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的那些事

心有所思XJZ

写得好，通俗易懂，楼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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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回归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号，蒋介石开开心心地回到南京，这次上岗的头衔是北伐全军总司令。二月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任命他当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决定蒋主席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黄埔军），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西北军），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晋军），湖南湖北各军也加入北伐行列（桂系），气势汹汹地找张作霖和张宗昌要地盘。

　　有了蒋主席做领头狼，四路大军果然连连告捷。北方的张宗昌支撑不住，国民革命军不久就打到了山东，然后他们碰到了一个大麻烦：日本。

　　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山东一直是日本的目标，从前还惹出过五四运动之类的大事。对日本来说，中国如果统一，将非常不利他们的吞并设想，因此一定要想办法，阻挠蒋介石的北伐军。

　　虽然蒋介石很亲日，虽然他同不少日本高层都是好朋友，但所有的一切都无关交情，只有利益。

　　五月一号，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了济南，早有准备的日本军队立刻开火，宣布有侨民受到攻击，并在济南乱杀中国军民。

　　早在进攻之前，蒋介石就知道日本人会闹事，因此千叮万嘱，绝不能招惹日本人。可你不去招惹他，他还是要来挑衅你，一句话，就是要打你，怎么样？！

　　看到日本人蛮不讲理，蒋介石于是施出第二招：派外交使节。

　　通常来说，外交使节都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但日本人却表示，南京的国民政府同本国还没有建交，因此来的人不算外交官，也不享有国际公约规定的权利。

　　然后，日本兵把南京外交使节蔡公时抓起来狠狠殴打，最后割下他的五官，一点点折磨到死，一边还看着蒋介石：我侮辱你了，我杀你了，来打我啊！

　　蒋介石很头痛。他现在虽然是政府首脑，手上那点本钱却非常有限，实在不够和日本人较量。他也很清楚，济南的日本兵并不是没脑子的愤青，这帮畜生是想找一个借口，只要他的北伐军反击，日本就有了参战的理由。

　　蒋介石决定忍。

　　虽然使节被杀，虽然挨枪挨炮，他还是下令北伐军绕开济南，不管日军如何开火都不能还击，一定要忍（其实还是有少部分进行了对抗）。

　　于是日本人在济南大肆烧杀，但最终没找到机会同北伐军开战。

　　绕过山东，蒋介石一路北进。此时北方只剩下张作霖的奉系，蒋司令人多事忙，党务军务抓不过来，又想起胡汉民来。

　　自从廖仲恺被刺后，胡汉民已经坐了很久的冷板凳。反正已经同共产党翻脸，廖仲恺的案子也不了了之，胡委员抓党务是一把好手，还跟汪精卫有仇，对军事却一窍不通，正是蒋介石需要的帮手型人才。既然是人才，就来帮点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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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王”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共娶了6位夫人，而这6位夫人共为他生下了8个儿子。现在的人们大多都只熟悉因“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闻名的张学良，而对他的七个弟弟知之甚少。张学良的七个弟弟分别是张学铭、张学曾、张学思、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张学铨，在激荡的岁月里，他们有的留在了大陆，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则远赴美国，各自有着不同的遭遇。2001年，张学良病逝，是他的兄弟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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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之死新说（内幕接秘）

　　□姜永伟

　　按长期以来的说法，张作霖是死于日本人的暗害。然而，在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最近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一文中却说，张作霖之死系苏联特工所为。
　　张作霖（1875 —1928 年）奉天海城人（今属辽宁）。1916 年，开始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1928 年7月4日夜间，当他乘火车经过皇姑屯（今属沈阳）车站时，被预埋炸弹炸死。随后，日本关东军公开承认对此事件负责。其暗杀动机是，担心张作霖与美国暗中勾结，从而使日本失去对东北的控制。然而，最近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一文中称，张作霖之死与日本无关，而是苏军情报局所为，从而使张作霖之死有了新说。1926 年1月，张作霖逮捕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激怒了苏联政府。1924 年9月20日，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东铁路条约”，做出与苏联友好的姿态。根据条约规定，中东铁路将由苏中双方共同管辖。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政府开始改变了对张作霖的态度。1926 年1月，张作霖军队在交纳使用中东铁路费用问题上与苏方发生纠纷。截至1925 年12月，张作霖军队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 万卢布。为此，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决定禁止张作霖军队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对于伊万诺夫的决定，张作霖军队不仅不予理睬，而且变本加厉地使用铁路，甚至开枪对拦截过往军列的铁路工作人员加以威胁。1926 年1月，张作霖命令军队逮捕了伊万诺夫，以便控制对中东铁路的管理。苏联政府将其称为“东部铁路纠纷”，试图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并暗示张，日本一些有影响的团体正在物色新的人选取代他，希望张不要在这种时候与苏联把关系搞僵，以免失去可靠的支持者。但是，苏联政府的努力化成了泡影。同年7月，张作霖在北京会见了吴佩孚，与其讨论了共同对付左派运动问题。同时，张作霖还向吴佩孚提出了将中东铁路管理权交给他来管理的要求。尽管苏联对此提出了严正抗议，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实际上还是落入了张作霖之手。1926 年8月苏联政府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但苏联特工行踪早已处在张作霖的监视之下，暗杀张作霖的第一次行动失败。鉴于张作霖在中国东部铁路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政策，1926 年8月苏联政府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当时，苏军情报局将暗杀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了特工萨尔嫩和布拉科夫。暗杀计划拟于9月底在张作霖官邸举办一次音乐会前，将地雷埋设在张作霖居住的大宅院，届时将其炸死。9月24日，布拉科夫化名舒金在边境火车站与萨尔嫩派来的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接头，准备移交地雷。但是，他们的行踪早已处在张作霖特工人员的监视之下。车站巡警立即对布拉科夫携带的行李进行了搜查，并发现了地雷。于是，布拉科夫、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被巡警逮捕。随后，苏联政府立即声明，布拉科夫是白匪，暗杀张作霖完全是由移居中国的苏联侨民策划的。在苏军情报局暗杀张作霖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后，张作霖开始与莫斯科疏远，并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1926 年12月1日，张作霖自任北洋军阀总指挥和安国军总司令，并发表了“反共宣言”。随后，张作霖在东北三省散发的传单中称：“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是毒蛇和猛兽，只有安国军才能拯救东北三省人民。”同时，张作霖积极支持蒋介石清除在北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1927 年张作霖开始对苏联机构进行搔扰，搜查了苏联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袭击了苏联驻北京领事馆，逮捕了大批中共党员，其中包括李大钊。1927 年1月，鉴于北阀军北上作战行动十分顺利，张作霖开始对驻东北三省的苏联机构进行搔扰，以防在东北三省发生武装起义。3月11日，张派人搜查了苏联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3月16日，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3月31日，搜查了东部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4月6日，袭击了苏联驻北京领事馆，逮捕了大批中共党员，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并于4月28日将其杀害。同一天，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并企图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同时，张作霖军队参与了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并在南京组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新临时政府。随后，苏联顾问团被迫撤离了中国。6月25日，张作霖致电蒋介石，希望与其签订一份“共同反对共产党”的协定。在国内制造反共高潮的同时，张作霖还煽动盘踞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白匪和当地土匪对苏军边防部队实施挑衅。据苏联国家保安总局统计，1927 —1928 年在苏中边境共发生90多起入侵苏联领土事件。同时，张作霖的政权也难以维系。1927 年12月—1928 年初，他被迫与北阀军作战，随后，又与蒋介石军队作战，部队伤亡惨重。于是，他派员与日本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东北建立反共、反苏“独立的满洲共和国”。苏联政府命令苏军情报局与国家保安总局联手暗杀张作霖。为嫁祸于日本政府，苏联特工小组特意把炸弹埋在日本关东军警戒的铁路架桥上。日本政府不知为何，竟主动承担了责任。此时，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事局驻哈尔滨特工人员埃廷贡刺探到了张作霖与日本谈判的情报，并向总部做了汇报。苏联政府认为，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已经威胁到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命令苏军情报局与国家保安总局联手暗杀张作霖。负责暗杀任务的，是埃廷贡和曾参加过第一次暗杀行动的萨尔嫩。为了把暗杀视线转向日本政府，苏联政府命令萨尔嫩领导的东北三省特工小组做好这项工作。1928 年7月4日夜间，张作霖乘坐专列由北京返回沈阳。当行驶到沈阳郊区的皇姑屯车站时，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车厢突然发生剧烈爆炸，张胸部负重伤，送到沈阳医院不久便断了气。当时，专列中还有17人死亡。为了将这次暗杀行动嫁祸于日本政府，苏联特工小组特意把炸弹埋在了由日本关东军警戒的铁路架桥上。使苏联政府大惑不解的是，在张作霖被暗杀后，日本政府主动承担了责任，声称暗杀张作霖是因为他暗中与美国勾结，出卖东北三省。然而，暗杀张作霖并没有给苏联政府带来任何预期的结果。1929 年1月，张学良上任，与蒋介石合作，并承认南京政府。8月，张学良军队开始为即将在当年11—12月爆发的中东铁路武装冲突做准备。在张作霖死后，日本政府于1931 年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并将关东军部署在中苏边境，从而使苏联在东北三省失去立脚之地。长期以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暗杀已是被广泛认可的事实。1946 —1948 年，国际军事法院在东京对日本战犯审讯过程中，侵华日军将领对日本关东军受政府之命策划暗杀张作霖行动供认不讳。但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从而使这桩既成的历史铁案在70年后又有了新的说法。（摘自《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


    《人民文摘》 (2003年 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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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王张作霖
在北平的张作霖很头痛。

　　他在东北自立为王已经很多年，一方面是自已有手段、有野心，另一方面也是日本人的援助。为了吞并东北，日本人已经下了很多本钱，给了很多军火，当然，也要了很多特权。

　　虽然花钱有收获，但总地来讲，张作霖在信用方面，名声是不大好的。每次找日本人要东西的时候，都会连连点头，把日本人当大爷敬；等拿到钱和军火之后，立刻开始耍无赖，不是当面抵赖，就是让属下使绊子、设障碍，总之地盘是我的，东西也是我的，你不能拿走。

　　起初的一次两次，日本人觉得张作霖做人有点贪；年复一年地耍赖，日本人也回味过来，张作霖不是犯傻，这个叫信用问题。

　　发现自已被骗了，日本人很生气，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后果都还不算严重。因为东北已经成为张作霖的私人地盘，扶持他又花了那么多血本，没有张大帅，就要重新喂饱另一头饿狼，从成本核算的角度上看，这个开销不太值。

　　所以张作霖耍奸使诈、说话不算数，日本人都只是笑笑装傻，什么也不说。而这一切也给了张作霖危险的错觉：日本人是需要我的，东北也是需要我的，我做什么都是没关系的。

　　事实上张作霖确实没法听日本人的，因为对方要他做的事十分要人命：在东北搞独立，做日本的儿皇帝。

　　在东北搞独立，涉及到另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国家和主权归属。

　　虽然各路军阀都喜欢占山为王，也都把地盘当成自已的私产，但毕竟大家还都承认自已是中国人，不管听不听中央政府的号令，祖宗是不能不认的。不管谁当家、谁上台，都宣布自已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或者中国某地的合法政权，但很少干一件事，就是另立国家、不承认自已是中国人。

　　当然，某些外国（例如日本）会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封建思想。但不管哪个军阀在台上，都摆脱不了这种落后思想的束缚，也不敢按外国人的指令分一块地盘出去搞单干，所以中国才能以大一统的姿态飘摇下来。说白了，当个草头王是可以的，不认祖宗不当中国人是没门的。

　　虽然张作霖是个唯利是图的土匪军阀，但他绝不肯走出那一步，而在重重的幕后，日本人的耐性也到了极限。

　　鬼子根本不是想在东北要什么特权，他们是想把东北变成他们的一部分，张作霖已经由棋子变成了不听话的棋子，应该从棋盘上撤下去了。关东军相信，张作霖一死，手下肯定分崩离析，很快他们就可以进军全东北，在城头插满太阳旗，而那个时候，蒋介石将无能为力。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号，张大帅坐着专列，从北平撤回关内。

　　张作霖很清楚，他的首席赞助商--日本并不赞成他回东北，因为奉系如果放弃华北，中国将有被国民党统一的危险，也会大大增加吞并中国的难度。但他更清楚，呆在华北同蒋介石死磕，很可能被国民革命军活活磕死，而以他那个绣花枕头般的少帅儿子，是绝对镇不住局面的。

　　在此以前，日本人已经容让了他无数次。所以张作霖相信，这一次也不例外，日本人仍然会皱皱眉头，然后任他行事，无可奈何。

　　作为草头王，张大帅对自已的安全进行了严密的保护，不仅出发时间保密，而且行程一日三变，沿途更是精心护卫，生怕有人劫车。

　　当然，所谓严密，不过是张作霖自己的感觉而已。事实上他的专车什么时候准备、什么时候出发，站台作业都是明明白白，只要有人去看一眼，就能猜得出来。而张大帅严密安排了半天，却仍有一段地方没办法保护到位，因为那一小段铁路是日本人的地盘，中国兵不能进去执勤。

　　中国人不能进入的中国地方，叫皇姑屯。

　　虽然没有保护，大帅还是很心安，日本人是他的老朋友，虽然有不少冲突，可交情毕竟还在，而且东北除了自已谁也玩不转。

　　带着十足的自信，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开向皇姑屯，然后在那里收到了日本人迎接的礼品：大批埋好的炸药。

　　所谓大批，是指一大堆，确切地说，一百二十公斤，装了几大麻袋。

　　张作霖的专列有整整二十节，保不齐爆炸的时候大帅在车头或车尾，所以要炸就必须把整列车厢全部送上天。关东军为了干得专业点，专门从朝鲜调来了工兵，好不容易才装齐这一大堆累赘，张大帅以为自已隐密回家的时候，日本人正沿路监视，等着他的到来。

