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的那些事

互相愛

萧振瀛

　　在这个问题上，他早就有自已的安排，那就是收编西北军的残部去牵制张学良，并且未雨筹谋地找好了工作对象，或者说，有人主动送上门来。
当张学良的东北军从山海关长驱直入时，宋哲元正在痛苦中挣扎。

　　前线已经束手无策，回西北的路也被杨虎城切断，可恶的阎锡山看到势头不妙，不仅逃回山西，还把黄河上的渡船也收走了，不让西北军进自已的地盘。宋哲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几条小船逃过黄河，大部队却只能留在对岸，听天由命。

　　陆陆续续收容了一些残兵，宋哲元重新拢到几百号人。他没有地盘，没有番号，也没有军饷，除了上山当土匪，似乎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打了几十年的仗，吃了数不清的苦，最后落得如此凄惶的下场，宋哲元万念俱灰，只想大哭一场。实在挺不过去，他决定找个兄弟交待一下，说完话就离开心爱的部队，该干啥干啥。

　　宋哲元找的人，是西安军法处的一个处长，叫萧振瀛。

　　作为一名民国军人，萧振瀛有着同何成濬类似的特长，就是交际。不管是什么人，同他说上几句话，马上就觉得如沐春风，不用多久就会想跟他拜把子、认兄弟，据说他家里的兄弟帖多得要用车来拉。

　　身为交际奇才的萧振瀛不象何成濬那样吃喝玩乐，而是老老实实地守西北军的本份，不贪污、不近女色。但他还是不招冯玉祥喜欢，因为他清党时不肯乱杀人，冯玉祥十分恼火，想杀萧振瀛立威，结果萧处长的面子很大，西北军元老都来求情，最后只好放人了事。

　　人虽然放了，萧处长的前程却也到了头，他从此不受冯玉祥待见，一个人在西安闲置。冯玉祥不知道的是，他把萧振瀛凉到一边，对萧振瀛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是他少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因为萧振瀛不光擅长交际，还十分懂政治。换句话讲，他是搞政治外交的好手，冯玉祥的气量狭窄，只是害了自已，却无损萧振瀛的才华。

　　当西北军全盘崩溃、宋哲元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萧振瀛。

　　收到宋哲元的信，萧振瀛马不停蹄地赶来看望，两个人抱头痛哭了一场，然后说起下一步打算。

　　宋哲元说，我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只想见见兄弟你，明天把队伍交给刘汝明，我就去天津混日子。

　　萧振瀛也很难过，但他却没有气馁，而是告诉宋哲元，你再坚持一下，我会给你想办法的。

　　宋哲元叹了一口气。时至今日，冯大帅都自身难保，萧振瀛又有什么办法。

　　萧振瀛当然知道对方的想法。他很有把握地告诉宋哲元，我要帮你重建西北军！

　　说完这句让宋哲元大吃一惊的话，萧振瀛就走了。
西北军后来的新一任老大：宋哲元。

　　宋哲元对冯玉祥可谓忠诚至极。但即便如此，二十九军也在各种风雨之后，最终同老上级形同陌路。
说完这句让宋哲元大吃一惊的话，萧振瀛就走了。

　　事实证明，萧振瀛确实是个办实事的人，他很快找到散落各地的西北军，要他们快点去宋哲元那里报到。

　　西北军的领导是冯玉祥，再往下面是韩复榘、石友三等人，无论如何轮不到宋哲元当家。面对狐疑的残部，萧振瀛发挥了他的口才和人格魅力，硬是让张自忠等人明白，大家都服萧大哥，可萧大哥愿意拥戴宋哲元，所以一齐团结在宋哲元为核心的领导团队里，西北军才有活路，大家才有出路。

　　在萧振瀛的努力下，四散的西北军终于聚到一起，在山西运城开会；又是在萧振瀛的提议下，大家决定，西北军要成立一个军，由宋哲元当大头领，张自忠当二头领。

　　宋哲元的兵不足一千，张自忠的队伍却有五千，能让张自忠顺服，萧振瀛是费了相当心思的。

　　大家开完会，下一步是找领导要政策。因为军级单位不是说成立就成立的，必须要有中央点头才行，否则只能算土匪，拿不到军饷和地盘。

　　没有钱，没有关系，宋哲元等人都充满了悲观情绪，萧振瀛也知道情况不妙，但还是上路了。

　　他去太原借钱。

　　去南京托关系，光靠钱当然不行，但没有钱更是万万不行。萧振瀛先在太原找朋友，凭交情跟银号借出一笔活动费，然后坐火车去南京，目标是蒋介石。

　　这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萧振瀛虽然在西北军人头熟，跟蒋介石却扯不上关系；而且宋哲元作为冯玉祥的人马，蒋介石正恨得咬牙切齿，不主动上去扔石头已经很厚道，要拨钱拨地盘、成立正式番号，基本属于妄想。
萧振瀛也知道事情不好弄。他的办法是曲线救国，先从蒋介石身边的人下手，第一个目标，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

　　很明显，宋子文对交际不感兴趣，虽然萧振瀛很动脑筋，却始终见不到人。萧振瀛也是明白人，马上换了工作对象，改走蒋介石连襟孔祥熙的门路。

　　宋子文软硬不吃，孔祥熙却喜欢钱财，所以萧振瀛准备好厚礼的时候，孔祥熙家的大门就打开了。孔祥熙对西北军来的朋友不见外，他还表示当年孙中山曾经派他去策反冯玉祥搞革命，所以大家是老朋友，交情都钢钢的摆在那里。

　　萧振瀛当然知道孔祥熙只是客气话。他没有明明白白地求孔祥熙，只是在寒暄里透出一个意思：西北军虽然落魄，但还是有实力的，今后孔先生一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萧振瀛的话，充分体现出政治天才的语言艺术，因为他抓住了一个民国时的规律，就是军人喜欢结交文人，文人喜欢结交政客，而政客则喜欢结交军人。

　　军人喜欢文人是想当儒将，文人找政客是为了有靠山，而政客结交军人是给自已多留条有用的后路。听了萧振瀛的话，孔祥熙砰然心动，西北军的强悍全国闻名，如今败落到极点，正是购买原始股的大好时机，能拉一把手、搭点关系，将来回报确实十分可观。

　　打动了孔祥熙，萧振瀛又去找于右任。

　　作为辛亥元老，于右任本身就是陕西人，同西北军渊源深厚。在他和孔祥熙的边鼓下，蒋介石终于卖了一个面子，同意接见萧处长。

　　见到蒋介石，萧振瀛很振奋。他把西北军的情况说了一遍，蒋委员长看上去也是无比配合，当场表示可以给西北军一个编制，具体事情找军政部长何应钦联系。

　　萧振瀛乐滋滋地出了大门，然后找何应钦，何部长告诉他，现在没有编制，你先等几天，有了通知你。

　　可怜的萧振瀛于是回家等消息。左等也等不到消息，右等也等不到消息，最后终于明白，他被忽悠了。
蒋介石压根就不喜欢西北军，一想到自己差点被打垮的惨状心里有就气，让他进门只不过是敷衍孔祥熙和于右任，不是萧振瀛真的有口才。想要让老大松口，光求情是不够的，必须让他看到实际的利益。

　　想通这一点，萧振瀛又去找蒋介石，但蒋老大突然变得很忙，没有时间见他。萧振瀛只好再找关系，这一次，他找的是蒋介石的秘书。

　　关系打点到位，萧振瀛顺利跑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楼下等候，过不久就有秘书通报蒋介石：楼下有人一直在等你，具体是谁不认识，不过好象有重要的事情。

　　听到有人想找，蒋介石也有些好奇，出来一看是萧振瀛，立刻就想走。萧振瀛赶紧追上去：“我只讲三分钟的话，讲完就走，请委员长务必赏脸！”

　　萧振瀛如此求人，蒋介石也不好不给面子，于是站在那里，给了他三分钟时间。萧振瀛赶紧抓住时机，说了一句话：“自古得太原者得天下，是因为太原有地利，如果能控制太原不被地方军阀控制，就能保证中央的权威不受挑战啊！”

　　萧振瀛的话极有玄机。所谓地方军阀，是指张学良；所谓中央权威，是指南京政府；而所谓不受挑战，自然是帮南京对抗张学良。蒋介石顿时来了兴趣，听他继续往下忽悠：

　　“中央既然把山西地盘划给张学良，自然不好派兵牵制，但如果让西北军旧部联合山西的晋绥军，一齐抵制东北军，张学良的手就伸不到太原了。西北军的兄弟肯定对您感激涕零，中央也不用额外的花费，不是一举两得、互惠互利的好事吗？”

　　讲到这里，正好三分钟，蒋介石调头走了，没有多说一句话；萧振瀛也不着急，他相信自已的话是有效果的。

　　果然过了不久，蒋介石就再次召见了萧振瀛。这回他没有兜圈子，直接告诉萧处长：“我给你们编一个军没问题，但事情发生在华北，必须先有张学良点头才行！”
拿到蒋介石批的条子，萧振瀛马不停蹄地继续赶路，去天津找张学良。

　　天津的情况，比南京更麻烦。

　　张学良对西北军倒没什么坏印象，可西北军当年的老同事孙良诚不甘寂寞，居然也来跑门路，想收编西北军。最要命的是，老孙已经先找了张自忠等人，看到对方不感冒，就干脆自行去张学良那里疏通，打算借势压人，搞强行收编。

　　对付孙良诚，萧振瀛也是十分费工夫。他先是利用自已在东北军的人脉（萧振瀛最早是东北军出来的）开展关系，然后重点公关一个人：张学良的门房。

　　即使是全国第二的华北王，张学良一样要住房子，一样需要门房和传达室，而他要见谁、不见谁，都要通过传达室才能进行。萧振瀛没有本钱拉拢大人物，只好盯准一点下手，拚命找门房拉关系，最后把仅存的一点经费也送了出去，只为一个简单的要求：调整会客秩序，保证他先见到张学良。

　　如此不担风险的横财，门房当然是不加思索地收下来，而萧振瀛也就顺理成章地见到了张学良。当然，见客的名单都是少帅点头定的，门房只是按公务排了一下顺序而已。

　　见到张学良，萧振瀛也很乖巧。他知道张学良非常想进驻山西，可阎锡山虽然走了，地方军政大权却一直插不进去，弄得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吐不出。

　　吞并一块地盘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接管的。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多年，地方政务早就随着他走，张学良年轻没有经验，对这帮不合作的老狐狸想尽办法，就是办不了事，又派不出有手段的人，十分头痛。

