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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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对卖国条约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老百姓不答应，他的政敌不答应，孙中山当然也不答应--虽然孙前总统和日本人提的条件差不多。突然之间孙大炮变成了激进分子，义愤填膺地指责袁世凯卖国，号召大家起来推翻他，拥护自已建设新的和谐社会。

袁世凯不是傻子。同日本人签约除了对方咄咄逼人外，还有更隐密的原因迫使他需要更多的钱去收买亲信，也需要更多的枪炮去镇压可能的敌人。他已经把民国约法扔到一边，成为所谓“终身大总统”，但一个人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他还有更加进步的追求，也是所有独裁者的终极目标：当皇帝。

做终身总统，只是一代独裁，当上了皇帝，才是世代独裁。袁总统精明一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绝不含糊的。

一九一五年对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是喜庆的年头。孙中山在十月二十五号同宋庆龄结婚，袁世凯也在十二月十一号经过闹剧式的“推戴”后宣布称帝，新国号为“中华帝国”。有趣的是袁大皇上宣布要对旧清廷“永远优待”，被他忽悠下台的清宫吃人嘴软，也表示要永远拥戴袁大皇上，绝不起贰心。

清廷的遗老遗少们用自已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这个世界上有奶不一定是娘，但给奶的一定是娘！

大家各办各的喜事，各操各的心，孙中山的生活非常和谐，袁世凯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很快，袁皇上就发现，全国各地对他的称帝都骂声一片，竟然连北洋系也全面反水，逼他下台。

在后人眼里，袁世凯要当皇帝，是一件非常莫名其妙的事。因为很快，袁皇上就发现，全国各地对他的称帝都骂声一片，竟然连北洋系也全面反水、逼他下台，最后竟然连登基仪式都没来得及整一个，就灰溜溜地下台了，相关过程活象一幕低成本的狗血剧。

在不久以前，袁总统曾经做过多次民意调查、摸底测验，都是形势大好，看不出有什么地方成问题。更关键的是，袁大头已经是终身总统了，这个头衔跟皇帝也差不了多少，为什么叫总统时风光八面，叫皇帝就众叛亲离呢？

教科书上的回答，当然是老一套袁大头不得人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之类。但我们必须知道，所谓人心，是件十分不靠谱的东西，比方说，苛捐杂税不得人心，但民国时的苛捐杂税，有时比清朝还要厉害，甚至预征到了几十年后；又比方说权力世袭不得人心，但蒋委员长在台湾就是干出来了，金胖在朝鲜也干出来了，只要权力运作到位，历史潮流只能默默地站到旁边，不敢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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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习惯性地指点江山时，总认为这个历史大人物太愚蠢了，那个历史大人物太幼稚了，那我们看历史，恐怕真的很难学到什么东西。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无非就是，只要我们不犯傻、只要有一个正常人的知识和判断力，就能如何如何；因为那些失败者，都是因为他们太愚蠢、太幼稚了，或是在关键时候犯了愚蠢、幼稚的错误。这也是各种穿越小说盛行的重要原因。

袁世凯称帝的选择，肯定是失败的、错误的选择，因为事实是明摆着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认为称帝是单纯的幼稚和愚蠢，却只能说明，你并没有真正理解那段历史。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说，是袁世凯女儿讲的，称得上是独家揭秘。

这个传说虽然有着众多不同的版本，但总体意思都差不多，那就是，袁克定（袁世凯的长子）想当太子，于是就积极鼓动袁世凯称帝，为此他不惜花钱，给袁世凯定作了一份假《顺天时报》。袁世凯看到《顺天时报》上的内容，都是连篇累牍的支持他称帝，于是一高兴，就登基称皇帝了。

后来，袁静雪（袁世凯的女儿）吃香酥蚕豆时，发现包着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和自己家看到的《顺天时报》不一样，于是就拿给袁世凯。袁世凯一看之下，当时惊得差点吐了血，因为，自己竟然被骗了。

对这种所谓正史上的内容，或曰这种独家揭秘的内容，大多数人总是深信不疑的。只有真正经历过社会风雨的人，才会在心底明白，正史也好、独家揭秘也罢，荒诞不经的内容多的去了。

当我们看这种无厘头故事的时候，不妨先想一下，袁世凯的情报机构有多大，相关的工作人员有多少？一个拥有庞大情报机构的决策者，竟然天天看着一份从地摊上买来的报纸做决策，还有比这更扯淡的事吗？

