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坑群鸟瞰图大致呈北斗轮廓的古天文遗迹

三星堆天文古国

2019年四川省组织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冉宏林组织人力，在1、2号祭祀坑周边预设了几条探沟，开始发掘；于当年12月，发现了3号祭祀坑；2020年4、5、6、7、8号坑，也相继被发现。于是才有了2021年三星堆遗址进行方舱考古的再次大发掘，有了三星堆考古发掘超高清影像全记录工程，也才有了经三年跟踪记录拍摄，并最终制作成《又见三星堆》。
本书已梳理出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中的十大天文资源，它是三星堆文明的主旋律与文化的发动机，或是推动三星堆考古在现阶段可发生守正创新之根本性与全局性跃升的润滑剂。人们已不满足“以‘三星伴月堆’清代词语、替代夏商社会‘三星堆得名’之因”的杜撰或欺哄智商；群众对参观博物馆展览的审美鉴赏在提高，对古老艺术的享受在升级。从博物馆“爆满”而获得心灵的陶冶、精神的富有，已成为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三星堆天文古国

第七章  三星堆博物馆文物宜调整策展“青铜神树为天文历法树”

唐代孟浩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赞叹中国人从来不曾停下过探索脚步的这一词句，既脍炙人口，又催促我们感悟先秦的古羌古蜀与古夷民族共同体，依靠族群的智慧，在四川古地创造了众多“‘天数在蜀’与‘天数一体’”的文物、文化与文明奇迹。
笔者退休后结合自己的历史、地理专业，于2015年至今自选考古专题，穿梭在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博物馆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奴隶社会博物馆，考察到天文瑰宝已成系列。已汇集在《三星堆文物考古丛书》，于2020年发表；现在又有补充，去撰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需调整策展青铜神树为天文历法树”，走上世界文化舞台中央；去努力让这些冷门文化的昔日辉煌再度耀眼起来，服务于四川古文物文博展览的大升华。
体现当代中国考古智慧与考古方案的三星堆遗址与博物馆的双重重地，皆需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川观新闻SCOL 2021年3月20日报道，《34家科研单位共寻古蜀之谜》；中国新闻网5月25日报道，《23家高校、科研机构将共同探索三星堆遗址“古蜀密码”》；央视网5月25日报道，《九大举措 将三星堆文化推向全球》……
2021年12月18日，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推进会在广汉举行。双方申报单位签署了《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合作协议》，讨论了将就遗产申报与研究、陈列展览、宣传推广等方面全面展开合作……
我们祝福以上合作协议的履行，期待三星堆考古的后续会高潮迭起；但遗憾现阶段三星堆的考古却缺乏挖掘其丰厚天文资源—：既未将三星堆天文古国的考古列入议程，又有若干问题存在长期迷惘却仍在继续而亟待破局；其切入的关键之一，需从天文历法角度、去重释青铜神树等的灵性——我们现在，已接近这个开始掘进的新时机。


第一节  三星堆青铜神树是表现古夷族群同创十月历等的天文历法树

四川省乐山市科技局副研究员彭元江发表于《文史杂志》2011年01期的《三星堆青铜树‘一龙·九鸟·十二果’析》，该文有称“一号青铜神树是一株名副其实的天文历法树”的提法；这对于本文撰写，提供了部分可借鉴的先行思路。获其裨益，特予致谢。

1、栖息在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上的“九鸟·一龙”共同体源于十只鱼鹰转换的神灵
1986年在大发掘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有八株破碎的青铜树，仅修复了两株；其中，以原二号坑出土的一号青铜神树为主角。后在三星堆第二次大发掘中的2021年7月，又从三号坑出土了与原二号坑一号青铜神树同类的青铜神树，现还在修复中。
（1）三星堆青铜神树九只铜鸟原型是鸬鹚（鱼鹰、鱼老鸹）并被神化为“太阳鸟”
在四川或古蜀，有称鱼鹰为“鱼老鸹”的习俗。回看图4中“鱼鹰”，既是三星堆鱼凫王朝的图腾鸟，又是青铜树太阳鸟的原型，还是三星堆图案最多玉边璋文物中以“喙”、连接两座神山间的信物；即鱼鹰或太阳鸟，在以“喙长勾大”的嘴、担任巫文化的沟通。
鱼鹰是鹗、是鸬鹚的总称。它与猫头鹰一样，都不是鹰科、鹰属；分别是肉食性水禽类鸟或肉食性陆禽类鸟。三星堆鱼凫先民，既喜欢鱼鹰与部分依靠着对鱼鹰的饲养以获得鱼类食物，又将所崇敬的太阳神化作太阳鸟，栖息在青铜神树上表达其亲缘；其先民既在鱼凫女王龙袍上绣着猫头鹰的“鹰纹”图案，以在千年之后获得敬重的猫头鹰“之‘鸮’、之‘枭’”的“雒”，来命名三星堆的水名、县名、城池之名。即让三星堆的氏族名“鱼凫（之‘凫’）”和地名“雒县（之‘雒’）”的形成，都与有意思的鸟名相关联。
当鱼凫氏当政的时候，特意把自己的图腾鸟“鱼鹰（鱼凫）”安放在通天的青铜神树上，这就在三星堆巫文化背景下，实现了“鱼凫→鱼鹰→太阳鸟”的神性转换与文化升华。  
三星堆遗址的故地，属四川省成都平原上的广汉市。“广汉”之地，最早是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的雒县治所，名雒城的故地。这是三星堆遗址自商末从历史上直接消失上千年后，后才以“雒县、雒城、雒水”等含有“雒”的字词名称，再度亮相。其“雒城”城门上“雒临天府”的匾额，是广汉古今的地方名句。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2）三星堆鱼凫人的“鱼鹰”物化为太阳鸟是因通天神树需以十只鸟拟十个“太阳月”
“太阳月”此名词，虽在《百度百科》中划归天文学专有名词之列，却在目录的内容简介中只有“太阳月”三个汉字，在英文原名/注释中只有solar month；即表示此名，还只是对国外曾用名的翻译。百度百科，目前尚无解释【知网百科，解释为“约鲁巴人（西非、尼日利亚民族）的历法实行太阳月……”；此解释，却与古蜀太阳历历法含“太阳月”的概念与应用，风马牛不相及】。
我们已知古蜀太阳历历法所含“太阳月”的概念，能以实地、实证与实物体现的形式，证明其“太阳月”的物质与文化，源于夏代及以前的西羌文明；在先秦“古羌古蜀与古夷（彝）三位一体的族群中”，皆曾存在与应用过“太阳月”这样的本土历法之十月太阳历。
