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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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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象平步青云一般，孙大炮一到国内，同盟会立刻欢迎异常。十二月二十九日，南京革命党不顾湖北同袁世凯的协议，推选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并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正式宣布新国号“中华民国”，还定下了民国约法，准备再接再励，革命全国。

昨天还在洗油腻腻的脏盘子，今天就黄袍加身当了大总统，孙中山实在是喜出望外，以为自己真的帅到了没朋友。然而在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他很快回过神来，俗话说天下没有白掉的馅饼，总统自然也不是白拣的，大家之所以肯把宝座让给他，不是单纯想请他享受权利，而是希望他能承担义务。具体来讲，是希望他能帮忙背黑锅。

北洋大军随时可能压境，一盘散沙的起义军根本招架不住，临时抬出一个孙中山，还是因为困难太多，希望外来的和尚懂念经，有妙方解决问题。

几个独立出去的省并没有多少积蓄，清廷当然也不可能给他们拨钱，临时政府发不出军饷工资，急得四处找日本和列强借钱，无奈好话说尽，对方就是摇头不答应。南方革命党急着让孙中山当总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为他洋道走得广，能搞到大笔海外捐款救急（可见孙大炮的忽悠水平之高），谁也没想到炮哥是从厨房放下盘子赶来的，不光自己啥也没带，还要拿总统的薪水吃白饭。

出来混，没钱是不行的。孙大总统上岗的时候，南军已经被逼表态，只要袁世凯反清，可以选他当大总统；等到孙中山面对北洋大臣袁世凯咄咄逼人的进攻，他也没有更多办法，只能继续谈判。

孙中山VS袁世凯，两个世纪强人开始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你行，还是我行？

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用多猜测的。

如果硬打，最多北洋军和革命军两败俱伤，满清朝廷可以坐在一旁喝茶，毫无违和之感；如果不打，军机大臣袁世凯倒也愿意参加造反，但是袁司令的要价极高，他要求当未来的民国大总统。

革命形势复杂到这个地步，不引进外国势力干涉一下，日子就真没法过了。为了解决前线的经费，孙中山只能四处想办法，甚至急得答应把中国东北抵押给日本，用来换应急的军费；可日本考虑到南方政府的兑现能力，始终是钱袋紧捂，一分钱赞助费都不掏。

实力决定一切。孙中山没有实力，所以他只能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只要袁司令能让清朝滚蛋、在未来的政府里留出革命党应得的份额，大家可以在民国约法基础上拥护他当大总统。应该说，这是个非常实际的想法：不灭了清朝，大家肯定连现在那点家当都保不住，不如先退一步，守住地盘然后慢慢来。

从官方的历史书上看，孙中山显然是不对的，众多历史叫兽纷纷摇头晃脑，品头论足地发表看法，认为孙中山是搞右倾主义，对袁世凯让步尤其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云云。

街头卖菜的老大妈这样胡诌几句可以理解，堂堂叫兽也这样认为，实在应该拖出去，好好打一顿屁股。

这帮叫兽该打，是因为他们总给些非常呕吐的评论，如此信口开河，等于存心抹黑革命先驱。孙中山虽然姓孙，却没有孙悟空的本事，不能拨根毫毛变出粮弹兵丁闹革命，不妥协难道要他上吊么？

很明显，袁世凯是不管右倾不右倾的。有了孙中山的承诺，袁司令马上变身袁政委，回宫去找老寡妇（皇帝溥仪太小，一切还是太后做主）做思想工作，施展他的忽悠才能。经过一番细致又周到、暴风加细雨的威胁，袁政委连吓带唬，哄太后发了一个逊位诏书，宣布朝廷现在不想理政，所以暂时关门盘点，国家大事交给大家去操心。

虽然只是“暂时”关门，没有明说下台，可所有人都知道，大清朝这一跤是栽到了坑里，再也别想翻回去了。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号，也就是发布逊位诏书的第二天，圣寡妇皇太后还习惯性地上班，傻傻地等军机大臣袁世凯早朝汇报工作，等到中午也不见人影，就派太监去催。

太监当然不敢怠慢，气喘吁吁地跑了一趟，然后回来禀报说：袁世凯回话，从今天起，不用来早朝了！

太后毕竟是太后，过了半天终于反应过来，顿时坐在椅子上又气又急，最后失魂落魄地丢下一句话：“大清的天下，难道就亡在我手里了么？”

老寡妇越想越害怕，越怕越难过，坐在椅子上哭了一场，又稀里糊涂地让太监掺回去睡觉。她这才明白，从昨天发出那道要命的诏书时起，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残害禁锢整个中国的封建清朝，已经半忽悠半认真地宣告完结了，而她则是列祖列宗最后的那个送终人。

老太后哭哭啼啼地回宫里拜祖宗，袁世凯高高兴兴地当总统，孙中山则恨恨地咽下了一口气。袁世凯有钱有枪，他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本刚刚印出来的民国约法，以及南方那堆面和心不和的新兴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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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二年八月，在宋教仁的努力斡旋下，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正式合并，改组为国民党。这个月二十五号，孙中山在北平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选为理事长，然后以自已“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的理由让出了职务，推举资历较浅的宋教仁做了代理理事长。

在当年的民国，宋教仁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他不仅人品好、声望高，而且长得又帅，极有感召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按照约法进行选举肯定能当总理，组建内阁实现民主；不少人相信，只要宋理事长当选，中国肯定可以象英国、美国一样蒸蒸日上，成为新一代富强国家。

面对宋教仁如日中天的声望，袁世凯当然不能坐视，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摆不平选票，就摆平拉选票的人！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

