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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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头将军把政拢


虽然孙中山勾结（只有这个词比较恰当）滇军和桂军逼退了陈炯明，可滇军和桂军同陈炯明没有冤仇，更犯不上赔本拚命，所以陈炯明仍然占着一大片地盘，也就仍然占着一大片财税。当孙中山天天为发工资头痛的时候，几支军阀都吃得好、穿得好，躺在烟榻吸鸦片，偶尔敲诈商铺弄点零花，生活十分快乐，陈炯明没有生活作风问题，但也不差钱。

一边很缺钱，一边不差钱，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灭完商团又领到大批苏联枪炮，国民革命军实力大增，也就跟着要面对下一个问题：发工资。

工人领不到工资会罢工，军人领不到工资则会兵变，这是极其现实的事情，一天都拖不得。所以孙中山病情再怎样严重，蒋介石都抽不出时间去探病，只能抓紧时间抢一块地盘，好收税养活军队，滇军和桂军暂时不便下手，他的目标只剩下“反动军阀”陈炯明。

所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革命和理想都要围着钱字打转，几千年历史，无非如此。


苏援军火和黄埔学生军果然不同凡响。蒋介石成功地从陈炯明手上抢来一大片地盘，耀武扬威地回师广州，很快手下就向他汇报了一个“好”消息：滇军和桂军造反了！

虽然做事乱七八糟，可滇军和桂军真心不是傻子，非常知道地盘的重要性，自然也也非常不愿意看到广州再出一支铁军。先前一直拖拖拉拉，不让孙中山办军校，这时看到对手实力壮大，他们立刻做出了自已的反应：拉拢云南的唐继尧封锁广州，不让蒋介石回来。

滇军和桂军的意思极其明确，一是怕蒋校长来个黑虎掏心，进广州城后突然黑吃黑；二是给对方一个明确的表态，请蒋司令今后到抢来的地盘讨生活，不要进广州城分地盘。

听到手下的消息，蒋介石和廖仲恺都是一片震惊。黄埔军和粤军都相当疲惫，对方又是有备而来，根据军事法则和敌我力量对比，硬拼几乎是没有胜算的，因此两个人只好垂头丧气地打算撤退。此时苏联军事代表、杰出军事家加伦元帅站了出来，告诉他们说：“广州革命基础深厚，这仗一定要打！”

作为苏联第一批五大元帅中的人物，加伦本身就是一个不朽的传奇。他经常在第一线亲临指挥，甚至亲自领队冲锋，打陈炯明时他就勇往直前，硬是用一个团冲垮了陈炯明的八个团。在加伦的坚持和亲自指挥下，蒋介石和廖仲恺都回过神来，立刻命令国民革命军全体突击广州，夺回革命根据地！

加伦不愧是优秀的领导。虽然这次没有亲自端刺刀，但他的悍勇仍然感染了每一个人，国民革命军在他的鼓舞下很快恢复了士气，对趁丧打劫的滇军和桂军大打出手，决心拿下整个广州城，把排挤他们的军阀赶到天涯海角。

事实证明，长期吸鸦片、泡赌馆的部队欺负小商小贩还可以，面对要拚命的正规军是不行的。滇军和桂军很快先后被击溃，灰头土脸地逃出战场，蒋介石意气风发地占领广州城，然后面对北方，深情地大声呼唤：

我们打赢了！

可惜孙中山已经听不到前线的捷报了。无论战争是胜是败，对他都已经不再重要，此时他静静地躺在棺椁里，只留下一笔政治遗产给后人瓜分。

对孙中山的死，蒋介石真心感到十分悲痛。这个人是他的好领导、好上级、好靠山，什么事情都能顺着他，怎样发脾气都能理解他，完事后还会在外人面前夸他的好。所以虽然孙大炮有种种缺点，虽然给他的赏识很有限，蒋介石还是无怨无悔地追随他，为他在军舰上顶炮弹，在军校里喂蚊子，在前线给他卖命。

据蒋介石后来的说法，孙中山临终前一直在喊“介石”，情深意切，痛于言表；但根据孙中山侍卫的说法，孙中山那时先喊的宋庆龄，后喊汪精卫，根本没蒋介石什么事。如今老领导走了，蒋介石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已，或者说靠新任领导兼接班人汪精卫的提拔。

从此时起，他再也不能随便发牢骚，再也不能动不动回家度假，再也不能使性子闹别扭，汪总裁虽然待人接物更加和蔼，却没有那种患难与共的交情；何况蒋校长在党内地位并不高，连个候补执行委员也没捞上，只能算配角中的配角。

领导不靠谱，同事不靠谱，手下又没多少，蒋介石面对开始变化的局面，决心不等不靠，发扬主观能动性主动出击，用实力巩固自已。具体来说，是再打一次陈炯明。


虽然刚刚打过一回陈炯明，但因为力量不够强，打完几个胜仗后不得不见好就收，还差点被人端了老窝。在除掉滇军和桂军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学生军的战斗力，正好占领广州城又有大把钱用，如果不抓紧机会用军功提升一下地位，那是非常可惜的。

于是在解决一些手头上的事务之后，一九二五年的十月，蒋介石带着国民革命军又出发了，第二次东征陈炯明。这次大军没有后顾之忧，很快包围了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城，开始强攻。倒霉的陈炯明坚持了三天，然后城池陷落，他只能同手下狼狈地逃出去。

曾经风云一时的陈炯明从此告别政治舞台，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他失掉了兵马，失掉了地盘，也失掉了复盘的资本，沦为一个没落的流亡军阀，在蒋司令的心里，这个人已经是废品，死活都没有关系，再也没有考虑的价值了。

从功利的角度上讲，蒋介石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事实上，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在万里之外，有一群似乎不相干的人，做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


就在蒋介石猛力轰击惠州城的时候，美国旧金山的一群华人也在开会。

都说中国人不容易团结，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擅于搞团结，而且从古时起，民间就发明了各种团结的方法，例如开香堂、拜教主等，统称黑社会，例如丐帮、漕帮都是杰出代表。旧金山开会的华人也不例外，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的老牌黑帮团队，叫做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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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朝初年就成立的黑帮组织，洪门有着比共产党和国民党悠久得多的革命历史，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革命事迹，具体说来就是反清复明，其创办人据说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手下杰出弟子包括韦小宝等著名传说人物。该黑帮从明末清初一直坚持到现今，先后发展出哥老会、三合会、洪顺堂等驰名品牌，同盟会重要会员象陶成章、秋瑾等革命元老都是洪门的优秀弟子，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前也当过他们的法律顾问。值得称道的是洪门不仅坚持反清运动，而且还与时俱进，注意同革命保持一致步调，甚至跟共产国际都建立过友好联系，但洪门最为骄傲的，还是它在檀香山招收的大陆山山主，孙中山。

