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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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盖峰又有多种，其中最为贵重也最为难得的是帝星华盖。南京的钟山还不属于帝星华盖。有说“华盖三台，尊极帝座”者，华盖三台确是，尊极帝座属过褒。但这并不损其贵，钟山高大雄伟，确有王者之气，不可等闲视之。钟山下的南京，风水预示着这里人才辈出，生生不息。
钟山东西长约7公里，南北宽3公里，呈东西走向横卧于南京城东北。粗看，钟山确有帝座之象，细察却又欠缺端圆方正，显为行龙之故。说钟山是风水贵砂中的华盖峰，只是就其山体形态而言，实际上，钟山是一条毋庸置疑的龙脉，名曰华盖龙，或三台华盖龙。
钟山地层层面由北向南倾斜，缓缓展开，抗蚀性极强的石英砂岩覆盖在上，岩性较弱的紫红色页岩下垫于底，对地质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北坡，因页岩出露、山地陡峻、阳光下紫红色页岩闪耀一片紫色，故称之为“紫金山”。南坡随地层而逐渐向南缓倾，明孝陵、中山陵东西相隔坐落于此。登临二陵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坐落在钟山南麓的明孝陵和中山陵，可谓风水宝地。
在以钟山为中心的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风水景象确实令人振奋。钟山西北，幕府山于乾卦绵延横亘，屏障长江；钟山之东，铜家山、龙王山、青龙山、大连山于震、巽两卦层层护卫，呈东北—西南走向向前包抄；钟山西面，五台山、清凉山、雨花台、岩山等丘岗连绵，低俯守护，为白虎砂；钟山西南，罐子山、牛首山、韩府山、将军山、翠屏山等群山起伏，于坤卦镇守拱卫；钟山之南有横山，状如天印的方山在远方正朝，江宁平原作为明堂平坦无垠。若没有其它不利因素的影响，“四象”皆备，气势不凡的钟山，风水格局实在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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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风水态势图
明孝陵  钟山既然是一条明显的龙脉，那么，其真龙大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千百年来一直萦绕在所有关心这座城市的人的脑海里。
位于钟山之麓那个叫“独龙阜”的地方，宛如镶嵌在钟山上的一颗明珠，神秘而尊贵。
1400多年前，梁代高僧宝志和梁武帝萧衍不约而同地看上了这个地方，它最终成了黄泉路上先走一步的宝志和尚的葬身之地。800年后，一个叫朱元璋的人也看上了这个地方，要将它作为自己的万年吉壤。只是这个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一代高僧与其比起来，少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气魄。时空变了，大明国君不必理会他在阴间的抗议和叫屈。结果，“独龙阜”玩珠峰的主人从此改姓朱。
现在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钟山风景区，几乎就是当年明孝陵的整个范围。在这处庞大的帝陵区域内，设计者将整座钟山以及部分水面作为“风水”景观，一起纳入孝陵的建筑规划设计中，从而实现了“因山为陵”、“天人合一”的中国帝陵建筑传统和文化理念。
选择金陵“龙脉”为葬地的朱元璋，在钟山之阳建造陵寝，钟山之阴建陪葬功臣墓，南北对应，尊卑昭然，完全符合“风水”要义。
过去，有关典籍、史料认为，明孝陵、中山陵东去为龙头，富贵山至石头山为龙尾，依据是古人选择南京建都时均以东面的钟山为龙山，其实不然。正因为钟山是龙山，龙头才更应该在中山陵以西。从风水意义上说，明孝陵所背靠的中峰西侧才是龙头。这不仅因为百里行度的宁镇山脉自东面而来，直龙入首，尽结于钟山，龙脉绝无转身180度回龙顾祖之象，而且在实际地形中也得到充分的验证。主峰之阳向南微凸，中峰偏西，龙头微微昂起，嵯峨有石，即使在植被发育、林木茂盛的今天，仍隐约可见嶙峋岩石显露。东西横布、一路西行的龙脉，至此转头脱卸南下，龙气聚钟，尽结独龙阜玩珠峰。
    龙脉有贵贱之分。在龙的行止中，一般只会显露出三只爪，只有皇帝才配有四、五只爪。这些爪的表现形式，就是山体中下部左右间隔差不多等距伸出，总体走向一致但又形态各异、长度不一的山腿。钟山的来龙明显有四、五只爪。从这一点上看，钟山确有王者之气。
呈华盖三峰状的钟山，以中峰最尊。独龙阜则是中峰下的一座圆形大土丘，高近百米，直径三、四百米，其形状宛如一座天然坟茔，明孝陵就恰好处在这座“坟茔”之下，呈典型的“玄武垂头”特征。孝陵西侧，有一条山脊，人称“小虎山”，高约90米，作为孝陵外畔的白虎砂；孝陵的东侧也有一条山脊，高90多米，是孝陵外畔的青龙砂。左青龙右白虎，对称排列。
钟山西峰，向西南延伸为富贵山、覆舟山（小九华山）、鸡笼山（北极阁）、鼓楼岗、五台山，止于石头山（清凉山）、雨花台、岩山等丘岗，作为孝陵外重白虎砂。与西峰连接而重起的金星体圆珠状的富贵山，作为孝陵父母山伸出的白虎砂，略为抬头，对外镇压一方，对内兜收堂气，然后低俯向南延伸。
东峰（小茅山）之下，有砂连出，止于马群，向孝陵弯环。中有紫霞湖，湖旁两山继续南下，作孝陵之青龙，层层叠叠。东峰之外，龙王山、青龙山、大连山遥为依靠，作孝陵青龙方的外重护砂。
    孝陵之前，直对寝宫的“梅花山”，高50米，上有东吴大帝孙权的陵墓，这条“好汉”沉睡1000多年后仍被朱元璋留下看守大门；近代被汪精卫看中成为其葬身之地，但大汉奸毕竟无德享用，最终被蒋介石抛骨扬灰。这一座玉屏状的小山实际上是明孝陵的案山，意义非凡，是龙穴成立的重要佐证。案山之南，明堂宽大平正。远方20多公里处，有俯伏拜揖的天印山（方山）作为远朝。更妙的是，孝陵前的三道“御河”均呈由左向右流淌的形势，风水上称之为“冠带水”，证佐龙真穴的，贵气非凡。右侧西南方向的前湖及逶迤南下的“钟山浦”作为“朱雀”，水面开阔，湖波荡漾，具有灵动翔舞的风水特征。
    如此一来，明孝陵实际上具备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风水“四象”，朝、案二山完备，成为十分难得的一处风水宝地。
无论从明孝陵的来龙结作形态，还是从其“四象”来分析，明孝陵都无疑是钟山龙脉大结之所。事实证明，负责选陵的刘伯温、徐达等人皆非等闲之辈，尤其是精通堪舆的刘伯温。即使在600多年后的今天反复参详，明孝陵仍然可以确认是寻龙点穴准确无误的一个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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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

