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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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二一年底，孙中山就通过各种途径见了苏联派来的代表马林，并多方面交流了意见。马林对孙大炮十分满意，还提出一个观点：国民党里面什么人都有，共产党也可以加进去借壳上市，一块展开革命工作。

对苏联的想法，孙中山最开始比较犹豫，因为两派人马信仰不同、组织不同，虽然都有革命志向，做事却是南辕北辙。但苏联代表十分积极，认为可以实现强强联合，加上共产党在陈炯明事件里坚定支持孙中山（注：广东地区共产党不支持孙中山，因此负责人陈公博被开除），终于让蹲在租界避难的孙大炮改了主意，觉得人多总比没人好，同意共产党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同奔向胜利的革命远方。

孙中山的工作做完，接下来是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八月底，马林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用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一一压服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终于陈独秀奉命决定全体共产党加 入国民党，同时孙中山也答应对国民党进行大规模改组，研究新的党纲和人事安排。

不管后来情况怎样，至少在一九二二年底的时候吸纳共产党加入，孙中山是大大赚了一笔的。共产党人数虽然少，却都是知识精英，而且组织宣传功底相当深厚，工作又努力积极，对待遇要求很少，实在是经济适用型干部；此外共产国际还随之送来大批援助经费，支持孙总统改建新锐国民党，可谓是人财两得。

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在上海正式会见了苏联派来的另一位代表。由于先前已经做了两年工作，此时很快就在各方面达成一致，并决定发表一份共同宣言，确定彼此的合作基础。和孙中山打交道的代表叫阿道尔夫•阿卜兰莫维奇，中文名字越飞，这份宣言就叫孙文越飞宣言。

孙越宣言的内容不多，总地来讲，包括苏联支持民国统一但暂时不实行共产主义、放弃沙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不支持外蒙独立一类非常动听的文字，以此作为同国民党合作的保证与诚意。宣言发表完后，这一年的五月份，苏联恰到好处地关照了孙总统，给他送来两百万金卢布。

对孙中山的选择，无数军阀都曾经大摇其头。因为，引入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行径；孙大炮虽然贵为国父，却也不该病急乱投医，按他们的说法，大家只有本着和为贵的精神，一同建设国家内政、共奔和谐小康社会才是正经。

纯属胡扯。

自从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满清中央政府下岗待业，整个中国权力结构失控，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军阀结合体。所谓外国势力，早就顺着黑道白道无间道等途径，牢牢渗入了每个角落，一个炎黄子孙没有外国大哥罩着，却想在丛林法则里出人头地，那得跟大熊猫一样稀有才行。只要不是存心装傻，就该明白一个道理，如果当年有时事论坛的话，肯定也是美元英磅日元法郎...各色带路党满天飞。当然，每个军阀都会说，我找外国靠山，是为了真心帮助国家发展，别人找外国大哥，那是一心占国家便宜；我同外国人合作，显然是因为我爱国，别人跟外国合作，肯定是因为他卖国。

跟美国人合作，是因为普世价值能让中国人民民主自由；跟日本人合作，是因为大家同文同种同追求大东亚共荣；跟苏联人合作，自然也是为了宇宙真理求富强。总而言之，大小军阀都很相信，自己做的肯定是爱国，别人肯定都是卖国的王八蛋。

不带偏见地翻看下历史，可以看到连袁世凯都象个爱国者。因为他在签二十一条的时候并没有兴高采烈，而是急得面红耳赤，反复对小弟们说，耻辱啊，耻辱，大家一定要牢记今天的耻辱，为国家崛起而努力，否则有啥脸去面对历史后人呢？问题是，看他做的事情，花多少袁大头去洗白，好象也没法跟爱国两个字挂上钩。

所谓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身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没有唯利是图的精神肯定混不下去，但是唯利是图之余，如果连起码的表演都不懂，那也不用在道上混了。历史书上记载的，只是大大小小演员主导的新闻联播条目，而我们看历史的目的，绝不是追捧某个过气的明星，只有看穿那些标题背后的真实用意，才能抓住社会发展的规律源头，这也是社会历史研究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虽然引入的都是外国势力，但外国跟外国还是有区别的，具体来说，是欧美日本等国家是一拨，而苏俄单独算一拨。原因也很简单，苏联的建国理论就是要推翻其他国家一家独大，除了立国时的血腥战争之外，还夹杂着共产共妻一类歪曲宣传，早就在国际社会被当成了邪教，想要在中国开分公司招代理，问题不是一般的难。

因为有太大的困难，所以苏联才会开出优厚的条件；也因为困难实在太大，面对苏联的优厚条件，各路军阀都不敢随便接招。要知道接下这单生意，不光是自绝于其他军阀那么简单，还会跟欧美日本等国家全部翻脸，到时别说其他业务接不下去，就是平时少让列强敲打几次，都是该大念阿弥陀佛的事情。

如此风险，不是一般人敢接的。

孙中山不是一般人。

一路走到这个地步，在广东割据而不能偏安，他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难要解决，早已到了万不得已的关头，所以明知前方有刀山火海地雷阵，甚至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口棺材，他还是硬是接了下来。事实证明，他的决定开创了辉煌的功绩，他的党派成了时代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他的头像至今挂在海峡两岸接受朝拜，但是这段历史的最后结果，却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很明显，当时的孙中山想不到这么远。对他来说，所谓合并合作，无非是多了两百号手无寸铁的党员，对他并不构成什么威胁，明晃晃眼的外汇才是最动心的东西。要知道一路支撑到这个时候，他的大帅府已经揭不开锅了。

每天穿着西装四处开会的时候，孙中山都在为钱发愁。大帅府出门就是别人的收费站，日子过得有一天没一天，不尽快解决那帮军阀，他迟早要被赶出广州城。此刻最急的事情是依靠苏联建起自已的武装和班底，夺取整个广东省，接着北伐统一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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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果然做事不含糊，很快送来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实惠支持：大把卢布和枪支弹药。眼看财政重新宽裕，崭新上油的苏制莫辛步枪也要到位，孙中山兴奋得两眼都在发光，根据先前同苏联商量的决定，孙中山安排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建军校。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每一个军阀的共识，不管是革命军阀还是反革命军阀，首先必须要有实力说话才硬气。孙中山一直想组织自已的队伍，实现横刀立马的梦想，但手上的家伙数量有限，远不够建军需要，更不用提对抗滇军和桂军了。正当他左思右想的时候，苏联专家告诉他：事业起步时需要的不是军队，而是军校。

孙中山顿时恍然大悟。雇佣军永远是不可靠的，他们不会忠于自已，只有办军校才能培养亲信军官团，再让手下的军官去出兵放马，比直接建军效果好得多。孙中山于是同莫斯科商定，选一个地方建军校，用苏联援助的军火培训学生们，毕业后直接编进革命军打仗。经过仔细考察（主要是没钱），他把学校的地址选在市郊荒凉的黄埔岛上。

