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叶干

                   （四）

         读书启蒙  品学兼优

我上学读书之前，几个姐姐因为都比我早读书上学，她们放学回来就成了我的“先生”。“人口手，大小多少……”，“1+1，2+2……”我早就学会了。妈妈一样的四姐，平时闲下来就把她读过的书本，一页页翻给我看，还教我读《三字经》，《百家姓》等，姐姐们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星期天或假期里，哥哥姐姐们还带着我一起唱歌、跳舞、讲笑话。我记得最好耍的是大人小孩一起玩“碰灯笼”游戏。每个人事先都自选一种颜色的灯笼，比如红、黄、绿、蓝、白……，然后说：“灯笼碰，碰灯笼，红灯笼碰你绿灯笼……”，被碰颜色灯笼的人接着说：“绿灯笼碰你×灯笼……”，依次“碰”下去，谁把颜色说错了或没接下去的就罚唱一首（句）歌，或讲笑话，说故事。我“依依呀呀”学说话，就是从这些好耍好记的游戏中学会的。

上学了，六岁多，我报名上了距离珠市街很近的大安街小学校。由于我在家里就上了“学前班”，正式上学时，一、二年级的学习课程没什么压力，耍耍达达就学完了。再加上听老师的话，不迟到不旷课，班上的卫生也不偷懒，很快就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三年级时还当选为三（乙）班班长、少先队两道杠的中队长。记得三年级下半学期，学校少先队增补一名大队委员，我以最多票当选，并被选进大队鼓乐队成员，每逢大队队会或少先队活动，鼓乐队都要击鼓、奏乐。我打过大鼓，但因年纪小个子矮多数时间打小鼓。回到家里，八姐和四姐常常表扬夸奖我，给我做好吃的饭菜;父亲、大哥和其他哥姐也常常夸我：“老九乖”、“老九聪明”、“老九……”鼓励我，还给几分钱奖励我。

那几年，父亲在屠宰场（公司）上班管账目，常常教我们背九九表，打三盘经、五盘经……；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我们一遍一遍地拨算盘珠子，边念边拨。每天晚上父亲还给工人夜校扫盲班上国语课。母亲去世后，大哥不读书了，回家帮父亲记些帐目。

小学一至三年级的语文，算术，美朮，音乐，体育，手工劳动等课堂和家庭作业都是一“优”字；期末考试成绩科科满分。

可是，好景不长，不知咋的了。我的学习和生活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小女人娥子

抢了个沙发，给叶老师顶起！！

老虎的故事@

写得好，把童年趣事写活了。叶老师注意身体啊！慢慢写。支持你。

叶干

上午去输液，耽搁了发帖，现在继续。谢谢老虎和娥子来顶……

                       （五）

                            一落千丈  三择校舍

      小学读到四年级下学期，不知怎么回事，我开始逃学了。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竟然跟不上学习进度，几门功课都降至不及格，多次被老师批评不说，还要家长去学校开会“沟通”。那时，四姐己不再带我，也不常在家了。哪个去学校开家长会呢？

这时，不晓得咋个的了。我们住的珠市街四间舖面也只剩32号一间了，而且还是租别人的。更弄不明白的是，我成天跟着一个长象和女人差不多的男人生活，他姓朱，我叫他朱伯伯。好奇怪呵！他白白的皮肤，眉目清秀，牙齿上还包了一颗金牙，在当时的花纱布公司工作，后来在人民商场瓷器柜台卖货。他与父亲照了一张相片，至今人家看了都说是我父母合影，他太象女人了。他还爱唱川戏京戏，常常在家放留声机（手摇上发条的那种老古式留声机），合着调唱小旦腔。记得，他常常和父亲进进出出，半夜回来还要检查我的作业，父亲从没打骂过我，这位朱伯伯却隔三差五地用鸡毛掸子抽我的屁股、脚杆和手板……，因为他常常去学校开了我的家长会。不知是我先挨他的打而逃学的，还是我先逃了学他才打我的？渐渐地，我从门门功课优异、热心校内和少先队活动的好学生，变成了成绩差、常逃学、很落后的坏孩子。

