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
收到战报的时候，蔡廷锴还在朋友家作客。他从容地下令抵抗，然后从容走出房间，蒋光鼐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经静候屋外。三个人十分从容地走向真如车站，那里有早就设好的指挥部。
早已准备就绪，所以从容不惊。
在坦克的掩护下，日军的进攻十分顺利，十九路军火力不强，加上没有反坦克炮，伤亡十分惨重。可要命的是，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守军又在街头弄了不少沙袋当工事，这些沙袋堆对步兵当然没什么问题，坦克车却开不过去。
于是日本兵们只好收起枪支，改行当拆迁队，把守军的沙袋、木头等工事搬开，给坦克车腾路。而在他们忙乎的时候，败退的中国兵也琢磨出了一点门道：原来坦克这么笨的啊！
于是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派人埋伏在房子里，坦克开过去的时候突然杀出来，同日本步兵打近战，然后往又笨又瞎的坦克身上塞手榴弹。可怜日本人买的是英国小坦克，设计上用来对付城市暴乱一类场景，装甲只有几毫米厚，碰到群殴只有起火的份。
乱哄哄打了一晚上，第二天，日本人派出了飞机。
停在海边的日本航空母舰派出了攻击机，炸坏铁甲列车一辆，并对普通民宅大打出手，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也被炸，四十多万册宋元版珍贵书刊全部焚毁。
次日十时，日本飞机多架向商务印书馆总厂投下六枚炸弹。中国最大文化出版机关之商务印书馆总厂被炸，顿时浓烟蔽日，机器尽毁，大火一度殃及东方图书馆。“古籍孤本，尽付一炬。”悍然攻击一纯粹的私人文化事业，“此种惨酷灭绝人道之手段，纵在正式交战国之间亦极罕见。”对暴日的不可理喻之行为，中外震惊，人神共愤。
就在商务印书馆总厂被炸毁后的第四日，二月一日晨八时许，苦心经营三十余年，庋藏四十六万册，荟萃中外古籍善本，服务公众学子的东方图书馆又复起火，“顿时火势燎原，纸灰飞扬”。
翻看八十多年前的这本纸质脆黄的《商务印书馆被毁记》小册子，凡略具良知和人性的人，都有钝刀割肉之痛。真可谓“满纸锥心言，一把辛酸泪”。东方图书馆的珍藏同样如是。且不论普通藏书，光就善本图书而论，东方图书馆就收藏有3745种、35083册“旧四部各书”（其中有宋版、元版、明版、清版、抄本、批校本、稿本、杂本等），加上当时尚未鉴别整理的扬州何氏藏书约四万册。
炸完之后，日军继续进攻。
翁照垣没有犹豫，带着手下同日军打巷战，上海的市民也不落后，纷纷给前线送饭送水。翁旅长心里十分有底，十九路军的另外两个师已经奉命向上海靠拢，日本的正规军总共只有两三千人，无论如何是占不到便宜的。
在十九路军对面，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怂了。
经过二十小时激战，两千皇军已经伤亡好几百，按标准的说法，是丧失了进攻能力。为了从国内调援兵，也为了重新调整部署，日本不得不宣布，接受国际调停，暂时停火三天。
看到上海暂时停火，上海租界里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松了一口气；但他们不知道，和平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两边都在准备加把劲，继续打下去。
在中国这边，南京的汪精卫终于放下恩怨，决定和蒋介石联手，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为了防止上海失利、日军顺长江进攻南京，汪总裁干脆宣布，暂时把首都迁到洛阳，什么时候打跑日本人，什么时候再回来。
在浙江的蒋介石当然不会放过机会，立刻安排成立军事委员会，由自已担任委员长，负责指挥前线军事。为了保证上任后第一炮能打响，蒋介石咬牙往上海派出了压箱底的宝贝、嫡系中的嫡系、刚刚成立的德械部队：第五军。
而在大海那头的东京，情况也相当复杂。
日本陆相是荒木贞夫，但军令部长却是博恭，由于跟天皇沾亲（远亲），这位部长大人要叫博恭王。
博恭王是海军的人，但参谋总长却换成了裕仁天皇的亲弟弟，载仁亲王。
虽然名字里有个仁字，载仁却丝毫没有一点仁的表现。不过这也不稀奇，不光他不象人，天皇一家都不是好东西，不管是裕仁、载仁还是后来的朝香宫鸠彦，个个比禽兽还禽兽、比畜生还畜生，纯属筛子滤出来的人渣。但博恭的麻烦不在载仁有多下作，而在载仁属于陆军出身。
仗打到这个份上，光靠海军是不行的，必须要陆军出兵支援。载仁对海军的亲戚十分仗义，满口答应派兵支援，派的还是主力部队，第九师团（金泽师团）和混成二十四旅团（久留米旅团）。
满心欢喜的博恭回到家里，然后缓过劲来：载仁这家伙八成没安什么好心，上海是海军挑的事，如果陆军出兵，那海军的功劳也就成了泡影，白辛苦一场。
看上去，载仁好象很大方，其实他的真实用意，是要来抢桃子。
想明白这一层，博恭赶紧找载仁再商量，表示海军对战事有信心，只要一个旅团就可以应付，而且关键的是，海军要有陆军部队的指挥权。
听完博恭的话，载仁收起和善的笑容，告诉他的远房亲戚：除了陆军的人，谁也别想指挥陆军部队，一个师团加一个旅团，海军爱要不要！
