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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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宋教仁如日中天的声望，袁世凯当然不能坐视，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摆不平选票，就摆平拉选票的人！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

宋教仁的凶信很快震惊了全国。上海警方办事倒不慢，马上抓到凶手应桂馨，又查出凶案竟然跟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相关电文一在报上公布，立刻舆论哗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赵秉均是袁世凯的亲信。

案件查到这个地步，可以说离真相水落石出只有最后一步距离。但是终究还是没能查下去，因为袁老大是拿枪的总统，没有警察敢找他的麻烦。

于是孙中山怒了。

不就是造反么？兄弟我造了十几年的反，还怕了你不成，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一九一二年的七月，孙中山指挥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纷纷起兵，这次终于不是反清了，改反袁。

孙中山反袁的结果很是凄惨。北洋军队的实力实在不是吹的，国民党七月反袁，八月广州就被攻破，九月南京也失陷了，孙中山等人只好再次逃命日本。好在日本朋友多，容身之所还能找到，这次短暂的战争被称作“二次革命”。

而那个暗杀宋教仁的应桂馨也没有好下场。他本来就是上海流氓帮会出身，一九一四年二月，这个头脑简单的流氓大概是昏了头，以为自已从驾有功，竟然得意洋洋地招摇过市，大张旗鼓跑去北平向袁世凯请赏，这下袁总统的脸面挂不住了。

应桂馨可能在帮会里混得太久，不懂得官场的规矩，但袁大总统是懂的，而且一点不讲客气。很快，应桂馨就在进京的客车里被人灭口，八天后赵秉钧也被袁世凯毒死，这下宋教仁的案件就成了悬案，彻底死无对证。

弄死应桂馨，袁世凯丝毫没有歉疚，但把赵秉钧也搞掉，大总统心里还是过意不去的。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他还是在几年后称帝的时候，给赵秉钧追封了个一等忠襄公的头衔，意思大概是说当年对不住你，所以赐你哀荣作为补偿。

做政客，可以没有廉耻，不能没有面子；同样作为政客，不仅要无耻，而且要有无耻的实力，在这一点上，袁大总统是玩得很转的。每每回顾这段往事，不少历史书都会叹息宋教仁的死，因为他死了之后，全中国再也没能够实现民主。而我认为更该叹息的，是我们这样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只出了一个宋教仁，只能出一个宋教仁。



袁大总统胡作非为的时候，蹲在日本的孙中山并没闲着。经过二次革命的失败，他从袁世凯那里学到了很多有争议的东西，并很快成为一个更加有争议的人。

长期以来孙大炮同宋教仁、黄兴一道走江湖，讲究的是共和民主、实现西方式政治。但血淋淋的现实告诉他，理想纯洁是没有用的，人品正派也是没有用的，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靠的都是实力，如果不建起自已的势力，理想就只是一句空话。

不愿只说空话的孙中山开始了重新建立革命党的历程，并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同先前的国民党不一样，为了巩固实力，孙中山这次决定搞一些新花样，一些不大上得了台面的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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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孙中山的规定，新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还要按手模宣誓，又把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受不同待遇；如果再加上若干稀奇古怪的手续，除了不用杀鸡喝血酒外，基本上跟黑帮神汉一类组织没有两样。这种思想转变自然不怎么上台面，老一批高端大气的革命党人都不赞同他的做法，但孙中山却吃了药似的我行我素，丝毫不改变。

屡经失败的前任孙总统最需要的不是道德或赞同，他需要马上能用的实力，这是用无数人鲜血换来的教训。所以他不顾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哪怕一道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反对他，哪怕同盟会里的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都不加入他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也丝毫不肯改变主意。他当然知道众叛亲离的孤独，但却不肯放弃自已的目标，哪怕不择手段。

为了实力，他决定把革命党搞成黑帮；同样为了实力，他找到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许诺只要日本出钱出枪，他可以把未来的主权和领土划给日本作为报偿。日本方面自然是大喜过望，有关部门极有兴趣和他谈判，但却没有签一个协议，而是拿这些条件去要挟袁世凯，要求更高的报价。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袁世凯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袁大总统不想当冤大头，却还是不得不让日本人宰了一刀。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人趁机侵占了德国人占领的山东半岛。袁世凯自然是无可奈何，日本趁机步步逼进，要袁世凯同意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倒霉的袁世凯百般周旋，又动用舆论力量，希望英法等国能采取制约手段，可当时英法的注意力都在欧洲打仗，没精力理会他的要求。

日本人一路强逼到一五年的一月，终于图穷匕见，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项要求的最后通牒，史称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内容分为五个大项，大致意思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承认日本南满（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的特权；承认日本在旅顺大连等地特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并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日本以外的其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看过日本人提的条约，袁世凯十分明白，对手是什么样的货色。自已每往下走一步，就是往卖国贼的位置更近一分，这个条约签出来，中国就不再是中国，简直可以算是日本治下的一个行省。

袁大总统是堂堂大总统，当然不想做一个省民。但正所谓人在屋檐下，想抬头也不行，在扯皮无效之后，他发现自已除了让步签字之外，竟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说到中国为什么受日本节制，要一直从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讲起。

当年老佛爷向十一个国家的列强宣战，战败时订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加上地方赔款一亿六千八百万余两，以年息四厘算，三十九年一共要赔白银九亿八千多万两（实际上赔了六亿五千多万两）。这么一大笔钱，把中国的白银都搬空了也不够，于是列强决定拿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搞个按揭还债，一年年地扣。

海关税、常关税、盐税是中国最重要的税收，这些税一卡，中国政府自然要闹钱荒。北洋政府本来也不是经济建设标兵，当时又不搞三观教育、廉政建设，除了养兵发饷还要收姨太太、抽大烟、圈地起房子，四处弄军火抢地盘，刮百姓一时刮不到那么多，就只有找列强借钱用。

列强不是慈善机构，自然不可能说借就借。英美法这些国家相对小气，不愿意付大价钱，德国的兴趣又在欧洲，最想吞并中国也最肯下本钱的就是日本。大总统每年要扩军，手下要建公馆养姨太太，要养军政要客，只能要找日本要钱要军火；而日本的胃口又不是一般的小，不光不做赔本买卖，连少赚一点都不愿意，此刻干脆亮出刀来吓唬人：不签约就捅死你没商量，你借不借！

从某种程度上讲，袁世凯和后来的好几届政府都陷在这个怪圈里，明知借这种钱就是喝毒药解渴，但还是非借不可，终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晚，袁世凯终于同日本签下了卖国协定《二十一条》，于是他彻底走向了灭亡之路。

全国对卖国条约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老百姓不答应，他的政敌不答应，孙中山当然也不答应--虽然孙前总统和日本人提的条件差不多。突然之间孙大炮变成了激进分子，义愤填膺地指责袁世凯卖国，号召大家起来推翻他，拥护自已建设新的和谐社会。

袁世凯不是傻子。同日本人签约除了对方咄咄逼人外，还有更隐密的原因迫使他需要更多的钱去收买亲信，也需要更多的枪炮去镇压可能的敌人。他已经把民国约法扔到一边，成为所谓“终身大总统”，但一个人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他还有更加进步的追求，也是所有独裁者的终极目标：当皇帝。

做终身总统，只是一代独裁，当上了皇帝，才是世代独裁。袁总统精明一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绝不含糊的。

一九一五年对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是喜庆的年头。孙中山在十月二十五号同宋庆龄结婚，袁世凯也在十二月十一号经过闹剧式的“推戴”后宣布称帝，新国号为“中华帝国”。有趣的是袁大皇上宣布要对旧清廷“永远优待”，被他忽悠下台的清宫吃人嘴软，也表示要永远拥戴袁大皇上，绝不起贰心。

清廷的遗老遗少们用自已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这个世界上有奶不一定是娘，但给奶的一定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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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各办各的喜事，各操各的心，孙中山的生活非常和谐，袁世凯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很快，袁皇上就发现，全国各地对他的称帝都骂声一片，竟然连北洋系也全面反水，逼他下台。

在后人眼里，袁世凯要当皇帝，是一件非常莫名其妙的事。因为很快，袁皇上就发现，全国各地对他的称帝都骂声一片，竟然连北洋系也全面反水、逼他下台，最后竟然连登基仪式都没来得及整一个，就灰溜溜地下台了，相关过程活象一幕低成本的狗血剧。

在不久以前，袁总统曾经做过多次民意调查、摸底测验，都是形势大好，看不出有什么地方成问题。更关键的是，袁大头已经是终身总统了，这个头衔跟皇帝也差不了多少，为什么叫总统时风光八面，叫皇帝就众叛亲离呢？