虽然地方偏远、条件简陋，孙中山建的军校却是赫赫有名。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这所军校的毕业生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相互征战，彼此动用几十万、几百万人冲锋，每个毕业生都要经历密集的枪林弹雨，每个活下来的人名字背后都将挂满淋漓鲜血和累累尸骨，这就是近代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然而孙中山没有机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正在四处搭砖盖房子，并考虑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谁来当军校的校长。

黄埔军校是他的亲兵，当然要由最给力的人当校长，而且这个人必须能被共产国际接受。从理论上讲，孙中山自已当校长也可以，但孙总统平时极为繁忙，日常工作主要是搞政治，没空管学生的教学生活，所以必须找人来当差。

这实在是件不好办的事情，孙中山很头痛。国民党本来组织就非常松散，内部派系又多，亲共的左派和反共的右派斗争非常激烈，没事也能吵得热火朝天。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根本，校长不仅要有能力，还不能掺和在党争里面，而且最好同大家都没有矛盾，否则弄出个军校打群架的火拚闹剧，那就一切都完蛋了。

又要听话又要懂打仗，人缘要好，党派背景不能太重，业务上还必须过得去，实在是难为了孙中山。经过精挑细选，孙中山最后选定一个人来当校长，这个人平时不在他身边办事，又读过军校，对自已也算忠心，业务上应该还算过得去。孙中山于是把他从浙江老家叫出来，给了一个去苏联考察的名额，让他帮自已筹建军校。

按理说当校长的待遇不差，孙总统面子也不小，可那个人却非常懒散，从俄国回来后干了几天就撂挑子，还找了一大堆理由：没钱，没人，没东西，总之干不下去。可怜的孙中山只好让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四处张罗，筹钱盖房子。

廖仲恺是个老实人，孙中山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建军校是个吞钱的事情，苏联援助只够弄个启动资金，他就在极度缺钱的情况下长袖善舞，拼命找军阀说好话、拉赞助，终于把大致的架子搭了起来，然后给跑路的校长打电报，表示军校已经可以开张了，校长你还是来上班吧，大伙需要你。

忙乎半天，最后却是给别人做嫁妆，廖仲恺的代表是当得有点窝囊的。除了他和孙中山都同那个人有交情之外，另一点也是不得不召人回来的原因，那就是廖仲恺革命资格固然老，军事业务并不擅长，只能搞点后勤。

军校负责人不能不懂军事，所以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很着急。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跑路的校长终于离开舒适的浙江老家，来到简陋不堪的黄埔岛喂蚊子。

莫斯科和广州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决定竟然改变了国民党的命运，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因为那个喜欢赌气的校长正是后来的中华民国元首、再后来的台湾岛岛主，他的名字叫蒋介石。

著名的历史说书家萨苏曾经有过一段评论（大意），认为历史的每一代人都可以看成是一个阶梯，下一代人超越前人，又会成为下下一代人的障碍，并不是前面的人都错了，而是后人只有站在先人的肩头，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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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后来发生的冲突太大，有关人员纷纷修改记录，拣对自已有利的东西讲。由于几家的说法实在大相径庭，不管相信哪一方的阐述，对比当时的原始记录都会觉得云山雾罩，颇有人格错乱的感觉：尼玛这是说的同一个人吗？！

拨开为了宣传释放的重重迷雾，其实当年的蒋介石不过是一个向往革命、同情弱势群体的敏感愤青。

他去苏联考察军校时，既不阴险也不反动，相反，他的想法很单纯。

在孙中山周围的亲信里，蒋介石算得上是最坚决要求结盟苏联的人之一。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想去俄国考察，并坚定认为中国应该对政客、军阀、商人等剥削阶级进行专政，以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自由。

尽管蒋介石的日记不甚可靠，有多处对自已进行了修饰，但都是美化自已、指责政敌之类，美化苏俄的事情还没听说过；考虑到蒋公后来同苏联的关系势同水火，没有必要刻意夸大自己对俄国的仰慕之情，因此三十出头的蒋介石向往工农革命，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此时的蒋介石还是孙中山手下无兵无权的一名小弟，但他的思想却已经突破了孙中山的框架，相信国民党只有学习俄国那样改革社会，才能建立坚强的内部组织，进而成立一支军队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对他一再反复的进言，孙中山并不是无动于衷，只是要依靠陈炯明的亲兵对抗军阀，不方便找苏俄干革命，直到陈炯明翻脸之后，才决定向苏俄求援，把国民党变成俄国共产党那样的坚强堡垒。

孙老大反应如此迟钝，蒋介石非常有意见，当然这种意见纯属人民内部矛盾，还上升不到路线问题的高度。孙中山曾经耐心地跟他解释说，去俄国学习的人有不少，但大都没什么结果（悉皆败兴而返），他不是不想亲近俄国，只是必须要先攒一点资本才能谈合作，不然大哥我现在只算租界里的流窜犯，哪有资格跟人讲条件呢？

孙中山语重心长，蒋介石却是心不在焉，因为他很清楚，光靠周围那帮不成气的军阀，是攒不起资本来的。果然孙中山赶走了陈炯明，却又陷在滇军和桂军包围里面，丝毫施展不出拳脚，最后还是不得不放下身段同俄国讲合作，并引进共产党这一新兴力量加入国民党。

翻查当年的记录可以发现，当年的共产党干部同现在明显有区别。他们人数虽然少，办事却都扎实努力，而且做人极有节操，很少出现贪污包二奶之类丑闻，因此两家合作最初还算愉快，所谓矛盾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口角方面，具体办事层面没有太多冲突。正是因为国共合作有了基础，蒋介石才在二三年八月拿到梦寐以求的出国指标，带团去苏联研究援助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讲，蒋介石的这趟考察不能算成功。孙中山本来希望能在北方边界上就近建一个军事基地，苏联却推三阻四，怕影响他们控制外蒙的计划，最后只好决定在广州搞军校。但是如果就此得出蒋介石后来声称的结论，认为他那时已经看透苏俄反动本质，则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苏联人也会写日记，而俄国人的记录则详细描绘了他的一言一行。

蒋介石到苏联之后，先是详细考察红军的装备和政治工作，大肆夸奖苏军的党建工作，还反复要求向普通士兵发表讲话，愿意同大家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并愿在斗争中牺牲献身；此后他写的报告里也是推翻资本主义、分步建立共产主义一类，丝毫没有任何不满的情绪在里面，反而建议未来结成俄、德、中三国大联盟，对抗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取得全球革命的胜利。蒋介石自已也在日记里承认，他当时在苏联苦读马克思理论，连书都不舍得放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甚至认为俄国人比中国人素质要高，值得羡慕。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虽然对外蒙的情况不满，蒋介石仍然是坚定的俄国粉丝，并不断迸出一些阶级斗争、世界革命之类的时新名词；所以选军校校长的时候，孙中山一提蒋介石，鲍罗廷和共产国际都是满口赞同，并认为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宁可空着岗位等他上任。

