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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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占领湖南湖北时起，共产党就大力推行工会、农会，组织工农团体维权，这本来是好事，国民党也没有太多干涉。但共产国际的革命要求实在太高，工会农会也就随之迅速变味，工会很快成了法外之地，不仅拥有自已的武装，还可以随意抓人甚至杀人，相关要求也由适当上涨工资（这个是国民党也赞同的）变成了天价工资，甚至把老板抓起来杀掉；农会更是离谱，由于农民的运动积极性不高，农会大量吸纳流氓加入，这些人先是反对所谓“土豪劣绅”，接着随意把地主都划为土豪劣绅反革命，大批有名望的乡绅没有必杀的死罪，却糊里糊徒地做了刀下鬼。

农会无法无天，是因为斯大林认定，中国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好到了可以实施土地革命的地步。减租减息一类活动已经不再适应现有模式，共产党人应该与时俱进，象苏联一样大开杀戒，闹得越激烈越好，凡是剥削农民的都要“用刺刀刺死”（鲍罗廷原话），才能消灭反革命的基础。

反革命的基础有没有被消灭不知道，不过共产党的基础很快被消灭却是真的，因为此时此刻，保护共产党、对抗蒋介石的，正是湖南湖北的国民党军队。那些军官大部分家里有几亩田地（没钱也读不起书），听说共产党乱打乱杀地主，全都炸开了锅，纷纷要求上级采取措施，保护家小不受侵犯，整个左派顿时吵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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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组织这两个字有多么可怕的魔力。在下属们面前，组织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它可以凌驾一切法律（哪怕是自已定的），撕毁所有约定，违反任何承诺，无论它的要求是否合理，都必须不折不扣地照章完成（学名：党性）。在组织里捞一个适当的位置，可以贪污纳妾（向忠发），可以随意用各种酷刑杀人（夏曦），可以找漂亮女人睡到一个炕头谈思想工作（邓力群），甚至可以把别人的老婆剥光衣服玩集体性虐待（李韶九）；最妙的是除非你的地位下降了，否则法律对你几乎是没有约束力的，谁也奈何不了你。


第二个名词，叫帮助。

帮助本来是件好事，例如说家里没酱油了，邻居帮忙送半勺来解炒菜的急，这就叫帮助。

但如果是组织来帮助你，那就千万要小心了。组织通常没工夫去帮助别人，而只会接受别人的汇报与奉献，组织主动去帮助你，往往都不会是什么好事。

在组织的定义里，每个人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螺丝钉，是在组织的旗帜下前进的，每个人都有义务紧跟组织，在组织的带领下，向共产主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然你的水平永远不能、也不可能超越组织（要不然组织就得听你的了），只能努力向组织靠拢，并且发自内心地、无私无怨地向组织奉献你的一切，如金钱、青春、劳力等，个别情况下被组织里的上级看中了，为革命事业照顾首长起居，也是应有的觉悟。

换句话来说，你应当是永远紧跟追随组织、又永远不超越组织的角色。只要你能守好本份，组织也会大开方便之门，开恩收下你的奉献，在共产主义康庄大道上提携你这种不成器的小东西荣耀前进，让广大象你这样有上进心、但水平和觉悟都很低的笨蛋有幸提高思想认识；前提是你必须看清形势、端正认识，永远同组织保持立场一致，不至于成为迷途的羔羊，同历史的强大车轮对抗，堕入革命事业罪人一类万劫不复的东西中去。

所以如果你一切都正常的话，你是不需要组织的主动帮助的，你应该自已去了解组织、适应组织。如果要等领导百忙中放下手头的事情，暂停在共产主义康庄大道上飞速前进的步伐，代表组织来“帮助”你的话，那一定是出了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并不重要，你必须先忏悔自已一贯的低能、阶级局限性与私心虚荣心，以及对革命进程与共产主义事业的严重影响，然后再来向组织请示，自已哪个立场没站对，并在得到指点后恍然大悟，痛哭流涕作感谢状，保证一定改正错误，请组织放心和监督。