为了反清革命，孙中山在北美主要依靠洪门筹钱办革命，洪门大佬们也不含糊，积极为推翻清廷辛劳奔波，保证孙大炮一次又一次失败后，仍然有地方吃饭睡觉打豆豆，过几个月又是一条好汉。

几百年革命历史、几十万革命弟子，加上大批革命元老，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洪门都是黑社会里的成功典型。然而就是这样的成功典型，却在民国混得非常之惨，袁世凯的时候要剿他们，孙中山的时代还是要剿他们，最可恨的是孙中山在台上的时候把他们打得灰头土脸，下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厚着脸皮找组织要钱，请洪门继续支持革命，弄得老大们也十分郁闷：哥虽然是黑社会，那也是讲节操的，孙山主不能老糊弄我们啊！

其实事情很简单。不是孙中山不讲义气，也不是袁世凯排挤革命组织，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洪门是黑社会。

不管洪门大佬们有多少功勋和交情，黑社会就是黑社会，靠收保护费、绑票、打闷棍、结香堂过日子，虽然偶尔也能同政府攀上点交情，但总体来说，两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政客首先看的是有没有好处，剿灭黑社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作为有追求的黑社会组织，致公堂曾经迷茫过好长一段时间。几百年来，大家的团结口号都是反清复明，忽然一夜春风来，清也不用反了，明也复不成了，大家却都精力旺盛，下一步该干些什么，实在弄不明白。经过反复碰钉子，高层的老大们终于醒悟过来，二十世纪是与时俱进的年代，靠开香堂招兵买马已经不流行了，如果想混得象个人样，就要组建政党，从无照流氓进化为认证流氓。

于是北美的致公堂决定引入现代管理机制，把手上的产业全部变成党产，香堂改成党支部，全体弃黑从白，由致公堂变成致公党。为了确保政治正确、不被孙大炮一类人再次忽悠，致公堂精选了两位政治名流来领导黑帮小弟们弃暗投明：党总理（不是国家总理）陈炯明，副总理唐继尧。

作为革命前辈，致公党的开场领导人着实来头不小，陈炯明是前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算是位国家领导，唐继尧则是云南督军。虽然唐督军在中国知名度不高，但却是同盟会三十七位老会员之一、滇军创始人，并且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因为他的云南讲武堂培养过大批朝鲜流亡人士，后来成为大韩民国的开国重臣，最典型的是韩国建国时的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奭（shì），唐督军也由此成为大韩民国八十八块建国勋章的领取人之一。

蒋介石当然不会在意陈炯明和唐继尧之类过气军阀的小动作。不管是黑社会还是白政党，都比不过他的枪杆子，一九二五年的蒋介石忙着打理军队，致公堂忙着学习党务，一切仿佛都没有交叉。

一九四九年，九月。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进驻北京、攻克南京，此刻正在喜气洋洋地开政协筹备会，讨论国号问题。

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创建的，国民党被打败了，国号自然也要改一改，但不少人对旧国号还有感情，于是提出新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此时一个老人站出来，面对各界名流激动地说：“中华民国成立几十年来天怒人怨，没有什么地方对得住老百姓，让所有人都痛心疾首，新的国家再顶着这个字号，名不正言不顺，拿什么去面对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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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校长的那一刻起，蒋介石心里就很清楚，国民党的发展离不开共产国际。

对比十二年来的一盘散沙，他在短短一年内打掉了陈炯明和滇军、桂军，黄埔学生军已经扩为国民革命第一军，成为战斗力相当可观的党属武装，国共两党官兵奋勇作战，以寡敌众、不畏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骄人胜利，也使他的声名如日中天。这一切不仅是因为有共产国际送来钱枪作启动资金，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共产国际的新方案，把国民党真正改造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理想的新型政党。

所以在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对共产国际都是心悦诚服，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三民主义中的“民主主义”是打倒剥削阶级，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甚至说民生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二者本来是一种东西，只是名称上存在区别而已。

蒋介石觉悟如此崇高，鲍罗廷当然也不含糊，什么好事都第一个想到蒋介石，共产国际同国民党的关系也是一片良好。谁也想不到的是，短短两年时间后，两家竟然迅速分道扬镳，甚至到后来咬牙切齿，死不承认当初的那份情谊，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很明显，蒋介石并不是疯子。他跟苏俄闹翻，是因为苏俄代表并不只有一个鲍罗廷，而国民党无限责任集团的首席投资商共产国际，节操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所谓共产国际，是指按马老爷子（马克思）理论成立的共产主义总部，用于统一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必须承认它是自已的总舵，并毫不犹豫地执行它的决议，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把它当成自已的指路明灯。

从初衷上讲，共产国际应该是相当给力的机构，它不仅扶植各国的共产党扩充实力，还能协调全球无产阶级步调一致，防止革命过程中出现内耗或叛徒。可是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每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马老爷子又死得早，没有办法现场指导办公，共产国际的办事员们水平有限，只好拿着几本大部头生搬硬套，希望能套个世界大同出来。

一群马列二百五，拿着号称宇宙真理却从来没成功过的理论，在全世界指导最危险、最敏感的造反工作，还要求各地共产党必须严格按指令办事，想不出乱子是不可能的。

从劝说国共合并的时刻起，鲍罗廷就苦劝共产党埋头办事，不要介入国民党内部纷争里面，对各种质疑和指责更不要还口，只管用工作业绩证明自己就可以了。这种态度获得了孙中山等人的一致称赞，也让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里都能避开冲突，实在是一种聪明的手段；但是共产国际却认为，鲍罗廷的做法过于消极，限制了共产党的飞速发展，既然革命最终是要消灭资产阶级，那就应该从娃娃抓起，尽早联合左派形成强大的力量，随时把资产阶级右派打得落花流水。

共产国际如此神经质，是因为他们在土耳其有过惨痛教训。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成功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共产党人连抓带杀送到监狱里去，苏联援助的几万条步枪、上千万卢布都打了水漂，弄得革命领袖十分尴尬。因此面对同样投资巨大的中国，办事员们不得不留个心眼，从一开始就做好预防措施。