日本海军和陆军在东京打架，上海的战事也就只能拖着。虽然没有陆军支援，日本海军还是靠海空优势，把吴淞炮台炸得一片狼籍，炮台代理司令滕久寿也被炸死。等十九路军的援兵上来时，炮台只剩几门幸免于难的旧炮，其中一门竟然是一八八零年的老货。
虽然炮台被炸得一塌糊涂，十九路军还是修起了隐蔽的防御阵地。日本海军陆战队想来占便宜，被一顿枪弹打回去，日本军舰想过路，也被剩下的炮打得遍体鳞伤，只好向东京继续求救。
海军陆战队不给力，博恭也没有办法，于是继续找载仁研究，争取弄一个不伤面子的方案。在一番高超的政治艺术较量（主要是讨价还价、抹稀泥及打太极拳之类）后，两边终于搞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既保证陆军的自主性，又保证海军的体面。具体来说，是陆军先派久留米旅团支援，海军可以指挥这个陆军旅团，但该旅团又可以指挥海军陆战队；等金谷师团到上海，则由陆军金谷师团指挥久留米旅团和海军陆战队，至于海军和金谷师团谁比谁大，由于总也谈不拢，因此暂时不提这一档子事，往上海派兵要紧。
博恭同载仁商量完毕，久留米旅团终于登上了去上海的运输船，开始他们的侵略之旅。
客观地讲，野村吉三郎是一个很有才的人。
作为日本海军里的精英，野村没有显赫的背景，他从水兵当起，一步一个坑地熬到舰长，中间还当过海军武官、军令部次长，肩膀上的中将牌完全是靠实力攒来的，绝不象载仁之类关系户。事实上他在历史书上的知名度，也远远超过博恭、载仁等不入流的上司。
九年之后，日本联合联队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全美国更是大吃一惊，因为在此之前，日本一直在同美国搞外交谈判，且一再表示日美关系十分重要，一定要和平解决分歧，不能战争。负责表态的日本大使态度诚恳、言辞谦卑，让美国总统在内的老牌政客们全都信以为真，直到开战后才从缴获的资料里发现，这个大使早就知道要打仗，而且一直为打仗作准备，所谓和平友谊，都是骗人的鬼话；
再到后来，二战打完了，日本也投降了，不少战犯都在绞刑上找到人生归宿，那位骗人的大使却出人意料地无罪释放。原来他在美国的人缘实在太好，跟占领军麦克阿瑟的表哥很有交情，于是网开一面，顺利成为自由人；
幸免于牢的前任大使没有闲着。不用打仗就去做买卖，给一个老乡打工，硬是把生意做得风声水起，雇他的老板叫松下幸之助；最后不做生意了，改行从政，当上了日本的参议员，日常工作是重建日本军事力量，如果不是背景实在太黑，差一点当上日本的防卫厅长官（国防部长）。
这位极品大使，就是此时的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
这家伙运气也相当不错 后来在虹口公园挨炸弹 站一排的白川义则被炸死 植田谦吉和重光葵被炸断腿 就这家伙居然只受轻伤 照样活蹦乱跳。
纵观野村的一生，能打仗，会做官，喜欢骗人，擅长拉关系，把美国人忽悠进坑里还有人给说情，做生意也是一把好手，几乎就没有他不能干的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而在一九三二年的二月，全能型人才野村的任务，是如何攻占上海，为海军找回面子。
作为海军中将，野村对陆战也很有研究。在听过战场形势报告后，他准确地做出了自已的判断：上海的中国守军已经大大加强，仅靠手上的久留米旅团，是不可能拿下的。
野村的判断，十分正确。
在博恭同载仁扯皮的日子里，十九路军的其他两个师已经赶到上海，分别是拱卫南京的禁军六十一师（毛维寿师）和苏州的六十师（沈光汉师），守备力量达到三万多人。这些部队通过各种办法补充了武器，又抢修了工事，正在等待日军的到来。
而在上海外围，蒋介石的新锐德械部队也在路上，包括八十七、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在更远一点的外围，胡宗南、上官云相等部队都接到命令，随时向上海靠拢。很明显，蒋介石、汪精卫、十九路军等人虽然有矛盾，但在守上海这件事上，是绝对不会退让的。
对方占据地利，又是有备而来，想靠一个旅团扭转乾坤，确实有点困难。因此野村的想法，是在第九师团到来以前，利用手上的一个旅团，先拿下吴淞炮台。
拿下吴淞炮台，日本海军就能顺利通过长江，在侧面登陆后切断上海的运输，再顺着淞沪铁路打进市区；而且炮台守军不多，十分适合强攻。
野村的想法既狠毒又合理，但他没想到的是，堂堂中将的命令发下去了，久留米旅团却拒绝执行。
久留米旅团的司令，叫下元熊弥，少将衔。
身为少将却违抗中将的命令，原因只有一个，他是陆军的人，而野村是海军。
一个海军的家伙，凭什么对陆军指手划脚？！
二月七号，下元熊弥和他的久留米师旅从黄浦江顺利登陆。
为了守卫重点，十九路军采取的是收缩防线战术，具体来讲是突出两端、让开中间，因此日军十分轻松地踏上了中国的国土。感觉良好的下元自信心开始爆棚，看到野村的命令当场发飏：“我们的目标是上海市区，海军却叫我们打旁边的炮台做什么！”
带着对海军的蔑视，下元一面给野村回电报抗议，一面找东京的参谋本部告状，控诉海军瞎指挥。
收到下元的抱怨，参谋本部立刻向军令部提出严正交涉，强烈谴责海军不懂陆上作战的瞎指挥行为。军令部的博恭当然无话可说，因为现在是海军找陆军帮忙，属于求人的时候，不能撕破脸皮。
于是野村马上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让他收回前一份命令，重新制定作战计划。