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大哥把我接到他那里，把我安排在菸袋巷100号住下。并就近转学到光华街小学插班，再读一个四年级，实际上就是留级生。菸袋巷100号是一个大院子，里面有三憧3，4层的楼房。其中一幢是房管所的办公楼，另两幢是宿舍。有住家的也有单身集体宿舍，我住的那间宿舍里还有两位是大哥的同事。他们告诉我大哥原住这里，我来了大哥就搬去办公室住值班室了。

每天上学后，三顿饭都与大哥一起去原皇城坝东鹅市巷的市政食堂，大哥买给我吃。大哥的生活应该是不错的，在那个食堂里我吃过活猴头里的脑花！记得每天下午去食堂吃晚饭时，从菸袋巷到食堂我都和同宿舍的那位我大哥的同事一起比赛谁先到达，结果每次我都输了，因为他骑自行车我跑步去，当然都是他先到呵。但我每次都不服输想争赢。

哎，不知怎么回事，学习还是差劲，但好歹还升上五年级了。可是，五年级第二学期大哥又把我送到四姐那里住，上学又从光华街小学转到郊区磨子桥小学，转学去了又降一级，又重读一个五年级。那时，四姐己经结婚。姐夫任鸿义是春熙路新上海照像馆摄像师，爱旅游也爱喝酒，退休后逝于肝癌。四姐婚后不知为啥把家搬去了磨子桥农村乡下，还入了社，户口迁到生产队，当了真正的农民？！

古时传说：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被传为佳话。当年，我也三择校舍，效果如何呢？

~~幽兰如梦~~

支持叶老师

极品洋芋

神交叶老很久，最先是《凉山日报》（还有位蔡应律老师，我们还是亲戚可惜不认识。）后来是公益网站，现在在麻辣论坛，早就大名鼎鼎。只到那天开网友见面会，我有幸和叶老坐在一起，才真正认识叶老。正应了那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今天拜读叶老师的文章，首先是平凡之中的感动，那么多年的事情还记得清清楚楚，不是有情有义的人，怎么会如此用心去感受。我们离开文学经商那么多年，是那么的温馨。其次是感到叶老师是个有故事的人，有故事的人必然被故事所左右，产生让人羡慕的记忆。最后希望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叶老师象我们的长辈，最美不过夕阳红，创造更多的佳品，让我们曾经的文学青年不至于迷失在今天的大街小巷。祝叶老师身体健康。

叶干

极品洋芋 发表于 2013-10-22 17:43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神交叶老很久，最先是《凉山日报》（还有位蔡应律老师，我们还是亲戚可惜不认识。）后来是公益网站，现在在 ...

从【昭觉家园】中“认识”了洋芋，结交了昭觉不少网络有识之士，因为那是我青春年少、下乡上山之地。久违了，朋友！多包涵！

叶干

（六）
        小学毕业  考入中学
       从成都市大安街小学到光华街小学，再到磨子桥小学，我前后读了近八年小学。
       住在四姐家，就读磨子桥小学后，又从五年级重读一年。班主任胡天雄老师，他黝黑脸庞，却轻言细语的语文教师。学校在郊区永丰乡磨子村，门前一条农村机耕路，可以通过拖拉机。土墙环绕，校内有两纵一横三垄平房共10间教室。一至四年级各两个班，五、六年级各一个班，每个班最多的50人，少的只有30来人，每届六年级人数都最少。东头的3间大屋是校领导和老师办公室，会议室，后面还扩展出去修建了厨房和开水房。三垄平房中间是大操场，做早操，课间操，上体育课和集会都在这里。西头房前还有两副木质标准的乒乓球台，虽不是红双喜牌的，但台面和网架都是很正规的。东头平房的侧面有一块空地，竖着一对简易的篮球架，靠墙边是男女厕所和猪圈。
在这所学校里，最大的特点是满校的乡土气息。不过，磨子桥小学颇具名气，除了有较强的师资力量而外，每学年升入初中的人数占学区首位是一项硬指标。校领导由此升迁的不在少数；这亇学校还有一大特点，就是距成都市当年很早就修建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馆很近，科研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学校的发展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校园四周全是庄稼田地，常常听见拖拉机和猪牛羊的声响。特别是夏季，阳光下，风雨中，学校就是乡村，乡村就是学校！我转学来后，全班近四十人除开我都是当地农村的孩子。因为是孩子，所以很快就熟了，全班15女23男很厚道待我，不欺生很团结。特别是班长曾道友，待我十分亲切，处处照顾我这个“城里人”。胡老师在第一次班务会上就提议我为劳动委员，结果真的选了我这个劳动最差的城里来的同学担任了劳动委员。
       我在其他方面也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和支持，五、六年级成绩攀升。由于我喜欢打乒乓球，四姐夫还专门从城里买给我一副软胶面的球拍，我没辜负他，连续两年获全校笫一名。当时，学校正推行“劳卫制”体育锻练标准，我的名字中“维智”与“卫制”同音，好多同学都戏称我为“劳卫制”；学校经常开展手工劳动和小创造小发明成果展，我制作的脚踏式痰盒，还获优秀奖。
      小学六年级毕业后，我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市第二十五中学校（后改为共青路中学，现己与十六中学合并，旧校址己建成省气象学院）。当时磨子桥小学同班级毕业的只有我一人升入初中，据说是当时因为他（她）们都是农村户口，成绩再好也不让升学的！