一九二四年五月，国民党一大刚开完没几个月，曾经参加组建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上海，对陈独秀进行一对一的工作辅导。维二杆子认为，国民党的本质就是反动阶级，必须努力展开各种针对右派的公开斗争，迫使它向左发展；并且要成立共产党自已的工会，不要再帮国民党建立工会，还要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里，防止出现阶级调和，减少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

共产国际的指示很快得到陈独秀等人的一致赞同。这倒也不难理解，毕竟象陈独秀这样的愤青都喜欢喊打喊杀，想要他们挨骂而不还口，那是相当艰难。所以广州的鲍罗廷拚命抹稀泥搞调和，上海的维经斯基却主动捅开了大口子，让共产党向国民党右派猛烈开火，以为这样就可以占领所谓舆论阵地。

从本质上讲，孙中山对革命的理想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共产党主张立刻夺取所有地主、资本家财产收归国有，两边的觉悟有相当差距；只是共产党才四百来党员，国民党也不过控制一两个省，现在就为革命成功后如何分帐吵架，实在有点神经过敏。但共产党人是不怕麻烦的，他们很快就决定在国民党内展开派别斗争，同时注意工作中的技巧，凡是左倾分子尽量避免介绍加入国民党，而且要努力争取工农团体的指挥权，随时准备取代国民党，成为新一代当家人。

很快，两个实力还不怎么强大的党就陷进了内讧里。上海的党员们固然不停地倾轧，连广东省的工会也分成了两派，每天都打机会打群架，生怕错过了革命的快车，农民运动也开始越搞越离谱，逐渐影响到广东的社会安定。孙中山自然相当不高兴，鲍罗廷在广州也是尴尬万分，因为上海中央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经开始把他和孙中山都划到右派阵营里，准备自行团结所谓左派完成革命任务了。

眼看两边矛盾越来越大，正好此时发生商团暴动，孙中山靠苏援军火打了一个大胜仗，共产党的工人纠察队也在里面起到很大作用，于是两家认识到团结的好处，难得地有了一个弥合的机会。但陈独秀仍然坚持认为，革命成功的标志只能是全面暴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孙中山却打算跟冯玉祥联手搞南北合作，国共两党仍然是鸡同鸭讲，走不到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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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千载悠悠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北京的时候，陈独秀统计了一下自已的实力。由于长期为国民党发展党员，自家的生意都没有工夫打点，此时的共产党总计只有四百个党员，全加起来不够一个营。如此惨淡的家底，自然是没有机会同国民党竞争的，于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大扩充力度，同国民党左派一道搞阶级斗争，坚决顶制右派的进攻。

陈独秀的雄图壮志刚刚订出来，孙中山就逝世了，国民党内部也随之出现了新一轮变化。

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底下人再怎样闹，孙大炮都能压住反对意见，甚至恨铁不成钢地痛骂他们说“要是你们当初肯奋斗，我又何必引入共产党员”之类气话，堵得手下哑口无言。现在董事长撒手归西，没有第二个人的资历威望够镇压局面，外来户共产党又越来越高调，再不来一场内讧，那真是没天理了。

国民党的新一轮内讧，起源于接班人问题。

应该说孙老大还是很有水平的，手下两员大将汪精卫、胡汉民都算得上是当时的人杰，尤其是胡汉民资格老、能力强，一贯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加铁杆亲信。孙中山在广州的时候，他是广东政府二把手，孙中山去北京，他是代理大元帅，甚至胡汉民经常说自已是宰相，孙中山也是笑笑承认，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孙老大活着的时候，胡汉民是老二，现在孙中山死了，胡汉民自然也想求个进步，坐到孙总统的位置上去。可是一来二去，老大的位置最后却落到了孙中山秘书汪精卫的头上，他只能从孙老大的副手变成汪老大的副手，继续他的老二生涯。

对这个人事变动，胡汉民是很有点意见的。在他看来，无论查资历还是算能力，他都不比汪精卫差，关键时刻挑大梁的光荣事迹也没少干，可偏偏孙中山死的时候他不在身边，汪秘书趁机拿着一份“总理遗嘱”以总理信徒身份自居，硬是控制了中央主席团的那一帮人，当上了自已的领导，实在是咽不下这口鸟气！

身为老大亲信，却要给手下做小弟，胡汉民的气恼情有可原。不过他也实在怪不得别人，因为除了汪精卫资历深厚之外，胡汉民之所以在竞争中落败，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那张倒霉的嘴。

打自参加革命以来，胡汉民一直是老子天下最有理，经常连孙中山也不放在眼里，其他人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孙中山大人大量，碰到手下闹脾气都能一笑了之，吵几句嘴也不会往心里去，有时还会请胡丞相吃饭联络感情。可是别人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老资格，也都比常人有脾气，凭什么让一个书呆子呼来喝去，因此在提到胡汉民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一齐摇头，认为这个人气量太窄，过于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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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大万大，人事最大，胡汉民在人事问题上得罪广泛，进步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加上汪精卫的革命色彩浓厚，同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著名左派，跟鲍罗廷等人交情十分深厚，这种情况下更加没有他的机会。二五年六月，汪精卫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只留给孙中山（不是国家总理），此后全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度，并成立所谓国民政府取代大元帅府，汪精卫任政府常委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务，继承孙中山遗志，北伐统一中国。

对于新的人事变动，鲍罗廷很满意，他相信这是左派战胜右派的结果，也是保证国民党革命局面能稳定维持的最佳选择。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稳定的革命局面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月，具体来讲，是区区五十六天。

如果数数广州小政府此时的排名，大致是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五个人。其中许崇智是广东本土系的粤军领导，廖仲恺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蒋介石只算陪衬的小字辈，能挂在名单上，全靠共产国际大力支持和新立的那点军功。

廖仲恺在国民政府里的工作主要是财务。滇军和桂军盘踞的时候，他四处张罗黄埔军校，从军阀那里弄学生的伙食费；军阀走后他主管广东的财政大权，继续张罗钱粮，准备东征和北伐。

应该说廖部长的财务工作很出色，但他不光擅长搞财务，还喜欢搞政治，经常跟汪精卫、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开party，又去工会演讲，形象十分拉风。在左右矛盾已经激化的时候，廖部长手握实权又冲锋在前，当然招来一大批右翼忌恨，事实上有不少国民党元老聚在一起天天痛骂，想把他除之而后快。