　　一声炸响，横行东北的张作霖飞上了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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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荡公子张学良

　　对张作霖的死，日本人早有准备。他们在附近准备好了尸体，上面写着孙中山的两句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犹需努力”，然后宣布，这两个便衣是蒋介石的特务，要对张大帅的死负责；至于日本，因为他们的铁路被炸毁了，所以同样是受害者。

　　蒋介石派两个特务溜进日本人的防区，扔了一枚均匀分布二十节车厢、重达一百二十公斤（注意数量）的炸弹，把张大帅的专列炸死，这就是关东军对整件事情的官方解释。
收到父亲的死讯，张作霖的儿子、还在北平的张学良第一反应不是居丧，也不是报仇，而是立刻把头发剃光，背着大锅化装成士兵，连夜潜回沈阳。

　　这回再不敢张扬了。

　　沈阳的东北军阀们正在开会。同日本人想的一样，他们并不想让张学良当新一任东北王。

　　虽然子承父业，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早就不是封建时代了，大家的意识也在进步。更重要的是，张作霖做事有手段有魄力，张学良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公子哥，虽然他也很努力，但是，他真的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身为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学良，又英俊、又新潮，不仅长得一表人才，而且多才多艺，举个例子说，他不仅会开摩托车，还会开飞机。

　　开飞机在那时可是高科技，不仅在中国稀奇，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技术，尤其是故障奇高，经常上了天下不来。张少帅敢开飞机，除了他老爹手上有钱有飞机外，主要还是性格问题，这个公子哥什么都喜欢尝新。

　　飞机喜欢尝新，女人喜欢尝新，毒品也喜欢尝新。

　　当然，身为军阀，张学良的爱好，或者说生活作风问题，并不是很严重。但一个人如果在很多方面都突出，必然在另外一些方面上比较短板，张学良却偏偏全身都是短板，找不到多少突出的地方。

　　很多人知道张学良的外号张少帅，但不少人都误会了这个称呼的意思。所谓少帅绝非夸奖的意思，也不因为他是大帅的儿子，倒有一大半是说他只长得帅，放到今天，和“小白脸”的意思差不多。

　　因为这个词的含义并不好，所以在当时，通常是不能当面称呼他少帅的，否则一定是大为光火。当然某些（或者说大部分）国产影视剧就不要去信了，东北的元老们心里有数，当面敢叫张学良少帅，那就是找死没商量。
出席外交场合需要长得帅，军国大事一类的还得看能谋擅断折真功夫，小张同学既不会谋，也不懂得断，长期在威风八面的张大帅手下工作，为人还有一个极大的缺陷，叫做懦弱。

　　所谓懦弱，是指在关键时刻、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没有担当，没有牺牲，只想逃避，混过一时是一时。

　　几乎所有人都有类似的缺点，但在关键的位置、关键的时刻，身为统帅的人必须克服它的不良影响，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来。然而张学良做不到。

　　所以东北元老并不打算让张学良做新一任领导，他们的团结目标，叫张作相。

　　虽然同张作霖只差一个字，张作相和大帅并没有亲戚关系。面对大家的拥戴推举，张作相只做了一件事：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把属下做好的统帅服恭恭敬敬地递给张学良，并严肃地发誓，大帅生前他忠于大帅，大帅不在了，他就只忠于张学良！

　　既然张元老如此表态，那就啥也不用说了，大家乖乖地让开路，请张学良坐上中间的宝座。

　　总地来讲，新官上任的张学良，表现还算是中规中矩。他想办法除掉了不听话的元老，努力巩固自已的权威，然后下令，东北归顺南京政府。

　　所谓归顺，并不是带着人马去投奔，而是宣布东北承认南京为合法中央政府，同时全东北降下旧国旗（五色旗），换升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

　　虽然只是换面旗，这个举动却有着极不寻常的含义，首先是宣告北洋军阀时代已经正式结束，其次则是用具体行动告诉日本人：你们炸死了我老爹，可我不会独立，也不会听你们的！

　　在张少帅乏善可陈的历史生涯中，这是他难得的一次亮点。

　　对张学良的做法，日本人恨到极点，但至少在目前，他们还没有办法。因为东北军有二十多万，而驻扎东北的所谓关东军，只有一万。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在东北宣布归顺后，全中国终于又在名义上重归一统，连新疆和西藏都承认这个中央政府，包括后来一直闹独立的达赖喇嘛。

　　蒋介石非常高兴。在一系列明争暗斗下，他终于算是“北伐”成功，虽然没有伐掉太多军阀，但至少把大家都加到圈子里了，而在这个圈子里，他是最大的那匹领头狼。放眼天下，除了极小几处没杀尽的共产党人，全国都飘扬着他的旗帜。

　　短短三年工夫，从一个军校校长到全国总司令，功业杀伐，名垂青史，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来人哪，拿酒，拿酒来！
一九二八年底，志得意满的北伐军总司令、中华民国领袖蒋中正回到南京，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前一个头衔没什么，随手可以给别人，后一个却一直坚持了下来，因为蒋介石深刻理解到，军权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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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委员长。


　　也正是在这一年，南京修的孙中山陵墓快要峻工了，突然市里传出谣言，说建墓的石匠要收小孩的魂魄去“合龙口”，市民于是往孩子左肩挂一块红布，写下辟邪的歌诀。

　　小道消息满天飞，喜欢新闻的报纸当然不会放过，还收录了三首辟邪的打油诗：
　　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已顶石坟。　　　
　　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急早回家转，免去顶坟坛。　　　　
　　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

　　这种事当然是封建迷信，不少人都把它当成笑话看，却有一个人仔细品味报纸的歌谣，然后为小市民的机灵麻木发出剑一般犀利的叹息：

　　“这样的歌诀，把普通市民对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

　　“这样的民族性如果不改变，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这个人叫鲁迅。

　　民国是一个异彩纷旦的年代，出过无数国学家、大师、史学家，以及这种那种家，粉丝遍天下、弟子满世界，但最有思想、也最值得景仰的，是鲁迅。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段话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去找砖头想拍人。不过不要紧，因为我相信当年的鲁迅也挨过黑砖，他能全身而退，我也能。

　　当年明月曾经说过，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的内涵没有变化，几千年来该犯的错误都要犯，该死的还是要死，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我于是想到，不久前曾经有一条新闻，一个大学生村官因为发些批评时政的消息，被当地警察抓了，关在狱里劳教，罪证是从箱底搜出一件衬衫，上面写着“不自由，毋宁死”六个字。据警察说，劳教的理由是这六个字反动。

　　这六个字，当年共产党烈士牺牲时也说过，如果要推敲的话，那帮警察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分子，然而他们横行无忌。

　　我们都痛恨满清的文字狱，但民国一样有文字狱；我们都声讨民国的残暴，但共和国的功臣们下场却更加凄惨；我们痛悔文革时的迫害，但时至今日，还要因为衬衫上的六个字搞政治迫害。所以我不得不相信，当年明月的话，也许是对的。

　　德国闹过纳粹，但德国反省自已的错误，绝不允许再犯；
　　苏联出现过大清洗，此后俄罗斯大批公布历史档案，向受害者承认错误；
　　即使是曾经施行过野蛮军人统治、且一直不肯反省历史的日本，在对待国民的态度上也比我们要强得多。而且让中国人汗颜的是，日本人其实比我们要团结，日本人靠内斗、诬陷，贬低别人抬高自已的手段并不多见，即使是所谓右翼团体，相互之间也少有拆台、造谣；而中国人最喜欢干的事却是划派系、分敌我，然后相互内斗。

　　中国人最精彩最热衷的节目，莫过于沾沾自喜地在圈子里相互争斗，就象郭老大的相声所言，凡事最可怕的就是同行。

　　翻开世界历史，能象我们这样，一遍又一遍重复错误、暴行还沾沾自喜的民族，当然不好意思说是绝无仅有，但要找出类似的例子确实很难，或者说不大可能。爱国愤青们会扔砖头，会念国骂三字经，但往往也只会这两样本事而已！

　　只要不从根源上反省自已，认识自已存在的缺点，就不可能消除问题，我们也要仍然会一代代重复自身的悲剧，继续在内斗、内耗以及愚昧吹捧中前行，就象背着壳的蜗牛跟别人赛跑。无论属于什么党派，无论秉承什么主义，始终摆脱不了惰性的怪圈。

　　从这一点上讲，当年明月说的话，一点也没错。

　　我总会想起那些凭一件衬衫把人送进监狱里的警察。他们何尝没有遭过生活的压迫，何尝不知道自已做的事荒谬绝伦，但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不计底线地讨好上司，象疯狗一样欺压别人，一如满清时对上司满脸谄笑、拖着辫子在衙门里作威作福的奴才。

　　国学大师辜鸿铭在辛亥革命之后，一直拖着脑后的小辫子不肯剪。面对北大学生的讪笑，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大师奥义深妙，令人顿起高山仰止之感，学生们顿时不笑了，端端正正地听课。而我知道的是，很多人都应该惭愧、应该反省，但有一个人是不用惭愧的，他曾经用笔剪下过我们心中的辫子，而且还割开辫根下的肌体，向我们剖析毒瘤的根源，展示一个血淋淋的真实世界，那个人就是鲁迅。

鲁迅

鲁迅，一八八一年生，原名周樟寿，后来改名周树人。鲁迅只是一个若有若无的笔名，但因为用得多了，大家也就忘了他的本名。

　　小时候鲁迅的家境还算好，可当官的祖父犯事进了监狱，父亲也卧床不起，家道于是败落下来。

　　从富到穷，最容易体验人情冷暖。看过父亲在中医（庸医）手上痛苦辗转，看过幸福的小家因病而贫，鲁迅立志要医治象父亲那样的病人，解除他们的痛苦，强健同胞的体魄；所以他十八岁去了南京的洋务学堂读书，接着到日本学医，希望能做一个医生。

　　在那个年代，他的选择就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是不折不扣的出卖祖宗、出卖国家，爱国愤青们全都拖着辫子、抱着经籍口诛笔伐，一如现今砸车打人的所谓爱国者。但还是有很多人走上了出国的路，有的人碌碌无为，有的人功成名就，更多的人努力一生，师出未捷。

　　东京的留学生很多，也都拖着辫子施施然，有的学跳舞，有的学喝酒，同现在情况差不多，鲁迅却去了仙台，孤独地在医学院里读书。虽然是弱国国民，还是有不少朴素的日本人关心他，平等地对待他，给他温暖与帮助，不让他感到孤单与歧视。

　　鲁迅于是努力地学习医学，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日俄战争的时事电影。日本兵在中国东北当众砍杀中国奸细，周围都是些看热闹的中国人，满脸麻木地看杀。

　　年轻的鲁迅被震憾了。被杀的是中国人，看杀的也是中国人，而且他们都很健康，不需要医生。

　　鲁迅终于想到一个深层次问题。

　　即使中国人全都健康强壮、从不生病，也不过是杀和看的材料而已，对国家民族的进步并不会有多大改变，医生能改变贫弱的身体，却不能改变愚昧的思想。在痛苦的思索之后，鲁迅明白过来：一群健康的奴隶和一群生病的奴隶，并没有本质的分别。

　　这时还是清朝，同众多革命者一样，鲁迅也有维新的愿望，也有破除陈旧牢宠、迎来全新中国的渴求，而这些靠当医生是改变不了的，因为国民生病的不是贫弱的身体，而是麻木的灵魂。

　　他本来可以有不错的生活。家境贫寒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挣到钱了，学完医回中国就是抢手的专业海归，能在大城市开自已的诊所，再娶一个日本女孩，备几个漂亮的小秘兼护士。以他的能力水平，当个名医不成问题，好车好房也不成问题，而且医生不比军阀，虽然一样是拿人命换钱，医生的风险却非常小，绝少有人真刀真枪地跟自已玩命。

　　在那个年代，留洋西医是金字招牌，不懂变通的他却放弃了学业，非要跑回国内教书，搞文学教育，说要唤醒麻木的灵魂。

　　这是一个绝对冷门的行业，至少比医学要冷出一百倍以上。

　　虽然有名望的教授们收入很不错，但鲁迅不是什么名人，在家乡当老师的工资也很低，加上要养家，生活一直拮据不堪。坚决不肯留辫子的鲁迅在小小的绍兴处境艰难，一直困顿到一九一二年，才靠着蔡元培的赏识，在北京教育部当了一个相当于处级干部的佥事，一个月有二百二十块大洋的薪水（注：经常拖欠），好不容易宽松了起来。

　　在常人眼里，鲁迅实在是一事无成。他没能当成医生，却在拮据中耗去了青春的黄金十年，然后又在北京当了十四年公务员。这十四年里袁总统称过皇帝，北洋军阀混过战，清朝皇帝复过辟，陈独秀领导过五四激情和共产建党，孙中山还当了一回又一回大总统，可鲁处长什么也没干，只管上班点到，下班吃饭。十四年时间里他的唯一成就，是薪水已经涨到三百六十大洋一个月，只要政府不拖欠工资，就算是教育部的高薪人士了。

　　按照流行的成功学，他应该和领导处好关系，一级级升官，同时关心一下家庭和子女教育，偶尔不妨去红灯区风流一下，最终成为某名校的校长（这个词现在已经比较危险，当年却还是有威望的）。

　　然而他哪样都沾不上。

　　他的婚姻是包办的，一点也不幸福；他和妻子朱安一点话也说不上，索性把她送回家乡，一直到四十六岁那年，才和小自已十八岁的许广平同居。

　　他也不想升官。十四年里教育部换过三十八个教育总长、二十四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都算好的蔡元培和交情不错的董恂士，鲁迅一个也看不上眼，更谈不上巴结了。