这才是组织意义上的帮助。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在那个年代里，凡是不及时接受这种帮助的人，通常下场都不会太好，轻则精神失常或严刑拷打，重则诛连九族，最极端的时候，不仅自已倒霉，连家乡都要划成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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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名词，也是惊心动魄的罪名，叫路线错误。

党永远是最光辉、最正确的，也永远代表着政治上的最先进。但党在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总难免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而且奇怪的是，好象从来就没有如意过（注：仅限斯大林领导世界革命的三十年代，请勿随意对号入座）。

当然，挫折原因总是多样的。起点低，基础薄弱，群众落后，敌人太强大，天灾收成不好，手下长得不够帅，这些都是理由。但有时种种理由都不怎么成立的时候，组织往往会发扬强大的纠错能力，回过头来检讨自已的所作所为，而检讨的结果，向来大家都是恍然大悟，原来党还是正确先进的，马列主义（请依各国国情酌情添加相关思想或理论后缀）也绝对不可能有错，但是落实到某个人身上，这个人的水平出了差错，把党带错路了，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因此所有的错，都不要由党负责，党能发扬纠错能力查出这个人的问题，反而更是值得欢呼雀跃的大喜事，说明党更加进步了，水平也更加提高了。这对党当然是件好事，但对那个人和党认定的同伙，就绝对不是好事了。

党是不断犯错误、又能够自己纠正错误的，纠正错误的主要方法，就是把错误推到某个人身上去，然后归结成他的错误路线（张国焘语）。对于党员来说，什么错误都不要紧，最怕的就是“路线错误”，一旦上升到这个高度，就意味着坏事全要由他负责，不仅要背负着无法洗清的罪过，而且有了这个历史性错误，将来就是怎么努力效忠，也很难有机会摆脱头上的大帽子，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路线错误”同“分裂党”一样，都是二十万伏高压电级的利器，一触即死，诛连九族，百年定论，罪过千秋，万劫不复。

最后要理解的一个名词，叫正确对待。

有上面的说明，其实也不用多加解释了。党说什么就是什么，组织认为谁不好，谁就必须承认自已不好，而且认罪要比组织更加深入、检讨要比组织更加积极，才是正确的态度。但凡在被坑、被扣黑锅的时候喊冤枉，都属于错误行径，是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帮助的典型表现，也是背叛伟大光辉共产主义事业的严重罪行。


看完这几个名词的解释，再回过头看陈独秀，就能明白他在五月份的处境了。党组织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帮助陈独秀认识他的右倾主义路线错误 --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其实就是说，共产国际认定，出事的原因是陈独秀不够强硬、对国民党右派坚持不住原则，所有的牺牲和损失都跟共产国际没关系，主要由陈独秀负责；而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共产国际一起，给陈独秀强扣这些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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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陈独秀都是以路人甲或小兵乙的形象出现的，他的身份只是配角，形象也不大光辉，因为从本质上讲，他只算共产国际下属分支的一个办事员，正所谓丫环拿钥匙，当家不作主。有共产国际支持的时候，他是全能的总书记，一言九鼎；但被共产国际抛弃的时候，哪怕他文武双全、高风亮节，哪怕他忠于共产主义、两个儿子都在挑革命大梁，都不过是一个弃掉的棋子，眼睁睁看着所有的同志抬起腿来，往他屁股上狠狠踹上一脚，作为对共产国际表白的心迹。

从二三年到现在，陈独秀的所有事情都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下进行的，共产国际说应该早点注意的事，他当年全都提出来过；现在对方居然倒打一耙，把脏水全泼到他头上，最坑爹的是，其他人全都接受共产国际的说法，把他当成了咩咩叫的替罪羊。

