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将古夷文化融入古蜀三星堆文化的考究可能是解读青铜神树知识的一条必经之路
自1986年三星堆两大祭祀坑大发现以来已近36年,却仍还有大量三星堆之秘未能辨识的主要原因,就是学界未切入到三星堆文化的第一学之天文学与第一法太阳历法中去解读、去考古;从而已长期迷糊着考古的视野。今人,若继续不重视开启以天文历法观点去解释三星堆文化成因的天窗,或将有避实就虚之嫌。至少对青铜神树的研究,现须更新。
解读三星堆青铜神树,需要科技与创新。而引入专题天文考古一号青铜神树,能从运用交叉科学研究三星堆、开展针对性强的科技革命,或能开拓出其考古的新境界。
打开天文历法之窗,三星考古辰宿列张; 创新研究青铜神树,大写古蜀耀祖荣光。
三星堆祭祀坑群的出土文物,存留着关联三星堆的遗址与地名、三星堆太阳历、三星堆数字、三星堆天文历法树与三星堆天文古国等硕果的意趣与物证,通过“象意思维、象数思维以及数理表达方式”,演绎着对三星堆文物内涵的认识、理解、欣赏、评价,去展望着三星堆考古能多层次、多领域地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
三星堆青铜一号神树高达395厘米,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直接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太阳鸟及太阳神的崇拜;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通民俗的功能,是中国宇宙树类型中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之伟大的实物标本。
三星堆青铜神树,是古蜀文明的代表之一,更可谓青铜铸造工艺的集大成者。
有考古文论称:三星堆青铜一号神树中的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但当我们尝试将解读该火龙的由来与演变、联系到古夷与古蜀存在先祖文化同源于古羌的层面上,话匣子就打开了,多个版本的思绪或解读,便汩汩流淌而出——
此龙为火龙:由来于“三星堆图腾鸟之鱼凫或鱼鹰 → 太阳鸟 →‘羊角、马面、龙身、人手’的火龙”,已在本质中成为“有‘能浴火’之神性入注在内”的载体。其历史背景,或为“鹰≈龙”神话的衍生,提供了最早的古蜀古夷某些环境与实物证据:
当上古夷人在距今前三千多年至两千年中、数度因故离开成都平原或川西坝子、主要迁徙至横断山区大小凉山之际,渐形成古夷后裔彝族男英雄支格阿龙诞生的传说。支格阿龙的神性,来于三星堆图腾鸟鱼鹰升华为太阳鸟并演绎为火龙;由此他便成为彝族的火神。
三星堆青铜神树文物,是体现古蜀古夷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形象化的写照。此一号青铜神树上的这条奇异造型、巧中翘楚的火龙,为何要与九只太阳鸟同处于该神树之中?原来它们,都是青铜树干上与树枝中火轮托盘里的精灵。当知识延伸到那神树主干火轮中“H”状艺术型的火焰纹,其“借音”于彝文读“妑(pā)”、却表达着彝文为“男祖”或“老祖”之意,既引出原为隐喻的一片新认知境界,又扩展出从母系社会古蜀人中或在三星堆天文古国中,分离出一支父系古夷人、并再演化为彝族的直系祖先之氏族分支的新路线。
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塑有“九鸟一龙十二果”的形态,此事实可能寓意相关宗教、神话与天文历法,都是古蜀国对自然界认知的结果。不少人将这十个动物的形态与所谓“十个太阳”或“十日神话”相关联的解说,在我们看来是有区别、有鸿沟:三星堆精美奇特的青铜神树,原本可能有能栖息十只太阳鸟并张扬着古蜀国创造有十月太阳历(因三星堆遗址在第一次大发掘中就有八棵青铜神树,不排除某棵青铜神树上有十只太阳鸟)的可能。
上古蜀国虽曾强大,但相对中原殷商政权,却是个不起眼的西夷方国;故而难以上商代的经传。商代的历法是阴阳历,而古蜀古夷历法,是来自或相同于夏朝的太阳历;因夏历在商代已与殷历相悖、必受攻击与排斥;所以,有了后来传说要由中原人后羿射日……这类排斥,可能在夏商时期曾催生了三星堆神树上的鱼鹰鸟·太阳鸟被嬗变,出现一只古蜀太阳鸟由“鸟变龙”并再衍生成的新神话;即彝族男祖,从母系的羌蜀夷群体中分离开。
彝人对古老三星堆的遐想,有很多。虽然英雄支格阿龙以马为梦、巡游于大小凉山,但他却是“鹰”的后代,住大凉山区。彝族以“鹰为祖先”,支格阿龙是“鹰生龙养”神话的化身;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保存九只太阳鸟(系鱼凫的化身)和一条龙(由第十只太阳鸟或鱼鹰、鱼凫而嬗变)的图案,就是这类神话在演绎过程中将某瞬间的片段、定格于神树中的“鹰(隐身其内)龙(形象在外)合体”。
2、以“反求诸己”方式解析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作为天文历法树而需补正的途径
反省自己的过失,加以改正;这就是我们倡议以“反求诸己”方式,通过检讨自己在发现三星堆博物馆存在系列天文历法文物群并发表《三星堆文物考古丛书》前两册中、虽罗列了众多三星堆著名文物的解读,却既重点遗漏了对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作为天文历法树之重大意义的剖析,又忘记了应从人类学与民族学角度、去仰望先祖族群创造三种太阳历法的超常智慧,能穿越时空在21世纪初、被我们发现有大量文物冷清躺在三星堆博物馆,等待着有识之人去揭密探宝。为此,本文要旨之一,就是在实践为此查漏补缺。
①“巴蜀广汉本南夷”与“蜀曰邛、皆夷种”两古语可强化对古夷人的理解
由《汉书·地理志》载“巴蜀广汉本南夷”和《华阳国志》与《水经注》载“蜀曰邛、皆夷种”。这两句古语,很多人并不知道或知道了也不愿应用。而我们,必须直接告诉读者:先秦的古羌人、古蜀人与古夷人(今彝族先民),曾长期是古羌族群的家人而共祖。因此,对三星堆古蜀文化进行研究的人们,需补充对古夷人或对先秦之南夷、西南夷文化的了解;因为这两句古语中的“南夷”、“夷种”的词义,不是虚词是实词,又同义。
由“南夷”、“夷种”的古词义告诉人们,对先秦至秦汉社会生活在川渝滇黔桂古地之古老族群的文化,不能将某些现代意识去理解为古时的场景。例如,在先秦曾是巴国古都的四川阆中,在秦汉社会里也并非以汉人为主的地区,却仍是原有以古夷人为主的空间。
从《阆中县志·帝制时期》第250页“五、余志”,得知:记载秦汉之际的阆中先民“……世号板楯蛮夷”【仅此页证据,就含九个“夷”字,说明秦汉的阆中先民,应是以羌系夷人为主体的族群(彝族先民)。而由西汉阆中夷人落下闳主编完成中国历法史中划时代的《太初历》,此奠定农历基础的夷人既为彝族先民,也是三星堆故城“雒城”之雒文化的光大者——落下闳之“落下”或“落≈雒”,就是同源于“雒≈傩≈倮罗”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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