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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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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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德祖先是从粤北移民川北的客家人
　　
　　朱德的祖先是世居广东省北部韶州（韶关）乳源县龙溪的客家人。清代康熙后期正值“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朱德的祖先仕耀公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从韶州乳源县龙溪枫树坪上川，在广安州龙台寺务农。
　　
　　上川始祖朱仕耀与妻林氏共生五子。朱仕耀去世后葬于广安龙台寺刘姓地界。朱仕耀逝后，其妻林氏携幼子朱文先及儿媳张氏，投奔川北仪陇县乐兴溪大屋湾（又名枫树湾）儿媳娘家张氏。林氏卒后，葬于乐兴梁家坝村（五社）张姓坟墓。
　　
　　上川始祖朱仕耀与祖婆林氏生育的五个儿子承先、开先、澜先、满先、文先及其后代，分布于广安、蓬安、营山、渠县和仪陇等地，二百多年来，朱氏子孙在每年清明皆前往上川始祖墓前祭奠。
　　
　　（二）朱德直系祖先定居仪陇县马鞍场
　　
　　二世祖朱文先与妻在仪陇县乐兴梁惠山居住多年，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再迁至该县东部的马鞍桥包下，佃许姓田地。自此，朱德的直系祖先定居在马鞍场的大湾（另一说，上川第二代在广安与营山之间务农兼作小生意，第三代定居于仪陇县马鞍场大湾）。随着家族的繁衍，当地乡亲称大湾为“朱家大院”。
　　
　　经三世祖朱云成、妣陈氏,四世祖朱荣朝、妣缪氏，五世祖朱朝星、妣潘氏，到六世祖朱邦俊、妣潘氏，即是朱德的祖父和祖母。
　　
　　六世祖朱邦俊时，面临着人口的增长、弟兄分家产而带来的贫困。在朱德的曾祖父时有“老业田三十挑”（一亩约为五挑，计有六亩地），祖父弟兄四人平分，只分得七挑多（约一亩多）地。祖父朱邦俊与祖母潘氏膝下人口多，难以维持生计。在光绪壬午八年（1882年），只得把这一亩多地和草房典了三百吊钱（另一说为一百吊钱）作为押金，佃租琳琅寨西麓李家湾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田（约13亩多），从此成为佃农。
　　
　　入川第七代是“世”字辈的。世连、世林、世和、世禄，是朱德祖父、祖母的四个儿子。其中第二子世林是朱德的生父，长子世连是朱德的养父。
　　
　　入川第八代是“代”字辈的。朱德祖父、祖母计有13个孙子；代历、代凤、代德、代顺、代智、代炳、代贤、代彦、代斌、代坤、代锡、氏印、氏寰。“代德”是朱德的谱名。朱德6岁随两个哥哥入塾读书时，又取名“代珍”。
　　
　　（三）朱德直系祖先字辈与乳源朱氏字派对照
　　
　　据仪陇县清同治七年（1871）续修的《朱氏宗谱》，记载沿用了广东乳源的七言字派：“发福万海从事克，有上成文化朝邦，世代书香庆永锡，贻谋继述耀前章”。笔者对照朱德直系祖先的班辈，从上川始祖仕耀公起，其对应为“上成文化”与上川一世至四世字派有出入。从“朝、邦、世、代”——即上川五世到八世皆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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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德总司令父母故居后，祖父母朱邦俊潘氏墓处。在将军山北面顿起一少祖山叫插旗山，再折向东经龙呈寨，再折向西经杨木寨,其山分东、西、南、北四条山梁，每座山梁上均有七个相似的小顶子。即：金、木、水、火、土和日、月。人们称之为“七星朝北斗”）、关刀山、琳琅山、将军山与马鞍山、印台山、天台山等巧妙地组合成一幅“回龙顾主将军负斗”。
                  以下是总司令父亲与么弟墓:
朱德的父亲 朱世林 朱德最小胞弟朱泰阶1958年逝世 合葬之墓
右墓碑空无字迹，原计划葬朱德母亲，后因其母受到国民党迫害难以合葬（朱德母亲墓在此墓的西南方即青龙方）
四川省仪陇县马鞍镇毗邻的周河镇（原名双龙乡）梁山村二社钟家湾的小山下
酉山卯向坐周天269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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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家族
1，朱琦(1916—1974) ,原名保柱，朱德之子，萧菊芳所生。四川仪陇人。青少年时期在延安学习、工作。1948年从部队转业到石家庄铁路局机务段当练习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石家庄铁路局担任火车司机。1974年因病去世。
2，赵力平，朱德儿媳。夫：朱琦。朱琦;朱德的儿子。与朱琦育有四子一女。
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4年经组织介绍，在贺龙的撮合下，三张铺板一拼，与朱琦结婚。解放后，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1988年离休。
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其中，朱新华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3，朱援朝（1951—2013），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司令朱德元帅的长孙，朱德唯一儿子朱琦的长子。曾任天津航发（津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因脑干出血去世，终年62岁。
4，朱和平，男，1952年10月出生，四川仪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空军少将军衔。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之孙。中国预警与电子战专家，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曾获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三次荣立三等功，撰写多部军事学术专论。在他的参与下，中国军用电子技术，特别是雷达装备、预警机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准。
5，朱全华，男，1956年出生于北京，是中国十大元帅之首朱德的第三个嫡孙，朱琦之子，担任了海军装备部副部长。朱全华的父亲是朱琦、母亲是赵力平，祖父是朱德。
6，朱新华， 朱德唯一的孙女。1954年出生，1970年入伍，在广州部队医院当卫生员。1977年调北京解放军301总医院，后任急诊科主任。1998年调301总医院干休所，先后任门诊部主任、所长至今。
7，朱国华，四川仪陇人，朱德的孙子，1957年生，1983年被判处死刑。
8，女儿朱敏——曾在北师范大俄语系任教研室主任，离休后创办了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亲自担任该院院长。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曾任教研室主任1986年离休，创办了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现改名为北京军地专修学院），出任院长。(朱敏儿子：刘建，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刘康，从事中德之间的商务交流;刘敏，法语译员;刘武，解放军某研究所大队长)
9，长外孙刘建——刘建，男，1953年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69年参军入伍。朱德元帅和贺治华的外孙（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朱敏的长子）。2017年当选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现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
10，次外孙刘康——长期从事中德商务交流；
11，三外孙刘敏——为法语译员；
12，小外孙刘武——亦是解放军某研究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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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东来气太骄