虽然在某些官版历史书上，右派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人，整天日子过得舒舒服服，一心拖革命的后腿；但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国民党的右派，其实是相当凄惨的事情。钱和枪都要靠苏联支援，分给谁都由汪精卫等左派说了算，右派们没有钱、没有兵，只能领一份死工资叽叽喳喳发牢骚，在处处革命的广州，基本上属于非主流。

革了几十年的命，革得胡子一大把，最后连个主流也混不上，元老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经过详细分析，他们认为局面并不困难，虽然没有钱，雇两个杀手还是出得起的；虽然没有兵，弄几支手枪还是办得到的；虽然当不上主流，把主流的人干掉还是可以的。汪精卫目标太大，蒋介石排不上号，胡汉民和许崇智都不亲苏，被革命的指标就落到了廖仲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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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号，黄埔军校党代表、著名左派元老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前遇刺身亡，年仅四十八岁。

廖仲恺被暗杀！消息顿时震惊了全广州。汪精卫义愤填膺地下令抓出凶手，黄埔学生们不分国共都激动得几乎发狂，蒋介石更是无比震怒，要求严厉追查，汪精卫立刻成立了他和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血案的真相。

从表面上看，汪精卫的举动无非是帮廖仲恺报仇，但只要仔细琢磨就能发现，汪主席的动作其实大有玄机。国民政府排名是汪、胡、许、廖，蒋介石此时不过是许崇智手下的军官，连核心圈的边缘都靠不上，但廖仲恺一死，汪精卫立刻把蒋介石拉进圈里，却没有理会排名更前的胡汉民，用心如何实在是路人皆知。

对汪精卫的做法，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但奇怪的是，大家不仅不说汪精卫排挤胡汉民，反而认为他的做法没什么不对，原因很简单：胡汉民很可能真的是凶手。

右派遗老们早就嚷着要杀廖仲恺解气，这帮人又不是专业杀手，保密工作极为差劲，汪精卫很快就查到一条线索，胡汉民的族弟胡毅生有重大谋杀嫌疑。

胡汉民的族弟不是胡汉民，但也差不多，如果放到现在，律师肯定会提出异议，认为胡汉民的弟弟不能代表他本人，或者要检控方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来。革命年代显然不用那么费事，汪精卫直接找到蒋介石，命令他派人捕杀（注意不是审讯）胡汉民。

好歹也是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突然之间派兵捕杀，汪精卫不寻常的举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如果人是胡汉民杀的，汪主席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人不是胡汉民杀的，那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为了报复和栽赃，四十二岁的汪精卫同三十八岁的蒋介石开始了第一次亲密合作。在后面的十九年里，汪主席和蒋校长还会有很多次交道可打，很多筹码可换。

八月二十五号夜，五十多个黄埔学生兵直扑胡汉民家，上级专门指示，如果胡汉民“逃捕”，可以就地处决。

胡汉民倒是毫无防备（从这一点看，他还真不象是凶手），刚刚脱了衣服准备睡觉，就听到门外嘈杂的声音。作为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老手，他立刻感到大事不妙，迅速下床、穿衣，从后门飞奔出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职业革命家优良的反应速度和身体素质。

虽然逃出家门，却没有脱离危险，黄埔兵们还在拿着枪四处搜查。可怜的胡汉民跑到街上不知所措，静下心来想了想，感觉很有可能是汪精卫这厮在使坏，于是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他跑去了西华二巷。

西华二巷，是汪精卫的家。

汪主席年纪轻轻就参加反清革命，号称天不怕地不怕，但其实也有一怕，就是怕老婆；而胡汉民虽然跟汪精卫关系很不好，同他老婆陈璧君的关系却很好，好到碰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找的人就是陈璧君。

汪主席在办公室里加班抓人，陈璧君自然是在屋里等他回家。看到上气不接下气的胡汉民，陈璧君非常诧异：老胡，出什么事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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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还在办公室里等消息，电话突然响了。

这么晚还有电话，肯定是派去的人有消息，不是抓到胡汉民，就是打死胡汉民。汪精卫兴奋地抓起话筒，那头却响起老婆大人义正辞严的质问：“胡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要派人深夜前去缉捕？”

汪精卫没想到事情有变化，他理直气壮地对老婆说：“反动派就要捉，捉了就要杀！这样做是大快人心！”

听完汪主席的革命宣言，陈璧君哭笑不得，于是放低声音告诉老公：“他现在我们家呢。”

汪精卫顿时没了脾气，因为他谁的面子都可以不给，老婆的面子却必须是要给的。而且陈璧君做事很到位，为了防止汪主席或蒋校长追杀灭口，她硬是让胡汉民在家里住了下来，打算让汪精卫跟他来个面对面。

老婆如此袒护反革命，汪主席只好睡办公室，他自然是气恼交加：胡汉民住在那里，我还怎么回家？！

陈璧君当然也知道不是办法，于是在坚持几天后，她又施出另一个狠招：派人把胡汉民送到了黄埔军校。

烫手山芋突然掉到手上，蒋介石顿时头痛不已。上头没有给他杀人的书面指令，如果胡汉民在别的地方出事，他和汪精卫都可以推卸责任，可陈璧君偏偏把人送到黄埔军校来，只要胡汉民有三长两短，他蒋介石第一个脱不了干系。

汪精卫不肯留字据，蒋介石又背不起这么大的黑锅，胡汉民于是在军校里住了下来。当然，住得很不舒服。

军校的伙食显然不能说好，整天操练喊杀也不清静；更重要的是，他是谋杀廖仲恺的重大嫌疑人，不管他说什么，黄埔学生看他的脑门上都象贴着“凶手”的大标签。

蒋介石已经三十八岁，所以不会冲动，不会不考虑后果，不会冒冒失失地杀人，但那些血气方刚的学生就很难说了。万一哪天大家哀悼廖代表悲从心起，突然闯进来把胡汉民一刀捅死，也是情有可原，说不定还能坐实了他的凶手罪名。

事情闹到这一步，汪精卫天天回家睡大觉，陈璧君好吃好睡啥也不担心，黄埔的蒋介石却闹心到极点，胡汉民也担心到极点。一直憋到九月，蒋介石终于憋不下去了，直接了当地告诉胡汉民：党内有个留学苏联的名额，你别住军校了，去苏联读书吧！

胡汉民很识相，乖乖地去了苏联当留学生。

解决完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放到下一个目标身上：许崇智。

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兼上司、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粤军首领许崇智，是一个很憋屈的军阀。