宋教仁的凶信很快震惊了全国。上海警方办事倒不慢，马上抓到凶手应桂馨，又查出凶案竟然跟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相关电文一在报上公布，立刻舆论哗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赵秉均是袁世凯的亲信。

案件查到这个地步，可以说离真相水落石出只有最后一步距离。但是终究还是没能查下去，因为袁老大是拿枪的总统，没有警察敢找他的麻烦。

于是孙中山怒了。

不就是造反么？兄弟我造了十几年的反，还怕了你不成，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一九一二年的七月，孙中山指挥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纷纷起兵，这次终于不是反清了，改反袁。

孙中山反袁的结果很是凄惨。北洋军队的实力实在不是吹的，国民党七月反袁，八月广州就被攻破，九月南京也失陷了，孙中山等人只好再次逃命日本。好在日本朋友多，容身之所还能找到，这次短暂的战争被称作“二次革命”。

而那个暗杀宋教仁的应桂馨也没有好下场。他本来就是上海流氓帮会出身，一九一四年二月，这个头脑简单的流氓大概是昏了头，以为自已从驾有功，竟然得意洋洋地招摇过市，大张旗鼓跑去北平向袁世凯请赏，这下袁总统的脸面挂不住了。

应桂馨可能在帮会里混得太久，不懂得官场的规矩，但袁大总统是懂的，而且一点不讲客气。很快，应桂馨就在进京的客车里被人灭口，八天后赵秉钧也被袁世凯毒死，这下宋教仁的案件就成了悬案，彻底死无对证。

弄死应桂馨，袁世凯丝毫没有歉疚，但把赵秉钧也搞掉，大总统心里还是过意不去的。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他还是在几年后称帝的时候，给赵秉钧追封了个一等忠襄公的头衔，意思大概是说当年对不住你，所以赐你哀荣作为补偿。

做政客，可以没有廉耻，不能没有面子；同样作为政客，不仅要无耻，而且要有无耻的实力，在这一点上，袁大总统是玩得很转的。每每回顾这段往事，不少历史书都会叹息宋教仁的死，因为他死了之后，全中国再也没能够实现民主。而我认为更该叹息的，是我们这样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只出了一个宋教仁，只能出一个宋教仁。



袁大总统胡作非为的时候，蹲在日本的孙中山并没闲着。经过二次革命的失败，他从袁世凯那里学到了很多有争议的东西，并很快成为一个更加有争议的人。

长期以来孙大炮同宋教仁、黄兴一道走江湖，讲究的是共和民主、实现西方式政治。但血淋淋的现实告诉他，理想纯洁是没有用的，人品正派也是没有用的，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靠的都是实力，如果不建起自已的势力，理想就只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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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只说空话的孙中山开始了重新建立革命党的历程，并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同先前的国民党不一样，为了巩固实力，孙中山这次决定搞一些新花样，一些不大上得了台面的花样。

按孙中山的规定，新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还要按手模宣誓，又把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受不同待遇；如果再加上若干稀奇古怪的手续，除了不用杀鸡喝血酒外，基本上跟黑帮神汉一类组织没有两样。这种思想转变自然不怎么上台面，老一批高端大气的革命党人都不赞同他的做法，但孙中山却吃了药似的我行我素，丝毫不改变。

屡经失败的前任孙总统最需要的不是道德或赞同，他需要马上能用的实力，这是用无数人鲜血换来的教训。所以他不顾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哪怕一道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反对他，哪怕同盟会里的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都不加入他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也丝毫不肯改变主意。他当然知道众叛亲离的孤独，但却不肯放弃自已的目标，哪怕不择手段。

为了实力，他决定把革命党搞成黑帮；同样为了实力，他找到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许诺只要日本出钱出枪，他可以把未来的主权和领土划给日本作为报偿。日本方面自然是大喜过望，有关部门极有兴趣和他谈判，但却没有签一个协议，而是拿这些条件去要挟袁世凯，要求更高的报价。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袁世凯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袁大总统不想当冤大头，却还是不得不让日本人宰了一刀。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人趁机侵占了德国人占领的山东半岛。袁世凯自然是无可奈何，日本趁机步步逼进，要袁世凯同意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倒霉的袁世凯百般周旋，又动用舆论力量，希望英法等国能采取制约手段，可当时英法的注意力都在欧洲打仗，没精力理会他的要求。

日本人一路强逼到一五年的一月，终于图穷匕见，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项要求的最后通牒，史称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内容分为五个大项，大致意思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承认日本南满（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的特权；承认日本在旅顺大连等地特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并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日本以外的其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看过日本人提的条约，袁世凯十分明白，对手是什么样的货色。自已每往下走一步，就是往卖国贼的位置更近一分，这个条约签出来，中国就不再是中国，简直可以算是日本治下的一个行省。

袁大总统是堂堂大总统，当然不想做一个省民。但正所谓人在屋檐下，想抬头也不行，在扯皮无效之后，他发现自已除了让步签字之外，竟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说到中国为什么受日本节制，要一直从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讲起。

当年老佛爷向十一个国家的列强宣战，战败时订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加上地方赔款一亿六千八百万余两，以年息四厘算，三十九年一共要赔白银九亿八千多万两（实际上赔了六亿五千多万两）。这么一大笔钱，把中国的白银都搬空了也不够，于是列强决定拿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搞个按揭还债，一年年地扣。