我们必须要知道，民国后来的情报机构，有一个中统、还有一个军统；同时代苏俄的情报机构，有一个叫克格勃、还有一个叫格鲁乌；美国的情报机构，有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而且经常都觉得不够用。这还是和平时期，一到战时，各种情报部门四处扩编，相关信息收集单位更是五花八门。

统治一个庞大的国家，尤其是派系林立、纷争不休的民国，没有专业的情报机构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就算北洋政府是一个草台班子，也不可能落魄到，首席大佬靠地摊报纸分析形势的地步，更不可能一个人蒙在小屋里独自分析、甄别情报。这样的方法不要说统治中国四年，一天都维持不下去。因为，这种七个铜板就能买两份的报纸，竟然成了北洋首席大佬的战略决策情报来源，这不是讲天方夜谭吗？

不要说袁世凯是北洋政府的合法总统，就是在他被满清赶回老家后，袁世凯获取国际国内信息的渠道，也不会可怜到这个份上。如果袁世凯当时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方式就这样简单，他是没有希望东山再起的。

一个人控制着庞大的情报机构、拥有大量专业情报人员，再低能也不会拿着一些假得不能再假的东西，坚信不疑。我们必须得知道，袁世凯随便问个平时看报纸的文化人，也会知道他现在掌握的情报，纯粹就是哄鬼的玩艺。

更重要的是，这种地摊上可以买到的报纸，最多也就是个参考价值罢了，哪怕它真的天天发表消息，支持袁世凯当皇帝，那也是不管用的。《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报纸，如果日本人办一份报纸，竟然可以决定中国何去何从，那大东亚肯定早就被共荣了。

甚至退一万步讲，袁世凯如此看重《顺天时报》，又看到《顺天时报》天天盛赞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袁世凯是什么人？他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大佬，而且还是民国政府的合法总统。处于袁世凯的位置上，如果看到《顺天时报》天天向他示好，所有的内容，都是让他越看越舒服，能一点表示也没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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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而言之，在这种背景下，袁世凯肯定会指示有关部门拜访一下这家报社、答谢一下这家报社对自己的支持；甚至接见一下这家报社的主编（或幕后老板）、亲自对他们表示答谢。

事实上，袁世凯在称帝前，北洋政府的情报系统，对当时所有的媒体，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类似公关。如果袁总统真的如此看重《顺天时报》，又发现《顺天时报》竟然这样给自己面子，肯定也会接见公关《顺天时报》的负责人。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的公关工作也太成功了。等系列相关工作安排下去，想不穿帮是不可能的。

讲这么多分析，并不是论证袁世凯不看报纸，而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历史上所有的经典坏事，都不会这样简单，但是历史上所的经典坏事，都会被写成这种套路。总而言之，成功的经典坏事就是某个、某几个坏人神功盖世的产物，失败的经典坏事就是某个、某几个坏人脑子进水的结果，而整个历史就是一群好人和坏人过家家的童话故事。

因为，有机会说话、能拿到话语权的人，肯定都会想方设法与这类坏事划清界限，总而言之，我们从来也没有支持过它们，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在反对它们，都是领头的几个坏人做错了。事实上呢，在整个过程里，大家都在盘算自己的所失所得，都在不停地承诺和背叛，还搭上了很多人的性命，绝不是普通的闹剧那样简单。这种情况下，袁家的人弄这样一个故事出来，把自家的案犯描绘成小丑的样子，可以最大化地保全所有人的形象或面子，也就给袁家拓展了生存空间，它给袁氏家庭带来的价值，绝对是不可估量的。而且我们也要知道，后来的袁氏家族，下场也确实算是比较好的。

其实袁世凯称总统也好，称帝也好，都是极其复杂背景下的产物，或者说，是一个庞大工程的产物。仅仅是因为，他最后失败了，相关细节又端上不大雅之堂，所以后来有机会说话的人，都与这件事划清了界限。在这种背景下，给我们的感觉，自然是袁世凯和他儿子脑子抽疯，所以把自己作死了。

笼统地讲袁世凯失败的原因，不外乎是皇帝不好、总统才好，因为皇帝代表封建旧制度，总统则代表民主新制度之类。问题是，这种苍白无力的说教，就好像反腐倡廉的重要性那样，随便拉个学生听三堂大课，也会清清楚楚；而一说到实际的，就是天天给老百姓上反腐倡廉大课的人，也会稀里糊涂得不可救药。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研究下，哪个监狱里的大老虎，被抓前没给下属上过反腐课呢？

随便翻下历史，看过北洋军阀的表现，也能知道他们的德性。这种人会支持民主共和，那就是个笑话，因为，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这些人在公开场合装得人五人六，那是职业素养决定的，可拿它当真，那就是你的错了啊。