①实地：在2009年10月，羌年（羌民族原有《羌历》,每年为十个月；属太阳十月历、即夏历的一种形式，为平阳历；古羌人以羊角卜推历时，计羌年，一年分为十个太阳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属中国的第27项。
在云南的哈尼族，现在也在留恋着自己民族上曾经使用过的太阳十月历。
②实证：云南人民出版社早有连续三年出版的文献集——自1984年出版《彝族天文学史》（合著：陈久金、卢央、刘尧汉），主要讲述十月太阳历，附带介绍十二兽历与略讲到十八月历（含第十九个小月）；1985年出版《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专著：刘尧汉）重点解析十月太阳历，附带介绍十三月太阳历；1986年出版《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合著：刘尧汉、卢央），是专门介绍彝族古老太阳历知识体系中集大成、以十月太阳历为代表……2019年7月1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保护条例》正式施行。
③实物：自2015年冬至前后，八年来笔者在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凉山彝族自治州奴隶社会博物馆之间，进行了穿梭考察；辨识出众多能证明古蜀存在三种太阳历的文物实体（其图片已多分散在本书相关章节的具体段落之中，可结合查看）。
A：   三星堆博物馆的天文历法专题文物群：1）能全面表现三种太阳历的文物类型——青铜大立人、青铜神坛（青铜神兽）、玉边璋、众多青铜人头像与青铜神树（以一号青铜神树为经典的代表）；2）只表现十三月太阳历的文物类型——双脚穿有袜子的青铜跪坐人像（梳有13根表现太阳光芒纹的扁高髻发型、属孕妇兼特型巫师）；3）只表现十八月太阳历的文物类型——“飞翔的‘三趾鸟人’”；4）只表现十月太阳历文物类型——头戴十绺辫索冠青铜头像、青铜太阳轮形器。   
B：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天文历法专题文物群：1）只表现十三月太阳历的文物类型——金沙遗址“戴太阳冠（有13根太阳光芒纹）铜立人”文物；2)只表现十月太阳历的文物类型——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镂空文物的双面图案。  
C：   凉山彝族自治州奴隶社会博物馆的天文历法专题文物群：1）表现十三月太阳历的文物类型——“女性银冠（中部图案有13道太阳光芒）·十三月太阳历”；2）表现十八月太阳历的文物类型——“女性银冠（上部图案有拟大雁飞翔抽象翅膀中的18颗乳钉纹拟18个月）·十八月太阳历”、“酋长头戴金银冠率领族人祭拜十八月太阳历”展橱；4）表现十月太阳历的文物类型——平放在玻璃展柜中的衣物“十月太阳历服饰（能表现一年分两个半年、每半年为五个月，每个太阳月为36个太阳日构成）。
（3）中国上古太阳历中有关“太阳月”的由来与使用价值
天文史学家陈久金在《天干十日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02期）中，指出“十干（天干）原为一回归年中的十个时节”，既凸现“太阳月”意义，又继承了何新《诸神的起源》（1985年出版）里首创“天干十日是太阳月之名”而产生了“太阳月”的词语概念；还追溯了“太阳月”的由来——陈先生称赞何新发表“十日并出的本义为１岁中有10个同热度的太阳在天空运行，便形成了没有季而有不同的月度。”是一种杰出的认识。
“没有季而有不同的月度”的气候在中国，是有可能存在的：此地域，既不在上古西北之西羌地区或四川西北部古羌戎的大本营营盘山遗址一带，也不在三星堆的成都平原；更不在中国北方，它们都不具备“１岁中有10个同热度的太阳在天空运行”的气候条件。
由先秦至今，从四川安宁河平原的西昌到云南昆明至西双版纳一带，这里的南亚热带季风区，就有“１岁中有10个同热度的太阳在天空运行，便形成了没有季而有不同的热度”之气候优势：四川西昌市被称“一座春天栖息的城市”和云南昆明有“春城”美称的事实，皆可佐证：与古蜀人是兄弟姐妹的古夷人曾生存过的今日彝区，有可能是产生“太阳月”概念的文化原生地（包括现今在西昌至昆明之间的米易县、攀枝花市等，有阳光明媚的健康养老基地）……这正是由刘尧汉、陈久金与卢央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联合考察出古今彝（夷）区存在“古三历（13月太阳历、18月太阳历、10月太阳历）”文化碎片的原出地。
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作为中国最著名天文历法树，它在传说中，疑是《山海经》言“扶桑神树”等文化原型的基础；此神树之上，理论上可对应有十只太阳鸟（神鸟）。
《三星堆青铜树“一龙·九鸟·十二果”析》介绍“一号青铜树分上中下三层,每层有三枝弓形枝条,每一枝条的弓形顶部各有一鸟立于花叶簇拥的托座之上,全树共有九只青铜鸟。青铜树的主干顶端(上枝)留有一可栖鸟的空位。”这样的介绍本是较客观的，可该书接下去、来了个本末倒置（这是中国考古界对此类解读中几乎通有的毛病），不合时宜或牵强附会套用成书于东周至汉初的《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载“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里的“乌（金乌）”，显然象征的是“日（太阳）”。
此本末倒置，主要指不合时宜用东周至汉初古籍《山海经》记载通天神树文化，去解读夏商时期古蜀三星堆青铜神树与太阳神鸟之双重存在的意义；出现牵强附会的时空错位。  
一号青铜神树，是十只乌或太阳神鸟( 只见九只、有人称有一只在天上巡行未归 )的归宿地，表达有按十个太阳(或太阳月)在一回归年中轮值巡天；此一号青铜神树，是神州上古“十日历（代表十个太阳月之太阳历）”的物化标志。这都与《山海经》无直接关联。
①据考究，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是夏朝晚期的青铜器，而《山海经》后羿射日是描述“尧之时”，似乎比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出现时间还要早几百年。此时间不符、所制造的矛盾是：中原人在“尧之时”，先创造了《山海经》扶桑树；而后，在夏朝晚期，才由古蜀人铸造了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可是我们却认为，华夏的青铜神树与传说，应当是先有古蜀的青铜神树（有夏商时期的这类文物为证）及文化传播，后才有中原“后羿射日”的故事被编造出来（记载于战国至汉代成书的《山海经》）、并进而越俎代庖。
回溯商代的历法、是阴阳历，它却是建立在反对与改变三星堆于夏朝就有太阳历（十日历或十月太阳历）之基础上、才出现的文献；而非夏朝太阳历，源于商代的阴阳历。
三星堆文化有多样能反映十月太阳历的文物，既以三星堆博物馆青铜太阳轮形器是十月太阳历原理的展示仪、又以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金箔是十月太阳历功能的演示仪。