陈独秀没有党性，因为他的觉悟不够高，或者说人品不够低。

从本质上讲，他仍然是个典型的中国文人，骨子里还是当年编《新青年》的那个热血愤青，算文人也算政治家，唯独不算搞党务的政客，自然也不能接受官僚政治的潜规则。

面对咄咄逼人的压力，他做出了自已的选择：绝不指鹿为马，绝不曲意逢迎，绝不替斯大林背黑锅！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陈独秀的两句诗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好的总书记，也不是符合组织要求的党员，但他仍然是一个守良心的中国人，是守着数千年气节的文人，一个讲真话、办实事，不肯冤枉人，也不让人冤枉的有骨气的人。

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陈独秀拒绝了党务政治的压迫，不肯说假话去维护所谓的领袖光辉。他成功地坚持了自己的气节，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共产国际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既然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那么为了领袖的形象，找个替罪羊、换个人上马，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在开会以前，他们早就跟瞿秋白等人碰过头，并且达成了完全共识。

瞿秋白本来是一个对俄国文学感兴趣的小青年，去俄国采访后改信共产主义，后来成为鲍罗廷的中文翻译。在广州的小小办公室里，矍翻译曾经和一位赫赫有名的越南青年共事过，那位越南青年叫胡志明。

因为跟共产国际走得太近，不能很好衔接共产党中央的指导思想，瞿秋白也碰到了两头不讨好的情况，被召回上海，做陈独秀的俄语翻译。但由于经常接触马列著作，此时他已经混到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头衔，几年来一直同陈独秀亲切合作的鲍罗廷明确告诉瞿秋白，中国的一切虽然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的，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承担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会影响到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国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总而言之一句话：领导丢面子，后果很严重！

为了使共产国际能顺利领导世界革命，为了使全世界劳苦大众早日得到解放，中共中央只有挺身而出，背起这个黑锅。当然，这一切不是没有回报的，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国际愿意继续支持中国共产党搞革命，直到最终的胜利。

鲍罗廷口水横飞，几个政治局委员连连点头，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以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勇敢地承担下了替罪羊的光荣任务。在和鲍罗廷商量的时候，瞿翻译干脆赤祼祼地表示，如果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到整个政治局身上，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威信就会集体破产，损失实在太大；既然陈独秀有重大过失，现在态度又不够端正，不妨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对瞿翻译的觉悟，鲍罗廷十分赞赏，完全赞成。于是陈独秀的命运就此决定下来。

这些密室里见不得人的话，原本是死也不能让外人知晓的。但政治局的听众里有个人后来到了国外，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并坦然承认，自已也在里面扮过不光彩的角色，这才使真相大白，那个做事认帐的人叫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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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已经糟到不能再糟，共产党几乎可以用众叛亲离来形容，不管是陈独秀还是鲍罗廷，都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但正所谓智商无下限、脑残无极限，斯大林在莫斯科糊里糊涂也就罢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本人就在武汉，居然办事也象蠢猪一样不可理喻，终于毁掉了汪精卫的最后一丝希望。

不管是坚持让农民乱抢乱杀，还是对国民党阳奉阴违，罗易一直都照搬斯大林的指示，并且认定农民运动丝毫没有过火，同国民党的关系也不会破裂，甚至还应该说服国民党、武力讨伐唐生智的“反动”军队。鲍罗廷等人自然明白，这种事情是办不到的，无奈罗代表的脑子里全是俄罗斯面糊，为了让国民党继续支持革命，他竟然连斯大林的密电都泄了出去。

在先前的讨论里，斯大林曾经发过密电，要求共产党继续所谓土地革命，组建军队去惩 办反动军官，甚至全面消灭剥削阶级，连小资产阶级也不例外。拿到指示的时候，共产党人都是哭笑不得，因为大家才开完五大，刚要求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蒋介石，现在又要消灭他们，实在有点神经错乱；何况军队不在共产党手上，真的要动手的话，谁消灭谁是很明白的事情。