brgh

因为相近的年龄、相似的经历，所以读来十分亲切。期待后续，但也希望老哥注意身体，不要强撑着写那么多字，慢慢讲，不着急。

老虎的故事@

叶老师好，慢慢讲，我们关注着，注意身体啊！

我是老大我怕谁

我已细细的在看。
叶老师思绪清晰，那么久远年代，街景弄堂庭院，怡情亲切儿事均让写得人蔚然动心，佩服了！
前几天一个编辑与我谈及现在网络人爱好，居然除了言情，就是通俗，我服了啊！我们即将成为被遗忘的一代人了。
这几天也在细细的看那个电视上习老前辈的故事，哎！我们这辈人（及上辈人）的故事，还是有关注的群体的。历史总要有记录。
叶老师慢慢写，我脑海里浮现出一边吞药，一边打字的叶老，这也可算一种博大情结吧。

叶干

谢谢我是老大我怕谁及各位关注！希望我们这一代不会被遗忘，历史永恒！继续讲我的故事——

                        （七）

         天灾人祸  中学如梦

1960年9月，我考入成都市第二十五中学校。

我离开四姐家，到学校住读初六三级（一）班。开学进校门报到的第一天，大门口一排黑板报正中醒目地画了一幅“请您佩戴红领巾”的宣传画，提醒升入中学仍是适龄少先队员的同学，别忘了自己的荣誉和责任！记得这幅黑板画是我班同学黄哲模画的。由于我多读了两年小学，红领巾时代己经逝去，但我的红领巾仍然放在书包里，珍藏着……

入学后，第一任班主任孙老师是语文教师；数学教师是王克斌。王老师的最大特点是每堂课的ABCD ， 1234版书不会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满满登登一黑板。字迹清秀端正，就象刻板刻出来的，排版布局非常明了合理，一看就知道是提前演练过多次的。王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一口标准的成都话，讲课时还常常红脸，有些腼腆。孙老师的班主任工作还比较细致认真，对我的印象还不坏。

可是，入学后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和“三面红旗”的影响，天灾人祸让学校师生饥饿难挨，虽然每天有一市斤的基本口粮，但油肉紧缺，伙食单一，吃那一口口饭尤如没吃，上两节课后就饥肠咕噜，早己无心学习。记得学校教学楼和食堂因修建开通人民南路，被道路分成两边，下课放学后去食堂进餐要穿过宽宽的人民南路，饥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得了实在难以启齿。中学生食堂吃饭，给我留下的记忆和印象很深。八人一桌，米饭是用盆蒸的，每桌一盆；菜也每顿只有一种，叫“独门菜”。印象深的是分饭——每桌每天每人轮流分，轮到谁，自己准备一根竹片刀用来划那盆中的饭，一般情况下划四刀即分为八份，一人一份取回自个碗里。玄机却在这四刀的划分上，因为那时也有那时的“潜规则”——就是每桌八人座次是固定不变的，挑选哪份饭也有一定之规，不能乱的。轮到谁划饭，谁的下家便率先挑选一份取出，然后下家的下家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依次取出自已的那份饭。直到最后留在盆里的份饭才是划饭人自己的。这其中的分饭故事玄机五花八门，其结果难以预测，运气好时，可以分到多于八分之一的饭；运气不好时，只能分到十六分之一、甚至更少的米饭！……因为贫困，可叹那灾荒年吃饭也有在“算计”的颇多“凶险”和无奈！
    那时，八姐在成都市教师进修学校办教师短训班，她的住址与我们学校比较近，每个周末都要领我去她住的教师宿舍那儿，做有点油肉好吃的饭菜补一补，她还为我换洗衣裳和被褥。有一回天下大雨，给我换洗的裤子没凉干，我还穿过八姐的女式蓝卡几布裤子去上过学哩。