他是同盟会元老，参加过辛亥革命，追随过孙中山，顶撞过陈炯明。作为广东本土系元老，陈炯明在时抢走了所有的光芒，他只是陪衬；陈炯明同孙中山决裂，他被逼得缩到一边，没有办法跟陈炯明争斗；陈炯明被赶回老窝，他还是进不了广州城，只能在一旁努力观望。

纵观许司令的简历档案，最多的几个字就是“参加”或“追随”，意思是说，许元老的态度是端正的，立场是站稳的，领导是紧跟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说起来很可怜，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只是几百号人的学校，民团农会也强不到哪里去，打仗大部分还是靠许崇智的粤军出力，蒋介石只能挂一个参谋长的名义。但要命的是，以粤军为主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手上青春焕发，在许司令手上却是死水一潭，除了领饷，什么也不会干。

革命几十年，却革得无人知晓、革得默默无闻，绝非擅长守拙，绝非隐于黑暗。对这个问题，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都有非常清楚的共识：

资历无限的许崇智，是一个能力很有限的小军阀。

能力有限，有时也不是坏事，很多小军阀和许司令一样偏安一隅，过得有滋有味。可是许司令偏偏摊上广东的是非之地，往来的又都是陈炯明、蒋介石之类猛人，以许司令的水平，也只能重在掺和了。

多年以来，许司令一直是打点全副精神奋力掺和，如今终于到了掺和不下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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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到什么也不行的许司令，偏要在什么都行的位置，汪主席和蒋参谋长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很快找好了冷板凳，准备把许司令摁上去。

九月十九号晚上八点左右，几支荷枪实弹的部队突然开进广州，将粤军司令部、许崇智公馆等团团围住，然后有人给许崇智送来一封信，表示广东军队把持财政，情况非常严重，许司令又过于“忠厚”，处理不了这种事情，建议他去上海静养三个月，等问题解决了再回来。

许崇智吓了一跳，赶紧给汪精卫打电话汇报消息。在听筒的那一头，汪主席慢条斯理地告诉他，你还是去上海吧，这边的事不用操心。

许崇智这才明白，原来自已已经成了废品。更要命的是，几个手下都跟死人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事先都被蒋介石收买好了。

许司令一贯软弱无能，几个师长旅长都想求个进步，改换门庭似乎也可以理解。第二天早上，许崇智又收到一封信，他的结拜小弟蒋中正派人押送他去上海，而且还很贴心地送上了船票，千言万语一句话：赶紧滚蛋，否则捅死你没商量！

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崇智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也算是条好汉，所以很识相地没有吃眼前亏，乖乖地跑到上海，做下岗军阀。

许崇智走了，蒋介石很高兴。

他当年同许崇智、张静江三个人八拜结交，曾经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此后境遇不佳，许大哥也一直对他关照有加，但仍然不妨碍大家开展黑吃黑，而且吃得理直气壮，吃得毫无歉疚。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蒋司令还需要和更多的人结拜金兰，需要和他们恨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需要和他们同舟共济、同床异梦，然后同室操戈。所谓兄弟，其实就是用来填坑的，别人是坑干爹，蒋介石是坑兄弟。

从各种记载来看，许崇智走得应该相当狼狈，蒋介石很快对他的亲信进行了大清洗，把重要岗位全部安插上自已的人。许大哥闷闷不乐地在上海租界住了两年，没有等到上岗的机会，两年后国共分裂，蒋介石生怕粤军闹乱子，看他实在不顺眼，又不好意思直接下手杀人，于是给了他一个选择：离开上海，去国外。

许崇智不想走，但此刻上海已经是对方的地盘，而且蒋司令还很体贴地开出了价码，二十万大洋。

要么发财旅游，要么横死街头，许司令这点觉悟还是有的。面对昔日小弟的大洋，他毅然做出了决定：拿钱，走人。

许崇智从此离开中国舞台，放弃了所有的政治努力，开始另一种游山玩水的人生。他先后去了美洲、欧洲，后来又回到上海、香港，过着富足的安逸生活。李大钊在刑场上死了，他活着；胡汉民在病床上死了，他活着；陈独秀贫病交加死了，他活着；汪精卫顶着汉奸骂名死了，他还活着；甚至苏联代表鲍罗庭都死在劳改营里的时候，他仍然能跟家人一齐愉快地玩耍。

纵使退出，虽然无名，却很幸福。

我一直认为，所谓成功或者失败，有时是不论输赢的。

顺便说一句，许崇智有个很出名的堂妹叫许广平，是鲁迅的夫人；后来还有一部电视剧《千秋家国梦》也跟他相关，演他的人是台湾演员赵文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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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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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电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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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蛮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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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谓政治影响严重的西山会议，汪精卫和蒋介石都表现得相当、相当淡定。

虽然会议公布的所谓内容十分吓人，但大家很清楚那不过是个幌子，甚至连开会的人都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不少人是后来被写进会议名单里去的，听到消息时莫名其妙；更重要的是，左派同共产党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总地来说都能团结一致，而这帮元老们却是眼高手低，谁也不服谁。事实上开会之前，就有另一帮右翼元老找到他们，宣称自已才是正宗，两拨人为了所谓名份大打出手，斗得鼻青脸肿，在西山开会的时候，有人脸上还留着同伙抓出来的伤。

一边是几万兵强马壮的国民革命军，一边是几个只会喝茶骂架的老屌丝，汪精卫的天平该往哪边倾斜，实在是不需要多想的事情。他唯一担心的，是上海的陈独秀千万不要再闹乱子出来，影响已经脆弱的国共合作。

从表面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负责总管中国共产党。但按照规矩，全世界工人阶级是一家，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统一指挥，陈独秀地位再高，也不过是传声筒而已。共产国际的工作重点既然是国民党，自然会给国民党发大笔的经费，共产党只分到很少一点，而且连这点钱也要通过国民党才能领到手，国民党不给，就没有饭吃。

没有钱已经很头痛，更头痛的是按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应该成立工会农会，搞罢工、分田一类革命活动才是本份，而国民党特别反感这些事情。根据规定，所有共产党都以国民党的名义办事，因此国民党可以轻易跟上级领导招呼一声，取消相关革命活动。共产党忙乎了半天，结果党部随便打个电话，大家就得走人，自然也是火冒三丈。

天天革命，天天吵架，不知开了多少协调会，啥也不能解决。要说这就是革命工作，打死斯大林陈独秀也不信。

于是陈独秀不干了，找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尽早给个说法，不然就会乱套。陈总书记的解决方案一是两个党分家单干，二是共产党早点建军，用枪杆子维权。

