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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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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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英烈碑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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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烈石

东方诱惑

精彩，读到了不一样的文章，看到了领袖真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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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五年三月，孙中山在广州策划第一次起义未果，被清廷通缉，香港也呆不住了，只好去日本。一八九六年去美国，同年秋天去英国，被清廷扣在使馆里，后在外交压力下交出人来，反而因此声名大涨，筹集经费十分方便；一八九七年他经加拿大前往日本，又结识了一帮日本军政要人和梁启超等保皇派，一九零零年想和李鸿章一同搞独立的南方政府未果，同年九月准备在日本支持下从广东造反，结果日本态度变化，失败。一九零三年在日本青山开军校，立誓反清，零四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当了黑帮致公堂的高级长老“洪棍”，目的仍是反清（后来成立中华同盟会，北美移民法律限制移民的流动，同盟会有活动就是通过致公堂进行的），到美国宣传反清无果，于是接受资助去欧洲筹款，零五年再去日本同黄兴一齐反清，八月，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联合各组织成立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劝人革命，推翻大清国。

简而言之，孙中山这些年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造反。

满清政府不是傻子，慈禧老大妈打仗虽然不行，维稳还是有本事的。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有关部门很快就盯上了孙中山，并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本政府以清日关系大局为重，采取措施阻止一小撮反清势力的干涉与颠覆，切实尊重大清主权和权益不受影响。日本不愿意为一个人得罪一个政府，只好找孙中山商量，表示你在我这里很有麻烦，直接赶你走又不大好意思，送一笔钱给你到别的地方“读书”吧。

孙中山具体拿了多少钱不大清楚，有的说法是一万多块，总之数目不会少。不管怎样，反正他拿钱后去了美国，继续当他的黑帮洪棍，四处拉人造反。因为拿钱的事没跟同盟会商量，会里吵得热火朝天，纷纷说他贪财，孙中山一气之下还跑到南洋，同胡汉民、汪精卫两位小弟另外成立了同盟会总部。

马克思老爷子曾经曰过，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这句话实在一点也不错。历史记载着，孙中山解决经济问题后的一系列“职业”生涯：

一九零七年五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这是第三次起义；随即六月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今天的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第四次；七月六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同月，孙中山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踏足中国国土；一九零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第七次起义；四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第八次；一九一零年二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第九次。

这是一份屡败屡战的简历，也是一份剽悍人品的证明。从本质上讲，孙中山和陈独秀是一类人，但他们的方法却是完全两样，陈独秀想先唤醒民众再选造反，孙中山则要生猛得多，打算直接造反后再唤醒民众。当然，不管谁对谁错，结果都是一样的--失败。

造反家孙中山大半辈子的生活，大致说来就是造反-逃亡-再造反-再逃亡。

屡败屡战不是没有代价的。从海外找人捐款的时候，孙大洪棍没有资本，唯一的许诺，是将来成功后一定给回报。反复失败后，大家渐渐明白过来，造反这种生意实在不靠谱，国家领导也不是说当就能当的，眼看投资都打了大水漂，广大人民群众干脆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孙大炮”，笑他成天忽悠人。

从屌丝到大炮，孙中山的经历看上去很傻很天真。事实上，一直到现在都有无数人嘲弄孙中山，笑他讲话没谱，手上没一粒米就敢说给全国人民开饭，而且大话说得震天响，丝毫不怕闪到舌头。但是更奇怪的，却是不管他如何忽悠，总有那么一帮人跟在背后送钱卖命，好象普通人都能看出来的骗局，他们偏偏看不明白，硬是拿着白花花的银子往水里扔。当然，看过这些政治童话般的故事后，不少人都是仰天长叹：原来当年的土豪那么好骗，可惜俺生不逢时，如果穿越回那个时代，一定能白手起家，套住一只又一只呆萌的白狼啊！

通常来讲，我谈历史的时候，都是阐述里面的故事经过，很少分析所谓历史规律。原因也很简单，大段的说教不仅枯燥，还很容易受宣传的影响，变成另一篇新闻联播汇总稿。但是在孙中山造反、以及他为什么能造反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花一点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它的名字叫，革命是怎样炼成的。