所以，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比古人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会讲大课，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社会从来也不缺讲大课的人，随便拉个初中生培训几天，也能把各种道理讲得头头是道。想靠这种东西决定几十万北洋军的动向，或者中国的未来命运，根本就是胡扯。

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显然不是为了跟历史潮流作对。我们必须知道，世界上固然有总统靠民主自由强大的国家如美国，但也有皇帝靠君主立宪强大的国家，例如英国、日本。而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标准，规定哪种制度是正派、哪种是邪派。

很明显，袁世凯叫总统还是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而这一点，是所有教科书都避讳的。因为，它涉及到了权力斗争的本质：利益。

一个政权声称自己是皇帝，通常来讲只有两个目的，或者给自已下属一个名份，或者是中央集权的需要。

一切是显然的。小弟们把脑袋拴在腰带上，跟着大哥造反，绝不只是打份工那么简单。别人称王了，旗帜上写的都是丞相司徒、骠骑将军或政治局常委，跟着你混只能当个主簿、别驾或乡长，能有号召力吗？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刘备、刘禅不称皇帝，诸葛亮混到死，也就能混一个省部级；因为刘备、刘禅就是四川省长级别的官员（益州牧），诸葛亮想混一个副国级、正国级干部，就是造了刘家的反，那也是白搭。但是呢，如果刘备刘禅称了帝，诸葛亮再想混一个副国级，估计闭着眼睛也能混到；想当国级干部，努把力也是有机会的。

后来，诸葛亮听到自己的朋友跟着曹操混，只是混了个市级干部，那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我跟着刘备混，现在已是副国级丞相了，你怎么才当个市级干部呢？看着诸葛亮这种感慨之词，实在让人想起夜郎国的故事，因为，这真是传说中的夜郎自大啊。蜀国虽然称为一个国，但是同从前的益州有多大区别呢，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刘备父子称帝，诸葛亮靠什么当丞相？

如果刘备父子就是益州牧，诸葛亮给刘备父子打工，听到从前的朋友混成了市级，估计不敢随便自豪的。因为，朋友跟着曹操混，虽然混的很一般，但也是独当一面的正牌市级官员，而诸葛亮呢，不过是一个省级高官的助理罢了。但是，因为刘备称了帝，而且政权坚持了几十年，所以诸葛亮终于以丞相的名号写进了史书，而其他追随人员，也都有了相应的名份，这里面的政治意义和凝聚力，绝对是不能忽视的。

袁世凯的例子，显然不能套用这种情况，因为他已经做了大总统，手下干将都分到了相应名号，政治局、副国级、省长部长之类头衔一个不少。那就只剩下第二种原因：袁世凯当皇帝后，会因为相关设置的变化，触动某些人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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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民国的规定，北洋政府中央决策层分为上下两院，虽然不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至少权力有一定的下放分化，各级官员们面对中央政府时，能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博弈。但我们必须要知道，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依靠的法宝都不是什么约法议院，而是大肆扩编的北洋军。

辛亥革命时，各地督府同中央达成停战，相互划好了势力范围。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被打得鼻青脸肿，在中国想当军阀，要么是北洋军，要么得倒向北洋军，有的还不得不接受他们派来的政委或监军。各处的独立势力都遭到全面渗透，北洋系人马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实现了最大的扩张。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北洋系的壮大，并不代表袁世凯的壮大。

袁世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整个北洋系认可的代表，也是各方面势力的中央操盘手。只要北洋实力派们相信，支持他能够最大化地保障自己的利益、保障整个集团的利益，袁世凯的位置就不会动摇。所以冯国璋想取代他，满清朝廷犹豫再三，始终不敢下手，硬是让他把自己赶下了台。但是当袁大头总统之后，北洋的几大派系都实现了地位跃升，纷纷跻身政治局、成为副国级领导；此时对他们来说，相当于是爬到了百尺竿头，已经不可能再进一步，所以，名号之类的并不重要，保证自己的蛋糕最多最大，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由于袁总统并不亲自掌握一支强有力的中央军，北洋系各大军阀经过几轮扩张，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中央政府，始终需要面对启用新人、削藩夺权的新一轮洗牌。对冯国璋、段祺瑞等既得利益者来说，相互间的争权夺利，以及跟中央的争执，都是早晚要爆发的危险冲突。

作为总统，袁世凯的权力被议会分走了，想走现有程序收回权力的话，那帮人可以通过相关程序，在议院搞点鬼推挡出去。但是如果不加强中央集权，自己就会变成汉献帝一类角色，让几大军阀牵得团团转，这才是他想当皇帝的真正动机。因为两个体制里的政策区别，绝不是简单的称呼转变，而是利益布局的重新调整。