所谓密电，当然是私下里的话，不能随便给外人看。可是罗易兄实在是个不见外的人，为了激发国民党的革命热情，他居然偷偷地把电报交给了汪精卫，然后告诉他：领袖都是这样讲的，跟着我们革命吧！

看过罗易偷偷给他的电报，汪精卫终于明白了。原来斯大林从来也没信任过他，只不过把他当成幌子，利用他来掩护共产党夺权；形势已经危机四伏的时候，莫斯科想的不是怎样同心协力渡过难关，而是加紧扩充自已的势力，把他连蒋介石一同打成反动派消灭掉。

罗易泄露消息的时候，连陈独秀都还没来得及看到电报；而汪精卫的反应也很简单，他很快去了一趟郑州，同冯玉祥商量对策。

作为北方对抗张作霖的革命军阀，冯玉祥大概是最为亲苏的派系了。

他反叛北洋的家底都是苏联送的，平时坐镇西北满口革命理论，所属西北军更是纪律严明（相对而言），打仗极为凶猛，不管是内战还是后来的抗战都是劲旅，并先后涌现出孙连仲、孙良诚等名噪一时的勇将。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兵强马壮，对武汉政府至关重要，四面楚歌的汪精卫自然要确定这位盟友的态度。两个人在郑州开会的时候，讲到共产党问题（其实主要就是讨论这个），冯玉祥跟汪精卫都是大倒苦水，纷纷控诉共产国际故意怂恿农民胡作非为，闹得辖区里流氓横行、民不聊生，眼看就到过不下去的地步。

应该说斯大林同志对冯玉祥还是很照顾的，因为他们开会的时间是六月十号，而一直到六月十六号，莫斯科还决定再向冯司令提供三千支步枪、五十万发子弹和四门大炮的援助。让人想不到的是苏联老大哥如此不惜血本，冯司令却是毫不领情，不等俄国枪炮到位，冯玉祥已经去了徐州见蒋介石，随后发出清共令，把所有共产党员赶出辖区，并在境内展开同步屠杀，清除共党嫌疑分子。

眼看北面的冯玉祥倒戈，莫斯科终于慌了手脚。

这时他们已经知道罗易泄露密电的事情，上下都是狼狈不堪，只能一面找理由解释，一面把这头蠢货召回苏联。而身为革命老同志，汪精卫的工作精神实在可嘉，因为一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在努力地抹稀泥，面对共产党人的愤怒控诉，他尽力给唐生智发了个记过处分（共产党的要求是出兵讨伐），希望能找到合作的共同点。

事到如今，汪精卫对唐生智已经失去了约束力。由于湘军意见太大，唐司令不得不把主力部队撤出湖北，回湖南去收拾家乡的残局，他的手下何健随即发表宣言，指责共产党人滥捕滥杀、捣毁祠堂寺庙，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以为革命运动过头一点、出现意外是难免的事，因此对共产党姑息宽容，现在已经很清楚，这帮人就是存心的，共产党是有意利用暴徒煽动暴乱，绝非经验不足的幼稚过火，绝不能再加容忍！

眼看湖南也要远离而去，汪精卫顿时众叛亲离，陈独秀的中央也是一天三惊吓。唯一拥有武器的工人纠察队先前无法无天，此时又人心涣散，极容易酿成大祸，为了防止同驻军发生意外，共产党决定解散纠察队，让他们加入张发奎的部队里。没想到消息刚刚传出去，早就惊疑不定的纠察队立刻逃散一空，连办公室都没来得及打扫干净。

虽然长期以来共产党做事一直不跟国民党商量，但解散纠察队是为了避免冲突，因此武汉国民党也表现出理解的态度，下令严禁骚扰工会，不许对纠察队员进行报复。甚至部分队员交出武器后又重新上岗，在湖北总工会领导下继续上班。