堂堂中将的命令，竟然被少将驳回来，野村十分糟心；而看到下元“修正”后递上来的作战方案，野村心里明白，他这次的作战，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对下元的想法，野村当然心知肚明。但他不肯领情除了面子因素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下元计划里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就是他的兵力根本不够进攻市区！
其实下元对自已的兵力并不是没有数，一个旅团不过几千人马，在大上海就象胡椒粉撒进汤里一样单薄。但问题是他的旅团是久留米来的，而久留米，是九州的地方。
九州是日本南部著名的贫民区，穷到连一贯俭省的日本人都过不下去的地步，所以九州人也极有性格，说得好听一点是朴实不讲虚礼，说得直白一些，就是野蛮、嗜杀、无耻加不要脸，为了钱连亲妈都肯插草贱卖。别人总讲一点礼义廉耻，九州人却把抢劫强奸当成光荣，你说他贪婪残忍，他会大喜过望，觉得自已尽了本份；可要说他知书达礼，那简直就是打了他的脸，非操刀子跟你拚命不可。
如此人渣，在文明社会自然是谁也不要的货色。无奈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就是靠抢劫起家，不管是抢中国还是抢俄国，向来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因此对九州人的强盗精神不仅不厌弃，还十分热爱，甚至胡吹什么“天下兵日本第一，日本兵九州第一”，意思是说不管打仗还是抢劫，九州强盗都是世界一流，凶残绝仑，毫无廉耻道德之类牵挂；后来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力第六师团，就是九州禽兽的典型代表。
下元熊弥虽然不是九州人，但出生在九州旁边的四国，性格大致类似，而久留米则是标准的九州地区。对那里的人来说，杀人放火都是很正常的事，但要说对方兵力太多自已打不过，简直就是刨他们祖坟（当然真要有好处，他们也不在乎刨祖坟）。
所以为了面子，无论如何也要打一场。
在看过战场形势图后，下元熊弥有些明白过来，自已的狂妄，确实有些过头了。
驻守江湾的是十九路军毛维寿师，这个师先前是守南京的部队，属于“京城禁军”一类角色；最坑爹的是江湾属于水网地形，到处都是河，大部队、机械化之类奢侈手段用不上，只能派步兵一批批地冲。
二月十二号，准备就绪、满心绝望的下元发了一封告急电报，老老实实承认自已兵力不足，急需增援。不过收电报的人不是野田，而是还在海上的第九师团植田谦吉中将。
即使是诉苦，也只能对陆军诉苦，绝不能把内部矛盾转到外面去。下元在这一点上，是很有觉悟的。
二月十三号，久留米旅团按计划发起了进攻。
江湾是水网地形，下元的出发阵地是一条叫蕴藻浜的河，河水不宽，但有点深，必须坐船才能渡过。
这种地形，通常对防守方是有利的，但作为陆军大学的少将毕业生，下元在进攻方面的专业素养十分到位。他利用清晨的大雾放了大量烟雾弹，趁着守军心理松懈的机会突然强渡，硬生生穿过小河，连破几道阵地，措手不及的六十一师伤亡惨重。
六十一师的师长毛维寿此时正在生病，由旅长张炎代理。张炎看到前锋失利，也红了眼，下令全师突击，硬生生堵住口子，好不容易才把战线稳下来。两边打到下午，十九路军满头大汗，下元也是疲惫不堪，于是命令停火休整，第二天再打。
夜幕很快降临。虽然是野兽，也需要吃饭睡觉，尤其是累了一天的日本兵，除了站岗放哨的，都开始呼呼大睡。他们睡得很香，但十九路军的张炎睡不着。
本来好好的战线，打了一天就被捅成窟窿，无论如何有点交待不过去。于是张旅长决定夜袭。
六十个自愿兵默默地用炸药缠满自已的身体。张长官并没有指定谁去送死，但听到需要敢死队后，他们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为了脚下的土地和身后的家园，视死如归。
这一天傍晚，敢死队员无声无息地摸掉岗哨，然后冲进日军营房大开杀戒。区区六十人显然不是对手，很快被成群的日本兵包围，接着拉响了身上的炸药，同鬼子同归于尽。在着营房乱成一团的时候，十九路军从外围也发起了进攻，里应外合，下元熊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本能地下令全军撤退，逃回出发的蕴藻浜。
久留米旅团在前面跑，张炎气势汹汹地在后面追，一直追到河岸，日本人也顾不得体面，跳上船就跑，在河中央还遭到两面夹击的“待遇”：蕴藻浜那头没渡河的鬼子不知道情况，深夜又看不清，于是也往河里开枪，不少日本兵逃出十九路军的刺刀，却没躲过自已人的机枪，糊里糊涂地死在路上。
久留米旅团惨败的时候，植田廉吉和他的第九师团加速兼程，终于赶到了上海。
虽然打败仗的是下元，但指挥官是野村，加上有参谋本部撑腰，最后划分责任的时候，居然还是成了野村的事：由于海军指挥错误，导致陆军进攻失利，所以撤掉野村的总指挥职务，改由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担任。
上海打了半个月工夫，日军已经换到了第三任司令官。