很明显，袁世凯不是傻瓜，他清楚地知道利益问题的敏感性。面对拥兵自重的部下，他的措施是大力引进文官系统，对政治体制进行结构重整；同时提拔后期要求进步的二流军阀，给他们更多的权限和独立性，借机牵制直皖两系势力。总而言之一句话：跟我走，有肉吃！

事实证明，历史潮流干不过真金白银，在赤祼祼的诱惑面前，各省将军、护军、镇守使都是节操扫地，纷纷表示愿意拥戴袁总统升级为皇帝。而对这些要求进步的新兴军阀，袁皇帝的封赏可谓毫不吝啬，例如，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抓住时机大力跟风，立刻以“拥戴之功”封为盛武将军、督理沈阳军务，随后借着北洋势力控制了东三省，成为名盛一时的奉系军阀首领，风头甚至盖过了北洋军阀。

通常历史书说到这一段时，都会发些不着边际的评论，痛斥军阀政客无耻、企图恢复封建统治云云。但是呢，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就会明白，大家投靠袁世凯，还真不好说是节操问题。

如果对这种事情不好理解，完全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即使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为了升官发财四处求潜的也大有人在，所谓军中妖姬、电台主播之类绯闻满天都是，别说喊几句皇上，更出格的事都做了几百遍。当年的袁总统一不要你脱衣服，二不搞三俗陪侍，光写几封信、磕几个头就给提拨，而且升的还是省长、军区司令之类实权职务，如此劲爆的机会，要是贴个招聘启事出来，排队求跪的人肯定能从天安门一直拖到五环。

一句话，四书五经干不过真金白银。中央的赏格给到这么高，实在不能怪那时的人没有骨气了，要知道这么好的机会放在眼前，哪个敢玩清高，后果不是一般的严重。因为，当年的军阀最不缺竞争对手，袁总统看上你是你家祖坟埋得好，要是把到手的桃子推出去，别人趁机攀上了大树，一船人都有被打翻的危险；谁敢这样不开眼，把部下往绝路上带，都得惦量好了，到时候小弟们认识大哥，小弟手里的枪，可不一定认识大哥！

最为要命的是，袁世凯说自己要称帝的时候，并不只赏了张作霖一个人。事实上，他给全国各地一百多个军政官员都封了爵位，酬谢他们的拥戴功劳。

所谓拥戴之功，其实就是胡扯，因为发几封电报、写几篇马屁文，压根没有任何价值。袁世凯找借口提拔新兴军阀，根本原因是自己没有一支强大的亲兵，在未来的岁月里，那些新兴军阀根基不深，派系又偏，相互间没有合作基础，只有以皇上或少主为旗帜联合起来，才能同原来的北洋系抗衡，在新政权中站稳一席之地；而经过这样一番运作，新的权力布局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单纯想听几句奉承话，北洋系是不会管的，甚至自己就能念出长篇马屁经来。但是袁世凯显然不是换个称号那么简单，要知道全国蛋糕其实也不大，给地方小军阀分多了，就意味着几个大军头要退出一些来，直接侵犯到他们最敏感的利益。袁世凯很清楚，冯国璋等人对这种事，肯定是满心不愿意，但是作为一代枭雄，他有着足够的自信和霸气，因为他心里有数，虽然嫡系小弟们满心不愿意，可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北洋军并不是一个团结整体，它的内部派系重重，彼此相互倾轧，不能形成统一的合力，大家拥戴这个大总统，是为了有个协调合作的中心，免得陷入重重内乱里，闹得一齐完蛋。所以创造出要么共赢、要么共输的局面后，袁总统不顾部下的眼神，硬是喝醉了酒般地装迷糊：我当皇帝，你们就是亲王、公爵了，难道不觉得很高兴么？

无情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对局势算得一点不差，但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统驭力。那些军头都有自己的兵马地盘，早已羽翼丰满，面对老领导借力打力、分权制衡的行径，个个都施出了阳奉阴违的那一套，人前背后地下绊子，力图在冲突中踩倒别人，最大化自已的利益。当然，结果也是明显的，他们成功地搞垮领导、把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之后，自己也手拉手地被赶出了舞台。不过袁皇帝实在不用太奇怪，当年他就是用这一招对付清廷的，正所谓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袁大头被部下学以致用得这么彻底，其实应当感到欣慰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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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凯宣布自己当皇帝了，相关仪式极为简陋，既没有登基大典，也没有召集地方官员，基本上就是在京官员聚在一起开了个朝拜会。袁大头连龙袍都没披，穿着军装读了张文书，大家鞠躬的鞠躬、嗑头的磕头，乱哄哄闹了一会就算完事，甚至象样的午饭也没请一顿，直接宣布散会了。对这种节简办事的态度，所有人都是愕然：虽然国家不富裕，你老人家也不能这么抠门啊！