花费宝贵的篇幅讨论这种东西，是为了让大家对历史和社会有基本的认识，否则光看书上云山雾罩的记录，很容易被花哨的表象绕在里面，半天出不来。

孙大炮为什么总能搞到钱，或者说，那些土豪为什么总是赞助孙中山？这是一个极其严肃、也极其深奥的课题。

在孙中山的赞助商名单里面，比较著名的有两个人，一个叫张静江，一个叫宋耀如。

张静江对孙中山最出名的赞助，是一九零六年的某一天，他在海上碰到了孙中山。

在传统史料上，这次相遇是极其偶然的，好象就是两个陌生人碰面，然后一见如故。但是我们要知道，早在这次“偶遇”之前，张静江已经资助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办革命杂志，揭露满清腐败、宣传革命；而那个时候，孙中山也是著名的反清斗士。如此蹊跷的安排，到底是事先有人策划，还是真的小概率事件，实在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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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宋耀如不这样积极支持革命，他的家族财富会积累得那样快吗？他的家族地位还会那样高吗？
答案应该也是否定的。因为，除了革命，其它行业，好像都不可能获得如此暴利。

宋耀如显然比张静江混得更好，从某种意义上，宋耀如比战国时的吕不韦还强一些。因为，经过一番运作，宋氏家族成了民国第一大家族，他的儿子叫宋子文，大女婿叫孔祥熙，二女婿叫孙中山，三女婿叫蒋介石；三个女儿，分别是蔼龄、庆龄、美龄。这帮人随便拉出一个来，都可以称得上大名鼎鼎。

当年的吕不韦家族，好像也没有混得如此风光，关键是，宋耀如的结局比吕不韦强多了。他不光自己安然逝世，子女还叱咤风云几十年，一度把持了当年的中国财政，甚至影响了两岸现今的运势。吕不韦有这样的待遇吗？显然是没有的。

只要我们知道这个基本事实，自然就会明白，富豪们投资革命，绝不是为人民服务那么简单，就象吕不韦一心资助秦始皇他爹（异人），绝不是为了救民于水火那样。只是古代没有民权的概念，所以御用文人写出来的历史，通常并不会太肉麻；而现代有了民权的概念，所以现代御用文人写历史的时候，常常带夹杂着说不出的肉麻吹捧。

为什么有了民权的概念，御用文人写历史时，就会变得非常肉麻呢？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有了民权的概念，老百姓对政治家的期待值也会相应增加，宣传部门在吹捧政治人物时，自然也得水涨船高，把相关人物写成毫不利己的圣人。

如果社会没有民权概念，御用文人通常很少这样吹捧政治人物，甚至根本就不会这样吹捧政治人物，而是更多地归因于神化、天命一类东西。因为，老百姓心底非常明白，政治人物怎么可能这样高大上呢？

吕不韦这样的历史人物，用现代历史的笔调去写，那就是，吕不韦很小的时候，有感于天下纷争无时休，怜悯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痛心商路因此难以畅通、社会难以繁荣。于是，为了不幸的老百姓，为了推动商业繁荣，为了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很小就树立了结束天下纷争的志向。
话说某一天，吕不韦遇到了异人，两个人一番交谈，都被对方那种一心为国为民的伟大精神所感动，于是，从此开始了他们伟大的革命友谊。后来，异人死了，吕不韦就鞠躬尽瘁的辅佐异人的儿子，总而言之，没有吕不韦，就不会有战国那次伟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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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宋耀如这样的人，如果用古代的笔调去写，自然也会换一个样子。那就是，宋耀如少年时代问他的大哥，种地能获利多少？答曰：十倍；贩珠宝呢？答曰：百倍；投资革命呢？答曰，这是不可估量的。
于是，宋耀如有一天遇到孙中山，就说奇货可居，遂致力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经过他的苦心经营，宋氏家族终成为华夏第一家族，总而言之，宋氏一门，封侯拜相者伙矣。




看过宋耀如的经历，再来看张静江，情况就很明显了。张静江与宋耀如相比，当然差一点档次，但是，从他跟孙中山近乎传奇色彩的交往里，大约也可以看出，张静江的商界地位、处事魄力绝对是一流的。事实上，张大商人不仅是民国风云人物之一，更是江浙财阀的领衔人物之一。

张静江活着的时候，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张静江死后，蒋介石亲作挽联“痛失导师”。这种待遇，绝不是普通商人或土豪能配得上的。