      中山陵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精神内核。因此，古往今来，上自帝王将相，下到黎民百姓，无不在阳宅和阴宅上苦心经营，试图让自己生前舒服，死后逍遥，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随自然造化，生生不息。这种风水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孙中山，使他发出了对南京这块风水宝地异常钟爱的感慨，产生了与帝王朱元璋等在南京这块土地上曾经显赫过的历史人物死后归葬于南京钟山的同一想法。
      毫无疑问，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孙中山是看重和讲究风水的。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自己却如此重视和讲究死后的归所，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其实，这是十分正常的。在孙中山的眼里，推翻封建制度才能谋求发展，这与个人重视和追求归葬地的风水并不对立。风水与封建迷信不可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也不能混为一谈。正视伟人的这一思想特点，不仅不会有损孙中山的光辉形象，相反，能够使孙中山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早在商周时期，杰出的中国文化精英如姬昌等就已经注意到了易、命、风水这些无法完全认知，近乎神秘的自然现象，并为此作出了艰苦而成功的探索。从那时起，天相、地相、墓相合一，逐步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追求的理想目标。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除了像“文革”这样极少数的时间外，“风水”几乎无人不知，人们纷纷把它作为家族发展的头等大事来加以重视，努力经营。
      显然，这种理念灌输给了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孙中山，给他的思想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的灵柩在白色的帷幔中由北平运抵南京，正式安葬中山陵。奉安以后，遗体安置在陵寝卧像下5米多深的钢筋混凝土坑内，刘梦锡总工程师用经纬仪对准江宁方山，随即用钢筋水泥封固。
      气势雄伟的中山陵是不是风水宝地呢？这要从龙脉中的“结穴”说起。
      风水上的“结穴”，指的是龙脉结作之穴。在堪舆实践中，风水师寻求的，正是这种能够“夺神功，改天命”的富贵之穴，与广义上的墓穴有性质上的不同。一般而言，不是龙脉结作之穴的墓穴大体上有凶、平两种可能，吉者甚少。
      对于龙脉中的“结穴”方式和数量，历代风水师有着不同的见解。宋国师吴景鸾后裔吴皙所著《地理集解》，正式提出三停穴法，亦即一龙一山之中可有天穴、人穴、地穴的三才穴法。张子微对此早有看法，他说：“劝君不必论三才，但要天然穴自在。”蔡元定反对的态度直截了当，他首先分析原因：“‘三才’论穴乃术人迁就以玩俗人，要求财物”，是一种根据对方出价的高低，再决定予其扦天穴、人穴或地穴的商业行为，以致“世俗不惟昏愚者以为然，高明者亦或然之”，然后明确指出：“不知穴法天造地设，不可迁易，虽或有回避恶杀，或有贪见前面山水为之高下者，亦是天然。宜高宜下，非人力所能迁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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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三才’论同样遭到徐善继、徐善述的驳斥。他们认为：“有生成之龙，必有生成之穴。不可高一尺，不可低一尺。不可过左，不可过右。”经曰：“太高则露，太低则沉”，“高则伤龙，低则伤穴。”但是，徐善继、徐善述并没有否认实践中存在的一山三穴的可能，《地理人子须知》卷四即列举了两个一山三穴均致富贵的例子，只是强调其中有主穴、次（辅）穴之分。
      天、人、地三才穴，虽然符合普罗大众均富贵的善良愿望，但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地理人子须知》列举的例子，其中涉及一个标准问题。如果不以龙脉正结的标准来衡量穴的价值地位，那么，山上的墓穴与龙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不清，两者混为一谈了。
      俗语说：“一个山头葬十坟，一坟富贵九坟贫。”即使同山同向同朝水，甚至同堆共井茔，也会出现一边光华生富贵，一棺泥水绝人丁的情况，主、次（辅）穴所应的富贵贫贱是可以比较出来的。
      笔者赞同风水大师蔡元定的看法。对于风水师来说，无论是阴宅还是阳宅，点穴的要求都是一致的，即求其一点，准确无误。
      一山分上下高低不同之穴，风水师看法不一，争论不休，但一山左右横向分可有不同之穴，风水师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左右结不同之穴，多为以下情形：一是奶乳穴，如图示。诗曰：大龙双乳穴同垂，两穴同扦福力齐，单下一穴难见发，教君此理有玄微。二是肩井穴，如图示。诗曰：山如人坐作人形，龙虎腾腾作气迎，肩井窠中钟正气，高低取应要分明。要求两穴后必有靠山。三是土星天财、凹脑板鞍穴，如图示。一般认为穴居中，但也有认为该葬两角穴的，宛如葬在螃蟹的两个眼上。《地理仙婆集》云：“土星角好角上扦，两角齐好就窝弦。”无论是奶乳穴，还是肩井穴、两角穴，均要求穴前朝应对称，后有靠山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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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孝陵同靠钟山北高峰，居东面呈左右排列的中山陵，风水理论上并没有排除其结穴的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龙脉正结的穴位是否成立？本身无龙脉，空对万重山；穴位不成立，枉有百水千山。任你九曲来朝，万山献秀，又有何用？