抠门的王朝往往是短命的。很快，有人造反了，那个人叫蔡锷。

蔡锷本来在北京，后来借口治病去了日本，再转香港回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从军事角度看，云南的反袁行动就是个笑话，因为护国军只有三个“军”，竟然还相互不买帐，只好分三个不同的方向进攻；蔡锷的所谓第一军不过三千一百人，而袁世凯派去镇压的部队，光是蔡军长方向就有四万五千人，另外两路也是用万计算的，不论是兵力还是装备，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只要不出意外，蔡锷的失败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然而事情怪就怪在这里，虽然前线也是枪炮震天，两边却谁也没有前进一步，倒是各种通电、文告满天飞，仿佛大家跑到边远省份不是打仗，而是开辩论赛一般。蔡军长（其实连旅长都不够）固然无力进逼，北洋军也是紧拖慢磨，丝毫没有打到昆明吃米线的意思。

从十二月底打到一月，又从一月打到二月，十万大军分三路打几千人，始终没有一点进展。

很明显，这就是武昌起义的翻版，袁世凯能跟革命党玩无间道糊弄太后，北洋军自然也能跟护国军耍无间道糊弄皇上。拖到三月份，南方各省纷纷拉上北洋的某个派系，酝酿独立搞单干，直隶将军朱家宝直接给袁世凯送来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取消帝制。

匆匆忙忙当皇帝以来，袁世凯收到过无数电报，有拥护的，也有反对的。通常来讲，电报的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看表态的有谁；而这份电报的署名，能让袁大头气得几乎昏死过去，因为打头的一个名字，竟然叫冯国璋。

冯国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联合了其他四个实权人物，如果加上这些人能影响的地方督军，可以说，直隶地区的北洋军这是公开勾结地方诸候，威胁袁世凯要制造内乱。在这种压迫下，云南的战局自然没有任何意义，北京城此时已经四面楚歌，宫变只在朝夕。

北洋三杰，分别是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反水了，王士珍又不肯蹚混水，袁世凯只能紧急启用段祺瑞，希望好部下拉领导一把。在这个紧要关头，段祺瑞十分谦虚地表示，自己身体不好，需要去西山养病，皇上还是另请高明吧。

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重新当回大总统。

一切都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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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皇帝还是总统，本来并没有实质的变化，袁世凯也没来得及动大部分人的蛋糕。但在这场变故的影响下，南方各省又一次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中央政府的领导。

几年前，也有一场类似的地方独立运动，结果是国民党被打出了中国，孙中山狼狈逃往日本。但是这一次，情况很不一样。

上次独立被失败，是因为北洋军仍然是一个整体，可以形成合力，镇压不听话的省份，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而这次西南各省闹独立，北洋军已经分成几个派系，都在力争地方军阀的支持，把他们拉进自己的小圈子里，一齐打击别人。为了尽可能多几个友好省份，防止背后捅刀子，他们争相开出条件，容忍各地实力派扩大势力、划地称王，以便在即将到来的大火并中占据优势。在这场无节操无下限的分家运动中，北洋各系施出全套本领，相互甩石头、渗沙子、挖墙角，完全脱离了袁世凯的掌握，同时也摒弃了由他主导的势力平衡。

袁世凯终于病倒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开创的权力格局即将崩溃，中国也要随之滑入深渊，而他充当了始作俑者的角色，却对此无能为力。