　　明白张学良想要什么，萧振瀛心里就有数了。他告诉张少帅，阎锡山不肯收容西北军，大家都对他恨得牙痒痒的，非常愿意在少帅领导下团结起来，跟山西帮的土财主们顶牛。

　　张学良虽然是北方王，毕竟能力有限，玩不转那些政客，听到有人替自已跟山西帮较劲，张少帅十分心动；加上身边的人也都说萧振瀛好话，最后终于松了口，同意给宋哲元一个编制。

　　这段时间里，孙良诚派出来的人一直在天津，等着见张学良。奇怪的是，每次传达室都告诉他，少帅很忙，过几天才能来见你。

　　少帅府门槛总要高一点，孙良诚也不敢硬闯，老老实实地回家等着，直到最后才见到张学良，这时宋哲元的委任状已经先发出去了。被坑得灰头土脸的孙良诚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呆在天津，当他的下岗将军，而宋哲元则开开心心地上了任，张学良给他的编制，是第三军（后来改为二十九军）。

　　宋哲元当然是军长，萧振瀛做了总参议，其他人包括总参谋长张维藩、副军长刘汝明、秦德纯及两个师长张自忠、冯治安，还有旅长赵登禹。

　　之所以列出这么多名字，一方面是因为第三军搞的是民主集中制，任何事情都要由八个人集体商量，不能象冯玉祥那样专断独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今后的风云际幻中，张学良会被骂成卖国贼，蒋介石会被骂成骂国贼，他们八个人则会横空出世，成为举国瞩目的大英雄、大豪杰、大侠客，风头直压过文天祥、岳飞一类典型爱国偶像。

　　然后，他们中的有些人，也被骂成了卖国贼。
打李宗仁，打冯玉祥，打阎锡山和冯玉祥，打完阎冯接着防张学良，蒋介石很忙。

互相愛

萧振瀛，字仙阁，1890年5月2日生于吉林省扶余县四马架村。1947年5月8日病故于北平。原籍山东省文登市大张村。祖父逃荒下关东，落户于松花江畔。萧青年时以法政大学学生投军，历任东北军孙烈臣部营长、参谋、军法官、吉林田赋局局长，以及参议院议员等。后以指责吉林省政，并成立民治会，不容于吉林省省长王树翰，而离东北。

　　萧经李鸣锺介绍，参加西北军。历任绥远省临河县、五原县县长，包临道尹，西安市长，军法处长等职。并以西北军代表去苏联工作过一时期。西北军大小头目都是互拜兄弟，以相拉拢。以之，萧在西北军中被称“萧大哥”，群相信赖。

　　萧和冯二人反目，始于1927、1928年冯在西北“清党”时，滥肆捕杀。萧时以军法处长之位，出于义愤和人道释放了被捕中的3000余名青年。知名者有于振瀛、李子健、陈健民等。冯以萧违犯军令并怀疑萧在苏与苏有勾结，欲杀萧。萧得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冯治安等支持及闻承烈、张树声从中说项而了。二人从此结怨。冯在“联苏反苏”、“投蒋倒蒋”、“联阎打阎”中一再失策及在部队各将领纷纷倒戈下垮台。但一直不甘寂寞伺机欲起。当萧在华北开山立府后，冯藉萧母办寿特派闻承烈持其亲笔信及贺礼向萧联络，而萧则仍一再排斥冯推荐之人员，拒冯介入，冯大恨。抗战起蒋自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萧任第一战区总参议，冯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当时前线大皆为原西北军将领，冯积极拉拢，要藉机再立山头。萧向大家提出现国家民族存亡之秋，不容再割据分裂，要拒绝冯之野心。众将一致拒冯。冯急，三次派人暗杀萧。在泊头车站，萧临时改乘汽车去冯治安防地，萧离其专车后，专车即被冯之便衣队枪击，车上卫队一兵士及参谋霍占一受伤，事遂公开，冯即被撤职。1943年张树声在重庆将其一徒弟之信交萧，信中述说他曾是冯卫队长，当时受命带人在前线暗杀萧。因其叔父在西北军中曾被萧释放过；故均没有伏击。1943年孔祥熙生日，冯去祝寿与萧相遇，冯向萧伸手，萧当众拒绝，成为一时笑谈。

　　1930年夏，蒋、冯、阎、桂中原大战，西北军解体。张学良受蒋介石委托主持华北军政，处理冯、阎善后。萧振瀛在西北军中结义甚多，颇孚众望。众将领便推萧出面召集余部，重新组织军旅。萧在运城召开西北军由张自忠、赵登禹、李文田、冯治安、何基沣、张维藩等组成的军官会议。众意欲举萧为首，或举张自忠，但萧力排众议，倡拥宋哲元出任新军军长。委任萧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嘱其“向张学良请令”。萧随即赴天津面张请委，张学良将该部队编为东北边防陆军第三军，任命宋哲元为军长，萧任总参议兼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代表和军法处长。1931年，此部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何基沣将军说：萧振瀛“是二十九军缔造者”，官兵一致认为，组建二十九军，萧为首功。
1932年初，二十九军进入察省。8月，萧被委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翌年初，日军进犯热河省，萧代表二十九军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3月，热河省陷落，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长城各口。二十九军兵分三路，夜袭敌营取胜后，继续扩大战果，夺回高地，共歼敌五千余人，重创日军，受到国人赞扬。

　　1934年，萧任察哈尔省代主席。11月26日，明令萧任察哈尔省主席。

　　1935年12月萧改任天津市长，翌年1月，萧兼任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委员。

　　1935年12月至1936年6月，萧任天津市长期间，曾下令减免河捐、人力捐等七十四项捐税，制定计划兴修农田水利。在同日方多次接触中，萧坚持主权原则，拒绝日本修筑沧石铁路和成立天津电力公司。

　　西安事变后，萧在南京调和孔祥熙、宋美龄主用人情营救与何应钦主用生兵讨伐之矛盾，并赴苏使馆洽谈，请求第三国际协助解决。蒋回宁后，萧汇报华北政情，1937年被委任为经济考察专使，由东北大学代校长刘凤竹作为秘书陪同，专程赴欧美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奉蒋电如取道美、菲回国。1937年8月初抵沪。至宁谒蒋后，被委为第一战区（蒋自任司令长官）上将总参议。受任后，即赴华北前线，以战区长官部名义抚慰坚决抗战的二十九军官兵，并将该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同时，将原东北军万福麟部、西北军庞炳勋、张荫梧部以及原政敌石友三部等一一抚归第一战区。

　　1938年春，第一战区改任程潜为司令长官，萧留任总参议。冬，武汉陷落，程调离第一战区，萧随国民政府撤至重庆。

　　1940年夏，萧从朋友口中得知，蒋欲加害于他，故辞去军政职务，定居在郊区山洞西山新村寓所（原林森寓址），致力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益事业，然亦经常同前线部队保持联系。何基沣因访问延安事被拘禁审查，萧曾出面力保，使何得以重返前线。萧亦时常参与原二十九军、原东北军及川军中有关人事、军政、事务的谋划。1941年，萧在重庆组织打捞公司，之后，联合原二十九军部分将领和东北同乡创办大明公司。1942年，在刘航琛、潘文华、杜月笙等人的资助下，创办大同银行，萧任董事长，下设十余分行。同年，与阎宝航、高崇民等人创建胜利建国会。1943年，创办东北松花江中学，收东北流亡学生五百余人免费就学；后又创办东北儿童教养院，免费收养东北籍儿童五百余人。此外，还办有大文书局等实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萧与董事、股东们议定将部分实业迁至平津。1946年春，萧举家迁回北平，萧本人仍致力于大同银行等实业。

　　1947年5月，萧突发脑溢血病，昏迷数日后，在北平病故，时年57岁。国民党军政要人李宗仁、孔祥熙、于右任、程潜、傅作义及原东北军元老莫德惠，重要将领马占山、李杜，原二十九军将领刘汝明、李文田、何基沣等都亲撰挽诗、挽联以示悼念。

互相愛

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领袖。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月24日被国民政府枪杀于上海，终年51岁。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照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互相愛

向忠发(1880一1931)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1922年8月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12月任汉冶萍公司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从事码头工人运动。1923年2月参加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3月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参加中四大，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的工作。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管职工运动。lO月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八七会议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苏联，他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底从苏联回国。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盲目地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了立三路线。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1931年6月22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次日晚即被枪毙。

互相愛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联合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他又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党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他实际上并未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是年底回国。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却被王明等人所控制。同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两天后即被枪毙。当时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情人——一个妓女，被国民党审讯时，那个妓女坚决否认认识向忠发，但是向忠发却很快就提供了我党的情报，周恩来把他称作：“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照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互相愛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同年10月，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届一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1931年从苏联回到中国。

1931年4月顾顺章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之后供出共产党机密，包括向忠发右手一指半截的特征。

6月22日亦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亦向国民党招供。

6月24日向忠发被国民党枪杀于龙华。

互相愛

何孟雄，原名定礼，字国正，湖南炎陵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
1919年3月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做旁听生，投身五四运动，为北大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1920年3月加入李大钊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与邓中夏到长辛店开办了工人夜校。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全国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1921年秋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成员；同年冬任首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兼组织委员。1922年8月建立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领导工人进行讨薪斗争。10月领导京绥铁路工人罢工，历时3天。1925年5月1日在张家口任首任京绥铁路总工会秘书长，旋即因病回湖南家乡。1931年1月，何孟雄在上海被捕，2月7日英勇就义，年仅32岁。

互相愛

罗章龙（1896年11月30日-1995年2月3日）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中国早期革命家、政治家。罗章龙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曾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之一。他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先后组织领导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他也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三大至六大连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1931年初，他策划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1934年起，任河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建国后，罗章龙先后在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起，他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

互相愛

柔石（1902年—1931年），原名赵平复，化名少雄，浙江宁海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深秋，在鲁迅的帮助下，柔石和崔真吾等人一起组织了旨在介绍东欧、北欧文学，输入外国版画，提倡刚健质朴文艺的“朝花社”。后来，鲁迅又推荐他担任《语丝》的编辑。1930年初，自由运动大同盟筹建，柔石为发起人之一。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柔石曾任执行委员、编辑部主任。同年5月以左联代表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1月在上海被捕，同年2月7日与殷夫、欧阳立安等二十三位同志同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遗著有《柔石选集》。

互相愛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全国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在1930年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但不久就认识改正。在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蒙冤逝世。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互相愛