因《夏历》源于夏代的古蜀，后在商代受排斥，便有中原“后羿射日”故事的衍生；即中原商文化排斥夏文化之《夏历》等，才有了商代以阴阳历取代《夏历》的历法变更，又造成《夏历》原版佚失了三千多年——至今，才有了本书继陈久金、卢央、刘尧汉著《彝族天文学史》之后，再以发现三星堆文化有大量太阳历文物证据，支持考证夏历是太阳历而非阴阳历的新观点：即中国阴阳历历法不是始于夏朝，而是商代。此前早于夏朝的尧之历法，多观察星辰、以定回归年其正午太阳“日北至、日南至与昼夜分”的二分二至与一些重要时节，却不以观察月相变化为重点；则尧都的陶寺历法，还不属阴阳历或太阳历。
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曹慧奇《曙光之城——从天文考古学看陶寺城址的择向与历法》文章中，了解《尚书·尧典》，是一部相对简单的四时历法；从记录太阳影长的手法上说，是以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为每年的四分点。这种四时历法，包含了以太阳日影为参照的太阳历法和以夜晚星空为参照的星位历法。
由此看来，陶寺历法是神州夏朝太阳历法与商代阴阳历法之共同源头，而非商代的阴阳历是夏朝太阳历的前辈。
②《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此扶木，即扶桑树，发源成秘。至于古蜀人来源河湟秦陇大荒的西羌西夷，经蚕丛、柏灌、鱼凫三朝，方在成都平原上建立起三星堆天文古国。而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却实实在在存在于《大荒西经》的古蜀，其地域空间，不符《大荒东经》的描述。我们所识《大荒东经》地理位置的一部分，相似于今天的上海、浙江以及福建一带；这与古蜀的地域，恰恰相反。
③有人把青铜神树，称为“实物版太阳神鸟传说”，实质上是将一号青铜神树上栖息的九只鸟作为太阳神鸟、与天上还有一只在值班发光而巡视的日鸟或金乌即太阳，一起构成十只太阳神鸟——此十只太阳神鸟，就代表着十个太阳月，构成一个完整的十月太阳历。此实物版本的十只太阳神鸟，以三星堆青铜神树为家；此家到金沙古蜀政权中，再演绎为太阳神鸟金箔三维的双面图案所表现十月太阳历功能演示仪：其一面表示半年历法的图案中，有四只太阳神鸟加一个太阳；其双面形态相同仅方向相反的图案内容，不正是“四只太阳神鸟加一个太阳（金乌） + 四只太阳神鸟加一个太阳（金乌） = 十只太阳神鸟”吗？
（4）三星堆鱼凫人有鱼鹰图腾崇拜而以“雒”拟水拟鸟拟太阳、太阳鸟并续建雒城
“雒县”地名，是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置的雒县治所；后名雒城。《元和志》 卷31 雒县： “县南有雒水因以为名。王莽改为吾雒。东汉复名雒县，为广汉郡治。”此雒县、雒城，就是三星堆自商末消失或隐匿约千年后而再次出现于故地的新名称。
广汉的湔江，古称雒水；即三星堆博物馆北侧流经的鸭子河，也就是“洛水”。
“雒”字，为左“各”右“隹（同鸟）”结构；代表多种鸟类。“凡鸟之属，均属鸟”。
“雒”字多义，作鸟名“鵋鶀”。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141页释鸟（隹）部“雒，忌欺也，各本作鵋鶀……鵋鶀与怪鸱一物。舍人（官方）曰，谓鸺鶹（鸺鹠，也叫横纹小鸮）。”此说法，表示“雒”作“鸟”的理解、有多义；其中之一，指一种小猫头鹰（鸮的含意）。其中之二，指玄鸟，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鸟。此神鸟在四象中，拟南方朱雀。《百度知道》释：雒字，很古老，与夏商有关。夏族人崇拜太阳，以＂华”为尊，因太阳光芒华盖万物而生命生长，是对生命的敬畏。而后演变为对“日鸟”的崇拜，“夏”即“日”，“日”即“金乌”，是太阳黑子。“雒”，就是“日鸟”与鸟崇拜；由此而形成特定的鸟崇拜文化，又称“雒文化”。
三星堆文化，有深厚的“鸟图腾崇拜”；雒的本义，是太阳神鸟，系“日鸟”崇拜。日鸟即日乌、金乌或太阳，而后又演变为朱雀、玄鸟等。故商人也以雒为尊，自称“天命玄鸟，而生商”。雒城城门，高悬“雒临天府”的牌匾；意表广汉自古，便有应用太阳历与敬太阳神和太阳鸟的民俗。
广汉雒城的城墙，虽仅从1983年底至1984年初，才在广汉县南门外导航站发现一批铸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铭文的汉砖而证实。但这不能阻挡对广汉古老的夏商周遗址的挖掘。可惜我们介绍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大量能证实此地有三种太阳历文物之宝藏的《三星堆文物考古丛书》（1-3册、近百万字），至今都被压抑在民间的小范围内传播；这与社会鼓励对三星堆考古需重视科技创新（包括吸收来自民间文化动力）的时代脉搏，不相协调；更有多年来的文化怪事：看雒城城门高悬“雒临天府”（图46）的书法牌匾，被误读成“雄临天府”而大错；今日广汉人，能不识“雒”的字、义？
雒字，起源水（广汉古河流雒水）与水鸟（三星堆鱼凫王朝的图腾鸟即“鱼凫、鱼老鸹、鱼鹰）。这与三星堆第三期文化处于渔猎时期，所以有以鱼鹰文化为原型的鱼凫文化；当三星堆在母系社会晚期有了稻作农业后，原鱼鹰文化随之转型，演绎为喜除鼠的猫头鹰。然后，此吉祥物文化荣耀迁移至青铜大立人之鱼凫女王的龙袍中、饰有大量“鹰眼、鹰纹、以表示三种太阳历的古老‘数字化图案’”；再之后，迁移到青铜神树中的太阳鸟等。这样的良性生态环境与文化积累，是以上古广汉古地自身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为基础；以此而发展好古蜀以水稻生产为主的稻作农业，是支撑持续两千年三星堆文化繁荣昌盛的根本原因。其铸就雒城历史与雒文化在天府的辉煌，如日上中天。故由“雒”字有隐喻太阳鸟、太阳神鸟与太阳的含意，象征三星堆文化给天府带来光明、而“雒临天府”。
阐释三星堆文化能代表中国去走上世界文化舞台中央平台有三个、需要持续去深究三星堆文物为关键：一是如何策展好解读三星堆青铜一号神树，为天文历法树（需解读十只太阳鸟中有一只已演绎为“奇异龙”之客观文物部件而绝不能无视、且这样的“十只太阳鸟”，就是在代表早期的十月太阳历、即《夏历》的初始版本）；二是能否及时去认定、去张扬好由古羌古蜀古夷（彝）三位一体的族群在夏商周三代，已共创三种太阳历（含：13月历、18月历、10月历）及其能长期应用；三是“能否解析十只太阳鸟中有一只演绎为‘奇异龙’，即衍生出古夷英雄支格阿龙、后续再相对较正规地壮大为新群体的彝族”。
（5）青铜神树“九鸟一龙”拟古羌古蜀古夷民族共同体之十只太阳鸟曾有动态的变局
自从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大发掘后、到2021年，中国考古界出现了针对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共九只太阳鸟的文物场景，去随意增添还有一个在天中值班发光发热的太阳(树上只见九只太阳鸟，尚有一只金乌载着太阳在天上巡行还未回到该神树上)的解释；以期待这只金乌若回到青铜神树时，就位于该树主干顶端(此处、或留有一可栖太阳鸟的空位)？
