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叶干

石田 发表于 2013-10-30 11:57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叶老师图文并茂，这些照片都是当时在昭觉的知青拍的吧，很有纪念意义。

多数照片是当年跟随知青到凉山的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成都市及凉山媒体记者拍的，知青们收藏的，很多都捐赠给西昌知青博物馆收藏了。

清风柔月

叶干 发表于 2013-10-30 16:3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二十一)
                   林场解体 支援三线
1968年秋，南坪林场也彻底解体了。我弃农进城，来到县城 ...

叶老师，你揭谜底吧，这次不好猜了，照片看不清楚。:loveliness:

叶干

清风柔月 发表于 2013-10-31 20:5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叶老师，你揭谜底吧，这次不好猜了，照片看不清楚。

照片上最右边挑粪桶的是我。这张照片在西昌知青博物馆中被放很大贴在二楼一面墙上。

清风柔月

叶干 发表于 2013-10-31 21:0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照片上最右边挑粪桶的是我。这张照片在西昌知青博物馆中被放很大贴在二楼一面墙上。

我来几张在知情博物馆拍的照片

叶干

版主英明！:hug:

叶干

                                      (二十四)

                          彝汉结亲  礼赞知青
   

          在南坪公社下乡的成都市知识青年中，有女知青49人。她们中先后有三位妙龄女知青在选择婚姻家庭过程中，冲破了世俗观念，打破了民族界限，嫁给了彝族同胞，在彝汉群众中传为佳话。

                鲜为人知的小君
               小君，1964年4月——1973年5月，在南坪三队当知青。1970年认识昭觉县原州百货公司一位营业员，彝族转业军人，结婚，生有两个儿子。1973年5月调昭觉县城一家理发店工作，1974年8月自杀死亡。
               初中毕业的小君有些近视,常戴一副眼镜，留短发。下乡前住成都市人民中路12号大院，与四川省检察院一墙之隔。常常参加白家塘办事处待业青年学习找工作。动员下乡时报名积极，首批名单就有她去昭觉。
               小君有她鲜为人知的秘密:
               一是她又名肖旭，其母姓肖。但她很少用肖旭这个名字，只有在她的日记里和写给她所爱的人的信函中才会签上“肖旭”二字。据说南坪一位男知青至今还保存着她写着“肖旭”名字的部分日记和几封签名“肖旭”的情书。
              二是下乡后常常吐血，常常满嘴是鲜红鲜红的血液，还常常夜半不归, 睡在生产队的晒坝草垛里。大家并不知情，更不知道为啥会吐那么多血?有人说她是自己咬破了舌头，想要表达一种情绪，什么情绪呢?谁都不知道。
             三是她能为那400多元现金去死吗?她自杀的死因也是一个谜。她工作中挪用了理发店的现金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更不是让她去自杀的根本原因。据说小君自杀前写了一封遗书，指责丈夫婚外情，她是要用生命去殉情。
             可怜的是她的那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小君可能算是南坪知青中最早去世的了，让我们怀念她吧。

            获准下山的小黑
            小黑，1964年4月上山下乡到南坪五六队知青小组，1972年调昭觉农村信用社工作，后来下山回到成都农业银行工作至退休。
            小黑下乡后在劳动中不怕苦和累，与知青们一起学会了用双手薅秧除草和前胸承重背物的技巧。在艰苦的劳作中，她的皮肤本来就有些黑色素重，经凉山太阳一晒，越是呈油黑油黑的健康色，知青中有人夸她是“黑牡丹。”在劳动生活中小黑与本队彝族小伙子木且认识并结为夫妇，是南坪知青中唯一一对彝汉通婚，并纯乡下人的婚姻组合。可惜的是木且在一次遇到不顺心的事而喝醉酒，丢了性命。丈夫死后，小黑获准了一张下山回城指标。全家搬迁下山回了成都市，安排在成都农业银行某支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人撮合小黑与妻病逝的知青小鸿结为秦晋之好，并以知青特有的方式，千里姻缘一线牵。他们的再婚还是成功幸福的。如今，小黑病了，完全靠小鸿的精心护理和照顾，无论是参加农行组织的外出旅游，还是参加知青朋友的聚会，走到哪里，丈夫都是她放心的“拐棍”。
             2004年4月成都知识青年在西昌昭觉纪念下乡四十周年时，小黑还不忘托咐知青朋友到昭觉公墓为前夫上坟。因为她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彝族父亲有着至亲的血缘关系呵。