只要看过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就应该知道，大商人、大财阀支持革命，肯定有投资的目的，而且获利都非常丰厚。作为局外人，看历史时必须弄明白，他们这样做的利益从哪里来呢？

笼统地讲，商人投资政治革命，利益可以分为两个部份。

最明显的，自然是标准的长线投资利润。换而言之，革命如果成功，那种利益真可称得上不可估量；
另一部分比较隐晦的，则是短线投资。换而言之，革命没有成功，它潜在的利益，也是非常巨大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有几个生意人，一个人在白道有背景，一个人在黑道有背景。你说，他们谁来头更大？

顺着黑道、白道，我们再引入一个红道（革命党）的概念，假如有人有革命党的背景，你说，他们谁能压过谁？

当然，这是没法简单类比的，因为，竞争取决于他们的背景有多深，也要看他们的靠山有多大。虽然笼统的说法，自然是有白道背景最管用，问题是，黑道和红道通常也不是吃素的。说到玩命，是黑道大哥敢玩命，还是红道大哥敢玩命？是黑道的喽罗敢玩命，还是红道的喽罗敢玩命？

自然都是红道胜出！在玩命这件事上，黑道跟红道相比，那都不叫事！

在反清大潮里，红道通常都是直接同满清政府作对，动不动就带上长枪炸弹，公然攻打督抚衙门。哪个黑道大哥，敢干这种事呢？

所以，说到玩恶斗狠、胆大妄为时，黑道与红道相比，永远也是差着一大截。

只要我们明白这个基本事实，大约就会知道。一个人背靠黑道，自然可以攫取巨大利益；一个人背靠红道，同样可以攫取巨大的利益。因为，不要说别的了，就是凭红道这种天不怕地怕的精神，谁也得给人家留一份，否则，两边撕破了脸，先得掂量好后果。

黑道、白道，都是无间道。其实，白道、黑道、红道，也都是无间道。

基于白道顶级老大（慈禧老妖后，或者皇帝、摄政王）的地位，自然不用怕什么黑道红道。因为，紫禁城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调动几十万军队保卫中央，黑道、红道大哥再厉害，也不敢说自己有本事打进去，更没有能力刺杀他们。问题是，具体到下面的省市级领导时，他们显然都没有这种信心，尤其面对红道的报复时，他们谁也没有太多安全感。

革命党喊的口号、做的事，就是推翻万恶的满清政府，而且动不动就拿着长枪炸弹，进行恐怖活动。普通官员没事跟人家作对，不是想找死，又是干什么？

所以，白道在同红道打交道时，通常也保留着一条无间道。

白道的官员在处理涉红问题时。大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而言之，你只要不过分，我不会过分追究你的。

过分不过分的界限是什么呢？那就是，红道必须得能让白道交差，只要能保证这一点，哪个白道大哥也不敢轻易招惹红道的。因为，在白道、黑道、红道里，红道才是真正的亡命徒，说到玩命，不要说花天酒地的白道官员，就是传说中心狠手辣的黑道大哥，碰见红道发怒，也会吓得赶紧陪罪。

什么叫玩命？革命党才叫真正的玩命！什么叫天不怕地不怕？红道才叫真正的天不怕地不怕！跟红道相比，黑道不过是安善良民罢了！

只要知道这个基本道理，自然就会明白，暗中与红道密切来往，通常并没有太大的危险。

因为，只是暗中与红道往来，这本身就证明，相关行为并不过分，白道官员只要睁只眼闭只眼，就可以假装不知道。在红道势力非常弱小的时候，这种事情还有比较高的风险成本，但在红道越来越嚣张的时候，白道官员通常总是交差应付的，甚至连封口费都不敢乱勒索。

如果哪个白道的官员，在这种背景下，非要没事招惹红道，那真是叫不长眼了。因为，没有特别的理由，跑去同这样的亡命徒一般见识，不是找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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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道不宜招惹红道，还因为红道的博弈规则，同一般人不一样。

普通人在思考问题时，都有明显的利益倾向，会做最基本的利害盘算。白道官员手里握着足够的资源，同这种人博弈时，自然是占尽优势。因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不亡也得赔一大笔钱，这是普遍的规矩。

