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杨柳村的整体迁村工地又开工了。在这大山环抱之间，岷江边的一块平地，已经竖起数排钢制屋架，在炽烈的阳光下闪着光，与远处山上影影绰绰的垒石老羌寨，形成奇异的呼应和反差。
村民白万锭正在工地上，跟来自台湾的建筑师谢英俊为自家房子的建法争论。领着包工队干过工程的老白，在谢英俊面前俨然是同行，一点也不示弱。他洋洋得意地指着自家垒好石墙的房子说：“这已经是个艺术品！”
5·12大地震之后，谢英俊来到灾区，向农民推广他从台湾9·21地震之后开始研制的轻钢生态房和“节能减碳”、“协力造屋”的理念，杨柳就是其中一个示范样板村。
在灾区的10个月，用谢英俊的话说，给他的“乡村建筑工作室”的伙伴们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他们的“协力造屋”在中国大陆，从2005年以来寥寥十几套实验性极强的项目，变成现实中灾区的500套在建农宅。
“协力造屋”：古老羌寨遭遇台湾经验
“不是帮他们盖房子，而是教他们盖房子”。来自日月潭边的台湾经验被“邀请”到岷江边的羌族村寨，村民“互助”换工盖房
杨柳村是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北部太平乡的纯羌族山寨，在汶川地震中，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半山老村寨中的传统羌式叠石屋却大多成了危房，村址也成了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因此，全村55户居民需要集体搬迁到山下河谷地带进行新村重建。
地震带来的老一辈遇难、村庄消失和人口迁移，给羌族文化带来危机。学者们认为，羌语将在百年后消失，而杨柳是少数仍然在讲羌语的村庄。这个村子仍然保存了羌族古老而独特的婚丧嫁娶的礼仪，以及濒临失传的羌族多声部合唱。这里的妇女喜欢穿着精心刺绣的民族服装，人们爱在一起跳“锅庄”。“我们希望还是按照羌式风格重建，今后发展旅游，但老式建筑就怕不抗震。”杨柳村村支书杨长清说。
正巧，设计软件公司欧特克发起的农房重建技术援助计划“马尔康行动”，决定把落脚点放在阿坝地区：贫穷、生态敏感、民族文化特征突出，需要融社区、生态和文化传统重建于一体。这个计划，最后选中杨柳村，而为了实现降低农民负担、生态可持续和兼顾文化特色，“马尔康行动”求助于谢英俊的轻钢生态房构造系统。
轻钢生态房，以轻钢龙骨作为建筑结构材料。轻钢结构，是国际上主流的独幢住宅结构，普遍认为抗震性能好，但通常非常昂贵。谢英俊将这个结构简化、研制了自己的连接系统，普通人在专业指导下，也能如同装配宜家家具一样把屋架竖立起来。在建造过程中，强调尽量用本地化、可回收利用或天然降解的天然材料，而少用砖、水泥等制造过程高耗能高污染并且无法回收降解的建材。
不仅仅是要环保，还强调农民自主建设和社区协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住房产商提供的很贵的房子？”在台湾9·21地震之后，谢英俊发现，没有工作可做的少数民族灾民，却要闲在家里酗酒，无所事事地等着专业的建筑商为自己把房子盖起来。“让灾民自己的劳动力可以进来”，省去工钱，少用砖头水泥之后，造价非常低廉。“我们不是帮他们盖房子，而是教他们盖房子。”这套“协力造屋”的体系，最早是在日月潭边、台湾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邵族部落尝试。当他带着“协力造屋”的台湾经验，被邀请到岷江边的羌族村寨进行整村重建规划时，这里的情形与当年的台湾极为相似。
