩。
　　1834年的时候，英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可以说，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自由市场思想占主导的阶段，英国国会收回了东印度公司的亚洲买卖专营权。东印度公司专心治理印度赚钱，亚洲的买卖，收归英国管理。
　　如此一来，原本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大班被召回，替代他的是英国政府委派的驻华商务总监。乡亲们要注意这个变化哦，从东印度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改变成英国政府派驻的官方代表。

一树幽花

　　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是民间的商人，他们和公行买卖交易，那是正当也正常的。而英国商务总监，事实上是英国政府派遣的特使的官方身份，至少根据欧洲人的制度，他们有权力要求和清国官员交涉。
　　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也没有电话视频那些的啊，他们要等上级的指示才能行动，那就啥事也办不成啦。所以他们都是中国人所谓的“全权”公使，在政府授予他们的权限范围内，他们可以完全独断行事。
　　第一个商务总监，是律劳卑勋爵。派他来的时候，英国外相巴麦尊勋爵就给了他四条指示，1. 遵守清国的法律制度，哪怕那些是带有偏见歧视的制度；2.尽量和清国人维持友善关系。3. 书信不要使用威胁语气，不要冒犯清国官员。4.不要管那些鸦片走私商人的事情。巴勋爵自己是托利党人，对那些走私鸦片的英国商人，那是相当的鄙夷。
　　但是这个任命的人选资格，其实很成问题，律勋爵只在军队和国会里待过，根本没有殖民地或者外交方面的工作经验。
　　律劳卑到广州干的事情呢，其实把这四条指示等于全给违背了。他先到的澳门，和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交接好工作，然后招募些当地的工作人员。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一错再错，错了又错啦。
　　他首先离开澳门入住广州十三行的英商馆，这就违反了清国的规定。洋夷没有清国官府的批准，那是不能够自己进广州的。
　　第二天，他派下属翻译好信件，去广州城门口递交公函给两广总督卢坤，试图表明自己的身份，建立关系。这里他更是错的一塌糊涂。首先，洋夷不能直接见官，只能通过十三行转呈。其次，他的公文格式，是平级的公函，而不是下级对上级的“禀”，更自称是“大英国正贵大臣”；清国官员那个敢接受这样的信函啊？当时就没人敢接收这个公函。
　　两广总督卢坤下令驱逐律劳卑出广州，鸦片商人渣甸庇护了他。两广总督命令十三行准备中止和夷商的贸易往来。律劳卑居然想出一个很有创意的办法，争取社会舆论支持。他雇人在广州城内四处张贴中文布告，指控两广总督傲慢无礼，并且告诉城内百姓，官府要压迫大家啦，要一中止买卖，勤劳的乡亲们那不都得失业了吗？律勋爵，是真的把英国那一套照搬到了广州，哈哈。卢坤大怒，这厮是要煽动谋反啊。立刻下令，全面中止与英国的贸易，同时命令所有清国雇员撤出，断水停粮，派包围十三行英商馆，直至律劳卑离开广州为止。
　　律劳卑被迫离开广州之后，率领两艘军舰进入广州江面来耀武扬威，那其实真就是虚张声势，挥挥拳头，显摆显摆二头肌啥的，他那里真敢开战啊？回去向英国政府都没法交代。没想到清国炮台还真敢开炮，这下傻了吧？灰溜溜地跑了，回去想想这事不能就这么完啊，又写了封信来吓唬，派人转信给两广总督，攻击英国国旗，那是严重的冒犯哦，这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哦。任何不敬英王的行为，都将会得到惩罚的。颤抖吧，卢总督，玩儿命地颤抖吧。这还真是他说的原话，英文是Therefore tremble, Viceroy Loo, intensely tremble。
　　律劳卑这么玩，那都是那些鸦片走私商人渣甸起哄给闹出来的。走私商人不怕中止贸易，他们本来就是私底下和清国商人交易，中止贸易对他们没有任何损失。他们就希望把事情给闹大，英国和清国打起来，他们就有机会把鸦片贸易合法化。可是颠地这些正经商人就不干啦，买卖一停，他们损失巨大，这些英国商人纷纷出来指责律劳卑胡闹惹事。感觉万分委屈的律劳卑自己知道理屈，无奈只好把军舰撤回澳门，要说他也是带着疟疾在尽自己的职责，却得不到同胞的认同，回到澳门两个礼拜，病情恶化，就在澳门去世了。这场风波也算是结束了。
　　临终前，他写信给首相格雷勋爵，告诉首相，和清国政府商谈，如果不带着武力威胁，那完全都是浪费时间。他的这个建议，日后就成为了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