就算是黑道中人，这种倾向也非常明显。黑道好像是天不怕地不怕，实际上最懂得欺软怕硬了，与这种人相争时，白道大哥手里握着足够的资源，通常也容易保持主动权。

当然了，混在道上的人，现实博弈中容易占据上风，主要是因为从表面看，黑道与普通大众相比，更具有冒险精神、赌徒气质。所以，普通大众一遇黑道中人，都是习惯性的让一步，因为，普通大众缺少这种精神与气质。

问题是，碰到红道中人，黑道白道就都要让一步了。因为红道的利益倾向非常模糊，计算利害的能力几乎没有，或者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总而言之，他们常常会为了非常远离自己利益的所谓理想、理论，动不动就拎着炸弹往上冲，连命也不要。

广大革命者各种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事迹，那是层出不穷。面对这种人，不要说是普通大众，就是传说中的黑道，也会退避三舍的。

一个人拥有红道背景，虽然端不上台面，但是，它的威慑力绝对是不可低估的。只要他不是公然拿红道背景说事，白道、黑道都得自觉让一条道出来，否则，强行跟这种人抢道，后果有多严重，可以想象。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张静江之类的人，经常大笔给革命党送钱，明天哪个不长眼的把张静江弄破产、甚至弄死了，革命党会跟他善罢干休吗？要知道，这等于把革命党的钱罐给砸了。

张静江给革命党送大笔的钱，革命党人会用来干什么呢？显然是买各式长枪短枪炸弹，进攻督抚衙门，甚至一举攻下紫禁城，接管整个中国。

革命党人这种行为，也许有点异想天开。问题是，计划一举接管某个城市，的确有点异想天开，但是，如果人家明天计划砍下某个黑道、白道大哥的脑袋，估计谁也不会觉得这是异想天开。因为，相比造反暴动，这才多大点事啊？说得明白点，这就不叫事！

如果张静江的所作所为，威胁了某个人的根本利益，他与张静江相争，还算是情有可原。因为，有谁撑腰也不能太欺负人，你仗着红道往死里逼我，我当然找白道收拾你。问题是，如果只是一些普通的利益之争，也要一个劲地同张静江过不去，甚至不惜把人家搞破产、甚至是搞进监狱，那可真叫不长眼了。

张静江破产了，革命党的损失得多大？革命道路上又要多死多少人？就这种损失，革命党灭你全家的心也有，到那时，可千万不要说，没有人提醒过你，得饶人处且饶人之类的道理。因为，你捅的是不折不扣的马蜂窝，人家代表革命、代表人民消灭你的时候，白道大哥都会吓得跟你划清界限；甚至还会告诉别人说，省长部长、军区司令都不敢得罪的人，一个镇长乡长、城管队长非要去招惹，那是他自己找死，怪不得我不救。

只要我们看透了这个事实，自然就会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商人愿意投资革命了。因为，这也是一种投资，而且，还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投资。

投资革命，在许多时候，就可以得到革命党的支持，它潜在的价值，是难以估算的。更主要的是，你不投资革命，你的竞争对手投资革命，你潜在的损失也会很大。

总而言之，人家白道、黑道、红道道道通。你只通了白道、黑道，就差那么一条红道；实力相近的时候，你在竞争中，估计就会处于下风了。

这还是从短线投资来说的。如果从长线投资来说，就更不用说了。

一切是显然的，明天革命成功了；你从未投资过革命，你再与那些长期投资革命的人竞争，肯定更会处于下风。到时候你再投资革命党，估计就有点晚了，而且利润也不会很高，更多的情况，是那时你双手拎满猪头，硬是摸不着庙门。

在那种时代，真正能混开的人，通常是张静江这种白道、黑道、红道道道都通的达人。比如，张静江在白道，曾花十万两银子捐过江苏侯补道；在红道，当年曾大手笔资助过孙中山；在黑道，随便一句话，黄金荣也得卖张静江的面子。

凭张静江这种身份，谁敢招惹呢？有这样的背景，做生意自然是如鱼得水。因为，普通人拿什么与张静江竞争？

当然了，在那个时代想混得开，还有一条道必须得走，那就是洋道。因为，在晚清末年，什么白道、黑道、红道，没有了外国势力支持，实力上都要弱一层；而且不论哪条道，其实也不是界限分明的，现实社会里，道道其实都是无间道，有相当多的模糊空间。事实上，无论张静江、宋耀如，在洋道上也都有自己千丝万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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