如此对照《山海经》去想象三星堆青铜神树上有十只太阳鸟的解读，似乎圆满了……但这其间，却存在一个重大失误：完全无视此一号青铜神树底座，缠绕着一条奇异的火龙。
在这类想象中，由《山海经》编撰的“十日神话”、或以前考古界用“十日神话”去模拟“十日历（十月太阳历）”的存在，仿佛顺理成章；但这并非该文物所载动物的事实。
三星堆博物馆展览的一号青铜神树上，的确有十只动物，但它们是“九鸟一龙”，不是十只太阳鸟；若考古需仍按十只太阳鸟去解读想象的“十日历”，那么作为一号青铜神树上的十只动物，应有一只太阳鸟已化身为一条“奇异的‘火龙’”，才能缠绕在火焰中、生长在青铜神树的树干上；此龙作为一种曾有文化产物，物化在一号青铜神树的载体中。
人们可以不反对“十日神话”的存在，也愿理解“十日神话”与“十日历”有文化关联；但仍可置疑“十日神话”的原创者，究竟是“尧时中原人后羿或其后代？还是古羌古蜀古夷民族共同体在夏朝编制出来”？此置疑至今无法定性，仍是一个问题、需要解析。
结合眼前一号青铜神树文物上只有九鸟与一龙，此“龙”系另一只太阳鸟演绎而来吗？这既是不得不提出的问题，也是绕不过去、需对以前由此制造的矛盾或疑惑予以再解释。
以“十日神话”去印证“十日历”的存在并被后羿射杀的传说，疑是商代文人因创制阴阳历，需排斥夏历的十月太阳历而致；在周代，仍因中原阴阳历持续挤压西夷太阳历所需，该传说仍大行其道。但这不是因《山海经》“十日神话”，才催生了三星堆遗址产生一号青铜神树；此因果被颠倒。看事实：三星堆遗址一号青铜神树是夏商的文物，《山海经》是战国至汉初的文献；这二者问世的时差超两千年，其古蜀一号青铜神树，并非仿照《山海经》传说的文化而制作；《山海经》中扶桑神树的来源，疑是古蜀青铜神树的后续。
用考古的智慧解析古蜀一号青铜神树文化的内涵，需不重复他人曾有某说法而传播其文化泡沫，实应重在从文物的具体意境去考虑；一个新的逻辑推理，便能大致营生：
三星堆遗址一号青铜神树文物上存在九鸟与一龙的十只动物，与该文物曾有“十日神话”和能反映“十日历”前身的文化经历，原本是不矛盾的；即古蜀自身创造十月太阳历并编创“十日神话”的发展，既有可能，又必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十日神话”讲述的“十只太阳鸟”，并非真鸟；而是在三星堆王朝处于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换中，原来由羌蜀夷三大族群以不同“鸟崇拜”为图腾，集合有十个“鸟部族”代表（如：鱼凫王朝 ≈ 鱼鹰部族、鵋鶀部族、怪鸱部族、鸺鹠部族、鸮部族、猫头鹰部族、鹰部族、雒部族、玄鸟部族、太阳鸟部族等）的共同体，在其社会转换的大分解前、曾为“西夷‘鸟崇拜’的这一大家庭 ≈ 即有‘以十只太阳鸟为主人翁’的文化格局。”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①这里的鱼凫 ≈ 鱼鹰部族 ≈ 太阳鸟部族，是以古蜀人为主的，系十个“鸟崇拜”族群的主体，亦是太阳鸟部族的母系先祖。
②这里的鸮与雕部族、指猫头鹰部族、鹰部族，疑是古夷（彝）父系社会的先民。
③这里的雒部族、怪鸱部族、鸺鹠部族，疑与古羌戎有关（古羌是古蜀与古夷的祖先）。
另外，这里的玄鸟部族，疑与殷商先民联系较多，多呈散布状态生活在古蜀的地域中。
推测上古西夷这十个“鸟部落”以“太阳鸟·大家庭”形式的存在，时间在夏商朝代更替的过渡期。之后，便由十只太阳鸟向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上“九鸟一龙”予转折，从而出现新故事；即继夏朝有“十日神话”文化的后续，在商代，有一只由太阳鸟部族之古夷人、在这后续的再发展中异军突起：由鱼鹰类的太阳鸟、转变为猫头鹰、再转变为雄鹰、转变为鹰生龙养的彝族男英雄支格阿龙，呈现出一条“羊角、马面、龙身、人手的‘火龙’”；即一号青铜神树某只太阳鸟、横空出世再演绎为龙，缠绕在一号青铜神树的树干上。
三星堆的图腾鸟最初是鱼凫、又称鱼鹰，这是当地古蜀民俗使然之称，大家都能理解。
梳理三星堆文化中鸟崇拜发展路径，大致由鱼凫→鱼鹰→猫头鹰→鹰→太阳鸟→太阳神鸟（以后续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箔文物为典型代表，又“像‘火烈鸟’”）的转换……
这里“鸟图腾”形象，是随着三星堆文化在两千多年中更新着阶段性的发展特点。其中大致有三个关键性转换：一是鱼凫人在三星堆文化初期，因物质生活需要鱼凫捕鱼、鱼鹰的图腾形象便形成；当渔猎渐成熟并推动农耕的兴起，出现三星堆早期的旱地作物；到中期，又发展了稻田作业；鱼凫人对鱼鹰崇拜，转为偏爱能保护农耕的猫头鹰【青铜大立人女王穿的龙袍上有多样的鹰眼纹图案，即为证据】。二是鱼鹰→猫头鹰→鹰→太阳鸟的形象转换，是鱼凫王朝在物质生活有了一般保障后，其精神生活对巫文化的需要就增大了；即鱼凫人的鸟图腾形象，便有了向“鱼鹰→猫头鹰→鹰→太阳鸟→太阳神鸟→太阳神”的新转换，成为一个以神性崇拜为主的新图腾系列【猫头鹰属草鸮科、鸱鸮科动物。猫头鹰别名“鸮”或“枭”，因其面貌似猫，人们一般称它们为“猫头鹰”。鹰属于鹰科，与猫头鹰不同科、属、种，但外形上有部分相似】。三是一号青铜神树上栖息的不是十只太阳鸟，而是“九只太阳鸟与一条火龙”；此火龙，应来自第十个太阳鸟的转换。
（6）一号青铜神树存在两种形态“火焰纹”托盘的纹饰细节需研究
此一号青铜神树主干有三节，主干上有九根分枝；它们皆有“以‘火焰纹’表示的托盘纹饰（在主干上呈现似‘H’字母形态、在分枝上呈现似‘J’字母形态造型）”，既说明此青铜树是浴火而存的神树，又表示在九根分枝上的太阳鸟有能发光发热的太阳潜质？
①首先推测此“‘H’形字母形态火焰纹‘共五个H’”，拟十月历分五季（图58）。
其次，彝文字体“H”的读音，与汉语“妑（ pā ）”近音，疑在彝语中残存“蜀左言”表达“老男”或“男祖”【《百度百科》载：在湖北荆州某些地方（监利）“妑妑”为“奶奶”的意思，不过读音为“baba”和“爸爸”音比较相近】的意思；可暗示这是古夷人父系祖先的偶像，即“鹰生龙养”的彝族射日英雄支格阿龙（阿鲁）的神性（不惧火），既属龙、又并存鱼鹰之“鱼”与太阳谓“日”的蛛丝，关联于“阿鲁”的“鲁”字形的构型。
约在三星堆文化中期，古蜀地域中或三星堆方国中的一支古夷族群、渐渐强大起来，即在一号青铜神树主干中，产生了彝族神话传说中的男性创世英雄支格阿龙或支格阿鲁（彝语中“鲁”是“龙”的意思，是大鹰神龙）。
②青铜一号神树九根分枝上奇特“J”形或“”形结构而反向模拟的火焰纹
请看“将图48放大为图58”后：查证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的九只太阳鸟、站立在九个花蕾上；花蕾下的托盘有十道“J或”形的火焰纹，可表示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月。
对此类可以为是某“火焰纹”的依据，在三星堆青铜神坛文物中，有多处类似的例证。