教科书上的回答，当然是老一套袁大头不得人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之类。但我们必须知道，所谓人心，是件十分不靠谱的东西，比方说，苛捐杂税不得人心，但民国时的苛捐杂税，有时比清朝还要厉害，甚至预征到了几十年后；又比方说权力世袭不得人心，但蒋委员长在台湾就是干出来了，金胖在朝鲜也干出来了，只要权力运作到位，历史潮流只能默默地站到旁边，不敢说一句话。

当我们习惯性地指点江山时，总认为这个历史大人物太愚蠢了，那个历史大人物太幼稚了，那我们看历史，恐怕真的很难学到什么东西。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无非就是，只要我们不犯傻、只要有一个正常人的知识和判断力，就能如何如何；因为那些失败者，都是因为他们太愚蠢、太幼稚了，或是在关键时候犯了愚蠢、幼稚的错误。这也是各种穿越小说盛行的重要原因。

袁世凯称帝的选择，肯定是失败的、错误的选择，因为事实是明摆着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认为称帝是单纯的幼稚和愚蠢，却只能说明，你并没有真正理解那段历史。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说，是袁世凯女儿讲的，称得上是独家揭秘。

这个传说虽然有着众多不同的版本，但总体意思都差不多，那就是，袁克定（袁世凯的长子）想当太子，于是就积极鼓动袁世凯称帝，为此他不惜花钱，给袁世凯定作了一份假《顺天时报》。袁世凯看到《顺天时报》上的内容，都是连篇累牍的支持他称帝，于是一高兴，就登基称皇帝了。

后来，袁静雪（袁世凯的女儿）吃香酥蚕豆时，发现包着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和自己家看到的《顺天时报》不一样，于是就拿给袁世凯。袁世凯一看之下，当时惊得差点吐了血，因为，自己竟然被骗了。

对这种所谓正史上的内容，或曰这种独家揭秘的内容，大多数人总是深信不疑的。只有真正经历过社会风雨的人，才会在心底明白，正史也好、独家揭秘也罢，荒诞不经的内容多的去了。

当我们看这种无厘头故事的时候，不妨先想一下，袁世凯的情报机构有多大，相关的工作人员有多少？一个拥有庞大情报机构的决策者，竟然天天看着一份从地摊上买来的报纸做决策，还有比这更扯淡的事吗？

我们必须要知道，民国后来的情报机构，有一个中统、还有一个军统；同时代苏俄的情报机构，有一个叫克格勃、还有一个叫格鲁乌；美国的情报机构，有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而且经常都觉得不够用。这还是和平时期，一到战时，各种情报部门四处扩编，相关信息收集单位更是五花八门。

统治一个庞大的国家，尤其是派系林立、纷争不休的民国，没有专业的情报机构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就算北洋政府是一个草台班子，也不可能落魄到，首席大佬靠地摊报纸分析形势的地步，更不可能一个人蒙在小屋里独自分析、甄别情报。这样的方法不要说统治中国四年，一天都维持不下去。因为，这种七个铜板就能买两份的报纸，竟然成了北洋首席大佬的战略决策情报来源，这不是讲天方夜谭吗？

不要说袁世凯是北洋政府的合法总统，就是在他被满清赶回老家后，袁世凯获取国际国内信息的渠道，也不会可怜到这个份上。如果袁世凯当时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方式就这样简单，他是没有希望东山再起的。

一个人控制着庞大的情报机构、拥有大量专业情报人员，再低能也不会拿着一些假得不能再假的东西，坚信不疑。我们必须得知道，袁世凯随便问个平时看报纸的文化人，也会知道他现在掌握的情报，纯粹就是哄鬼的玩艺。

更重要的是，这种地摊上可以买到的报纸，最多也就是个参考价值罢了，哪怕它真的天天发表消息，支持袁世凯当皇帝，那也是不管用的。《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报纸，如果日本人办一份报纸，竟然可以决定中国何去何从，那大东亚肯定早就被共荣了。

甚至退一万步讲，袁世凯如此看重《顺天时报》，又看到《顺天时报》天天盛赞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袁世凯是什么人？他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大佬，而且还是民国政府的合法总统。处于袁世凯的位置上，如果看到《顺天时报》天天向他示好，所有的内容，都是让他越看越舒服，能一点表示也没有吗？

换而言之，在这种背景下，袁世凯肯定会指示有关部门拜访一下这家报社、答谢一下这家报社对自己的支持；甚至接见一下这家报社的主编（或幕后老板）、亲自对他们表示答谢。

事实上，袁世凯在称帝前，北洋政府的情报系统，对当时所有的媒体，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类似公关。如果袁总统真的如此看重《顺天时报》，又发现《顺天时报》竟然这样给自己面子，肯定也会接见公关《顺天时报》的负责人。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的公关工作也太成功了。等系列相关工作安排下去，想不穿帮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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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这么多分析，并不是论证袁世凯不看报纸，而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历史上所有的经典坏事，都不会这样简单，但是历史上所的经典坏事，都会被写成这种套路。总而言之，成功的经典坏事就是某个、某几个坏人神功盖世的产物，失败的经典坏事就是某个、某几个坏人脑子进水的结果，而整个历史就是一群好人和坏人过家家的童话故事。

因为，有机会说话、能拿到话语权的人，肯定都会想方设法与这类坏事划清界限，总而言之，我们从来也没有支持过它们，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在反对它们，都是领头的几个坏人做错了。事实上呢，在整个过程里，大家都在盘算自己的所失所得，都在不停地承诺和背叛，还搭上了很多人的性命，绝不是普通的闹剧那样简单。这种情况下，袁家的人弄这样一个故事出来，把自家的案犯描绘成小丑的样子，可以最大化地保全所有人的形象或面子，也就给袁家拓展了生存空间，它给袁氏家庭带来的价值，绝对是不可估量的。而且我们也要知道，后来的袁氏家族，下场也确实算是比较好的。

其实袁世凯称总统也好，称帝也好，都是极其复杂背景下的产物，或者说，是一个庞大工程的产物。仅仅是因为，他最后失败了，相关细节又端上不大雅之堂，所以后来有机会说话的人，都与这件事划清了界限。在这种背景下，给我们的感觉，自然是袁世凯和他儿子脑子抽疯，所以把自己作死了。

笼统地讲袁世凯失败的原因，不外乎是皇帝不好、总统才好，因为皇帝代表封建旧制度，总统则代表民主新制度之类。问题是，这种苍白无力的说教，就好像反腐倡廉的重要性那样，随便拉个学生听三堂大课，也会清清楚楚；而一说到实际的，就是天天给老百姓上反腐倡廉大课的人，也会稀里糊涂得不可救药。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研究下，哪个监狱里的大老虎，被抓前没给下属上过反腐课呢？

随便翻下历史，看过北洋军阀的表现，也能知道他们的德性。这种人会支持民主共和，那就是个笑话，因为，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这些人在公开场合装得人五人六，那是职业素养决定的，可拿它当真，那就是你的错了啊。

所以，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比古人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会讲大课，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社会从来也不缺讲大课的人，随便拉个初中生培训几天，也能把各种道理讲得头头是道。想靠这种东西决定几十万北洋军的动向，或者中国的未来命运，根本就是胡扯。

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显然不是为了跟历史潮流作对。我们必须知道，世界上固然有总统靠民主自由强大的国家如美国，但也有皇帝靠君主立宪强大的国家，例如英国、日本。而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标准，规定哪种制度是正派、哪种是邪派。

很明显，袁世凯叫总统还是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而这一点，是所有教科书都避讳的。因为，它涉及到了权力斗争的本质：利益。

一个政权声称自己是皇帝，通常来讲只有两个目的，或者给自已下属一个名份，或者是中央集权的需要。

一切是显然的。小弟们把脑袋拴在腰带上，跟着大哥造反，绝不只是打份工那么简单。别人称王了，旗帜上写的都是丞相司徒、骠骑将军或政治局常委，跟着你混只能当个主簿、别驾或乡长，能有号召力吗？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刘备、刘禅不称皇帝，诸葛亮混到死，也就能混一个省部级；因为刘备、刘禅就是四川省长级别的官员（益州牧），诸葛亮想混一个副国级、正国级干部，就是造了刘家的反，那也是白搭。但是呢，如果刘备刘禅称了帝，诸葛亮再想混一个副国级，估计闭着眼睛也能混到；想当国级干部，努把力也是有机会的。