　　但是不懂升官的鲁迅并没有光混薪水。除掉按点上班，他在这些年里只做了两件事：读书，写文章。

　　压抑，冷淡，加上童年经历过太多人情冷暖，鲁迅的笔触异常沉重而犀利。他毫不留情地描绘出五千年文明的神话下，国民心态的另一面：麻木，帮凶，窝里斗，自欺欺人，媚上欺下，自大骄狂，幸灾乐祸，得过且过…让人在文字中猛然醒悟，许多大国的虚荣传统下面，不过是教人如何做奴才而已。

　　鲁迅不仅刻划出奴才的形象，而且还揭露出奴才一面做帮闲、一面当帮凶的形态。在他笔下无论是维新还是守旧，骨子里都浸满封建统治的沉渣，而不能摆脱这样的束缚、用新的理念贯彻改造国民大众，便永远只能重复与麻木，扼杀奋进的精神。他毫不留情地剖析包括自已在内的中国人，揭露出中国的麻木与腐朽，用他的文章当镜子照别人，会充满优越感；但如果拿它照自已，则会一身冷汗。

　　奔波的鲁迅最后住到了上海，同瞿秋白、柔石等人很熟，与共产党人也多有来往。他没有去过苏联，对共产主义抱过幻想，但至始至终，他不愿加入共产党。

　　鲁迅不是神，他也有七情六欲，也会和人谈稿费分成，也会算计自已的进帐开销；甚至在周边朋友的眼里，他绝不是满脸凶恶的斗士，而是一个幽默近人的教授或书生。但他始终保存着一份中国文人的风骨，用自已的文采映照出超然籍口下的丑陋，留给后人一个孤独的身影，让人明白虚伪、奸诈、构陷、迷信、盲从下，国人一盘散沙的本质，真正体会到几千年封建沉淀对文化与人性的扭曲。

　　经历过革命与被革命的事例后，鲁迅看透了国人对权术的追求盲从，深夜间总会有一盘散沙之恐惧孤独，因为他深切体会到大黑暗之恐怖，虽与麻木的同类同持一种语言，彼此却恍如路人，不知所云。在那个存亡不定的年代里，无数青年因鲁迅的文字而惊悸，也因鲁迅的胸怀而折服。他们从鲁迅的文章里明白，倘使中国不能从民族性和国民性中省悟，则现实依然将化为权术工具与交易，只要这种本性不加改变，鲁迅的遗憾就只能依然，并注定要成为一份百年孤独。

　　在尘世间呐喊的鲁迅，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

　　这是一份高尚的孤独。这份孤独随着文化而传承，不在身边友人多寡，而是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时的无奈，是一代热血奉献后陆沉鱼烂的结局悲哀，是看到黑暗而依然勉力牺牲、呐喊于生人间却毫无反应、便有回声也是不知所云之苍凉。拥有这份伟大孤独的人富贵亦清贫，在世如出家，注定要流浪奔波，于一切光明堂皇中看透背后的黑暗、掩饰，而在漠然与微笑间前行，面对一切诽谤与箭矢，不以伤痕为意，必持操守节，于光明浮形间消逝于大黑暗中，那是亡命徒早已选择的人生，是士人所不能违背的操节，是为家国沧桑百般煎熬于心中的火焰。

　　伟大而孤独的鲁迅先生永垂不朽！
在旅日学生竞相组团，相约刺杀、起义的时候，医学专业的鲁迅却认为，如果不唤醒国民麻木的灵魂，推翻一个王朝的结果无非只是塑造另一个王朝，而奴隶们的命运是不会变的。

　　无数社会精英慷慨激昂、前仆后继地投身革命，有的失败了，成为纪念碑上的名字；有的成功了，成为新一任军阀或政客，台下则是无数伸着脖子任人宰割的看客。领袖们轰轰烈烈的同时，鲁迅却选了另一条路：从文，用文字唤醒国民。

　　这是一条漫长而绝顶艰难的路，它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发起一场革命。因为战争的对手就在面前，而精神革命的对手却是无处不在、无影无形，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并使人无从反抗。

　　而家境困顿的鲁迅义无反顾地接下了这个挑战。在付出常人想象不到的艰辛与精神折磨之后，他最终获得了成功。
夸了鲁迅大半天，下面要谈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鲁迅这么伟大，为什么中国人的心里还拖着辫子呢？

　　有个作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之所以文化不发达，是因为文化部的领导都没有文化（大意）。这句话用在鲁迅的遭遇上，非常合适。

　　从新中国建立的时候起，管文化教育的领导们就把鲁迅打扮成了神，不光说得他上天入地毫无缺点，而且还做了一件极其不要脸（如果有的话）的事：曲解鲁迅的文章。

　　鲁迅的文章极富思想性，但再有思想，也敌不过领导们的思想。在脑残们一代接一代的努力下，他们硬生生地把鲁迅的思想经典变成了语录经典，随便哪一段话、甚至某个标点符号，都生搬硬套地安上一大堆“重要含义”，然后逼迫学生们背诵。没准鲁大叔当年只是随手一写，但到了学生手上就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圣典，由长老们解读出一堆又臭又长的歪经出来，而且翻来覆去地考试，让你躲都躲不过去。

　　其实这种事情在成人世界里很常见。最高领导随便几句话，党校的八股教授们都会拓展出一堆又一堆所谓重要含义，上下一齐诚惶诚恐地写心得，谁都知道是狗屁，谁都靠着它吃饭，谁也不敢说什么。但拿鲁迅的文章去欺负学生，教育部实在是缺了大德，因为经过几轮摧残后，学生们统统对鲁迅的文章起了阴影，谁的文章都可以读，就是不肯读他的文章，也无从理解他的思想。没有人明白他对民族国家的忧虑思考，而读不懂鲁迅对家国沧桑如火的煎熬，也就无从体验那一份人格的伟大光辉。

　　教育部的办法很邪门，但是也很管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甚至还可以说是为学生“好”，因为谁要真读懂鲁迅的话，对他和社会是比较危险的。

　　太有思想的人不利于说教，也不会真的听话，文化部又要树鲁迅的典型，又要防学生有思想，只好想出这种损招，也真是难为了他们。当然对学生们来说，不读鲁迅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很多时候思想统制是件极其严酷的事情，穿件“不自由宁毋死”的汗衫也要坐牢，还经常有说错一句话导致全家遭殃的年代，真的读懂鲁迅不仅给领导们维稳出难题，对自已也是非常吃亏的。

　　所以，我们只能继续麻木。
虽然鲁迅很伟大，但他毕竟只是文人，指得出问题却不能解决，真正说话算数的还是手里有枪的各路军阀。而一九二八年的蒋司令显然不会在意市民对中山陵的看法，更不会研究鲁迅对他们的评价，委员长要操心的是他现在位置很不稳，主要是周围的实力派（其实还是军阀）太强大，不仅仅是功高震主，简直是要把主人硬生生挤下台去。
1.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不是自己说的什么看电影看到砍头场面，而是学校差（二三流的仙台医专）+ 成绩不理想（班级排名中等偏下） + 始终未能完全克服语言障碍 + 性格孤僻受歧视受排挤 = 学业前途无望。


　　2. 鲁迅的薪水，不管是每月220大洋还是360大洋，在当时都是极高的工资。要知道当时的一些体力劳动者每月的薪水，按大洋算，是个位数。


　　3. 鲁迅的婚姻确实是包办，为此记恨了自己的母亲一辈子。后来对朱安不好，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为了报复自己的母亲。后来其报复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在尚未与朱安解除合法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公然将许广平带回家，当着朱安的面与许广平亲热调情。在这里面朱安是最无辜的一个，只好默默承受。


　　4. 鲁迅在3.18之后（就是写了那篇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之后）被段祺瑞政府通缉，是老友林语堂将他介绍到厦门大学教书，才有了容身之所。而鲁迅后来却狠骂林语堂（包括笔头和口头）。林后来对鲁迅终身以容让为主，而鲁迅却是不把人骂到底不罢休的性格。
　　鲁迅恨林语堂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萧伯纳访华时，林语堂当萧的翻译，鲁迅因为自己不擅长英语插不上话，看不惯林语堂仗着英语好跟萧谈得火热。


　　5. 鲁迅骂过的人极多，但有一类人他从来没骂过：日本人。尽管在他的那个时代，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但他不但从未骂过，还跟大量的日本人交往密切，包括那个有着复杂背景的内山完造。相反，不止一次地对国民党的抗日冷嘲热讽，多方挖苦，比如说民族主义是“死路一条”等等。挖苦的对象从义勇军到文艺界的抗日文学，无一幸免。

心有所思XJZ

楼主，快更，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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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
　　西北军，是当年的中国里，一支非常有“特色”的奇葩。

　　作为一名有上进心的军阀，冯玉祥从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一支军队要有自已的信仰，没有信仰的军队只是散沙，经不住强大的考验。清军如此，北洋军阀也是如此，自已可千万不能变成“如此”。

　　在选择自已亲军的信仰上，冯玉祥很是下了工夫。起家的时候马列主义还没搞出名堂来，冯大帅长得又不象佛祖下凡，不适合推广白莲教一类传统文化，冯司令于是决定，要选一门给力的宗教作为建军思想，团结西北军的凝聚力。

　　利用宗教搞军队，自古就不乏先例，象白莲教、弥勒教都是农民起义的好工具。但时代已经进化到二十世纪了，冯司令自然也要与时俱进一下，他选的建军思想，是基督教。换句话说，别人烧香拜佛、求丹问药的时候，冯大将军正领着一帮五大三粗的西北汉子，在教堂里听牧师布道，甚至拿水龙头给大家施洗礼。

　　在上帝的保佑下，冯玉祥的西北军不断壮大。为了保证队伍的忠诚，冯督军不仅对军纪抓得极严，不让手下有任何生活作风问题，而且经常敲打下属，动不动就要他们罚跪、罚站，保持自已的权威形象；西北军也果然出了好几位剽悍的战将，比较有名的是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号称“韩石二孙”。

　　说到韩复榘，冯玉祥总是带着暖暖的微笑。

　　韩复榘是他一手带大的亲兵，特别老实，从来说一不二，跟着他屁股后面站岗放哨、冲锋陷阵，心情不好还可以叫来痛骂一顿，小韩同学从来没有半句怨言，总是低着头挨训，象面团一样任他搓来搓去。对这种又能打仗、又能解气的好下属，冯玉祥当然特别关照，把他当成自已最心腹的亲信。

　　全世界的人都可能对我变心，可小韩不会，他是我带出来的兵呐！
另一个让冯玉祥自豪的手下，叫石友三。

　　石友三的特长是练兵，而且不是一般的练，是把新兵蛋子练成精兵，练得部队打仗如龙似虎，平时也是军容楚楚。据说冯玉祥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叫上石友山，请他们检阅部队，同外国的仪仗队都不相上下。

　　对给自已长脸的下属，冯玉祥自然也是亲近有加。韩复榘、石友三是他最信任的两大心腹，相比之下，孙良诚和孙连仲虽然也朴实能打，却同他隔了一层。

　　蒋介石在同李宗仁大打出手的时候，冯玉祥并没闲着，他带上大军来到战场边，然后坐在地图旁，每天喝大碗茶听消息。

　　蒋介石很希望冯玉祥来帮忙，可冯玉祥啥也不干，连个表态支持的电报也不发。蒋委员长立刻明白背后的意图：他在观望。

　　如果蒋军赢了，冯司令会打李宗仁；同样如果李宗仁赢了，冯司令也会对蒋军来一记闷棍。冯司令又不是二八少女，心思没有那么复杂，只要想一想就能明白。

　　面对盟兄的不仗义，蒋介石当然是极为光火，但杨永泰却很悠然。

　　蒋介石很生气，因为他觉得冯玉祥好歹也算儿女亲家，平时可以明算帐，碰到打仗这么大的事，至少应该发个电报吱一声，帮忙捧个人场才对。

　　杨永泰很悠然，因为老冯已经是十几万人马的大明星了，又不是四处求戏的小演员，蒋司令一分钱出场费都不掏却要别人亮相，实在有点强人所难；再说你家儿子连花轿都没抬一顶，就泡了老冯家如花似玉的宝贝女儿，算起来人家已经吃了大亏，凭什么还要给你捧场。

　　大家都是狐狸窝里出来的，非要逼着别人不讲聊斋讲论语，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蒋介石很窝心，他背后是大批虎视耽耽的西北军，你不能打他，他却随时可能来打你，实在不是件好事情。

　　看到蒋介石不开心，杨永泰告诉他，其实既不用打，也不用防，他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请客吃饭。

　　蒋介石皱起了眉头。他也想请冯玉祥吃饭，好好谈谈对付李宗仁的事情，可冯老狐狸精得很，生怕有人搞鸿门宴，根本不肯从窝里出来。

　　“你说得很对，”杨永泰笑了，“不过不是请冯玉祥，我们要请的人，是韩复榘。”


　　朝复榘的大军就驻在湖北边上。过了不久，韩主席收到一张请阑，原来是蒋司令表示，难得冯大哥的人马就在旁边，不如来武汉吃个饭，活络活络感情吧。

　　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韩复榘当然要上报领导，由冯长官决定是不是去吃饭。

　　对蒋介石的请阑，冯玉祥是这样理解的：西北军屯兵边界，又不肯表态支持哪一边，蒋介石显然怕他搞突然袭击，所以才用请客的办法摸底。本来按对等原则，蒋介石应当请他吃饭，但有李济深的先例，冯司令显然不会赴鸿门宴，为了避免拒绝的尴尬，只好请韩复榘走一趟，表明友好的态度。