顾顺章

　　顾顺章，青帮头目出身（和向忠发类似），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武艺高强加上表现活跃，他很早就当上了鲍罗廷的卫士，并在二六年同开国大将陈赓一道前往苏联接受特工训练（那时叫“政治保卫”），专职暗杀一类“湿”活，是莫斯科训练出来的间谍高手、通才型精英人才。从暗杀绑票到化妆刺探，顾老大全都是信手拈来，甚至没钱的时候，还能在街头耍魔术赚钱，实在算得上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战士。
作为情报界的谍中之王，顾顺章是周恩来的下属，协助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也就是传说中的“红队”）的科长，负责率领“红队”搞暗杀叛徒、绑票募款一类事情（当年组织很缺经费，所以各种招数都有）。因为功劳大，顾科长还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作为间谍头子，必须要有高度的忠诚和纪律，但上层组织已经腐化堕落，顾顺章又是青帮出身，自然也会沾染些作风问题。渐渐地，贱贱地，顾老大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弱点，终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九三一年，已经有其他打算的顾顺章象往常一样执行任务，奉命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完成任务后他没有回上海，而是跑到汉口，在那里有个漂亮女人在等他。

　　出来泡妞是要花钱的。很快他的钱就不够用了，顾顺章也不着急，直接跑到街头去卖艺，用他擅长的魔术揽钱。

　　和往常一样，顾老大的手法很高很专业，吸引到不少人掏钱，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对于一个特工来说，最大的保护是隐蔽，最大的危险则是暴露。顾顺章虽然姓顾，却没有顾到这条原则，于是他很快被叛徒发现，然后被抓了起来。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顾顺章没有反抗，也没有逃跑，反而很轻松地告诉来人：我不是普通人，是共产党的中央常委，同周恩来都平起平坐，现在愿意跟你们合作，送我去见蒋介石。

　　顾顺章的反应让武汉侦缉处的蔡孟坚大吃一惊。通常来说被抓到的人不是痛哭流涕，就是茫然想死，没有谁在枪口面前还敢讲价钱的。但犯人既然敢狂，显然有狂的资本，只是不管怎么追问，这位顾大爷就是不肯开口，反而恐吓他说：“共产党中央在上海是我和周恩来负责，这么大的事情你担待不起！”
如此重大的情报，确实不是汉口的警察局能担待得起的。蔡孟坚马上给上司徐恩曾发报，要求派军舰押送犯人，后来又提出，最好是让飞机来，因为军舰太慢。

　　派军舰飞机的事，蔡孟坚没有告诉顾顺章，而想吊人胃口的顾顺章也没有告诉他，徐恩曾虽然没有问题，但他的秘书钱壮飞却是地下党。

　　从理论上讲，蔡孟坚的电报发到南京，徐恩曾收到后就会有反应。但抓到顾顺章的那一天，徐恩曾去了上海，密电是钱壮飞签收的，而钱秘书作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党，早就偷偷留了徐恩曾的密码。

　　在武汉的顾顺章很得意，眼看就能立下大功，过上美好的生活；而在南京，钱壮飞很着急。

　　顾顺章不仅知道自已是地下党，也知道中央的所有情况，现在已经不可能把他灭口，只能想办法挽救危局。钱壮飞紧急派人去上海，通知周恩来把整个机关全部转移，同时继续留在南京，若无其事地值班。

　　过完周末，徐恩曾从上海回来，钱壮飞仍在坚守岗位。他平静地把封好的电报交给上司，然后往办公桌里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南京。等徐恩曾译完电报再要找人的时候，他最信任的钱秘书已经消失在人海中，再也不见身影。


　　顾顺章叛变了！

　　据王明的老婆孟庆树回忆，租界巡捕房代号“老鲍”的内线已经送来了国民党破坏机关的命令（这一条真实性待考），此时南京马上又送来同样的坏消息，顿时震动了整个共产党中央。

　　作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周恩来等人应该是不信神的，当然也不信有什么世界末日或天塌下来的传说，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却让他们真实感觉到，天要塌下来了。
一直以来，不管环境有多恶劣、远东局有多脑残，上海的中央总能正常工作，指挥全国套情报、搞暴动，特务找不着，巡捕抓不到，不小心落网了有人保，偶尔出现一两个危险的叛徒，特别行动队能立刻找上门去执行家法。不管蒋介石恨得如何咬牙切齿，中央都是稳如泰山，丝毫不担心外面的风雨，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有顾顺章。

　　现在顾顺章叛变，等于门神主动带着小鬼来卸门板，问题就不是怎样挡住外面的风雨了，而是怎样在大小鬼上门之前，赶紧逃命。

　　首先遭殃的，是监狱里的共产党员。

　　在国民党监狱里，关有不少嫌疑分子，有的确实只是误会，但也有不少人是共产党的高层，正隐姓埋名混在犯人里，等机会脱身。对这类人来说，顾顺章的到来，等于是直接判了死刑。顾顺章不仅对他们十分熟悉，而且熟知各种应对审判的手段，一听案情介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他的审核下，恽代英、蔡和森等知名共产党员纷纷暴露身份，最终死在委员长的屠刀之下。

　　这里必须要说明一点。顾顺章虽然叛变，但关键的地方却没有告诉国民党，就是他一直负责共产国际远东局国内线的交通（国际线是牛兰负责，牛兰也被抓了，但一句话也不说，最后经苏联通融放走），知晓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重要内幕，包括远东局在上海的组织情况和领导人的机密，但没有吐露一句，国民党对这些核心消息也是一无所知。当然不是顾顺章讲纪律，而是他懂江湖的规矩，中国共产党确实奈何不了他，但如果把事情闹得太大、得罪了苏联远东局，很容易把斯大林惹到发毛，那就不是小小的蒋委员长能罩得住的了。
虽然顾顺章没有把事情做绝，但是对周恩来而言，似乎并没有很大差别。事情是他手下闹出来的，作为直接责任人，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收拾残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周恩来一直笼罩着神秘的色彩。谁都知道他地位重要、资历超然，但要说起他的事迹，却总是云遮雾罩，让人摸不透底细；个别缺心眼的人甚至骂他是华山派的岳不群，好象他瞒着别人做些见不得人的事一样。

　　抛开那些政治的偏见与谩骂，周恩来的历史并不复杂，他只是一个跟对了领导的革命家。

互相愛

张申府（1893年6月15日－1986年6月20日），原名张嵩年，字申甫，河北献县人。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二三十年代第一个把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罗曼·罗兰、罗丹、巴比赛、罗纳、伊本纳兹、罗素等翻译并介绍到中国。同时，他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活动家之一。张国焘由他介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因政见不同退 党。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57年右派分子，全国政协常委。1986年逝世。[1]

互相愛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在被军阀张作霖捕后，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于1927年4月28日英勇就义，是伟大的革命先烈。

小白杨5201

不明白

ysaiming

真的这么拽？

该用户使用麻辣社区手机客户端登录 丨你的言论影响四川

ysaiming

关于主席的文章。

该用户使用麻辣社区手机客户端登录 丨你的言论影响四川

ysaiming

学习了

该用户使用麻辣社区手机客户端登录 丨你的言论影响四川

互相愛

长沙

互相愛

九一八

　　所有的一切，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号之后都不复存在。中国的领土不再完整，主权摇摇欲坠，国家接近覆亡，而要明白这一切，必须先理解一个名词，叫做军国主义。

　　所谓军国主义，是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这是字典里对军国主义的定义。考虑到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这种这种催眠般的教条，我决定多花一点篇幅，讲讲我对这个词的理解。

　　大家都知道，在文明国家，一个人只要不是富二代或官二代，想要出人头地或做出一点事业，必须要受教育、多读书。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是无数穷人家的孩子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得出来的成功经验。

　　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年轻人都要读书，选自已有兴趣的专业，然后拿着文凭进公司或考公务员，做生意、搞政治，海阔天空任凭发挥。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是金子，就不怕没有发光的时候，实在不行还可以学何成濬，跟人拜把子也能拜出一片事业，实在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而在当年的日本，一切就简单多了，因为一个人想要出人头地、事业有成，拚爹是不容易的，走关系也是有困难的，最重要的出路是读军校。从小起读陆军幼年学校，长大后读日本士官学校，最后的成功之路是读陆军大学，然后凭在军校里的成绩、资历参军，一步步熬到将军、元帅。

　　从什么也不懂的小娃娃，一步步成长为帝国军人，每天立正稍息，不管是课内还是课外，都在教你怎样打仗、怎样攻占别人的家园，怎样掠夺和杀戮。至于国家发展十分必要的政治、经济、外交课程，那都属于二流学科，有志于做出一番事业的帝国军人根本不屑多花时间；而且军事课程专学进攻，不考虑防御守卫（战术防御除外），谁要在学校里研究防守，自个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长期的压抑驯服，繁重的课程，论资排辈的职业前景，加上天天都研究烧杀抢掠，造就了一大批心理阴暗、人格变态的帝国军人。全世界的精英都在忙着开工厂、修铁路的时候，日本的国家精英却在军队里天天磨刺刀，边磨边眦牙裂嘴：不打仗不能烧杀抢掠，人生价值就得不到体现，日子过不下去啊，过不下去！
之所以出现以上奇特情况，是有深厚历史原因的。从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算起，日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打过大仗，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主要是海军在巡逻，基本上不怎么死人。没有仗打，军人就没有战功，只能一点点熬资历，等前辈们死绝了才能升官；而我们都知道，日本人虽然人品不怎么样，寿命却是最长的。

　　所以在日本的酒馆，经常可以见到如下奇景：一群军人如丧考妣地嘶嚎，声称日本又受了什么欺负，而领导国家的那帮“国贼”却是属乌龟的，不肯勇敢地站出来扬帝国的志气。不管是什么事，不管日本是否吃亏，总会有精力过剩的军官跳出来嚷嚷，痛骂政府不给力、军部不雄起。

　　不花钱的表演，当然不看白不看。不过看久了，大家也就渐渐习惯起来，这帮丘八除了打仗什么也不懂，成天就是想拿别人的脑袋升官，唯恐天下不乱；碰到任何事情都只有一个主张，就是带兵杀过去，把所有人杀光，日本就能强大昌盛。

　　年轻人胡言乱语不稀奇，但稀奇的是胡言乱语的都是军人，而军人的天职应该是服从。看着一帮手下拉帮结伙、四处反对和谐社会，军部和各级政府居然熟视无睹，挨了骂也是忍气吞声，实在是一件蹊跷的事情。不懂日本国情的人甚至以为鬼子的言论自由比较高，但知道内情的人都是耸耸肩膀，什么话也不说。