汪精卫走了，蒋介石也不好意思直接上任，于是国民党主席位置空了出来，由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继任。

这是蒋介石人生的极小一步，却是他政治生涯的最一大步。

对张静江，蒋介石只能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满意得不能再满意。因为当年他和许崇智八拜为交，全靠旁边有位老大哥撮合，三个人相互约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位大哥就是张静江。

几年来国民党在广州打了又打，闹了又闹，号称要北伐统一中国，可是强大的北洋军阀们却是毫无反应，任由他们把一个军扩到八九个军，任由苏联军火武装的革命军磨刀霍霍，似乎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不正常的事情，总会有不正常的原因。北洋军阀毫无动作，是因为他们很忙，忙着相互洗牌，抽不出时间来理会边远省份。

一年前，冯玉祥本来打败了直系的吴佩孚，国民革命眼看就要南北联合，可孙中山却逝世了。吴佩孚找到奉系联手，又把冯玉祥打了回去，北京落入东北土匪张作霖的手里。

一直以来，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冯玉祥，对文人都是比较客气的。报纸可以批评政府，学生也可以针贬时弊，教授拿着军阀的大洋，天天把军阀们骂得狗血喷头也没关系，连袁世凯都只是笑笑，很少跟读书人较真。

然而张作霖就不一样了。他是军阀，而且是土匪军阀，从起家的时候就没有信义之类的约束，跟读书人更是丝毫不沾边。他打进北京后，过不久就把《京报》的创始人邵飘萍抓了起来。

邵飘萍被抓，是因为他经常仗义直言，自然也没少得罪张土匪。被抓起来后，北京城到处是托关系、找情面的人，希望能救他一命，关系一直疏通到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那里。

张学良也和邵飘萍有交情，然而面对京城的父老，他却表示：老爹一定要杀他，俺也没办法啊！

四月二十六号，受尽酷刑的邵飘萍被杀于北京天桥，《京报》被封。


北方军阀搞反动统治，更显出北伐革命、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重要性，第一把手蒋介石也很有紧迫感。此时的国民革命军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正是打仗的大好时机，蒋司令决定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其他杂事，专心北伐。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二届二中全会。在这场已经不团结、似乎也说不上和谐的大会上，蒋介石宣布，为了避免“党内纠纷”，必须搞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能 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也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现有担任的要撤职换人。

拿出提案的时候，蒋介石心里还有一些紧张，毕竟他的要价太狠，共产党人不大可能同意。但他仍然要赌一把，因为共产国际已经把他当成国民党左派的最高代言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就不会为共产党跟他翻脸。