    还有大哥那几年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到学校来看我，给我送些好吃的点心糖果，还带我到望江楼和人民公园去坐茶馆。让我汇报学习情况，讲学校里发生的趣事。
    但是，我在中学期间尤如在睡梦中，一直没醒过来。各门功课都很差，甚至不及格。唯独喜欢画画，每次的美术课都较好地完成了作业，还利用课余时间用爸爸的旧账页背面订了一本练习册，画了一大本各种插图和美术字。美术老师唐飞倩晓得了，唐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了我的那本“画册”，并点名表扬我。下课后唐老师把我叫到教研室，问我是不是有个哥哥叫叶维礼？还问了六哥的其他情况。后来我才知道，六哥也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唐老师曾经是六哥的班主任。因为六哥喜欢美术，又聪明过人，唐老师常常把全班的作业放心地交给他的学生——我的六哥叶维礼负责批改。这样做可能有些负作用，但我一直没和六哥提到过这件事。
     1963年年初，学习不到三年，我辍学了。

我是老大我怕谁

当年我们也是这样分饭的啊——
      ......饭来了，“当官”用一只竹筷瞄准盆中间比划一阵，然后稍用力，筷子便深深插入了饭盆，微微弯曲着，为围着的八位虔诚的“饥肚徒”在盆中划出了一个大大的十字（为了划饭，那时的筷子比现在的卫生筷好用的多）。大家这时已对“当官”初步的划分已心中有数了，在盆子转动45度，盆中的饭已变成了八”等份”的时刻，八位刚开始学习平面几何的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即用筷子插向了各自选定的疆土！
这总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当桌长（即“当官”）挑起剩下的最后一块下底面积大大的小于上底面积的饼状饭块时，他自然为自己的手艺懊悔不已，更博得了同学们愉快的笑声......

叶干

                   （八）

   辍学离校　踏入社会

中学的学习压力对我来说，应该不算很大，凭小学毕业的基础，还是可以读起走的。而且我们那一届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安排外语课程，当时比较吃香热门的英语、俄语都没学。但是，我的学习仍然跟不上，学习成绩差，是我辍学的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常常逃学。家人知道后，都很着急。是大哥到学校来找我，询问了我近日的情况，在大哥威严的目光下，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大哥说：不想读书就不读书，回去算了。于是，我得到了严厉的惩罚——退学回家。

       那时我大哥在西玉龙街西城区房管局工作，三十多岁了还未成家。我住进了人民中路71号。

这个门牌号是白家塘房管所的办公地点，大门进去后有一个不小的院坝。左边是看门人老李头的两间值班室和休息室，右边是一幢二层小楼。小楼修得很别致，红沙石地基，青砖墙勾出整齐划一的白色砖缝，座北朝南，两室一厅，面积大约有70-80平方米，上下两层全都是木地板，登上三级红沙石阶梯才是底层，一排木质镶玻璃的两开门。走进玻璃门，紧对着就是上二楼的阶梯，也是全木的。奇怪的是上下两层楼东头的内墙临街的一面有两道门，但一直都没开过。室内有壁橱，可以生火取暖。听说是解放前外国人修的公馆，开通人民中路时，这幢小楼拆掉三分之二，留下的这一小半做了现在的房管所。