　　因为当时的日本国家元首--裕仁狗天皇，每天在心里也是这样胡言乱语的。

　　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全日本最高领袖、名叫裕仁的昭和天皇才三十岁。

　　由于传统文化限制（为保持天皇血统纯正，婚配只在几个家族内进行），日本历任天皇都是近亲结婚的产物，质保环节没有跟上，生出来的种着实不大过关。裕仁从小就发现有先天遗传病，为了保证这个娃娃能长大，他爹明治把他寄养在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家里；六岁后进皇家学习院，院长是制造旅顺大屠杀的陆军“军神”乃木希典大将；好不容易乃木跟随上一任天皇自杀了，他才学几年生物平和一下情绪，马上又被拉进东宫御学问所，继续学军事，所长（总裁）是日本海军“军神”东乡平八郎。

　　孤独，阴霾，繁复纠结的宫廷人际，心怀鬼胎的各路大臣，近亲结婚带来的遗传问题，加上成天跟军头军神学杀人，不是在大海上杀就是在陆地上杀，养成了裕仁野心勃勃而又深沉多疑的性格。很多人--尤其是日本人--不知道的是，裕仁除了定期出席国事会议、听取大臣汇报并点头称是外，还有不大光彩的另一面，就是精通暗语、擅长制造潜规则，并且嗜杀。
裕仁十分希望在治国成就上超过自已的老爹，具体来说就是杀更多的人、抢更多的地盘。他老爹抢了台湾、朝鲜，打赢了俄国，裕仁就想抢整个中国，打赢英国、美国、苏联及任何挡在路上的国家，最好是打遍世界无敌手、把膏药旗插遍全亚洲，才能显出自已的雄才伟略。

　　当然，在征服亚洲及世界的过程里，肯定会死很多人，会杀掉很多无辜，会给平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从他几个老师的品行及后来的表现来看，裕仁对搞阴谋、玩手段一类勾当，是有相当兴趣的；对和平、安居一类东西，则是相当没有兴趣的。

　　而要实现统治世界的梦想，他首先要对付的不是中国，也不是俄国，却是身边满脸恭顺的大臣。

　　经过二十几年不打大仗（不是不打仗）的生活，虽然军人地位很高，但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文官集团，军队同他们之间达成了权力平衡，共同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行。国家高层已经习惯了正常人的生活，按步就班也能爬到最顶峰，然后领一笔退休金回家，对打打杀杀的冒险兴趣不大。

　　国泰民安，臣民拥护，本来是件好事；但到了裕仁那里，却变成了麻烦。

　　三十岁的天皇从小就学打仗，长大了就在地图旁边想打仗。可是军部的老头子和内阁的文官们永远都在说，仗是不好打的，国家是折腾不起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干的，天皇陛下只用享福签字就可以了。

　　裕仁很生气，后果很不严重，因为这些不喜欢折腾的老头子并不是一小撮人，而是代表一个庞大的集团，辈辈相传、根深叶茂，一张嘴就是俺当年跟你爹如何如何。自已身为天皇，不能有失身份去吵架（也吵不赢），经常还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这帮老家伙都是多年熬出来的油渣，嗅觉比狗精，反应比兔子灵，急了眼比狼还狠，要是和他们直接翻脸，只怕明天就要被驾崩。
既要保持明君形象，又要不动声色地踢开文官集团和军部的老头子，实现自已大权独揽、称霸世界的梦想，裕仁只能扶持第三股势力：少壮派军人。

　　作为国家全力培养的高级人才，日本军人的精英生涯，其实是不太精英的。

　　住在军营里，成天被上司欺负，不爽的时候就欺负下属，吃的军粮永远单调无味，拿的薪水只能说强差人意，最重要的是，学了十几年打仗，满脑子都是跑别人家抢东西，最后参加工作才发现啥也用不上，只能呆在酒馆妓院里面吹牛混日子。在军校的时候，天天排成绩、论座次，毕业了就跟着师兄们一块熬资历，等着几十年后拿一份勉强体面的工资退休--这就是和平年代大部分日本军人的职业规划。

　　年少气盛的裕仁野心勃勃，渴望权力；年少气盛的日本军人也一样希望出人头地。无数次他们希望能打一场恶仗，带着大军攻城掠地，同士兵一齐肆无忌惮地强奸、抢劫，然后在无数观众欣羡的目光中接过勋章鲜花，向大家展示自已烧杀抢掠的成果：地图上这一块地方，是我抢来的！

　　每一次他们雄心勃勃地向上司建议打仗的时候，军部的老将军们总是不屑一顾：你们懂什么，一边呆着去！

　　于是每次年轻军人们都被轰出来。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国际关系有多复杂，不知道国家经济怎样运转，不知道正常人的生活有多美好，但他们知道一点，只要那帮老头子在位，自已就永远只能愤愤不平地缩在角落里喝劣质清酒，然后在酩酊大醉中好梦一日游，第二天醒来，屌丝依旧。

　　本来在学校的时候，帝国的少壮军人们心理就比较阴暗；毕业后长期关在军营里看一帮老头子的皱皮脸，成天梦想如何去其他国家抢劫强奸、杀人放火，日复一日地变态下来，终于蛋疼菊紧，憋成了内伤。

　　于是裕仁站了出来，告诉内伤的军人们说：你们心迹甚好，朕很是欣赏，跟我走，有出路！

　　几乎不需要多少动员或劝说，少壮派军人全都选择了裕仁，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一个叫石原莞尔的陆军大学毕业生。
石原莞尔，日本陆军杰出战略家。

　　作为日本帝国的精英，日本陆大毕业的学生在专业上还是突出的。例如后来登场的土肥原，当特务时能拉起一班人马，做师团长则能带着机械化师团横冲直撞，正所谓文可提笔坑天下，武能上马乱乾坤，总之只要是捣乱害人的事，样样都能精通。

　　但捣乱是一回事，把捣乱上升到战略高度的就不多了，而石原莞尔就是这“不多”的人渣之一。他的危险之处在于，此人工于心计，办事脚踏实地，订的战略非常实际，非常可行，极具破坏力。

　　虽然战局几年后没有象他想象的那样发展，但是必须说句公道话，并不是石原订得不够好，而是时局变得太快， 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缘故。

　　石原是个很聪明的人。聪明人难免比较傲骄，而石原的特点是不仅对同事傲骄，对上司也毫不留情，经常挖苦领导；加上他不讲仪容也不爱洗澡，经常臭哄哄地挤进人堆指手划脚，所以没几个领导喜欢他。在陆军大学的时候得罪老师，本来能拿第一名的成绩硬是降成第二；同样的道理，他参加工作后，想在陆军省出人头地也没有资格，东晃西晃，最后只能去关东军，当一名小小的参谋。

　　一九二九年的时候，石原已经四十岁，按资历熬到中佐。作为一名情商不太高（或者说极低）的帝国军人，他没有战功，没有自已的嫡系部队，孤零零地扔在异国他乡，除了天天跟一帮头脑发热的军人吹牛外，没有别的爱好。如果没有意外，石原中佐大概能在退休前混到一颗将星，然后拿着薪水回家喝茶，继续天天侃大山。

　　想闹事总能找到机会的，尤其象石原一类不甘寂寞的人。二九年七月，关东军搞了一个活动，在中国东北进行一趟参谋旅行，主持旅行的人，是石原的好朋友、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大佐（上校）。

　　板垣征四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甲级战犯。

　　从某种意义上讲，板垣大佐从一个普通军人走向犯罪，直到最后恶贯满盈绞死在巢鸭监狱，都从这趟不起眼的旅行开始。
其实板垣的旅行本身并没什么。参谋们出差公干，无非是观察地形民风，看看开战时哪里可以屯兵供粮、哪个地方比较险要，个别办事认真的还会偷偷画个地图。全世界的参谋们都一个德性，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也说不上什么不应该。之所以这趟旅行比较要命，是因为旅行的时候，不甘寂寞的石原中佐向大家发了一份战略规划，作为他多年钻研的心得。

　　石原的这份战略规划，大概可以归纳成几句话。日本代表东方文明，同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将来肯定会有一场大决战，而日本的实力显然不够支撑这场大仗；可是大和民族骨骼精奇天降重任，形势十分迫不得已，本着你不下地狱难道要我下地狱的精神，必须尽快吞并中国的东北和蒙古（满蒙），作为战争的生命线；然后，日本要同苏联保持友好、让美国保持中立，先打败英国、抢到东南亚的殖民地后，再同美国翻脸，最后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决战，彻底征服亚洲，走向世界。

　　纵观石原的通篇规划，准备详细、步骤明确，胆大无耻而又有张有驰。苏联的重点不在远东，只要不去主动招惹，就能空出力量来对付英美；美国对打仗兴趣不大，只要小心避开雷区，争取一点时间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而中国的中央政府控制能力最远只在华北，因此吞并满蒙虽然会让中国人恼怒发狂，中国政府却没有干涉的能力，只能坐在南京生闷气。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事情大致是按石原的想法进行的。石原只估计错了一个细节，就是他手下那些想升职的二愣子军官，虽然和他一样做梦都想升官，却并不和他一样明白，什么才叫战略。

　　看过石原的报告，板垣等人都是热血澎湃：几十年不能犯罪真难受，终于有人给出指导思想，知道怎么害人了！
但是不管同苏联打还是同美国打，石原的计划都有一个困难，就是必须先吞并东北和蒙古。对这个问题，石原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以关东军的实力，足够吃掉张学良的东北军，没问题！

　　说这句话的时候，关东军只是一支驻在东北的铁路警备队，在编兵员一万多人，装备主要是几十年前设计的轻武器及少量火炮；而他们的对手，是二十多万东北军，装备精良，拥有坦克、重炮和现代化的兵工厂，还有几百架飞机。

　　然而石原不屑一顾地说，打败张学良、吞并东北，没有问题。

　　对石原的自信，不少人其实是有点想法的。因为傻子也看得出来，铁路警备队同精锐东北军之间，有着巨大的实力差距。

　　但是石原仿佛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尤其在二九年年底，他和板垣等人看过东北军同苏军打仗的表现之后，石原信心更是无比充足，当场表示，以关东军的能力，拿下沈阳连两天都不用。

　　张学良固然差劲，但沈阳是他长期盘踞的大本营，石原如此小看，未免轻敌了点。正当所有人都在心里不以为然的时候，石原又加了一句话：“对付张学良，我连家传的宝刀都不要，只要用竹刀就可以了！”

　　狂人，十足的狂人。
夸完海口，石原开始着手实施他的战略规划：在关东军及东京军部宣扬自已的满蒙生命线理论，寻找一同冒险的同道，这项工作主要由板垣完成。

　　板垣不愧是高级参谋，很快就找到了几个得力同盟：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参谋本部冈村宁次、东条英机。