但是对蒋介石来说，前途远非一帆风顺，他马上就遭遇到了一个挫折，那就是国民党的一大。这次大会开得隆重无比，又通过了详细的制度章程，选出四十一个属于核心权力圈的中央委员，作为追随孙中山十几年的老臣，蒋介石相信领导一定不会忘了自已，结果大会却跟他毫无关系，连入场劵都没给一张。

蒋介石的职场经历充分说明，碰到困难就撂挑子，这种人是得不到领导赏识的。

三十七岁的蒋介石对权力还没有概念，但至少对面子很在意。那些青年学生凭着共产党员身份纷纷当部长做委员，自已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竟然要低那帮小年轻一头，实在是叔可忍婶不可忍。

老大不看重，从苏联回来后又被晾在一边，党内大小事务都由鲍罗廷一手包办，自已满肚子心得却没有地方发挥，蒋介石很失望，后果很不严重。开完一大后，他的不满终于到了顶峰，干脆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抱怨老大光顾着重用新人和外国人，却忘了从前的老部下，并提出希望能承担独当一面的工作，一定可以“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请领导多加考虑，予以重用。

在长期革命生涯里，孙中山对蒋介石是不怎么看重的，连蒋介石自已也承认，“先总理”（指孙中山）平时都很忙，连跟他单独讲话的时间都不多。倒不是孙大总统摆架子，事实上孙中山给过他很多机会，可蒋小弟大都是不了了之，有一点困难就回老家去生闷气，把烂摊子扔给领导收拾，这种属下既不能办事，又不能服众，实在没有重用的理由。

所以这次看到蒋介石又来发牢骚，孙中山同往常一样毫无反应，只是挥挥手，让他赶紧去盖房子。蒋介石终于从不满转向了愤懑，气乎乎地给他的党代表又写了一封信，痛骂苏联不是东西，不仅占着外蒙古不还中国，而且在内部权力斗争上比帝国主义国家还要狠，他们的制度同三民主义完全不一样，根本不能在中国实行云云。

蒋介石对廖仲恺发脾气，是因为廖仲恺有挨骂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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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国代表，总领事同陈廉伯有很不错的私交，陈廉伯每次痛骂孙中山和军阀的时候，总领事都是满怀深情地站在一旁，向他转达自已的深切同情，并表示一定把这些事都转告伦敦，总有一天要让孙中山知道自已的厉害。

陈廉伯天天生闷气，总领事天天给他打气，直到商团拿到新枪的时候，陈廉伯还象往常一样痛骂孙中山，总领事突然说：陈廉伯你尽管去干吧，要是孙中山敢对你开枪，我们英国海军就会出手！

英国海军出手，意味着孙中山如果反抗，就是向整个大英帝国宣战，孙总统目前缺钱少枪，连军校的伙食费都经常凑不出来，同英国干仗基本上属于自杀。方伯谦顿时精神大振，决定同孙中山来一场硬仗，大有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架势。

走出领事馆的时候，陈廉伯信心满满，他相信自已一定能成功；在他的身后，英国领事也是豪情万丈，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功。这里面唯一的小问题，是总领事虽然说得把握十足，却没有给他任何字据。当然这也好理解，总领事交待的是关系到战争问题的外交机密，内容十分敏感，能把内容告诉他，就是把他当成朋友加盟友，英国人最讲究绅士风度和诚信，一定不会忽悠陈廉伯这样的好朋友的。

带着对大英帝国的感激和崇拜，陈廉伯回到办公室，开始安排对孙中山的反击。


陈廉伯满腔怒火的时候，孙中山也很郁闷。

大总统一直缺钱少枪，成天要四处拉赞助，好容易过手一点军火，想拨几根毛都不行；而且陈廉伯的架势越来越硬，今后他手上有了枪，要钱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实在值得郁闷。

孙总统很郁闷，蒋介石自然更加郁闷，因为孙中山扣下的军火，本来是要发给军校的，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准备点数的时候，万恶的方廉伯却把东西拿了回去，只扣下一点贵重品来。对方廉伯这种目无革命、私立武装的行径和缺乏觉悟的态度，靠说服是行不通的，必须要用手上的枪炮严加管教，才能让他明白革命的必要性和权威性。

当然，仅靠大总统手上的卫队和军校生，要对付真金白银喂出来的商团保安队，还是有点不大现实。孙总统考虑的是另一件事：九月底的时候，苏联支持孙中山的经费、枪支都陆续到货，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也是拿商团开刀。

商团确实是一个好目标，既不得罪任何一派军阀，又能抢到钱和枪，而且借着收拾商团壮大实力，顺便也就控制了相当一大片地方，可以从滇军和桂军手里挤地盘。

陈廉伯不知道孙中山有苏联壮胆，孙中山不知道陈廉伯有英国撑腰，两边都很有自信，也都以为自己一定能赢。对孙中山来说，局面尽管紧张，却不是很要紧，因为陈廉伯的底牌虽然点数大，却是废牌。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广州三十多个团体一块国庆联欢，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开会的时候就要求打击商团（国庆跟打击商团有关系么？）。 纪念会结束后，各团体结队举行大示威，浩浩荡荡地在广州市内游行。

广州市的治安是商团武装维持，游行队伍这是明显火上浇油，双方很快就起了冲突。

现在对事情的具体细节已经弄不清楚。正史的记载是，游行队伍在经过太平南路时，商团军向游行队伍开了枪，打死二十余人，伤一百余人，并筑起炮台封锁市区，四处张贴‘打倒孙政府’、‘驱逐孙文’的反动标语。按这种说法，商团完全是一伙屠杀革命群众、影响群众正常表达意愿的反革命暴徒，连北洋军阀都不如。

对这种公式化的正史，我向来是不大相信的。公式化的东西一贯就比较反常，所谓反常即妖，商团的保安们怀念陈炯明、反对孙中山情有可原，主动攻击游行队伍就有些不合本性；而且要是真的想造反的话，大部队直接拉进市区、灭掉总统府也不成问题，封锁市区、筑炮台完全是防御的架式，那商人们是要防备什么呢？

事情很快就有了答案。十月十四日，广东省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同时国民党直接统率的第一批生力军，包括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在全广东境内开火，四处捉拿商团分子。国军的行动很有组织，计划也相当周密，商团筑了炮台也挡不住四下攻击，很快就被剿灭了。

陈廉伯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但他万分激动地去找英国领事和香港总督、呼吁英国海军出动的时候，英国人却满脸歉意地告诉他：对不起，我国政府没授权我们给你军事支持。