后来，诸葛亮听到自己的朋友跟着曹操混，只是混了个市级干部，那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我跟着刘备混，现在已是副国级丞相了，你怎么才当个市级干部呢？看着诸葛亮这种感慨之词，实在让人想起夜郎国的故事，因为，这真是传说中的夜郎自大啊。蜀国虽然称为一个国，但是同从前的益州有多大区别呢，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刘备父子称帝，诸葛亮靠什么当丞相？

如果刘备父子就是益州牧，诸葛亮给刘备父子打工，听到从前的朋友混成了市级，估计不敢随便自豪的。因为，朋友跟着曹操混，虽然混的很一般，但也是独当一面的正牌市级官员，而诸葛亮呢，不过是一个省级高官的助理罢了。但是，因为刘备称了帝，而且政权坚持了几十年，所以诸葛亮终于以丞相的名号写进了史书，而其他追随人员，也都有了相应的名份，这里面的政治意义和凝聚力，绝对是不能忽视的。

袁世凯的例子，显然不能套用这种情况，因为他已经做了大总统，手下干将都分到了相应名号，政治局、副国级、省长部长之类头衔一个不少。那就只剩下第二种原因：袁世凯当皇帝后，会因为相关设置的变化，触动某些人的蛋糕。


按民国的规定，北洋政府中央决策层分为上下两院，虽然不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至少权力有一定的下放分化，各级官员们面对中央政府时，能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博弈。但我们必须要知道，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依靠的法宝都不是什么约法议院，而是大肆扩编的北洋军。

辛亥革命时，各地督府同中央达成停战，相互划好了势力范围。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被打得鼻青脸肿，在中国想当军阀，要么是北洋军，要么得倒向北洋军，有的还不得不接受他们派来的政委或监军。各处的独立势力都遭到全面渗透，北洋系人马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实现了最大的扩张。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北洋系的壮大，并不代表袁世凯的壮大。

袁世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整个北洋系认可的代表，也是各方面势力的中央操盘手。只要北洋实力派们相信，支持他能够最大化地保障自己的利益、保障整个集团的利益，袁世凯的位置就不会动摇。所以冯国璋想取代他，满清朝廷犹豫再三，始终不敢下手，硬是让他把自己赶下了台。但是当袁大头总统之后，北洋的几大派系都实现了地位跃升，纷纷跻身政治局、成为副国级领导；此时对他们来说，相当于是爬到了百尺竿头，已经不可能再进一步，所以，名号之类的并不重要，保证自己的蛋糕最多最大，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由于袁总统并不亲自掌握一支强有力的中央军，北洋系各大军阀经过几轮扩张，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中央政府，始终需要面对启用新人、削藩夺权的新一轮洗牌。对冯国璋、段祺瑞等既得利益者来说，相互间的争权夺利，以及跟中央的争执，都是早晚要爆发的危险冲突。

作为总统，袁世凯的权力被议会分走了，想走现有程序收回权力的话，那帮人可以通过相关程序，在议院搞点鬼推挡出去。但是如果不加强中央集权，自己就会变成汉献帝一类角色，让几大军阀牵得团团转，这才是他想当皇帝的真正动机。因为两个体制里的政策区别，绝不是简单的称呼转变，而是利益布局的重新调整。

很明显，袁世凯不是傻瓜，他清楚地知道利益问题的敏感性。面对拥兵自重的部下，他的措施是大力引进文官系统，对政治体制进行结构重整；同时提拔后期要求进步的二流军阀，给他们更多的权限和独立性，借机牵制直皖两系势力。总而言之一句话：跟我走，有肉吃！

事实证明，历史潮流干不过真金白银，在赤祼祼的诱惑面前，各省将军、护军、镇守使都是节操扫地，纷纷表示愿意拥戴袁总统升级为皇帝。而对这些要求进步的新兴军阀，袁皇帝的封赏可谓毫不吝啬，例如，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抓住时机大力跟风，立刻以“拥戴之功”封为盛武将军、督理沈阳军务，随后借着北洋势力控制了东三省，成为名盛一时的奉系军阀首领，风头甚至盖过了北洋军阀。

通常历史书说到这一段时，都会发些不着边际的评论，痛斥军阀政客无耻、企图恢复封建统治云云。但是呢，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就会明白，大家投靠袁世凯，还真不好说是节操问题。

如果对这种事情不好理解，完全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即使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为了升官发财四处求潜的也大有人在，所谓军中妖姬、电台主播之类绯闻满天都是，别说喊几句皇上，更出格的事都做了几百遍。当年的袁总统一不要你脱衣服，二不搞三俗陪侍，光写几封信、磕几个头就给提拨，而且升的还是省长、军区司令之类实权职务，如此劲爆的机会，要是贴个招聘启事出来，排队求跪的人肯定能从天安门一直拖到五环。

一句话，四书五经干不过真金白银。中央的赏格给到这么高，实在不能怪那时的人没有骨气了，要知道这么好的机会放在眼前，哪个敢玩清高，后果不是一般的严重。因为，当年的军阀最不缺竞争对手，袁总统看上你是你家祖坟埋得好，要是把到手的桃子推出去，别人趁机攀上了大树，一船人都有被打翻的危险；谁敢这样不开眼，把部下往绝路上带，都得惦量好了，到时候小弟们认识大哥，小弟手里的枪，可不一定认识大哥！

最为要命的是，袁世凯说自己要称帝的时候，并不只赏了张作霖一个人。事实上，他给全国各地一百多个军政官员都封了爵位，酬谢他们的拥戴功劳。

所谓拥戴之功，其实就是胡扯，因为发几封电报、写几篇马屁文，压根没有任何价值。袁世凯找借口提拔新兴军阀，根本原因是自己没有一支强大的亲兵，在未来的岁月里，那些新兴军阀根基不深，派系又偏，相互间没有合作基础，只有以皇上或少主为旗帜联合起来，才能同原来的北洋系抗衡，在新政权中站稳一席之地；而经过这样一番运作，新的权力布局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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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想听几句奉承话，北洋系是不会管的，甚至自己就能念出长篇马屁经来。但是袁世凯显然不是换个称号那么简单，要知道全国蛋糕其实也不大，给地方小军阀分多了，就意味着几个大军头要退出一些来，直接侵犯到他们最敏感的利益。袁世凯很清楚，冯国璋等人对这种事，肯定是满心不愿意，但是作为一代枭雄，他有着足够的自信和霸气，因为他心里有数，虽然嫡系小弟们满心不愿意，可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北洋军并不是一个团结整体，它的内部派系重重，彼此相互倾轧，不能形成统一的合力，大家拥戴这个大总统，是为了有个协调合作的中心，免得陷入重重内乱里，闹得一齐完蛋。所以创造出要么共赢、要么共输的局面后，袁总统不顾部下的眼神，硬是喝醉了酒般地装迷糊：我当皇帝，你们就是亲王、公爵了，难道不觉得很高兴么？

无情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对局势算得一点不差，但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统驭力。那些军头都有自己的兵马地盘，早已羽翼丰满，面对老领导借力打力、分权制衡的行径，个个都施出了阳奉阴违的那一套，人前背后地下绊子，力图在冲突中踩倒别人，最大化自已的利益。当然，结果也是明显的，他们成功地搞垮领导、把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之后，自己也手拉手地被赶出了舞台。不过袁皇帝实在不用太奇怪，当年他就是用这一招对付清廷的，正所谓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袁大头被部下学以致用得这么彻底，其实应当感到欣慰才对。

无论如何，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凯宣布自己当皇帝了，相关仪式极为简陋，既没有登基大典，也没有召集地方官员，基本上就是在京官员聚在一起开了个朝拜会。袁大头连龙袍都没披，穿着军装读了张文书，大家鞠躬的鞠躬、嗑头的磕头，乱哄哄闹了一会就算完事，甚至象样的午饭也没请一顿，直接宣布散会了。对这种节简办事的态度，所有人都是愕然：虽然国家不富裕，你老人家也不能这么抠门啊！

抠门的王朝往往是短命的。很快，有人造反了，那个人叫蔡锷。

蔡锷本来在北京，后来借口治病去了日本，再转香港回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从军事角度看，云南的反袁行动就是个笑话，因为护国军只有三个“军”，竟然还相互不买帐，只好分三个不同的方向进攻；蔡锷的所谓第一军不过三千一百人，而袁世凯派去镇压的部队，光是蔡军长方向就有四万五千人，另外两路也是用万计算的，不论是兵力还是装备，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只要不出意外，蔡锷的失败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然而事情怪就怪在这里，虽然前线也是枪炮震天，两边却谁也没有前进一步，倒是各种通电、文告满天飞，仿佛大家跑到边远省份不是打仗，而是开辩论赛一般。蔡军长（其实连旅长都不够）固然无力进逼，北洋军也是紧拖慢磨，丝毫没有打到昆明吃米线的意思。