　　以上几个人，都在后来的战争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研究石原的阴谋战略时，他们的军衔都还只是大佐。

　　所谓大佐，就是给老大做辅佐，说的话虽然不够份量，但弄点花样搞小动作，却也不难。

　　而军衔更低一级的石原，连承上启下的级别也不够。他告诉板垣，虽然东北军不堪一击，但具体行动还需要精密的策划，必须花时间认真准备，前后需要的时间，是两年。

　　于是板垣一趟又一趟地在东京和关东军里宣传石原战略、一个又一个地拉人；而石原则一趟又一趟地在东北旅游，地点是中国的吉林、辽宁、黑龙江三个省，旅游目的也很简单，为将来的战役准备行动地图。总而言之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随着石原一步步搞战略推销，东北的中日冲突，开始变得激烈起来。

　　本来是中国的土地，一定要驻上日本的军队、商号，一定要往那里殖民，还要派间谍、绘地图，不起冲突才怪。但奇怪的是，张作霖在的时候，日本人不管怎样闹事，最后都无可奈何，而张学良时代，日本人每次都能把没理说成有理，然后气势汹汹地问罪。
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张学良的对策也十分简单，就是沿用他老子的办法，拖。

　　日本人不管怎样问罪，都是上面拖下面、东家拖西家。拖到最后自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正关东军就一万来人，撑死也反不了天。

　　这个计策，从张作霖时代流传到张学良，一直是居家旅行、赖帐卖萌的不二法宝。只是张学良不明白，张作霖敢拖，是因为他不怕跟日本人翻脸，而张少帅虽然也拖，却前怕狼后怕虎，不敢同关东军真刀真枪地干仗。

　　说到张学良，左右幕僚都只能长叹一声，因为张少帅的作风，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作为全国著名富二代、民国四大帅哥之一，张学良一点也不象想象中那样古板。他做什么事都喜欢赶时髦，例如摩托车刚出来的时候，他就喜欢开摩托，后来有飞机，他又去学开飞机，有事没事在天上转来转去。

　　喜欢新潮，喜欢漂亮女生，并不是什么大错。但张少帅除了这几样爱好，还沾上了一件不该沾的东西：毒品。

　　民国军阀大都会吸两口鸦片。要命的是张学良年纪轻轻，不光喜欢吸鸦片，还染上了吗啡毒瘾，整天昏昏沉沉，不来两针就没有精神，已经到了不能正常工作的地步。中原大战的勾心斗角，前线后方战情瞬息万变，无时无刻不在消耗他的宝贵精力，此时的张少帅骨瘦如柴，已经快要没有能力顾及内政外交了。

　　对张学良的表现，几乎所有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纨绔子弟。

　　在大家看来，张少帅如此自甘堕落，完全是忽略了思想工作的结果，说明一个人平时不注意加强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就很容易发生道德堕落，进而导致生活腐化、无法满足工作需要，最终对党国造成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以上评论，纯属胡扯。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一九三一年前的张学良都是成功人士典范。他控制着东北、占领了华北，是全国响当当的高富帅，实力已然超过国家元首蒋介石。之所以在上位后表现越来越差劲，主要还是因为压力太大。

　　以张作霖为代表的老一代东北军阀，几乎都是土匪起家，手下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指望他们真心去讲忠义道德，就象去妓院立贞节牌坊一样不靠谱。一九二八年张作霖在皇姑屯归天的时候，张学良差点被这帮老油渣弄下了岗，全靠奉系元老张作相大力支持，才当上了东北军的首领。

　　对张作相的做法，通常人们都会评论说，张元老真够意思，这个时候还不忘记自己的少主人。

　　这个评论，基本上是靠谱的，但也有一点例外，就是张作相去当东北军的头，恐怕局面马上就会一团糟。

　　张作相不敢当奉系老大，是因为东北军从来就不是一支完整的军队。

　　从一群土匪的杂合体开始，后来加入形形色色的各种成分，东北军内部派系林立，几个军头各有各的地盘。张作霖在世的时候，张大帅手腕最辣，谁敢不服上去就是一顿棒子；张大帅死了，这帮土匪头谁也不听谁，张作相虽然势力很强，却并不服众，他要是当老大，几个老兄弟是不会买帐的。

　　日本人敢炸张作霖，绝非单纯的解恨，而是算准了东北军那帮人群龙无首，不仅没有能力报仇，连团结都找不到基础，很容易被分化瓦解。所以形势逼人的时候，张作相看着中间那个座位热气蒸腾，就是不愿意坐上去烤屁股，反而抬出了年轻的张学良。

　　从某种程度上讲，张学良的地位，就类似于封建社会的弱势小皇帝，虽然人微言轻，但是几派大臣、外戚权力相互制约，反而可以达到一个奥妙的平衡，谁敢造反，其他人都能打着皇帝的旗号出兵摆平。这才是几派军头们看到张作相一心扶持“少主”时，全都点头同意的重要原因。
总地来讲，张学良就任新岗位后，工作还是很努力的。他深知自己不能拆几位元老的台，因此对他们的地盘都异常尊重，同时还不忘培养王以哲等少壮系军官，尽量发展自已的嫡系部队。而张少帅的工作难度也确实不是一般大，只要看第二年中东路之战时，他把援兵派去支援边防旅，结果援军竟然无法通过几个元老的防区，就能知道他在几个元老眼里的地位，那是真的没什么地位。

　　玩政治被大哥（蒋介石）坑，玩军事又被叔叔伯伯坑，少壮努力的张学良没有徒然伤悲，终于在一年后借着中原大战的东风，成功拿下华北大片地盘，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借着论功行赏的名义，他成功地扩充了自己的嫡系，也大大增加了自己在元老中的份量，成为位高权重的四公子之一、全国知名的高富帅。

　　但是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

　　二十七岁以前的张少帅虽然生活作风有点差（喜欢泡妹子），却也不算太荒唐。毕竟他十六岁就在老爹军队里当兵，出操站岗读军校都体验一遍，二十一岁就指挥旅级单位参加军阀大战，二十三岁当上军长，打的也是硬仗恶仗。普通人家的孩子这时工作还没几年，官二代张少帅却早已身经百战，小兵初上战场时的恐惧与困惑他经历过，大将决战关头的紧张与兴奋他也经历过，可以说是一步一堆血印走过来的。

　　工作如此危险、责任如此重大，平时搞点娱乐活动放松，实在不能算什么大事情；何况张司令并没有抢男霸女，甚至都不用光顾失足妇女，随便出去打个麻将，也有大把贵妇名媛排队找他放电。用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是玩女人，而是让女人们给玩了。

　　不管玩也好、被玩也罢，张学良的事业是成功的。他整合了东北军资源，又强吞下大半个华北，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但正如俗话所说的，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压力，他同时也给自已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具体来说，是平衡东北军势力、消化吞并地盘。

　　东北军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不少人都是听调不听宣，他的少壮派嫡系在里面不占优势，只能起到平衡作用；张学良既要满足土匪元老的要求，又要想办法扩充自己的势力，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而在另一方面，如何治理东北老地盘、管理华北新地盘，张学良也是焦头烂额。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吞并一块地盘似乎很容易，只要派兵过去竖上自己的旗子、吓得别人不敢来摘果子，就算万事大吉，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扩出的地方不是原始森林，军阀们必须派人去收税、开矿，维持秩序并保证安全生产（至少不要让事故增加太多的成本），才能源源不断地从里面收钱，用现在的话来讲，这是社会管理的一个系统过程。众多军阀可以没有节操，却不能赔本，否则占来的地盘就成了包袱，背着不是，扔掉也不是。最典型的是江西军阀朱培德，守着江西的大好盘面却不会经营，搞得省政府亏损连连，几乎连工资都要发不出来，最后只能狼狈辞职，跑到南京去做参谋。

　　老谋深算的朱培德都搞不定的事，年轻的张学良自然也是异常吃力。他在东北的水准只能说是强差人意，不过也不能怪少帅没水平，因为那帮元老们本来也高明不到哪里去；而新占领的地方又很难消化，象山西的阎锡山虽然走了，东北军派去的人却始终玩不转，搞得一个富得流油的省份到处出问题，大家都是怨声载道。

　　内部不团结，地方不服从，经济很麻烦，大哥（蒋介石）又危险，加上外交的日本、苏联都是虎视耽耽，张学良整天被一帮人包围着，不是请示就是报告。有数不清的事需要他过目，无数念头需要在心里打转，开会时每句话都要想几遍再出口，随时可能出现新的危机或冲突，这就是东北、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中华民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张学良风光八面的生活下，真实的另一面。

　　即使是五十岁的老政客，也不敢说自己能在这种环境里游刃有余，何况三一年的张学良才三十岁。紧张而繁重的压力下，女人已经不够发泄内心的压力，于是他开始寻求各种刺激，甚至学会了当时的新潮运动--开摩托，经常一身戎装在公路上飙车。而在这些手段都不够给力的时候，他只好不停地尝试更加新潮的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讲，这应该叫心理解压步骤的逐次升级。

　　不幸的是，张少良没有去找心理医生，却找上了感觉很舒适、后果很严重的毒品。于是他变得越来越颓废，直到最终差点玩成残废。
在各种资料里面，我都能看到对张学良的嘲笑和斥责。从后人的角度看，张学良确实有斥责的理由，因为他在三一年九月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但是我同时也觉得，一个二十多岁就能指挥一个军、同敌人真枪真炮对杀的人，一个几十万东北军的首领，单纯地说他是胆小鬼或懦夫，恐怕有些过于简单或片面了；因为那一天晚上退缩的并不只是这个年轻人，还有几十万大军和无数身经百战的将领，想要明白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必须把各种情况都理一遍，看透背后的各种利益交织。


　　一九三一年，九月。

　　此时离石原莞尔说的动手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该准备的情报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关东军和军部也拉到不少同伙。在石原眼里，万事俱备，不管有没有东风，这把火都到了不能不放的时候。

　　石原的决定，是在南满铁路上放一小块炸药、炸掉一段铁路，然后关东军以防范东北军挑衅为名发起进攻，一举端掉张学良的军事基地北大营、占领全沈阳，接着迅速扩大战果，占领东北。

　　这是个神一般的计划，也是个漏洞百出的计划。先不说关东军打东北军有没有胜算，突袭最要紧的是出其不意，他把南满铁路炸开一段，所有人都听到动静了，还怎么趁人不备呢？而且要打就要早点下决心，事后补一个理由也完全来得及，完全不用临时找借口。