从前的承诺？什么承诺，陈先生有书面证据吗？来人啊，送客，我还有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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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反袁，反陈炯明，反军阀，反列强，孙中山哪一件都说不上成功。他的理想是民主，却逼着别人支持自已独裁；他反对军阀割据，却先后拉过桂军、海军、滇军、粤军，把广东搞得一塌糊涂；他宣布要武力统一中国，但所有的对手都有钱有枪有地盘，唯独他什么也没有；他想致力于国家建设，结果唯一有点效果的地方是广东，他却赶走了有功之臣陈炯明；所有人都知道国家主权不能随便出让，他偏偏引进外国势力一心打内战，而当他好容易弄来一点枪炮的时候，竟然倒在病魔手下，仿佛是一颗迟迟不现的慧星，所有人都等着看它光芒闪耀的那一刻，结果才在天际划出浅浅的痕迹，便消逝在茫茫夜空。

孙中山走了。论私德，他不够光明磊落，一辈子娶过几个老婆，还喜欢吹牛，做事也经常不讲信义；论功绩，武昌起义不是他干的，辛亥革命不是他领导的，袁世凯不是他推翻的，北洋军阀也不是他摆平的，可以说从来没有成功过，不用拿放大镜去照，随便用手电晃一下，就能找到一堆缺点。

但孙中山仍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伟人。因为，历史书上的每个角色都是后人的垫脚石，孙中山虽然没有完成理想，但在反清、反袁、反军阀的立场上坚定不移，没有他的努力，这些事情绝不可能有那么快的进展，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成功，但对历史的贡献，却是谁也不能磨灭的。

不管孙中山有多少抱负，到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他还是带着满腔遗憾离开了世界。对他的死，很多人麻木不屑，很多人惋惜痛心，也有很多人咬牙切齿，因为孙中山同理想中的政治家相差实在太远。甚至有人假借章太炎的名义，写过一副尖刻的挽联：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这副“挽”联的意思，只要有一点古文功底，大概都能明白的。

按说死者为大，怎么也不带这么骂人的，但这副挽联一出来，立刻赢来一片叫好声，纷纷说写得解气、写得入木三分。一直到国民党全面执政之前，孙中山的评价都比较差劲，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自封的孙大总统不是神，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有种种缺点与非议的人，一个会说大话、会发脾气、会玩政治手段的人。

但我始终认为，孙中山仍然值得我们后人的最高敬重，因为他有崇高的理想和旺盛的斗志。他明明不擅长政治，明明看见前方黑暗重重，明明知道敌人无比强大，明明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却仍然咬牙挑起无力支撑的担子，为了心中的大同世界付出所有。很少有人想过，在孙中山充满失败的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有无数时机能捞一笔钱享福，能带着家人全身而退，能过上令人欣羡的富足生活，但他无一例外地放弃了所有的机会，始终在生死线上奔波、挣扎、努力、冒险，以薄弱的力量奋斗到底，抗争那些超出能力的困难，相信中国一定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天下为公！


孙中山逝世的噩耗迅速传遍全国，远在惠州的陈炯明也得到了消息。听到曾经的老朋友、老上级的死讯，他十分感叹，提笔写下了一副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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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的叹息没能持续多久。孙中山还躺在病房全力抢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带着新建的黄埔革命军对他猛烈开火。陈炯明做人虽然正派，却抵不过苏联军火的威力，士兵接二连三败逃回来，后面是黄埔学生军通红的眼睛，和蒋介石冷酷无情的督战队：
冲锋不力、违命后退者，杀无赦！

才打完商团，立刻又去打陈炯明，蒋介石看上去很不消停、很好战。当然蒋校长的理由是很充分的，陈炯明背叛革命、谋害领袖，孙大元帅早就看他不顺眼了，黄埔军是按孙中山的意思出兵，为革命除害、为领袖报仇。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的话没有错， 但我们也知道，历史是不能按黑和白来划分的。孙中山还躺在医院里，蒋介石就急得非要出兵，并且把粤军的老本全部押上去，绝非为孙中山冲喜，而是形势所迫，不管孙中山身体如何，他都不得不打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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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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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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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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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周易》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
《周礼》该书原名《周官》，西汉时在民间发现，创作年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能在战国时期。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
《礼记》是西汉的两位学者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编辑的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可能是春秋末左丘明所作，但也有人认为是战国初的作品，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谷梁传》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传。后二传重在论议。
《论语》
《论语》是春秋时孔子弟子对于孔子的语录笔记，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
《孝经》西汉在孔壁中发现的藏书，至今作者仍有争论，但偏向于曾子学派的著作。为论述古代孝道的专著。
《孟子》
《孟子》战国时儒家学者孟子的著作。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
《尔雅》战国到西汉的学者编写的一本可以用来学习儒家经典的词典，《尔雅》全书收词语4300多个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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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头将军把政拢


虽然孙中山勾结（只有这个词比较恰当）滇军和桂军逼退了陈炯明，可滇军和桂军同陈炯明没有冤仇，更犯不上赔本拚命，所以陈炯明仍然占着一大片地盘，也就仍然占着一大片财税。当孙中山天天为发工资头痛的时候，几支军阀都吃得好、穿得好，躺在烟榻吸鸦片，偶尔敲诈商铺弄点零花，生活十分快乐，陈炯明没有生活作风问题，但也不差钱。

一边很缺钱，一边不差钱，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灭完商团又领到大批苏联枪炮，国民革命军实力大增，也就跟着要面对下一个问题：发工资。

工人领不到工资会罢工，军人领不到工资则会兵变，这是极其现实的事情，一天都拖不得。所以孙中山病情再怎样严重，蒋介石都抽不出时间去探病，只能抓紧时间抢一块地盘，好收税养活军队，滇军和桂军暂时不便下手，他的目标只剩下“反动军阀”陈炯明。

所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革命和理想都要围着钱字打转，几千年历史，无非如此。


苏援军火和黄埔学生军果然不同凡响。蒋介石成功地从陈炯明手上抢来一大片地盘，耀武扬威地回师广州，很快手下就向他汇报了一个“好”消息：滇军和桂军造反了！

虽然做事乱七八糟，可滇军和桂军真心不是傻子，非常知道地盘的重要性，自然也也非常不愿意看到广州再出一支铁军。先前一直拖拖拉拉，不让孙中山办军校，这时看到对手实力壮大，他们立刻做出了自已的反应：拉拢云南的唐继尧封锁广州，不让蒋介石回来。

滇军和桂军的意思极其明确，一是怕蒋校长来个黑虎掏心，进广州城后突然黑吃黑；二是给对方一个明确的表态，请蒋司令今后到抢来的地盘讨生活，不要进广州城分地盘。

听到手下的消息，蒋介石和廖仲恺都是一片震惊。黄埔军和粤军都相当疲惫，对方又是有备而来，根据军事法则和敌我力量对比，硬拼几乎是没有胜算的，因此两个人只好垂头丧气地打算撤退。此时苏联军事代表、杰出军事家加伦元帅站了出来，告诉他们说：“广州革命基础深厚，这仗一定要打！”

作为苏联第一批五大元帅中的人物，加伦本身就是一个不朽的传奇。他经常在第一线亲临指挥，甚至亲自领队冲锋，打陈炯明时他就勇往直前，硬是用一个团冲垮了陈炯明的八个团。在加伦的坚持和亲自指挥下，蒋介石和廖仲恺都回过神来，立刻命令国民革命军全体突击广州，夺回革命根据地！