从十二月底打到一月，又从一月打到二月，十万大军分三路打几千人，始终没有一点进展。

很明显，这就是武昌起义的翻版，袁世凯能跟革命党玩无间道糊弄太后，北洋军自然也能跟护国军耍无间道糊弄皇上。拖到三月份，南方各省纷纷拉上北洋的某个派系，酝酿独立搞单干，直隶将军朱家宝直接给袁世凯送来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取消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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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忙忙当皇帝以来，袁世凯收到过无数电报，有拥护的，也有反对的。通常来讲，电报的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看表态的有谁；而这份电报的署名，能让袁大头气得几乎昏死过去，因为打头的一个名字，竟然叫冯国璋。

冯国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联合了其他四个实权人物，如果加上这些人能影响的地方督军，可以说，直隶地区的北洋军这是公开勾结地方诸候，威胁袁世凯要制造内乱。在这种压迫下，云南的战局自然没有任何意义，北京城此时已经四面楚歌，宫变只在朝夕。

北洋三杰，分别是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反水了，王士珍又不肯蹚混水，袁世凯只能紧急启用段祺瑞，希望好部下拉领导一把。在这个紧要关头，段祺瑞十分谦虚地表示，自己身体不好，需要去西山养病，皇上还是另请高明吧。

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重新当回大总统。

一切都太晚了。

叫皇帝还是总统，本来并没有实质的变化，袁世凯也没来得及动大部分人的蛋糕。但在这场变故的影响下，南方各省又一次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中央政府的领导。

几年前，也有一场类似的地方独立运动，结果是国民党被打出了中国，孙中山狼狈逃往日本。但是这一次，情况很不一样。

上次独立被失败，是因为北洋军仍然是一个整体，可以形成合力，镇压不听话的省份，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而这次西南各省闹独立，北洋军已经分成几个派系，都在力争地方军阀的支持，把他们拉进自己的小圈子里，一齐打击别人。为了尽可能多几个友好省份，防止背后捅刀子，他们争相开出条件，容忍各地实力派扩大势力、划地称王，以便在即将到来的大火并中占据优势。在这场无节操无下限的分家运动中，北洋各系施出全套本领，相互甩石头、渗沙子、挖墙角，完全脱离了袁世凯的掌握，同时也摒弃了由他主导的势力平衡。

袁世凯终于病倒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开创的权力格局即将崩溃，中国也要随之滑入深渊，而他充当了始作俑者的角色，却对此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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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的故事里，有一句诗叫“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前面指袁世凯称帝时设立的“筹安会”六个人，后面则是说依附他的军阀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倒戈，搞得他气恨交加，终于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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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力的孙中山勉强撑到一九一八年，终于应付不下去了。这一年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暗杀，顿时几派势力分崩离析，广州的“国会”成了广西桂系操控的对象，五月份军政府改组，决定用七大总裁取代大元帅之职，孙中山一夜之间又光荣下岗，再次成为前总统，离开广州到上海避难。

虽然离开了广州，但孙中山也不是一无所获，一直拥护他的陈炯明还占着汀州、漳州、龙岩等地盘，这块小小的根据地叫“闽南护法区”。 一九二零年，广州军政府出现内哄，桂系同滇系争权，陈炯明乘机在八月进军广州，驱逐了滇、桂等外地军阀，十一月底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组建军政府，开始他的第二次护法大战。

一九二一年四月，广州的非常国会重新召开，取消了所谓军政府，宣布组织正式的中华民国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五月份就职，从此南北再次对立起来。

虽然重新顶起总统的头衔，孙中山的门面着实有些难看。新的广州政府没有任何外国承认，“大总统”头衔到底有多少合法性也很难说。总统最重用的亲信是陈炯明，陈司令以拥立之功身兼陆军总长、内政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实际上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可孙总统和陈司令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和谐。

孙中山每天叨念的是两件事：当总统和北伐。现在总统当了，自然要向北进军，统一全国，没想到陈炯明却对打仗没有兴趣。陈司令没有统一天下的壮志，反而认为全国满目疮痍，广东的实力也弱得一塌糊涂，应该以联省自治为目标，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广东内政上；最出格的是，陈司令不肯向孙中山打指模宣誓效忠。

本来是心腹亲信，但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陈炯明总是惹得孙中山不高兴。乱世讲的是实力而不是道理，陈炯明偏喜欢跟孙总统讲道理，而且他还不是旧式军阀，抓不到个人作风一类毛病予以打击，这就比较不好办了。史料记载陈炯明在广东搞得卓有成效，禁烟禁赌、兴办教育，连孙中山也佩服得不行，经常感叹陈司令“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下属实力强悍能干，个人作风却抓不到毛病，对领导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军政大事上同领导谈不来，等于原则问题上坐不稳立场，十分危险。孙中山执意要北伐当总统，甚至同意让外蒙独立来换苏俄的军援支持，陈炯明却非常抵制，认为中国之内政不能靠外国势力，不然后患无穷。

孙总统同陈司令面和心不和地坚持到二二年四月，终于矛盾再也无法调和。这时北方军阀正在混战，孙中山认为应该趁乱大捞一把，于是要陈炯明来梧州讨论北伐问题（注意他平时不在广州）。他的要求很简单：一、参加北伐；二、给我筹五百万军饷。

对孙中山的无理要求，陈炯明态度也很明确：你要逼我北伐，我就辞职。

拿辞职要挟领导从来不会有好结果。孙中山自然是非常生气，于是在四月二十一号下令，自即日起罢免陈炯明各项职务，所遗广东省长一职由伍廷芳继任，粤军总司令一职裁撤！

发布这道命令的时候，孙中山手上没有亲兵，也没有任何实权。

事实证明，孙中山虽然有胆气，却经常没有清醒的头脑。陈炯明手上有兵，撤职只能撤掉他的名义，却撤不掉他的军队，而在军阀时代，枪杆子才代表一切，其他什么省长、部长一类都是白搭。

陈炯明倒是个实在人，他没有造反，也没有抗议，忍气吞声地带着手下退回惠州；而可怜的孙中山失去了这支亲兵，也就失掉了权力的保障，等于什么都没捞着。

一九二二年六月，北洋军阀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了。让孙中山大跌眼镜的是，他的军事眼光实在太差，本来预期北平的直系军阀会吃败仗，他可以趁机捞点便宜，可才一个礼拜工夫直系就大获全胜，反而是东北奉系被打得一塌糊涂，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个时候北伐，就是找死。

北京城的政治继续风云变幻。徐世昌很快下野，黎元洪重新上台，宣布恢复一九一七年被段祺瑞废除的旧国会，顿时人心大定。惠州的陈炯明也认为十分有理，于是给孙中山发了一封更加不时识务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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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电报里，陈炯明发扬了他一贯认死理的风格，表示孙总统来广州是为了护法，现在“中华民国”旧法统已经恢复，黎元洪又是合法国家元首，也就没必要护什么法了，希望徐世昌、孙中山二人同时辞掉总统的名号，共同拥护黎元洪。

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徐世昌的名号肯定是要完蛋的，陈司令叫两个人辞职，等于公开宣布自己不支持孙中山、改为支持黎元洪，理由是黎总统手上有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

对陈炯明的举动，孙中山的第一反应是深恶痛觉，第二反应是极其深恶痛绝。因为孙大总统十分明白，所谓法统不过就是个借口，真正做事都是靠枪杆子和地盘，陈炯明不给他急需的东西，反而在关键时刻胡说八道，形同叛逆。

现在很难说清楚，孙中山具体采取过哪些行动。有资料说孙中山打算刺杀陈炯明、收编他的部队，但没有正史核实这种说法；我们只知道五月二十号的时候，孙中山突然任命陈炯明手下的叶举为粤桂边督办，希望能把叶举拉拢到手下，但叶举却不领情，直接带了六十多营（有几千人）部队开回广州，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两职，并罢免军政府里比较得罪人的胡汉民。

不管这些要求是不是陈炯明指使的，几千支枪杆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在叶举的压力下，孙中山焦头烂额，只得在二十七号下令，陈炯明恢复办理两广军务。

对大总统来说，这是绝对没面子的事情，孙中山忍了下来，可是陈炯明却连姿态也没表一个。广州各界都怕孙中山和陈炯明火拚，纷纷劝他回军政府上班，甚至连陈独秀都到了惠州，想把他吸纳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工作。陈炯明只是一声不吭，呆在惠州天天喝茶。