经过几个月胡闹，共产国际终于成功地把两个精诚团结的政党搞得四分五裂，相互间离心离德，直到此时才出现缓和的迹象。尽管两家损失惨重，但只要能加强合作、放弃先前的暴徒政策，事情其实还有商量的余地，武汉各派系始终认为自已才是正宗，不希望向蒋介石低头。坑爹的是，局势好不容易回转一点，七月初立刻就传来了新的指示，莫斯科认为国民党已经转到了敌人的营垒里，共产党人必须立刻退出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展开“坚决斗争”。

既要退出政府，又要在内部坚决斗争，大家对领导的语无伦次都很头疼。作为坚定的共产党员，党性是必须坚持的，领导指示不管有没有道理都必须拥护，因此共产国际立刻决定对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进行清算，陈独秀不得不再次扮演一回替罪羊的角色，这次他连挡箭牌的价值都没有，直接被踢出了政治局，成为一名普通党员。

李大钊已经在四月份被张作霖绞死，此刻陈独秀又黯然离去，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南陈北李到此终于谢幕，只剩下共产国际的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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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陈独秀和他家人的结局。他的大儿子陈延年二七年六月被捕于龙华，本来自称是炊事员，并没有暴露，但父辈的同乡老友汪孟邹却去找了胡适，向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疏通营救，结果好心办成了坏事。

吴稚晖从前同陈独秀、胡适都很熟，还帮过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算得上是老交情。但吴委员本来就是反共中坚，得到消息后不仅没有救人，反而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还特别说明陈延年非常可恨，比陈独秀还危险（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在他的唆使下，暴露身份的陈延年身受种种酷刑，始终不肯屈服出卖同志，终于被判死刑。刑场上他不肯下跪，结果被乱刀砍死，因为生前受酷刑太惨烈，尸体血肉模糊，蒋介石还亲自下令不许收尸。

第二年，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也被捕、被杀了。兄弟俩和陈独秀一样有骨气，从不屈服、绝不放弃。陈独秀还有一对儿女，女儿陈玉莹受刺激太重病死，只剩下小儿子陈松年从此不问政治，靠在窑场做苦工支撑生活；而陈独秀则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因为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脑残宣传，被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失去党籍的陈独秀从此成为托洛茨基的坚定粉丝。一九三一年五月，他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托派是斯大林十分忌恨的派别，陈独秀的举动显然共产国际不会高兴，中共中央也不会高兴；因此他被抓的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象过年一样兴高采烈，幸灾乐祸地盼着陈独秀快点死。但是陈独秀的名声实在太大，社会各界很多人为他说情，最后蒋介石网开一面，把他关在南京。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陈独秀也于八月出狱，长期住在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并拒绝了国共两党的拉拢。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份书稿《独秀文存》。他的小儿子陈松年在四七年求人把尸骨运回安庆老家深林，没敢立墓碑，因此侥幸坟墓没有受侵害。

四十七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九年，有人去看过陈松年。经历长期摧残劳作，陈松年已是骨折卧床，伴着双亲照片住在一间小破房里，家徒四壁，只有长女陈长璞在身边照顾，晚景异常凄凉。陈独秀一生开天辟地，经历跌宕，号称要改变全中国，结果三个孩子惨死，家破人亡，穷困潦倒，唯一留下的小儿子也是困顿不堪，活到九十年代初逝世。

以一介书生出入江湖，漩涡激流不失英雄本色，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陈独秀都做到了，可谓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一生宁肯得罪国共两党，也不肯背弃信仰和良心、不出卖自已的同志，然而下场却是如此凄惨，以至于一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也要迫害他的亲属，实在是让人无语。

我始终认为，说到共产党员，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才算共产党员，是连组织淫威都不会屈服的共产党员，也是精钢不能夺其志的民族脊梁。