加伦不愧是优秀的领导。虽然这次没有亲自端刺刀，但他的悍勇仍然感染了每一个人，国民革命军在他的鼓舞下很快恢复了士气，对趁丧打劫的滇军和桂军大打出手，决心拿下整个广州城，把排挤他们的军阀赶到天涯海角。

事实证明，长期吸鸦片、泡赌馆的部队欺负小商小贩还可以，面对要拚命的正规军是不行的。滇军和桂军很快先后被击溃，灰头土脸地逃出战场，蒋介石意气风发地占领广州城，然后面对北方，深情地大声呼唤：

我们打赢了！

可惜孙中山已经听不到前线的捷报了。无论战争是胜是败，对他都已经不再重要，此时他静静地躺在棺椁里，只留下一笔政治遗产给后人瓜分。

对孙中山的死，蒋介石真心感到十分悲痛。这个人是他的好领导、好上级、好靠山，什么事情都能顺着他，怎样发脾气都能理解他，完事后还会在外人面前夸他的好。所以虽然孙大炮有种种缺点，虽然给他的赏识很有限，蒋介石还是无怨无悔地追随他，为他在军舰上顶炮弹，在军校里喂蚊子，在前线给他卖命。

据蒋介石后来的说法，孙中山临终前一直在喊“介石”，情深意切，痛于言表；但根据孙中山侍卫的说法，孙中山那时先喊的宋庆龄，后喊汪精卫，根本没蒋介石什么事。如今老领导走了，蒋介石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已，或者说靠新任领导兼接班人汪精卫的提拔。

从此时起，他再也不能随便发牢骚，再也不能动不动回家度假，再也不能使性子闹别扭，汪总裁虽然待人接物更加和蔼，却没有那种患难与共的交情；何况蒋校长在党内地位并不高，连个候补执行委员也没捞上，只能算配角中的配角。

领导不靠谱，同事不靠谱，手下又没多少，蒋介石面对开始变化的局面，决心不等不靠，发扬主观能动性主动出击，用实力巩固自已。具体来说，是再打一次陈炯明。


虽然刚刚打过一回陈炯明，但因为力量不够强，打完几个胜仗后不得不见好就收，还差点被人端了老窝。在除掉滇军和桂军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学生军的战斗力，正好占领广州城又有大把钱用，如果不抓紧机会用军功提升一下地位，那是非常可惜的。

于是在解决一些手头上的事务之后，一九二五年的十月，蒋介石带着国民革命军又出发了，第二次东征陈炯明。这次大军没有后顾之忧，很快包围了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城，开始强攻。倒霉的陈炯明坚持了三天，然后城池陷落，他只能同手下狼狈地逃出去。

曾经风云一时的陈炯明从此告别政治舞台，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他失掉了兵马，失掉了地盘，也失掉了复盘的资本，沦为一个没落的流亡军阀，在蒋司令的心里，这个人已经是废品，死活都没有关系，再也没有考虑的价值了。

从功利的角度上讲，蒋介石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事实上，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在万里之外，有一群似乎不相干的人，做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


就在蒋介石猛力轰击惠州城的时候，美国旧金山的一群华人也在开会。

都说中国人不容易团结，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擅于搞团结，而且从古时起，民间就发明了各种团结的方法，例如开香堂、拜教主等，统称黑社会，例如丐帮、漕帮都是杰出代表。旧金山开会的华人也不例外，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的老牌黑帮团队，叫做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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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朝初年就成立的黑帮组织，洪门有着比共产党和国民党悠久得多的革命历史，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革命事迹，具体说来就是反清复明，其创办人据说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手下杰出弟子包括韦小宝等著名传说人物。该黑帮从明末清初一直坚持到现今，先后发展出哥老会、三合会、洪顺堂等驰名品牌，同盟会重要会员象陶成章、秋瑾等革命元老都是洪门的优秀弟子，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前也当过他们的法律顾问。值得称道的是洪门不仅坚持反清运动，而且还与时俱进，注意同革命保持一致步调，甚至跟共产国际都建立过友好联系，但洪门最为骄傲的，还是它在檀香山招收的大陆山山主，孙中山。

为了反清革命，孙中山在北美主要依靠洪门筹钱办革命，洪门大佬们也不含糊，积极为推翻清廷辛劳奔波，保证孙大炮一次又一次失败后，仍然有地方吃饭睡觉打豆豆，过几个月又是一条好汉。

几百年革命历史、几十万革命弟子，加上大批革命元老，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洪门都是黑社会里的成功典型。然而就是这样的成功典型，却在民国混得非常之惨，袁世凯的时候要剿他们，孙中山的时代还是要剿他们，最可恨的是孙中山在台上的时候把他们打得灰头土脸，下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厚着脸皮找组织要钱，请洪门继续支持革命，弄得老大们也十分郁闷：哥虽然是黑社会，那也是讲节操的，孙山主不能老糊弄我们啊！

其实事情很简单。不是孙中山不讲义气，也不是袁世凯排挤革命组织，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洪门是黑社会。

不管洪门大佬们有多少功勋和交情，黑社会就是黑社会，靠收保护费、绑票、打闷棍、结香堂过日子，虽然偶尔也能同政府攀上点交情，但总体来说，两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政客首先看的是有没有好处，剿灭黑社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作为有追求的黑社会组织，致公堂曾经迷茫过好长一段时间。几百年来，大家的团结口号都是反清复明，忽然一夜春风来，清也不用反了，明也复不成了，大家却都精力旺盛，下一步该干些什么，实在弄不明白。经过反复碰钉子，高层的老大们终于醒悟过来，二十世纪是与时俱进的年代，靠开香堂招兵买马已经不流行了，如果想混得象个人样，就要组建政党，从无照流氓进化为认证流氓。

于是北美的致公堂决定引入现代管理机制，把手上的产业全部变成党产，香堂改成党支部，全体弃黑从白，由致公堂变成致公党。为了确保政治正确、不被孙大炮一类人再次忽悠，致公堂精选了两位政治名流来领导黑帮小弟们弃暗投明：党总理（不是国家总理）陈炯明，副总理唐继尧。

作为革命前辈，致公党的开场领导人着实来头不小，陈炯明是前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算是位国家领导，唐继尧则是云南督军。虽然唐督军在中国知名度不高，但却是同盟会三十七位老会员之一、滇军创始人，并且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因为他的云南讲武堂培养过大批朝鲜流亡人士，后来成为大韩民国的开国重臣，最典型的是韩国建国时的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奭（shì），唐督军也由此成为大韩民国八十八块建国勋章的领取人之一。

蒋介石当然不会在意陈炯明和唐继尧之类过气军阀的小动作。不管是黑社会还是白政党，都比不过他的枪杆子，一九二五年的蒋介石忙着打理军队，致公堂忙着学习党务，一切仿佛都没有交叉。