在图9青铜神坛由“人界”部件中四个神人背部图案的五道火焰纹、既代表十月太阳历之五季的特写图案，火焰纹又都像“J”形；在图12青铜神坛“天界”部件中，由变化为五个巫师可表示五季。再联系一号青铜神树太阳鸟脚下的托盘，其“十道‘J’形火焰”，可类比表示十月太阳历。
我们将一号青铜神树以“火焰纹”表示为必要生存环境的神鸟，当然可称为“太阳鸟”；既能先以此类花蕾下方图案“十道‘J或’形火焰”、暗喻着十月太阳历的存在，又能将太阳鸟发展理解为、可升华成太阳神鸟。
同理，一号青铜神树还以同样的“J或火焰纹”轮盘，表示着该神树结出十二个花果的生长环境。这里的每个花果由两叶花萼护围，花萼的上方，是与太阳鸟脚下相似的“火轮状十道J形火焰（也拟十月太阳历文化）”的轮盘。
上面的多个例证，能证明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的九只神鸟，就是太阳鸟；一条奇异龙，就是“鹰变龙（指一只鱼鹰鸟、太阳鸟变成一条火龙）”；十二个花果，就是太阳果。其上面两段落解释多重的、大小不同或反向的“十道‘J或’形火焰纹”轮盘的纹饰，就能直接在三星堆博物馆一号青铜神树文物的形态中、指示着可能与十月太阳历有关。
又看看：在三星堆青铜神兽文物的底盘中，有一圈共36个“C”形纹饰、被我们视为有专门意义的乳钉纹。每个“C”形乳钉纹单元由“十个圆点构成”，可表示十个太阳日。这36个“C”形纹饰，能表示十月太阳历之十个月的360天，即代表一个十月太阳历回归年中主要的360天；其余的5或6天，则不记入任何一个月份而只作为过年、过节日看待。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笔者退休后，在凉山州首府西昌市生活了七年，有机会部分了解到彝区文化与解读着彝族英雄支格阿龙（阿鲁）的由来：天空中飞翔的神鹰，以九（代表雄性）滴精血、滴落在人间美女普莫列依的七（代表母性）层裙子上而受孕，生下了这个与众不同的男孩。此男孩是神鹰的种，由夷人女神所生；再由神龙养活他成人，成英雄、成神。
用彝文化解读支格阿龙：支格为姓氏，阿鲁为名。因他是龙年龙月龙日生，所以、又称“阿龙”。因其“鲁”字，在彝语的读音为“龙”；所以，支格阿龙的名称，也就读成“支格阿鲁”。成人后的支格阿龙，既是一个毕摩（懂得彝族巫术、是文化人士的代表，“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有智有谋，能言善变；又能以箭射日射月、除妖灭害；能执司祭、行医的职守，具有超人的能力；是彝族的大英雄。
我们了解关于支格阿龙系“鹰生龙养”的故事，知道彝族人常自诩为“鹰的后代”、“躺在鹰背上晒太阳的民族”；但不囿于只听信这一种类似地传说；因为完全可能有新的解读。例如“鹰生龙养”的支格阿龙在体现“龙”的作为中，就被彝族民众崇拜为火始之祖，被后代彝族尊称为“火龙”；又如在凉山山区彝族家庭火塘里的火神，是神圣的，不能横跨过去：彝族人自认为是火的民族，是火的子孙；从而崇火、恋火，以火为乐、为节庆。著名火把节，就是“古夷→倮倮→彝族→诺苏”民族遗留至今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种火龙神话传说，既与彝族的火崇拜文化现象一脉相承，又与三星堆青铜神树一号树干有火焰纹托盘和花蕾下方也有火焰纹托盘，皆象征着青铜神树一号有“火树”之潜质；而且太阳鸟是站在火焰纹上，与自己能发光发热、闪烁火焰的神性相一致。
支格阿龙之“龙”字读为“鲁”，其“鲁”字的汉字结构，呈“上‘鱼’（这与鱼凫或鱼鹰之‘鱼’相同，可意味历史源头相似）、下‘日’（这与太阳鸟文化背景表示太阳神的内涵相同）”——这样的重叠式双重相同，既非望文生义，又能从字面上让人产生“三星堆青铜神树太阳鸟所代表太阳神的共性，由‘鱼凫→鱼鹰→猫头鹰→鹰→太阳鸟（有像鹰的喙）’而转化”的联想。或者，能再由某只太阳鸟经演绎为“羊角马面龙身人手的‘火龙’”这一阶段性场景后，再化身为彝族射日射月的英雄支格阿龙（阿鲁），成为从羌蜀夷三大部族的母系共同体中分离出父系彝族（一支古夷氏族）的英雄象征；即自从父系彝族“支格阿龙”的出现，标志着三星堆鱼凫王朝之母系社会开始衰落，出现了古蜀国区域内在这一阶段中，有部族大动荡、或有社会再进步大变局的可能性。
“羊角、马面、龙身、人手的‘火龙’”身躯后肢中、出现人手的文物部件，极可能是男性的“人手”形态；似乎在宣告此阶段有了社会大变局：三星堆王朝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即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明显地过渡。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50是三星堆博物馆展览中的两条青铜龙文物，其形态上差别大：
在一号青铜神树上的龙，龙头下垂，前上半身呈葡蔔状、前肢五爪似人手，尾部上翘。在爬龙柱形上的龙，头部上昂、两只前爪按在柱首的平顶上，探首向前眺望；龙口大张，露出锋利的牙齿，下巴有山羊状的胡须。
此二龙，也有少量共性，都有一对羊角：青铜树上火龙的羊角，像黑山羊的两只角，但较细长、且向前斜弯；爬龙柱的龙的两只羊角宽大，犹如大岩羊的羊角。
这两条龙都长着羊角，能直接像“羌”字那样，能深层次体现着“羌人、乃从羊儿”；能以其字或字形的“羊”字的部首，体现着对“羊头”或“羊角”的民俗崇拜；即古羌人或古羌戎后裔（含羌蜀夷氏族共同体），特别重视突出羌文化中的“羊角”作用。例如，羌人计算自己的羌年时，古羌人以羊角卜来推羌历，就是今日羌族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两种“龙”，皆能以其羊角龙的特征，在文物的表面形式中，传承着古羌戎部族的图腾、习俗与文化。这深刻地表明在古蜀文化中，遗存着古羌戎先祖浑厚的基因与羌文化烙印——看看青铜大立人身穿的龙袍锦绣着四条古蜀的龙（图51为其中的一条龙），它们，都是长着两根长长羊角的“羊角龙”。此龙的两根羊角，有一粗短、一细长的特点，与图50相似。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第二节  青铜神树龙身后肢重点演绎出人手掌中的“图腾三星”

我们2021年上半年在《广汉论坛》，发表了《天文古国：“三星堆”遗址名称新考》等文论；对三星堆一词之主语“三星”的构成，有多方面论述，但现在还在等待科技鉴定。半年后，在该文基础上，再在《广汉论坛》发表《三星堆地名与三星堆文物是写照古蜀天文惊天下之“三星堆天文古国”历史文化的储存器》。这两文，皆是一家之言，还需增加广度与深度的阐释，去充实着这类论述的价值与意义。
以上两拙作，都介绍了在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龙身的后肢，演绎出人的胳膊，并在胳膊中段、又奇特地生长出人的大手掌之文物部件；在该大手掌中、有疑形态像“三星环绕”的纹饰标记，嵌入在人的掌心中。