新官上任三把火，植田当然也不例外。第九师团需要时间准备进攻，植田就想表现一下自已的风度，于是给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政府寄去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两天内撤出上海，否则后果自负。
来到中国的土地，然后命令中国军队撤出去，植田觉得自已很牛，很有范，很拉风。而收到通牒的十九路军也很平静，很低调，低调到根本不想理他。
十九路军不理植田，是因为他们看不起第九师团。
二月十四号的时候，蒋介石的第五军赶到上海，包括两个师和一个中央教导总队全副武装，由中央陆军大学教育长张治中指挥，已经进入战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
张治中指挥的第五军，是蒋介石最早成立的德械部队。
虽然因为国家穷，装备不上太多重武器，只相当于德军轻装步兵师的标准，但在轻机枪都少见的中国，能有制式化进口武器和外国教官，已经算得上是装备精良了。蒋介石刚刚把第五军配齐训好，想让它起到种子部队的作用、带动中央军走向正规化，日本人就不依不饶地打了进来。
鬼子都打进上海了，自己却拿着最精良的武器吃白饭，第五军十分坐不住。蒋介石本来还想保存实力，在张军长等人强力要求下，终于还是与时俱进地转变了观念，同意让第五军上战场。
收到增援的电报，蒋光鼐心里十分有数，蒋司令这回动的是真格，拿出压箱底的宝贝支援前线，对日本人的最后通牒当然不会在乎。他把张治中安排在江湾以北的左翼，而十九路军则在右翼，两边相互扶持，一同抵抗日本的侵略。
二月二十号，第九师团进攻了。
由两个步兵旅团、一个山炮联队、一个野战重炮联队、一个攻城重炮中队、两个高炮中队和一个装甲战车中队组成的第九师团，向上海发起了进攻。
炮火连天、喊杀遍地，植田整整打了两天，目标仍是十九路军镇守的江湾。两天后，他想明白了，要换地方。
虽然江湾离市区很近，但这个地方极其坑爹，到处都是水塘，重炮打上去没啥效果，坦克也开不进去，而十九路军修了不少暗堡，专门躲在角落打黑枪。植田的火力很猛，但步兵冲不过战线，一切就都是白搭。
因此植田决定，转移攻击方向，对左翼张治中守卫的庙行南面发起进攻。
二月二十二号清晨，日军第九师团突然集中火力，对庙行打出几千发炮弹，然后飞机轰炸投弹，最后是步兵在炮兵伴随下冲锋。张治中的第五军火力不如日军，一线阵地很快被突破，八十八师师长、黄埔一期毕业生俞济时和副师长李延年立刻调动预备队，同日军展开拉锯战。
毕竟是中央军里的精锐，俞济时在付出九个营长、二十多个连排长的代价后，硬是把日军赶出了阵地。可植田也不是好打发的，看到南面不好打，立刻重整兵力，对北面发动进攻。
张治中很清楚，庙行是不能丢的，否则日军就要中央突破，于是下令八十七师的孙元良旅跟进，支援俞济时，而在孙元良的身后，是总预备队，中央教导总队。
孙元良很快同日军缠到一起，然后张治中又收到求援报告：敌军进攻猛烈，请求增援！
日本人攻势如此凌厉，张治中也是措手不及。但现在还不到动用预备队的时候，他决定把八十七师36旅也拉过来，增援孙元良。
八十七师的36旅，旅长叫宋希濂。
在未来的战争里，黄埔学生们都会脱颖而出，有的历尽艰辛成为一世名将，有的战殁沙场，也有人在枪林弹雨中磨尽了锐气，成为碌碌无为的庸人。但此时，他们都是合格的军人。
宋希濂的任务是接替十九路军防守蕴藻浜。张治中当然不可能把整个旅全调走，他的命令是抽一个团增援。
宋希濂当然应该服从长官的命令，但他也提了一个问题：一个团有用吗？
听到宋旅长的问题，张治中沉默了。一个团的兵力确实有点少，更重要的是，宋希濂的位置离庙行比较远，加上有敌机轰炸，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赶到战场，而孙元良能坚持的时间，恐怕只有一个小时左右。
看到张治中沉默，宋希濂提出了自已的想法：主动进攻，从侧面解围。
张治中对宋希濂的想法十分赞成。唯一的问题，是那条叫蕴藻浜的河。
蕴藻浜虽然不宽，但水还是比较深的，而且有点急，游不过去，必须坐船。两个团两千多人，至少要两百条小船。
日本人有船，宋希濂没有；而且在河岸集结小船，意图十分明显，等于通告对方加强防范，不等渡到一半，就会被炮火打翻。
所以宋希濂突击的困难很大，而对面的日军也很有把握，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中国军队是攻不过来的。
但日本人没想到的是，奇迹，真的在宋旅长手上出现了。
二十二号下午，庙行正打得热火朝天，无数中国士兵突然出现在蕴藻浜河岸。这些人只有很少一点小船，但大部分人并不坐船，而是坐着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飘在河上。十分注意细节的日本人耐心统计了一下，河上飘的东西有临时扎的木筏，有澡盆、木桶，还有老百姓家的门板，总之制式十分不正规，样式十分古怪，目的十分不明朗。
十几分钟后，守军的目的明朗了，因为蕴藻浜并不宽。日本兵愣神的工夫里，他们已经纷纷游过河，然后争先恐后地发起突击。
日本兵全都懵了。白天，没有船，缺乏炮火准备，不管哪一条都是强渡的大忌，对方竟敢在枪口下坐着木桶渡河，实在是匪夷所思。但他们也没愣神多久，因为密集的手榴弹和枪声告诉他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完毕，剩下的就要看他们的运气了。