　         安家彝乡的小甜
             小甜，1964年4月下乡到南坪一二队知青小组，后来调农科所工作，直至退休。现定居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知青们都爱称她为“甜娃儿”。
             甜娃儿在南坪乡下坚持劳动锻炼，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奴隶半奴隶）再教育，学习生产技术知识和彝族语言，热情为凉山彝族群众服务，为彝族小青年扫盲学文化。她有一副好歌喉，喜欢唱歌，歌声甜美。
             在南坪知青小组时，一次遇到突发火灾，她奋不顾身，双手拎起两大桶水扑灭了床下薪碳引起的烈火，保住了知青屋。事后自已都不敢想象，哪来的劲儿拎起了那么重的两桶水！
            她还参加了南坪林场开荒、种树、采种、培育、嫁接等活动。不怕吃苦，任劳任怨。后来调州农科所工作，并认识了农科所彝族干部学文。恋爱、结婚、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还生养了一儿一女，现在都当上爷爷奶奶了。成为汉族知识青年与彝族同胞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最成功的一对。按照彝族风俗，小甜与学文婚后，被称为“学文媳嫫”。丈夫学文就象他的汉族名字一样，不抽烟不喝酒，还不打麻将不赌搏，是少有的模范丈夫。

          据说学文家在彝族家支中还是有较高地位的，红军长征路过彝区与刘伯承“彜海结盟”让路的小叶丹头人，与学文一家还有较亲近的关系。现在，汉族知青甜娃儿与彝族小伙儿学文的婚姻结合，又成为新时代“彝汉结盟”的又一典范。这幸福的彝汉家庭组合，如今己经儿孙满堂了。

小女人娥子

“下乡后常常吐血，常常满嘴是鲜红鲜红的血液，还常常夜半不归, 睡在生产队的。”    是不是肺结核呀 ，吐血，还睡晒坝草垛里，是怕传染给别人吧....

小女人娥子

叶老师，非常期盼你的下回分解。你也要注意休息哈！！

叶干

小女人娥子 发表于 2013-11-5 22:54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下乡后常常吐血，常常满嘴是鲜红鲜红的血液，还常常夜半不归, 睡在生产队的。”    是不是肺结核呀 ，吐血 ...

很遗憾,真的没弄明白她为啥吐血?直至现在......

叶干

                    （二十六）

               告别彝乡　参加工作

民兵团支援三线建设合同期一年，一年很快就到了。一年后回昭觉农村，还是留渡口就业？民兵团的彝汉民兵都需作一次选择。当时，我选择了留下——到四号信箱参加工作！

我由参加民兵团支援三线建设——留在渡口当矿工——曲线参加了后来己不再保密的单位——进渡口矿务局太平煤矿工作。当然，无论下乡当知青，去渡口当民兵，还是进煤矿当矿工，都连续计算工龄，还算合理，不算吃亏。

1972年12月25日，我和愿意留在煤矿工作的20多名知识青年留下了。和我要好的几个朋友爬上了一辆大卡车，去了太平煤矿。后来才知道他们在看我的行动，是跟着我走的。如今，他们中有两人工亡死在井下，两人不知去向，两人因病去世，其余的朋友都退休了。我只能用笔写写怀念他们，思念他们的文字，以报答他们当初对我的信任。情系煤海，跨入了中国工人阶级行列。

参加煤矿工作，需要有很强烈的对生存的信念，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很重视煤炭行业的安全管理和投入，也十分重视煤矿职工的劳动生命安全保护和职业安全教育。但毕竟煤矿是在地层深处作业，受到客观限制较大，威胁也大。每年死亡人数比例较高，无法抗拒大自然的各种因素很多，国家规定的百万吨死亡率三人以下，还可以评选为安全生产先进矿井！死亡居然也还有指标！