　　所以，蒋介石的这顿饭，有着重要的外交意义，关系到两家的传统友谊和未来发展，韩复榘除非出车祸被撞死，否则一定要去赴宴，不然就显得自已心怀不轨，很容易导致不必要的误会。

　　想到蒋小弟同桂系辛苦打仗，自已却不帮一把手，冯玉祥也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告诉小韩同学：

　　“叫你吃饭你就去吧，记得多看看他那里的情况，回来跟家里汇报！”

　　韩复榘当然知道长官的意思。他带上几个随从，来到武汉见蒋介石。

　　通常来讲，人际关系的第一句都是废话。但蒋司令却着实有点热情，因为从头到尾，他说的全是废话。
蒋介石招待韩复榘极为热情，对冯大哥的这位亲信，可以说是给足了面子。他拉着韩复榘上了酒桌，宋美龄亲自在旁边坐陪，大家轮流给韩复榘敬酒，张口闭口夸他是“常胜将军”，除了奉承就是奉承，不停地请他赏光多喝一杯。可怜的小韩同学脸涨得通红，手也哆嗦得不听使唤：这辈子只有在冯司令手下当牛当马，什么时候享受过如此高级的待遇！

　　一顿晕乎乎的饭吃完，韩复榘全身的骨头都轻了三分。走的时候，蒋介石热情地献上了一张几十万大洋的支票：都是一家人，西北军的弟兄们清苦，这点钱是给冯大哥的劳务费，有劳韩将军帮我带过去，别见外啊！

　　吃完那顿荣耀一辈子的饭，韩复榘飘乎乎地回到河南。他当然不会私贪大洋，老老实实地把钱上交给冯玉祥，然后汇报蒋介石的情况；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些细节是可以省略的，比如蒋委员长的拉拢和夸奖。

　　冯玉祥很满意。在他看来，蒋介石给韩复榘面子，就是间接给自已面子，为的是保证他不趁火打劫。

　　蒋介石很满意。他没有多说什么，但他相信，自已想说的话和想起的作用，已经全部达到了目的。

　　韩复榘也很满意。蒋介石的举动告诉他，其实自已不光只是一个跑腿的手下，还可以更加上进一些，例如开衙建府，例如独当一面，例如自己做自已的司令官。

　　冯长官一手提拨了我，对我恩重如山。可在冯长官手下拚死拚活，仍然经常被骂被罚跪，还去掉了我的二十师师长职务；同蒋介石只吃一次饭，蒋司令就对我勉励有加，还让夫人给我敬酒。
忆往昔峥嵘岁月，韩复榘的心情此起彼伏：我也是男人，凭啥不能象男人那样雄起地活着？！

　　那个人确实对我好过。可走出这一步，我就可以不用当众罚跪、不用挨骂，不用再看别人脸色过日子，想要钱的时候就会有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当师长当师长，想当军长当军长。

　　冯长官，谢谢你对我这些年的栽培，我不是忘恩的人，不想翅膀一硬就飞走。可我也想象男人一样好好活着，满足我并不过份的七情六欲，维护我从未有过的尊严。

　　你永远是我的好领导、好上级，只在我心里。

　　再见了，冯长官。


　　二九年五月二十二号，韩复榘发出通电，宣布拥戴蒋介石，同他一并发电的，是冯玉祥最为得意的另一名亲信，石友三。

　　作为重情义的西北汉子，他们都忠诚过，也都全身心付出过。但是没有办法，冯司令太苛刻，而现实又太诱惑，在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做两只小小鸟。
韩复榘、石友三两个模范亲信一造反，立刻引发了连锁反应，不少受欺负的将领跟着反水，生怕晚了领不到蒋委员长的大洋。可怜的冯玉祥天天拿上帝吓唬大家，到头来谁也没唬住，反而把自个搭了进去。蒋小弟对大哥也很够意思，不仅撤掉了他的大小职务四处通缉，还宣布永远开除他的党籍，保证这位结拜大哥尽早去见上帝，至少要压在十八层地狱下面，绝对不会翻身。

　　倒霉的冯军阀接连受到重大打击，终于没能缓过神来，跑到山西找结拜小弟阎锡山求救。看到老冯如此折腾，蒋介石干脆宣布，中央政府决定任命阎锡山为西北边防司令。

　　西北是冯玉祥的地盘。阎锡山要当西北王，就要同西北军火并，另外西北边防还和苏联相关，很容易发生外交冲突。蒋委员长如此安排，用心一望即知。

　　看到老蒋想坐山观虎斗，阎锡山什么也没说，当然也不会去西北接收地盘，只是天天跟冯玉祥喝酒，拍着胸脯告诉他：蒋介石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一定会帮你，你只管冲上去，我跟着！

　　不打也不行了，冯玉祥马上写手令，要仅存的部队进攻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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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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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路的后事很烦火

　　收到张学良服软的消息，蒋介石很生气，后果很不严重。

　　他一直要求张学良死磕到底，外交官们也在四处推动所谓国际制裁，结果东北地方却先软了下来。苏联很快把谈判的新闻公开到报纸上，于是全世界都明白过来，纷纷看南京中央的笑话。

　　蒋介石不难过，张学良不很难过，但是南京的外交部很难过。由于前段时间话说得太满，此时全国人民都不能接受任何妥协，可东北的损失又摆在那里。大家于是把愤怒转了个方向，对准外交部猛烈开火，认定部长王正廷等人对外交涉不力，造成国家主权利益严重受损，要求严厉惩办这种无能之辈。

　　军人拿枪杆子都搞不定的事情，指望外交官翻两片嘴皮子搞定，确实比较有难度。倒霉的王部长满头大汗，拚命否认自已知道张学良私下交涉，整个人变得前言不搭后语，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
王正廷，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不是郭美美糟蹋的那个）。天津大学毕业生，当过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代理总理，算得上国家领导人。他也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率队参加过1936年和1948年的奥运会，号称“中国奥运之父”。
十二月三号，张学良同苏联达成停火协议。同战前的条件一样，苏方撤换原有正副局长，中方则撤掉那个一心想分红的理事长吕荣寰。三天后，东北派代表去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谈判，经过一番周折达成正式协定，张学良重新认可中东铁路的苏联股份、释放所有苏联官员，并补发苏联工人的工资，解除流亡白俄的武装。

　　折腾大半年，伤亡过万，什么也没混到，一切又恢复原状。最让张学良恼火的是南京那帮人正经忙帮不上，此刻却跳出来指手划脚，声称条约没有中央政府批准，不具备法律效力，意思是东北军还得继续打下去，直到全部打光为止！

　　苏联已经同南京政府断交，因此也管不着他们说什么，但想捣蛋还是容易的。苏联马上延缓了撤军进程，并在边境上继续制造麻烦。

　　愤恨不已的张学良终于忍不住了，公开发表声明，痛骂王正廷只知道一味唱高调拖时间，导致东北损失严重，没有把东北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实在是大大的可恶。

　　王正廷的领导是蒋介石，张学良骂他自然是打狗给主人看，蒋介石也不好说什么。问题是各地的愤青都闹开了锅，纷纷痛批伯力条约，委员长既不能同意也不好反对，只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找台阶下。从二九年十二月底吵到三零年二月初，终于斯大林也看了出来，东北的事情张学良自已办就是了，南京那帮人同意不同意纯属白搭！

　　于是中东路继续开张，苏联人又回来上班，还顺便补领了半年的工资。斯大林做事极不厚道，费劲打了一场，非要收点赔偿费不可，在撤军的时候留了个尾巴：占着中国边界的黑瞎子岛不还。

　　打又打不过，说又说不通，东北军只好认了这个哑巴亏。张学良没有办法收复领土，蒋介石也没有办法，一直到七十六年后的二零零五年，中国政府才要回半个岛，此时的南京政府已经倒台几十年，连苏联都不复存在了。

　　停完火，签完字，张学良心存侥幸地回到温柔窝里，重新当他的东北王。他不知道的是，中东路之战已经打开了一个可怕的魔盒，盒里的魔鬼叫日本。
东北军谋士杨宇霆曾经说过，奉军在东北能否立足，不仅取决于手下英勇擅战，而且取决于日本和俄国的势力平衡，一旦和哪一家翻脸，立刻就会被另一家吃掉。

　　杨宇霆的见解实在很精辟，可惜庸碌的东北没有多少人懂外交，而他本人则被张学良枪毙了，所有的深思熟虑也成了泡影。当东北军同苏军大打出手的时候，日本正在一旁仔细观察，他们详细记录了苏军的点点滴滴，包括士兵的军纪，包括战术的协同，还有强有力的凝聚力。在综合分析之后，日本得出结论，苏军战斗力已经很强，同他们打仗会非常艰苦，绝对不能轻敌大意。

　　虽然同苏联打仗非常辛苦，但是同东北军打仗还是很轻松的，就象蒋委员长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显，日本人心里很有数。


　　尽管在中东路事件里面显得很笨拙，但是对蒋介石来说，这一年还是值得庆祝的。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他扫荡桂系、分裂西北军，又高举维护主权的旗帜，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自已光辉正义的伟大形象，可谓名利双收，不仅全国知名度嗖嗖地上涨，还意外地弄到另一个收获：陈独秀。

　　从张学良同苏联干仗时起，中国共产党的处境就非常尴尬，可以说是进退两难。

　　领土问题向来是收拢人心的不二法宝。在蒋主席的成功宣传下，全国人民一齐回顾了当年俄国的侵略历史，纷纷对中苏断交大声叫好，十分支持张学良痛打苏联，已经成为时髦的主流。但可怜的中国共产党却不仅不能叫好，还得跟着苏联谴责国民党，因为按照马老爷子的理论，共产党人是没有祖国的，全世界共产党的祖国只有苏联一家，中共的领导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领导在莫斯科，莫斯科说了算的是斯大林。

　　当东北天天闹得不得安生的时候，斯大林给中共的指示自然不会是维护中国主权，而是国民党代表帝国主义势力进攻苏联，必须大力反对，具体措施包括武装保护苏联、游行支持苏联、宣传谴责政府反对苏联等等。于是事情变得十分滑稽，几个共产党人稀稀拉拉地在前面游行，后面一大群人指着脊梁骨骂他们卖国，场景格外讽刺。

　　好歹是藏龙卧虎的最大反对党，要说共产党里面没有明白人，那是胡扯。有个人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说中国的要求超出协定内容，在国际上不会得到支持，武装保卫苏联之类口号更是不妥当，因为东北的事情不是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冲突，只是两个普通国家的冲突云云。总之，这么瞎掺和是不对的。

　　敢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祖国唱反调，上海中央顿时暴跳如雷，一查发言的名字，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被斯大林扣黑锅的的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立刻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以后大家不再是同志，改称阶级敌人。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命根子是块宝玉，党员的命根子则是那张薄薄的党籍。有党籍才证明自已在队伍里，才能和组织搭上关系，才配跟其他同志奔向共产主义美好明天；没有党籍，就是说你不仅没有理想，而且不配拥有理想。

　　面对无脑的中央，不配理想的陈独秀很无奈。
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东路战争，一九二九年的日子很不好过。

　　不管怎样难过，有种职业一定是火爆的，叫做报纸，因为时局一天三变，米面油盐什么都缺的时候，新闻仍然永远不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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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灾

　　在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和张学良虽然动静闹得很大，却和汪老师一样始终博不到头条。因为这一年最劲爆的事既不是蒋司令打赢，也不是张少帅打输，而是万里之外的一个股票交易所。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号，星期四，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里，一群又一群的人在等着开盘。

　　股市已经连续上涨了十八个月，所有人都象疯子一样买股票，然后攒在手里，等最合适的时候卖出去，大大小小的银行也红着眼睛加入炒股大军。终于到这一天，所有的泡沫堆成一个大泡沫，接着轻轻地裂出了一道口子，砰然迸裂。

　　无数股票骤然间以跳水的速度拚命下滑，大大小小的股民昨天还腰缠万贯，转眼就倾家荡产，最可怕的是银行的钱也套在里面，存款人的辛苦钱都成了浮云。很快公司倒闭、银行破产，无数人的积蓄变成一张废纸，拿着下岗通知书在寒风中茫然四顾，没有饭吃，没有房住，一切都仿佛回到了原始社会。

　　关于这场大危机的起因，能写几十本书从各个角度研究，但我们只需要知道结果就可以了。因为大家都没有钱，所以东西都卖不出去，因为都卖不出去，所以更加没有钱。到处都在挨饿，大公司却把牛奶倒进河里、把土豆烂在地里，原因很简单，运费太高，卖的价钱连运费都抵不上。

　　这场恐怖的经济危机把美国一夜间打回几十年前，加上总统胡佛的经济能力近似白痴，毫无调节市场的意识，结果美国经济在几年时间里委靡不振，一半银行倒闭破产，上千万人失业，整个社会乱成一团。更可怕的是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国遭灾就是世界遭灾，很快法国、日本、德国都发生连锁反应，陷进泥潭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为了挣钱，大国们纷纷放弃自由贸易原则，设起森严的贸易界限；也为了挣钱，世界各国都放弃反共立场，争先恐后地找苏联拉生意。张学良同苏联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美国人想不是怎样趁火打劫，而是怎样去莫斯科卖百货，其他国家更是争先恐后地排队，生怕错过了做买卖的班车。

　　所以蒋介石拚命出头，臆想搞个反苏联盟，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压根就没人理会。

　　这场大危机的后果是恐怖的。因为都没有钱，大家争先恐后地结束自由贸易时代，不少受灾国家开始走向了极端。它们把所有资源都控制在政府手上，所有人全部编成国家的劳动力，一切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跟着领袖的口令去办事，不许多想，不许多说。