海关税、常关税、盐税是中国最重要的税收，这些税一卡，中国政府自然要闹钱荒。北洋政府本来也不是经济建设标兵，当时又不搞三观教育、廉政建设，除了养兵发饷还要收姨太太、抽大烟、圈地起房子，四处弄军火抢地盘，刮百姓一时刮不到那么多，就只有找列强借钱用。

列强不是慈善机构，自然不可能说借就借。英美法这些国家相对小气，不愿意付大价钱，德国的兴趣又在欧洲，最想吞并中国也最肯下本钱的就是日本。大总统每年要扩军，手下要建公馆养姨太太，要养军政要客，只能要找日本要钱要军火；而日本的胃口又不是一般的小，不光不做赔本买卖，连少赚一点都不愿意，此刻干脆亮出刀来吓唬人：不签约就捅死你没商量，你借不借！

从某种程度上讲，袁世凯和后来的好几届政府都陷在这个怪圈里，明知借这种钱就是喝毒药解渴，但还是非借不可，终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晚，袁世凯终于同日本签下了卖国协定《二十一条》，于是他彻底走向了灭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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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对卖国条约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老百姓不答应，他的政敌不答应，孙中山当然也不答应--虽然孙前总统和日本人提的条件差不多。突然之间孙大炮变成了激进分子，义愤填膺地指责袁世凯卖国，号召大家起来推翻他，拥护自已建设新的和谐社会。

袁世凯不是傻子。同日本人签约除了对方咄咄逼人外，还有更隐密的原因迫使他需要更多的钱去收买亲信，也需要更多的枪炮去镇压可能的敌人。他已经把民国约法扔到一边，成为所谓“终身大总统”，但一个人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他还有更加进步的追求，也是所有独裁者的终极目标：当皇帝。

做终身总统，只是一代独裁，当上了皇帝，才是世代独裁。袁总统精明一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绝不含糊的。

一九一五年对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是喜庆的年头。孙中山在十月二十五号同宋庆龄结婚，袁世凯也在十二月十一号经过闹剧式的“推戴”后宣布称帝，新国号为“中华帝国”。有趣的是袁大皇上宣布要对旧清廷“永远优待”，被他忽悠下台的清宫吃人嘴软，也表示要永远拥戴袁大皇上，绝不起贰心。

清廷的遗老遗少们用自已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这个世界上有奶不一定是娘，但给奶的一定是娘！

大家各办各的喜事，各操各的心，孙中山的生活非常和谐，袁世凯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很快，袁皇上就发现，全国各地对他的称帝都骂声一片，竟然连北洋系也全面反水，逼他下台。

在后人眼里，袁世凯要当皇帝，是一件非常莫名其妙的事。因为很快，袁皇上就发现，全国各地对他的称帝都骂声一片，竟然连北洋系也全面反水、逼他下台，最后竟然连登基仪式都没来得及整一个，就灰溜溜地下台了，相关过程活象一幕低成本的狗血剧。

在不久以前，袁总统曾经做过多次民意调查、摸底测验，都是形势大好，看不出有什么地方成问题。更关键的是，袁大头已经是终身总统了，这个头衔跟皇帝也差不了多少，为什么叫总统时风光八面，叫皇帝就众叛亲离呢？

教科书上的回答，当然是老一套袁大头不得人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之类。但我们必须知道，所谓人心，是件十分不靠谱的东西，比方说，苛捐杂税不得人心，但民国时的苛捐杂税，有时比清朝还要厉害，甚至预征到了几十年后；又比方说权力世袭不得人心，但蒋委员长在台湾就是干出来了，金胖在朝鲜也干出来了，只要权力运作到位，历史潮流只能默默地站到旁边，不敢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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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习惯性地指点江山时，总认为这个历史大人物太愚蠢了，那个历史大人物太幼稚了，那我们看历史，恐怕真的很难学到什么东西。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无非就是，只要我们不犯傻、只要有一个正常人的知识和判断力，就能如何如何；因为那些失败者，都是因为他们太愚蠢、太幼稚了，或是在关键时候犯了愚蠢、幼稚的错误。这也是各种穿越小说盛行的重要原因。

袁世凯称帝的选择，肯定是失败的、错误的选择，因为事实是明摆着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认为称帝是单纯的幼稚和愚蠢，却只能说明，你并没有真正理解那段历史。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说，是袁世凯女儿讲的，称得上是独家揭秘。

这个传说虽然有着众多不同的版本，但总体意思都差不多，那就是，袁克定（袁世凯的长子）想当太子，于是就积极鼓动袁世凯称帝，为此他不惜花钱，给袁世凯定作了一份假《顺天时报》。袁世凯看到《顺天时报》上的内容，都是连篇累牍的支持他称帝，于是一高兴，就登基称皇帝了。

后来，袁静雪（袁世凯的女儿）吃香酥蚕豆时，发现包着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和自己家看到的《顺天时报》不一样，于是就拿给袁世凯。袁世凯一看之下，当时惊得差点吐了血，因为，自己竟然被骗了。

对这种所谓正史上的内容，或曰这种独家揭秘的内容，大多数人总是深信不疑的。只有真正经历过社会风雨的人，才会在心底明白，正史也好、独家揭秘也罢，荒诞不经的内容多的去了。

当我们看这种无厘头故事的时候，不妨先想一下，袁世凯的情报机构有多大，相关的工作人员有多少？一个拥有庞大情报机构的决策者，竟然天天看着一份从地摊上买来的报纸做决策，还有比这更扯淡的事吗？

我们必须要知道，民国后来的情报机构，有一个中统、还有一个军统；同时代苏俄的情报机构，有一个叫克格勃、还有一个叫格鲁乌；美国的情报机构，有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而且经常都觉得不够用。这还是和平时期，一到战时，各种情报部门四处扩编，相关信息收集单位更是五花八门。