局面千钧一发，陈炯明却雷打不动，让外人很是惊讶，以为他在准备做什么大事。其实可怜的陈司令天天当宅男，并非因为胸有成竹，而是他什么事也做不了，只能硬着头皮在家里发呆。

陈炯明实在是个好人。事情到了这一步，他最先想的不是报复，而是息事宁人，本着大事化小的原则给叶举写了封信，劝他撤出广州。但叶举不仅不听，还气呼呼地说出了自已的理由：不肯咽这口鸟气，也不舍得广东的地盘。

叶举是自己的死党，孙中山给他那么大的官职都没有动心，陈炯明当然不能不领情。一头是老领导孙中山，一头是老部下叶举，陈炯明十分两难，才发现自已虽然算个好人，却不是一个好的政客，做军阀似乎也不大合格。

六月一号，孙中山带着两营人马开进广州，并理所当然地发现自已指挥不动叶举的部下。几经周折，到了十二号，孙中山干脆找报社开茶会（类似记者招待会），面对媒体公开警告：十天为限，如果再不听话，本总统就要动用海军的八英寸大炮，发射榴弹、毒气弹，直接消灭所有不听话的部队，市民伤亡也在所不惜，叶举你给我想好了！

孙中山的几条小炮舰没有多少实力，这么讲当然只是吓人，可是被吓的人好象不这么想，尤其是叶举对他有看法已经很久。陈炯明的面子再大，也大不过孙总统的大炮，于是大家直接翻了脸。

六月十六号，孙中山突然接到电话，通告说将炮击总统府，接着广州各处的陈家军纷纷响应，四面进攻，孙中山只得狼狈逃窜，坐海军的永丰舰溜出广州（从这一点看，叶举只是赶走孙中山，没想真的打死他）。陈炯明无可奈何，只好在叶举的迎接下回到广州，从此孙总统和陈司令正式宣告分裂，所谓的“二次护法”也关门大吉。

对陈炯明的“叛乱”，孙中山气得几乎吐血，除了尊严受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宋庆龄当时已经有身孕，是卫队长叶挺提着冲锋枪把她救出去的，虽然没有被俘虏，可是乱中逃难，宋庆龄流产了，终身没有再孕。

绝人衣食，断人香火（幸好先前有个长子孙科），都是要命的大仇，三度下岗的孙前总统从此恨上了陈炯明，而且一恨就是一辈子。陈炯明当然是无可奈何，不肯承认自已有错，总之两个人都说对方不好，把旧帐硬是带进了棺材里。必须要指出来的是，当时的舆论普遍同情陈炯明，对孙中山说好话的几乎没有，一直到国民党当政以后，有关记载才开始体现出“正确”的舆论导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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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历史、数百万人血流成河的大战、以及前所未有的建国立业，都从这一刻开始。

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驱、无产阶级成功掌权的典范，苏联人跑来支援孙中山，最初是因为一个蹩脚的误会。

当俄国推翻沙皇、共产党又把其他人推翻之后，以列宁为首的红军击败了俄国的白军及国际干涉军，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而在建国的头一年里，列宁曾经同德国签定过一个堪称丧权辱国的条约，叫布列斯特条约；具体来讲就是为了退出世界大战，向德国割让乌克兰、格鲁吉亚、立陶宛等大片国土，损失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铁矿，并赔偿六十亿马克。

不管在谁眼里，签这种条约都是典型的卖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吵成一团，不少人坚决不让签约，但列宁却坚持要签，并最终获得了党内重臣托洛茨基的支持，同德国达成和解。就在大家一片哀鸣准备破产的时候，一战突然结束了，德国偏偏是战败国，割地赔款之类条件自然也成了泡影。俄国顿时举国欢腾，纷纷夸奖列宁同志有眼光，利用战略空间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既维护了和平又保住了领土，水平实在不是一般的高。

大家在庆祝，手下在恭维，列宁在狂汗。因为他签倒霉条约的时候，并没想到德国会战败，整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个误会。

根据马老爷子（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某个国家单独成功，必须是全世界无产者共同努力的结晶。马克思主义自然是一句顶一万句，列宁的书又读得好，擅长理论联系实际，很快就活学活用地推断，俄国革命既然成功，那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爆发自然是不远的事，俄国只要撑过一段时间，英国、德国、法国等地的工人就会组织起来纷纷暴动，最终实现全球共产主义化。

这里要说明一点，有人认为列宁是德国间谍，应该是不大靠谱的，当年各国都在给敌国反对派送钱，连孙中山都能拿德国大洋给北洋政府捣乱，列宁要用过德国人的钱也不奇怪。列宁肯割地赔款，是他看死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没几天好活，甚至认为德国共产党马上会暴动成功，东西不用送出去就能回笼；没想到马克思的书写得白纸黑字，该发生的事情却一件也没发生，各大帝国的工人阶级是热心组织工会，天天闹着涨工资，可是列宁等得花儿都谢了，传说中的全球大暴动也没到来，德国共产党还被镇压得七死八活，白白浪费了半天的表情。

辛苦等几年并没什么，关键是马克思主义里的预言不正确，这个事情性质比较严重，搞不好会动摇大家的根本理念。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俄国共产党得出结论，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没有发生暴动，是因为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工人贵族”阶层，抵消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而万恶的帝国主义能让工人的生活过得舒服，并不是他们治国有方，只是因为他们残酷剥削殖民地国家，有钱保证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想要促进世界革命，必须先阻断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直接跟帝国主义干仗是不行的，毕竟对方势力过于强大，列宁决定广泛发动殖民地的革命斗争，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实现革命成功。于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马克思主张革命先锋阶级必须是工人阶级，可是各个殖民地都比较落后（不然也不会被殖民），不要说工人，工厂都没几家，等他们组团造反，估计要等到苏联解体。

够先进的不肯造反，肯造反的又不够先进，眼看要被马老头忽悠在绕口令里，几个无产阶级领袖都是十分捉急。列宁不愧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面对同志们的怀疑，他站出来大手一挥，响亮地告诉大家说：“同志们不用怕，我知道怎么办！”

雄辩的事实证明，列宁确实不愧无产阶级理论家的称号，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能绕出办法来。根据他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里面需要带动工人阶级造反，要工人造反就必须先让殖民地造反，但殖民地未必有资格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因此只要殖民地能出现革命就是胜利。可以由他们先革命独立，再促成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造反，等全球几大国的共产党都掌权之后，落后的殖民地当然是瓜熟蒂落，想不进入共产主义也不行。

听过列宁的分段造反理论，大家顿时恍然大悟，都是打心眼里佩服：领导就是有水平啊！

既然有了先进革命理论，自然应该把它付诸实践，而最大、最有潜力的革命对象不用问也能猜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远东局很快往中国派出了代表，成功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同列宁预想的一样，他们招不够合适的工人党员，只找到一帮死读书的空想家搞理论研究，大部分人连出门的车票钱都挣不到，革命什么的根本指望不上。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全国有五十个党员，经过一年时间“飞速发展”，好不容易扩张到一百多。除掉李大钊等少数几个工资比较高的教授，其他人都是谋生困难的小屌丝，不要说领导革命，吃顿革命工作餐都得靠苏联总部发赞助。

对这种情况，莫斯科的职业革命家并不奇怪。经过多年渗透，英国、日本、美国、法国等早就在中国建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有头有脸的人都找好了靠山，一个个混得风生水起，完全没有必要跟苏联搭上关系（对列强来说，共产主义属于异教）；而那些毫无文凭和本事的人即使愿意投靠，就他们那点能力，也实在让人看不上眼，或者曰，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只要看莫斯科折腾了半天，只找到两个代理算是社会地位比较高一点，一个是大学图书馆长（李大钊），一个是大学教研室主任，就会明白共产党人此时的情况，实在是高不成低不就，非常需要找一家公司挂靠上市。

所以列宁相信，想要中国闹革命，必须支持势力比较大的资产阶级派系，让他们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促成全球工人阶级造反。而在各个中国派系中，北洋军阀是不大好指望的（其实也指望过），滇军、桂军正眼都不会看一眼，革命经验最丰富、最值得苏联投资的还得算孙中山的革命党。

如果看现在的宣传，大概有两种说法，一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二是五四运动后中国开始流行马克思主义。严格来讲，这两句话都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老爷子的出版物，十月革命以前就从日本流进中国了，连“共产党”这个词都是日本的外来语，老牌革命家大都看过相关工农革命的文章。之所以孙中山他们没有立刻投奔革命，是因为马克思讲的只是概念，并不能在中国变成现实。即使在苏联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的态度也是一观二望，根本说不上向往，因为苏联很穷，很弱小。