那年，我到太平煤矿二采区掘进队当工人，每天扛着大铁铲下井，在地下千米深的巷道里掘进巷道，为采煤作准备。掘进巷道首先是打炮眼、装炸药雷管、放炮炸开岩石，然后装车，为采区采煤作准备工作。虽说掘进不直接采煤，相比要安全些。其实也不然，每年掘进工作面死亡事故也不少。我的第一任队长叫姚会山，第一任支部书记叫张广印，第一任班长也是我的师傅叫高文卓，还有第一任采区区长是朱贵春，第一任总支书记是辛枫，第一任矿长是阎康义，第一任矿党委书记是王永江。

我所在的太平煤矿二采区掘进队，队长姚会山，支书张广印都来自北方某煤矿，为人耿直真诚，对我关怀备至，常常留我在队部办公室写写总结材料，写写黑板报，填一些上报到矿的表格或问卷。为掘进队党支部写过汇报提纲，向采区党总支反应基层情况。后来掘进队党支部又在党员中找了一名老同志当我的师傅，他叫高文卓，是双流人，参军当兵转业到煤矿的。高师傅耐心帮助我，指导我在井下的工作，每天都替我准备好当班的生产工具，让我干一些轻活，一次还送给我10斤职工食堂的饭票，知道我能吃，定量不够。后来为了照顾我又让我给全班八，九名工人送“保健”——在井下工作面吃的班中餐，用铝盒装上饭菜，拎上一桶（壶）开水送到工作面。井下保健是有补贴及特殊食品的伙食。那时是国家对井下工人的特殊照顾，而且免费。后来政策变了样，取消了补贴，没有了照顾，送下去的就是自已掏钱预订的几两米饭或一两个馒头，菜也没什么油水，甚至是咸菜加开水。

80年代初的太平煤矿矿部办公楼

2007年7月回到太平煤矿所见

太平煤矿就在攀枝花宝鼎矿区腹地

叶干

                       （二十八）

             结婚成家　喜庆添丁

在乡下当知青，我们大多数知青都怀有一种信念——可以耍朋友谈恋爱，但不能结婚！因为担心结婚安家后不会进城调工作。因此，我和我的恋人小芳苦恋五年，调动工作后又等了两年才把结婚摆上了议事日程。
     那年我俩从成都市自愿申请报名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南坪乡插队落户。我分在南坪四队，她分在南坪五队，不在一个生产队，也不在一个知青小组。但生产队的田地紧挨在一起，下地出工干活，进城上街，上市场，却都要走一条机耕路，我们把这叫缘份。特别有缘份的是报名下乡时，我和她第一批名单都是去西昌，自已又要求到昭觉的。下乡第一年在八月份召开的第一次新社员大会上，我和她同时被评为“五好社员”。那年年底，代表附城区到竹核区参加全县文艺汇演的十人中就有我和她。我相信恋爱，婚姻一定是有缘份的。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1966年我参加凉山民族师范学校耕读教师短训班学习，她到学校公共厕所找粪肥，我帮她掏满一挑，又从学校担粪回生产队，途中扁担压断了，粪肥洒了一地！她不顾粪臭用手将大粪捧起来再担回生产队。看到眼前的这位不怕脏和臭的年轻姑娘我受到极大震动，觉得她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从心底里产生了对她的爱慕和敬佩。坦白地说，从那时起，我就爱上她了。但我明白，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已! 有人还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直到1968年10月，她才正面回答了我的求爱。开始了我们长达五年的恋爱关系，五年的苦恋与甜蜜。尽管有阻力，有流言，有反对，有竞争，还有伤害。但我们，特别是她都挺过来了。1973年，她这朵“鲜花”终于插在了我这堆“牛粪”上。
     记得那年我们书信商定日子后，工作在攀枝花矿区的我，在攀枝花买了几斤水果糖，怀揣单位开具的结婚介绍信，火车汽车加步行直抵乌坡山上。那时没有自己的房屋，矿部的一间临时探亲用的招待所就是我们的洞房。经她和她的女友同事们精心准备和收拾，除双人床外，蚊帐，枕头，枕巾，被褥，床单都是她亲手绣刺的。我只是从邻屋搬来了几张桌椅板凳，不到晚上八点，闹洞房的工友们就挤满了一屋子。介绍了恋爱经过，回答了谁追谁，爱他(她)什么，生不生等“疑难”问题后,司仪不失时机地唱起“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父母都不在身边，改成拜领导)，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己经在洞房里了)”。那时的婚礼简单，半个多小时便过了关。