　　如果一个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给它定义一个名字，叫法西斯。
中东路大战里，蒋委员长惠而不费，靠强硬派形象出尽了风头。一片吹嘘声中，他一度美好陶醉过，但最终还是冷静下来，想到一个老问题：屁股下面的宝座虽然感觉良好，却并不稳固，随时能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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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

　　李宗仁已经重新在广西站稳脚跟，广东看上去也不大稳，西北军仍然不服，张学良心里肯定咬牙切齿。总之，那些都不是什么好人，因为自已也没对他们干过好事。

　　唯一表示服从中央的，是占着山西和平津的阎锡山，可一提到阎老西，蒋介石心里却象吃了个秤砣一样堵得厉害。阎老西不仅是商人出身，而且简直是中国第一奸商，先前已经要了大笔银子，又捞了一顶海陆空副司令的帽子，就是不肯来南京上班，并且把冯玉祥也留在山西，表面上说是替中央管束冯小弟，肚里打的什么算盘，是个党员（注：国民党）都清楚。

　　对阎锡山，蒋介石不是一般的头痛。

　　这个山西土财主虽然胸无大志，却非常喜欢买贱卖贵，搞投机更是一把好手；而且他的太原兵工厂实力十分雄厚，能生产大炮、机枪、冲锋枪和各种弹药，哪怕质量比不上外国进口货，但在中央军面前，还是很可以骄傲一把的。

　　要打，打不过；要收买，阎老财的胃口又很大，永远喂不饱。蒋介石于是想到第三种办法：诱捕。

　　山西虽然扎手，但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如果把阎锡山套住，再吃掉山西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捉拿阎锡山看上去并不困难，只要找机会碰个头，然后来个“酒杯一掷，帐下转出五百刀斧手”就可以了。

　　想到并吞华北的美好前景，蒋介石马上给阎长官发电报，封他为讨伐唐生智军队的总司令，负责主持整个华北的军事。

　　阎锡山同唐生智并没有仇，但蒋司令给的位置实在吸引人，如果吃掉唐生智，自已就能多出一大块地盘。经不住诱惑的阎锡山想了又想，最后还是去了郑州上任，打算给自己的公司再开个分号。

　　河南是韩复榘的地盘，韩主席虽然宣布归顺蒋老大，毕竟不是中央嫡系，所以阎锡山也就少了一层戒心。看到阎老西猛虎下山，蒋介石立刻密电韩复榘：马上抓捕阎锡山，南京有重赏！
密电发出去，蒋介石静静地坐在南京等消息。他没有想到，看电报的人除了他，还有一个部门，叫太原电务处。

　　虽然民国时的军阀大都比较土，不懂电码破译一类高科技，但阎锡山却是个例外。事实证明，山西商人不仅会做生意，对技术也是十分看重的，例如太原的兵工厂不光能产大炮机关枪，还能生产当时的新式兵器--美国汤姆逊冲锋枪，以至于后来跟日本人打仗，鬼子都觉得晋军的近战火力凶猛无比，光靠刺刀压不住。

　　连冲锋枪都玩得转，搞点电码破译实在不是难事，何况当时军阀们用的电码都比较简单。电波天天都在空气里，不收白不收，收了也白收，只要截得够多、译的人够本事，就能掌握对方的动向。在情报问题上，此时的阎锡山和后来的红军，头脑都是十分清楚的。

　　一收到蒋介石要动手的情报，太原立刻想办法联系阎锡山，让他火速逃跑；而阎老西也的确身手不凡，换了套便衣就连夜开溜了，连小费都没打赏一个。等韩复榘译完电报再来安排诱捕工作，早就是人去楼空，再也不见踪影。

　　逃回山西的阎锡山终于明白，要么蒋介石，要么是他，已经没有共存的余地，靠混日子是没有用的。

　　既然要动手，自然要好好准备。阎锡山看了一下周围，才发现支持他反蒋的人，其实很多。

　　李宗仁、白崇禧自然是反蒋的；张学良态度虽然不明朗，但有中东路事件在先，同蒋介石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冯玉祥的西北军虽然势力有点单薄，打起仗来却着实英勇，是一支强劲的盟军；此外蒋介石平时做事风头太足，党政军大权一把抓，国民党里对他有意见的人不少，从二号人物汪精卫开始，个个都想倒他的台。

　　汪精卫早就看老蒋不顺眼了。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汪小弟大力提拨蒋校长，结果却被一记黑枪逼出国外，此后一直没翻过身来。痛定思痛，汪精卫深刻认识到，蒋介石之所以能把他搞得死去活来，是因为他没有枪杆子。

　　认识能到位，后面的事就好解决了。汪精卫开始大力亲近各路地方军阀，希望能靠他们的力量巩固自已，而反蒋派也要一个元老级人物撑台面，所以大家一拍即合，很快组成了新的反蒋大联盟。在大联盟里，除了汪精卫，还有从前的西山会议派以及其他各种派系，这些人基本上都有共同的特点：资历都很老，地位都很高，权力都很少，养着不用，闲置等死。

　　都是年富力强的革命老汉，谁也不愿意坐冷板凳，于是新的一轮折腾开始了。
最先坐不住的，是关在山西的冯玉祥。

　　虽然有阎老西好吃好喝的招待，天天坐牢的冯玉祥却消停不下来。他的西北军已经开始涣散，如果不赶紧回去坐镇收拾，后果不堪设想；加上阎老西做事十分不地道，翻脸经常比翻书还快，说是软禁，随时可能一条绳子绑了送给蒋介石做人情，或者拿人头去请功。不回到自已的大西北，就等于是鱼离开了水，不管自已多能撑，到最后都是要完蛋的。

　　为了早点回到老窝，也为了跟蒋介石好好算帐，冯玉祥决定，玩一个小小的诡计，利用心理战术，骗阎锡山放人。他的第一步，是想办法同西北军取得联系。

　　虽然是囚犯，冯玉祥同老部下还是能见个面的，当然一切都要在严密监视下进行。冯玉祥不愧是老油条，硬是想办法同鹿钟麟碰了头，还偷偷带出一份手令给部下。

　　冯玉祥的手令很简单，一方面是让鹿钟麟换下威望不够的宋哲元，全权代理西北军；另一方面则让鹿钟麟派人跟南京联系，说西北太辛苦，大家都想拥护中央，如果中央对阎锡山不满，我们愿意帮忙！

　　蒋介石当然清楚鹿钟麟是什么意思。所谓西北辛苦，意思是希望改善生活，只要有钱用，弟兄们就肯拥护中央，而且愿意去打阎锡山做见面礼，实在是大大合算的买卖。

　　应该说蒋老大对西北军的代表，礼数上是很看重的，派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待。何部长也不是傻子，一听有好事，马上拍胸脯保证，只要大家肯拥护中央，钱不是问题，改善生活更不是问题！

　　带着何部长的亲切慰问，鹿钟麟又派人去找从前的老同事、老战友韩复榘，主题也很简单：大家本来都是一伙的，现在都要归顺中央了，一块打阎锡山捞外快如何，打下山西你拿大头，弟兄们也抽个小头，顺道改善点生活。

　　虽然反了冯玉祥，韩复榘对老兄弟们还是很有感情的。看到有大买卖，立刻连连点头，表示有财大家发，韩司令绝对不是不讲义气的人，打下山西当然是鹿大哥拿大头，小弟我只要点军费补贴家用就行。
一通忽悠完毕，冯玉祥很悠闲。这些天在村里，他什么都没干，就是天天吃饭睡觉（也干不了什么事），却把阎锡山吓得心惊肉跳。

　　其实冯玉祥也没想到阎锡山的反应会这么快。他虽然搞小动作，却没有打广告，还在想着怎么把风声漏出去，好吓唬对手。可阎锡山的电务处实在是多才多艺，蒋介石的电报他们偷听，鹿钟麟和韩复榘的电报他们也偷听，而且听了就译，译完就上报，效率不是一般的高。

　　收到手下的报告，阎锡山顿时感到天崩地陷，如果如狼似虎的西北军伙同中央军联手进攻自已，那是无论如何也吃不消的。面对险恶的局势，阎锡山迅速做出了判断，一定是冯玉祥那厮在背后搞鬼。

　　阎锡山虽然猜疑，却没有证据，只好也放出风声，让冯玉祥消停点。冯玉祥则是满脸委屈：俺呆在村里一直没出去，南京神马的都是浮云啊浮云！

　　对冯玉祥的辩解，阎锡山当然是一句也不相信，但他知道，如果再扣着冯小弟，西北军打进山西来，大家肯定一起完蛋。为了表示他对友谊的忠诚，也为了让西北军安心，阎锡山决定做一把好人，重新跟冯玉祥叙旧。

　　阎长官终于想起交情来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来之前，冯小弟已经想了他很久。

　　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七号，阎锡山同冯玉祥再次碰头。

　　结拜兄弟好久没见面，自然要表露一下感情。两个人都很激动，当场杀了公鸡喝血酒，抱头痛哭表示心意之后，阎锡山在所有人面前告诉冯小弟：你要是不谅解我，我就在你面前自杀；你回去之后要是打我，我肯定不还手！

　　冯玉祥也是老江湖了，看到阎大哥道歉道得如此下血本，也万分感动地表态：从前都是误会，都是蒋介石惹的祸，今后一定要联手对付蒋介石，把他碎尸万段，消解心头之恨！

　　场面话都讲完了，下面是实际的。冯玉祥要出兵，阎锡山马上送军费、送枪弹，并跟冯小弟到了太原，召开反蒋动员大会。开完会，冯玉祥秘密回到西安，为了让阎锡山放心，他专门把老婆孩子都留在太原做人质。

　　输了啥都没有，赢了阎锡山自然会放人，混了这么多年江湖，这点小算盘冯玉祥还是打得清楚的。

互相愛

冯玉祥

一九三零年三月，冯玉祥回到陕西。

　　又见到老部下，冯玉祥很激动，他告诉大家，他要打蒋介石。

　　一番努力动员，激动的冯玉祥发现，大家的反应很不激动，或者说，很冷淡。

　　为了让阎锡山相信西北军要投靠蒋介石，鹿代理先前做了大量的舆论工作。这些工作成功地吓到了阎锡山，但也起到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反效果，就是大家都以为要真的投靠蒋介石、进攻阎锡山，而且都很兴奋：西北太穷了，山西有钱，打山西！

　　跟着阎锡山打南京未必赢，跟蒋介石打山西却是稳赢不输的买卖，蒋委员长开的价码如此高大上，大家都是十分动心。所以听说冯老大不打阎锡山，大家都很失望，都不想动身。

　　老领导毕竟是老领导。看到手下不大积极，冯老大一瞪虎眼，大家立刻识相地表态：“长官说打谁就打谁，坚决拥护，决不打折！”

　　冯玉祥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才象个样子！”

　　冯司令一直以为，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样翻天，自己始终能牢牢抓住西北军，不怕有人反了天。这是他最后一次感觉良好，因为不久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将变成苦涩的回忆，他也会成为民国军阀史上的一个笑柄，再也不会有人拿他当真。


　　冯玉祥认真备战，阎锡山也不闲着。

　　作为全国最精明的土财主，阎锡山深知蒋介石已经混得家大业大，靠自已的力量打垮他，那是绝无可能；必须联络江湖上各色人物，从各个方向一齐动手，才能制住对手。他于是派出特使去见一个人：石友三。

　　石友三会打仗、能拚命，但他有一个弱点，就是钱。阎锡山也知道石司令的爱好，所以告诉他，只要起兵打蒋介石，自已可以全力支持，钱不是问题。

　　不需要什么动员，也不用主义或思想工作，石友山马上痛快地答应下来：阎老大肯给钱，我一定全力反蒋，不打折扣！

　　特使满意地回去了，石友山也没含糊，立马派人来太原要钱。然后，发生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阎长官又闹开了小脾气，捂着袋子不肯给钱。

　　石友三当然是大为光火，立刻放出话来：阎锡山你要不给钱，老子就跟老蒋揍你！

　　眼看盟军没拉上，还要多一个劲敌，太原的幕僚赶紧劝阎锡山。最后阎老财混不过去，只好忍痛出了三十万大洋军费。

　　钱花出去了，却弄得大家都不痛快，因为阎老大的特使答应的数字是八十万。阎锡山觉得自已施舍了三十万，石友三却觉得损失了五十万。
不管怎样，反蒋大联盟还是搞起来了。南方有李宗仁、张发奎等人呼应，北方有冯玉祥和石友三，还有汪精卫等闲置元老、党棍捧场，由汪精卫在北平宣布反蒋，阎锡山作为首席赞助商，当仁不让地给自已升了一级，成为“全国海陆空总司令”（先前他是副司令），其他人也都自我升官，然后同蒋介石相互拍电报，痛骂对方不是东西，只有自已才是好人。

　　在南京的蒋介石和杨永泰，心情很焦燥。

　　一直以来，蒋介石都以为自已拿的牌是同花大顺，稳赢不输。他打倒了李宗仁、赶跑了冯玉祥，眼看再进一步，就能吃掉阎锡山，顺利拿下大半个中国，没想到临门一脚射偏，反而被人倒咬一口，成了四面受敌。

　　有很多地方需要反省，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但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加紧备战，因为对方已经端着枪冲过来了。

　　四面受敌，蒋介石和杨永泰都很头痛，南面的李宗仁还可以临时抵挡一阵，最要命的是北方的进攻。从陕西到山西，一共有三条大铁路，分别是津浦线、平汉线及横穿左右的陇海线。毫无疑问，敌人肯定会沿着大铁路用兵，中央突破、长驱直下，席卷他的江南腹地。