     当时这幢人民中路71号也是一级房管所的楼上，这个房管所是大哥工作机关的下属单位。因此，我常常帮底楼办公室填写辖区六百余户居民公私房的房产证和房租表格，还有维修工程记录。房管所的干部要给我发报酬，大概有两、三次都有七、八十元钱。可大哥不让我去领这些钱，他说“就算义务劳动吧”。
      这年下半年，我去白家塘街道办事处登记找工作。办事处主任李尚元是我大哥的好朋友，通过介绍，李主任让我每天来参加学习，答应有工作就安排我。从此，我踏进了社会的大门，成为一名社会青年。

叶干

           （九）

          下乡之前　浅尝初恋

在办事处学习期间，我还认识了一位女青年，叫炳珍。

她在我们住的71号楼后面，常常在来去办事处的路上相遇，搭伴回家；学习时也常坐一起交流畅谈，一起写稿。她喜欢唱歌，嗓音也不错；那时正热映《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片中歌曲她首首都能唱，爱唱；我给她抄写了满满一本练习簿的歌曲词谱，她也很喜欢。晚上经常在人民中路市成套局大门口最亮的那盏路灯下一起唱歌，说话。

一来二去，好象有点难舍难分的情况。后来，又相约过几次逛公园，转马路，进商店，下馆子……。　她有一双大大的但一直都很忧郁的眼睛，好象有什么话要说，又始终没说出来。

直到三个月之后，有一天大哥把我叫去，问我是不是谈恋爱了？我心里想，大哥真厉害！只好红着脸点点头，算是答复。接着，大哥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一个至今想起来都难以平静的讯息：炳珍姑娘是守大门老李家的未过门的儿媳妇。李家的儿子正在部队服役，是一名现役军人，她们的婚姻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军婚”！我目瞪口呆，很久没言语。第二天我病倒了，直到第五天，我去办事处回来的路上遇见炳珍姑娘，却无言以对，还是她主动约我晚上老地方见。晚上她哭了，说她的准婆婆告了我大哥的状，让大哥出面管管我，算是“私了”，否则……。　她告诉我，她不喜欢那个当兵的，是两家家长订的“娃娃亲”。那晩上，她哭得很伤心。

我们后来一直没再说话和来往，直到我下乡离开成都的前一天晚上，她在楼下徘徊很长时间，我见到后下楼去说了一会儿话，她送给我一张她的单人照片，并让我在给她抄写歌曲的练习簿上签下我的名字，我写了“友谊长存”四个字送她。下乡后，我们也没有再联系。如今，我当年住的人民中路71号己经消失，那里成了高楼群。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是我的初恋。

                 （十）

上山下乡　激情燃烧

             1963年1月，市区武装部开始征兵，适龄青年报名应征入伍，履行保卫祖国服兵役的义务。我在大哥的帮助下到西城区武装部报了名，作好了当兵入伍穿绿军装的准备。可是，应征入伍体检第一关——视力检测，我左右眼视力均在1.0以下，第一关就被拦在了门外。

             1963年3月份，春节之后，刚满十七岁的我，只好在白家塘街道办事处参加社会待业青年政治学习、等待就业。在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去报到，听办事处工作人员讲时事政治，阅读报纸，学习文件，然后按要求写心得体会。每周一个专题，如“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要）实现”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等，写出来的心得体会书面文章要及时交到办事处，写得好的经过挑选，统一抄写贴在“学习园地”或墙报上，让大家学习宣传。

             记得，我写的上述四个专题稿都被选中贴上了墙。另一个叫续义生的男青年写的文章也被选中较多，由此我和他成了要好的朋友。第一次见到他时，才发现他是一个说话不清楚，有语言障碍的残疾人！第一次和他握手时，还发现他的手指伸展不开，肢体也有残疾，太让我吃惊了。他竟然是写那些漂亮文章和文字的作者，奇怪的是，我居然能听懂他的话，还帮他把他说的翻译给大家听。这样我们更成为了一对知心朋友。

           恰在此时，即1964年初，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口号开始在市区响起，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成都市东、西两个城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等待就业的青年们好象是干柴烈火，被卷进了上山下乡，不在城里吃闲饭，到农村务农的热浪中。