可是，己经是共青团员的她，却在婚后差点没过了关。原因是我们婚礼那天还没登记，团小组会上检讨了几次。说来也倒霉，我请假耽搁了两天，抵达乌坡我和她拿了双方单位的结婚介绍信去乡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运气不好，天下大雨河水猛涨冲毁了下山的道路，无法去乡政府。三天后水退了，我们晚登记了三天，就让她在团小组会上过不了关。……哎，实在有些冤呵。

可能正应了那一句名言：好事多磨呵！

我们结婚以来，两地分居六年；调转到一起时孩子都五岁了，为了夫妻团聚，她牺牲了很多。包括熟悉的工作，该涨的工资待遇等等。   
         我在攀枝花上班那年，她却被矿区工友送进昭觉城当时的州医院妇产科—-分娩了。临上产床，医生护士都没查出她怀有双胞胎，直到临盆，一位姓张的老医生才找来同事摸摸肚子说是多胎。紧急处理后，在身旁医护人员一片咋舌声中，果然接生出了一对龙凤胎。但由于医疗条件差和产前检查的失误，凤胎患硬皮症三天后夭折；龙胎也因早产体重只有2公斤多一点，全力以赴才健康生长成人。

        那天，是妇女节，上午10时左右，我突然接到昭觉长途电话，知青高永智打来的，他兴奋地告诉我；“小周生了！两个！……”我听后也兴奋地喊：“我当爸爸啦！”立即请了假出发去昭觉。到州医院住院部妇产科见到了刚分娩的妻子和双胞胎孩子。大双男孩还行，4斤重，红扑扑的小脸蛋算是正常；可惜小双女孩，才2斤1两，脸和皮肤都是绛紫色，患了硬皮症，活了三天。主要原因是不足月，才怀了七个多月，加上产前一直没查出是双胎，产后又无恒温设施。过后非常失悔这一对龙凤胎都养活了多好呵！存活下来的大双取名凝一，两个凝聚为一个，只生一个好啊！喊起这个名咬口，写起来又复杂，没有简化字，后来干脆就去掉凝字，单名叫一吧，一二三的一，小名点点。

我们结婚以来，两地分居六年；调迁到一起时孩子都五岁了；为了夫妻团聚，她牺牲了很多。包括熟悉的工作，该涨的工资待遇等等。她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啊！

1968年热恋中的我们在成都

当年的结婚照

我和妻儿摄于1975年

清风柔月

叶干 发表于 2013-11-10 22:3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二十八）             结婚成家　喜庆添丁在乡下当知青，我们大多数知青都怀有一 ...

苦难艰辛都挺过来了，愿叶老师一家健康幸福到永远。

小女人娥子

朴素的语言表达出了真挚的感情，好幸福的一家三口哦！

叶干

                              (二十九)
                         从事宣传 爱上报道

           1974年我当了父亲以后，还在太平矿二采区机关做宣传工作，连续几年是全矿写作宣传稿件最多的通讯员之一，被党委宣传部门多次评为优秀通讯员，后来调转到矿宣传部门工作。

1979年1月时任矿宣教科长的洪介中在物色宣传人员时，将我调转到矿机关进了党委宣教科当干事，并赶上企业最后一批工人转干的机会，当上了干部。此三五年中我的工作如鱼得水，参加了《人民日报》和《四川工人日报》举办的新闻写作培训班，连续五年多次获矿，局，市及省局煤炭系统宣传业务先进个人称号，获《攀枝花日报》，《四川工人日报》，《中国煤炭报》等新闻媒体的优秀通讯员荣誉。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12月提任宣教科副科长，1989年2月考进中央党校函授大专班半脱产学习三年，同时提升为党委办公室主任（正科级）。

1989年—1992年，经过三年的党校学习，己45岁的我才拿到大专文凭。

1992年春节前，单位上要提拔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层干部，矿（处）级干部有两个硬件，一是年轻（40岁以下）；二是专业职称（矿业学院或采煤专业）。我不符合这两条。矿党委书记张学兵示意我在近期内找到调转部门，同意我调出矿井，时限为一周。