世间已无陈独秀！


陈独秀下岗了，敢跟最高领导顶牛的人没有了。用一句流行的话，叫明白人都走光了。

所以大家只有跟着斯大林，开始一段糊里糊涂的革命历程。

如果从政治智商的角度研究，斯大林应该属于顶级精英人物，他心地阴毒、思虑深远，擅长制造和抓住事情的矛盾，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要连武汉什么情况都搞不清，那是活见鬼。之所以要在二七年七月发出跟国民党翻脸的脑残指令，把共产党全都送上绝路，实在是领袖也有领袖的难处。

他需要维护高高在上的权威。

从唐生智反叛、武汉纠察队解散后，苏联党内的反对派纷纷提意见，认为斯大林的政策已经失败，必须立刻召开大会、纠正此前犯下的错误。由于反对派包括要命的托洛茨基，这位仁兄一直就宣称国共合作不可靠、必须向共产党提供武器单独行动，因此在武汉出问题时，斯大林被弄得下不来台，只能顺水推舟地表示，自已也是刚刚收到消息，并提前发出指示，要共产党采取强硬手段，抵制反动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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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四号，汪精卫得到消息，共产党竟然要跟他闹分家，顿时感觉五雷轰顶。因为几个月以来，他一直不停地努力，就是想避免这样的结局。

最开始听说南京政府成立的时候，汪精卫就明白，他跟蒋介石已经没有缓和的余地。

对蒋介石来说，四一二大屠杀是他坐上权力宝座的开始；而对整个中国来说，则是民主革命的灭亡。从这一天开始，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努力被全部毁于一旦，宪政民主的希望也完全断绝，国民党天天推崇的三民主义，正式成为一句空话，随着一场场连走过场的审判都没有的屠杀，被抛进了臭水沟。

如果武汉政府不能制约南京的行动，整个国民党将进入蒋家王朝时代，成为披着青天白日皮的一群军阀联盟；而汪总裁手上没有亲兵，要想制约蒋介石，只能尽力联合唐生智、朱培德等派系和共产国际，几家拧成一股绳对抗。

汪精卫怎么也想不到，随着手下和共产党的纷纷决裂，一切都成了空话，他也只能沦为一个空头总裁。武汉的几派军阀不过一个松散的联盟，随时会变成中央军和桂系吞并的对象，而血流成河的共产党却学到一个教训，就是党政军三家绝对不能分开，无论什么时间，无论什么场合，始终如此。


事到如今，说啥也没用了。可怜的汪精卫一面想办法派人直接去苏联寻求缓和，一面在第二天召开常委会研究对策，并公开了罗易先前透露的密电，抢先一步控诉共产党不讲信义、破坏国民党组织。所有人看到密电都是愤愤然，连一贯左倾的孙科也气得不行，大会决定，对共产党分子进行限制，不允许他们再搞所谓工农运动。

不管是哪一版教科书，都把七月十五号的会议开会当成武汉“反革命政变”的标志，但是确切地来讲，把它说成政变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这场会议之前，共产党已经组成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个人的中央常委会，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谴责武汉中央的反革命行动；而汪精卫即使到开完会还在抹最后一把稀泥，宣称只要共产党员以后切实遵守本党纪律，从前的一切都不计较，还可以进行合作。

从四月初到七月中下旬，整整三个多月时间里汪精卫狂挥铁锹，抹了一把又一把稀泥，但在莫斯科一连串垃圾指令下全部没有效果，自已也被骂得狗血喷头。蒋介石是下狠手“清共”，朱培德等人是“分共”，只有武汉中央的命令最缓和，仅仅是“限共”，并且还在报纸上连登了三天文章，解释同共产党发生矛盾实在是不得已，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政府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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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追求的朱培德当然不愿意和历史作对，可他的军队也要吃饭用钱，所以他必须占一块地方，专门用来给手下发工资，所以他很自然地变成了一名军阀。