这是迈出第一大步之后的第二步，也是他走向权力巅峰的重要一步，千万不能出错。

和蒋介石的预想完全一样，开会的中共代表团领导是张国焘、彭述之，两个人跟蒋介石都没有交情，听到他的霸王提案立刻火上心头，大骂蒋介石存心不良；国民党的左派也纷纷反对，认为蒋介石是在搞分裂。一场二中全会开了七天，吵得热火朝天，就是出不了结果。

张国焘很生气，陈独秀也很生气，但是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上，而在共产国际。

鲍罗廷等人认为，蒋介石的条款完全是为了巩固国民党的凝聚力，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事，所以共产党应该接受。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如此缺心眼，是因为他们缺底气。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都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在远东的得意成果，如果和国民党闹僵，就说明这些年花费的钱和枪都白出了，也就说明斯大林不正确、托洛茨基才正确，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对鲍罗廷等人来说，如此重大的事情是在自已手上闹出来的，收不了场就要算自已工作不力，就要影响到伟大统帅斯大林的威信，也就要顺带影响到全家老小的身家性命...

为了维护斯大林同志的威望、维持统一战线的和谐，共产国际再次做出圣裁，中国共产党必须签字，接受蒋介石的议案。

事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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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月份的整顿党务案后，蒋介石一度相信，共产党已经不成气候，只能充当小弟之类配角，因此他又在自已的第一军召回了部分共产党员，以加强部队的凝聚力（共产党员一走，部队纪律立刻下降，战斗力大跌到“不能做人”的地步）。但是共产党毕竟是外来政党，始终做不到完全同心同德，内部发展小组织也让人头痛不已。

蒋介石曾经无数次研究国共关系的解决方案，并且提出过不少有创意的主张，例如他先后在二五、二六年提出由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代替共产党一道接受革命指导，结果被共产国际谢绝了；他又提出共产党先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等革命成功了再考虑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也没有人理会；最后他终于认定，革命只能有一个领导，共产党必须服从他这个领导，否则国民党永无宁日。

之所以闹得这么僵，是因为蒋介石也受不了了。

经过五月份的整顿党务案，陈独秀已经把蒋介石从盟友变成了敌人，很快做出决定，虽然不能推翻蒋介石，但也不该拥护他，而要尽量团结其他左派进行抵制，争取在一年或三年后打倒右派蒋介石。

此时国共纷争已经到了激化的地步。被驱逐出中央各部后，共产党人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到基层上，随着北伐军前脚占领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各地党部马上开始试起新的革命理论来。

共产国际的马列二把刀们翻完书后，发出一道道指令，农村四处组织农会、抗租禁粜，城市则组织工会，罢工加工资。很快革命就大幅度变味，农民们越来越兴奋，动作也越来越过火，四处没收地主的土地，有的地方把地主牵去游街，还有的干脆就杀掉了事；而城市一天到晚工人闹事，要价大幅度超出利润，甚至弄到资方不敢开张的地步。

对共产党的活动，蒋介石心里是很有意见的。战争年代搞点社会改良并没什么，蒋司令参加革命，也有同情工农的成份在里面，所以农民想减税负，属于合理要求。但共产党人显然缺少和谐社会的观念，竟然到处分田地甚至打死地主，这就有点太过了；至于工厂罢工更是绝对不能容忍，因为罢工直接影响到城镇的正常运转，对北伐军的后方稳定有致命威胁。

其实说到罢工，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希望这种事发生。通常来讲，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罢工要么最后复工，要么一拍两散，工厂关门拉倒。而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天堂里，是没有罢工这回事的，因为无产阶级掌权的时候，凡是敢找无产阶级要待遇，大都属于敌对行径，一律按反革命处理。工人们不敢为几块钱待遇掉脑袋（通常还要连累家属），所以只能忍气吞声老实上班。

蒋介石希望共产党能配合北伐大局，共产党却急不可耐地搞工农斗争，准备革他的命好接班；遍地开花的基层党组织运动轰轰烈烈，完全不肯受总司令节制，而且为了最快展开局面，各地广泛招收痞子、流氓甚至黑帮充当运动先锋，整个局势顿时出现失控的危险。蒋介石固然气得七窍生烟，共产党也是牢骚满腹，抱怨革命运动受了限制甚至镇压，必须坚定不移地展开斗争。

采用流氓充当革命运动先锋不是编造，而是鲍罗廷等人的明确主张，目的是让工人农民跟随造反，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可怜的蒋介石思想再激进，作为主政的一方，还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只能站到他们的反面。