      判断穴位是否成立，有一套完整的科学方法，也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用刘若谷的话说就是：“首识寻龙之法，次识结作之情，详究点穴之方，细观砂水之意。”
      在堪舆实践中，相比较而言，寻龙稍为容易，点穴则十分艰难。点穴要先审自身，再看前朝；先察近处，再观远情；先有小明堂，再看外明堂。若小明堂不吉，外明堂再好也是枉然。风水界有句名言，叫做“三年寻龙，十年点穴”。说的是点穴功夫苦涩难学，极难掌握。
      对于寻龙点穴，前人把它总结为“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又称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
      对于龙、穴、砂、水、向，实践中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在形势派风水师眼里，“向”，实在不能与前四项并列。他们认为，既有一定之山，必有一定之向。形势派祖师杨筠松，就有“杨公杖法”（一种不使用罗盘，直接用竹杖确定朝向的方法，尤其适合在野外无准备的情况下随机使用）、板凳定向的传奇故事。
      过硬的风水师与一般的风水爱好者的区别，体现在察龙观穴的方法上。风水爱好者只看穴形和前朝，常迷恋于风景的秀丽，而风水师则先从来龙去脉和龙穴自身看起，最后才是前朝。风水师不是不看前朝，而是龙的出身与其相比更为重要，是第一位的，来龙与自身不吉、不成立，一切就无从谈起。故而先究根由，察本，再及其它。风水爱好者因为缺乏风水认知，更谈不上实践经验，一般只能看到表象，贪图花实，不会也不懂深究来龙去脉，以致见到表就认为是里，本末不分，凭想当然判断决定。因此，风水师之间、风水师与风水爱好者的水平和功力的高低，集中表现为对这些细节的把握和处理上。
      一般而言，好风水必有好风景；但是，好风景绝不等于好风水，有时恰恰是立见凶祸的坏风水。要掌握风景与风水之间的区别，绝非易事。古往今来，平民百姓分不清两者的关系，饱学之士分不清，学艺不精的风水先生分不清，目光远大、为国家独立、民族振兴奋斗终身的孙中山自然也未厘清。
      90多年过去了，我们无从得知孙中山选址钟山作为葬身之所的真实想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诸葛亮等先贤赞美钟山风水的记述和传说使他对钟山的风水有了间接的认识，身处南京而多次登临钟山，以及晋谒明孝陵，更是给他留下了直接的感性印象。在钟山明孝陵东面的中茅峰上极目四望，确实气象万千，令人陶醉。背靠雄伟的钟山，前望秦淮流淌，一片浩淼无际，人的心胸豁然开朗，耳边仿佛听到了滚滚长江从西南流向东北，再折而向东，从外围环绕钟山的千古传唱的声音。两侧崇山峻秀，无边的江南大地在蓝天下朝气勃勃，迎山带水。江山如此多娇，切合时任大总统、以天下为己任的孙中山的治国理想，壮丽的河山、迷人的风景打动了意气风发的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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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前朝

      可惜的是，风景不等于风水！中山陵的风景虽然优美，但不是风水宝地，更不是“龙穴”。
      之所以说中山陵不是龙穴所在之地，这要从钟山龙脉的走向去留和陵寝自身的形势说起。
      前面谈到，明孝陵是“四象”皆备，且有龙鳞显露以为佐证，前列朱雀近有案山，远有朝应，湖水作为聚气之验，左右环侍，三道“御河”成冠带水横列穴前。更为重要的是，明孝陵明堂周正，十道天心证穴，有不易之理。虽然同在一山之中，相距不远，但中山陵的风水与其相比，就有着天壤之别了。
      其一，明显高于明孝陵的中山陵，与明孝陵窝藏聚气的状况不同，坡面挺露，开阳而气流充足，气势更加宏伟壮观，十分适合时人爱高喜远的审美习惯。但风水上，龙穴结作却不以高低为标准，非愈高愈吉，相反，多数情况下恰好是高处来龙，低处结穴。“外山环抱者，风无所入，而内气聚。外山亏疏者，风有所入而内气散。气聚者暖，气散者冷。”（《堪舆泄秘》）结穴处喜水、爱窝藏，所谓得水藏风是也，高昂直硬至为避忌。具体到钟山这里，情况正是这样。中山陵后靠之主山显系龙脉西行之过山，不属结穴之所，此为根本之所在，只是一般人无法理解运用这一寻龙的精妙诀窍。
      其二，看青龙白虎。《地理龙穴扼要》曰：“众山若臣子奴仆，龙虎如吾身肘臂，凡人穿衣吃饭，全靠此两手，乃自己得用之亲切者，故青龙白虎最关利害，要有情回内，要蔽穴内之风，收穴前之水，遮却外来之煞，可以定穴之虚实，上下左右又可以验人事之祸福”，把龙虎的重要性说得异乎寻常。中山陵的青龙、白虎呈不对称的虚实相间状。右，可借明孝陵东面的青龙砂和紫霞湖南延山脚为白虎，虽然弯环不足，山体总干向明孝陵西抱，但也有余砂向东伸出作为中山陵之护砂，不算为空；左青龙则有明显缺陷，除了钟山自身行度略有龙爪般的旁伸枝脚外，再无外砂像白虎砂那样对称地向前有力伸出，回环兜收。东南远处，虽有龙王山、青龙山、大连山为外围，在地势上予以帮补，但内砂空缺，外砂补充作用有限。青龙白虎，边有边无，出现明显的缺口。现今绿树掩映，多少遮盖了这种不足，但山形如此，龙虎或缺成为不争的事实。
      其三，看穴形结作。和明孝陵一样，中山陵陵寝位置本身无龙虎。风水理论认为，在龙穴既定的一般情况下，本身有龙虎为上，无龙虎次之。本身无龙虎，并不等于不需要龙虎，而是本身龙虎的形式转变成祖山或外围生出缠护之山作为龙虎，障缺补足。明孝陵的情况就是这样，本身为龙吐珠的结作形态，“独龙阜玩珠峰”的称谓准确地反映和概括了龙穴的状貌。在客观条件不具备，若本身有龙虎会因为局促而伸展不开，外围补之则可能更具规模、更有气势的情况下，明孝陵的结作形式选择了后者。本身无龙虎、圆润如珠的明孝陵，有外畔龙虎拱卫，前照后靠，毫无缺陷，不失为上佳龙穴。相比之下，中山陵就显然不是那么回事了。本身既无龙虎，外围又不能补足，穴下又无唇毡、案台，成为中山陵无法弥补的一大缺陷。
      最大的不足还是出在前朝“朱雀”上。登临陵寝，前面一望无际。在风水师眼里，这是最为触目惊心，无法高兴得起来的。明堂既呈向前倾倒之状，虽有白虎砂断续伸出稍挡，但不改总体前倾之势。俗语说：“制远者，先观其近。”风水师反复提醒人们要脚踏实地，注重眼前，切勿好高骛远，贪图远景。中山陵近处既无案山，呈不吉之象，远处虽有方山，但20多公里外的远朝又从何谈起？如此“四象”至少有半数不祥，大小（远近）明堂又倾倒无收，任你登高望远，可看百里千里之遥，又如何能为自身所用？因此，空有广袤无垠气势的中山陵，实为旷野明堂，虚花之景，没法施用，无一可取。
      有香港风水师认为，中山陵结作有“漏胎”之象，言之过重。但中山陵明堂倾泻，却是显而易见的。