此类文物这些部件既然客观存在，就必有它们的特定含意在表达。我们现在只能逻辑推理，寻觅其弦外之音、或是告知后裔：此“三星环绕”的图案，既是直接作为三星堆青铜神树一号文物在表达鱼凫先民们原创其神树要体现的文化重点，又是三星堆遗址主人为丰富祭祀文化而制作了大量祭祀文物群体的核心内涵所在；本文对此，需要强调与补充。
一号青铜神树显现其龙身中，有人的大手掌部件、可见“三星”标记的图案，在手掌文物的掌心处，有很清晰表现“三星从中心向外辐散”的图符标记；形成奇异而巨大的手。
此奇异巨手的文物部件与攀援在该青铜神树上“火龙”的关系，有很多奇特的表达：
之一，很不合情理的文物景象：此文物部件，不是从该火龙的前肢、而是从龙的后腿部位，演绎出人的胳膊。
从该龙身后肢的后腿部位演绎出人的胳膊中段、所生长出一只夸张着含拇指在内的五根手指，并特别放大了“人的手掌”。
之二，此人的手掌，所存在“三星辐散，表示‘古蜀族群、天之历数’”的图符从中心向四周传播；这可能是在突出两类与古蜀密切相关的“星级文化”：一是表示古蜀族群的地域性人文特征，另一是表示该族群已掌握与应用着天文历数特征、原创有三种太阳历。

一、人文特征，有“氏族三星、祖先三星、文物三星”三方面的“星级价值”
1、广义古蜀的地域，北邻古羌戎（以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营盘山遗址为代表）、南邻西南夷（以生活在大小凉山与云南，在解放前称“倮倮”、解放后称“诺苏”的世居群体为主），中为古蜀聚居区（以四川盆地为主体）；其羌、蜀、夷的土著，在上古社会可合称西夷。这三大部族，既在分布上彼此相隔或相邻、因而有族群差异；又在文化上相聚、相融，汇合成羌、蜀、夷民族共同体的西夷或南夷或西南夷。
有由《汉书·地理志》，载“巴蜀广汉本南夷”；有《华阳国志》与《水经注》。均载“蜀曰邛皆夷种”古语，即在历史文化上曾经很有名；但在现实中，却被很多人遗忘了。
这两句古语告诉我们：先秦的古羌人、古蜀人与古夷人（今彝族先民），是一家人；即古羌人是古蜀人与古夷人的祖辈，古蜀人与古夷人是兄弟姐妹。本文合称古羌人、古蜀人与古夷人，为先秦“羌蜀夷共同体”之三大祖先族群。在人类学层面上，具有“三星”：
由古蜀国先民之古蜀人（核心区在成都平原） + 古羌人为古羌戎的后裔（古羌人以川西北高原为大本营）、或为氐羌人 + 与古蜀人系兄弟姐妹关系的古夷人【分布在四川西部，长期与古羌戎、古蜀人混居；商周时期，因“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在云南）、嶲（在凉山）等处”，使古夷人数次大量南迁、演绎为西南夷的主体】；即古蜀人 + 古羌人 + 古夷人。由这三大族群，构成古蜀国民众的主流；可誉“氏族之三星”。
2、以狭义古蜀国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西部与盆地周边及山区，为古蜀人地域中心；其古蜀国有三代古圣先贤，在民族学层面上具有“三星”价值：
含古蜀第一代蜀王蚕丛、第二代蜀王柏灌（皆已故）、和鱼凫王朝跨千年王者中已故的鱼凫蜀王。此三类蜀王祖先筚路蓝缕、为古蜀国开疆拓土、建有星级功勋，受到长久思念；可誉古蜀国的“祖先之三星”。
3、本书，共列举了四种“文物三星——图52-1：神树龙身人手之三星  图52-2：鸟尾三星金箔  图52-3：鸟冠三星与尾三星 图52-4：鸟背饰三星”的文物证据；可惜，三星堆博物馆等，并未对这些文物标记的“三星”内容予以重视或强调解释。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的双手共10根手指、代表一个太阳月有36天，便将一年分10个太阳月、并另剩下5日）……以体现其“象数与象意”综合后的数理含义，而命名各自的太阳历名称；即古蜀发明的这三种太阳历，是以不同太阳月周期、区别出三种不同人体历法的意义与名称。
由图54一号青铜神树所拟人的一双大手，能以人手共有28节指节而划分一回归年、为13个太阳月的历法；即俗称“第一种人体历法或妇女月经历法”，正规称“13月太阳历”。   
先认识人的每只手有多少个指节，从这样的生理特征、开始认识人体历法。
古蜀人寻找到由母系社会妇女们自我感悟到“28天”这是个有特别意义的数字，能概括妇女最明显月经主要周期的日期数、即28天；再将此自然的天数，套入所创太阳月理念而编制出人体的第一种历法——即妇女月经历法、或13月太阳历。此历法被以文献回溯方式向社会较详细传播的时间，是1985年。由彝族教授刘尧汉公布。
细读→图54：从人手的大拇指开始，数数一只手的指节。一根大拇指，为两节指节；其余四根手指，每根各有三节指节。即一只手、有14节指节；一双手，共有28节指节。以此28的数字，代表28天的周期，可表示一个太阳月。
此“28”的特定数字，既可指引古人认识28星宿的基础；又能以“28”的特定数字，对应于妇女月经周期为28天的重要生理时间；还帮助彝族第一个教授刘尧汉以此“28”的特定数字为据，在1985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第50页第二章“五、人体历法”中，率先介绍了：“一个月二十八天，一年十三个月共三百六十四天”的历法。这种“一个月二十八天”的历法，实际上就是以妇女月经“二十八天”为同期的历法，它本当直称为“月经历法”，最为贴切；但把它作为标题，或许令人有“粗俗”之感，我才把它称为“人体历法”，似较文雅。
中国人首次由鱼凫人原创了第一种太阳历或“人体历法之‘妇女月经（以28天为一个月经周期）历法’或‘13月太阳历——用一平年的时间365天 ÷ 28天 = 13月余1天（这余的1天、作过年日）’（若被除数是闰年的366天，则366天÷ 28，得商‘13’月；这余的‘2’天，可作过年、过节日）”。
此13月太阳历出现于古蜀的时间，最迟大致是夏商社会、现由三星堆博物馆保管的文物而印证；再由金沙遗址博物馆，保存有“戴太阳冠（见图17）铜立人”文物“戴13道太阳冠”，能显现此13月历只与太阳有关……另外，在金沙遗址博物馆，还存在有更经典的十月太阳历文物类型：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镂空文物的双面图案。
2、剖析一号青铜神树“人手特征”可扩充解读10月太阳历的天文历数特征
中国历史上的计算工具，大致有手指、石子、结绳、契刻、算筹、珠算、文字等形式。
《中国古代计算工具》介绍了“手指计数应该是人类最早的计算工具，因为这种计算工具是天生就有的。在人类从猿向人转化的过程中，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还非常弱小的时候，手指必然成为人类首先选择和使用的计算工具，而且手指计算形成了人类对计数制度的认识和革新。”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03月出版了叶舒宪、田大宪合著《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此书透视神秘数字表象，解读了中国文化遗产中神秘数字符号背后的隐秘编码、神圣意蕴。