刚刚还是大力扶持的盟友，突然就变成了斗争敌人，夹在中间的鲍罗廷很是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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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作风就越来越专横，即使是关系良好的鲍罗廷也经常顶撞；现在蒋司令大权在握，手下的第一军又是功劳连连，已经成了尾大不掉的趋势。经过仔细研究，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直接推翻蒋介石并不现实，因为北伐前线还在打仗，只能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再扶一个左派对他进行牵制；相关人选倒是很现成，那就是刚刚被赶走的汪精卫。

从称病下台的那一刻起，就不停有人要求彻查中山舰事件，请汪总裁王者归来，重新主持大局。对这种非主旋律的杂音，蒋介石向来正眼都不看一下，但谁也没想到在八月二十一号，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竟然公开通过决议，希望汪精卫回来；而一直沉默的汪精卫也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回来“专营党务”，为国民革命发挥余热。

某些党员乱写呼吁信，甚至个别元老不识时务，蒋司令都不会在意。但黄埔军校学生集体决议，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从听到消息的第一刻起，蒋介石心里就有谱：这种事，肯定是共产党干的。

能在蒋司令起家的黄埔军校闹事，除了共产党之外，找不到第二个人。

蒋介石很想象从前一样，潇洒地不屑一顾，但数数手头的筹码，他不能不慎重起来。北伐大军已经扩到八个军，其他七个军都跟他矛盾重重，平时并不一定指挥得动，全靠封官许愿拉关系维持；党务更是漏洞百出，由于蒋司令只有浙江老乡可信任，而浙江老乡的名额又有限，因此大部分位置还是从前那一套人马。这些人多半不愿看到蒋介石独大，万一汪精卫真的回来，搞不好自已又要变回非主流，那时再想咸鱼翻身，就是难上加难了。

很快，陈独秀见到了蒋介石的秘使胡公冕，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也收到邀请，要他屈尊驾临蒋司令那里“指导党务政治”。两个人得到的消息都一样，蒋司令希望汪老板不要回来，先在国外休养一段时间。

敌人反对的，自然就该赞成，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立刻加深了共识：必须请汪精卫回国。


对汪精卫同志，陈独秀还是有一点好感的。但他万万想不到，不等汪前总裁重新上岗，鲍罗廷已经急不可待地先动了手，顿时把局面搅成了一锅粥。

事情的原委其实并不复杂。革命军仗越打越顺，地盘越扩越大，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始觉得不方便了；那时通讯也不发达，没有传真或互联网，一份报告要送到异地领导的案头，有时能折腾好多天，显然不能满足办公要求。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换个地方上班。

早在九月份革命军占领湖北的时候，蒋介石就高瞻远瞩地认为，武汉地理十分重要，适合作为临时都城，由于武汉是湘军唐生智（此时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地盘，最好是把中央委员先迁一部分去办公，以免一切权力都落到地方势力手里。

蒋司令的意见递上去，然后开大会时被打了回来，中央委员和省区代表们都不愿挪窝，大家只管呆在广州喝早茶。蒋介石倒也不生气，毕竟和手上堆积如山的公务相比，这种小事充其量也就是作风懒散，算不上什么原则性问题，他只管忙自已的北伐前线。

很快两个月过去了，广州办公越来越不方便，鲍罗廷于是改了主意，决定迁都。随着他带领部分人马来到武昌，广州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停止办公，纷纷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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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民党的规章制度，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党内最高机构，这个会议群走到哪里，党政府就算迁到哪里。由于群里的人比较多，走的路线又不一样，一时凑不齐人数，鲍罗廷就建议，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迅速获得了通过。

这个建议看上去很一般，实际上很不一般。因为大家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并没问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也没跟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打个招呼，直接选举了司法部长徐谦为联席会议主席，执行所谓“最高职权”。

不费一枪一弹，也没有唇枪舌剑，简简单单在迁都时搞个民主选举，蒋介石就被踢到了一边，不能不说鲍罗廷是玩政治的天才。

武汉通过决议的时间，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号，我们有理由相信，蒋介石气到了极点，连新年都没过好。二七年一月三号，他抓住张静江等中央委员路过南昌去武汉的机会，召开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劝大家先不要去武汉，呆在南昌等以后再说。