统治一个庞大的国家，尤其是派系林立、纷争不休的民国，没有专业的情报机构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就算北洋政府是一个草台班子，也不可能落魄到，首席大佬靠地摊报纸分析形势的地步，更不可能一个人蒙在小屋里独自分析、甄别情报。这样的方法不要说统治中国四年，一天都维持不下去。因为，这种七个铜板就能买两份的报纸，竟然成了北洋首席大佬的战略决策情报来源，这不是讲天方夜谭吗？

不要说袁世凯是北洋政府的合法总统，就是在他被满清赶回老家后，袁世凯获取国际国内信息的渠道，也不会可怜到这个份上。如果袁世凯当时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方式就这样简单，他是没有希望东山再起的。

一个人控制着庞大的情报机构、拥有大量专业情报人员，再低能也不会拿着一些假得不能再假的东西，坚信不疑。我们必须得知道，袁世凯随便问个平时看报纸的文化人，也会知道他现在掌握的情报，纯粹就是哄鬼的玩艺。

更重要的是，这种地摊上可以买到的报纸，最多也就是个参考价值罢了，哪怕它真的天天发表消息，支持袁世凯当皇帝，那也是不管用的。《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报纸，如果日本人办一份报纸，竟然可以决定中国何去何从，那大东亚肯定早就被共荣了。

甚至退一万步讲，袁世凯如此看重《顺天时报》，又看到《顺天时报》天天盛赞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袁世凯是什么人？他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大佬，而且还是民国政府的合法总统。处于袁世凯的位置上，如果看到《顺天时报》天天向他示好，所有的内容，都是让他越看越舒服，能一点表示也没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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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而言之，在这种背景下，袁世凯肯定会指示有关部门拜访一下这家报社、答谢一下这家报社对自己的支持；甚至接见一下这家报社的主编（或幕后老板）、亲自对他们表示答谢。

事实上，袁世凯在称帝前，北洋政府的情报系统，对当时所有的媒体，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类似公关。如果袁总统真的如此看重《顺天时报》，又发现《顺天时报》竟然这样给自己面子，肯定也会接见公关《顺天时报》的负责人。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的公关工作也太成功了。等系列相关工作安排下去，想不穿帮是不可能的。

讲这么多分析，并不是论证袁世凯不看报纸，而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历史上所有的经典坏事，都不会这样简单，但是历史上所的经典坏事，都会被写成这种套路。总而言之，成功的经典坏事就是某个、某几个坏人神功盖世的产物，失败的经典坏事就是某个、某几个坏人脑子进水的结果，而整个历史就是一群好人和坏人过家家的童话故事。

因为，有机会说话、能拿到话语权的人，肯定都会想方设法与这类坏事划清界限，总而言之，我们从来也没有支持过它们，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在反对它们，都是领头的几个坏人做错了。事实上呢，在整个过程里，大家都在盘算自己的所失所得，都在不停地承诺和背叛，还搭上了很多人的性命，绝不是普通的闹剧那样简单。这种情况下，袁家的人弄这样一个故事出来，把自家的案犯描绘成小丑的样子，可以最大化地保全所有人的形象或面子，也就给袁家拓展了生存空间，它给袁氏家庭带来的价值，绝对是不可估量的。而且我们也要知道，后来的袁氏家族，下场也确实算是比较好的。

其实袁世凯称总统也好，称帝也好，都是极其复杂背景下的产物，或者说，是一个庞大工程的产物。仅仅是因为，他最后失败了，相关细节又端上不大雅之堂，所以后来有机会说话的人，都与这件事划清了界限。在这种背景下，给我们的感觉，自然是袁世凯和他儿子脑子抽疯，所以把自己作死了。

笼统地讲袁世凯失败的原因，不外乎是皇帝不好、总统才好，因为皇帝代表封建旧制度，总统则代表民主新制度之类。问题是，这种苍白无力的说教，就好像反腐倡廉的重要性那样，随便拉个学生听三堂大课，也会清清楚楚；而一说到实际的，就是天天给老百姓上反腐倡廉大课的人，也会稀里糊涂得不可救药。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研究下，哪个监狱里的大老虎，被抓前没给下属上过反腐课呢？

随便翻下历史，看过北洋军阀的表现，也能知道他们的德性。这种人会支持民主共和，那就是个笑话，因为，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这些人在公开场合装得人五人六，那是职业素养决定的，可拿它当真，那就是你的错了啊。

所以，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比古人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会讲大课，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社会从来也不缺讲大课的人，随便拉个初中生培训几天，也能把各种道理讲得头头是道。想靠这种东西决定几十万北洋军的动向，或者中国的未来命运，根本就是胡扯。

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显然不是为了跟历史潮流作对。我们必须知道，世界上固然有总统靠民主自由强大的国家如美国，但也有皇帝靠君主立宪强大的国家，例如英国、日本。而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标准，规定哪种制度是正派、哪种是邪派。

很明显，袁世凯叫总统还是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而这一点，是所有教科书都避讳的。因为，它涉及到了权力斗争的本质：利益。

一个政权声称自己是皇帝，通常来讲只有两个目的，或者给自已下属一个名份，或者是中央集权的需要。

一切是显然的。小弟们把脑袋拴在腰带上，跟着大哥造反，绝不只是打份工那么简单。别人称王了，旗帜上写的都是丞相司徒、骠骑将军或政治局常委，跟着你混只能当个主簿、别驾或乡长，能有号召力吗？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刘备、刘禅不称皇帝，诸葛亮混到死，也就能混一个省部级；因为刘备、刘禅就是四川省长级别的官员（益州牧），诸葛亮想混一个副国级、正国级干部，就是造了刘家的反，那也是白搭。但是呢，如果刘备刘禅称了帝，诸葛亮再想混一个副国级，估计闭着眼睛也能混到；想当国级干部，努把力也是有机会的。