该书绪论分析：人类学家在田野考古中发现，原始数观念是神秘数字的认识起点，“它的产生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要早好几千年”，甚至一两万年。即便在今天看来极为简单的“一”，也伴随着复杂的智力劳动……至于计数方法，则有不同形式……“近取诸身”，也是常用形式。以手指作为计数工具，被视为数源于手的证据……
该绪论小结：数字仅仅是一个计数的符号，是公元前印度人发明的。数字的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它们身上所存在的意义完全是人们自己强加到它们身上的。
然而，我们发现三星堆数字“0-9”十个自然数系列，比公元前印度人发明的同样数字系列要早两千多年【据《百度知道》等介绍：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居民的数字就比较先进，而且采用了十进位的计算方法。公元前三世纪，印度数字已有了1至9，至于有没有数字“0”，还无文物证据予以肯定（仅于公元876年才出土有刻版记录）——由于“三星堆数字‘0-9十个自然数系列’”出现在夏商，即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就有此系列；则中国古蜀发明的“0-9十个自然数系列”，或比印度的同类数字系列要早两千多年】。
就在三星堆发明有“0-9”十个自然数系列或前或后的氏族文化期间，鱼凫人已可能会演绎出‘十’或‘10’这个数的概念；这个来自利用自己的身体部件，比如十根手指来计数，是古人最自然、最简单的选择。有人引古希腊的伟大哲人亚里士多德所指出：今天十进制的广泛采用，只不过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生来具有十个手指这个解剖学事实的结果。可见数学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是跟人用手指计数这一简单质朴的表达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回到解析三星堆鱼凫人以特定一双大手的十根手指、去表示对十月太阳历之“十月”的解读。在前面图20左侧文字注释中有一个蓝色底板方框的文字、指向青铜大立人双手，注有“一双巨手十指拟十月历”的内容；这是古蜀人通过以具体表示抽象的原则，借具象化的人有双手之形式、表达其“能进行应用‘十’或‘10’这个数”之观念与蕴意；所以，这正是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双手造型需要特别巨大的缘由之一。
体现这个缘由的文物部件，并不是只孤独显现在青铜大立人的双手造型中；图54青铜神树一号的“龙身”、所衍生有两只人的胳膊并再衍生一双巨大人手的造型，是又一例证。
故此，出现在图54青铜神树一双大型的人手，能以每只手有五指而合并为人的双手有十根手指的效果。其以“人手‘有十指’特征”，实现着从思维表象中理出其端绪、阐述，而引导抽绎“解读出能表示10月太阳历之天文历数（历法）”的特征。
本文指出：由于三星堆太阳历通过结合三星堆数字系统，需要引申出能反映三种太阳历月份的“13、18、10”之周期性的数字；在具备这类功能的青铜大立人、玉边璋和青铜神坛这三件文物中，以青铜神坛下部的青铜神兽部件，表现得最完美。
对应于古蜀人发明其太阳历系统，均存在源于人类借原始的天文思维、去获得与原生数字观念相结合的方式，方生成了该太阳历系统中由这三件文物的涵义、可印证其共有“天数在蜀、天数一体”而相似性的既成事物。
由图54中所反映青铜神树一号有左、右两只“人手”的图案，能直接以人手共十指之“十”的数字，代表十月太阳历的“十（10）”的涵义。这一涵义的显现需要在此予以强调：图54中的双手图案，显然比图48反映青铜神树一号只有“一只人手”的图案，更直接具有能反映十月太阳历的代表性。
探求“三星堆太阳历与三星堆数字”这两大古老发明的形成、及二者融合体在古蜀文明社会进程中的模式，可应用王先胜先生在《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十月太阳历溯源》中，所提出“象意思维、象数思维以及数理表达方式”与考古纹饰学的思考，对我们探索中国上古蜀夷太阳历体系的来龙与去脉，有促进。
本书图20与图54各有一双鱼凫人的巨手，能以十根手指寓意三星堆十月太阳历的十个太阳月，能以人的肢体语言、演绎其天数一体生成的社会环境及其转换背景。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图20与图54中这两双不同形态的巨手，皆能演绎十月太阳历的文物意象，读者可努力在把神秘数字、深邃天象与古蜀古夷历史等相结合后，去增加解释“三星堆文物的核心，融合着神明与科技一体、天象与历数一体”等文化的长度与宽度。  
三星堆青铜神树，主要昭示着十月太阳历：仅在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就出土有八棵青铜神树，属夏代晚期。由于损坏严重，多数还在修复中。现已有两棵完成修复并在博物馆内展览。这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神树，是“青铜神树一号”的造型，即我们称其为“‘九鸟一龙十二果’历法大树”。
解析该历法大树中的九只鸟，是由三星堆天文古国之图腾鸟即鱼凫、鱼鹰衍生的太阳鸟；因而其历法大树，也就是太阳神树。
解析该神树中、攀援而下着头部上昂的龙，可能是由第十只太阳鸟衍生出一条奇异造型的龙；这条龙为何与九只太阳鸟同处于该神树之中？或其龙身就是那第十只太阳鸟在“鹰变龙”过程中的产物、且这一产物随后还发展为彝族传奇神话——“鹰生龙养”的古夷男性英雄支格阿龙（支格阿鲁）成为彝族的火神与创世祖先的诞生，是来自古蜀人中的一支氏族再发展、成为大凉山世居族群的新开拓者。
解析该神树的十二果，它们在一号青铜神树中，有上、中、下三层枝条，以表示组成一个太阳月36天之1/3、为一个太阳旬，共12天；即太阳旬本身，分上旬、中旬、下旬，由三个太阳旬、和为36天，方组成一个太阳月。而十月太阳历即由十个太阳月组成，每个平年为360日余5天。
……当有了这些知识的积累，便能引导学者向古蜀历史真相去有序地延伸研究；随后，就将拓展出一片片新认知的境界，逐渐接触到所探秘三星堆天文古国的真谛。
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塑有“‘九鸟一龙十二果’历法大树”的形态（见图48与图57）；重点是关联于表达由古蜀原创了十月太阳历的这一事实。此事实，可能寓意或涉及到相关的本土宗教、神话与科学等知识领域；而它们，都是古蜀国对自然界认知的文化结果。
然而，却有不少人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上共有这十个动物的形态，去关联于所谓“十个太阳”或“十日神话”并做出专门的解说；或将“十二果”作为古蜀曾以十二个月为一阴阳历历年的周期；同时，却完全回避“为何有一只长着羊角、马脸、龙身、人手的‘奇异龙’之存在的客观事物”。但这些解说与回避，与我们的看法有重大区别、即有鸿沟：