经过努力，局党委宣传部同意接收我的调转申请，并指示局组干部门发出调函通知矿组干科。一周内我三次上下打听，上面组织部门说发函了，下面却说没收到。这一推托，误了时限，一周很快到了。后来一查证，上面确实在一周内发了调函，却被下面的人员做了手脚。检查原因是我在党政关系上有“失误”——没有处理好与行政的关系，说得直一点就是在日常工作中脾气怪，“目中无领导”，得罪了某官。组干人员是受当官的指令，将我挪下了。

没有调出去，原来的位子又没了。怎么办？刚把党办主任工作移交给新主任曹某某，我一咬牙把自己的“一头沉”办公桌椅搬到走廊里！在矿机关大楼三楼厕所旁边办了一天公呵！硬着头皮顽强地顶住了压力，用实际行动抗议当官的挟嫌报复！

1992年2月22日，这天我的办公桌从三楼厕所旁搬上了四楼，搬进矿工会。是时任矿工会主席的杨德宏顶住干扰，力排众议，主动接纳了我这个不任自免的正科级干部。并立即按工会组织程序，民主增补我为矿工会委员，选举我为矿工会副主席。由于矿工会是受双重领导的群众组织，经过几番努力，矿党委和局工会于1992年3月正式下文批复和任命我的职务。

从1992年3月至1998年11月的六年间，矿工会委员会组织改选，我连任工会副主席，在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与其他副主席及委员干事相处较好，矿工会取得先进工会组织，优秀工会组织，模范工会组织等荣誉称号。个人也多次获得优秀工会干部称号。

叶干

                                  (三十)

                             工会六年  难忘搭档

     在矿工会工作六年，担任了六年的工会副主席。期间让我最难忘的是与主席杨德宏之间似兄弟般的上下级关系，他只比我长十个多月，又是在我工作最艰难之时接纳我进入工会的。因此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我的恩人。无论多难做的工作，只要是他交给我的，我就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因为我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而杨主席在工作上从不为难我，事事放手让我这个副职拳打脚踢。我们之间配合默契，如鱼得水。如今我和他都退休了，还常常手机短信问候。

     在矿工会工作的那六年，我还不忘矿工会与我搭档过的几位副主席。最早是辛锋和孙汉英。我到工会与他俩供职半年多，他们就退休了；然后是杨慎熙。与我在同一办公室对桌办公一年后，他调至新都经营房地产；再后来有周忠林和张树美。他俩都是开拓区来的干部，工作雷厉风行，生龙活虎。另一位是从财务科调来的女科长李铁英也到矿工会与我搭档当过副主席，她的丈夫唐总还是《星海》的文友，太平矿的文人。

     如今我还惦记在矿工会那些年一起工作过的女工主任殷桂华，劳动竞赛干事吴平富，组织干事赵桂芝，生活干事老陈老孙，宣传干事杨万春，文体干事张峰，会计赵君，出纳小孙，美工王海和洪林，还有放电影的小蒋，工会三产的小廖小郭和小杨……

    在我任职矿工会副主席的六年中，最让我欣慰的是支持和发展了煤矿矿区文化、丰富了矿工文学创作内涵。

1989年10月，太平矿文学刊物《星海》问世。

何锦中（摩娑拉何）出任主编，几位青年文学爱好者，如孙贵强，杨华清，王玉军，卢长福等人担当编委，他们在锦中的表率作用下，既编又写，还刻钢板，手推油印，让带着油墨香味的《星海》一月一期，每期都成了宝鼎矿区写矿工，矿工写，矿工看，抒煤海之情，长煤矿之志，无可争议，矿工喜爱的刊物。

我于1979年初调入矿党委宣传部（当时叫宣教科）当宣传干事，在《星海》问世之前，曾主管过矿内职工文学创作稿件的评选奖励工作，积极支撑着职工业余文学创作。

1992年初我调任矿工会副主席后，业务分管了职工文学，摄影，体育，美术，书法等矿工们喜闻乐见的活动，对《星海》的生存发展和日常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思虑较多，与编委们的接触也日趋频繁和亲近。在矿工会杨主席的坚决支持和正确领导下，给予了《星海》最大限度的帮助，支持和肯定。并为《星海》正常办刊提供印刷物品，采风创作活动时间和实行稿酬制后的稿费等。还在新组建矿职工文学创作协会时，将《星海》正式接纳为太平矿职工文学协会会刊，让《星海》名正言顺地在矿区发展壮大。