后来，诸葛亮听到自己的朋友跟着曹操混，只是混了个市级干部，那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我跟着刘备混，现在已是副国级丞相了，你怎么才当个市级干部呢？看着诸葛亮这种感慨之词，实在让人想起夜郎国的故事，因为，这真是传说中的夜郎自大啊。蜀国虽然称为一个国，但是同从前的益州有多大区别呢，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刘备父子称帝，诸葛亮靠什么当丞相？

如果刘备父子就是益州牧，诸葛亮给刘备父子打工，听到从前的朋友混成了市级，估计不敢随便自豪的。因为，朋友跟着曹操混，虽然混的很一般，但也是独当一面的正牌市级官员，而诸葛亮呢，不过是一个省级高官的助理罢了。但是，因为刘备称了帝，而且政权坚持了几十年，所以诸葛亮终于以丞相的名号写进了史书，而其他追随人员，也都有了相应的名份，这里面的政治意义和凝聚力，绝对是不能忽视的。

袁世凯的例子，显然不能套用这种情况，因为他已经做了大总统，手下干将都分到了相应名号，政治局、副国级、省长部长之类头衔一个不少。那就只剩下第二种原因：袁世凯当皇帝后，会因为相关设置的变化，触动某些人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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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民国的规定，北洋政府中央决策层分为上下两院，虽然不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至少权力有一定的下放分化，各级官员们面对中央政府时，能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博弈。但我们必须要知道，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依靠的法宝都不是什么约法议院，而是大肆扩编的北洋军。

辛亥革命时，各地督府同中央达成停战，相互划好了势力范围。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被打得鼻青脸肿，在中国想当军阀，要么是北洋军，要么得倒向北洋军，有的还不得不接受他们派来的政委或监军。各处的独立势力都遭到全面渗透，北洋系人马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实现了最大的扩张。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北洋系的壮大，并不代表袁世凯的壮大。

袁世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整个北洋系认可的代表，也是各方面势力的中央操盘手。只要北洋实力派们相信，支持他能够最大化地保障自己的利益、保障整个集团的利益，袁世凯的位置就不会动摇。所以冯国璋想取代他，满清朝廷犹豫再三，始终不敢下手，硬是让他把自己赶下了台。但是当袁大头总统之后，北洋的几大派系都实现了地位跃升，纷纷跻身政治局、成为副国级领导；此时对他们来说，相当于是爬到了百尺竿头，已经不可能再进一步，所以，名号之类的并不重要，保证自己的蛋糕最多最大，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由于袁总统并不亲自掌握一支强有力的中央军，北洋系各大军阀经过几轮扩张，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中央政府，始终需要面对启用新人、削藩夺权的新一轮洗牌。对冯国璋、段祺瑞等既得利益者来说，相互间的争权夺利，以及跟中央的争执，都是早晚要爆发的危险冲突。

作为总统，袁世凯的权力被议会分走了，想走现有程序收回权力的话，那帮人可以通过相关程序，在议院搞点鬼推挡出去。但是如果不加强中央集权，自己就会变成汉献帝一类角色，让几大军阀牵得团团转，这才是他想当皇帝的真正动机。因为两个体制里的政策区别，绝不是简单的称呼转变，而是利益布局的重新调整。

很明显，袁世凯不是傻瓜，他清楚地知道利益问题的敏感性。面对拥兵自重的部下，他的措施是大力引进文官系统，对政治体制进行结构重整；同时提拔后期要求进步的二流军阀，给他们更多的权限和独立性，借机牵制直皖两系势力。总而言之一句话：跟我走，有肉吃！

事实证明，历史潮流干不过真金白银，在赤祼祼的诱惑面前，各省将军、护军、镇守使都是节操扫地，纷纷表示愿意拥戴袁总统升级为皇帝。而对这些要求进步的新兴军阀，袁皇帝的封赏可谓毫不吝啬，例如，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抓住时机大力跟风，立刻以“拥戴之功”封为盛武将军、督理沈阳军务，随后借着北洋势力控制了东三省，成为名盛一时的奉系军阀首领，风头甚至盖过了北洋军阀。

通常历史书说到这一段时，都会发些不着边际的评论，痛斥军阀政客无耻、企图恢复封建统治云云。但是呢，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就会明白，大家投靠袁世凯，还真不好说是节操问题。

如果对这种事情不好理解，完全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即使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为了升官发财四处求潜的也大有人在，所谓军中妖姬、电台主播之类绯闻满天都是，别说喊几句皇上，更出格的事都做了几百遍。当年的袁总统一不要你脱衣服，二不搞三俗陪侍，光写几封信、磕几个头就给提拨，而且升的还是省长、军区司令之类实权职务，如此劲爆的机会，要是贴个招聘启事出来，排队求跪的人肯定能从天安门一直拖到五环。

一句话，四书五经干不过真金白银。中央的赏格给到这么高，实在不能怪那时的人没有骨气了，要知道这么好的机会放在眼前，哪个敢玩清高，后果不是一般的严重。因为，当年的军阀最不缺竞争对手，袁总统看上你是你家祖坟埋得好，要是把到手的桃子推出去，别人趁机攀上了大树，一船人都有被打翻的危险；谁敢这样不开眼，把部下往绝路上带，都得惦量好了，到时候小弟们认识大哥，小弟手里的枪，可不一定认识大哥！