在宋希濂完全违反常规的突袭下，日军毫无防备，被打得溃不成军；而让植田痛心疾首的是，中国的突击部队冲得如此靠前，以至于迫击炮都打到了他的停车场。
植田的停车场没有停私家车，那时也不流行给干女儿买法拉利，但却停了军用摩托车和他的宝贝--八九式坦克。
日本八九式坦克，重十二吨，相对中国军队的轻武器而言，算得上装甲厚实，宋希濂的迫击炮也打不穿。但此时的八九式有一个弱点，就是它用的发动机还是烧汽油的型号，因此车上的油箱里也装的是汽油。
柴油在常温下点不燃，汽油可以点燃。
其实宋希濂也不知道植田的停车场在哪里，只是迫击炮手误打误撞，一发炮弹没长眼睛（或者说长了眼睛），打中了停车场的一辆摩托车，当场引发火灾。很快火苗顺着满地乱淌的汽油烧开来，把植田的战车变成了一个个大火把。
植田一心打算用在关键时候的装甲部队，就这样莫名其妙报销了。这一仗后，日本专门改装了坦克的发动机，全部改成烧柴油。
但是让植田郁闷的，远不止几辆坦克那么简单。因为宋希濂做事太猛，他的尖刀部队已经靠近后方炮兵阵地，如果被突破后包抄，整个前锋部队都要崩溃歼灭。思前想后，植田只能满怀悲痛地下令，停止进攻庙行，集中重兵防范宋希濂。
日军撤退了，庙行的危机也就解除了。
按理说转危为安，张治中应该烧香感谢老天，然后好好休整被打残的阵地。但张教育长实在是个不喜欢消停的人，收到宋希濂的战报，立刻把中央教导总队也投进战场，同八十八师和孙元良旅并肩作战，向日军发起全面进攻。
植田顿时头大如斗。本来是自已打别人，却变成了被人两面夹击，而在他穷于应付的时候，十九路军也送来亲切的问候：张炎带着他的旅赶来支援，此时正好一齐进攻，三面夹击。
在激烈的枪炮声和喊杀声中，不可一世的日本兵终于扔下阵地，扔下同伴的尸体，狼狈地调头逃跑。植田无可奈何地向东京发电报，承认自已打得不顺利，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旅团拿不下上海，请上级英明指示！
收到植田的电报，参谋本部终于坐不住了。
从前还可以说海军不懂打仗，现在陆军正规师团都败下阵来，至少说明两件事，一是上海的守军很硬，二是陆军的面子很受伤。前一点不是很要紧，但后一点很是十分要紧。
作为一个帝国牌照流氓，杀人放火强奸都不算事，但面子不能丢，丢了面子还不如死了算了！
参谋本部研究了半天，最后决定，为了挽回面子，要继续往上海增兵。
几十天仗打下来，军事上不利就不说了，外交上也是压力巨大。军部终于感到自已有些搞不定，于是突然改变态度，变得尊重内阁起来，要和内阁讨论增兵计划。
收到军部的报告，一直说话不算数的内阁，感到鸭梨山大。
内阁里负责外交的外相已经换人了，新外相是前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
中国的国联代表干完活就被逼着辞职，日本的国联代表虽然表现差劲，却能升官晋职，倒不是日本多重视外交人才，而是芳泽的关系硬：他的业务水平确实不高，但老丈人是内阁总理犬养毅，拼爹拼不过别人，拼个把丈人还是可以的。
而芳泽外相告诉军部和内阁的消息，是国联对日本已经忍无可忍，已经把上海的事情移送国联大会，并决定在三月三日（按上海时间是三月四日）进行特别讨论。国联的讨论将决定各国对上海局势的态度，如果日本不想面对国际社会的制裁，就必须接受决议。
鉴于国际决议通常都要求就地停火、恢复态势，而以日本的外交形象，想在国联大会上说服其他国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军部和内阁对芳泽的消息，反应终于难得地获得一致：一定要在三月四号前打败中国守军，拿下大上海！
所以参谋本部的增兵令迅速获得了内阁通过，由第十一师团、十四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立刻前往上海同第九师团、久留米旅团会合，发起进攻。
由两千人的海军陆战队打到三个师团加一个旅团，日本军部也算是下了血本。当然仗打到如此规模，植田之类普通师团长是没有资格指挥的，于是军部左挑右选，选了一个大将来当司令。
白川义则，六十三岁，陆大十二期毕业生，一九二三年任关东军司令，二五年晋升大将，二七年一月任田中内阁陆相。
无论是能力还是资历，指挥如此规模的战役，他都是够份量的。
自开战以来，不管是蔡廷锴还是张治中，虽然面对日本的海空军和重炮机枪，至少还能占一点兵力优势，因为他们有五个师加一个教导总队正规军，还有警察部队和退伍军人组成义勇军帮忙，面对一个师团（相当于中国军）加一个旅团（相当中国师）的日军，总能及时调来援兵稳住战线。但他们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随着另两个师团的加入，蔡廷锴将在火力、兵力上全面落败，而战争的结局也将由此决定。
蔡廷锴不是不知道局势紧张，自开战以来，他一刻也没有停过要援兵。实在是国家力量太弱，胡宗南、上官云相等部队虽然全力往战区赶，却只能靠两条腿跑步，偶尔搭个火车，还要面对日本飞机的空袭，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直到仗打完也没赶到。
而中国的海军，态度就更加不好说了。