在杨柳蹲点的社会学研究生楚燕说，这个村“社会资本比较好”。村里人几乎都是亲戚，村干部很朴实，村民比较团结。杨柳村建房，地基分配是公平的抓阄，施工实行换工制度：每家每天保证出两个工，出工不足的出钱补助多出工的邻居。灾区到处缺技工，工价猛涨到每天150元到200元，工人却雇不到。而这个换工制度，可以做到不需要请工人。村民虽然抱怨辛苦，但一边唱着羌歌一边自力建房两个月的结果，等于省了万元左右的工钱，相当于家里年收入的一两倍。
尽管每户约3万元的轻钢材料已经有南都基金和欧特克公司赞助，在这个全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村子，其余的建材仍是沉重的负担。因为海拔高，砖头的价格已经比其他地区高出3毛，而村里有三四十人精通传统的叠石建筑技术。与当地官员商量后，村民们同意房子底层以羌族传统的砌石为墙，以保持传统建筑风貌。片石在这里漫山遍野都是，村民只需要付出劳力即可。
从深秋到初春，村民组织了18个人的工作队，越来越熟练地竖起56户屋架，没有动用一个外来的人。起架的时候，人们喊着羌族劳动号子，优美而壮观。这就是谢英俊“协力造屋”理念的核心：建立一个小区域范围的“自主性的建筑体系”，让建筑材料和劳动力本地化。这样既可以避免农民造屋成本因受到专业、垄断的大市场的剥削而上涨，又可以创造就业，节能环保，还可以通过集体参与，让濒临消失的文化仪式得以保存。
建房子，是第一步。按照谢英俊的规划，当杨柳等自力建屋的村庄完成建设，将帮助他们组织工作队，到灾区各地施工，为村里创造就业机会。而他在这个项目上的合作者、“清华可持续性乡村重建团队”负责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还出资为村里建设一间村史室，陈列村里的文物和重建的记录。将来，清华团队还将帮助村民建立合作社，经营羌绣、羌歌舞表演和农家乐。一方面让村民增强对原有的文化和仪式的信心，另一方面，用商业性的文化展演，给农民带来收入，让传统“活化”。
观念冲突：草土墙的乡村尴尬
不是砖头水泥造，就地取材、冬暖夏凉的示范房被传成笑话：“我们物质上已经落后城市30年了，难道要让我精神上再落后30年？”
并非在所有地方都一帆风顺。
谢英俊在灾区的第一个作品，是在绵竹遵道镇棚花村的一间生态粪尿分离公厕。厕所的墙、屋顶和门都是用当地盛产的竹篾板做的，便坑分为两个部分，粪尿分开收集，便后以草木灰遮盖，这样固体物容易干燥脱水而不滋生虫蝇。粪坑朝南，便于高温发酵、除虫和干燥堆肥，尿池背阴，便于无害化处理和利用。
这个厕所，集中了谢英俊十年来在农村推广的“可持续建筑”的要点。他认为，如果9亿农民全部复制城里人的水冲厕，中国的水环境根本无法承受。虽然比一般农家的厕所尺度宽敞、空间私密而又通风卫生，可交付使用之后，卫生状况仍然让人尴尬。
“那是理想的状态，”执行厕所工程的建筑师谭梅说，“实际上这种厕所需要后续的管理，虽然只是焚烧厕纸、补灰这样简单的事，以及改变一下如厕习惯，但要做到，还需要对使用者不断地沟通、教育……”
在进入灾区之初，谢英俊完全按照他的“理想模式”———即按当地传统方式，竹料编墙，以稻草混合泥土填充，在绵竹九龙镇建造了一所轻钢示范房。这种草土墙，冬暖夏凉，室内外温差可达10℃。如果农民自己做，每平方米造价可以低至三四百元（灾区的传统砖混结构农民住宅造价为800元左右）。
然而，这在前去参观的干部们中间传成一个笑话：“墙上会长蘑菇”，即便选择建轻钢房的农民也这么说。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砖头水泥结实，而且意味着“现代”。
听到要用石头砌墙，在汶川草坡乡，一位生产队长对谢英俊公司的技术人员说：“我们物质上已经落后城市30年了，难道要让我精神上再落后30年？”用村里产的竹子编竹屋顶做好之后，谢英俊团队前脚离开，户主后脚就把竹子拆了。
谢英俊只好作一些妥协，建议他们用塌掉的老房子的旧砖，没有砖，在钢柱之间拉上双层铁网，以废墟的渣料混合水泥填充作墙。总之，尽量资源循环再用。