在袁世凯的故事里，有一句诗叫“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前面指袁世凯称帝时设立的“筹安会”六个人，后面则是说依附他的军阀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倒戈，搞得他气恨交加，终于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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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通过对袁世凯祖坟风水形局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乱世枭雄原为踞塘之蛙的论断，并对袁氏祖坟山、水、明堂等风水要素的优劣得失作了全面系统的解剖。
结合袁世凯的人生历程，本篇对袁世凯的面相、命理、阳宅等情况，也逐一作了介绍和评述。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错综复杂。一边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一边是腐败的上层建筑和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乱世中，历史有时候也会出现倒退和反复。9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孙中山和中国大多数善良的人们一道，选择了袁世凯，使中国出现了一次前进道路上的反复。
中国近百年以来的领袖人物中，袁世凯以其鲜明的特色、备受争议的经历位列其中，虽然时间十分短暂。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毕竟当过一国领袖，而且还曾经做了83天“皇帝”。历史学家对背负骂名的袁世凯居于领袖之位及功过是非历来就有不同看法，笔者之所以将其纳入研究范围，绝对不是因为他在历史上的功绩，更没有为他平反的意思，而是出于风水上的考虑。
袁世凯是中国百年历史不容回避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很多，至今仍成为谈资笑料的，是袁世凯的迷信与称帝。袁世凯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位，据说重要原因来自于迷信自己的风水，还有命理、面相的不凡。大量的史实证明，袁世凯称帝，确实与他的迷信有极大的关系。
迷信与称帝  项城地处中原，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相命、堪舆、巫术在当时的社会中异常盛行。袁氏全家都十分迷信相命之术，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以“养疴”名义开缺回籍，隐居于彰德，更加醉心于相命、堪舆之术。袁家男人普遍短寿，曾有人统计，最大极限为57岁。据说一个当地有名的相命大师也称袁世凯不会超过58岁，袁就焦急地问：“有何攘解否？”大师说：“难呀！只有龙袍加身才能化解。”袁听后什么也没有说，暗地里派人把大师除掉了。
促使袁世凯走上称帝的道路，表面上是由一系列的事件造成的。袁世凯深居总统府的深宅大院内，他的部下及亲属蒙蔽他（他也乐得被“蒙蔽”），好友杨度大力鼓吹“君主立宪”的国体最适合于中国，共和制最不适合于中国。部下纷纷要求袁世凯称帝，呈文堆积如山，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发动成立各省人民请愿团，拥护君主制。在北京还成立了商会请愿团、人力车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
袁世凯称帝，个人的主观妄想是其根源，迷信是催化剂。上行下效，以致于北京城短时间内围绕着复辟帝制问题持续上演了一场场闹剧。
因迷信而形成“九五尊相”的自我暗示，是袁世凯称帝的心理因素。1909年春，袁世凯在谪居的时候，曾找许长义为他算命。许瞎子掐算一番后对袁说，他会在辛亥年八月转运，并且官位更高。辛亥年八月(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不久出山，并出任内阁总理。
　　袁世凯没有将自己的成就看作是时代的恩赐，而是归功于个人命数的转变，当上总统后更加痴迷于命相先生、风水术士的指点。仅在1913—1914年间，他就找过贾兴连、张振龙、郭三威、张晓初等人为他算命，求证自己有无“龙兴之运”。
家人及仆人也假迷信以达“天意”，除茶童看见睡着的袁世凯是“金龙化身”的事件外，还制造了多宗让袁世凯称帝的迷信征兆。1914年，远在河南项城袁祖坟的坟丁韩诚匆忙进京来报，说在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坟侧，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四方。此外，袁氏祖茔附近还长出一株紫藤树，状似盘龙，长逾丈许。祖坟附近还发现了一块刻有“天命攸归”字样的石块。袁世凯听后，重赏了坟丁，并再三嘱咐他不要对外人谈及。为此，袁世凯派长子袁克定回乡验证真伪，袁克定在项城写信称：“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袁世凯看信后大喜，回信让儿子招募坟丁，筑墙护卫，防止牛羊践踏。当时北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也呈文袁世凯，说他多日夜观天象，发现三更以后，有帝星朗照某纬度，经仔细勘探发现正是河南项城。现在帝星已向北而来，一个月后就可以到达北京，这是上天的垂象，您就称帝吧！就这样，在种种氛围下，袁世凯感到，称帝似乎是他人生的唯一选择了。