　　律勋爵之后的两任继任者，都本分而不惹事，尽量遵循清国的法规制度，这一段时期，算是暴风雨前的沉寂期吧。
　　1833年十二月，已经在澳门工作过几年的义律升任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本人是非常厌恶鸦片贸易的，认为这是英国的耻辱和罪恶，更不要说鸦片走私买卖啦。在这一点上，他和当时的英国外相巴麦尊勋爵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他只能在他的权力范围内，通过合伙英国王法的手段去尽量约束鸦片走私商人，毕竟，鸦片买卖本身，并不违反英国法律。义律多次合乎清国的规矩，以卑微的书信恳求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希望能见到总督大人。大家想想都知道，根据当时清国的制度规矩， 邓总督可是不敢私自会见洋夷的，那不规矩全乱了嘛，那怕是夷官，嘿嘿。
　　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
　　林则徐出生在福州，祖上据说是中原迁入福建的，家谱里的开宗始祖是宋朝的一位进士。林则徐的父亲是个秀才，教授私塾谋生，从小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太多啊。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考取进士，成为官一代。林则徐是一个典型的科举制度下穷人家的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
　　按当时的标准，林则徐那就是德才兼备的完美人物。一方面，林则徐是“清流”人物，也就是为官清廉。当然，那是要按当时的标准，潜规则啦，摊派啦，那些不算贪污。要按现代的法治标准去说，估计除了海瑞，明清就没清官啦。另一方面，林则徐有才干，管理百姓，治理水利，在湖广任上禁烟，也卓有成效。林则徐到那里做官，都造福当地百姓的，替当地百姓办好事，这倒是真的。
　　道光皇帝，按旧的传统，那也是明君。赏林则徐黄马褂穿不算啊，还允许紫禁城内骑马，那真是旷古未有的殊荣。那时候还不是清国后期，不得不倚重汉臣，道光皇帝能够这样重用汉臣，是相当不容易的。就算是后面惩处林则徐，我们后面会说到的，那正就是秉公处理，林则徐是有欺君误国之罪，道光皇帝也表现的非常宽厚，甚至在林则徐发配伊犁之后，还关心他的生活处境。
　　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那真就是明君和忠臣。他们的悲剧和失败，那是当时的清国传统和环境所决定的。
　　林则徐到广州，先和邓廷桢，关天培等当地军政大员会面，按现在的说法，叫稳定干部队伍。邓廷桢本曾经上奏道光皇帝请求驰禁，既然皇上定了严禁，那就尽力遵旨照办。
　　有一个流传的段子，我倾向于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林则徐接到了许多揭发举报官员们参与鸦片走私的信件，林则徐当着官员们的面，把那些信件全给烧毁了，告诉大家，往事不究，从此大家伙齐心协力一起禁烟。
　　林钦差是清流，但是他更是一个要不辜负皇帝使命的大臣，他得办成事情啊。咱们简单举个例子啊，道光皇帝，那是出了名的穷，后来那些革命党就有嘲笑道光皇帝作叫花子的，穷到啥样呢？衣服旧了都舍不得丢，打个补丁继续穿，那是皇帝啊。林则徐成天和皇帝朝夕相处，他能告诉皇帝么？皇上啊，您找内务府打个补丁的银子，跟北京城，都能买好几件新衣裳啦。
　　整个体制就是这样，都抓了，谁来办事？抓了旧的，新来的难道不是一样的么？这是整个体制的事情，林则徐是个能人，他当然清楚这其中的厉害关系。抓到最后，他自己啥事情都办不成了，而且大家都认真起来，他自己能说的清楚么？后面就真有言官举报他。我们说林则徐，张之洞这些是清官，是说第一，他们收受的贿赂，都是当时体制里公开的潜规则。他们左手进，右手出。第二，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摊派的钱，不是为了自己赚钱，而是用作国家的事情上。
　　稳定了体制内的官员们，林则徐开始雷厉风行的禁烟行为，主要是三方面入手。一，对内消除鸦片消费市场。二，知己知彼，了解洋夷的情况，积极备战。三，对外夷，恩威并施，收缴鸦片，杜绝源头。
　　这个思路有个巨大的问题是，吏治那里去啦？
　　驰禁派的主张，逻辑很明显的，拿吃皇粮的下手，官吏士人兵丁严禁鸦片，百姓通过教化，放任自流。当年有功名的，只要是秀才这样的，都可以领一份皇粮，吃皇粮，受皇恩，那么就应该遵循皇帝的命令，不许吸食鸦片。这个逻辑很清楚，从体制内禁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