同一个轻钢体系，在不同民族的村庄，建出来的房子是藏、羌、汉不同样式。轻钢房能够体现民族风格、尤其是能快速建筑的特点，倒是很受当地官员欢迎。汶川草坡乡的乡长告诉记者，各地重建都有规划示范村的任务，希望以藏式的建筑，吸引到卧龙的游客，途经这桃花源式的山中村落来消费。
国家按照“两档三级”的标准补贴每户2万元左右的补贴款，再加上鼓励农房重建的每户二三万元左右的无息贷款，就是一般灾民可能动用的建房现金。青川里坪村村主任唐述刚告诉记者，“建谢老师提倡的这种轻钢房，每户农民建房基本只需要自己再掏一两万元就可以了。”
抗震而便宜，这是轻钢房被接受的重要原因。如青川县骑马乡里坪村最早建造轻钢房的苟永金家，靠自家四兄弟的力量建起一幢四联排。他估算，建筑面积约为720平方米，总共要花二十四五万；平均每平方400元不到。他觉得钢结构“样子方正、夏天抗热、冬天保暖”，如用同样抗震的传统木结构，本来要建四户的地基便只能建两户半。不过，在外打工就熟识建筑装修行业的老苟，也有自己的主意，他要以木板做楼上的双层墙，中间填以胶水混合的木屑。这也符合谢英俊的理念：农民自己住的房子，要留下他们自己创造力的痕迹。
商业之争：帮农民建房该不该收钱
两个团队分道扬镳，一个称“不能让善款变成企业的利润”；一个说“我们进村不只是要让村民吃上饭，自己也不能饿死，这才叫工作”
不仅要处理和农民的分歧，合作者之间也产生了志愿和商业的争论，导致谢英俊工作室和清华团队的合作在2008年底画上句点。
罗家德认为，谢英俊的团队在杨柳之外的灾区进行商业性活动，这是双方无法再合作的原因。“我找来的都是善款，我不能让善款变成企业的利润，必须切割清楚。”
谢英俊团队在较早开启的项目点———茂县杨柳和汶川草坡这两个有慈善基金援助钢架的村落，全部是义务提供技术支持；但在青川等其他地方，则已经开始商业性项目。在台湾，他操作的农房重建项目，通常是帮灾民找到慈善团体捐助，然后灾民再以工程款形式给付工作室。“这是正常的状况，他们付出劳动（就该）得到报酬。更何况他们在日月潭蹲点9年。”一位采访过9·21灾区重建的台湾记者说。
“当他第一次进入灾区，媒体就误会了他。”网名“小九”的结构工程师陈银燕是“清华可持续性乡村重建团队”的志愿者，也是杨柳村工地上最被村民欢迎和熟悉的外来者。“以为他给农民建房子，就必须是分文不取的。但慈善捐款根本养不活他们那样的技术团队，其实在杨柳项目上谢老师已经捐出了他的设计管理费，只是大家看不到而已。”作为同行，陈银燕认为，建筑师的善行，建立在专业作为和专业态度上。
陈银燕为了解决建房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特地咨询了北京、上海、广、深各个城市的专家。不过，收效甚微。“对于非主流的农民房，他们缺乏专业上的关注。一是没有市场利益，二是现有的结构体系无法规范它（轻钢生态房）。”当她与当地援建单位的一位工程师讨论技术问题时，对方的反应也是：农民房需要这么讲究吗？“因此你就能感觉到，谢老师为这个在台湾做结构试验，再一次一次到现场监督施工，已经多么不容易。”
正晖工程设备有限公司四川负责人彭思乾，是清华团队的志愿者，他表示谢英俊团队是“打着慈善的幌子，进行商业运作，无法合作”。而谢团队则对这个分歧有着自己的理解。“这个项目当初能成立，就是因为结合了我们的KNOW-HOW（关键技术）。”谢的团队认为，正晖公司用志愿者渠道取得他们的技术从事商业项目，却与团队反目，“不太道德”；而彭则宣布，“我们公司在灾区有工程项目，但我们的农房重建都是义务的、非营利的。”陈家坝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正晖在陈家坝的报价，纯钢架和钢瓦等辅料为每平方米三四百元左右———这与谢英俊团队的商业项目价格相当接近。
事情发生之后，谢团队对一些关键技术申请了专利。陈银燕说，这个系统，“技术上克隆没那么容易，要害之处，只有做的人才知道。”譬如抗震这一块，薄弱之处如何防范，都需要大量后期技术支持。谢英俊称，10年来，在这个系统上的研发经费已经耗费了两亿人民币；申请专利，只是对无法控制的“山寨版”的质量疑虑，担心“出了问题算到我们账上”。对一些愿意过来咨询、也在灾区各处建设“谢氏轻钢房”的志愿者，他们仍然义务指导。