      见多识广、眼界开阔的孙中山，选择身后葬地时为什么会有风景与风水之误？显然，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的孙中山，无暇进行风水专业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尚未了解风水必备的要素，悟透风水的真谛，分清风景与风水之间的区别，更不懂得寻龙点穴，这是最直接的原因。从更深一层原因分析，孙中山之所以误把风景当作风水，或许可以从孙中山母亲及先辈墓地的选址中，得到某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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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头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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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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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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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母墓
据资料记载：孙中山母亲杨太夫人1910年7月19日在香港九龙去世，享年83岁。时孙中山正辗转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槟城之间，丧事由同盟会员罗延年等办理。
一直以来，孙母墓吸引着国内外众多风水爱好者的注意，其特殊地势加上造葬时间与孙中山个人命运出现重大转折的巧合，给了人们无穷的联想空间。香港风水师更把它列入“香港十大名穴之首”加以推崇。他们认为，孙母墓周边山势团团围护有情，后靠秀峰，前朝有横案，湖水像玉带缠腰，故风水佳绝，主出帝王将相。有传，孙母下葬时白布裹尸，这种做法客观上加速了尸体的腐烂，在风水上见效更快。因此，此墓为孙中山催官吉地，有力地帮助了孙中山反清成功，下葬仅一年多时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上了大总统。
既然此墓助孙当上了大总统，那么为什么孙中山的大总统又当不久呢？他们的解释是，主要是右边白虎砂出了点问题。孙母墓右边，山势凹陷，是最大的不足，所以在右边建一凉亭补缺。
“孙母下葬一年后出个大总统”的说法，引起了内地风水师的怀疑。他们觉得，孙母墓白虎方缺口很大，凉亭修补属不得已为之，前有湖水进朝，葬后三两年发点财不奇怪，但一两年内发一个总统，就不可思议了，连最蠢的人也难以相信。为此，他们转赴江西宁都，在对1000多年前的唐代孙姓祖坟详加考证后断言，葬在宁都的孙俐坟才是庇佑孙中山当上大总统的风水。
上述两种观点看似不同，但性质一样。祖坟风水一年多和1000年后出大总统，风水上有这样的理据吗？
风水学认为，明堂宽大浩渺，山高水远，为迟发之地。一般龙穴，见效发越的时间断不会超过一甲（60年）。由于山向、山运的作用，结合明堂的因素，龙穴在一至三甲内见效的，均属正常。力量大的真龙大穴，在初年的大富大贵兑现后，有可能历百年逾千年而不衰败，富贵绵绵不绝。但有一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尸骨埋下墓穴后，一直不发，有之若无，平平淡淡，过了1000年后，突然间发了，而且出了个一国之尊。江西宁都的唐代孙姓祖坟于孙中山来说，就属于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情况。
风水学同时认为，凡砂近、水近、局近之穴，为快发之地。俗语说：“伸手摸得案，富贵眼前看”，说的是案山近，触手可及，见效就快。另外，水在前呈玉带缠腰、入口状，穴踞湖、塘边上，四山回环巩固等，均为快发迹象。堪舆实例中的“寅葬卯发”，虽然有着浓厚的神奇色彩，但也说明特殊的龙穴确实存在快发的可能。
孙母墓具备快发的可能吗？
囿于篇幅和体例，香港的地势、孙母墓的来龙情况在此不作阐述，只需对孙母墓的“四象”、前朝后靠等略作分析，龙穴成立与否、发越时间长短及吉凶祸福即可见端倪。
飞鹅山，又称九龙峰，海拔602米，为九龙最高的山峰，在香港山峰榜上排行第六。
登临孙母墓，抬头可见秀丽尖挺的飞鹅峰。如照片和图例所示，从墓前看上去，申方正对峰顶，靠得准确，丝毫不差，仿佛端端正正地给墓穴戴上了一顶皇冠。低俯远观，湖光山色，丛丛簇簇，但见远处为海，近处为湖，湖海相连，中隔湖山，沙洲横列。墓地左右两侧山脉一起一伏，延伸十数里之遥，奔腾踊跃，势成弯环。乾、震两卦山峦高大，分列前方左右，有力拱卫，右前乙卯山峰呈华盖之象，尤为醒目，令人怦然心动。飞鹅峰东北一脉中抽直下，墓穴于山脊离峰顶约600米结作，居高临下，周边山势倾倒而出，明堂宽大，前方山水朝案远逾六、七里之外遥作呼应。从砂、水、堂局、朝案结合穴位高低位置综合分析，此墓即使龙真穴的，若没有三、五年时间，也断无发越之理，何况风水见效至贵显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孙母墓护佑孙中山当上大总统，纯属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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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母墓前朝
孙母墓的迷人景色，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自然地与孙中山的事业联系起来，由衷赞叹这里的风景和择墓人的眼光。如果不从风水的角度分析，只看表面，这里有山的气势，有水天一色的横朝，砂弯水抱，确实是一处难得的好地。
当年的孙氏一族，虽不能算富豪之家，但有孙中山的贵显和名气，又有孙眉的经商致富，家境算是不错。身为同盟会会员的罗延年等亦必尽心尽力，以他们的努力和当地风水师的眼力，在香港找到这一处墓穴，已实属不易。人同此心，择墓址者想必和后人一样，为墓前穴后白沙湾、飞鹅山风光深深吸引，而一直引以为自豪。
这一座人人称道、令香港人骄傲的名墓，果真是好风水吗？