作为一名求上进的有为军阀，朱培德在云南混了一段时间后，果断做出一个选择：追随孙中山。在孙大炮既没有钱也没有地盘的时候，朱培德毅然决然地跟着他走南闯北，一会打北洋军阀，一会被北洋军阀痛打，一会打陈炯明，一会被陈炯明痛打。虽然滇军和桂军占领广州后干了不少坏事，但必须说明的是，朱军阀跟这些坏事无关，而且滇军内部打算黑吃黑吞并他的时候，朱培德还在第一时间里反水，跟随国民政府把滇军打得落花流水，算得上是立场正确的一小撮革命军阀。

身为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朱培德同蒋介石不是一路人，所以中山舰事件时，汪精卫才会派他抓蒋介石。虽然因为有人反对，朱培德没能下手，但他跟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差却是真的。北伐的时候，蒋介石一马当先扑向富饶的江浙地区，朱培德则带着他的第三军留在了江西，成为江西的土霸王，蒋司令一度想回头并吞朱司令的地盘，被朱军阀毫不客气地派兵赶了出去。

因为同蒋介石不和，朱培德同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关系很好，他的原则是左右逢源、在矛盾中求生存。这时，一位多年老朋友向他提了个合理化建议，应该成立一个军官教导团，提高军官队伍的素质，尽快把部队建成一支威武之师、雄壮之师，最有效地扩充朱家军的实力。

朱培德很高兴地接受了建议，因为他很信任这位老朋友。

从大清朝还没亡的时候起，朱军阀就和那位仁兄是军校同学，一块拖着辫子出操，一块抱着长衫谈理想，一块造大清国的反，一块打袁世凯。戎马生涯几十年，两个人在枪林弹雨里心意相通、英雄相惜，连名字都只差一个字，说句开玩笑的话，两个人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可以一块用。

正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朱培德十分信任的这位教导团团长虽然不是亲兄弟，却比亲兄弟还亲。他的名字叫朱建德，但后世更习惯称呼他的另一个名字，叫朱德。

朱德，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军、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人、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在获得这些称号之前，他曾经是朱培德的好同学、好兄弟、好知已。

汪精卫回武汉同蒋介石唱对台戏的时候，朱德正风尘仆仆地从四川赶到南昌，找朱培德讨一份工作。

朱培德十分高兴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兄弟。在宁汉对立的关键时刻，他非常需要能干的人手帮忙，本着人尽其才的原则，朱军阀先是任命朱德为军官教育团团长，后来又让他兼职南昌市公安局长、第九军副军长，朱德也毫不客气地照单全收，每天忙得人仰马翻，打点南昌城的大小事务。

汪精卫和蒋介石天天吵架，朱培德坐在一边袖手旁观。汪主席也好，蒋主席也好，国共两党也好，不管哪边压倒哪边，朱培德都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甚至到处都在杀共产党表功的时候，他也只是把共产党聚在一起，每人发一笔路费，用专车送到武汉，不肯多造一分杀孽。蒋介石和汪精卫对朱培德都没有太在意，因为朱军阀很老实，只要不动他的地盘，谁当老大都没有关系，他也不会主动得罪别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看法是对的，但他们忽略了一点，朱培德是个讲义气的人。

所谓义气，就是兄弟有难的时候，要为兄弟担风险、背骂名，兄弟缺钱的时候，留点钱押在桌面上然后离开，让兄弟有面子地渡过难关。袍哥（四川帮会）出身的朱德讲义气，朱培德等滇军头领也讲义气，不是蒋司令混青帮时挂在口头的义气，而是梁山好汉肝胆相照的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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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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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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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桥

飘渺孤鸿

特型演员太特得有点惨不忍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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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山下红旗乱



一九二七年七月底，张发奎手下的第十一军、二十军无声无息地向南昌调动，然后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二十军军长贺龙来到南昌，在那里同第九军副军长朱德会合。经过激烈而紧张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宣布，七月三十一号发动起义，占领南昌后全军南下，回汕头接收苏联军援，重新革命！