日本的陆海军矛盾重重，中国的陆海军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南京政府的海军基本上只有闽系海军几条炮舰，开战的时候不仅跑得无影无踪，高层还天天跟日本搞联欢，意思是陆军打陆军的，不能影响海军间的友谊。前面的野村中将到上海后视察日军阵地，同车参观的就是中国海军次长李世甲。
没有援兵，没有海军，甚至空军也被何庆钦调走，严令不得攻击日本海军，蔡廷锴已经走到了绝境边缘。而且最可怕的是，正当白川义则抓紧时间运兵的时候，植田的师团并没有闲着，还在一波又一波地进攻。
进攻庙行失败后，植田的兵力已经大大不足，打不起全面进攻的豪华仗，只能想办法搞偷袭。植田先派小股部队潜进江湾，准备趁夜色打十九路军个措手不及，结果被人发现，一个大队几乎全军覆没，少佐大队长也成了俘虏。
偷袭失败，植田并不气馁，因为他知道，想靠手上那点兵力拿下上海，是不大容易的，只能一步步慢慢来。江湾失手了，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充分吸引守军的注意力，让自已的下一步更加出其不意。
机会果然很快就来了。二月二十三号晚，蔡廷锴下令，俞济时师撤出庙行阵地，由其他部队接防。
经过前一天的大战，八十八师伤亡惨重，确实需要休整补充，而换上来的部队也让植田很放心：十九路军张炎旅加一个杂牌补充团。
十九路军的装备、训练比德械师都要差几个档次，张炎旅更是从开战以来就在最前线，损失十分巨大；而另一个补充团根本没有名声，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临时杂凑起来的部队。
在经过科学分析和情报综合后，植田认为，他在江湾的突击虽然失败，却成功地转移了守军的注意力，现在庙行的防御是最低落的时候，十分适合突击。
二十二号进攻庙行失败，二十三号江湾一个大队覆灭，植田知道，任何一步行动都必须十分谨慎，因为自已实在输不起了。
所以二十四号整整一天，庙行的新部队换防进驻，植田都是毫无动静，仿佛在告诉对面，第九师团已经元气大伤，再也不想打扰他们。
二十四号深夜，日军阵地一片紧张，大炮全部推进阵地，士兵的枪口都安好刺刀，对面仍是安静一片，中国守军看上去毫无查觉。植田心里十分高兴，他相信自已的突然一击，一定能拿下庙行，在白川义则赶到之前，来个中央突破。
二十五号凌晨，植田动手了。
同往常一样，植田打的是标准的攻坚战，先是大炮轰，然后飞机炸，最后步兵冲锋、炮兵延伸射击，不给守军喘气的机会。张炎的工事被炸得七零八落，不得不退后一里地，让日军步兵冲上来，再打白刃战。
对十九路军的韧劲，植田是深有体会的，庙行阵地突击不顺，并不是多么惊奇的新闻。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在庙行阵地的另一头，进攻杂牌团的日军竟然也没有战果，而且伤亡十分惨重，甚至超过进攻十九路军的部队。
听到战报，植田震惊了：守卫庙行的杂牌部队是什么来头？！
其实植田不必惊讶，也不必愤愤不平，因为对阵的那支杂牌部队虽然没有番号名份，却是比德械师还要精锐的精锐。碰上他们算植田倒霉，也算植田的荣幸。
中央军三大精锐嫡系之首、中国远征军的前身、后来的国军五大主力之新一军的鼻祖，从这一天起正式闪亮登场。此时它只有一个不起眼的名字，叫税警总团。
前面说过，民国的政客喜欢结交军人，为的是有枪杆子好撑腰，象西北军能活过来，跟孔祥熙在旁边说情有很大关系；而蒋介石的大舅子、财政部长宋子文，对军事也相当有兴趣。
作为民国老牌财政部长，宋子文当官绝不是凭孙中山的关系，相反，由于宋家的人多才多艺，孙中山、蒋介石都要沾他们的光才混得开。老宋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在美国拿过博士学位，第一个老板就是大名鼎鼎的盛宣怀，实在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作为民国的政治家，手里没有几支枪杆子，说话总是不大硬气，宋子文经常要跟军阀打交道，尤其懂得这一点。虽然不擅长军事，宋部长却有特别的途径，是别人都比不上的：他能搞到钱。
民国政府天天要用钱，免不了要跟外国银行借钱，再用收上来的盐税抵债。借来的钱是国家的，收上的税也是国家的，但还钱给外国银行的时候，该还多少、能留多少，却是可以商量的。
因为中国军阀遍地，税钱经常被截留，宋子文便向外国银行提出，需要招一批警察，保护财政部收税运税，否则钱送不到金库里，他拿着白条也还不上帐。几家外国银行对中国国情都深有了解，对宋部长的苦衷也是心有戚戚，因此十分大度地同意，宋部长交上来的税款可以酌情留一点，搞一支城管式队伍，协助财政部收税，名字就叫税警总团。
顾名思义，税警总团只是收税的警察，但既然要在军阀土匪手上收税，还的又是外国银行的钱，自然级别也该高一点。在宋子文的精心操作下，他的税警不仅待遇好、人数多，而且装备精良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蒋介石的中央军也不过多一点德械枪炮，他却能率先装备坦克车！
八国银行只知道宋部长养了几个收税的城管，谁也没想到，宋子文偷偷把城管养出了正规军的水平。尽管名义上他只有两个团，但整个规模却是四个团，而且训练有素，尤其是团里的军官，都是一等一的人材。
虽然旧中国也有几所象样的军校，可是大家都很清楚，它们都被各大军阀承包了，里面的毕业生别说雇不到，雇到了也得小心用，因为搞不清什么时候，他们就会跟着老师或师兄反水。宋部长没有合用的人手，最有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轮不到他挖墙脚，只好把眼光放到西点军校毕业生身上。