几个中央委员暂时呆下来了，可是事情并没完。鲍罗廷一听到情况，立刻反应过来，有去年的中山舰事件为鉴，如果中央机构落到蒋介石控制的地方，保不齐随时会出现兵变！

好不容易才设的圈套，竟然因为行程上的疏忽出了漏子，鲍罗廷很是恼火。向斯大林请示后，鲍罗廷决定亲赴南昌，冒着翻脸的代价，要蒋介石迁都武汉。

在去南昌的路上，鲍罗廷的信心还是很足的。

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就在武汉，此时他妹妹宋美龄还没嫁给蒋介石，宋部长控制着蒋司令的经费，等于卡住了他的财源；在南昌的中央执行委员有不少也支持武汉中央；此外国民党内拥护汪精卫的声音越来越大，各地工农运动也发展得很“好”。因此鲍罗廷相信，他仍有足够的牵制力量，能够压迫蒋介石就范。

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蒋司令热情接待了鲍顾问，两人回顾以往的美好历史，顺带珍惜了中俄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然后相互喝酒吃饭。蒋司令先请鲍罗廷吃大餐，鲍罗廷接着也回请一顿，邀上所有革命军代表、中央委员等几百人，搞了一个大型宴会，欢迎蒋介石等党国要员去武汉办公。

虽然蒋介石一直没答应去武汉，但毕竟两边没有翻脸，凡事也都在好商量之中，没想到这顿特大号饭局却吃出了问题。为了给蒋介石施加多一点压力，鲍罗廷在吃饭前的演讲里批评了军人妨碍工农发展等不和谐现象，并且直接点了蒋介石的名！

鲍罗廷指名道姓的时候，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不是他的下属，也不是他的学生。

在场的几百人都是大惊失色，因为他们知道以蒋司令的性子，是绝不会对这种事情毫不在意的。

蒋介石果然被鲍罗廷的言辞激怒了。从调职、迎汪到宴会的羞辱，一切都显示，在武汉等着他的，绝不是鲜花和欢迎队伍，而是赤祼祼的陷阱。他没有多说什么，满脸怒气地“吃”完了这顿饭，然后扬长而去。

鲍罗廷的这次宴会，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号，距离大家彻底分手，还有三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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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延几天时间都不可以，三中全会当然没有蒋介石的份。三月十号，武汉的国民党委员们召开大会，决定取消所谓中央委员会主席，由常委会进行集体领导，并成立所谓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代替蒋介石的职务。所有一系列决议干脆利落，把蒋介石的权力一撸到底，甚至连黄埔军校的校长制度都不能保留，张静江之类元老更是下岗分流，赶走没商量。

如此激烈的决议自然痛快，但是效果也是相当明显。蒋介石看到送来的文件后勃然大怒，差点把办公桌都砸了，勉力合作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失去所谓党中央的支持，蒋介石只能下定决心另立门户，在这个方面他相信，自已还是相当有政治资本的。因为北伐军捷报连连，眼看就要攻进南京、上海，如果有这两个大城市在手上，武汉只能算浮云。

从现实角度上讲，蒋介石的考虑有他的道理。所谓中央，无非是一帮人开会，愿意拥护自已固然好，不愿的话直接抛开另找一批也无所谓。反正委员不过是个头衔，只要肯开价钱，革命元老、社会名流有的是，毕竟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委员还是一抓一大把的。

三月二十四号，国民革命军打到了南京城，北洋军阀无心抵抗，纷纷四处逃窜。第二天北伐军顺利入城，很快就发生了大规模抢劫事件，城内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甚至教学学校都受到大肆劫掠，英美驱逐舰立刻对南京城进行炮击，炸死炸伤两千多军民，直到抢劫停止才罢休。

蒋介石当然不承认国军会搞抢劫。他宣布，所有坏事都是北洋兵混穿革命军制服干的，然后迅速占领南京城，准备把它当成新的首都。

三天后，蒋介石紧急召见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到总部行营，密谋逮捕所有共产党分子，施行彻底清党。

打仗时出现抢劫并不稀奇，蒋介石非要把帐算到共产党身上，却着实让人稀奇不已。南京事件之所以会跟共产党联系到一起，不是因为死伤两千多中国人，而是蒋司令担心影响到欧美外交。

由于孙中山和共产党的口号都是反帝反封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反对帝国主义就成了国共两党的共同话题。在这个方面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要综合考虑实力对比，不能树敌太多，而共产党的顾虑就小多了。按照陈独秀的主张，中国地界上就不该有帝国主义分子，所有租界当然是一律武力收回，外国资本家的工厂更应该全部没收，用最革命的手段对付反革命分子，什么外交、什么条约，统统扔到垃圾堆，总之打你没商量。