陈独秀把意见告诉苏联代表，然后被否定了，再讲，再否定。

虽然矛盾百出，虽然问题重重，必须坚持团结，这是共产国际的看法。所以陈独秀必须立足现有条件，干好高难度革命，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办法。

又要干革命，又不给政策，陈总书记很郁闷。

陈独秀一直觉得，共产国际非常岂有此理，反复否决他的正确意见，其实是有点冤枉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闹乱子的时候，共产国际里面也在出乱子，莫斯科倒是有人帮他说话，认为中国革命不可能靠国共合作搞起来，但这种忙帮得还不如没有，因为那个帮忙的人，偏偏叫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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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孙中山的法定继承人，汪主席同苏联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为自已找了一个稳定的洋后台，手下文臣武将能人辈出，已经培养起一批铁杆死党。想到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即将到来的北伐统一，想到中华民国就要在自已手上发扬光大，自已的头像就要印在每一张钞票上，汪主席不禁壮志凌云、踌躇满志，头顶仿佛有万丈霞光，指引着三民主义照亮黑暗的全中国。

如此美好的革命前景，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汪精卫是相信了。


口号喊完，大会开完，大家回到自已家里，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共产党照样搞工会农会闹革命，国民党照样拖后腿，报告递到上海的党中央，陈独秀找到苏联代表鲍罗廷，跟他抱怨一通，然后毫无结果不了了之。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扯皮，谁也不指望能出现什么奇迹，蒋介石则在广州忙得四脚朝天，除了天天抹稀泥外，他的主要工作是招兵买马，准备北伐统一中国。

北伐不仅是孙中山的遗愿，也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支持，最初的北伐计划就是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元帅主持制定的，蒋介石对此是相当欣赏，鲍罗廷也一再表示同意。但蒋总司令万万没有想到，加伦元帅很快调回国去了，鲍罗廷也在二六年一月奉命回国，他的后继工作，由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接任。

加伦调回国，因为他跟鲍罗廷意见不和，认为大力扶持蒋介石不妥当，应该再找一个人牵制他；鲍罗廷调走，则是因为斯大林的政策也变了，想换个军人背景的人来指导中国革命。

同搞外交出身的鲍罗廷不一样，新上任的苏联代表季山嘉是个二楞子，他上岗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阻拦国民党北伐。

季山嘉当然不是吃饱了找不自在，他不同意北伐，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治头脑也很灵活，一面扶植国民党，一面还跟北洋军阀接触，看双方能不能合作。老季同志是军人出身，手里有莫斯科的鸡毛当令剑，对蒋介石也不会客气，一来二去，两边关系闹得十分僵直，心高气傲的蒋介石受了委屈，马上施出一贯作风，闹着要辞去第一军军长的职务。

汪精卫当然不会把蒋介石的赌气当真。就在蒋司令同季代表关系不和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敏感的事情：军委会削减了黄埔军校经费，把减下来的部分挪给了第一军第二师。

蒋介石本来不是斤斤计较的人，但是经费是事先商量好的，而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又跟季山嘉关系特别好，军委会的做法顿时引起了怀疑。想到自已功劳苦劳一大堆，居然要受到莫斯科的排挤，蒋介石一气之下接二连三地递辞职信，先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东征军总指挥的职务，最后闹着要辞军委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的职务；相关报告递到汪总裁桌上，大家都是哈哈大笑，认为蒋军长又在发小孩子脾气，实在是没有城府的表现。

因为没有批准这些辞职报告，汪精卫后悔了很多年。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号，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正式接纳广西桂系加入革命队伍，桂系的两个军也随之成为革命军。按照编制，革命军已经有六个军，因此桂系应该领到第七、八军的番号，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给他们的却是第八军、第九军，第七军的位置被人空了出来。

看上去只是一个号码的问题，但是蒋介石很紧张。

有第六军，有第八、第九军，显然有人在给第七军留位置。联想到先前王懋功多领军费的事情，很可能是季山嘉想把第二师拉出去，扩成第七军削弱自已的实力。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怒火万丈的蒋介石派人把王懋功抓了起来，然后送上一笔旅费，押他去上海休假式治疗。

没有上级批准，突然废掉一个师长，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蒋介石的动作都是越权犯上。一头雾水的王懋功晕乎乎地去了上海，季山嘉知道事情后则是勃然大怒，找汪精卫愤怒抗议，说蒋介石是新军阀。

季山嘉很愤怒，但他没想到蒋介石比他还愤怒。蒋军长他也找汪精卫告状，说季山嘉专横无礼欺负人，将来中俄外交都会受影响，要么准他辞职，要么叫季山嘉走人。

一边是共产国际总代表，一边是喜怒不定的亲信下属，汪精卫两头都不想得罪，于是分别答应下来，然后施展太极神功，谁的事情都拖着不办，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火气能降下来，继续广州的幸福生活。

倒霉的汪总裁不知道，太极功夫是很讲究的，对内力有着深厚要求。他的本事还远远不到家，这一把稀泥不仅没抹好，反而把自已给抹了进去。

当上东征军司令之前，蒋介石对自已的定位，一直是公务猿。孙中山给他发工资，所以他干活；孙中山的活干不了，他就不领工资直接走人，逍遥自在地回浙江老家，所有人也习惯了这种作风，谁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问题，自此时起。

当上黄埔军司令之后，蒋介石不再是一个普通公务员，而是政治势力的领头羊。无论愿不愿意，他都形成了自已的一套班底，并且要保护自已的利益，驱逐任何想染指的人，例如王懋功。

事实上，在黄埔生为骨干的第一军，蒋介石已经有很多危险的苗头。例如，军内骨干是各级共产党员，但蒋介石最重用的亲信却是他的浙江老乡，并形成了自已的内部小圈子，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在随后几十年里，这条规则一直没有变过。

汪精卫没有意识到，不管是什么时候，军人不奉命令行事都是大忌，稍一过线便会形成军阀势力。他在关键问题上没有节制蒋介石，于是在不经意之间，蒋介石也走向了军阀的道路，并在尝到权力的滋味之后一发不可收，终于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军阀。

然而在一九二六年的那些日子，蒋介石呕了好几天气，汪精卫却没有给一句准话。最后，蒋介石终于发飙了，他怀疑汪精卫跟自已不再站一条线上，很可能同季山嘉勾搭在一起，毕竟这也情有可原，季山嘉背后是共产国际，而他手上什么也没有。