最为要命的是，袁世凯说自己要称帝的时候，并不只赏了张作霖一个人。事实上，他给全国各地一百多个军政官员都封了爵位，酬谢他们的拥戴功劳。

所谓拥戴之功，其实就是胡扯，因为发几封电报、写几篇马屁文，压根没有任何价值。袁世凯找借口提拔新兴军阀，根本原因是自己没有一支强大的亲兵，在未来的岁月里，那些新兴军阀根基不深，派系又偏，相互间没有合作基础，只有以皇上或少主为旗帜联合起来，才能同原来的北洋系抗衡，在新政权中站稳一席之地；而经过这样一番运作，新的权力布局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单纯想听几句奉承话，北洋系是不会管的，甚至自己就能念出长篇马屁经来。但是袁世凯显然不是换个称号那么简单，要知道全国蛋糕其实也不大，给地方小军阀分多了，就意味着几个大军头要退出一些来，直接侵犯到他们最敏感的利益。袁世凯很清楚，冯国璋等人对这种事，肯定是满心不愿意，但是作为一代枭雄，他有着足够的自信和霸气，因为他心里有数，虽然嫡系小弟们满心不愿意，可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北洋军并不是一个团结整体，它的内部派系重重，彼此相互倾轧，不能形成统一的合力，大家拥戴这个大总统，是为了有个协调合作的中心，免得陷入重重内乱里，闹得一齐完蛋。所以创造出要么共赢、要么共输的局面后，袁总统不顾部下的眼神，硬是喝醉了酒般地装迷糊：我当皇帝，你们就是亲王、公爵了，难道不觉得很高兴么？

无情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对局势算得一点不差，但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统驭力。那些军头都有自己的兵马地盘，早已羽翼丰满，面对老领导借力打力、分权制衡的行径，个个都施出了阳奉阴违的那一套，人前背后地下绊子，力图在冲突中踩倒别人，最大化自已的利益。当然，结果也是明显的，他们成功地搞垮领导、把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之后，自己也手拉手地被赶出了舞台。不过袁皇帝实在不用太奇怪，当年他就是用这一招对付清廷的，正所谓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袁大头被部下学以致用得这么彻底，其实应当感到欣慰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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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凯宣布自己当皇帝了，相关仪式极为简陋，既没有登基大典，也没有召集地方官员，基本上就是在京官员聚在一起开了个朝拜会。袁大头连龙袍都没披，穿着军装读了张文书，大家鞠躬的鞠躬、嗑头的磕头，乱哄哄闹了一会就算完事，甚至象样的午饭也没请一顿，直接宣布散会了。对这种节简办事的态度，所有人都是愕然：虽然国家不富裕，你老人家也不能这么抠门啊！

抠门的王朝往往是短命的。很快，有人造反了，那个人叫蔡锷。

蔡锷本来在北京，后来借口治病去了日本，再转香港回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从军事角度看，云南的反袁行动就是个笑话，因为护国军只有三个“军”，竟然还相互不买帐，只好分三个不同的方向进攻；蔡锷的所谓第一军不过三千一百人，而袁世凯派去镇压的部队，光是蔡军长方向就有四万五千人，另外两路也是用万计算的，不论是兵力还是装备，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只要不出意外，蔡锷的失败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然而事情怪就怪在这里，虽然前线也是枪炮震天，两边却谁也没有前进一步，倒是各种通电、文告满天飞，仿佛大家跑到边远省份不是打仗，而是开辩论赛一般。蔡军长（其实连旅长都不够）固然无力进逼，北洋军也是紧拖慢磨，丝毫没有打到昆明吃米线的意思。

从十二月底打到一月，又从一月打到二月，十万大军分三路打几千人，始终没有一点进展。

很明显，这就是武昌起义的翻版，袁世凯能跟革命党玩无间道糊弄太后，北洋军自然也能跟护国军耍无间道糊弄皇上。拖到三月份，南方各省纷纷拉上北洋的某个派系，酝酿独立搞单干，直隶将军朱家宝直接给袁世凯送来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取消帝制。

匆匆忙忙当皇帝以来，袁世凯收到过无数电报，有拥护的，也有反对的。通常来讲，电报的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看表态的有谁；而这份电报的署名，能让袁大头气得几乎昏死过去，因为打头的一个名字，竟然叫冯国璋。

冯国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联合了其他四个实权人物，如果加上这些人能影响的地方督军，可以说，直隶地区的北洋军这是公开勾结地方诸候，威胁袁世凯要制造内乱。在这种压迫下，云南的战局自然没有任何意义，北京城此时已经四面楚歌，宫变只在朝夕。

北洋三杰，分别是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反水了，王士珍又不肯蹚混水，袁世凯只能紧急启用段祺瑞，希望好部下拉领导一把。在这个紧要关头，段祺瑞十分谦虚地表示，自己身体不好，需要去西山养病，皇上还是另请高明吧。

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重新当回大总统。

一切都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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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皇帝还是总统，本来并没有实质的变化，袁世凯也没来得及动大部分人的蛋糕。但在这场变故的影响下，南方各省又一次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中央政府的领导。