　　普通人能想到的地方，石原天才当然也能想得到。之所以计划订得漏洞百出，完全是迫不得已，石原也有一肚子苦水：兄弟我有难言之隐啊！

　　石原的难言之隐，是关东军并不归他指挥。

　　虽然日本军人傲骄之气十分严重，但作为国家武装力量，帝国陆军必须听军部的指挥，如果没有陆军大臣的命令，关东军司令是没有权力随便调动军队的，更不能擅自同中国开战。所谓军人的天职是服从，石原中佐或东条大佐可以喝完酒瞎嚷嚷，总司令却必须十分谨慎，绝不能自作主张，否则形同叛国，坐牢、枪毙都是很自然的事。
所以石原只能先制造爆炸事件，然后派人冲击沈阳城，制造东北军向关东军挑起摩擦的假象，再逼司令部下决心开战，并把东北军赶出东北。考虑到手上兵力只有一万多人，想全歼二十万东北军不大可能，但要吓跑怯弱的张学良，却也不太难。

　　因为石原很肯定，张学良和他的下属们，并不知道进攻是他的命令，还是日本军部的命令；只要东北军不敢同整个日本开战，他的计划就赢了一大半！

　　石原的计划定好了。虽然漏洞百出，虽然困难重重，但还是找到一批人，愿意跟他一块冒险。很明显，这些人也是军人，想升官的军人。

　　有人手，有计划，有准备，石原下定决心，准备一举拿下东北三省，动手时间订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没错，石原动手的时间，是九月二十八日，不是十八日。

　　本来一切都很正常，但到最后关头，还是出了一个差错：石原的计划被东京知道了。

　　说起来拿下满蒙、开辟中国殖民地，并不是什么新鲜想法，从关东军到东京，个个都能说上一套。但吹牛归吹牛，没有首相点头、没有陆军部批准，大家也就当个乐随便听听，并不认为那帮二百五军人有什么搞头。

　　但石原的动静实在闹得太大。日本沈阳领事馆不停地往国内发消息，报告关东军状态不对，一会弄大炮，一会突然演习，一会又集结军队、从仓库里分发武器弹药，动向十分可疑，终于把外交部长弄出了疑心。这时石原手下的一个参谋去东京出差，业余时间喝多了酒，对着几个妓女不能自已，把石原的“雄图伟略”吹了出来。

　　酒馆向来是传递八卦消息的最佳途径，何况还有各种围观群众，很快这一计划就在圈子里传了开来，并且迅速传到了外交部长耳朵里。

　　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没事干的军人跟妓女吹牛，外交部长却不当它是吹牛，因为从关东军的动向报告来看，那帮疯子很可能不是随便说说，而是要动真格的。
擅自同中国开战、把帝国拖进外交危机，显然是十分严重的事情。日本外交部马上找到首相若榇，要领导出面，把事情压下来。

　　若榇也知道事关重大，于是要陆军部出面，搞定关东军的异动，具体负责人是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

　　在知道关东军的计划后，两个大将的第一反应和若榇一样，不同意。

　　所谓不同意，不是不想吞并东北，而是没有把握。

　　日本军人不是和平使者，天天做梦都想从哪里抢点东西，门口过辆粪车也要追上去尝尝咸淡，要说他们不想建功立业，那是骗人的鬼话。帝国陆军参谋本部早就订下了军事方案，采纳石原的满蒙战略，早日把中国的东北、蒙古并入日本版图。

　　虽然参谋本部已经有想法，但石原的计划还是略早了一点，因为按军部的要求，一年以后才能采取行动，这样准备会比较充足，时间也比较宽裕。

　　首相若榇要陆军大臣南次郎解决问题，陆军大臣就让参谋部长金谷去办。金谷范三身为大将，自然不会亲自跑去东北找小小的中佐，他也选了一个使者传达命令：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

　　身为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的军衔是少将，从职务、资历上讲，石原都比他矮好几头。因此金谷相信，石原一定会听建川的话，放弃他的计划，老老实实地按军部的指示办事。

　　金谷大将万万没有想到，看上去很正常的事情，执行起来却很不正常，因为建川虽然是金谷的手下，却不是听话的手下。

　　经过板垣等人的动作，参谋本部早就形成了一个“满蒙行动”小圈子，平时同石原一直保持密电来往，建川就是圈子里的核心人物之一。让他去劝石原放弃进攻，等于让狐狸劝黄鼠狼不要吃鸡，纯属无用功。
虽然是无用功，建川在表面上还是要尊重一下领导的。接到命令后，他马上做了几件事，一是让参谋本部的俄国班通知石原消息败露、叫他快点动手，二是订船票从东京去朝鲜，然后再坐车到沈阳。

　　从东京到沈阳，坐飞机只用几小时，但建川非要不辞辛苦地绕弯子，前后要花三天时间。这种做法的意思很明显，石原你要么在三天内开展行动，要么就只能等我来沈阳，然后给你传达指示。

　　箭在弦上，射不射你看着办吧！


　　当参谋本部密电送到石原桌上的时候，所有人都炸开了锅。

　　建川是九月十五号出发的，如果没有意外，他到的时候，是九月十八号。也就是说，十八号的时候，如果还不能采取行动，一切将前功尽弃，只能从头来过。

　　石原很头痛，几个同谋也很头痛。要想调动关东军、全面进攻东北，没有关东军司令点头是不可能的，可新上任的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并不是他们的人。

　　人手、物资调配不及，司令官也态度暧昧，石原只好召集同伙们，紧急开会研究。会场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直开到凌晨两点，什么结果也没有，最后板垣决定，用算命的方式决定。

　　在所有人注视下，板垣坚起一支铅笔，然后看它倒向哪边：左边是断然行动，右边是待机而行。

　　铅笔倒向了右边，意思很明确，取消行动，一切延后执行（其实就是不执行）。

　　正当大家都舒了一口气的时候，有人站了出来，脸红脖子粗地表示，不管铅笔倒向哪边，都要行动，你们不干，我自个干！

　　说这句话的人，是官阶最小的今田新太郎，大尉。

　　作为新毕业的菜鸟，今田本来是没有资格同大佐坐一张桌子的，只是因为有共同的理想（侵略抢劫），才攀上交情、成为亲密战友。但会开到了这个时候，今田的表态实在太猛，让几个前辈都感到脸上无光：一个才入行的小强盗都勇于抢劫，几个资深前辈却要当缩头乌龟，还有没有职业精神了？！
没办法，今田大尉敢顶撞板垣大佐，板垣大佐就只好勇于顶撞金谷大将，于是会议决定下来：准备三天时间，三天后行动。板垣负责迎接建川，然后坐镇沈阳；石原负责呆在旅顺，及时“帮助”本庄繁下决心开战，今田负责带队行动。

　　三天后，是九月十八日。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上，最有名的三次“下克上”事件之一“九一八事变”，就此拉开序幕。

　　虽然全日本都在讨论如何吞并东北、占领蒙古，但在东北军那头，仍是歌舞升平、气象雍容，因为东北军的总领导张学良，此时正在天津吸毒。

　　张少帅已经快成废人了。

　　毒品，醇酒，美女，很快就磨尽了这位民国高富帅的体力，连和人多谈几分钟话都十分吃力，整天靠打吗啡针维持生活。东北加华北的军政要务已经快要管不住，只能勉强交给亲信打理，总之一个信条，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凡事能拖就拖，能混就混，千万不要闹出乱子来。

　　张作霖在的时候，他还能靠着大树乘凉，现在张作霖死了，他自已就是大树。又要割据江山，又要吃喝嫖毒，张少帅的追求如此多样，最后也只好什么都凑和着来。只要床上有美女、身边有针管（注射毒品）就万事大吉，天塌下来他就挖个地洞等着。

　　在张学良的凑和下，全中国装备最精良的东北军迎来了他们的危机，也是全中国的危机：九一八事变。

　　九月十八号的夜晚，一切都很平静。
蒋介石早就告诉张学良，对日本人的挑衅，必须尽量忍让、不能发生冲突；张少帅也一再下过命令，日本人如果挑衅，必须“避免冲突”，绝对不许闹出事来。

　　领导既然有要求，下属当然是照办。沈阳的东北军主要是北大营第七旅，也是张学良的嫡系王牌。这个旅下辖三个团，共有一万多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轻重武器一应俱全，实际战力超过一个师，是东北军的绝对主力。但在十八号晚上，绝对主力第七旅的旅长、东北军少壮派军人王以哲，并不在军营里。

　　王旅长经常不在岗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毕竟军营很无聊，而沈阳城里的娱乐设施又比较多，晚上出去放松一下，也是工作需要。

　　王旅长走了，剩下三个团长当然也有自已的生活，全都离开了军营，在沈阳城里享受生活。一万多人的军事重地没有负责领导，没有指挥，只有睡觉的大兵。

　　晚上十点，石原动手了。

　　在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上，一个爆破小组鬼鬼崇崇地安着炸药，具体技术指标是要炸断铁轨，但不能影响列车通行。在爆破专家指导下，炸药很快安放完毕，然后，起爆。

　　随着爆炸声响起，爆破小组立刻把消息报告给沈阳的板垣。板垣立刻以代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出差视察去了）的名义，宣布扫荡北大营、进攻沈阳！

　　收到命令，开会时坚持要打的今田大尉下令，手下川岛中队全力进攻，目标是沈阳北大营。

　　当今田下命令的时候，他心里是相当没有把握的。
北大营有东北军第七旅一万多人，拥有大炮、重机枪等武器和各种工事，天亮后还能调飞机助战；而他的川岛中队一共一百零五人，只有随身的步枪。

　　一百零五人打一万人，基本上不会有胜利的希望，说句寒碜的话，就是派去打一万多头猪，都可能被活活踩死。他派这个中队出战的时候，压根没想过能打赢，只是让这帮小兵去送死而已，目的只有一个：让石原能多一点理由，劝本庄繁对东北军开战。

　　于是在稀稀拉拉的喊声中，一伙日本兵冲进了北大营，开始见人就杀、见房就烧。

　　旅长不在岗位，团长不在岗位，大部分军官都在城里花天酒地，可怜的第七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旅参谋长还在军营里。

　　参谋长不是旅长，自然不能擅自做主，于是打电话请示。一级级请示到北平，张学良倒也不完全是废物，本来在戏院里看戏，听说沈阳出事，马上回办公室开会。

　　日本人在不停地杀人放火，手下的士兵都在哭嚎，北平在紧张开会。开会的研究重点，是日本人想干什么。

　　很明显，对石原的想法，张学良和他的下属是比较麻木的。经过重重研究，大小元老加上少帅都认为，日本人不过又在闹事，想从东北弄点好处，最后还会回到谈判桌上来；至于吞并东北，张学良实在没有想到那么远，因为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这种事情都象是神话。