三星堆精美奇特的青铜神树，原本就可能曾栖息有十只太阳鸟并在较长时期内，曾张扬着古蜀国创造的十月太阳历；但该青铜神树却不能模拟阴阳历的十二个月。因为商代时的古蜀国本土历法，只创造了三种太阳历，并未与阴阳历相关。
从大格局中讲，商代时的古蜀国虽曾强大，但相对中原殷商政权、却仍是个不起眼的西夷方国，或城邦国家。因商代的历法是阴阳历，而古蜀古夷的太阳历是与殷历相悖，故而必受到商周两朝的连续攻击或排斥；所以，有了后来传说、要由中原人后羿射日、即实施了改变原有的太阳历历法、才有了殷商社会的阴阳历面世，并成为后世两千多年之主流的中国旧历。直至辛亥革命成功，才有世界公历在中国成为新历的开始……
来自商代变革历法而排斥着夏朝推行的太阳历，可能在商代晚期，也催生了古蜀国三星堆神树上的鱼鹰·太阳鸟，也随着十月太阳历渐渐被嬗变的大趋势而变化；方有了古蜀“鸟变龙”之再衍生新神话的产生——出现了这类“羊角（有时像山羊、有时像岩羊）、马脸、龙身、人手‘奇异龙’的龙头”。
此龙头，虽部分相似于中原龙的形象，却在鱼凫女王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所穿的龙袍中心，又另以四条火龙为主要图案而明显有别于中原龙；即夏商时古蜀之“龙”，部分相似中国传统的“中原龙”，又有三星堆人自身的、“奇异的‘火龙’”等等形象。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初《山海经》、《淮南子》等“十日”传说，仅靠“尧时羿善射，能一日落九乌 ”的寥寥短语，而不依靠有力的、系统的文物凭据去解读。这显然属证据不足。
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来自近4000年前的夏朝晚期，它是引导后世（约距今2700～2200多年前）的《山海经》、《淮南子》等，去追溯“尧时羿善射，能一日落九乌 ”的传说；或是“十日神话”的由来之源。但我们解说该“十日神话”源头的空间，并不在神州的中原地区，而在西南夷分布的云贵川渝桂；其源头的时间，不在尧时，而在夏末商初时期。
“十日神话”不只是神话，更是对“十日历”、即十月太阳历曾长期造福于西南夷的传说与讴歌。而关于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因有“九只太阳鸟、一只火龙、十二果（即表示12日、拟一个太阳旬，由三旬组成一太阳月；由十个太阳月，组成一个十月历太阳年）”的存在，可对应古蜀古羌古夷有祖传的十月太阳历文化遗产：其古蜀国北面的古羌和南面的古夷，现都已认同此遗产；而拥有丰富十月历文物证据的三星堆博物馆，却视而不见。
研究古蜀史，需结合运用彝族和羌族祖先的文化：是羌族与彝族祖先和古蜀人，共创古蜀的三种太阳历文化；虽然近年我们以大量物证、证明三种太阳历存在的文物群，保存在三星堆博物馆等并多次汇报，却因这类发现来自民间，考古界似乎拒绝而数年闭目塞听、充耳不闻；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作为古蜀天文历法树的议题，难入围正统考古领域去讨论？
坐拥古蜀“历法三星”文物群的三星堆博物馆，需知自己是保护三星堆天文资源的文物守宝人；应尽文博责、将该天文历法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成果交给社会，供大众和学术界、艺术界汲取知识、开展研究、欣赏艺术，并最终达到启迪智慧、促进文化创新的目的。此类职能如果守宝人意识不到，或模糊或懒政，将对保护古蜀传统文化造成巨大损失？　
君不见……①2009年10月，古羌人遗传的羌年（属十月太阳历），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属中国的第27项。②2019年7月1日起，古夷人后裔之《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保护条例》开始施行。③2021年3月27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文化研究会“彝族历法”学术研讨会，赞同恢复“彝族太阳历”：以每年冬至日为新年、为历元。④居于联结古羌与古夷的古蜀人发祥地三星堆故地，对于有人大声疾呼此地有古蜀原创三种太阳历的资源宝贝，却无动于衷？？？
但三星堆博物馆在对“三星堆神树概况”进行多种时空穿梭地介绍中，却出现捕风捉影、认同“是尧时羿善射，能一日落九乌”传说的虚幻价值；本末倒置将此类仅两千多年传说或神话的文献内容，置于尧时、或与商代同期；或胡乱置于夏商三星堆遗址有青铜神树的实物证据意义之上；即未尊重三星堆一号神树的基本事实。如此附会“十鸟十阳的太阳树传说”，既忽略相关时空差异，又无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上奇异“龙”的存在有着被凝固于文物中的文化；即三星堆受中原“十日神话”流传而左右，无可信的物证。
这一矛盾的存在，一是相关史料不足，局限着人们的视角；二是相关考古工作不踏实——如此不当地“拉后来才出现的《山海经》文献，去作为先有‘三星堆神树文物’存在的时代背景”；这既疑属对古蜀历史研究不务实的表现，又指人们在思考“三星堆神树概况”问题时，总把思路引往《山海经》神话怪异这类方向之上去思考、理解、解读问题；久而久之，该定势思维误导人们只想到“青铜神树与《山海经》有关”的先入为主，却禁锢着古蜀一号青铜神树奇异“龙”能对思维导航原本应有“压舱石”的定向作用，已形成考古思维上的一言堂；即阻碍解读太阳神鸟思维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造成僵化和呆板。
这个“之上”的来历，是以一个无文物考证支持的传说文化或由滞后文献所载神话的价值，竟胜过了三星堆遗址既客观存在三种太阳历的文物群（有关“由青铜大立人、青铜神坛和玉边璋这三件文物，都满载着这三种太阳历的丰富资源”，具有殊途同归的表现形式；因这些形式都不直接关联于青铜神树本身，故而主要放在另文再释），又出土有多种青铜神树的实物证据。中国考古学的多项原则，在此却轻易地被忘记、被忽悠、颠倒了……  
以往不尊重三星堆青铜一号神树文物实体而言其神树“十鸟十阳”的观点，应纠偏了。
第四节  在多学科交叉中研究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的文物价值

学界现有解释三星堆“青铜神树”的观点，似夹杂着多种文化浮躁的表现，成为自1986年发现三星堆青铜神树后，就长期跟风、少独立思考，流行其文化泡沫说法之源。如此无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有奇异“龙”存在、而称“十鸟十阳的太阳树”，不是一号青铜神树文物的实况，即显然是不完整的解读内容；既让人深思，又让人须继续溯源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去将可能获得的知识碎片拼接起后再告诉社会、以便有利于辨识相关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