在周恩来宣布的那一刻，开会的人都很激动，这是大屠杀以来，共产党人第一次以牙还牙、以刺刀还刺刀，大家都知道自已在开创一段见证的历史。可就在所有人热血沸腾的时候，一个人突然来到南昌，告诉大家：不能打！

来的这个不识时务的人，是张国焘。

作为国产国际的中国分部，中国共产党的每件事都应当请示共产国际，对这个组织原则，共产党也一直是照章程办理的。

然而一切都变得太快。突然间蒋介石反水，汪精卫翻脸，几支盟军全都不可靠，到处是刺刀和屠刀，实在没有办法及时联系，终于在南昌起义的问题上，大家没有按程序来，而是先派人组织暴动，再去请示共产国际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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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麻烦来了。接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的请求电报后，斯大林给出了神一般的回复：在南昌起义会得罪张发奎，最好是策反张发奎起义，或者把共产党员撤到农村去做工作，共产国际的代表不能参加起义，也不能提供经费支持。总之南昌起义不可行，不能批准。

周恩来在南昌排兵布阵的时候，罗明正拿着电报，同张国焘争得面红耳赤。面对张国焘的各种意见，罗明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指示是斯大林同志亲自下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党性大过天，张国焘只好憋着一肚子闷气，去南昌传达斯大林的指示。可怜的张国焘在路上跑了两天，直到三十号才赶到南昌，好容易找到周恩来，周书记也是个实在人，听完来意后连接风宴都不摆一个，上去就是一通吵架，然后继续开会研究。最后周恩来少见地拍了桌子，带着大家做出一个决定：该起义时就起义，去他娘的斯大林！

对周恩来等人有组织无纪律的越权行径，张国焘也悍然表示，你们爱干嘛干嘛，反正兄弟我话已经带到，其他的就管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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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八月一号，共产党人在南昌突然发起暴动，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领导、二十军军长贺龙任总指挥，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大军十分顺利地占领了整个南昌城，随后发表《八一起义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共产党军队。从这一天起，共产党不再只是神神秘秘的地下社团、工会农会，而是有枪支有编制的军人集团，开始了武装革命的漫长岁月，史称“八一起义”。

这是一次成功的起义。看一看后来的纪念规模，就能明白它的意义有多重大。当年中国仅次于首都天安门的城市广场，就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南昌，名叫八一广场，广场的中心建筑叫八一起义纪念碑，还费巨资建了水池和喷泉、灯光等设施，历来是小商小贩发展经济的黄金地段。八月一日则是中国的建军节，几十年来每到那一天的时候，电视台就要没完没了地播各种版本的起义节目，情节累同（就一件事拍个几百回，没法不雷同），手法粗糙（政治任务，只许突出高大全英雄形象），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演员全都一个模样，连说的下一句话都大致雷同，一直放到观众能背出来为止。

南昌起义的消息很快震惊了所有人。蒋介石和汪精卫虽然有矛盾，但在共产党问题上是有一致性的，马上把部队派出去追击，同时也都在问一个问题：南昌是朱培德的大本营，朱司令干什么去了？

答案很简单，朱培德在休假。

周恩来、贺龙等人在南昌紧锣密鼓准备起义的时候，朱培德突然病倒了。他告诉蒋介石，自已十分疲劳，无法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不得不去庐山休养。

收到朱培德的病假通知，蒋介石倒不是太吃惊。北伐的辛劳、自已的排挤、汪精卫的拉拢，内交外困确实压力太大， 不是老朱这号乡下人能应付得过来的。而朱培德也没忘记自已的工作，他去庐山前把大权交给了好兄弟、好同学朱德，托他全权处理军政大事，结果朱德趁机拉上贺龙和叶挺，在南昌发动了起义。

对这个结果，朱培德的解释是，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兄弟我可是把他当朋友的！

对朱培德的解释，蒋介石和汪精卫都认为，朱培德太轻信了，生病的时候居然把大权交给共产党，结果被人端了老窝，真是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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