　　领导既然得出这种结论，其他人自然是连声附和，所以给第七旅的命令很快就下来了：无论如何，不许抵抗。

　　收到命令的时候，第七旅已经成了地狱。

　　虽然只有一百多日本兵，但这伙人着实可怕，见人就杀，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捅，完全不象正常人的样子。东北军的士兵不是孬种，无奈枪都锁在库房里，上级的命令却是严禁给士兵发枪、严禁抵抗，任凭日本人缴枪占营房，如果要杀，就挺着死，绝对不能反抗！

　　这是一道震惊中外的命令，具体来说，就是三个字，不抵抗。
于是一万多东北军乱成一团，哭喊着四处逃散，后面是凶神恶煞的日本兵。终于有一部分中国兵忍不住，抢来枪械靠在东围墙上开火，把日本人压下去，其他人趁机向东围墙靠拢，好不容易才从缺口逃了出去。

　　此时沈阳城早已乱成一团。日本领事馆的领事森岛也是莫名其妙，赶紧到特务机关处看情况。面对本国外交领事的质疑，板垣大佐冷冷地说，张学良破坏南满铁路，本人代关东军司令下令反击。

　　森岛还想说什么，旁边的军官嗖地一声拨出了军刀，于是森岛只好闭嘴，看着这伙军人胡作非为。

　　板垣在沈阳大打出手的时候，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正在旅顺出差。

　　因为不知道底细，收到沈阳的电报时，本庄繁十分紧张。一会是铁路被炸，一会是进攻北大营，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根本不清楚。

　　于是旁边的石原上场了。经过一番细致入微的解释，本庄繁终于明白，原来是手下私自调动军队，要占领沈阳。

　　沈阳是东北军大本营，如果闹出事情来，关东军就要对四十万东北军（华北也有东北军部队，可以入关增援），这个责任，无论如何他担不起。

　　前思后想，本庄繁不敢答应石原，但在此时，板垣的电报又来了：经过“苦战”，沈阳的守备队已经占领北大营，平田联队也向沈阳城发起进攻。

　　如果打输了，本庄繁还要犹豫，现在大获全胜，那就啥都不用说了。接到报告，本庄繁想了几分钟，然后点了头：“这件事由我负责，你们去干吧！”

互相愛

失东北

　　石原大喜过望，立刻对全体关东军下了总攻命令。
九月十九日，关东军正式进占沈阳。由于沈阳军警接到不抵抗的指示，早就全部撤出，没有任何抵抗。

　　九月二十一日，关东军继续进逼，东北军继续逃窜，长春、吉林市都被占领，辽宁和吉林省全部沦陷。

　　所有人都对张学良的反应感到奇怪，也为他缺心眼的“不抵抗”命令而恼火，甚至连石原都不大相信，自已的虚张声势，能起到如此大的效果。

　　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全中国都很迷惑，石原也很迷惑，但仅仅过了一天，他就知道了谜底。

　　占领沈阳的关东军不光缴获了大型军工厂、缴获了他们没有的坦克飞机，还冲进了张学良的官邸。在保险箱里，他们找到了一堆收据。

　　虽然是少帅，也是要给人送保护费的，而且数目都不少。鬼子一共搜出五十三张收据，每张都有几万，最多的是五十万，总共加起来，有一千多万元。

　　收钱的人，是日本大小政要。

　　政治要人也是人，也要吃饭买房养情妇，手头也会经常很紧。虽然张学良怕洋人，但他有钱，所以蒋介石能收买他，他就依葫芦画瓢，用钱去收买日本人。

　　关东军先前再凶再闹，日本的政客却是在东京打过包票的，张学良则傻傻地相信，那帮人能约束住日本军部，保证东北的平安。五十三张收据，就是五十三份保险单、五十三条潜规则，只要不爆发全面战争，日本的政客就能压住军部，让张小白脸继续吸毒喝酒泡美女，过他的幸福生活。

　　现在，所有的一切花样、取巧以及侥幸，都在石原的咄咄逼人下，现出了原形。
短短三天时间里，几十万东北军面对少数日本铁路守备队，不敢开枪、不敢开炮，不是溃散就是逃跑，全军撤往锦州，把土地全部扔给侵略者，把人民留下作亡国奴，如此缺德败家的行径，震惊了所有中国人。

　　军阀混战忍了，苛捐杂税忍了，没完没了的剿共也忍了，能纠集几十万大军打内战，却对付不了一小批日本人，民国政府到底是什么东西？

　　打倒卖国贼！打倒张学良！立刻出兵抗日！

　　收复失地！！！

　　日本全国欢呼庆功，中国舆论一片沸腾，张学良和蒋介石则在紧急开会。

　　东三省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奋起反抗，辽宁、吉林已经全面陷落，日本强吞东三省的形势十分明显。收复失地还是苟且偷生，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这件事上，大多数人都认为，东北之所以沦陷，是因为张学良对东北军已经丧失了信心；广大东北军打内战可能没有问题，但不能跟洋人打，不管是俄国人还是日本人，总之外国人都很厉害，一碰就会腿软，所以他们只好逃跑。

　　这个结论说它对，那是相当正确，因为不少东北军的表现确实如此；但要说张少帅因为这么简单的原因就逃出了东北，还是不太妥当的。毕竟张学良也是血雨腥风走过来的人，不可能被几个鬼子吓倒，说到底，这件事里面涉及到一个严肃的问题：要跟关东军开打，就要和日本宣战，这个责任谁来负？

　　所有人都知道关东军只有一万来步兵，但大部分人都没想过，把这一万多日本人干掉了，日本天皇、日本军部和日本大本营会有什么反应？

　　别人可以不想，张学良必须想，因为从第一时间起，他手下那帮拥兵大佬们就在跟他一块做课题研究。且不说他们不知道关东军是违命行事，就算是违命，现在杀了一万日本军人，全日本要不跟他们死磕，那叫见鬼。
张学良不敢负责，因为广大东北军的官兵们不会买单，至少那些拥兵大佬们肯定不会同意；他们宁可跑到华北挤地盘，也不愿意冲在第一线拼命，现在就看蒋介石的了。要东北军出手可以，蒋介石的南京中央必须以国家名义出面，军事支持东北军向关东军开战、全面收复失地。

　　对东北军来说，这是一个折衷的选择。毕竟东北是他们的大本营，当年张作霖拚了一辈子，最后还为这点地盘被炸死了，如今几天工夫丢得精光，总司令也从名牌高富帅变成了万众唾骂的卖国贼，如此巨大的落差，不管是谁都不大容易接受。

　　但对蒋介石来说，局势却是非常蛋疼。

　　东北不是他的地盘，所以丢了对他影响不大；可作为全国领袖，必要的威信也很关键，一声不吭任日本横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于是张学良和蒋介石都想到同一个问题：如果同日本开打，胜算有多大？

　　这个问题，石原也在认真考虑。

　　关东军违反军部命令擅自行动，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用“叛国”的罪名送上军事法庭。他现在声名大震，只是因为对方不敢抵抗，一旦醒过神来同他玩命，一两万关东军人生地不熟，根本不是四十万大军的对手。

　　日本的全国欢呼，军部的点头称许，全都是因为他没有打败仗，一旦前线战报不利，他就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也就是说，他的全部赌注只在一件事情上：蒋介石和张学良不敢开战。

　　因为蒋介石和张学良并不知道内幕。

　　在这两个人眼里，关东军之所以胆大妄为，一定是有日本军部的支持；如果跟关东军全面开打，就意味着同日本的战争，也就意味着要把全部实力填进去，打一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

　　这种决心，张学良固然没有胆量下，蒋介石更加没有。
虽然经济危机后的日本实力极弱，全国未必能坚持一个月的战争经费，但蒋介石和张学良都不愿意豁出去赌这一把，因为军阀的实力一旦损耗，就会有别的军阀取而代之。张学良怕蒋介石吞并，蒋介石也怕其他人打劫，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把身家性命押在这么大的冒险上。

　　石原和他的关东军，充其量只算是一只小狐狸，但却借着背后日本军部的虎威，而中国并不明白，老虎和狐狸有时并不在一条战线上。

　　在关东军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先怂了，他对东北问题的见解，是万事忍让，外交解决。

　　既然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既不出兵又不出钱，张学良自然也不肯单独出血对抗日本，苏联又没有交情可拉。于是他宣布，东北军继续不抵抗，任由日本在东北横行。

　　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决定听上去无比荒唐、败家败国，却是作为一个军阀，最符合眼前利益、也最能让各派势力接受的选择。所以在若干年里，他们相互保存实力，终于败掉了东北、败掉了热河，险些连华北也搭进去。但是不管局势有多危急，张学良始终是东北军的首领，受到众多元老的拥护；蒋介石也始终是中央军的领导，受到各路军头的拥护。

　　也因为他们这些符合眼前利益的选择，所以中国在几年后，陷入了同日本的全面战争。局势从此一发不可收，直到这两个精明的人和他们精明的部下，全部被轰出历史舞台。


　　刚刚占领东北的关东军统治并不巩固。虽然努力扩军，把退伍兵和警察全部紧急召进队伍，也只有三万人马，而且东北各地的土匪、民团、警察和流散军人全都组织起来成立义勇军，如果东北军及时反攻，还是可以收复失地的。但蒋介石和张学良都不愿意得罪日本开战，结果自然是义勇军虽然又义又勇，却得不到任何支援，只能被分散剿灭。

　　手握几十万大军，却不肯牺牲一点实力保卫国土，全国舆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话，类似怕死鬼、卖国贼一类称呼，全都自动飞向两位大领导。面对激烈的群众情绪，蒋介石十分淡定地推出了他的新政策：攘外必先安内。
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口号，古人也有类似说法，意思是把内乱平复了，才有实力抵抗外敌。蒋介石在七月份提出这个口号，认为国家主权经常受侵犯，是因为中国的内部不够强大，必须先把国家安定下来，然后才能抵抗列强。

　　七月份的时候，日本人还没有进攻东北，所以蒋介石研究内政外交，影响都不是很大；但等到九月份，日本人已经端着刺刀打进国门，赤裸裸地宣布吞并中国领土，蒋介石仍是一副欠别人钱的样子，号召大家要忍辱负重，不管日本人如何肆虐，都只能打内战、不能打外战，就不大象话了。