看上去有点势利，却是政治家的必然。

各路革命人士真正有兴趣跟苏联打交道，是苏联打败几路干涉军、实力开始扩张的时候。因为看到革命后俄国军队实力雄厚，国防力量开始壮大，所以大家才会高看一眼，希望能跟他们学点经验，照葫芦画瓢地搞一支强大的军队，建立自己的地盘，甚至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和某些北洋军阀都是非常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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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二一年底，孙中山就通过各种途径见了苏联派来的代表马林，并多方面交流了意见。马林对孙大炮十分满意，还提出一个观点：国民党里面什么人都有，共产党也可以加进去借壳上市，一块展开革命工作。

对苏联的想法，孙中山最开始比较犹豫，因为两派人马信仰不同、组织不同，虽然都有革命志向，做事却是南辕北辙。但苏联代表十分积极，认为可以实现强强联合，加上共产党在陈炯明事件里坚定支持孙中山（注：广东地区共产党不支持孙中山，因此负责人陈公博被开除），终于让蹲在租界避难的孙大炮改了主意，觉得人多总比没人好，同意共产党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同奔向胜利的革命远方。

孙中山的工作做完，接下来是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八月底，马林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用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一一压服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终于陈独秀奉命决定全体共产党加 入国民党，同时孙中山也答应对国民党进行大规模改组，研究新的党纲和人事安排。

不管后来情况怎样，至少在一九二二年底的时候吸纳共产党加入，孙中山是大大赚了一笔的。共产党人数虽然少，却都是知识精英，而且组织宣传功底相当深厚，工作又努力积极，对待遇要求很少，实在是经济适用型干部；此外共产国际还随之送来大批援助经费，支持孙总统改建新锐国民党，可谓是人财两得。

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在上海正式会见了苏联派来的另一位代表。由于先前已经做了两年工作，此时很快就在各方面达成一致，并决定发表一份共同宣言，确定彼此的合作基础。和孙中山打交道的代表叫阿道尔夫•阿卜兰莫维奇，中文名字越飞，这份宣言就叫孙文越飞宣言。

孙越宣言的内容不多，总地来讲，包括苏联支持民国统一但暂时不实行共产主义、放弃沙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不支持外蒙独立一类非常动听的文字，以此作为同国民党合作的保证与诚意。宣言发表完后，这一年的五月份，苏联恰到好处地关照了孙总统，给他送来两百万金卢布。

对孙中山的选择，无数军阀都曾经大摇其头。因为，引入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行径；孙大炮虽然贵为国父，却也不该病急乱投医，按他们的说法，大家只有本着和为贵的精神，一同建设国家内政、共奔和谐小康社会才是正经。

纯属胡扯。

自从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满清中央政府下岗待业，整个中国权力结构失控，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军阀结合体。所谓外国势力，早就顺着黑道白道无间道等途径，牢牢渗入了每个角落，一个炎黄子孙没有外国大哥罩着，却想在丛林法则里出人头地，那得跟大熊猫一样稀有才行。只要不是存心装傻，就该明白一个道理，如果当年有时事论坛的话，肯定也是美元英磅日元法郎...各色带路党满天飞。当然，每个军阀都会说，我找外国靠山，是为了真心帮助国家发展，别人找外国大哥，那是一心占国家便宜；我同外国人合作，显然是因为我爱国，别人跟外国合作，肯定是因为他卖国。

跟美国人合作，是因为普世价值能让中国人民民主自由；跟日本人合作，是因为大家同文同种同追求大东亚共荣；跟苏联人合作，自然也是为了宇宙真理求富强。总而言之，大小军阀都很相信，自己做的肯定是爱国，别人肯定都是卖国的王八蛋。

不带偏见地翻看下历史，可以看到连袁世凯都象个爱国者。因为他在签二十一条的时候并没有兴高采烈，而是急得面红耳赤，反复对小弟们说，耻辱啊，耻辱，大家一定要牢记今天的耻辱，为国家崛起而努力，否则有啥脸去面对历史后人呢？问题是，看他做的事情，花多少袁大头去洗白，好象也没法跟爱国两个字挂上钩。

所谓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身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没有唯利是图的精神肯定混不下去，但是唯利是图之余，如果连起码的表演都不懂，那也不用在道上混了。历史书上记载的，只是大大小小演员主导的新闻联播条目，而我们看历史的目的，绝不是追捧某个过气的明星，只有看穿那些标题背后的真实用意，才能抓住社会发展的规律源头，这也是社会历史研究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虽然引入的都是外国势力，但外国跟外国还是有区别的，具体来说，是欧美日本等国家是一拨，而苏俄单独算一拨。原因也很简单，苏联的建国理论就是要推翻其他国家一家独大，除了立国时的血腥战争之外，还夹杂着共产共妻一类歪曲宣传，早就在国际社会被当成了邪教，想要在中国开分公司招代理，问题不是一般的难。

因为有太大的困难，所以苏联才会开出优厚的条件；也因为困难实在太大，面对苏联的优厚条件，各路军阀都不敢随便接招。要知道接下这单生意，不光是自绝于其他军阀那么简单，还会跟欧美日本等国家全部翻脸，到时别说其他业务接不下去，就是平时少让列强敲打几次，都是该大念阿弥陀佛的事情。

如此风险，不是一般人敢接的。

孙中山不是一般人。

一路走到这个地步，在广东割据而不能偏安，他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难要解决，早已到了万不得已的关头，所以明知前方有刀山火海地雷阵，甚至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口棺材，他还是硬是接了下来。事实证明，他的决定开创了辉煌的功绩，他的党派成了时代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他的头像至今挂在海峡两岸接受朝拜，但是这段历史的最后结果，却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很明显，当时的孙中山想不到这么远。对他来说，所谓合并合作，无非是多了两百号手无寸铁的党员，对他并不构成什么威胁，明晃晃眼的外汇才是最动心的东西。要知道一路支撑到这个时候，他的大帅府已经揭不开锅了。

每天穿着西装四处开会的时候，孙中山都在为钱发愁。大帅府出门就是别人的收费站，日子过得有一天没一天，不尽快解决那帮军阀，他迟早要被赶出广州城。此刻最急的事情是依靠苏联建起自已的武装和班底，夺取整个广东省，接着北伐统一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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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果然做事不含糊，很快送来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实惠支持：大把卢布和枪支弹药。眼看财政重新宽裕，崭新上油的苏制莫辛步枪也要到位，孙中山兴奋得两眼都在发光，根据先前同苏联商量的决定，孙中山安排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建军校。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每一个军阀的共识，不管是革命军阀还是反革命军阀，首先必须要有实力说话才硬气。孙中山一直想组织自已的队伍，实现横刀立马的梦想，但手上的家伙数量有限，远不够建军需要，更不用提对抗滇军和桂军了。正当他左思右想的时候，苏联专家告诉他：事业起步时需要的不是军队，而是军校。

孙中山顿时恍然大悟。雇佣军永远是不可靠的，他们不会忠于自已，只有办军校才能培养亲信军官团，再让手下的军官去出兵放马，比直接建军效果好得多。孙中山于是同莫斯科商定，选一个地方建军校，用苏联援助的军火培训学生们，毕业后直接编进革命军打仗。经过仔细考察（主要是没钱），他把学校的地址选在市郊荒凉的黄埔岛上。

虽然地方偏远、条件简陋，孙中山建的军校却是赫赫有名。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这所军校的毕业生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相互征战，彼此动用几十万、几百万人冲锋，每个毕业生都要经历密集的枪林弹雨，每个活下来的人名字背后都将挂满淋漓鲜血和累累尸骨，这就是近代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然而孙中山没有机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正在四处搭砖盖房子，并考虑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谁来当军校的校长。

黄埔军校是他的亲兵，当然要由最给力的人当校长，而且这个人必须能被共产国际接受。从理论上讲，孙中山自已当校长也可以，但孙总统平时极为繁忙，日常工作主要是搞政治，没空管学生的教学生活，所以必须找人来当差。

这实在是件不好办的事情，孙中山很头痛。国民党本来组织就非常松散，内部派系又多，亲共的左派和反共的右派斗争非常激烈，没事也能吵得热火朝天。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根本，校长不仅要有能力，还不能掺和在党争里面，而且最好同大家都没有矛盾，否则弄出个军校打群架的火拚闹剧，那就一切都完蛋了。