有这层因素在里面，蒋介石对共产党实在是头痛之极。事实上占领九江、汉口之后北伐军武力收回租界，已经引发了极严重的后果，再不控制将导致英美军队介入，北伐军势必腹背受敌。对蒋介石来说，同共产党翻脸是迟早的事，苏联援助即将断绝，如果再同英美列强闹翻，他将变成彻底的孤家寡人，被自已掀起的洪流活活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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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很有紧迫感，是因为早在三月二十二号，共产党人经过前后三次工人暴动，已经先行占领了上海，新的临时市政府拥有独立武装，正在同他的北伐军对峙。

本来工人武装同北伐军算一家人，可是蒋介石派去联络的总指挥实在有问题，他的名字叫白崇禧。

作为桂系骨干、民国杰出的军事专家，白崇禧的一辈子都跟共产党过不去，甚至他的老搭档李宗仁后来回归大陆，他的立场也没有丝毫改变。派这个人去和共产党打交道，蒋司令的用意那是相当不良。

蒋介石对上海反应如此过敏，是有原因的。一直以来，共产党不过是地下组织，定期搞个流行示威之类小活动，并不能算独立的力量。但上海的成功意味着，他们开始掌握军队和武装，而且一次能占领一个大城市，普通军阀都不是对手。

上海有国际港口，只要共产国际愿意，马上苏援军火就会象潮水一样涌进来，训练有素的共军同全体秘密党员一道，可以在瞬间把他打得落花流水。如果没有估计错，共产国际已经把枪炮打包装上了船，正在去上海的路上，自已正面临着两线夹击的危险，覆灭只是早晚的事情。

必须夺回上海，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在最危急的关头，蒋介石派出了白崇禧任总指挥，前往上海收拾局面。

白指挥果然不孚蒋望，一到上海，立刻同共产党发生了严重冲突。陈独秀也不示弱，宣布要收回租界（此前一直说是尊重租界独立地位），把租界里的难民吓得狼哭鬼嚎。白崇禧则一面把亲共的薛岳调开，一面下令如果工人敢捣乱，军队就要开枪镇压，绝不留情。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把上海当成了左右派决斗的战场。共产党手上的武装纠察队只有两千多人，却号召要在短期内扩招五万党员、成立军队同“反革命右派”蒋介石彻底决裂，完全占领全上海，如果不是莫斯科发现事情不妙紧急发电报来降温，两边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火拚。

武汉中央支持上海政府，蒋介石却明显反对，两家已经到了分裂的时机，战事一触即发；就在这危险关头，一年前被逼出走的汪精卫终于来到了上海，执行灭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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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六年五月被逼离境算起，汪精卫已经在法国下岗了九个月。

一九二七年二月，正在“养病”的汪精卫离开法国，来到了莫斯科。全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头羊、伟大革命领袖斯大林不惜屈尊，亲切会见了这位著名的中国革命左派人士，并对汪精卫同志进行了重要的指导和教诲。经过斯老大和风细雨一般的热情会谈，汪精卫同志极大地提高了自已的政治觉悟，并在一系列问题与共产国际达成了共识，具体来说就是一句话：蒋介石下岗，我来干！

汪精卫很高兴。共产国际的支持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崭新的卢布和闪亮的枪炮，有共产国际的全面支持，别说蒋介石，就是孙中山从坟里爬出来，恐怕也得排在他后面。他十分高兴地答应斯大林，然后坐上轮船去上海，准备转道武汉当主席。

汪精卫回到国内的时候，整个国民党已经是一地鸡毛，到处在等着他收拾。

武汉中央早在三月份就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除了新都定在武汉外，还罢免了蒋介石的一切职务。从国民党的规章制度上看，武汉政府的会议非常合法，但蒋司令不是一般人，自然也不会拘泥于投票、选举之类的小事，直接以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了一份《告黄埔同学书》，宣布自已绝不接受决议，有意思的是他的宣言是发给黄埔的军官们的，而不是发给国民政府。

按照蒋介石的说法，身为党员自然要服从党中央的决议，但是同样也要尊重所谓程序正义，具体来说就是党内还有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只要监察委员认为会议不对，就可以宣告无效。

早在一九二四年的时候，孙中山召开一大，就特别设立了一个所谓监察委员会，其地位大概相当现在的中纪委。其他部门都是国共合作，唯有这个部门只收国民党、不收共产党，而且吸收的都是反共派，摆明了是对新入股的小弟不放心。现在，这个小小的借口就成为蒋介石能抓住的唯一稻草。