由于各种原因，军校生毕业后是比较抱团的，换句话来说，就是比较排外。作为新兴国家，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影响着实不大，西点军校更是冷门无比，去那里读书的留学生回国后倍受排挤，到处找不着工作。正好宋子文就是美国留学生，听说有这么帮人听话又好用，马上把他们拉了过来。
第一任税警总团团长，是中国最早的西点军校毕业生温应星，第二任（也就是和植田打仗的这位）王赓不仅是西点军校毕业生，还是美国后来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同学。在这些专业军校的教官带领下，税警总团整天研究野战攻守、战役规划，压根也没把自已往城管身上靠。
而宋子文的觉悟也比普通军阀高出一头。日本人在东北闹事的时候，他就红着眼睛要把部队往上派，希望精心调教的队伍能去打几仗，无奈奉系军阀怯弱无能，他空有一支部队想报国，却派不上用武之地。正好碰到上海吃紧，于是全军赶赴上海，目的只有一个：保家卫国，宁死不屈。
虽然报国之心拳拳，税警总团在上海还是有一点小麻烦，那就是他们的股东不是宋部长，而是八国银行。考虑到银行里的股东不一定愿意把保安队拉出去打仗，为了防止赞助商犯小气，税警总团不声不响地改了名字，变成八十八师独立旅，由蔡廷锴直接指挥，算是一支预备队。
通常来讲，一支部队如果顶着“独立”的名字，大都是编制以外的扩充人员，就象小三一样没名没分；植田敢在庙行大打出手，也是看到八十八师撤下去休整，想在业余选手身上找些便宜。没想到这支没名份的部队火力竟然比自已还强大，而且士气极其高昂，直接在阵地上跟日军拚起了刺刀！
植田的突袭进行了六个小时，张炎旅前沿两个团都是损失过半，税警团也损失惨重，布在前面的第一营几乎全部拚光。张炎也杀红了眼，索性把最后一个团派出去，跟日本人死磕到底。
植田终于坚持不住，又一次从战场上败退下来。他的兵力并不占优势，成功的希望都在出其不意上，被张炎和莫名其妙出现的税警队挡住，就已经丧失了突然成功的可能性；张炎带着部队全军突击，附近的援军也赶来助阵，他只能及时撤退，以免被对方倒咬一口。
虽然植田的突击又一次失败，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因为他的这次出击，十九路军又损失了一批宝贵兵员。为了维持战线的完整，蔡廷锴不得不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大军撤出江湾。
江湾是防御要地，离上海市区距离也近，属于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弃的地方。但手里的兵越来越少也是不争的事实，蔡廷锴虽然骁勇，却不愚笨，在权衡利弊之后，他咬着牙再次收缩了防线。
对植田来说，虽然没攻克上海，但能从中国守军那里拿到江湾，也算一个不错的交待。他的师团已经损失惨重，再也折腾不出花样来，下一步就要看白川大将和他的援兵了。
二月二十八号，英国人想办法主持了一次调停，由顾维钧和十九路军参谋长对野村中将及日本首相特使松冈洋右参加。在调停里，中国答应可以从防线后撤，日本也必须撤军，日本人满口答应。
调停完毕，各回各家，日本兵仍在原地，压根不退后。说白了，日本人只希望中国退出上海，不管是谈判还是动武，都没打算让步。
二月二十九号，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坐着重巡洋舰，赶到了长江。
带三个师团、一个联队打中国两个军，白川对结果完全不怀疑，唯一的问题是时间。内阁和军部对他的要求，是三月四号以前必须大获全胜，而此刻他的两个主力师团，还在船上没有登陆。
如果按下野和植田的打法，不管是打庙行还是江湾都能攻破防线，但他没有时间，因为离内阁的期限只剩下四天。
两个师团登陆、集结，再沿植田的老路正面攻击，一点点击破张治中和蔡廷锴，四天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白川很明白，自已必须换一种打法。
日军最擅长的打法是包抄迂回，帝国陆大最推崇的理论也是包抄迂回。植田和下元不搞这一套，是因为兵力不够；但白川不需要考虑兵力问题，当然可以随意安排，而且为了进攻顺利，还可以多布疑阵，出其不意。
很快，张治中和蔡廷锴都接到报告，日本飞机在上海南面的杭州湾一带反复侦察，意图十分可疑；而从地形来看，杭州湾地形平坦，又没有防御兵力，十分适合登陆包抄。
对指挥官来说，判断是最艰难的事情。日本人用兵狡诈是有名的，侦察杭州湾，未必真的要进攻杭州湾，可要是真的不分兵布防，假戏就会变真。
当上海守军全面警惕南面的时候，日军已经无声无息地来到北边，白川为他们选的登陆点，叫七丫口。
白川也知道杭州湾是好地方，但杭州湾离上海比较远，开战又容易打到租界，容易引发外交纠纷，因此把登陆点选在北面。从七丫口登陆，经过浏河直插后方，一样可以包抄上海，赶在三月四号前歼灭守军。
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日军第十一师团主力在长江口换乘小船，深夜里无声无息地开过吴淞炮台。吴淞炮台的中国守军仍在驻守，但深夜两点又没有雷达，守军根本没有反应，日本舰队顺利通过要塞，来到七丫口登陆。