志愿和商业之争，在震后的灾区并不罕见，一位知情者对记者说，“无论看动机，还是看效果，现在都为时过早，关键是灾民能否真正得到实惠。”
彻底切割之后，两支队伍未来的工作计划迥然不同。清华团队在清华大学建筑专业学生中展开农房设计方案征集大赛，中选方案将由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形成可施工图纸，在“5·12”周年时举行向灾区农民的捐图仪式，并在德阳市建设示范房展示园区。“我们会侧重政府统一规划、整村形式的重建。长远的计划，是帮助他们作社区整合、为社区发展出概念。之后以这些村庄为据点，展开NGO重建模式对重建效果影响的研究，形成未来城乡一体化后政府政策所用。”罗家德说。
而谢英俊三十几人的技术队伍，则在各地农村继续建房，规模少则三五户，多则数十户，分布在青川、什邡、茂县、汶川等地一个数百公里的管理半径中。面对争执，谢团队简单地解释自己的商业行为：“当我们进村时，不只是要让村民吃上饭，自己也要活着出来，而不是饿死在里面，这才叫工作！”
农房重建：低端大市场谁主沉浮
竞争非常激烈。建房，不仅仅关乎农民的喜好，当地的政策、社会团体的偏好、领导人的决策、包工队的关系网络，都深深影响着市场的版图
“我们不是NGO，”谢英俊不得不对记者澄清：“我们是‘奸商’，是农民养活了我们。”
“灾区农房重建，是一个低端大规模市场。”成都本地的知名建筑师刘家琨说。这个市场，除去传统木结构和砖混结构，由一些公司大力推广的轻钢和钢木成为市场要角。
以修建一栋两层、面积200平方米的农房计算，钢木结构完全建成一栋房屋至少需要10万元以上；轻钢结构造价则在6万到8万；砖混结构约在11万元以上，而且修建时间慢；传统木结构是在村民自有木材的地区，被当地官员十分推崇的房屋结构，修建此类房屋仅需要数万元，多为平房。不过由于对于木材、宅基面积和专业（木工技术）要求很高，无法大面积推广。以青川沙州镇地区为例，大致可以看到市场的结构和官民的取向：农村居民有2225户需要重建永久性住房，目前已经有102户轻钢房、795户钢木房、1032户土木房以及296户砖混房开始起建。
在一位志愿者眼中，重建的市场虽是巨大，然而有些扑朔迷离。“决定建什么样的房子主要是看政府的方向。村长拥有对一般村民说话的权力。而社长所起的作用则有限……”建房，不仅仅关乎农民的喜好，当地的政策、社会团体的偏好、领导人的决策、包工队的关系网络，都深深影响着市场的版图。
曾经有一个村庄，由于捐助的慈善团体的推荐而选择轻钢结构，但谢英俊团队还没进村，村里已经统一请好施工队，这让他们很难按照设计原意和安全标准来执行项目。一时间，村民与干部、与施工队之间的矛盾让项目窒碍难行。
“一个村子里，各种关系可能是几代人留下来的，各种利益、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我们作为外来者，进去不是那么容易。但这不是阻碍，这就是工作的现实。”作为外来者，谢英俊团队进入村庄往往受益于志愿者的引荐。
而帮助村庄向各个基金会寻求资助，也是谢英俊团队的“市场竞争力”。资助草坡乡重建的是红十字光明扶贫基金，其负责人陈昳茹也说，“虽然我们对农民建房的援助并非针对特定的建筑形式，但我们会向受助的村落推荐谢老师的建筑。”然而，仅靠慈善项目推动轻钢房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基金会往往难以资助整个村庄，而多个基金会则通常不愿意出现在一个项目，这样还很容易发生冠名之类的争执。到款的步调、项目官员的措辞，都会让建房计划新生变数。
称霸市场的商业性农房，主要是以方木和钢连接件为原料的“钢木结构”，它充分利用了现有的层层转包的市场体系。在青川付家沟江边村，承包了几栋钢木房工程的陈姓小包工头告诉记者，房产公司通常派出大量业务人员有力推广，揽到工程后，再把工程转包给大包工头，大包工头再分包小工头。