孙母墓看似尽善尽美，实则隐藏着极大的凶险。正靠香港名山飞鹅山的孙母墓，峰顶为典型的火星，尖削有焰，石煞逼人，烈耀十足。站在孙母墓上观之，周边山势连绵，高大起伏，龙行踊跃。虽离开山顶一定距离，仍觉其穴位高企。山顶以下急促而降，由于白虎砂高峻短缩，青龙砂扬长而去，中抽之脉呈玄武吐舌之状，有饱硬直长之嫌。结穴处并无另行跌断重起，只是略微起一乳。可能因为与山顶构成火连金突，有火炼真金之意，时师据此误以为有龙脉结穴之情，故而于乳下立穴。至于今人有说墓穴结作构成土生金形态，以证此墓生化之妙，或说山峰为秀丽之木，显为谬矣。
龙脉行止中的五行相生相克，并非可以一体相连，毋庸脱卸。五星形态本泾渭分明，但因山脉复杂多变，亦有二星甚至三星融为一体之说，但必以一星为主，不可鱼目混珠。一山之中、百米之遥断无完成三星、五星体变转换之理，实际上也绝无可能。观孙母墓穴，主山本身绝无火土、土金连环相生之象，更非木秀之资，有的只是火焰之耀。
孙母墓的结作形态，俨似明代风水师徐试可在《地理天机会元》中所列的“波斯献宝”形穴。可惜的是，安穴之处与靠山顶峰本为一山之体，未能如所述规例，两山相隔，远离作穴。
在五行结作上，无火贵不至三公，是为不易之理。凡大贵之龙穴，必要龙出身行度带火，或前朝火列，或左右火映照，不一而足，总之要有火。从山形上看，孙母墓显系火星结穴无疑。那么，自身为火星的孙母墓是否可以贵至“三公”呢？否。
汉代风水大师青乌先生有七不葬之说，所述七种地方是：童山（秃山）、断山（崩陷坑堑）、石山（不宜生长）、过山（山势不止）、独山（无雌雄呼应）、逼山（地势逼仄）、侧山（山势斜而不正），寻龙点穴必须先排除这些山。
《葬书》云：“山之不可葬者五，气以生和，而童山不可葬也；气因势来，而断山不可葬也；气因上行，而石山不可葬也；气以势止，而过山不可葬也；气以龙会，而独山不可葬也。经曰：童断石过独，生新凶，消已福。”“童、断、石、过、独”五山不宜葬，虽未曾提火星作穴问题，但其理一也。
清代风水师沈新周先生认为，金、木、水、火、土五星中，唯火星不可立穴。他说的断然无疑：“五星惟火不结穴，我行天下验之灵。”并说：“火星作势不作形，高光远照无近情。”“火为万山之祖，老火必不作穴，少火间或有成，然发而不永。”“其有大豪杰自山间来者，必所居之地不在火中。木水土金，皆有飞结，独火不然。”（《地学》卷一）堪舆名家着意提醒的这些不宜葬，目的是贯彻趋吉避凶的风水原则，使造福人类的宗旨得以落实，后人忽视不得，切莫罔顾。
本人赞同沈新周先生关于火星不葬的看法。毕竟，火星立穴，富贵不久，动辄有大吉大凶之应。余观天下名穴，确实不见火星立穴而有结作的例子。
孙母墓离开嶙峋石骨裸露、嵯峨尖挺的山顶数百米而结，火势稍为缓减，临穴感其明不觉其灼。但头戴火星、石煞傍身是不可更改的事实，时日一久，终被火伤。从穴情上看，此处为行龙之山，并无停歇结穴之意，本身谈不上有龙虎，左右之山只为借势而成围护。自身既不是真龙大穴，孙中山借此地催官，靠此地当上大总统，就好比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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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堪舆家认为，无局不言龙，点穴必要审堂局，内局假，断然无地；外局假，只是小地。火，禄星也。凡火禄近身者，主局促无力、猝死短寿、丁财有亏。龙贵或有科名，但一发即衰，贵而不永；若无藏风聚气之阴阳宅补救，难保人丁不继。孙母墓龙穴不真，空有前朝美景，又为火禄石煞之地，必光照人间，于后不利，如流星闪电，稍纵即逝。因其白虎砂短缩逼仄，右前震卦乙卯位虽连绵起峰挺秀，但巽卦连接无力，有明显折损缺陷。好在离卦在外障缺补足，使之不致全空。从风水发越规律看，白虎欠缺应于幼房；巽卦亏损，有女早逝。
火星结穴的孙母墓，与孙中山故乡翠亨村一孔邻火而结的祖上大穴遥相呼应，先天风水与后天风水共同作用，实际上已经揭示了孙母幼子孙中山光辉而又短暂的人生轨迹。
孙母墓是不是龙穴？宜葬不宜葬？这是十分浅显的风水问题。当然，若说此地大凶，也实在说不过去。毕竟，穴离峰顶数百米之遥，两旁有可借之山作为缠护，且势成弯环，尤其是前朝，砂首交缠作案，湖水有情，有得水之象。如若墓地龙真穴的，可能还不失为一处水火既济的大贵格局。可惜前朝虽美，但据而不实。龙穴不真，徒有虚花。作为一处非龙脉结作的墓穴，孙母墓“趋吉”不能，惟求平稳以“避凶”。倒是在白沙湾砂弯之处，山势低伏，遥观似有穴情。
事实上，孙母墓与中山陵既有相同之点，又各具特色，只是两者均属无理之穴，更非真龙大结。论前朝，中山陵不如孙母墓之有情。孙母墓前朝秀丽，湖光山色，山水弯环，如玉带缠腰；中山陵虽秦淮在望，但飘渺无际，难以为用，伪朝也。但中山陵秉钟山之灵气，主峰贵而龙气正，穴土厚重，较之孙母墓玄武火禄石煞，要稳重牢靠。
有趣的是，飞鹅山之西，孙母墓的西南面，坐壬向丙、背靠狮子山的黄大仙庙香火鼎盛。香港九龙半岛东北，马鞍山雄峙，南北走向的飞鹅山，承接马鞍山的龙势，与狮子山一东一西，互成犄角。飞鹅峰这座火星之山，在孙母墓的后方，似照天蜡烛，终日明耀而不灭。但从黄大仙东望，却感觉不到老火的灼热，只有五叶莲花峰般的峻峭明秀，居九龙半岛的青龙方给狮子山、笔架山主脉以侍卫。背山面海、左右护卫有情的黄大仙及九龙城龙脉聚钟，开阳十足，人气鼎沸，财逢长生，较之孙母墓虚花之景、寂寞之所，实在有着极大的差别。
黄大仙之南，隔海为香港岛。因此，有风水师说孙母墓遥靠太平山为乐。这在地理态势上虽为不确之说，但由于香港岛山脉北瞻之为九脑芙蓉形，连成一体，故亦属有理。只是借之为乐，以证龙之真、力之大，显为无端之论。不说远而失靠，隔海相望更是虚而不实。维多利亚港茫茫海水隔断龙气，焉有依托之理？
《葬经》云：“界水而止。”风水先师黄妙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水界龙。龙之行得水，界龙便止。何以故？气行地中，是曰内气。水流土上，是曰外气。外气界截，内气止聚。”为了说明“界水而止”的道理，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举了一个十分形象的例子，他说：“气遇水则界（或止），这点似乎不好理解。人们知道，猎犬嗅觉很灵，但如果逃犯过了河，则猎犬就感受不到。”（《中国古代风水的理论与实践》299页）于说虽然没有结合龙势区分龙脉、龙穴“界水”的不同情况，但对于人们理解“界水而止”的含义还是有一定启发作用的。
中山陵、孙母墓，时人所说的“好风水”，实为“好风景”所误。孙母墓与中山陵如出一辙的缺点，由不谙风水与风景之区别所致。一般人以为，风景好即风水好。孙母去世时，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城，被禁入境，孙母由其朋友择地而葬。资料记载，至孙中山去世时止，孙一直因忙于国事，无暇赴港祭扫母墓。孙母墓造葬及坟茔风水，不排除有人向孙中山行汇报之事，孙对于这座众人齐声赞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墓穴亦有可能深以为然。发生在南京与香港两地，孙中山与其母亲身后葬地的“风景”之误，由不同的人于不同的时间铸成，乃是无法挽回的事实。