　　为了平衡用兵，蒋介石不得不费尽心机，一点点地分配手上的人马。平汉路战场在河南，正冲着西北军，而河南的韩复榘却表示，虽然他是西北军的反叛，却不能操起枪打从前的弟兄，因此必须回避，否则就是他要打，部下也要造反。

　　西北的汉子讲义气，蒋介石也没有办法，只好让韩复榘紧急去山东。

　　正面陇海路同津浦路相交的徐州显然是对手进攻的重点，从这里可以直下南京。蒋介石咬咬牙，把何应钦派到这一路上，又派出手下最得意的黄埔系“五虎上将”之首刘峙出马，率领中央军精锐同冯玉祥对决。

　　虽然在十几年后，刘峙因为官场的消磨，渐渐变得迟钝而麻木，终于为自已赢来蠢笨如猪的“美名”，但必须要说，年轻时候的刘峙还是很有一点胆气的，而且也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素质。如果韩复榘在山东能挡住阎锡山、刘峙在中线能挡住冯玉祥，那就能撑过最危险的时分，熬来胜利的曙光。

　　听完蒋介石的布署，杨永泰只问了一个问题，“西边的平汉线怎么办？”

　　面对杨高参质疑的眼神，蒋司令长叹一声：“我也没有办法。”

　　这是蒋介石计划里最致命的漏洞。韩复榘跑去山东津浦线，中央军防守正面津埔线，平汉线只剩下一些临时投靠的杂牌小部队。他们平时跟南京中央没有交情，忠诚度也极成问题，而要对阵的，却是冯玉祥的西北军。
手上已经没有兵可调，只能将就着过日子，最头痛的是，手上没有合用的战将（能干的也舍不得往火坑派），平汉线竟然连一个总指挥级的司令都选不出来。最后蒋介石没有办法，干脆随便挑了一个人，告诉他：就是你，去平汉线！

　　被挑中的那个人既没有军事才能，跟那帮杂牌军也没有渊源，可以说完全是赶鸭子上架。但他知道蒋介石没心思跟他讨价还价，只好打起背包，无可奈何地上了路。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平汉线那帮小兵和派去的司令官，都是送进了鬼门关的命。蒋介石和杨永泰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决定和临时杂凑的司令，在不久以后改变了战局。

　　一九三零年五月，南京中央和北平中央两路大军集结完毕，开始了民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

　　最先进攻的，是阎锡山的晋军。

　　为了抢到通往南京的头功，阎锡山极不仗义地把冯玉祥排挤到西线，往陇海线上排满自已的晋军，可惜阎锡山没有搞明白，任何事情在有利益的同时，都是要冒风险的。

　　晋军最出名的本事是防守，换句话说，就是不懂怎么进攻。阎锡山为他们争取到最佳出发阵地后，大家却只忙着一件事：修工事。

　　晋军修工事的水平全国著名，但靠修地堡、挖战壕，就想从山西打到南京，无论如何有点不沾边。蒋介石发现这个问题，马上命令大军进攻，正面不能突破就迂回包抄，总之对方反正不怎么会进攻，正是不打白不打，打你也白打，白打谁不打！

　　可怜的阎锡山被揍得鼻青脸肿，才知道打仗有多复杂，只好拉下脸找冯玉祥帮忙。
蒋介石的主力放在中间徐州，右边是跑到山东的韩复渠，而左边郑州则是平汉线，由一群小杂牌守卫。在战线的后方，李宗仁也打得热火朝天。
可怜的阎锡山被揍得鼻青脸肿，才知道打仗有多复杂，只好拉下脸找冯玉祥帮忙。

　　冯玉祥在旁边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这次同蒋介石决战，他把西北军最后一点家底都搜了出来，一共拚出二十多万大军，大砍刀磨得雪亮，还有重炮和当时最先进的装甲列车助阵，阎锡山一点头，立刻从旁边杀了出来。

　　可怜的蒋介石正欺负阎锡山兴高采烈，突然被打得晕头转向，甚至他在商丘车站指挥时，冯玉祥的骑兵队骤然现身，险些被抓到太原去吃刀削面。好在骑兵们不知道蒋老大就在车站里，攻击重点是旁边的飞机场，加上旁边有个叫韩练成的团长迅速带队来救援，蒋介石虽然损失了十几架飞机和宝贵的飞行员，却保住一条命，好不容易才逃回一条命。

　　这里特别要点出那个救蒋介石的团长韩练成，因为他在十几年后的那场大内战里，会起到微妙而关键的作用，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共秘密党员。

　　在西北军的凌厉攻势下，蒋介石可以说是连连败退，无力招架。中央军打又打不过，守又守不住，加上全国舆论都对他不利，汪精卫等人拚命翻他老底，简直就要到崩溃的边缘。就在他痛苦不堪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平汉线怎么样了？

　　平汉线，一直没有消息。

　　最精锐的中央军摇摇欲坠，陇海线、津埔线漏洞百出，无论平汉线传来什么消息，是全军覆没也罢，是全体反叛也好，蒋介石都不会吃惊。但什么消息也没有，反而让人提心吊胆。

　　因为最可怕的坏消息，是你不知道局面已经坏到什么地步。

　　平汉线的战报很快传来了。让蒋介石、杨永泰及所有大大小小将军们想不到的是，平汉线的情况，非常稳定。

　　所谓非常稳定，就是说冯玉祥的精兵一步也没打进来，他的一帮杂牌不仅撑到现在，而且守在战线上，毫无损失。

　　于是所有人都疯了。

　　总司令亲自在前线出生入死都没挡住敌人，那帮杂牌用的什么招数，竟然扛住了冯玉祥的凌厉攻势，难道他们会施妖法不成？

　　杂牌们自然不会妖法。冯玉祥的确派了主力部队进攻，守军也真的没什么战斗力，但战线就是守住了，所有的一切莫名其妙，都只因为一个无厘头的人意外上任，以及他无厘头的办事方法。
这个人叫何成濬。此人十分简单，但也非常复杂。

　　何成濬，字雪竹，辛亥元老。

　　作为革命元老，何成濬有着常人没有的骄傲资历。他参加革命很早，当年跟着黄兴、孙中山打过满清，斗过袁世凯，游说过军阀，还和蒋介石在上海搞过证劵买卖，可以说是经验丰富、人脉深厚，一张嘴更是来得，凭你什么背景，他都能三言两语拉上交情，再聊几次天，你会忍不住摆上香案，求他跟自已拜把兄弟。

　　尽管有如此显赫的资历，何元老在民国史上的知名度却一直比较低，倒不是他为人低调，而是因为他有两件事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身为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何成濬没有正经八百的带兵经历。师弟何应钦已经当上旅长师长、黄埔军校副总教官的时候，他却除了在旁边强力围观外，基本上就是四处打酱油，到处找人吃饭混日子。在战乱不休的民国，象何成濬一类不懂军事只会吃喝的“军”人，是活得很失败的。

　　不是何成濬没有机会，而是他没有能力，不管是军务还是政务，何成濬都是两眼发黑，哪一手也抓不起来。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何成濬都是个天才--天生的无用之才。所以他虽然早早参加革命，早早跟着孙中山混了多年，却一直没什么出息。


　　没出息的人，也有没出息的用处，何成濬唯一的优点，是他擅长搞交际。

　　虽然那个年代的人都很能混江湖，抽烟喝酒拜把子样样都来，但何成濬的交际却着实高出一筹。何老身为革命先贤，从来不摆前辈的架子，三教九流来者不拒，吃喝嫖赌无所不包，又讲义气又热心，还会帮人牵线搭桥找差事。虽然没有兵权，哪怕没有地盘，他却有一个仗义疏财的名声，好评度直追水浒传里的宋江。

　　宋江会带兵，会杀官造反，何成濬却什么也不会，只会四处跟人拜把子。所以宋江人缘再好，皇帝却非要杀他才安心，何成濬人缘很好，领导只会特别喜欢他。跟着孙中山的时候，老何是联络代表，四处跟军阀们拉交情；跟着蒋介石，他的工作还是四处拉交情，充当联络代表。桂系叛变有他，西北军投蒋有他，东北易帜也有他，可以说十处敲锣，九处有他，活脱脱就是民国时的高级交际官（不是交际花）。
当然，交际这种事情，有时也是很危险的。例如北伐时日本人在山东大开杀戒，事后又赖在济南不走，蒋介石就想到了何成濬：你不是擅长交际么，去跟日本人打交道吧！

　　何成濬顿时吓得腿都软了。日本人不是民国军阀，不讲义气或交情，而且前一批外交使节刚被杀掉，尸体都面目全非，蒋老大让他去当使节，明显是把他往刺刀上送。

　　腿软也没办法，上级天大，何成濬还是要硬着头皮去见日本人。日本人也不客气，直接逼他签卖国条约，他不敢签，就被关进大牢里等死。总算日本人折腾了一番，觉得这种人杀了没用，最终还是把他放掉了事。

　　有过这样可怕的经历，何成濬对蒋介石要说没有怨言，那真是鬼才相信。但何成濬也有他的优点，就是虽然工作不如意，却不找领导的麻烦，几十年如一日地忠心搞交际，绝不闹小动作（没有能力）。

　　一个又能拉关系又不会背叛的无能下属，蒋介石是很放心的。到了中原大战的时候，蒋介石更是不拘一格，突破用人的常规格调，硬是把他放到了平汉路总指挥的要命位置上，让他带着一帮既不忠诚、也没有优势的杂牌军，去对抗冯玉祥的大军。

　　看到蒋介石的委任状，所有人都知道，不懂军事的何成濬这一辈子，应该就交待在这里了。

　　平汉路也是冯玉祥的进攻重点，在这条路上当总指挥，基本上只有两个结局，一是输，二是输到死。何成濬知道凶险，但就象上次领济南的差使一样，他还是要去上任，不是因为忠于领袖，也不是因为对革命有多热爱，只是因为领了蒋介石的工资，必须替蒋介石混日子。

　　出发以前，大家都告诉何成濬说平汉路很凶险，但等到了河南的前线后，他才知道什么叫真的凶险。
韩复榘借口部下军心不稳，还没开打就跑到山东去了，整个河南战线随之门户大开，根本没有象样的防线。冯玉祥的西北军连枪都不用放，象旅游一样打进郑州、洛阳、开封等要地，大军长驱直入，势不可挡。

　　新官上任的何成濬没有享受到司令官的威严，也没有时间排兵布阵，一开局就被逼到了绝境上，没有奇兵，没有重炮，更没有秘密武器，只有一帮心事不定的杂牌。这些杂牌兵们出身不一，背景不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他们既不是蒋老大的人，也不是何元老的人，之所以呆在同一个阵营里，那是相当的不得已，纯属命运捉弄、偶然巧合，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

　　如果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不会呆在平汉路！

　　一九三零年五月，当蒋介石带着所有的精锐嫡系上阵时，何成濬在西面平汉路碰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希望的绝境。

互相愛

互相算计

　　但冯玉祥的馒头脑袋注定是想不到这么长远的。他又带着大军回到陇海线，蒋介石还是苦苦支撑，他也还是不断进攻，但进攻的规模，已经越来越弱。

　　冯玉祥没钱了。
打仗不光是拚战略战术，也是拚资源，西北一直就是穷地方，冯玉祥能把大军拉出来打群架，主要是靠阎锡山供应粮食弹药。可阎老西的特点是小气，特别喜欢算眼前帐，开始还显得大方一点，越往后面越舍不得，只肯给自已的部队花钱，不肯给冯玉祥补给。

　　在阎老西偏心眼式的手法下，山西的部队天天有饭吃、有工资，损失的枪弹也能及时补齐，甚至还有罐头改善生活；西北军却连咸菜梆子都啃不上，想打仗也凑不齐弹药。虽然西北人穷苦惯了，可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看到阎锡山玩花样不肯出力，个个都破口大骂，说山西人不是东西。

　　狭隘的地域歧视当然要不得，阎锡山很快派人送来大批银洋和弹药、面粉，请冯玉祥多多包涵，重新发动攻势。对他的友好姿态，西北军十分鄙视，因为就在不久前，蒋介石刚刚从晋军手里拿下济南，阎老西的友好纯粹是被打急了临时抱佛脚，根本靠不住。

　　冯玉祥心里当然也不高兴，但作为一条船上的战友，该帮的总得帮一把，于是在八月重新组织进攻。有了面粉和弹药支持，西北军果然重新勇猛起来，在陇海线上穷追猛打，硬生生把战线从直线逼成了直角，只要旁边的晋军加一把力，就可以把蒋介石赶出徐州去。

　　冯玉祥旁边的晋军，是阎锡山的主力，不仅兵力雄厚，而且有十几个炮兵团，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精兵熊将。八月份的陇海线大雨滂沱，西北军冒着极大的疲劳，在泥泞里一步步前进，晋军却是心态淡定，并不打算前进一步，只在一旁看热闹。可怜的冯玉祥打了半天，阎锡山不仅不配合，连弹药面粉也不肯继续补充，甚至还从济南撤过黄河，任凭蒋介石把兵力调到陇海线救急。冯玉祥本来可以拿下徐州、进逼南京，此时却不得不一寸寸退出阵地，任凭蒋介石重新收拢战线。

　　从五月打到八月，冯玉祥终于明白，阎锡山不想输给蒋小弟，却也不希望冯大哥赢得太光彩，而是在有意识地控制节奏，要等两家都耗得精疲力尽再出手。

　　好不容易想通这一点，晚了。
在阎锡山精明的指挥下，晋军丢了津浦线，蒋介石趁机把兵力调过来，重点照顾平汉线，打算把冯玉祥回西北的退路一刀切断。可怜的冯玉祥一面苦巴巴地支撑，一面惊奇地发现，阎锡山居然把他的晋军全部撤出河南，扔下西北军单独对抗蒋军。