          原成都11中学毕业后下乡去凉山昭觉彝族聚居地的孙传琪，巫方安返回蓉城的精彩演讲，点燃了这熊熊大火。同时，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动员待业青年下乡时说：“不下乡的十八年都不能安排工作。”在入学不能，入伍当兵也不能，参加工作还不能的大前提下，我和续义生一起写了下乡上山申请书，写了决心书，一起听孙传琪，巫方安的动员报告，一起报名上山下乡。
          可是，后来只有我下乡了，他却因残疾留城了。

       在办事处学习期间，正好赶上成都市动员城市待业青年上山下乡。孙传琪、巫方安自愿到凉山昭觉插队落户后，取得很大成绩，走出了一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成功之路，受到成都市政府的肯定。在此前后，我己经与陈保清、梁林琼等青年一起学习过上山下乡的资料，参加过一些小型报告会，明白了上山下乡意味着什么，但还没有下决心走出成都。这期间，我与陈、梁常常在一起交流思想，还在我住的地方搞起了集体活动。后来又来了好多年轻人，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办起了小报。保清会刻腊板油印传单，我们把学习中了解的知识编写成文章，大家一齐动手印刷出版了《战斗报》。我家——人民中路71号楼上就成了下乡之前成都市知识青年的一个“地下”的编辑部兼出版社。那天，听报告前，我们在成都剧场演出大厅里尽情地撒下了一张张我们编写的《战斗报》，那是用黄颜色的8开版纸张印刷的，红色字头。我们的感觉爽极了，就象自己是《红岩》中《挺进报》的主编一样。

       这是我们第一次大张旗鼓地宣传别人，也是第一次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自己。

       也正是在那天，在白家塘街道办事处会议室里,在热烈高亢的进行曲乐声中,我坚定不移地，提笔在大红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叶维智。

清风柔月

越来越精彩了，感觉自己也身在其中。期待下一回目——激情燃烧的岁月。

汉五弟

我也有故事不过现在不想写。呵呵！

小女人娥子

看了一半，没时间了。先顶一个，........

叶干

                     （十一）

             动员自已　寻找艰苦

在首批下乡人员名单中，我在其中，下乡地点是西昌某农村。

回家去告诉大哥我的想法是到凉山，不去西昌。原因是要去就要到最艰苦的地方，不去条件好的西昌。凉山昭觉最艰苦，坚决要去昭觉！大哥也同意我的想法，他又去找了办事处的李主任。

两、三天后，正式红榜贴上墙，我的名字真的在去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一栏中。

真应了那句歌词：“哪里艰苦哪安家”！ 知青岁月，挣扎前行，我们用癭弱的身躯，承担着今天看来都难以想象的重量。哲人塞聂卡有句名言，“没有谁比从未遇到过不幸的人更加不幸，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检验自己的能力”

。知青的锻炼，我一生都受益匪浅，直到今天，一想到那时候的艰苦，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甚至有点庆幸和感恩，能有这么个机会磨炼自己，也是一种幸运。

                  
                 （十二）

告别故土　迈入彝乡
    1964年4月8日，阳光明媚，人行道旁法国梧桐枝繁叶茂，蓉城街道美丽如画。街上，急急奔走着许多待业的城市青年，他们从各个路口汇聚拢来，到座落在后子门的四川省成都市体育场，参加市政府欢送知识青年下放凉山的大会。

体育场锣鼓喧天，红旗飞舞，四周看台上坐满了年轻人，歌声欢笑声响彻会场。坐在东看台的是来自成都市北大街、白家塘、西安路等街道的百余名男女青年。胸前都戴着大红花和上山下乡纪念章，有的还戴着印有“到农村去”字样的草帽，扎着雪白的毛巾，特别惹眼。他们还没有褪尽年少的天真，群情激奋地喊着“农村是广阔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挥舞着手中的旗帜，与其它看台上同样亢奋的年轻人遥相呼应。

刚满十八周岁的我也坐在东看台上，即将告别生活了十八年的城市。当我环顾四周的人群和那些熟悉的建筑时，不禁思绪万千，不知道心中充溢的是惜别之情还是解脱的自由。自1963年我于成都25中学肆业后，一直在家待业，加入了“社会青年”的行列。母亲去世早，父亲在市土产公司当会计。我跟着哥姐读完中学，渴求有一份属于自已的工作，希望参加社会劳动来养活自已。但待业近一年，等来的却是上山下乡动员，而且被告知：“不去的，今后十八年不安排工作。”