一九四九年，九月。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进驻北京、攻克南京，此刻正在喜气洋洋地开政协筹备会，讨论国号问题。

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创建的，国民党被打败了，国号自然也要改一改，但不少人对旧国号还有感情，于是提出新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此时一个老人站出来，面对各界名流激动地说：“中华民国成立几十年来天怒人怨，没有什么地方对得住老百姓，让所有人都痛心疾首，新的国家再顶着这个字号，名不正言不顺，拿什么去面对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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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校长的那一刻起，蒋介石心里就很清楚，国民党的发展离不开共产国际。

对比十二年来的一盘散沙，他在短短一年内打掉了陈炯明和滇军、桂军，黄埔学生军已经扩为国民革命第一军，成为战斗力相当可观的党属武装，国共两党官兵奋勇作战，以寡敌众、不畏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骄人胜利，也使他的声名如日中天。这一切不仅是因为有共产国际送来钱枪作启动资金，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共产国际的新方案，把国民党真正改造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理想的新型政党。

所以在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对共产国际都是心悦诚服，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三民主义中的“民主主义”是打倒剥削阶级，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甚至说民生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二者本来是一种东西，只是名称上存在区别而已。

蒋介石觉悟如此崇高，鲍罗廷当然也不含糊，什么好事都第一个想到蒋介石，共产国际同国民党的关系也是一片良好。谁也想不到的是，短短两年时间后，两家竟然迅速分道扬镳，甚至到后来咬牙切齿，死不承认当初的那份情谊，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很明显，蒋介石并不是疯子。他跟苏俄闹翻，是因为苏俄代表并不只有一个鲍罗廷，而国民党无限责任集团的首席投资商共产国际，节操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所谓共产国际，是指按马老爷子（马克思）理论成立的共产主义总部，用于统一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必须承认它是自已的总舵，并毫不犹豫地执行它的决议，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把它当成自已的指路明灯。

从初衷上讲，共产国际应该是相当给力的机构，它不仅扶植各国的共产党扩充实力，还能协调全球无产阶级步调一致，防止革命过程中出现内耗或叛徒。可是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每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马老爷子又死得早，没有办法现场指导办公，共产国际的办事员们水平有限，只好拿着几本大部头生搬硬套，希望能套个世界大同出来。

一群马列二百五，拿着号称宇宙真理却从来没成功过的理论，在全世界指导最危险、最敏感的造反工作，还要求各地共产党必须严格按指令办事，想不出乱子是不可能的。

从劝说国共合并的时刻起，鲍罗廷就苦劝共产党埋头办事，不要介入国民党内部纷争里面，对各种质疑和指责更不要还口，只管用工作业绩证明自己就可以了。这种态度获得了孙中山等人的一致称赞，也让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里都能避开冲突，实在是一种聪明的手段；但是共产国际却认为，鲍罗廷的做法过于消极，限制了共产党的飞速发展，既然革命最终是要消灭资产阶级，那就应该从娃娃抓起，尽早联合左派形成强大的力量，随时把资产阶级右派打得落花流水。

共产国际如此神经质，是因为他们在土耳其有过惨痛教训。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成功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共产党人连抓带杀送到监狱里去，苏联援助的几万条步枪、上千万卢布都打了水漂，弄得革命领袖十分尴尬。因此面对同样投资巨大的中国，办事员们不得不留个心眼，从一开始就做好预防措施。

一九二四年五月，国民党一大刚开完没几个月，曾经参加组建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上海，对陈独秀进行一对一的工作辅导。维二杆子认为，国民党的本质就是反动阶级，必须努力展开各种针对右派的公开斗争，迫使它向左发展；并且要成立共产党自已的工会，不要再帮国民党建立工会，还要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里，防止出现阶级调和，减少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

共产国际的指示很快得到陈独秀等人的一致赞同。这倒也不难理解，毕竟象陈独秀这样的愤青都喜欢喊打喊杀，想要他们挨骂而不还口，那是相当艰难。所以广州的鲍罗廷拚命抹稀泥搞调和，上海的维经斯基却主动捅开了大口子，让共产党向国民党右派猛烈开火，以为这样就可以占领所谓舆论阵地。

从本质上讲，孙中山对革命的理想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共产党主张立刻夺取所有地主、资本家财产收归国有，两边的觉悟有相当差距；只是共产党才四百来党员，国民党也不过控制一两个省，现在就为革命成功后如何分帐吵架，实在有点神经过敏。但共产党人是不怕麻烦的，他们很快就决定在国民党内展开派别斗争，同时注意工作中的技巧，凡是左倾分子尽量避免介绍加入国民党，而且要努力争取工农团体的指挥权，随时准备取代国民党，成为新一代当家人。

很快，两个实力还不怎么强大的党就陷进了内讧里。上海的党员们固然不停地倾轧，连广东省的工会也分成了两派，每天都打机会打群架，生怕错过了革命的快车，农民运动也开始越搞越离谱，逐渐影响到广东的社会安定。孙中山自然相当不高兴，鲍罗廷在广州也是尴尬万分，因为上海中央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经开始把他和孙中山都划到右派阵营里，准备自行团结所谓左派完成革命任务了。

眼看两边矛盾越来越大，正好此时发生商团暴动，孙中山靠苏援军火打了一个大胜仗，共产党的工人纠察队也在里面起到很大作用，于是两家认识到团结的好处，难得地有了一个弥合的机会。但陈独秀仍然坚持认为，革命成功的标志只能是全面暴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孙中山却打算跟冯玉祥联手搞南北合作，国共两党仍然是鸡同鸭讲，走不到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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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千载悠悠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北京的时候，陈独秀统计了一下自已的实力。由于长期为国民党发展党员，自家的生意都没有工夫打点，此时的共产党总计只有四百个党员，全加起来不够一个营。如此惨淡的家底，自然是没有机会同国民党竞争的，于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大扩充力度，同国民党左派一道搞阶级斗争，坚决顶制右派的进攻。

陈独秀的雄图壮志刚刚订出来，孙中山就逝世了，国民党内部也随之出现了新一轮变化。

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底下人再怎样闹，孙大炮都能压住反对意见，甚至恨铁不成钢地痛骂他们说“要是你们当初肯奋斗，我又何必引入共产党员”之类气话，堵得手下哑口无言。现在董事长撒手归西，没有第二个人的资历威望够镇压局面，外来户共产党又越来越高调，再不来一场内讧，那真是没天理了。

国民党的新一轮内讧，起源于接班人问题。

应该说孙老大还是很有水平的，手下两员大将汪精卫、胡汉民都算得上是当时的人杰，尤其是胡汉民资格老、能力强，一贯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加铁杆亲信。孙中山在广州的时候，他是广东政府二把手，孙中山去北京，他是代理大元帅，甚至胡汉民经常说自已是宰相，孙中山也是笑笑承认，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孙老大活着的时候，胡汉民是老二，现在孙中山死了，胡汉民自然也想求个进步，坐到孙总统的位置上去。可是一来二去，老大的位置最后却落到了孙中山秘书汪精卫的头上，他只能从孙老大的副手变成汪老大的副手，继续他的老二生涯。