　　此时平汉线的蒋军已经不是何成濬带的杂牌，而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冯玉祥再也搞不起象样的进攻，只好蹲在河南牢牢防守。

　　从头到尾，冯司令就象猴子一样被人牵着走，阎锡山则是那个高明的耍猴人。在他的操纵下，西北军同中央军被玩得精疲力尽，谁都没有办法打赢，在战场上耗得一干二净，而晋军却吃饱睡足，蹲在旁边不停地磨刀，象中国队那样围着球门跑来跑去，全场从头到尾忙个不停，就是射不出最后的临门一脚。

　　但正所谓出来混都是要还的。打群架是件很严肃的事情，阎锡山的态度却很不端正，用玩游戏的态度玩弄几十万大军，套一句通俗的说法，他是在作死。

　　不作死，就不会死。阎锡山以为自已很精明，在中原大战里拚命作死，所以他很快就死定了。正在他左右算计冯玉祥和蒋介石的时候，突然有人抡起棒子，往他和冯玉祥背后狠狠敲了一通闷棍。

　　背后算计他们的，是一直强力围观的东北军张学良。
阎锡山一直觉得，蒋司令在中东路事件里忽悠过张少帅，这两个人的关系肯定不会好；张学良的表现也一直让阎锡山很放心，因为整场中原大战，张学良都是坐山观虎斗，谁的忙也不帮。但是阎锡山没想到的是，张学良不帮忙不是不肯帮忙，而是不愿帮错忙。

　　在蒋公不惜血本的公关活动下，张学良已经从中东路的愤恨中恢复过来，看到阎锡山和冯玉祥形势不妙，他也想明白了“拥护中央”的重要性，于是同蒋大哥重新叙起了兄弟间的亲密友谊。当然，张小弟的忙不是白帮的，尤其是刚刚同苏联打过仗，被忽悠的情形历历在目，要少帅吃亏而不记仇，确实有点难。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两家终于达成协议，张学良除了从蒋介石那里拿到一千万大洋（有说法是一千五百万）巨款外，还负责全盘接收阎锡山在华北的地盘，包括富饶的北平、天津和山西、内蒙古。换句话说，只要支持蒋老大，中国的整个东北、大半个华北都归张家所有，张少帅会成为全中国最有权势的北方王，除了在名份上低蒋介石一头外，其他的都是独一无二。

　　这是全中国所有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也是张作霖奋斗一辈子也没实现的目标，甚至比蒋介石手上拥有的所有筹码加起来还要多。面对如此厚重的礼物，张学良终于点了头。

　　一九三零年九月十八号，张学良发出通电，宣布东北军拥护中央，武力“调停”中原大战，随即大军开出山海关，迅速占领北平、天津。
腹背受敌，冯玉祥还不肯服输。局面已经坏到极点，西北汉子血液里的硬气却依然沸腾，他把西北军主力全部集中在郑州周围，准备宁死不降，来一场超级大决斗。他相信只要大家肯拚，什么中央军、东北军全都不在话下，一定能扭转乾坤，实现最终的胜利。

　　就在冯玉祥背水一战的时候，他没料到，旁边的阎锡山先怂了。

　　听说东北军从背后捅刀子，阎锡山顿时傻了眼。他本来是想让冯玉祥和蒋介石拚个两败俱伤，然后自已上去摘果子，没想到自已却成了别人的果子。

　　作为经济适用型军阀，阎锡山非常精明，非常擅于算小帐、占小便宜，但压根就没有主持大局的能力。为了省开销拣便宜，他故意拖冯玉祥的后腿，结果蒋介石一占上风，张学良马上跟进；阎锡山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把部队全撤回山西，保住大本营。

　　冯玉祥被阎老西的算计弄得哭笑不得：西北军要是倒台，山西能保全吗？

　　可惜，以阎锡山的智商，想不到这一点，他只希望能跟冯玉祥尽早划清界限，保住山西的一亩三分地。

　　河南越来越危险，冯玉祥只好下令，大军撤回西北根据地，有机会再卷土重来。

　　然而他已经走不掉了。

　　从西北的潼关到河南郑州，要经过洛阳附近的龙门，此时有人抢先一步拦在那里，挡住了冯玉祥的去路。

　　拦住冯玉祥的人，是何成濬手下的杂牌之一，叫杨虎城；而在更早一些时候，他也是西北军的一员战将。
杨虎城本来是拦不住冯玉祥的。

　　中原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平汉线上的小杂牌。何成濬来之前，他想回归组织，被冯玉祥拒绝了；后来何成濬被打得团团转，只要临门一脚就能送所有人上西天，杨虎城也差点给自已备下口棺材，冯玉祥偏偏想中线决战，把大军撤了回去。

　　现在冯玉祥终于到了最脆弱的时候。小小的杨虎城挡在前面，兵也不多，但他就是冲不过去，只能在河南边打边退。手下们看出战局没有希望，纷纷同蒋介石联系投降封赏，蒋介石倒也大方，只要肯“拥护中央”的，一律给钱、给出路，仍然可以过上何成濬式的好日子。

　　一面是跟着粗暴愚蠢的冯大帅完蛋，一面是当军阀吃喝玩乐，不少人很快就做出了自已的选择。冯玉祥惊奇地发现，自已的手下越来越少，终于在郑州已经能听到蒋介石的炮声。

　　十月四号，汪精卫、阎锡山同冯玉祥在郑州碰了头。对眼前的局面，大家有非常一致的看法，就是打不过，只能赶紧跑路。

　　开完会，几个人各回各家，汪精卫照例宣布出国，阎锡山安排好山西的军政后，也宣布出国（其实躲到大连去了），可怜的冯玉祥走投无路，只好找蒋介石谈判。

　　蒋介石当然不会给冯玉祥好脸色看，非常坚持要他出国。最后冯玉祥没有办法，把手下全都交出去，一个人跑到山东避难。

　　山东，是韩复榘的地盘。

　　虽然韩复榘反叛师门，但还有一点交情在，对老领导也不会赶尽杀绝，冯玉祥于是在山东的泰山住了下来。随着他的倒台，横行无敌、吃苦耐劳的西北军终于树倒猢狲散，再也没能聚到一起。
中原大战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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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榘（1891年1月25日—1938年1月24日），字向方，直隶省顺天府霸州煎茶铺镇（今河北省霸州市）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韩复榘19岁离家闯关东，后投效兵营，以擅长作战并兼通文墨而发迹。北伐战争中一路猛打猛冲过关斩将，是率军第一个打到北京城下的北伐将领，时人称其为“飞将军”。中原大战前脱离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在山东击败晋军，为蒋介石巩固前沿战线。主鲁后，韩复榘誓要"变鲁为齐"，他澄清吏治、禁烟、剿匪，并大力发展山东教育事业，建设模范新乡村，号召山东农村大力学习模范乡村，以提倡经济保障。1937年，韩复榘拒绝日本人的“华北五省自治”计划。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韩复榘亲自在第一线指挥，经历夜袭桑园车站、血战德州、坚守临邑、济阳遭遇战、徒骇河之战、济南战役、夜袭大汶口等战役。期间，与蒋介石多次发生矛盾，后因不听国民政府命令，擅自撤离山东战场被蒋介石在开封诱捕并治罪，审判后被戴笠特务暗杀，终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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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浚 （1882—1961），湖北随县人，字雪竹，又作雪舟。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曾随孙中山、黄兴从事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后追随蒋介石，成为蒋沟通各派军阀的说客，得以重用。历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职，"西安事变"后被调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

　何成早年入武昌经心书院。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堂。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1909年回国，供职于湖北督练公所。次年去北京，任陆军部军制司科员。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派兵南下镇压革命，被任命为一等参谋，其间暗助起义军。不久到上海投奔黄兴，旋去南京参与筹建临时政府工作。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陆军部副官长。4月临时政府北迁，任南京留守府总务厅长。次年，二次革命爆发，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失败后逃亡日本。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奉命到湖北联络军队。1920年孙中山再回广州组织军政府，先后被派往湖南、云南等地联络军队。1924年10月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随总司令谭延闿入江西北伐。后因屡战屡败，一度解甲回沪。1925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征军总部总参议，奉命参加讨伐陈炯明。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任鄂北绥靖主任。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革命军高等顾问。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二次北伐”，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徐州行营主任。济南惨案发生后，奉蒋介石之命与日军交涉，拒绝在日方提出的屈辱条约上签字。同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出任参军长。1929年，先后担任北平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战之际，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此后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并兼武汉行营主任。1932年任驻鄂绥靖公署主任，负责指挥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1937年抗战爆发，11月再次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为时半年。1939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离职回湖北，任省参议会议长。

　　1949年春避居香港。1951年春去台湾，历任台湾政权“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等职。1961年5月7日在台湾病故。著有《十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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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友三（1891年—1940年），字汉章，吉林省九台市卡伦人，倒戈将军。石友三一生中投机钻营，反复无常，曾先后多次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中共，而又先后背叛，当时人称为“倒戈将军”。 对我国的佛教事业，以及文物造成巨大的损害，登封少林寺被他几乎焚毁殆尽，历史责任不容推卸。投吴佩孚

石友三于1908年从军，入清朝新军第三镇吴佩孚部下，驻河北廊坊。不久，第三镇兵变，石友三流落北京。

投冯玉祥


1912年，石友三再度从军，投入冯玉祥部下，任其马夫、亲兵，后随冯逐渐升迁，石友三曾经任营长，1924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便提升石友三为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防包头，任包头镇守使，成为其十三太保之一。1924年，冯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军，石友三任第六军军长兼第六师师长。1926年，国民军遭到奉系、直系和晋系的围攻，石友三负责对晋系的军事行动，由于晋系的指挥官恰是其师商震，两军达成停战协议，故石友三部在国民军全面溃败之时居然实力反而扩大，有了三个师的规模。

1926年3月，冯玉祥通电下野离包头赴苏联考察后，石友三在晋军的拉拢下在包头宣布投降晋军阎锡山，编为十四师，仍驻包头。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苏联和中国国民党的支持下返回国内，决定出兵支持北伐，五原誓师后组成国民军联军。石友三因背叛冯玉祥投靠晋军，害怕得到报复，乘车前往五原赔罪。一见冯玉祥扑身跪在地上大哭起来，冯玉祥说：“过去的事，一概不谈，过两天我就到包头去！”1926年10月8日，国民军联军总部迁至包头，石友三叛离阎锡山晋军编入国民军联军，再度投靠冯玉祥。

1926年11月24日，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撤离包头赴陕西，石友三为援陕第五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但石友三迟迟不动，直到奉军万福麟部逼近包头，他才率部离包。

投蒋叛蒋

1928年，国民政府对各路部队进行整编，石部被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4师，驻河南信阳。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冯玉祥摇摆不定，先命石友三进军襄樊支持桂系，桂系失败后又命石友三进军武汉拥护蒋介石。5月，蒋冯战争爆发，石友三在蒋介石收买下叛离冯玉祥，6月1日，率部开赴许昌投蒋，后改驻山东德州。同年秋，石友三任安徽省主席，受命率部南下讨伐张发奎和桂系。石友三不愿南下，转而支持唐生智反蒋，率部进军长江北岸，炮轰南京，后撤往河南新乡。不久，唐生智败于蒋介石，石友三立即转而通电投靠阎锡山，躲过了蒋介石的惩罚。

投张叛张

1930年，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反蒋，石友三于是重回冯玉祥麾下，参加中原大战，受命率10万大军进攻陇海

线。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参战，石友三见状立即通电响应张学良，率部割据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地区。次年，张将石友三部编为国民革命军十三路军，石友三任总指挥，军部驻邢台，全军6.4万人。但石友三对此仍有不满，图谋夺取整个华北地区。

1931年7月18日，石友三在张学成等人的鼓动下，接受汪精卫广州国民政府的任命，出兵反对张学良。出兵后，石友三旋即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南北夹击，7月31日，全军覆灭。石友三逃往山东德州，托庇于韩复榘麾下，次年协助其暗杀张宗昌。

投日抗日

1932年，石友三秘密离开山东，前往天津与土肥原贤二接洽，在日本支持下在河北东部组织军队。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石友三在日本支持下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石友三部编在宋哲元之下任一八一师师长。同年底，石友三任69军军长。后任第十军团总司令。

联共反共

1938年，山东被日本占领后，石友三奉命留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石友三为保存实力，遂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希望在其支持下确立对山东的控制，邓小平、杨秀峰曾到石友三部工作。同年底，升任39集团军司令。1939年4月，蒋以主政华北为条件，密令石友三反共，石友三的立场立刻转为彻底反共，要求所部官兵全部加入国民党，并与八路军不断发生冲突。1939年我党干部从石友三部撤出。不久，石友三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

冀南战役

1940年1月，石友三部先后将第129师东进纵队两个连、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并围攻东进纵队第3团及清江、清河两个县大队，将清河县大队大部消灭。为了自卫，第129师趁顽军朱怀冰部南撤、顽军高树勋部尚在卫河以东之际，决定集中冀南，冀鲁豫、冀中军区部队，歼灭顽军石友三部及孙良诚部于卫河以西地区。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2月，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在河北省卫河以西狙击顽军石友三部的战役。

1940年2月9日，石友三部秘密南逃。第129师立即命令参战部队追击与堵截。11日，青年纵队第771团、冀南军区特务团等部在清河以西之狼窝消灭孙良诚部1个团；东进纵队第2、第3团及冀中军区第23团于威县东北之史家庄、枣科一带，与石友三部暂编第3师激战，歼其两个营；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先造纵队、筑先纵队各1个团及第386旅第4团在清河西南中兴集一带，与石友三部第181师激战终日，阻滞了其撤逃。后八路军将顽军主力包围