　　既然称帝是天命所归，那么，能当多久皇帝呢？史料记载，袁世凯在请郭三威(郭阴阳)为他察看祖坟时，就曾问：“龙兴之运，年数如何？”郭掐算了一番回答：“若称帝，当应八二之数。”袁世凯再问：“这是八百二十年？还是八十二年？甚至是八年零两个月？”郭阴阳回答：“帝位长久，事后自知，天机不可泄也！”
袁世凯寻思，自己的朝代绵延八百二十年不大可能，但短至八年零两个月也绝无可能，而八十二年则完全有可能，这也恩泽三代人了，所以值得一博。不想袁世凯一称帝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只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便一病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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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面相  自古以来，顺天应人是为人立世，成就大业的根本。许多贤臣名将懂命理、识面相，籍此察天命，践行于世，而流芳千古。他们对待命理、面相，信而不迷，从而有度，同时又深谙权谋之道，默察时局变幻，善把进退之机，因识时务，敏机变而大节不亏，功成名就，自身也得以善终。历史又往往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一些人不懂命理、面相，却又深信不疑，盲目迷信，最终误入歧途，害人害己，袁世凯就是这一种人。
自身并不知晓面相、命理和风水的袁世凯，终为迷信所误。究竟是命该称帝的袁世凯时运不济，出了意外，还是术家学艺不精，蒙骗了根本无帝王之命、不该称帝的袁世凯？事实证明，答案是后者。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袁世凯究竟有没有赖以称帝的命理和面相。
先说面相。袁世凯五短身材，身长腿短，长得圆颅圆脸，鼻隆颈粗，天庭饱满，地阁丰硕，走路外八字步。几乎所有见过袁世凯的术士，无一不说袁世凯“一脸福相，贵不可言”。
在生逢乱世，群雄并起的时代，在众多威震天下的名臣猛将中脱颖而出，成为首领，足见袁世凯其人不凡。从面相上看，袁世凯是具备“窃国大盗”的威势的。据熟悉袁世凯的人回忆，平日里的袁世凯，一脸威严，不苟言笑，双目炯炯有神，精光四射，尤其是发怒的时候，虎目圆睁，的确有让人肝胆俱裂的感觉，但他很少发怒，愈显发怒时的震慑力。加上中年以后开始蓄起两撇大胡须，有事没事往两边抚溜着这两抹“虎须”，坐在椅子沙发上从来都是背直腰挺，双腿叉开，作骑马姿势，像足了关云长夜读春秋时的那一副做派，所以无论是行止还是言谈，袁的确是威严不可侵犯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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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照片来看，袁世凯也确实有一副身材独特、不怒而威、令人摧胆慑魄的非凡之相，这在中国古代相术上，显属贵格无疑。事实上，面相师据实而说，并没有忽悠袁世凯。
袁世凯的命理  再看命理。史书记载，袁世凯生于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 1859年9月16日）丑时。其命造如下：
    食  杀  日  才
乾  己  癸  丁  辛  立  未
造  未  酉  巳  丑  命  宫
大运：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3岁  13岁 23岁 33岁 43岁 53岁
丁火生于八月，日作弱论。总的看，此命火炼金神，弃命从财，日坐羊刃，羊刃七杀成格，财杀两旺，拱合禄位，食神制杀，食杀两停，大富大贵之格。《三命通会》云：丁巳日辛丑时，因阴人（祖荫）致贵。巳酉丑申年月，财旺生官，富贵。又云：丁日时逢辛丑，偏财库喜刑冲，家门换改重新，发财发福见中兴，必是荣华之命。具体看，主人有胆色、有魄力，有会合两方的气势，具备成就霸业的雄心和可能。但不宜锋芒太露，名声鼎盛时会对自身寿命有影响，且累及后代。初运得祖宗福荫，借以成家创业，交上28岁运后风调雨顺，事事称心，虽有变故亦小，能逢凶化吉。33岁至53岁事业有成，福禄有享，功名利禄接踵而至，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横财。交53岁丁卯大运，这是一生中的最大的转折点。鱼龙混杂，有意外的成功机会，有突发的雄心理想，也是生命最为脆弱的时期。欲速不达，太过则伤身。该运冲破提纲，本身杀旺，遇冲愈旺，旺极无制而必伤身。凡人遇此，忌逞强急进，应收心养性，退居避祸，或能全身而退。运行丙辰年（1916）冲合长生，运逢大凶，且有性命之忧，宛如备好了棺材，随时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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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成大事且富有号召力的领袖，四柱中必印旺。帝王之命，多大声大应之器，印星彪炳，印旺而声名远播。从命理的角度分析袁世凯，有两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是袁的命造里，印星极其薄弱，印入墓库，有名声不佳之象征，绝不至帝王，但命相之士当初为何众口一词，鼓吹其有帝王之命，其个人居然又深存称帝之妄想？二是丁卯大运（53—58岁）冲提纲，是人生中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俗语说：“运冲提纲，五害二三。”意指五个人当中两三个会有生命危险。袁命造，本来就杀重身轻，预示着身患痛症，精神和肉体都备受折磨而不得好死的可能，大运又冲自身的杀，致杀旺无制，而且，57岁又有亡命标志，隐藏着极为凶险之数，稍有不慎就招灾惹祸，一发不可收拾。为何袁偏偏要选在这样的时候铤而走险，玩火自焚？