蒋介石突然如此看重监察委员会，是因为有几个监察委员一直跟随着他，并秘密通过了清理共产党的决议。虽然从各方面来看，这几个人搞出来的决议很可能是事后补办的，不管是参加人数还是会议程序都相当成问题，但蒋司令认为它有效，那就是有效的法定文件，可以推翻党中央的一切决策。

二七年四月二日，汪精卫见到了蒋介石。

一年没见，大家都添了几根皱纹，一群人在孙中山的故居里相互寒暄，回顾已经破裂的友谊。经过一番商量，最后决定四月十五号在南京召开监察全会，此前汪精卫负责通知共产党停止活动，武汉中央的相关命令也暂停执行，所有工会纠察队暂由总司令部指挥，听候会议决定。

一切反对派都停止活动，等监察会议召开后再决定，会议地点南京还是自已的地盘，蒋介石和手下都觉得可以接受。于是他表示，服从汪主席的领导，并让汪精卫去找陈独秀协调解决。

正当蒋介石心里稍稍淡定一点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武汉中央已经把蒋介石撤职查办。大家当然是勃然大怒，立刻跑来找汪精卫大发雷霆，痛骂鲍罗廷和共产党不是东西；吴稚晖还说，他的监察委员会已经提了一个弹劾案，要清理共产党，而且这个提案已经通过，没有商量的余地，告诉汪主席不过是通知一声！

这么重大的事情还没提出来就已经通过了，汪精卫很是不以为然，脸色也极其难看。眼看要不欢而散，李宗仁等人赶紧在一旁打圆场，最后汪精卫提了三条建议：一、他可以跟陈独秀商量保护租界的问题；二、武汉的军政命令可以先不执行；三、如果情况紧急，可以临时处置各地共产党和工人队。

听到汪精卫的建议，大家都松下一口气来，两家又重新达成了协议，并由汪精卫负责找陈独秀，去落实方案。

从表面上看，革命再次实现了暂时团结，但蒋介石的口风已经大变，从“服从汪主席领导”变成了“一切由监察委员会决定”。大家都明白，这次蒋司令是要动真格了，因为十二个监察委员里，已经有七个在他身边，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想要的提案。

汪精卫当然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因此见过蒋介石之后，他马上就找到了陈独秀。看过蒋介石的条件，陈独秀和其他人都是大惊失色，经过激烈研究，最后决定，两个人代表两大政党，也发一份宣言，共同回顾几年来的历史友谊，重新申明合作诚意与革命志向，一定要协手共进，把革命进行下去。

事实证明，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宣言。有了这份宣言，汪精卫的国民党才能同共产党人继续保持合作，武汉政府靠着它延长了百余天的生命，无数人也因为这百余天，在后来的那场风暴里幸免下来。但汪主席的稀泥神功到此也就为止了，因为他只能让陈独秀承认不侵犯租界，实在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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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陈独秀发完宣言，汪精卫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去武汉，主持摇摇欲坠的大局。而蒋介石却是勃然大怒，因为他发现这份所谓联合宣言虽然说要尊重租界，却只字不提服从蒋司令（或者国民党）的军政领导，很明显不是汪主席疏忽错漏了，而是共产党压根不肯服从两家的临时协议。恼火的蒋介石马上去找汪精卫，却发现这位汪主席滑头得很，早就离开了上海，他只能在报上发表两个人先前的协议，以防赖帐。

汪精卫去武汉，蒋介石很失落。

他说自已服从汪主席领导的时候，前提是汪精卫要留在上海、南京一带，跟他在一起；如果汪主席跑到武汉，肯定会跟反对派一齐反对他。没想到汪精卫实在精明，看到他跟陈独秀立场相差太大，竟然悄悄开溜了，先前的种种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一旦汪精卫站稳脚跟，以国民党中央的身份发号施令，肯定会对他有严重的不利影响。蒋介石相信，他同武汉、共产党之间已经没有合作的余地，除了翻脸无情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四月九日清晨，蒋介石正式入驻南京城，大批暴徒随即捣毁国民党（没错，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迅速控制了整座城市；同一天上海的国民党总政治部也被捣毁，理由十分离奇，叫做“丧失本军信用，阻碍北伐大计”。

对蒋介石的嚣张，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都很镇定，因为他们相信，绝大多数工农分子是拥护共产党的，各地政权组织及党部也是拥护共产党或武汉左派的，蒋介石不过是一帮丘八的临时代言人而已。即使大军在的时候横行一时，只要离开驻地，基层组织很快又会转向自已一边，反动右派的进攻不过是一时之勇，无法在当地扎下根来，因此无需太过担心。