由于笼罩上一层名人的光环，中山陵、孙母墓在风水上的优劣利弊益发显得扑朔迷离，以致于至今仍众说纷纭，盖棺近百年仍得不到最终论定，充分说明了“风景”之误，害人不浅。
对“风景”的偏爱与自信，古往今来不断造就着许许多多不明就里而又气魄非凡的外行“风水师”，徒给世上留下令后人啼笑皆非的风水作品。懂看风景却不懂风水的孙中山，就出于对风景的自信，以豪迈的气概嘲笑了500多年前身边风水大师如云的朱元璋。事实证明，风水实践中，慕其风景，不审来龙，不谙吉凶，自以为是者，不独平民有此，王者亦然，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考察孙中山的风水，不同思路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可能产生不同的判断。但只要我们遵循风水术的基本原则去分析，则万变不离其宗，得出的结论只会大同小异。风水业内人士的责任，是去伪存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完善古代的风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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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亨孙中山故居  孙中山崇高的威望和杰出的成就，吸引着大批的风水爱好者不断地研究，今日之中山翠亨、香港百花林等，留下了众多爱好者探索的足迹。
不可否认，有关人士的考察和研究有其独到的一面，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一点必须肯定，孙中山的风水之根，深植在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的中山翠亨，舍此绝无其它可能。
浩淼的南海在香港、澳门东西两面夹峙下向北顽强深入达100多公里，直至广州东面的虎门，东西海面最宽处逾50公里。由于南海的进入，广东的东南部形成了香港、澳门两个半岛，翠亨村就紧临珠海处于澳门至虎门中间的海湾上，西靠五桂山，东临南海。
中山原叫香山，因境内有香山（即五桂山）而得名。五桂山本是海中孤岛，后来被冲积平原所包围，成为平原的山脉。从地理学角度看，五桂山是热带边缘山脉，它东起伶仃洋，西迄磨刀门，北界横门、石岐等地，南抵横琴等岛，贯穿中山、珠海等地，主峰五桂山海拔531米，是中山市最高的山峰，面积42.31平方公里，由燕山期花岗岩侵入体构成。山上终年花草芬芳，所以古名香山。
属珠江水系的中山辖内河流，表现出以五桂山为中心向四周流散的放射状网格分布的特点。河溪流向复杂，迂回曲折，最后东入大海。
翠亨村——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庄。它背靠五桂山脉，面向南海，呈“U”形展开。从风水的一般规律而言，这种形似海湾的地方因为得山的雄奇，有海的胸襟，水网发达，虽然田地土质不好，经常欠收，但因为藏风聚气，不妨碍村民通过出洋经商等其它方法发富发贵。也因为得风气之先，伟人在此孕育，是时势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伟人故居，多见不凡。孙中山祖屋与故居存世时间不长，但变化颇多。时至今日，祖屋与故居的风水依然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孙中山祖屋坐西向东（一说坐北朝南），原为一间4米宽、8米长的平房，具体建造时间不详。屋之故址，为孙氏第十世祖孙尚植于清初分家所得，孙中山曾祖父孙恒辉（1767—1801）已然在此居住。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在此屋出生。据测，祖屋若坐北朝南，应为坐壬向丙，加亥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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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在檀香山谋生致富的孙中山长兄孙眉寄钱回来，孙中山亲自设计，离祖屋东南数米建成现存这座中西合璧、与村内民宅朝向截然相反的两层楼房，坐甲向庚，加寅申。据故居纪念馆管理人员介绍，大约1913年，孙中山出生的祖屋拆除。
翠亨村全村住宅皆背山朝海，唯独孙中山故居背海朝山。对此，孙中山的理由是：“我们家在村子的最西端，村里所有的房屋都坐西朝东，如果我家也坐西朝东，前面的几排房子挡住太阳，房内光线就不足了。”
对房屋改向这一涉及风水问题的重大变化，孙中山独子、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说：“故居坐东向西，原因在于后面（东面——笔者注）的杨姓人家满盖房屋，西面为农田，不挡视线，故迁出向西，无它。”
祖屋坐北朝南，背靠犁头尖山西侧马形山和犁头尖牛形山，左前方为金槟榔山。金槟榔山，祖屋用之为华盖峰、印把山。从风水角度看，祖屋前应后靠，兰溪河在前蜿蜒流过，呈玉带吉水，是为吉地。坐西朝东则与此不同，背靠五桂山为不空，但坐北朝南之玉带吉水转为右前直出，初年主贫，因水终归大海，后又可有富应，与孙氏后来致富的家境相符。只是房屋改向，掉转180度（一说90度），由西东（南北）转东西，使靠山变空，前瞻五桂山脉，后穿杨姓房屋望茫茫大海，左右之贵砂虽仍然可用，但已今非昔比。
在平原中，阳宅有“坐空朝满”之说。意指在平坦的地形上，由于周围没有高大的山脉，起伏的丘陵和高田，在建造阳宅时可以不考虑房子后面地势必须高起而有所依靠的因素，屋址和后面基本持平即可，是为“坐空”；但是，阳宅的前面一定要呈逐步回朝之势，有“满”、“照”气象，不可前倾无收。风水行家关于平原中阳宅“坐空朝满”的提法，丰富了《葬书》关于“四象”的理论，实践中也得到了验证，但却不可不分场合滥用之。
翠亨三面环山，唯东面临海，与平原中“坐空朝满”的前提条件明显不符。在山地、丘陵、小范围的村落式盆地中，反身朝逆，靠山有欠，主华而不实，有后继无力之虞。得山（地）不得向，自身失去依靠，朝应诸山无法取用，极为避忌。因此，房屋改向，反吉为凶，断无结作。
就一般情况而言，家族成员连续发生意外事故，祸不单行，怀疑祖上居宅风水出现问题，经商议后需要迁改祖居，亦必须在专业风水师的指导下进行；人才既出，富贵吉祥已初露端倪，家族内部必悉心保护被视为风水宝地的阴宅阳基，断不允许迁动阴宅、改变房屋结构特别是朝向，以免弄巧成拙，反受其害。房屋的拆除与扩建有所不同，发富发贵、人丁兴旺之家一般采取保留故居，另起新屋的方法解决住宅不足的需要。孙家先建新屋的做法显然参考了这一习惯，但有两点背驰。一是朝向更改，在中国民间，已出人才、贵显有望的房屋被认为是祖宗留下的百年基业，必奉为至宝，新居改向的现象极为罕见，而这一点，由志向远大、学贯中西的孙中山亲自所为，旁人无话可说；二是祖屋拆除，恰逢孙中山的大总统职位得失反复之时，民主共和事业和个人前途处于关键时刻，实在令人费解。