　　古人提出的安内，是加强内政建设、团结对外，蒋司令的安内，却是把政敌全部杀光，大家闭上眼睛跟着他走。蒋司令建设内政的水平大家都看在眼里，日本人的军事水平世界也都看在眼里，傻子都知道蒋司令比不上日本，指望他全面赶上日本，然后再打进东三省、收复全东北，基本上要等到他转进台湾。

　　所以全中国都十分不满意，而蒋介石和张学良则态度坚决，总之日本是强大的、东北是可以丢的，日本却是不能开战的。

　　抛开怯懦无能的张学良不论，蒋介石的决定实在是一生中的最大败笔，因为作为国家元首，或许欺男霸女、或许独裁贪婪，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他有最基本的义务要履行，叫做守卫国土。

　　所以东北的马匪名声再差，只要奋起反抗日本人，老百姓依然给他们送钱送粮、卖命支持；而蒋司令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据说简朴得紧，只是不愿带头收复国土、忙着打内战巩固地盘，全国就都戳他的脊梁骨。
但是不管舆论如何谴责，蒋介石的主意是不会变的，于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任务，就落到了南京的外交部身上。

　　军人手持枪炮都办不了的事，要由外交官们穿着西装去完成，难度可想而知。中华民国的外交官们确实十分努力，确实收回过不少主权，但要他们让连军部都不听的关东军退兵，还是有些异想天开；这次工作的难度，直接超过当年五四运动时，日本对山东的侵略。

　　最先领到任务的，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正廷。

　　作为外交部的元老，王正廷曾经在巴黎和会上面对列强慷慨陈词，也在南京政府纵横开阖，争取到主权、关税上的巨大权益，号称革命外交推行人。但身经百战的他接到任务时，还是感觉十分罩不住，因为政府的要求已经大大超出了外交部的工作能力。

　　眼前的任务不是几张公文纸，它是全天下最重的重担，也是最黑的黑锅。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王正廷咬着牙准备担起责任来。只是没有想到，他虽然有报国的决心，终究还是没有报国的机会。

　　因为他被打伤了。

　　全国人民的愤怒不是一两句话、不是论坛上发点牢骚，而是燃烧的雄雄烈火。各地都有人往南京赶，只为一个目的：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出兵。集体散步的群众在蒋介石那里得不到结果，只好蜂拥赶往外交部。

　　按照五四运动的惯例，日本人搞侵略，必定有中国人做内奸，北洋军阀时代的外交部长卖国，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肯定也卖国。

　　于是愤怒的人群全部冲进外交部，不由分说，抓住王正廷就打。可怜的王部长年近五十，冤枉挨了一顿痛打，全身重伤三处、膝盖严重骨折，差点留下残疾，只好黯然带伤辞职。

　　十二年前，他在巴黎和会同顾维钧等同仁力争主权，十二年后，他被当成卖国贼的代表痛打。所谓弱国无外交，不光是指弱国的外交不好干，弱国的外交官也不好当。
王正廷走了，外交部却不能走，能挑起重担的人，只剩下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

　　说起来民国虽然一塌糊涂，但是乱世出人才，随便拉个人出来都是光芒四射，比现在的外交部发言人强得不是一星半点。作为美国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施肇基从清朝起就肩挑重担，先是给湖广总督张之洞打工，再给清廷办外交，在列强中间周旋；民国成立后一直战斗在内阁外长、驻美大使、驻英公使等要害位置上，从来都是绵里藏针、不辱使命，日本被逼着退出山东，就是他同顾维钧不显山不露水干的好事。

　　如今面对愤怒的全国、麻木的领导，还有凶猛的日本，施肇基深知肩头担子的份量。虽然他没有兵马，没有枪炮，但决心在国联会场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同日本一决高下，这也是身为外交官能尽的最大本份。

　　九月二十一号，中国在巴黎向国联递交申诉，要求国联理事会出面干涉日本的侵略行径。

　　作为一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国联在当年可谓一言九鼎，任何国家如果开罪国联，往往意味着英、美、法等国家的联合制裁。虽然日本军人目空一切，但日本政府心里是有数的，日本岛国资源缺乏，制裁就意味着进出口断绝、意味着挨饿，意味着失去能源后全国瘫痪。

　　因此日本政府也倾尽全力，要求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务必解释清楚，日本对东北事件的所谓立场：带兵占领别国领土，是为了和平和友善、迫不得已的举动，国际社会必须理解和承认。

　　日本人虽然脸皮厚，其他国家脑子并不进水，于是很快地，国联通过决议，日本必须在十月十六号退兵，恢复事变前的状态。

　　对国联的决议，芳泽代表日本政府承认有效。

　　有效，就是说关东军要全面退出东北，恢复中国的主权，然后向中国道歉，讨论赔偿问题。
作为外交官，芳泽要遵守国际法规，所以必须接受决议；但是他虽然接受，日本政府却不能接受。

　　从石原出兵的那一刻起，日本其实已经有了两个政府，一个是首相、内阁组成的公开政府，还有一个是为所欲为、利令智昏的隐形军人政府。在天皇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军人政府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直到取代公开政府，全面进入军国主义状态。

　　早在中国向国联提交申诉的时候，石原等人就决定，为了在外交上好看一点，可以通过成立“满州国”的方式间接吞并东北；当然帝国军人们也表示，能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实在是来之不易，大家都是“含泪”做的让步，外交部千万不能再往后退，否则就是卖国。

　　对石原的花样，首相若榇心知肚明。但是他使唤不动那帮丘八，只能继续去找南次郎，让他传令，严禁关东军参与什么“满洲独立运动”。

　　南次郎倒是很有军人的觉悟，马上给关东军司令部发报。收到电报的参谋看到内容觉得不爽，直接把电报扔到一边，根本不给本庄繁传达。

　　于是关东军继续胡作非为，首相莫名其妙，日本代表在国联满头大汗。

　　施肇基每次开会，都在愤怒谴责日本侵略中国，而且提醒所有会员国，日本在直接践踏《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如果听任日本搞下去，大家今后都别想过安宁日子。
相比中方的愤怒，日本代表芳泽的工作就简单多了，除了照本宣科念几段谁也不信的文稿，就只剩下擦汗。

　　于是国联再次表决，要求日本撤军。这一次，不管有理没理，芳泽还是咬牙投了反对票。

　　十四个国家表决，十三票同意，只有日本的一票反对。但是要命的是，国联成立的时候有要求，决议必须出席的全体国家一致通过才有效，所以只要芳泽不同意，就不能制裁日本！

　　南京政府的国联外交，终于碰到了石头上。

　　十一月十二号，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四次大会。很明显，这次大会是冲蒋介石来的。

　　东三省已经丢了两省，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还在苦苦支撑一角，但南京中央没有给他发一分钱、一粒子弹，失守只是时间问题。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两个人，一个叫蒋介石，一个叫张学良。开会的人也豁出去了，个个都态度激昂，要求收复失地。

　　面对国内、党内一浪高过一浪的愤怒，蒋介石仍然稳如磐石，因为他知道，任何人处在他的位置，都不会下决心开战，那些代表们只有毫无实力的愤怒，和浮云没有区别。

　　蒋委员长心里想的是一回事，现实却是另一回事。蒋介石死活不肯松口，国民党四大还是给了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代表们硬是通过决议，要求蒋介石亲自率兵北上，收复东三省。

　　面对全国人民的质疑，面对全党的不信任，蒋介石脸上也挂不住了。他在会场上慷慨激昂，催人尿下地当众发誓：今后一定要以诸葛亮、岳飞为榜样，精忠报国、抗日到底！

　　然后他走出会场，退缩依旧。
而在国联，施肇基的压力也一天比一天大。在否决制裁决议后，日本反守为攻，突然宣布，同意国联派调查团去东北进行调查。

　　施肇基正在努力促成各国对日本禁运、制裁，日本的缓兵之计等于把他的努力化解于无形，所有的一切又要重头开始，围绕调查团进行下一步工作。而且最要命的是，时间拖得越久，日本的占领就越巩固，可日本的做法符合国联要求，他没有理由拒绝。

　　没有坚定的政府，没有军队的支持，施肇基虽然背靠青天白日旗，却只能一个人孤单地同整个日本帝国作战。

　　十一月二十六日，国联决定，派中立国观察员组成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调查。

　　对国联的决议，施肇基已经倾尽全力，虽然不算外交胜利，却也没有失分。但他没想到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安排调查团的事，就有一伙人找上了他。

　　找他的人，是所谓的爱国同胞，或曰，爱国流氓。

　　听到国联没有要求日本撤军，而是派调查团，许多不懂外交的人都十分恼火，认定这个决议是卖国决议。

　　国联既然通过卖国决议，国联的代表自然就是卖国代表。一伙中国留学生没有本事去东三省打游击，没有时间去学习外交形势，却有勇气去打外交官。他们打听到施肇基的住处，然后冲进去对五十多岁的老外交官拳打脚踢，边打边喊：“打倒卖国贼！”

　　不管是几十年后打砸日系汽车，还是在三十年代殴打外交官，某些愤青都在做同一件事：以爱国之名野蛮，以爱国之名无知，以爱国之名伤害中国。

　　十二月五日，施肇基因伤辞去国联代表职务，黯然离开巴黎。
所谓大政方针，就是一句空话。例如所有封建帝王都会说，官员们要清廉，天气应该和顺，世界一定要大同；而施政的结果，永远也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横征暴敛，直到最后民不潦生。就是蒋介石，也是三民主义或革命不离口。
　　一个领导人不管口号或方针有多好听，如果最后总是搞得民众生活困顿、全国营养不良、四处冤假错案，自己却装得没事人一样，那就是扯蛋。但最扯的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死活认为，领袖只要口号喊得正确就没有责任，至于他施政的效果如何可以不用管。
王正廷走了，施肇基走了，但该来的人，还是要来的。

　　国联的调查团要来，必须有人接待这个调查团，中国要接待，日本也要接待。

　　日本方面负责接待国联调查团的，是后来的远东国际法庭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

　　作为关东军的爪牙，土肥原已经在华北筹划了多年，专搞特务活动，想方设法在中国设钉子、搞分裂。可以说是十处起火，九处敲锣，只要是关东军搞阴谋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

　　对国联的反应，土肥原和石原都觉得很正常，外交部的反应也很正常，如果谁都一声不吭，那才是不正常的事。国联既然要查，土肥原就决心把水搅浑，让所有人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强占别国的领土，奴役别国的人民，却要所有人相信，关东军的做法是正义的、是合法的、是为了世界和平和友好，如此胡诌显然比较有难度。但土肥原相信，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要找到能办事的人，而合法吞并东北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