从表面数字上看，共产国际的考虑是正确的，而从实际效果上看，却是完全错误的。

虽然广大群众十分拥护工农运动，但蒋介石也早就发现，只要他的北伐军采取比较缓和的政策，就能得到中间阶层的拥护，在地主和资本家、帮会支持下，一样可以组建所谓党部工会。普通工农人数确实多，可是他们没有枪，只要用的手段足够“适当”，成立自已的基层政权并不难，也不需要共产党插手。

本来这个秘密用处并不大，因为另立政权等于反叛党中央，他一直不敢下这个决心。但是三月份以来，武汉突然撤掉了他的职，蒋介石意识到地盘的重要性，立刻以紧迫的速度扶持各地中间组织，怂恿他们跟共产党农会、工会大打出手，甚至出动军队直接介入，强力组建自已的各级政权。而江浙等地的财团本来就怕工人造反，对执行中间政策的蒋司令自然是欢迎之至，也同意用各种办法报效支持（主要是钱），保证北伐军不执行共产党那一套过火政策。到四月份的时候，蒋总司令已经拥有党政军各级组织，不再需要武汉的指手划脚了。

占据南京的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不再跟汪精卫废话，同时跟武汉和共产国际决裂，自立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任何人敢挡在路上，格杀勿论。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号，大批流氓突然骚扰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很快发生武装冲突，早有准备的戒严司令部立即下令，由于共产党人的主动攻击（？），国民政府同共产党宣告决裂，正式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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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有素的北伐军开始大开杀戒了。武装纠察队很快被打散，枪支被收缴，失去保护的共产党和工人立刻成为屠杀目标，草草审讯甚至不经审讯就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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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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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市八一起义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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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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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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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南分北分东西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屠杀大潮以最快的速度漫延开，从上海到广州、广西四处是密探和警察，一车车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被抓走刑讯，监狱里传来惨绝人寰的哀号，有的死了还有机会收尸，有的就消失在茫茫黑夜里，连记录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凡是蒋司令控制的地方，全是一片血雨腥风，城头挂满示众的死尸和人头，平时和蔼的蒋司令红着眼睛，指挥各路手下不要手软：共产党都是秘密党员，凡是嫌疑分子尽管错杀，不能放过！

在几十年革命生涯里，蒋司令常常给人优柔寡断的印象，孙中山总觉得他碰到困难就想跑，汪精卫也说他老闹小孩子脾气。谁也想不到，面对无上的权力，蒋介石直接变成了一个比谁都凶狠的魔鬼，连北洋军阀都要让他三分。

这一切不是没有原因的。从一九零八年加入同盟会起，蒋介石就在枪林弹雨里面讨生活，还亲自参加过暗杀与暴动，深知乱世中的丛林法则。既然自己主动撕毁了国共合作条约，那就只有把对手彻底消灭掉才能安生，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个道理，蒋司令是非常明白的。

于是一阵又一阵屠杀惨剧在南方上演。先杀工会、农会、嫌疑分子，再杀学生，接着很自然地，各派开始把看不顺眼的人相互当成共产党杀掉，杀，杀，杀，再杀。

四月十八号，中华民国新一任国民政府在南京自行成立。伴随着一阵又一阵刑场传来的枪声，蒋介石宣布，武汉国民政府自即日起非法，并自我任命为合法的国民党主席。同新政府一齐诞生的，是蒋司令签发的一份长长的通缉令，名单上一共一百九十七人，从陈独秀、汪精卫算起，所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武汉中央全部包在里面，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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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蒋介石的杀伐决断，汪精卫就迟钝多了。

一直到四月十九号，武汉国民政府还按原计划举行北伐誓师，要向河南的张作霖进军。这时风声已经大变，从上海南京传来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有人带来南京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汪精卫和陈独秀弄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蒋司令真的反水了。

形势如此急迫，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想不到蒋介石清党的手段如此毒辣，几乎把东南部分的基层组织一扫而光。大家乱哄哄地忙了半天，终于在四月二十二号，中央委员们反应过来，发了一个毫无用处的讨蒋声明，号召大家除掉蒋介石（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这个时候共产党的局势还不算太坏。虽然南京、上海、广东、广西等地方损失惨重，但武汉中央始终在汪精卫手上，谭延闿、朱培德、唐生智、张发奎等实权人物都没有参与反共，而是把军队调往东线同蒋介石对峙，如果武汉各派能齐心团结，眼前的危机并不是很难应付过去。

可是他们偏偏没能应付过去。

不是武汉各派的实力不够强大，而是斯大林的智商已经余额不足，滑落到跟节操一样的低水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