对这个人事变动，胡汉民是很有点意见的。在他看来，无论查资历还是算能力，他都不比汪精卫差，关键时刻挑大梁的光荣事迹也没少干，可偏偏孙中山死的时候他不在身边，汪秘书趁机拿着一份“总理遗嘱”以总理信徒身份自居，硬是控制了中央主席团的那一帮人，当上了自已的领导，实在是咽不下这口鸟气！

身为老大亲信，却要给手下做小弟，胡汉民的气恼情有可原。不过他也实在怪不得别人，因为除了汪精卫资历深厚之外，胡汉民之所以在竞争中落败，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那张倒霉的嘴。

打自参加革命以来，胡汉民一直是老子天下最有理，经常连孙中山也不放在眼里，其他人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孙中山大人大量，碰到手下闹脾气都能一笑了之，吵几句嘴也不会往心里去，有时还会请胡丞相吃饭联络感情。可是别人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老资格，也都比常人有脾气，凭什么让一个书呆子呼来喝去，因此在提到胡汉民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一齐摇头，认为这个人气量太窄，过于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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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大万大，人事最大，胡汉民在人事问题上得罪广泛，进步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加上汪精卫的革命色彩浓厚，同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著名左派，跟鲍罗廷等人交情十分深厚，这种情况下更加没有他的机会。二五年六月，汪精卫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只留给孙中山（不是国家总理），此后全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度，并成立所谓国民政府取代大元帅府，汪精卫任政府常委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务，继承孙中山遗志，北伐统一中国。

对于新的人事变动，鲍罗廷很满意，他相信这是左派战胜右派的结果，也是保证国民党革命局面能稳定维持的最佳选择。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稳定的革命局面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月，具体来讲，是区区五十六天。

如果数数广州小政府此时的排名，大致是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五个人。其中许崇智是广东本土系的粤军领导，廖仲恺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蒋介石只算陪衬的小字辈，能挂在名单上，全靠共产国际大力支持和新立的那点军功。

廖仲恺在国民政府里的工作主要是财务。滇军和桂军盘踞的时候，他四处张罗黄埔军校，从军阀那里弄学生的伙食费；军阀走后他主管广东的财政大权，继续张罗钱粮，准备东征和北伐。

应该说廖部长的财务工作很出色，但他不光擅长搞财务，还喜欢搞政治，经常跟汪精卫、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开party，又去工会演讲，形象十分拉风。在左右矛盾已经激化的时候，廖部长手握实权又冲锋在前，当然招来一大批右翼忌恨，事实上有不少国民党元老聚在一起天天痛骂，想把他除之而后快。

虽然在某些官版历史书上，右派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人，整天日子过得舒舒服服，一心拖革命的后腿；但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国民党的右派，其实是相当凄惨的事情。钱和枪都要靠苏联支援，分给谁都由汪精卫等左派说了算，右派们没有钱、没有兵，只能领一份死工资叽叽喳喳发牢骚，在处处革命的广州，基本上属于非主流。

革了几十年的命，革得胡子一大把，最后连个主流也混不上，元老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经过详细分析，他们认为局面并不困难，虽然没有钱，雇两个杀手还是出得起的；虽然没有兵，弄几支手枪还是办得到的；虽然当不上主流，把主流的人干掉还是可以的。汪精卫目标太大，蒋介石排不上号，胡汉民和许崇智都不亲苏，被革命的指标就落到了廖仲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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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号，黄埔军校党代表、著名左派元老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前遇刺身亡，年仅四十八岁。

廖仲恺被暗杀！消息顿时震惊了全广州。汪精卫义愤填膺地下令抓出凶手，黄埔学生们不分国共都激动得几乎发狂，蒋介石更是无比震怒，要求严厉追查，汪精卫立刻成立了他和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血案的真相。

从表面上看，汪精卫的举动无非是帮廖仲恺报仇，但只要仔细琢磨就能发现，汪主席的动作其实大有玄机。国民政府排名是汪、胡、许、廖，蒋介石此时不过是许崇智手下的军官，连核心圈的边缘都靠不上，但廖仲恺一死，汪精卫立刻把蒋介石拉进圈里，却没有理会排名更前的胡汉民，用心如何实在是路人皆知。

对汪精卫的做法，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但奇怪的是，大家不仅不说汪精卫排挤胡汉民，反而认为他的做法没什么不对，原因很简单：胡汉民很可能真的是凶手。

右派遗老们早就嚷着要杀廖仲恺解气，这帮人又不是专业杀手，保密工作极为差劲，汪精卫很快就查到一条线索，胡汉民的族弟胡毅生有重大谋杀嫌疑。

胡汉民的族弟不是胡汉民，但也差不多，如果放到现在，律师肯定会提出异议，认为胡汉民的弟弟不能代表他本人，或者要检控方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来。革命年代显然不用那么费事，汪精卫直接找到蒋介石，命令他派人捕杀（注意不是审讯）胡汉民。

好歹也是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突然之间派兵捕杀，汪精卫不寻常的举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如果人是胡汉民杀的，汪主席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人不是胡汉民杀的，那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为了报复和栽赃，四十二岁的汪精卫同三十八岁的蒋介石开始了第一次亲密合作。在后面的十九年里，汪主席和蒋校长还会有很多次交道可打，很多筹码可换。

八月二十五号夜，五十多个黄埔学生兵直扑胡汉民家，上级专门指示，如果胡汉民“逃捕”，可以就地处决。

胡汉民倒是毫无防备（从这一点看，他还真不象是凶手），刚刚脱了衣服准备睡觉，就听到门外嘈杂的声音。作为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老手，他立刻感到大事不妙，迅速下床、穿衣，从后门飞奔出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职业革命家优良的反应速度和身体素质。

虽然逃出家门，却没有脱离危险，黄埔兵们还在拿着枪四处搜查。可怜的胡汉民跑到街上不知所措，静下心来想了想，感觉很有可能是汪精卫这厮在使坏，于是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他跑去了西华二巷。

西华二巷，是汪精卫的家。

汪主席年纪轻轻就参加反清革命，号称天不怕地不怕，但其实也有一怕，就是怕老婆；而胡汉民虽然跟汪精卫关系很不好，同他老婆陈璧君的关系却很好，好到碰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找的人就是陈璧君。

汪主席在办公室里加班抓人，陈璧君自然是在屋里等他回家。看到上气不接下气的胡汉民，陈璧君非常诧异：老胡，出什么事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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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还在办公室里等消息，电话突然响了。

这么晚还有电话，肯定是派去的人有消息，不是抓到胡汉民，就是打死胡汉民。汪精卫兴奋地抓起话筒，那头却响起老婆大人义正辞严的质问：“胡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要派人深夜前去缉捕？”