竞争非常激烈。在江边村，谢英俊工作室曾经因合作的工厂钢料碳含量不达标，而面临村民的信任危机，仅仅一周时间，本已划线准备建轻钢房的十几户农户家，钢木结构房已经起架。在当地，钢木结构的市场占有率，远在轻钢之上。而不慎流出的图纸和工料单，则让市场上迅速产生了数家“山寨版”。
谭梅说，轻钢结构几乎有着“取代其他所有结构的优点”，但在灾区推展不多，主要是因为谢英俊“是艺术家”，操作手法不够商业化。“要真正推广，就要像市场上的钢木房那样，有一支专门的业务员队伍。”
谢英俊准备接下来，摸索与公司和施工队合作的可能。“我们退到二线，专门负责技术”，因为“有些事情我们不擅长”。
改变与坚持：“要让城里人向农民看齐”
只有房子起来了，生活才有盼头。青川县沙洲镇镇长畲红认为，协力建房“不光增进了邻里间的沟通，而且让村民有了共同的文化思考”
在台湾，当地政府一般只对灾民的住房重建提供资助和无息贷款，但不对建设进度作任何限制。因此，谢英俊工作室的台湾灾区农房重建持续了近10年，直到目前，很多迁村计划仍在进行。
但四川的情况却不同。如今灾区当地政府多要求农房重建必须在2009年8月31日之前完成，各地都对党员、干部完成农房重建的速度进行评比，对村民的建房速度也有奖励措施。于是，材料和劳力都因为时间限制而变得紧俏，自建反而成为难以达到的目标；而在龙门山以东，农民都已经出门打工，不愿意自己建房。
谢英俊的对策是，房子可以请工人建，但环保必须要坚持。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建筑结构，也承载着他对中国农村未来的思考与想象。他认为，不仅不要让乡下人往城里挤，乡村还要建立自己的文化生活和价值感，“要让城里人向农民看齐，农民要过得比较有格调，有价值尊严。”
目前，他正在筹备，当青川县里坪村———一个完全由村民自己施工的村竣工之后，对房屋整体进行非破坏性的抗震测试。而再下一步，是在灾区成立一个研发中心，专门研究农民住房建设。而他一直在与都江堰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沟通，希望能与学校合办一个“晏阳初工程学校”，为农房建筑培养年轻人。
对于谢英俊带来的“协力造屋”的理念，青川县沙洲镇江边村书记刘玉文的评价是“效果很好”。他说，5·12地震让许多村民几乎完全失去了希望，作为村干部，“我们劝导他们的时候自己心里也很难受，面对一些村民家的困难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在他看来，只有房子起来了，生活才有盼头。江边村已经将协力的理念完全引用到整个村的重建过程之中。
事实上，整个沙州镇农房重建工作都已鼓励村民采用互帮互助的合作方式重建家园。沙州镇镇长畲红称，全镇还由村社组织有技术的人员组成86个互助队伍重建农房。目前这种协力建房的效果非常好，“不光增进了邻里间的沟通，而且让村民有了共同的文化思考。”畲红直言，外界的建筑技术人员进入镇里，给这个极重灾镇的人们带来“开阔的思维”，他希望通过重建规划，将沙州建设成一个“尊重自然、依山傍水、错落有致、人畜分离、独立成院、庭院发展”的新城镇。
杨柳村“协力造屋”模式
地基分配是公平的抓阄，施工实行换工制度：每家每天保证出两个工，出工不足的出钱补助多出工的邻居。一边唱着羌歌一边自力建房两个月的结果，等于省了万元左右的工钱，相当家里年收入的一两倍。“协力造屋”不仅可避免造屋成本上涨，又可以创造就业，节能环保，还可以通过集体参与，让濒临消失的文化仪式得以保存。
采写：本报记者 李军 黄超
统筹：本报记者 喻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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