三月十四号，蒋介石最后一次去找领导发牢骚，汪精卫的反应也“证实”了他的想法。在被两边磨得焦头烂额之后，汪总裁不耐烦地说出了一句话：“你要真想走就快点走吧，我这里还有事！”

蒋介石顿住了。他已经习惯了闹辞职的办法，一直以来孙中山都是大力挽留，从来没有赤祼祼地下过逐客令，现在孙总统换成了汪总裁，终于物是人非，再也没有人支持自已了。蒋介石气呼呼地回答汪精卫，“我才不能被一个俄国顾问赶走，我非赶走他不可！”

蒋司令讲完气话就走了，剩下不以为然的汪精卫。类似的呕气蒋小弟已经搞过多次，从来没有哪一回当过真，所以他认为，这次也不会当真。

蒋司令发脾气的时间是三月十四号。这一天，日理万机的汪总裁正在忙另一件事：迎接苏联的远东代表团。

为了对远东革命形势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斯大林决定派一个代表团进行视察指导，以保证投下去的血本不至于打水漂。由于任务过于重大，他派出了布勃诺夫担任团长一职。

这位布勃诺夫着实不是简单人物。他二十岁入党，一九一七年就进了苏共政治局，参加过十月革命，打过苏联的建国之战，此时的头衔是苏共中央书记、红军政治部主任，属于根正苗红的革命军人、苏联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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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如此重要的人物派往远东，充分证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重视的，对中国革命者是关怀的，对革命前景也是有信心的 。

布勃诺夫的代表团先在华北进行了工作调查，然后去上海见陈独秀，蒋介石大发牢骚的时候，他们刚刚到达广州。很明显，蒋小弟的怨气再大，同对苏外交比起来毕竟是小事，因此汪精卫没有理会，简单明了地把他堵了回去。

在敏感的蒋介石看来，这显然意味着汪大哥已经同季山嘉站到一起，准备把自已排挤出局。

矛盾已经到了激化的边缘，就差一根导火索了，而在风云际会的广州，引线和火苗是不难找的。

三月十八号，黄浦军校交通股股长、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海军局代局长、 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奉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速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所谓校长，是指蒋介石。当时蒋校长的头衔比较多，同军事相关的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兼广州卫戊司令，但中国人最讲究尊师重道，平时最普遍的尊称还是校长。李之龙听说是校长有令，赶紧带着中山、宝璧两条船开往黄埔。

三月十九号，船到黄埔，开始联系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才发现有点不对。邓教育长莫名其妙地告诉他们：我没有下过什么任务啊，是不是搞错了？

邓演达莫名其妙，李之龙也是莫名其妙，于是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当然更是莫名其妙：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原话）

平白无故被涮了一通，李之龙很是郁闷，突然又接到通知，苏联中央使团要到中山舰参观，请李舰长尽快做准备。

官大一级压死人，李之龙只好带着中山舰回广州，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就在这个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仿佛事先商量过一般，突然间到处都流传着谣言，有的说中山舰要谋反，有的说李之龙动机不良，总之中山舰突然来黄埔，是因为蒋介石得罪了苏联代表，汪精卫想把他绑到苏联去问罪。

李之龙万万没有想到，自已不知怎么就掉进坑里去了，选他上套的原因也很简单，他是共产党员。现在军舰是他开出来的，可传命令的人不认帐了，他又没有书面证据，所有人都在背后叽叽喳喳，说得比什么都毒，却没有一个肯站出来对质的。面对满天弥漫的谣言，李舰长毫无办法，只能寄希望于蒋校长头脑清醒，不会信那些乱七八糟的鬼话。

李之龙很紧张，蒋介石更紧张。

共产党同国民党最近确实矛盾不断。陈独秀一直对他不满是知道的，关系好的俄国代表加仑和鲍罗廷都被调走了，新的使团一来，兵舰就四处乱跑，是真的有人想押自已去苏联吗？

堂堂革命军人，成天到晚搅在党派冲突里面，两头得罪人，这活没法干了，娘勒个希匹！

面对乱七八糟的场面和漫天谣言，蒋介石终于承受不住压力，他的第一反应，是干脆撂挑子，回汕头司令部去度假，再也不受季山嘉的鸟气。

碰到困难就走人的事，他不是没干过，从前给孙中山干活的时候经常犯毛病，每次也都是孙中山好劝歹劝，再把他找回来。但这一次，蒋介石才走了几步，就明白过来，他恐怕是走不掉的。

从前能随时回家度假，是因为孙中山肯罩着他；现在手握数万兵马，孙中山却不在了，随随便便走人的话，很可能连命都会丢掉！

三月十九日下午五点，出走到半路的蒋介石返回身来，做出了一个决定：带兵反击。

三月二十号，蒋介石宣布李之龙策划共产党暴动，随即以卫戍司令身份下令扣压中山舰，派兵占领海军局，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同时封锁苏联顾问团住处，宣布广州全城戒严；为了防范兵变，他又命令何应钦把第一军第二师的共产党员关起来，以免出现任何意外。

军舰扣起来了，人也抓起来了，面对“赫赫战果”，蒋介石开始不知所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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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事件，其实是一起影响深远的兵变，它对国民党的离心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破坏力大致相当于袁世凯+陈炯明+北洋军阀。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国民党还是一个努力向现代政党靠拢的团体，重要决定必须由中央执委集体决定，党内武装都受主席节制指挥，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和决策系统，不会任由军人胡作非为。经过蒋介石和共产国际的一番折腾，汪精卫被逼离职，实力派蒋介石大权在握，从此高层的发言权由枪杆子多少决定，而国民革命军也很快由职业军人蜕变为军阀的利益集团。

为了建立三民主义的现代政党，孙中山忙乎了大半辈子，结果蒋介石在两天时间里，就把它扫进了垃圾堆，理由居然是拯救党国，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该抓的抓了，该放的放了，该分的也分了，还有一个人必须给个交待，那就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欧阳格，也就是那个“误传谣言”的欧阳钟他叔父的结局。

欧阳格本来是黄埔海校副校长，当年曾经掩护孙中山撤出广州，还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蒋司令喜欢结拜），应该说，算一号重要人物。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不喜欢他传小话吓唬自已，把他关了起来；后来国共分裂，李之龙被抓起来枪毙，他则光荣出狱，去英国、德国考察海军。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东三省，蒋介石采取隐忍退让政策，他却回国参加义勇军，跟随马占山在东北拚死抵抗，可见此人虽然反动，抗日爱国之心还是刚刚的。