几年前，也有一场类似的地方独立运动，结果是国民党被打出了中国，孙中山狼狈逃往日本。但是这一次，情况很不一样。

上次独立被失败，是因为北洋军仍然是一个整体，可以形成合力，镇压不听话的省份，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而这次西南各省闹独立，北洋军已经分成几个派系，都在力争地方军阀的支持，把他们拉进自己的小圈子里，一齐打击别人。为了尽可能多几个友好省份，防止背后捅刀子，他们争相开出条件，容忍各地实力派扩大势力、划地称王，以便在即将到来的大火并中占据优势。在这场无节操无下限的分家运动中，北洋各系施出全套本领，相互甩石头、渗沙子、挖墙角，完全脱离了袁世凯的掌握，同时也摒弃了由他主导的势力平衡。

袁世凯终于病倒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开创的权力格局即将崩溃，中国也要随之滑入深渊，而他充当了始作俑者的角色，却对此无能为力。

在袁世凯的故事里，有一句诗叫“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前面指袁世凯称帝时设立的“筹安会”六个人，后面则是说依附他的军阀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倒戈，搞得他气恨交加，终于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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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通过对袁世凯祖坟风水形局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乱世枭雄原为踞塘之蛙的论断，并对袁氏祖坟山、水、明堂等风水要素的优劣得失作了全面系统的解剖。
结合袁世凯的人生历程，本篇对袁世凯的面相、命理、阳宅等情况，也逐一作了介绍和评述。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错综复杂。一边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一边是腐败的上层建筑和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乱世中，历史有时候也会出现倒退和反复。9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孙中山和中国大多数善良的人们一道，选择了袁世凯，使中国出现了一次前进道路上的反复。
中国近百年以来的领袖人物中，袁世凯以其鲜明的特色、备受争议的经历位列其中，虽然时间十分短暂。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毕竟当过一国领袖，而且还曾经做了83天“皇帝”。历史学家对背负骂名的袁世凯居于领袖之位及功过是非历来就有不同看法，笔者之所以将其纳入研究范围，绝对不是因为他在历史上的功绩，更没有为他平反的意思，而是出于风水上的考虑。
袁世凯是中国百年历史不容回避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很多，至今仍成为谈资笑料的，是袁世凯的迷信与称帝。袁世凯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位，据说重要原因来自于迷信自己的风水，还有命理、面相的不凡。大量的史实证明，袁世凯称帝，确实与他的迷信有极大的关系。
迷信与称帝  项城地处中原，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相命、堪舆、巫术在当时的社会中异常盛行。袁氏全家都十分迷信相命之术，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以“养疴”名义开缺回籍，隐居于彰德，更加醉心于相命、堪舆之术。袁家男人普遍短寿，曾有人统计，最大极限为57岁。据说一个当地有名的相命大师也称袁世凯不会超过58岁，袁就焦急地问：“有何攘解否？”大师说：“难呀！只有龙袍加身才能化解。”袁听后什么也没有说，暗地里派人把大师除掉了。
促使袁世凯走上称帝的道路，表面上是由一系列的事件造成的。袁世凯深居总统府的深宅大院内，他的部下及亲属蒙蔽他（他也乐得被“蒙蔽”），好友杨度大力鼓吹“君主立宪”的国体最适合于中国，共和制最不适合于中国。部下纷纷要求袁世凯称帝，呈文堆积如山，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发动成立各省人民请愿团，拥护君主制。在北京还成立了商会请愿团、人力车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
袁世凯称帝，个人的主观妄想是其根源，迷信是催化剂。上行下效，以致于北京城短时间内围绕着复辟帝制问题持续上演了一场场闹剧。
因迷信而形成“九五尊相”的自我暗示，是袁世凯称帝的心理因素。1909年春，袁世凯在谪居的时候，曾找许长义为他算命。许瞎子掐算一番后对袁说，他会在辛亥年八月转运，并且官位更高。辛亥年八月(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不久出山，并出任内阁总理。
　　袁世凯没有将自己的成就看作是时代的恩赐，而是归功于个人命数的转变，当上总统后更加痴迷于命相先生、风水术士的指点。仅在1913—1914年间，他就找过贾兴连、张振龙、郭三威、张晓初等人为他算命，求证自己有无“龙兴之运”。
家人及仆人也假迷信以达“天意”，除茶童看见睡着的袁世凯是“金龙化身”的事件外，还制造了多宗让袁世凯称帝的迷信征兆。1914年，远在河南项城袁祖坟的坟丁韩诚匆忙进京来报，说在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坟侧，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四方。此外，袁氏祖茔附近还长出一株紫藤树，状似盘龙，长逾丈许。祖坟附近还发现了一块刻有“天命攸归”字样的石块。袁世凯听后，重赏了坟丁，并再三嘱咐他不要对外人谈及。为此，袁世凯派长子袁克定回乡验证真伪，袁克定在项城写信称：“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袁世凯看信后大喜，回信让儿子招募坟丁，筑墙护卫，防止牛羊践踏。当时北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也呈文袁世凯，说他多日夜观天象，发现三更以后，有帝星朗照某纬度，经仔细勘探发现正是河南项城。现在帝星已向北而来，一个月后就可以到达北京，这是上天的垂象，您就称帝吧！就这样，在种种氛围下，袁世凯感到，称帝似乎是他人生的唯一选择了。