……主席台上，市政府领导的讲话打断了我的思绪，欢送会进入高潮。成都11中高中毕业生孙传琪、巫方安作了专题演讲，他们早在头年自愿下乡，去了凉山彝族聚居区插队落户。女青年王庆远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代表本次下乡的全体知青表态:“扎根农村，建设农村！”在《我们年青人》、《我们走在大路上》、《勘探队员之歌》的歌声中，市政府领导将一面印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红旗，授予即将开赴农村的知青。一名叫冯伯良的高个子接过旗帜，激动地在头顶上呼啦啦挥动。鲜红的大旗迎风招展，嘹亮的歌声响彻体育场上空。以那面大旗为先导，在巫方安、孙传琪的带领下，东看台的一百名成都知青，背着简单的行李，精神抖擞地走出了体育场。从后子门至人民南路广场，我们在沿途市民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一辆辆停在市政府（皇城）门前的解放牌大卡车。告别父兄，告别朋友，告别乡邻，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蓉城。从此，踏上了漫漫征程。

大卡车从人民南路广场（今天府广场）出发，经南门过双流县，跨五通桥，穿雷波进入凉山地界。再绕美姑，在大凉山、小凉山山麓中穿行，我们沿途受到英雄般地接待。山里的乡亲们欢呼雀跃，就象当年老百姓迎送红军那样热情洋溢，难舍难分。知青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长途跋涉，特别是乘敞棚大卡车，不少人晕车呕吐不止，我也呕吐得厉害。我用嗽口盅接下自已的呕吐物，车一停歇就急忙下车清洗秽物。一直到达目的地，一路吐得眼冒金星。但是，我的内心却很坚定，我想：革命者死都不怕，我还怕晕车么？

1964年4月8日，这个难忘的日子！我和我的城市青年朋友，背着行李，揣着信念，在成都体育场誓师大会后，伴随激动人心的乐曲，在家乡人民的热情送别声中，爬上解放牌大卡车的敞棚车厢，挥手告别生长了十八年的故土！

三天的车程，让我们第一回出远门的年轻人体会终生难忘。

第一天抵达五通桥宿营。大多青年一出发就被颠得昏天黑地，我也呕吐不止，为了不吐在车上和同伴身上，自己拧一个搪瓷小盅吐在盅里，车一停下，首先就是去处理清洗呕吐物，哪里还顾得上欣赏沿途风光民俗呵！早上离开时，牛华镇上鼓乐宣天，众乡亲和中小学师生列队夹道欢送，那场景就象当年送红军。

第二天住宿在雷波县的一个劳改农场。搭的是通铺，晚上放映露天电影，放映前还有当地领导讲话欢迎。放的什么电影记不住名了，反正一部是打仗的，另一部是银环下乡务农的喜剧片。电影没放完，好多人都睡着了。

第三天休整在美姑县城。多数晕车的人到这天后有了好转，加上年轻有活力，逐渐恢复了体力和朝气。

美姑至昭觉只有70公里路程，车辆停在距昭觉县城12公里处的竹核温泉。大家在这硫磺矿温泉水中洗去三天旅途的疲劳，洗去身上的尘土汗水，换上自已最喜欢的衣裳，一路轻松，驶入昭觉大桥桥头。

抬眼一望，桥那头密密麻麻的人头，鲜艳的彝族服装，红旗飘扬，鼓号齐鸣，此起彼伏的欢迎口号声浪中，我们列队缓缓过桥，在成都市政授予的那面印有“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旗指引下，融入彝族人民群众的海洋之中。

知青车队在途中行进，车上青年们在听着巫方安(戴眼镜者)的讲述……

知青车队途中路过牛华镇时，在牛华中学欢迎队的横标下通过。

石田

南坪应该是昭觉县比较好的地方了，距离县城近，生活上也要方便一些。当然，作为一个下乡知青，来到艰苦的大凉山，苦，肯定还是吃了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