这本出自矿工之手的《星海》在以摩娑拉何主编的精心浇灌下，很自然地秉承了矿工的品格，与矿工一路同行，担负起了“突出煤矿特色，培养文学青年，丰富企业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重任。作为主编，令摩娑拉何深受鼓舞的每一步都赢得了矿工及文友们信任的目光和心灵的共鸣。

何锦中。他是一位长期从事煤矿工作，热情关注矿工生活劳作，喜怒哀乐的作家。十多年来，他主编太平煤矿文学协会会刊《星海》；后又参与攀煤集团公司《攀煤文艺》的主编工作；其间，发表了大量反映攀枝花煤矿工人的纪事文学，散文，诗歌和评论。在攀枝花文学界，摩娑拉何还是一个文友公认的文字“快手”。年前，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写手。

目前，他出版了自已的诗词作品《七古八杂集》，攀煤作协和市诗词学会分别为其召开了作品讨论会。

《星海》在十多年来的摸爬滚打中，成了矿区和更大范围内的名人名集——《攀枝花广播电视报》2005年3月23日05版“都市人物”专栏记者潘普洲写的《宝鼎矿区的星海之光——何锦中与黑哥们的“星海”》文章中评论《星海》是“矿工文学创作的一块阵地，一个青年展示的平台，一扇精神文明的窗口，一张企业文化的品牌”；《攀枝花日报》1998年1月2日周子成记者采写的《星海现象》中称为“星海现象”；原市作家协会主席李树海在《星海》百期上著文《我的祝贺》说：“《星海》实实在在的风格透出办刊人可贵的思想品质和朴实无华的作风”；《星海》百期，时任中国煤矿文联主席的梁东致信说：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太平现象”，为表达他的心情，特写了一首诗寄来：“何处仙山映彩霞，南天怒放一枝花，苍茫瀛海光璀灿，夜夜繁星落我家”；《星海》十周年时任中国煤矿文联主席许传播又致信《星海》，代表中国煤矿文联，煤矿文化基金会和《阳光》编辑部表示祝贺。尽管这些高度评价在何锦中头上未著一字，但是，他功不可没！

yahu

一口气看完,清新,立志,看见你们那代的艰辛,无奈],乐观的人生状态.我也是得了重病,在那最艰难的两个月,是一部叫<知青>的电视剧让我度过那段恐惧,失望,迷茫的日子.

叶干

                      （三十一）

          服从调动　去了新都

1998年12月1日，党委书记许映德，矿长欧钦找我单独谈话。

问:你老家是成都? (明知故问!)

答:是成都。

问:把你调去成都附近工作，愿去吗?

答:愿意。

二位领导耳语后又说:今天就谈这些；内容不要告诉任何人。 (是怕走漏了消息?)

我回到家真的连老婆也没有告诉矿党政一把手找我谈话的事，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第三天，也就是12月3日，二位领导再次把我领进上次谈话的书记办公室，比上次多了一位矿纪委书记连志和，谈内容接着上次的。

欧说:根据矿研究决定，调你去成都附近做一项新的工作。(不明不白!)

我问:在哪里?干啥子?

许说:不用问这些，去了再说。 (太强硬!)

我再问:什么工作，我能干吗?

欧答:有什么干不了的! (好象很看重我!)

我又问:在哪儿?怎么去?

许说:由连书记带你一起去，矿多经公司也要去人，其他的事你不用管了。明天就走！(还是不明白!)

我着急地问:明天就走?车票呢?

欧说:就这样定了，其他人不要说，车票老连负责。你今天回去准备一下，明上午十点小车来接你送你们。(就象是做地下工作)

12月4日，我被小车接到云盘山与连书记等人会合。同去的除我和连以外，还有矿财务科一副科长和多经公司一会计。火车次日上午抵蓉，我仍不知去成都附近到底在哪儿。

在成都火车站我们四人钻进一辆出租车，从连书记与司机谈价时才听到了“去新都”一句。呵，去新都干什么?仍一头雾水 ! 到新都还有16公里，50元，走!