又要听话又要懂打仗，人缘要好，党派背景不能太重，业务上还必须过得去，实在是难为了孙中山。经过精挑细选，孙中山最后选定一个人来当校长，这个人平时不在他身边办事，又读过军校，对自已也算忠心，业务上应该还算过得去。孙中山于是把他从浙江老家叫出来，给了一个去苏联考察的名额，让他帮自已筹建军校。

按理说当校长的待遇不差，孙总统面子也不小，可那个人却非常懒散，从俄国回来后干了几天就撂挑子，还找了一大堆理由：没钱，没人，没东西，总之干不下去。可怜的孙中山只好让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四处张罗，筹钱盖房子。

廖仲恺是个老实人，孙中山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建军校是个吞钱的事情，苏联援助只够弄个启动资金，他就在极度缺钱的情况下长袖善舞，拼命找军阀说好话、拉赞助，终于把大致的架子搭了起来，然后给跑路的校长打电报，表示军校已经可以开张了，校长你还是来上班吧，大伙需要你。

忙乎半天，最后却是给别人做嫁妆，廖仲恺的代表是当得有点窝囊的。除了他和孙中山都同那个人有交情之外，另一点也是不得不召人回来的原因，那就是廖仲恺革命资格固然老，军事业务并不擅长，只能搞点后勤。

军校负责人不能不懂军事，所以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很着急。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跑路的校长终于离开舒适的浙江老家，来到简陋不堪的黄埔岛喂蚊子。

莫斯科和广州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决定竟然改变了国民党的命运，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因为那个喜欢赌气的校长正是后来的中华民国元首、再后来的台湾岛岛主，他的名字叫蒋介石。

著名的历史说书家萨苏曾经有过一段评论（大意），认为历史的每一代人都可以看成是一个阶梯，下一代人超越前人，又会成为下下一代人的障碍，并不是前面的人都错了，而是后人只有站在先人的肩头，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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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后来发生的冲突太大，有关人员纷纷修改记录，拣对自已有利的东西讲。由于几家的说法实在大相径庭，不管相信哪一方的阐述，对比当时的原始记录都会觉得云山雾罩，颇有人格错乱的感觉：尼玛这是说的同一个人吗？！

拨开为了宣传释放的重重迷雾，其实当年的蒋介石不过是一个向往革命、同情弱势群体的敏感愤青。

他去苏联考察军校时，既不阴险也不反动，相反，他的想法很单纯。

在孙中山周围的亲信里，蒋介石算得上是最坚决要求结盟苏联的人之一。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想去俄国考察，并坚定认为中国应该对政客、军阀、商人等剥削阶级进行专政，以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自由。

尽管蒋介石的日记不甚可靠，有多处对自已进行了修饰，但都是美化自已、指责政敌之类，美化苏俄的事情还没听说过；考虑到蒋公后来同苏联的关系势同水火，没有必要刻意夸大自己对俄国的仰慕之情，因此三十出头的蒋介石向往工农革命，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此时的蒋介石还是孙中山手下无兵无权的一名小弟，但他的思想却已经突破了孙中山的框架，相信国民党只有学习俄国那样改革社会，才能建立坚强的内部组织，进而成立一支军队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对他一再反复的进言，孙中山并不是无动于衷，只是要依靠陈炯明的亲兵对抗军阀，不方便找苏俄干革命，直到陈炯明翻脸之后，才决定向苏俄求援，把国民党变成俄国共产党那样的坚强堡垒。

孙老大反应如此迟钝，蒋介石非常有意见，当然这种意见纯属人民内部矛盾，还上升不到路线问题的高度。孙中山曾经耐心地跟他解释说，去俄国学习的人有不少，但大都没什么结果（悉皆败兴而返），他不是不想亲近俄国，只是必须要先攒一点资本才能谈合作，不然大哥我现在只算租界里的流窜犯，哪有资格跟人讲条件呢？

孙中山语重心长，蒋介石却是心不在焉，因为他很清楚，光靠周围那帮不成气的军阀，是攒不起资本来的。果然孙中山赶走了陈炯明，却又陷在滇军和桂军包围里面，丝毫施展不出拳脚，最后还是不得不放下身段同俄国讲合作，并引进共产党这一新兴力量加入国民党。

翻查当年的记录可以发现，当年的共产党干部同现在明显有区别。他们人数虽然少，办事却都扎实努力，而且做人极有节操，很少出现贪污包二奶之类丑闻，因此两家合作最初还算愉快，所谓矛盾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口角方面，具体办事层面没有太多冲突。正是因为国共合作有了基础，蒋介石才在二三年八月拿到梦寐以求的出国指标，带团去苏联研究援助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讲，蒋介石的这趟考察不能算成功。孙中山本来希望能在北方边界上就近建一个军事基地，苏联却推三阻四，怕影响他们控制外蒙的计划，最后只好决定在广州搞军校。但是如果就此得出蒋介石后来声称的结论，认为他那时已经看透苏俄反动本质，则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苏联人也会写日记，而俄国人的记录则详细描绘了他的一言一行。

蒋介石到苏联之后，先是详细考察红军的装备和政治工作，大肆夸奖苏军的党建工作，还反复要求向普通士兵发表讲话，愿意同大家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并愿在斗争中牺牲献身；此后他写的报告里也是推翻资本主义、分步建立共产主义一类，丝毫没有任何不满的情绪在里面，反而建议未来结成俄、德、中三国大联盟，对抗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取得全球革命的胜利。蒋介石自已也在日记里承认，他当时在苏联苦读马克思理论，连书都不舍得放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甚至认为俄国人比中国人素质要高，值得羡慕。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虽然对外蒙的情况不满，蒋介石仍然是坚定的俄国粉丝，并不断迸出一些阶级斗争、世界革命之类的时新名词；所以选军校校长的时候，孙中山一提蒋介石，鲍罗廷和共产国际都是满口赞同，并认为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宁可空着岗位等他上任。

但是对蒋介石来说，前途远非一帆风顺，他马上就遭遇到了一个挫折，那就是国民党的一大。这次大会开得隆重无比，又通过了详细的制度章程，选出四十一个属于核心权力圈的中央委员，作为追随孙中山十几年的老臣，蒋介石相信领导一定不会忘了自已，结果大会却跟他毫无关系，连入场劵都没给一张。

蒋介石的职场经历充分说明，碰到困难就撂挑子，这种人是得不到领导赏识的。

三十七岁的蒋介石对权力还没有概念，但至少对面子很在意。那些青年学生凭着共产党员身份纷纷当部长做委员，自已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竟然要低那帮小年轻一头，实在是叔可忍婶不可忍。

老大不看重，从苏联回来后又被晾在一边，党内大小事务都由鲍罗廷一手包办，自已满肚子心得却没有地方发挥，蒋介石很失望，后果很不严重。开完一大后，他的不满终于到了顶峰，干脆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抱怨老大光顾着重用新人和外国人，却忘了从前的老部下，并提出希望能承担独当一面的工作，一定可以“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请领导多加考虑，予以重用。

在长期革命生涯里，孙中山对蒋介石是不怎么看重的，连蒋介石自已也承认，“先总理”（指孙中山）平时都很忙，连跟他单独讲话的时间都不多。倒不是孙大总统摆架子，事实上孙中山给过他很多机会，可蒋小弟大都是不了了之，有一点困难就回老家去生闷气，把烂摊子扔给领导收拾，这种属下既不能办事，又不能服众，实在没有重用的理由。

所以这次看到蒋介石又来发牢骚，孙中山同往常一样毫无反应，只是挥挥手，让他赶紧去盖房子。蒋介石终于从不满转向了愤懑，气乎乎地给他的党代表又写了一封信，痛骂苏联不是东西，不仅占着外蒙古不还中国，而且在内部权力斗争上比帝国主义国家还要狠，他们的制度同三民主义完全不一样，根本不能在中国实行云云。

蒋介石对廖仲恺发脾气，是因为廖仲恺有挨骂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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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国代表，总领事同陈廉伯有很不错的私交，陈廉伯每次痛骂孙中山和军阀的时候，总领事都是满怀深情地站在一旁，向他转达自已的深切同情，并表示一定把这些事都转告伦敦，总有一天要让孙中山知道自已的厉害。

陈廉伯天天生闷气，总领事天天给他打气，直到商团拿到新枪的时候，陈廉伯还象往常一样痛骂孙中山，总领事突然说：陈廉伯你尽管去干吧，要是孙中山敢对你开枪，我们英国海军就会出手！