守卫浏河的，是中央教导队一个营，而摊到七丫口的，只有一个连。
蔡廷锴也知道浏河很要紧，但沿长江的防线有几十公里，根本没有办法布防。前线到处吃紧，连江湾都没有兵力防守，能给浏河派中央教导队一个营，已经算是十分重视了。
一个连对一个师团，无论怎样死守，也不会有效果。中央教导队打得十分惨烈，但日军在海空军掩护下，仍然顺利登上了江岸，然后迅速向内陆推进。
蔡廷锴几乎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浏河方向的告急消息。但他的反应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束手无策。
因为在这一天里，植田的第九师团也从正面发起了进攻。
白川给植田和下元都派了补充部队，还把十一师团的一个联队也划给植田指挥，让他从江湾重新进攻。植田当然不敢怠慢，带着部队又是打炮又是冲锋，要在上海把丢的面子找回来。
植田从江湾发起的进攻，仍然是很不顺利。
虽然后路被包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都没有一点怯意，反而同植田象疯了似的缠斗起来。第九师团从早上打到晚上，始终冲不破守军的防线，而且让白川震惊的是，第七联队队长林大八大佐竟然也被守军打死，成了第一个被打死的高级军官。
林大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毕业生。
如果按资历算，林大八同土肥原、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等人都是同学，级别上应该差不多才对。但人比人气死人，因为不擅长考试，读不上陆军大学，可怜的林大八在军队里排不上号，只能以次品废品的身份苦苦挣扎，别人已经等着升将军的时候，他还不得不带队冲在第一线，终于在尸体上争取到一个少将肩牌（追认的），也算是死有所值。
虽然正面战线仍然还算稳定，但蔡廷锴和张治中心底都明白，上海，其实已经守不住了。
守卫后方浏河的部队大败亏输，张治中紧急派宋希镰去解围，但解围部队在飞机轰炸下行动十分迟缓，一直到深夜都没能集结起来。指望他们把一个日军师团打回长江，基本上是痴心妄想。
正面危急，侧翼被抄，援军迟迟不到，而白川的第十四师团正在海上，马上也要投入战场。蔡廷锴知道，事情已经到了决断的时候。
死守上海直到全军覆没，固然是悲壮的选择，但战局已经分明，让部队在炮火下无谓牺牲、成为日本人炫耀武力的战果，显然是不明智的。仗打到这个地步，要紧的不是死守上海，而是尽快把损失降到最小，把希望留给明天。
可惜五年后的蒋介石不明白这点，结果一败涂地，把好不容易攒的一点军队全部输在上海。
蔡廷锴和张治中都不是傻子。面对白川狠毒的进攻，他们十分清醒地做出了选择，命令大军立刻后撤，跳出包围圈。
如果要论战术，进攻大概是最容易的科目，而撤退则是最艰难的行动，一不留神就会变成单方面屠杀，国军防守的时候往往能坚持住战线，一旦撤退便是溃不成军，被追击的敌军打得大败亏输。白川和植田久经战阵，自然不可能放过大好机会，只要疏忽一点，就会人地两失、全军覆没。
然而在中国军队准备撤退的时候，对面的白川却没有丝毫感到一丝离开的气氛。三月一号的上海守军不仅没有任何退的迹象，反而拚命同植田缠在一起，十九路军几乎是倾巢出动，同植田从炮战打到白刃战，寸土不让，仿佛干上了就不消停，一心要拚命到底。
对十九路军的表现，白川十分满意。既然蔡廷锴不肯在上海退让一步，自然也就不会撤出上海，他们同植田打得越激烈，就越方便十一师团抄后路、打歼灭战。植田在前方一份份战报传来，白川在指挥部满心得意，他相信自已有两天的时间，一定能堵住大上海、全歼中国军。
三月一号晚上六点，鉴于部队已经十分疲劳，深通兵法的白川下令，十一师团吃饭休息，准备第二天一举突击，切断中国守军的退路。这一天夜里九点，第九师团也转入休整，务必在第二天拖住蔡廷锴，不让他醒悟过来撤退。
入夜了，到处静悄悄一片。看到对面的日本兵安然熟睡，蔡廷锴和张治中无声无息地松了一口气。
白天不要命地同植田拚命，是为了给白川一个信号，让他相信自已要死守上海；现在日本兵睡觉了，才是撤退的大好时机。
三月一日夜里，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悄无声息地离开阵地，撤出一个多月死守的工事，全速开往二线的嘉定、黄渡。大家都知道情况凶险，谁也不敢发出声响，夜空里只有沙沙的脚步声和日本兵熟睡的鼾声。
第二天早晨，植田睡醒了，在他的第九师团面前，只剩下空荡荡的工事。
战报送到司令部案头，白川也只能叹一口气：对面的中国军队，确实不好对付啊！
楼主: 互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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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6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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