车到新都，汽车在城里城外转了两圈，他们都说不认得路了(其中有两人是来过的)，好象是在“甩”掉后面跟踪的“尾巴”。最后从邮电大厦前面进了电子路，在一家旭光招待所门前停车，下车后登记住宿。放下行李，四人步行往回走，拐一个弯又拐一个弯就到了原野庄园。

上午9点40多分，我们一行四人进了庄园大门，直奔一号楼三单元二号房。敲开门，迎面有小杨和另外一胖一瘦两女人在屋里。小杨是矿上职工，经小杨介绍才知我们此次悄悄快速来找的杨XX己不在了，说是早上九点还在的。问详情，小杨不知道。

看来，我们四人的出行，还是走漏了消息。(我不晓得是哪个!)

就这样,　我们到了新都,　要见的人没见着。

我的工作没交接上，只能继续等待。

原来，1993年至1995年，矿里利用改革开放政策，相继到成都科技大学、双流肉联厂、新都原野庄园，还有沿海某个渔场进行投资开发，想利用有限的资金“钱变钱”，“利滚利”，美其名曰叫第三产业。结果，大多项目都失败泡汤了，职工们的血汗钱就让当官的拿去“交学费”了。

1995年，新都原野庄园一号楼三个单元共36套住房（3148.58平方米）全部峻工交验。时任矿长参加交接验收，共注入资金200万多元；后又追加投入20余万元。总投资近300万元；矿派遣“二杨”即杨xx和小杨到新都管理经营这36套住房；由杨xx（副科级）负责，并办理了新都上市商品房的有关手续。

经营几年后，杨xx的账目出现问题。经矿决定，由我去接替他的工作继续销售。调他回矿汇报工作，交清问题。

由于杨xx不见面，我的工作无法开展，我暂时撤离新都在成都抚琴小区的攀枝花矿务局驻成都办事处招待所待命达20余天。

12月30日，杨xx仍不见归来。我奉命驻进一号楼三单元二号房办公室，并由矿再次派员（公安科副科长）到新都，撬开办公桌搜出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等资料，并清点造册后由我接手，我和小杨开始了新的工作——继续销售剩余25套房产。

后来经查证，我的前任在1995年11月至1998年11月三年间共销售住房11套，应收入上缴的资金一部分下落不明。杨xx得知事情败露，在我们抵达新都原野时提前逃匿。

经局矿立案调查，并提前在《成都晚报》刊登“寻人启事。”限期杨xx返回企业，否则逾期按《劳动法》处理；西区公安局经侦干警到新都调查取证之后，经攀枝花市西区法院审理和处理，并如数赔退现金。偷鸡不着蚀把米呵！

在新的岗位上从事新的工作业务，虽然生疏，但有规章制度，有自已做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信念，我决心在新都做好这项工作，并吸取前车之鉴，引以为戒！

叶干

                                                (三十二)

                        笃信忠诚　吃一大亏

1998年调动去新都时，以对党的无限忠诚态度，党叫干啥就干啥，没有提任何个人条件和要求。去了之后，从1999年至2004年，我在新都销售房产的工作中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政治上每季度汇报一次思想情况；工作上一年一次书面总结；凡是书面材料都自费挂号信寄回原单位主管领导和党组织；在党内“保先”教育中按矿党委文件安排作了自我鉴定和总结；经济上不沾一分钱现金；销售中严格按矿审批的统一价格，不多收一分钱；我经手的25套住房如期售出，未发生一起买卖纠纷和差错。

销售中还相继完善了管理办法，为全部用户办理了《商品房房屋产权证书》，办理了全部用户《房屋土地使用证书》。各种证件和票据齐全，受到用户肯定。

可是，由于我工作地点在外地，人事关系从矿机关被转到多种经营公司，工资待遇一下子少了一大截。特别是2004年初发现工资中的几项补贴被取消了，工种由干部变成工人，岗位由管理岗变成操作岗，职务从正科变成锅炉工！待遇当然一下子少了许多。

当年11月份我回矿找了有关部门和领导，他们毫不理会。公司经理阴阳怪气地说是矿里没有下达给我干部管理岗指标；组干科长居然拒我千里之外，说太平矿下发了文件任命了也没用，历来都是这样的，不管正式干部还是以工代干，都不是终身制。还荒谬地说是干部职务只体现在局组织部的档案里，好象与现实无关。