　　既然称帝是天命所归，那么，能当多久皇帝呢？史料记载，袁世凯在请郭三威(郭阴阳)为他察看祖坟时，就曾问：“龙兴之运，年数如何？”郭掐算了一番回答：“若称帝，当应八二之数。”袁世凯再问：“这是八百二十年？还是八十二年？甚至是八年零两个月？”郭阴阳回答：“帝位长久，事后自知，天机不可泄也！”
袁世凯寻思，自己的朝代绵延八百二十年不大可能，但短至八年零两个月也绝无可能，而八十二年则完全有可能，这也恩泽三代人了，所以值得一博。不想袁世凯一称帝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只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便一病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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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面相  自古以来，顺天应人是为人立世，成就大业的根本。许多贤臣名将懂命理、识面相，籍此察天命，践行于世，而流芳千古。他们对待命理、面相，信而不迷，从而有度，同时又深谙权谋之道，默察时局变幻，善把进退之机，因识时务，敏机变而大节不亏，功成名就，自身也得以善终。历史又往往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一些人不懂命理、面相，却又深信不疑，盲目迷信，最终误入歧途，害人害己，袁世凯就是这一种人。
自身并不知晓面相、命理和风水的袁世凯，终为迷信所误。究竟是命该称帝的袁世凯时运不济，出了意外，还是术家学艺不精，蒙骗了根本无帝王之命、不该称帝的袁世凯？事实证明，答案是后者。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袁世凯究竟有没有赖以称帝的命理和面相。
先说面相。袁世凯五短身材，身长腿短，长得圆颅圆脸，鼻隆颈粗，天庭饱满，地阁丰硕，走路外八字步。几乎所有见过袁世凯的术士，无一不说袁世凯“一脸福相，贵不可言”。
在生逢乱世，群雄并起的时代，在众多威震天下的名臣猛将中脱颖而出，成为首领，足见袁世凯其人不凡。从面相上看，袁世凯是具备“窃国大盗”的威势的。据熟悉袁世凯的人回忆，平日里的袁世凯，一脸威严，不苟言笑，双目炯炯有神，精光四射，尤其是发怒的时候，虎目圆睁，的确有让人肝胆俱裂的感觉，但他很少发怒，愈显发怒时的震慑力。加上中年以后开始蓄起两撇大胡须，有事没事往两边抚溜着这两抹“虎须”，坐在椅子沙发上从来都是背直腰挺，双腿叉开，作骑马姿势，像足了关云长夜读春秋时的那一副做派，所以无论是行止还是言谈，袁的确是威严不可侵犯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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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照片来看，袁世凯也确实有一副身材独特、不怒而威、令人摧胆慑魄的非凡之相，这在中国古代相术上，显属贵格无疑。事实上，面相师据实而说，并没有忽悠袁世凯。
袁世凯的命理  再看命理。史书记载，袁世凯生于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 1859年9月16日）丑时。其命造如下：
    食  杀  日  才
乾  己  癸  丁  辛  立  未
造  未  酉  巳  丑  命  宫
大运：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3岁  13岁 23岁 33岁 43岁 53岁
丁火生于八月，日作弱论。总的看，此命火炼金神，弃命从财，日坐羊刃，羊刃七杀成格，财杀两旺，拱合禄位，食神制杀，食杀两停，大富大贵之格。《三命通会》云：丁巳日辛丑时，因阴人（祖荫）致贵。巳酉丑申年月，财旺生官，富贵。又云：丁日时逢辛丑，偏财库喜刑冲，家门换改重新，发财发福见中兴，必是荣华之命。具体看，主人有胆色、有魄力，有会合两方的气势，具备成就霸业的雄心和可能。但不宜锋芒太露，名声鼎盛时会对自身寿命有影响，且累及后代。初运得祖宗福荫，借以成家创业，交上28岁运后风调雨顺，事事称心，虽有变故亦小，能逢凶化吉。33岁至53岁事业有成，福禄有享，功名利禄接踵而至，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横财。交53岁丁卯大运，这是一生中的最大的转折点。鱼龙混杂，有意外的成功机会，有突发的雄心理想，也是生命最为脆弱的时期。欲速不达，太过则伤身。该运冲破提纲，本身杀旺，遇冲愈旺，旺极无制而必伤身。凡人遇此，忌逞强急进，应收心养性，退居避祸，或能全身而退。运行丙辰年（1916）冲合长生，运逢大凶，且有性命之忧，宛如备好了棺材，随时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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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成大事且富有号召力的领袖，四柱中必印旺。帝王之命，多大声大应之器，印星彪炳，印旺而声名远播。从命理的角度分析袁世凯，有两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是袁的命造里，印星极其薄弱，印入墓库，有名声不佳之象征，绝不至帝王，但命相之士当初为何众口一词，鼓吹其有帝王之命，其个人居然又深存称帝之妄想？二是丁卯大运（53—58岁）冲提纲，是人生中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俗语说：“运冲提纲，五害二三。”意指五个人当中两三个会有生命危险。袁命造，本来就杀重身轻，预示着身患痛症，精神和肉体都备受折磨而不得好死的可能，大运又冲自身的杀，致杀旺无制，而且，57岁又有亡命标志，隐藏着极为凶险之数，稍有不慎就招灾惹祸，一发不可收拾。为何袁偏偏要选在这样的时候铤而走险，玩火自焚？
看来，“龙袍加身才能免此一劫”，相命大师的话还是对袁世凯起了作用，是算命先生忽悠了袁世凯。为了打破“寿不过58”的宿命，57岁的袁放手一博。但是，称帝并没有帮助袁世凯踏入58岁的人生关口，反而加速了他的败亡。
实际上，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至帝王，下及百姓，焉有逆天而行而延年益寿的例子？命相术中，又焉有衰运反旺，犯险成功之理？龙袍加身可以延寿，只不过是算命先生的一句戏言罢了。不懂命理的袁世凯，终究还是按其命理规律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看来，这都是命，天命所归，非人力可以逆转。
缔造袁世凯这种大吉大凶的独特命理，其根源则在于袁世凯祖上的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