此时，日伪军由广平、斤县、曲周、永年、肥乡、威县出动3000余人进至广平、丘县间地区，向八路军进攻，以掩护石友三部。石友三部乘机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向清丰东南地区撤逃。战至18日，八路军停止追击。此役，八路军共毙伤俘顽军2800余人。在威县东南下保寺，马呜堂窑安镇地区，并发起猛攻。13日，孙良诚部3000余人突围南撤，逃过卫河进至南乐地区。石友三部连遭围攻，伤亡惨重，于15日夜突围西逃。东进纵队主力、青年纵队之第771团与冀中军区赵谭支队等部，立即沿顽军左右两侧平行追击。

再度投日

1940年4月，石友三在冀南战斗中遭到八路军的毁灭性打击，遂转而投靠日军，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石友三的结义兄弟、部下高树勋不愿做汉奸，遂密谋暗杀石友三。12月1日，高请石的老长官孙良诚以开会为名，邀请石友三前往濮阳，在会中将其绑架后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活埋于黄河岸边。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2人物事件编辑
烧少林寺

合影
1928年（民国十七年）三月，建国军樊钟秀乘冯玉祥的国民军后方空虚，夺占了巩县及偃师县，但不久被冯部将领石友三夺回。樊钟秀南撤，转攻登封县城，其司令部即设在少林寺内。石友三部向南追击，至辗辕关（十八盘），少林寺僧助樊狙击，终不敌而溃。三月十五日，石友三追至少林寺，遂纵火焚法堂。次日，驻防登封的国民军（冯玉祥部）旅长苏明启，命军士抬煤油到寺中，将天王殿、大雄殿、紧那罗殿、六祖殿、阎王殿、龙王殿、钟鼓楼、香积厨、库房、东西禅堂、御座房等处，尽付一炬，以泄厥愤。至此，千载少林寺之精华，悉遭火龙浩劫！

三次背叛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石友三奉冯玉祥命令进攻晋军，在雁门关受阻，部队伤亡较大，石友三通过与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的师生关系，达成休战协议。后冯玉祥赴苏联，南口大战国民军溃不成军，由于石友三与晋军早有妥协，反而收容了许多散兵，石友三的第6师增编为3个师。国民军撤至归绥、包头后，代理指挥张之江等决定进入甘肃，石友三不愿西行，便联络韩复榘，投降阎锡山。

同年9月，冯玉祥回国，表示概不追究，石友三便离开晋军，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旋即被任为第5路司令，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1929年3、4月间，蒋桂战争爆发，双方都想拉拢冯玉祥。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命令各部暂往西撤。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往许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钱大钧也到达许昌，交给石友三500万元犒赏费，任石友三为反逆军第13路总指挥。第二天，石友三便大骂冯玉祥，宣布其“十大罪状”。这年秋天，石友三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主席，旋即又被命令所部开赴广东讨伐李宗仁、陈济棠。石友三及其部属不愿离开北方南下，更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这时，两广及唐生智也派人来游说，联合讨蒋。石友三同意。12月1日，唐生智领衔通电讨蒋。2日晚，石友三命令排列在长江北岸的数十门大炮一齐炮轰南京。不久，唐生智被蒋介石击败，12月21日，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

1930年春，冯、阎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石友三又一次回到冯玉祥的麾下。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阎军呈现败势。9月18日，张学良率大军入关，石友三即通电投靠张学良。

3最终下场编辑
石友三合照
石友三合照
受石友三节制的新8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石、高矛盾激化。石友三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投敌只是时日问题，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以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940年12月1日，石友三率1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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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乱战的后果

　　前后一百三十万大军奋力厮杀，整个中原满目苍痍，到处都是兵灾、旱灾，一会蒋介石危险，一会西北军告急，整个中国的国力都被折腾一空。

　　二五年的时候，蒋介石同共产党结盟出征，两年后蒋介石大打出手，把共产党几乎杀光，连带着百分之七十的国民党员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掉，整个国共基层组织几乎全部一扫而空；

　　二七年的时候，蒋介石在南京建起国民政府，同冯玉祥、汪精卫等各路军阀联合；两年后又是大打出手，到处是尸山血海，到处是饥民、灾荒和孤儿寡母的哭泣声。

　　为着某些军阀的利益，几十万人倒在战场上，终于冯玉祥走了，阎锡山也走了，只留下南京的蒋介石和北平的张学良，他们才是最后的赢家。

　　张学良当然知道自已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但是，他不怕。

　　此刻的他已经是中国最强大的军阀，拥有最广阔的土地和矿产，重工业中心都在他的手心里，最富有的山西也将接收完毕。很快地图上的一切，都将化为矿产、金钱、大炮和隆隆的军队，拱卫着神圣的北部江山。中东路留下的阴影渐渐平复，作为全国高富帅的最典型代表，在嘹亮的东北军歌声中，张少帅又重新恢复了久违的自信：黄沙百战破匈奴，东西两半球，万国竟五洲，唯我东北王！

　　这一年他刚满二十九岁，却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军阀、全国第二的实权人物，真正实现了大多数男人建功立业的梦想。当然他想不到的是，美好的梦境只有短短一年，一年后的九月十八日，会有人往他头上狠狠敲一棒子，打碎所有的神话和光环，让他原形毕露，落入无底的耻辱深渊。

　　把张学良从天堂敲进地狱的人，叫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还要一年以后才轮得到上场，现在舞台的主角，仍然是南京的蒋介石。

　　作为自封的中华民国元首、中原大战的胜利者，蒋介石胜利以前压力山大，胜利之后压力还是比山大。

　　虽然打赢了，可他花了数不清的钱，整个国民政府几乎破产，工资都发不出来，还引出一个巨大的北方军阀张学良。张公子头脑是比较简单，但人是会慢慢长大的，总有一天张少帅要长成张大帅，喜羊羊要变灰太狼，而且是一匹控制不住的大尾巴狼。

　　在解决张军阀问题以前，蒋介石必须全力以赴，把手上的地盘经营好，打烂的摊子也要重新开张，在这一点上，他是尽了力的。

　　作为受过新式教育的国家领导，蒋介石很清楚，要想把中国玩转，除了要会赚钱、收钱，还要会玩外交，要能在几个惹不起的大国之间求平衡。很幸运的是，蒋介石不光有宋子文这样懂英文、懂经济、懂外交的亲戚，还有从前北洋军阀留下来的一批人才底子，个个身手不凡，拥有绝境求生的特异功能。

　　说到旧中国的外交，大概最常用的四个字，就是“丧权辱国”。事实上这句话并不正确，因为国家实在太弱，丧权是经常的，但辱国却是不一定的。

　　虽然军阀们混帐，但外交官们并不混帐，而是以相当高超的专业素质，为中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外交空间。

　　例如五四运动的时候，巴黎和会上日本拿出北洋政府的文件，上面黑纸白字写着中国同意日本在山东扩张权益。最要命的是，这份秘密签署的文件，中国代表团并不知道，结果被鬼子当场僵在会场，连美国总统都认为，中国自愿放弃山东，不是日本人的错。

　　就在眼看大事不妙的时候，年仅三十岁的外交官顾维钧站出来，面对列强慷慨演讲：中国向欧洲输过十几万劳工，不少人都死在战争里，这些人大多数来自山东，如果山东割让给日本，劳工的灵魂绝不可能得到安息；此外山东是中国孔子的故乡，中国的孔子就相当于西方的耶稣，山东对于中国的地位，就等于是耶路撒冷对西方基督教的地位，请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日本突然占领上帝或上帝降临的圣地，会发生什么事情！

　　顾维钧演讲前，所有人都认为山东该是日本的；顾维钧讲完话之后，连日本代表都跑来握手，表示他讲得很给力，自已十分佩服。
很多人都知道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所以山东的问题拖了下来；但历史书上很少写过，中国代表团不签字后，还发生过什么事情。

　　根据国联的规定，只有参加和约签署，才能成为创始会员国，所以中国代表团不签和约，是没法加入国联的，也就没有办法借国联维护自已的权益。

　　但顾维钧却抓住一个漏洞，硬是让中国挤进了国联，那就是中国虽然没签对德国的和约，却签了对奥和约，也就是说，中国是在“和约”上签过字的；至于签的是哪个和约，反正国联没有具体规定，因此不影响中国的创始会员国资格。

　　在顾维钧的坚持下，列国代表都是面面相觑，最后只得承认，中国是国联的创始会员国之一。

　　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已经是名声大噪，学识渊博、口才犀利，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东方的外交新星。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硬是抢到四大非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名额，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欢欣，认为是外交的巨大胜利。

　　又过一年，顾维钧再接再励，顺利成为国联盟约委员会委员、国联理事会主席，然后以主席的身份重提山东问题。在顾主席的穷追猛打下，中国代表团带着一帮外国粉丝同日本针锋相对，最后逼着日本归还胶州、青岛等地方，并由中国赎买胶济铁路，日本只拿到了五年的铁路管理权。

　　国联的决议代表列强的意志，不服就要面临全面制裁禁运。在强大的压力下，日本虽然极度不服气，却也只能乖乖接受这个结果，退出了大部分山东。

　　以中国的弱小实力，即使集结十万军队，也无法逼日本吐出到嘴的肥肉，顾维钧硬是凭着个人魅力与外交才能，柔中带刚地一步步完成了这个要命的任务，实可谓利在中华，功在千秋。

　　没脑子的愤青经常骂外交官是卖国贼，因为他们不明白，外交是一门走钢丝的艺术，需要高超的手段和耐心，光凭着热血冲上台去大喊大叫，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有老一代外交元老强力支持，有宋子文等新生代外交达人纵横交际，加上大批国际法学专家协助，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面打仗，一面同列强开始了系列谈判，研究从前的不平等条约。
自清朝时候起，中国同列强签了一系列要命的合同，主要体现在关税、领事裁判权、租界三个方面。在这三根套索约束下，中国的财政被控制，洋人可以为所欲为，还有大批无法治理的国中之国。通过宋子文等人的努力，中国克服了重重阻力（主要是日本这个王八羔子使坏），南京政府终于收回了关税自主权，从此拥有重要的海关税收，再也不用找洋人借钱过日子了。

　　收回关税权后，紧接着南京又研究领事裁判权，争取让外国人在中国也服从中国法律，终于通过了一部《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虽然实施的时候还会束手束脚，但至少外国人在中国不能再无法无天了，以中国的实力和地位，能做到这几步，已经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

　　而南京政府的财政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在宋子文的努力下，南京中央改组了四大中央银行，发行“法币”作为流通货币，大力稳定金融市场，并裁掉了太平天国时设立的厘金制度。从此全国开始统一使用法币，商品流通变得顺畅，银行实现了自由兑换，脆弱的经济逐渐恢复元气，荒凉的城镇重新聚集人口，一切都开始走向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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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真难

　　当然，国民政府也不完全是一帆风顺，也有很难解决的难题，至少对蒋介石来说，非常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国民党的基层建设工作。

　　自从二七年同共产党分家后，蒋介石把基层党员几乎杀得精光，几十万国民党员也被当成共党嫌疑分子一扫而空，并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不停地相互洗牌，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国杀。例如安徽省一年时间里党部变了五六次，浙江则变了三四次，每变一次都要抓一批“共党”，弄得遍地鸡毛。

　　在永无休止的内斗和折腾下，国民党不停地把自已弄得元气大伤，基层党部天天吃闲饭、办闲事，终于一点控制能力都没有，只能照章画圈。

　　为了杀光共产党，蒋介石一劳永逸地把自已的精英几乎杀得精光，而一个动辄杀光自己党员的政党是不会有凝聚力的。从此党务问题只剩下拉拢、收买和利益交换，根本谈不上凝聚力，而政府的司法、贪污等弊病也无法解决，对自已这块短板，蒋介石心里相当有数。

　　没有凝聚力的政党，还不如一个黑帮。为了解决清党的遗留问题，蒋老大决定，要努力向黑帮看齐，成立各种特务组织和集权团体，用来监视政敌、控制思想，保证大家在高压下信服自已、也只有自已可信服。
枪杆子里才有政权。在强大的国民革命军面前，党务问题只是小事，但另一件事就严重得多了：为了让各省支持中央，蒋介石答应，土地税可以划给各省自行管理。

　　土地税政策，是一个很失败的政策。

　　蒋老大当政的民国时代，土地农业占百分之六十五的国民总产值，土地税归地方，就是说国库里六成五的钱都操纵在地方诸候手上。国民政府放弃土地税，也就失掉了最重要的农业资源支配权，几乎是等于说，国民政府失掉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能力。

　　从理论上讲，一个人只要努力种田，就能收获比他消耗要大得多的粮食，所以农民应该是最不发愁吃饭的人才对。但事实上不管是哪个朝代，农民都是最发愁吃饭的人，因为他们种的粮被人拿走了。拿走粮食的人从前是地主和朝廷，现在是地主和军阀政府。

　　农民们没有自已的地，种的粮食不够自已吃，等家人都纷纷挨饿的时候，就会起来造反，一个个朝代就是这样兴起又灭亡的。蒋介石从小读过书，深知这些预兆不妙的故事，但轮到他坐在主席台中央的时候，还是不得不重复历史。因为得罪农民是不要紧的，后果是不严重的，即使饿死几万农民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军队镇住局面就可以维持；而如果得罪利益集团，军队立刻就会不稳。

　　当然，蒋老大也派过几个专家，试着搞过土地问题的解决试点，想靠地主去教育和开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这种不知所云的做法自然不会有效果，农民们都非常失望，不过蒋介石并不在意。

　　失望就失望吧，那些人不过是些农民而已。蒋老大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就是如何防止张学良坐大华北、威胁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