对孙中山故居坐东朝西的独特现象，现在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一些人慕孙的名头，又不深入了解故居拆建改向的历史，主观臆测说故居后靠大海，得海水之孕育，面向五桂山，虽然与传统风水理论靠山面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但实际上切合孙中山反清反封建的“反骨”人生。似乎正是因为风水上的反传统才有孙中山后来的反清成功。这种源于风水的无知，离中国传统风水理论相去甚远的想象，本末不分，毫无根据。
实际的情况是，当孙家得风水师的精心指点，对祖上风水重新进行调整布局，特别是两处真龙之穴相继“命中”后，孙家的风水之根从此奠定，阳宅风水已居于次要位置。无论孙中山如何改动居宅风水，对孙氏一族特别是孙中山本人只有程度上的影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与村内民居朝向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从一个侧面证明孙中山不受传统束缚的反叛性格。但也应当看到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孙中山深知祖上的风水史，出于对“必出伟人”风水的自信，聪明过人而又目光远大的孙中山已经预感自己“天命在身”，才如此的一反常规，为了实用而敢于标新立异。
故居为何改向，孙中山说得明白，孙科证之清楚。房屋在周边环境中，通风、采光得到了改善，体现了其实用性，但因为改向，祖屋坐西向东（坐北朝南）的要素已无法继承，风水因失去了连贯性而无法延续。随着祖屋的拆除，祖宗营造的阳宅被破坏了，孕育孙中山的阳宅风水消失了。从风水的角度看，虽然这种破坏对孙中山而言，并无根本性的动摇，但吉地得而复失，增加了孙中山日后人生里程中的复杂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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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袁世凯为扼杀革命，照会日本政府制止孙中山在日活动
1913年，孙中山祖屋拆除时，孙中山正致力于“二次革命”反袁。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袁世凯为扼杀革命，照会日本政府制止孙中山在日活动。如果说，房屋改向是孙中山亲自所为，那么，拆除祖屋这一个在孙家发生的又一重大事件，孙中山是否知情？他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由于时日已久，这已经是一个谜了。但不管孙中山是否参与了这一次行动，事实只能说明，历来重视风水的孙氏家族，到了孙中山及其后人这里，对传统的风水知识和要求已经知之甚少了。
有风水爱好者考证，现孙中山故居未方有明显的自造形煞（屋箭），非大贵之宅，反而与孙中山英年早逝非常吻合，这未免有点牵强附会。改建后故居的细微不足还不止这些，但此屋非彼屋，是否对孙中山有影响？有些什么影响？恕不作具体的阐述。
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名垂史册，被誉为20世纪中国三大伟人之首，是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功臣。鲜为人知的是，他对中国传统风水的认识和态度也是如此“中西合璧”，无拘无束，自行其道，与众不同。以至于他的后人也和他一样，讲求实用而敢于蔑视传统，崇尚科学较少考虑风水因素，拆除居宅而不假思索，无所顾忌。风水上的反传统不知是不是他们的本意，但一生反封建的孙中山及其家人在对待祖宗精心选址、多年苦心经营的阳基上，确实是这么做了。
令风水人士欣慰的是，虽然对待阳宅如此做法，贵显后的孙中山儿子孙科，对待阴宅——孙家至关重要的风水却没有这么做。1932年，唐绍仪任香山县长时，因要修建中山纪念中学，须将孙氏部分祖坟迁走。孙科对迁葬一事颇为关心，曾派人请梅州一位姓杨的风水先生来翠亨勘察孙氏各处祖坟的风水。经勘察，认为风水最佳的是黄帝田的孙中山祖父孙敬贤墓，以及黄草冈的孙中山祖母黄氏墓，竹高龙的各穴山坟，风水俱佳，不宜迁动。这一次，风水先生的建议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孙家坟墓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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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祖父墓    翠亨孙中山故居北面2公里处，村内最高山峰犁头尖山东偏北的山腰上，安葬着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此墓为咸丰四年（1854）建，坐戌向辰，兼乾巽。此地名：皇帝田，地师真本事，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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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东省志·孙中山志》，孙中山祖父孙敬贤十分迷信堪舆之说，常登山察看地形，与来自惠州龙川之风水先生钟盛扬常相往来，并请其为亡父寻找风水佳地。孙家族谱记载，孙敬贤以上几代均以农耕为生，家境贫寒，人口稀少。孙敬贤14岁丧父，依寡母为生，他不甘心孙氏家族就这样没落下去，便将希望寄托在地理堪舆上，常与一名曾是太平天国谋臣的术士翻山越岭，寻求福地。后来找到一个“牛眼龙穴”，便不惜变卖田地购得，以致家境渐窘。孙敬贤祈求子孙富贵，终生醉心堪舆的这一爱好影响并传承给了下一代。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和其父一样，十分相信堪舆学，常年与一名来自嘉应州的堪舆师寻找“吉地”。和孙敬贤相比，孙达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堪舆活动结出丰硕成果。道光三十年（1850），孙敬贤病逝，孙达成遵风水师嘱，将其父葬于翠亨村北犁头尖山土名“黄帝田”阳坡，碑刻“显十六世祖考敬贤孙公墓咸丰四年五月十一日吉立  坐戌向辰兼乾巽”。孙中山胞姐孙妙茜回忆说：“各祖先坟地，皆父亲所寻得。祖父之坟，地师谓葬后十年，必出伟人，咸丰四年（1854）安葬，至同治五年（1866）孙中山诞生，相去果仅13年也（实际为12年）。”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坟、陵安于何处，是颇费心机的一件大事。居住地和人百年后的归宿处非常重要，其吉凶不仅关系到本人的命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家族的发展及子孙后代的命运。不少帝王自登基之日起，即着手寻找、勘定、营造“万年吉壤”。有条件的殷实之家，也不敢稍有懈怠，马虎对待关乎风水之事。被视为风水宝地的祖宗坟茔，更是整个家族贵贱贫富攸关的神圣之地，寄托着家族所有的希望，不容任何人侵犯。不少人在生前苦苦追寻死后之葬地，甚至于舍身忘己，以图子孙富贵吉祥。