汪精卫没想到事情有变化，他理直气壮地对老婆说：“反动派就要捉，捉了就要杀！这样做是大快人心！”

听完汪主席的革命宣言，陈璧君哭笑不得，于是放低声音告诉老公：“他现在我们家呢。”

汪精卫顿时没了脾气，因为他谁的面子都可以不给，老婆的面子却必须是要给的。而且陈璧君做事很到位，为了防止汪主席或蒋校长追杀灭口，她硬是让胡汉民在家里住了下来，打算让汪精卫跟他来个面对面。

老婆如此袒护反革命，汪主席只好睡办公室，他自然是气恼交加：胡汉民住在那里，我还怎么回家？！

陈璧君当然也知道不是办法，于是在坚持几天后，她又施出另一个狠招：派人把胡汉民送到了黄埔军校。

烫手山芋突然掉到手上，蒋介石顿时头痛不已。上头没有给他杀人的书面指令，如果胡汉民在别的地方出事，他和汪精卫都可以推卸责任，可陈璧君偏偏把人送到黄埔军校来，只要胡汉民有三长两短，他蒋介石第一个脱不了干系。

汪精卫不肯留字据，蒋介石又背不起这么大的黑锅，胡汉民于是在军校里住了下来。当然，住得很不舒服。

军校的伙食显然不能说好，整天操练喊杀也不清静；更重要的是，他是谋杀廖仲恺的重大嫌疑人，不管他说什么，黄埔学生看他的脑门上都象贴着“凶手”的大标签。

蒋介石已经三十八岁，所以不会冲动，不会不考虑后果，不会冒冒失失地杀人，但那些血气方刚的学生就很难说了。万一哪天大家哀悼廖代表悲从心起，突然闯进来把胡汉民一刀捅死，也是情有可原，说不定还能坐实了他的凶手罪名。

事情闹到这一步，汪精卫天天回家睡大觉，陈璧君好吃好睡啥也不担心，黄埔的蒋介石却闹心到极点，胡汉民也担心到极点。一直憋到九月，蒋介石终于憋不下去了，直接了当地告诉胡汉民：党内有个留学苏联的名额，你别住军校了，去苏联读书吧！

胡汉民很识相，乖乖地去了苏联当留学生。

解决完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放到下一个目标身上：许崇智。

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兼上司、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粤军首领许崇智，是一个很憋屈的军阀。

他是同盟会元老，参加过辛亥革命，追随过孙中山，顶撞过陈炯明。作为广东本土系元老，陈炯明在时抢走了所有的光芒，他只是陪衬；陈炯明同孙中山决裂，他被逼得缩到一边，没有办法跟陈炯明争斗；陈炯明被赶回老窝，他还是进不了广州城，只能在一旁努力观望。

纵观许司令的简历档案，最多的几个字就是“参加”或“追随”，意思是说，许元老的态度是端正的，立场是站稳的，领导是紧跟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说起来很可怜，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只是几百号人的学校，民团农会也强不到哪里去，打仗大部分还是靠许崇智的粤军出力，蒋介石只能挂一个参谋长的名义。但要命的是，以粤军为主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手上青春焕发，在许司令手上却是死水一潭，除了领饷，什么也不会干。

革命几十年，却革得无人知晓、革得默默无闻，绝非擅长守拙，绝非隐于黑暗。对这个问题，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都有非常清楚的共识：

资历无限的许崇智，是一个能力很有限的小军阀。

能力有限，有时也不是坏事，很多小军阀和许司令一样偏安一隅，过得有滋有味。可是许司令偏偏摊上广东的是非之地，往来的又都是陈炯明、蒋介石之类猛人，以许司令的水平，也只能重在掺和了。

多年以来，许司令一直是打点全副精神奋力掺和，如今终于到了掺和不下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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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到什么也不行的许司令，偏要在什么都行的位置，汪主席和蒋参谋长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很快找好了冷板凳，准备把许司令摁上去。

九月十九号晚上八点左右，几支荷枪实弹的部队突然开进广州，将粤军司令部、许崇智公馆等团团围住，然后有人给许崇智送来一封信，表示广东军队把持财政，情况非常严重，许司令又过于“忠厚”，处理不了这种事情，建议他去上海静养三个月，等问题解决了再回来。

许崇智吓了一跳，赶紧给汪精卫打电话汇报消息。在听筒的那一头，汪主席慢条斯理地告诉他，你还是去上海吧，这边的事不用操心。

许崇智这才明白，原来自已已经成了废品。更要命的是，几个手下都跟死人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事先都被蒋介石收买好了。

许司令一贯软弱无能，几个师长旅长都想求个进步，改换门庭似乎也可以理解。第二天早上，许崇智又收到一封信，他的结拜小弟蒋中正派人押送他去上海，而且还很贴心地送上了船票，千言万语一句话：赶紧滚蛋，否则捅死你没商量！

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崇智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也算是条好汉，所以很识相地没有吃眼前亏，乖乖地跑到上海，做下岗军阀。

许崇智走了，蒋介石很高兴。

他当年同许崇智、张静江三个人八拜结交，曾经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此后境遇不佳，许大哥也一直对他关照有加，但仍然不妨碍大家开展黑吃黑，而且吃得理直气壮，吃得毫无歉疚。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蒋司令还需要和更多的人结拜金兰，需要和他们恨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需要和他们同舟共济、同床异梦，然后同室操戈。所谓兄弟，其实就是用来填坑的，别人是坑干爹，蒋介石是坑兄弟。

从各种记载来看，许崇智走得应该相当狼狈，蒋介石很快对他的亲信进行了大清洗，把重要岗位全部安插上自已的人。许大哥闷闷不乐地在上海租界住了两年，没有等到上岗的机会，两年后国共分裂，蒋介石生怕粤军闹乱子，看他实在不顺眼，又不好意思直接下手杀人，于是给了他一个选择：离开上海，去国外。

许崇智不想走，但此刻上海已经是对方的地盘，而且蒋司令还很体贴地开出了价码，二十万大洋。

要么发财旅游，要么横死街头，许司令这点觉悟还是有的。面对昔日小弟的大洋，他毅然做出了决定：拿钱，走人。

许崇智从此离开中国舞台，放弃了所有的政治努力，开始另一种游山玩水的人生。他先后去了美洲、欧洲，后来又回到上海、香港，过着富足的安逸生活。李大钊在刑场上死了，他活着；胡汉民在病床上死了，他活着；陈独秀贫病交加死了，他活着；汪精卫顶着汉奸骂名死了，他还活着；甚至苏联代表鲍罗庭都死在劳改营里的时候，他仍然能跟家人一齐愉快地玩耍。

纵使退出，虽然无名，却很幸福。

我一直认为，所谓成功或者失败，有时是不论输赢的。

顺便说一句，许崇智有个很出名的堂妹叫许广平，是鲁迅的夫人；后来还有一部电视剧《千秋家国梦》也跟他相关，演他的人是台湾演员赵文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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