英国海军出手，意味着孙中山如果反抗，就是向整个大英帝国宣战，孙总统目前缺钱少枪，连军校的伙食费都经常凑不出来，同英国干仗基本上属于自杀。方伯谦顿时精神大振，决定同孙中山来一场硬仗，大有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架势。

走出领事馆的时候，陈廉伯信心满满，他相信自已一定能成功；在他的身后，英国领事也是豪情万丈，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功。这里面唯一的小问题，是总领事虽然说得把握十足，却没有给他任何字据。当然这也好理解，总领事交待的是关系到战争问题的外交机密，内容十分敏感，能把内容告诉他，就是把他当成朋友加盟友，英国人最讲究绅士风度和诚信，一定不会忽悠陈廉伯这样的好朋友的。

带着对大英帝国的感激和崇拜，陈廉伯回到办公室，开始安排对孙中山的反击。


陈廉伯满腔怒火的时候，孙中山也很郁闷。

大总统一直缺钱少枪，成天要四处拉赞助，好容易过手一点军火，想拨几根毛都不行；而且陈廉伯的架势越来越硬，今后他手上有了枪，要钱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实在值得郁闷。

孙总统很郁闷，蒋介石自然更加郁闷，因为孙中山扣下的军火，本来是要发给军校的，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准备点数的时候，万恶的方廉伯却把东西拿了回去，只扣下一点贵重品来。对方廉伯这种目无革命、私立武装的行径和缺乏觉悟的态度，靠说服是行不通的，必须要用手上的枪炮严加管教，才能让他明白革命的必要性和权威性。

当然，仅靠大总统手上的卫队和军校生，要对付真金白银喂出来的商团保安队，还是有点不大现实。孙总统考虑的是另一件事：九月底的时候，苏联支持孙中山的经费、枪支都陆续到货，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也是拿商团开刀。

商团确实是一个好目标，既不得罪任何一派军阀，又能抢到钱和枪，而且借着收拾商团壮大实力，顺便也就控制了相当一大片地方，可以从滇军和桂军手里挤地盘。

陈廉伯不知道孙中山有苏联壮胆，孙中山不知道陈廉伯有英国撑腰，两边都很有自信，也都以为自己一定能赢。对孙中山来说，局面尽管紧张，却不是很要紧，因为陈廉伯的底牌虽然点数大，却是废牌。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广州三十多个团体一块国庆联欢，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开会的时候就要求打击商团（国庆跟打击商团有关系么？）。 纪念会结束后，各团体结队举行大示威，浩浩荡荡地在广州市内游行。

广州市的治安是商团武装维持，游行队伍这是明显火上浇油，双方很快就起了冲突。

现在对事情的具体细节已经弄不清楚。正史的记载是，游行队伍在经过太平南路时，商团军向游行队伍开了枪，打死二十余人，伤一百余人，并筑起炮台封锁市区，四处张贴‘打倒孙政府’、‘驱逐孙文’的反动标语。按这种说法，商团完全是一伙屠杀革命群众、影响群众正常表达意愿的反革命暴徒，连北洋军阀都不如。

对这种公式化的正史，我向来是不大相信的。公式化的东西一贯就比较反常，所谓反常即妖，商团的保安们怀念陈炯明、反对孙中山情有可原，主动攻击游行队伍就有些不合本性；而且要是真的想造反的话，大部队直接拉进市区、灭掉总统府也不成问题，封锁市区、筑炮台完全是防御的架式，那商人们是要防备什么呢？

事情很快就有了答案。十月十四日，广东省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同时国民党直接统率的第一批生力军，包括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在全广东境内开火，四处捉拿商团分子。国军的行动很有组织，计划也相当周密，商团筑了炮台也挡不住四下攻击，很快就被剿灭了。

陈廉伯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但他万分激动地去找英国领事和香港总督、呼吁英国海军出动的时候，英国人却满脸歉意地告诉他：对不起，我国政府没授权我们给你军事支持。

从前的承诺？什么承诺，陈先生有书面证据吗？来人啊，送客，我还有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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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反袁，反陈炯明，反军阀，反列强，孙中山哪一件都说不上成功。他的理想是民主，却逼着别人支持自已独裁；他反对军阀割据，却先后拉过桂军、海军、滇军、粤军，把广东搞得一塌糊涂；他宣布要武力统一中国，但所有的对手都有钱有枪有地盘，唯独他什么也没有；他想致力于国家建设，结果唯一有点效果的地方是广东，他却赶走了有功之臣陈炯明；所有人都知道国家主权不能随便出让，他偏偏引进外国势力一心打内战，而当他好容易弄来一点枪炮的时候，竟然倒在病魔手下，仿佛是一颗迟迟不现的慧星，所有人都等着看它光芒闪耀的那一刻，结果才在天际划出浅浅的痕迹，便消逝在茫茫夜空。

孙中山走了。论私德，他不够光明磊落，一辈子娶过几个老婆，还喜欢吹牛，做事也经常不讲信义；论功绩，武昌起义不是他干的，辛亥革命不是他领导的，袁世凯不是他推翻的，北洋军阀也不是他摆平的，可以说从来没有成功过，不用拿放大镜去照，随便用手电晃一下，就能找到一堆缺点。

但孙中山仍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伟人。因为，历史书上的每个角色都是后人的垫脚石，孙中山虽然没有完成理想，但在反清、反袁、反军阀的立场上坚定不移，没有他的努力，这些事情绝不可能有那么快的进展，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成功，但对历史的贡献，却是谁也不能磨灭的。

不管孙中山有多少抱负，到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他还是带着满腔遗憾离开了世界。对他的死，很多人麻木不屑，很多人惋惜痛心，也有很多人咬牙切齿，因为孙中山同理想中的政治家相差实在太远。甚至有人假借章太炎的名义，写过一副尖刻的挽联：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这副“挽”联的意思，只要有一点古文功底，大概都能明白的。

按说死者为大，怎么也不带这么骂人的，但这副挽联一出来，立刻赢来一片叫好声，纷纷说写得解气、写得入木三分。一直到国民党全面执政之前，孙中山的评价都比较差劲，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自封的孙大总统不是神，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有种种缺点与非议的人，一个会说大话、会发脾气、会玩政治手段的人。

但我始终认为，孙中山仍然值得我们后人的最高敬重，因为他有崇高的理想和旺盛的斗志。他明明不擅长政治，明明看见前方黑暗重重，明明知道敌人无比强大，明明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却仍然咬牙挑起无力支撑的担子，为了心中的大同世界付出所有。很少有人想过，在孙中山充满失败的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有无数时机能捞一笔钱享福，能带着家人全身而退，能过上令人欣羡的富足生活，但他无一例外地放弃了所有的机会，始终在生死线上奔波、挣扎、努力、冒险，以薄弱的力量奋斗到底，抗争那些超出能力的困难，相信中国一定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天下为公！


孙中山逝世的噩耗迅速传遍全国，远在惠州的陈炯明也得到了消息。听到曾经的老朋友、老上级的死讯，他十分感叹，提笔写下了一副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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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的叹息没能持续多久。孙中山还躺在病房全力抢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带着新建的黄埔革命军对他猛烈开火。陈炯明做人虽然正派，却抵不过苏联军火的威力，士兵接二连三败逃回来，后面是黄埔学生军通红的眼睛，和蒋介石冷酷无情的督战队：
冲锋不力、违命后退者，杀无赦！

才打完商团，立刻又去打陈炯明，蒋介石看上去很不消停、很好战。当然蒋校长的理由是很充分的，陈炯明背叛革命、谋害领袖，孙大元帅早就看他不顺眼了，黄埔军是按孙中山的意思出兵，为革命除害、为领袖报仇。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的话没有错， 但我们也知道，历史是不能按黑和白来划分的。孙中山还躺在医院里，蒋介石就急得非要出兵，并且把粤军的老本全部押上去，绝非为孙中山冲喜，而是形势所迫，不管孙中山身体如何，他都不得不打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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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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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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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周易》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
《周礼》该书原名《周官》，西汉时在民间发现，创作年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能在战国时期。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
《礼记》是西汉的两位学者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编辑的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可能是春秋末左丘明所作，但也有人认为是战国初的作品，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谷梁传》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传。后二传重在论议。
《论语》
《论语》是春秋时孔子弟子对于孔子的语录笔记，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
《孝经》西汉在孔壁中发现的藏书，至今作者仍有争论，但偏向于曾子学派的著作。为论述古代孝道的专著。
《孟子》
《孟子》战国时儒家学者孟子的著作。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
《尔雅》战国到西汉的学者编写的一本可以用来学习儒家经典的词典，《尔雅》全书收词语4300多个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