没有办法，我只好求助信访，求助局领导，求助可以讲理的地方！

2004年底，我给局领导王局长写信求助，事情有了转机。但我己吃了大亏——原被扣掉的13个月每月近200元的各种补贴没有追回来！只纠正了太平矿不合理作法，从2005年第二季度起恢复原工资待遇。为我退休金的计算补上了一个大缺口，否则……

这时，我己患病住进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病房，矿组干和多经“二杨”相继都讨好地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一纠正内容，还说是经过他们努力的结果，云云。

真不知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

由于这样纠正了错误，保留了我的工资待遇，为我日后退休的工资计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感谢您，王局长！

叶干

前天(不是昨天——记错了——昨天去西乡助残)浑身疼痛，病入膏肓了吧。输液、打针、吃药、晒太阳……
故事还得讲哈。

叶干

                                             (三十三)

突发疾病　 险些丢命
         2004年初，正当儿子在成都华西口腔医院进修时，我和老伴在新都驻扎己有六个年头了。当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消瘦了，饭量减少了。但没觉得是病，每天正常生活;正常销售那余下的六、七套住房；到市场买菜，上街逛公园，去成都与老知青打牌，喝酒，串门吹牛，摆龙门阵，小日子过得也还舒心。
      大概那年的三、四月份，我感觉有些异样了。

      每天早上起床习惯先上厕所蹲坑大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个样。可是那时大便后感觉臂部及两腿根这前后一圈，皮肉麻木，没有知觉，手捏也没感觉。过后坐坐或躺躺十几分钟后，麻木又自然消失，恢复正常，全天没事。第二天早起又出现同样现状，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当时我仍然没觉得自己生病了，而且是一场大病!只觉得是蹲坑时间太长，压迫了臂部和腿部造成的麻木，根本没有引起自已的重视和警惕，更没想到要给当医生的儿子讲这些。直到2004年11月份，我去攀枝花单位述职后，将自已在矿上的福利房廉价出售回到西昌时，才把身上的这些变化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儿子。儿子听后，紧张心疼，马上送我去检查。

之后，我便成了患者。先后在凉山州二医院，一医院，成都华西医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就医，检查，治疗。在成都治疔时，我的体重由140斤降至不足90斤。

      不能再瘦了。血常规，大小便化验，B超，CT，X光放射，骨穿，做核磁共振，切片活检。手术等一个接一个，项目一样接一样，分析一次接一次，检验一项接一项。我都不知道自己进医院后跨过多少个门槛，打过多少次针，输过多少次液，抽过多少次血。终于排除了癌症，确诊为骨结核，病灶位置在脊椎“腰5骶1”。手术后卯上钢钉，植入自已的髋骨，腰背穿上定制的塑钢背心。2005年6月2日出院直接从三医院乘琪军的小车到成都火车北站上车回了西昌。

      回到西昌儿子家养病期间，身上疼痛不己。我怀疑是手术后遗症或术中伤及体内某个部位所至，但都无依据。又住进州二医院，再次检査。一住就是84天，我身上的206根骨头都在痛，常常一天痛几次，白天夜晚都在痛。痛得我难受时，就吃去痛片，吃芬必得，吃曲马多，注射止痛针。甚至杜冷丁都用了好几支，没有办法，晚上经常不能入睡，白天吃啥也没胃口，吃啥也不香。夜晚疼痛时我呻吟过，哭喊过，咬牙切齿怒骂过。甚至绝望过，想到过悄悄地在痛苦中了结人生。

      虽然当医生的儿子曾治疗过这种结核病，但没见到过这样痛苦的，也曾百思不得其解过。可他仍然耐心地观察治疗，想办法联系攀枝花市的同学朋友，鼓励支持我去外地医院再查一查。在儿子的开导下，我才选定了去攀枝花!在攀枝花市中心医院住院后再次全面检查，一周内除了服用止痛药，注射过杜冷丁止痛外。其他一粒药也未服用，就花了检査费8000余元。结果住院28天，从骨科转至泌尿科，做了一个前列腺小手术(手术费仅100元的小手术!)就解决问题。解除了疼痛我长达八、九个月，差点让我自杀的痛苦！手术后的第二天我睡了一大觉，睡得香了，胃口大开了，一顿吃了九元钱的卥猪爪和两盒米饭……。

        前列腺——老男人的疾患——就这样解除了!
           这是我第一回感受到攀枝花市中心医院的确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