与古代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孙家敬重风水师，有请风水师的传统。孙中山祖父孙敬贤、父亲孙达成数请并长年供养风水名师为其相墓择地，并为此不惜举债，变卖田产，散尽家财。几个风水师亦曾留下数篇耐人寻味、令人期待的谶文或绘图，其内容不约而同地都和翠亨村东面的金星门有着直接的联系——选择的墓地几乎都对着金星门！
19世纪中叶，一名眼界开阔、水平不俗的风水先生从嘉应州来到了香山翠亨，被来自五桂山的这条非凡的龙脉深深地吸引，于是住了下来，与一脸虔诚，迫切期待着子孙后代富贵显达的孙达成一起终日跋山涉水，登山寻龙，经过长年累月、认真审慎的风水考察，终于弄清楚了这里的来龙去脉，对龙脉的结作了然于胸。感于孙达成的热情有礼，倾力接待和祖上的积德行善，这位姓黄的风水师把自己在翠亨长年考察研究的结果，位于犁头尖山腰上一个方圆百里少有的真龙大穴点葬给了孙达成的父亲孙敬贤。不仅如此，孙家各祖先坟地，均由其统一布局，原来风水欠佳之墓一同择地迁葬。
对于孙敬贤墓，黄地师（当地人称风水先生为“地师”）将此地命名为“黄帝田”，足见其评价至高无上，并作歌谣曰：“龙在高山上，穴在深坑藏，中央有个斜眉案，前面牙刀一字横，背后有个宝珠环。上有楼，下有托，两边斜开二牛角。覆钟高侍母，覆釜矮侍父。左辅右弼，紫微象桓，紫微有化，化出狮象把门，有是狮象把门，一定出公侯将相。”在黄地师眼里，百里来龙的翠亨，龙穴结作既成，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一座座山丘、一条条河溪即可尽显妙用，实在算得上是一处上仰天文、下合地理、气势恢弘的风水宝地。
还是这位黄地师，在给孙家勘定孙敬贤墓后，断言：此坟葬后，十年内必出伟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时隔12年，孙敬贤的孙子——世纪伟人孙中山在祖居厢房呱呱坠地。
应当承认，黄地师还是很有眼光的。他能够琢磨透翠亨周边山山水水的关系，至少把五桂山起至金星门偌大一个范围的地形地貌进行全面的通盘的考虑，看懂了每一座山、每一条水所代表的风水含义，理清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再找准要害位置，点穴，一矢中的。这个过程，既需要有专业的天赋和敏感，又要有一定的宏观分析判断能力，还要有将风水理论运用于具体实践的丰富经验。可以说，没有相当深厚的堪舆造诣和功底，断难完成。
极负盛名的孙中山祖父孙敬贤墓，确实是一孔名副其实的真龙大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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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桂山，顶有双峰，如刀笔分叉，向东北拖撑。这是一面典型的大旗，细分之又可归入得胜旗和捷报旗类，对于征战逐鹿和科举仕途十分有利。旗杆高插的五桂山，作为方圆百里群山之祖，脉分多路，奔腾而出。主脉东北行，过逸仙水库，起龙楼凤阁，开张展翅，高大天马山领跑于中，经10多公里行度，突然间耸起尖秀火星，劲插翠亨村北，面东南俯瞰南海。
从五桂山迢迢而至的这支龙脉，距离不算远，山峰不算高，五星体变不算大，剥换亦不复杂，但却连环紧凑，很有气势。千万年来由于地壳运动的作用，山体切割而成梯次层降，山南常有脊石嶙峋显露，嵯峨险峻，山势自西南向东北排山倒海而去，风水意义上颇为不凡。经历了逸仙水库西面大山猪窝山和犁头尖山西南约二、三公里处一急一缓的两次跌断，至结穴之所，龙气聚钟，集于犁头尖山，作为孙敬贤墓的父母山。清晰可见浩淼南海的孙敬贤墓，居高临下，开阳十足，一派气吞山河的宏伟景象。
孙敬贤墓前穴后，贵砂重重，凸显龙穴的尊崇无比。远处渺渺茫茫处为淇澳岛、金星门，穴下脚踏案台，左为形如蛾眉的印山置于乙方，右有尖射牙刀列于巽巳，丙位金槟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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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槟榔山，形似覆钟。在风水上，这实际上是一只大鼓。与牙刀相接，又为鼓角。午、丁位情况相若，更起高大鼓角，相牵相连。八卦中属南方火的离卦波状起伏的鼓角大阵，于孙敬贤墓南方约3公里自高至低延伸摆列，隔兰溪河面东北有力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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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必有旗应之方贵，否则只为印台、粮仓之类。旗鼓亦有大小之分，小旗小鼓，为将英勇；大旗大鼓，旗鼓相夹，非大贵地不备，主王侯公相，大将元戎，或彪炳千古、号召力非凡的领袖。
鼓置丙、午、丁位，为鼓镇南方。东南有鼓，名“天鼓振”。其中，卯酉艮巽为阳鼓，丙丁辛为阴鼓，皆有峰方圆，主贵。天鼓之北，旌旗遍插，呈摇旗呐喊，掀揭兵势之象。墓之丙、丁方位，为金槟榔山、犁头尖山，双峰隔河对峙，旗鼓相照，风水上名为“尊帝当前”，主贵。
由于龙行扭曲，临犁头尖山结作的孙敬贤墓，若北无靠山，则有空虚之嫌。为障缺补足，穴后特起五叶莲花帐，于乾卦呈半弧形展开作为龙穴倚靠。这列奇秀的莲花帐，黄地师称之为相连相扣的“宝珠环”。精明的黄地师将穴位的坐向定在了前正对金星门，后靠来龙与莲花帐中间相连的圆形金星上。令龙穴右边既秉承来龙的威势，又不偏不倚地正对如珠如盖的金星门，后有贵峰相峙，得回环之力，充分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