虽然做义勇军听上去很拉风，当年却是件爹不疼娘不爱的苦差事，纯属以个人力量对抗外国政府、破坏中日友好大菊的一小撮势力。得不到支援的马占山无力支撑节节败退，欧阳格也被打得灰头土脸，败回南京后壮心不已，要求成立鱼雷艇部队护卫内河，防范日本入侵南方，蒋介石当即发下任命：欧阳格为电雷学校中将校长。

听到蒋介石的任命，所有海军兄弟都炸了锅。

国民党海军以闽系为主力，领头人是陈绍宽，水面舰队向来自成一派，不容他人染指。突然空降海军中将的欧阳格只是一名陆军中校，一点领船经验都没有，在注重资历的海军里，这就是反了天。

海军已经开始组建鱼雷部队，却突然空降一个陆军中校来管事，要说这不是掺沙子抢班夺权，打死你我也不信。

对蒋介石乱插钉子的做法，海军司令陈绍宽坚决表示抵制，最后欧阳格只能以少将“叙阶”的方法上任。

欧阳格的人缘不怎么样，但是他的鱼雷学校却是一顶一的硬汉。在日本全面侵略的关键时分，陈绍宽应对无力，手下的海军毫无建树，欧阳格却带着鱼雷艇奋起应战，不惧牺牲。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号，电雷学校史可法中队第一零二号快艇向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发起夜袭，击伤日本装甲巡洋舰“出云”号，自身也受伤沉没，这是自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海军第一次主动向日本军舰发起的有效进攻。

鱼雷艇部队虽然英勇，却挽回不了危急的战局，最终败退到后方。欧阳格又一次被捕下狱，罪名是贪污军费、作战不力。

对这种离奇的指控，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作战不力的人有很多，欧阳格的鱼雷艇却是一直冲在最前线，直到损失殆尽，涌出过不少抗日英雄；至于贪污，那就是说笑话了，当年大家的灰色收入多得很，海军上下哪个也未必干净，欧阳格天天在飞机轰炸下冲锋陷阵，激励大家打到最后一人一船，怎么也不该在他身上搞廉政。大家唯一确定的是，这位仁兄打仗勇猛，政治头脑却是一团浆糊，他曾经不知进退地写了一本回忆录，想夸耀自已当年反共的“贡献”，蒋介石看过后勃然大怒，下令把书稿没收销毁。

可以说，欧阳格掺乎政治一辈子，就没看准过风向。

欧阳格莫名其妙地抓了起来，又很快放了出来，无所事事地闲呆了两年。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没事的时候，突然间又有人上门把他抓走，说是两年前的罪行经过审定，确认要严肃处理。

一九四零年八月，欧阳格在重庆被枪决，下命令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结拜大哥蒋介石。到底为什么原因不知道，到底犯过什么错也不知道，就象当年的中山舰事件一样迷雾重重。

公正地说，欧阳格不算好人，但他算一条好汉。

欧阳格死了，他的电雷学校很快也散了伙，跟他过不去的海军司令陈绍宽五年后也被罢免，民国海军司令部重新洗牌。最后陈绍宽投了共产党，洗了又洗的民国海军再次分裂，一部分去了台湾，一部分投奔大陆，相互间反目成仇。

一九九八年，中山舰在湖北打捞出水，随即修复成为历史文物的一部分，此时蒋介石也死了二十三年。

这一笔笔烂帐，真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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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也有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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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家的环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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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宅两地 富贵有别  朱德祖上原是广东韶州府的客家人。清乾隆末年，朱文先带着4个儿子来到马鞍场，后代在马鞍场的大塆定居。随着人口的增多，朱家在清末沦为佃户，不得不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维持生活。 1886年12月1日早晨，朱德出生于丁氏地主房屋之右前仓屋。居住9年后，遇丁氏地主夺佃，朱德回到故居居住14年，此后离开家乡。
位于朱德故居西南数里的朱德出生地，使看似简单的朱德祖上风水蒙上了一层面纱。
其实，令人疑惑的原因，主要还在于朱德出生地，表面上确有非凡之象。
朱德诞生地坐落在形似太师椅的李家湾，前接琳琅湖，后枕琳琅山，房屋正堂坐寅向申。白虎砂环绕屋前，一山顶似方柱，矗立于连绵起伏的山峦之中。此山山腰不长一草一木，但山顶上却终年翠柏常青，四时郁郁葱葱。当地人说，那是一座轿子，是富贵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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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朱德诞生地形局周密，藏风聚气，水口交锁，水出丁未合局。诀云：寅山申向，若右水倒左出丁未方，为借库消水自生向，不作冲破养位论，主富贵多寿多子孙。丁氏财主巨富的家境，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前面轿顶山不远处，是清末民初当地首富营建的一座集居住、休闲、防卫于一体的养生“安乐窝”，号称“川北第一庄园”。但是，说其贵不可言，则言过其实。
居琳琅山西南的朱德诞生地，白虎砂连绵而出，横而为案，左面则有欠，前对的轿顶山，斜列不正，至于山顶有树而山腰不长草木，乃自然现象，今人不懂风水，以此为贵证，作为朱德日后贵显的风水依据，纯属无稽之谈。更为重要的是，前朝除轿顶山横列为案外，再无高大星辰罗列，除却水口缠绵交锁外，贵器不备。从风水上看，这是一处典型的浊富之地，不但难于致贵，还有为富不仁之嫌，与朱德日后的作为简直有天壤之别。
朱德的风水之根，不在出生地仓屋，而在后来生活成长的故居，这点表面上不好理解，但细究其理又很简单。祖辈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故居，经过一个甲子的充分孕育，1886年诞生了伟人朱德。在这里，祖辈的世居之地，是朱家的基业所在，是孕育产生大贵人的关键因素。从朱德故居明堂、前砂等山水形势以及居高临下、胸怀大局、包有天下的气魄看，没有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充分孕育，是不可能诞生一代元戎的。在风水实践中，不排除有租住他人居所生育，借别人之风水，得山川之灵气而发迹者，但绝非主流。朱德断不可能在父母租住了别人右前仓屋即得其庇佑，成就了一位三军总司令。如若仅靠租住仓屋即可有朱德之大作为，那么，仓屋主人、居住正堂的丁氏家族又当如何？因此，判断人才何地所荫，不可凭主观想象臆断，必须因形、因地通变分析，是为至理。朱德祖上风水，惟关刀山下琳琅山旁的故居为真龙大结，而不可能是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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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