看来，“龙袍加身才能免此一劫”，相命大师的话还是对袁世凯起了作用，是算命先生忽悠了袁世凯。为了打破“寿不过58”的宿命，57岁的袁放手一博。但是，称帝并没有帮助袁世凯踏入58岁的人生关口，反而加速了他的败亡。
实际上，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至帝王，下及百姓，焉有逆天而行而延年益寿的例子？命相术中，又焉有衰运反旺，犯险成功之理？龙袍加身可以延寿，只不过是算命先生的一句戏言罢了。不懂命理的袁世凯，终究还是按其命理规律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看来，这都是命，天命所归，非人力可以逆转。
缔造袁世凯这种大吉大凶的独特命理，其根源则在于袁世凯祖上的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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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故居  近百年来，尤其是袁世凯发迹前后，风水术士对袁世凯祖上阳宅风水均给予高度评价。一些人甚至认为，其故居堪称帝王之宅，袁世凯所至“九五之尊”，实出于此。
袁世凯故居位于河南省项城市东南17公里的王明口镇，原名石腰庄，原为明末仕宦石氏庄园。清末，石氏家道中落，袁氏盛旺，袁世凯父袁保中和叔祖父袁重三以巨资购买石氏庄园，修筑寨堡，改称袁寨。在平原中修建的袁寨，规模宏大，共占地270余亩，砖砌方形寨墙，四角炮楼守卫，三道寨河深护，门卫吊桥高悬，防卫森严，是一座典型的“防御寨堡”。
据袁世凯研究专家考证，袁寨的房子是袁保中和袁重三多次研讨易经、风水后，请高手勘定基址，于清咸丰七年（1857）建，次年落成，袁氏家人入住，一年后，袁世凯在此出生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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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故居
袁氏故居坐子向午，既有风水的讲究，又符合当地的习俗。
中国地处北半球，大部分陆地位于北回归线以北，房屋坐北朝南，不仅利于采光，还可避北风。清末何光廷在《地学指正》中云：“平阳原不畏风，然有阴阳之别，向东向南所受者温风、暖风，谓之阳风，则无妨。向西向北所受者凉风、寒风，谓之阴风，宜有近案遮拦，否则风吹骨寒，主家道败衰丁稀。”中原大地，沃野千里，房屋建造多为南北向，村民最大限度地获取和利用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资源。
对于袁寨风水，有一首诗赞得好：“南至谷河北至沙（河），西到洪命（洪命河）东至闸（闸子湖即菱角湖），此地有灵德和义，地灵水清聚精英”。说的是袁寨的南方一里许有条谷河，北方13里处有条沙河，东边10里有个闸子湖，西边不到4里有洪命河。
这个原石氏庄园，明末仕宦之家，只不过是一座“山寨”版王宅。风水上虽有不凡之处，但要说大富大贵，该出帝王，则实在有哗众取宠之嫌。经历了200多年，王朝更替，石氏衰落，袁氏中兴。家大业大、人丁旺盛的袁氏一族，原来的房子已住不下了。他们相中的这一庄园，风水虽不差，但绝无帝王之气——若然此地真有帝王之气，着实也轮不到袁氏享有，中国历史早就改写，多了一位姓石的皇帝了。
阳基位置与阴宅之穴迥然不同。阳基“喜地势宽平，局面阔大，前不破碎，坐得方正，枕山襟水，或左山右水”。“阳宅之穴场，宜铺毡展席，明堂宜宽畅大聚，案山宜远，分合宜宽，盖铺展则穴场阔大，宽聚则容纳百川，案山远则土牛唇厚，分合宽则界水不缠身”（林枚撰《阳宅会心集》卷上“阳宅总论”）。《堪舆完孝录》认为：山随水行，水界山住，水随山转，山防水去。《山洋指迷》将水的吉凶归纳为“八美八丑”。
“风水”里面“水”占一半，因此，凡入一局之中，未看山，先看水，以水寻龙。水是龙的血脉，两水之中必有山，故水会即龙尽，水交则龙止。水飞走即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水深处民多富，水浅处民多贫。水聚处民多稠，水散处民多离。流来的水要屈曲绕抱，流去的水要盘桓，汇聚的水要悠扬，澄凝。
从袁寨周边原有的形态看，此处得水是十分明显的。风水理论认为，平原中以水为龙，以得水为先，以水定龙穴。三河一湖环绕袁寨四周，既悠扬、澄凝，又盘桓汇聚，湖水聚气，这里确实算得上是一处上好的居宅之所。但要说其“贵不可言”，则又缺乏大富贵地必备的某些要素。
本已得水的故居，袁氏唯恐不足，又在房子四周加掘了三道护城河，使河道相互贯通环绕。开始，这主要是考虑安全因素，出于有效防止捻军袭击的需要。发迹以后颇有势力的袁家，为了使寨子固若金汤，遇上兵荒马乱的意外变故时，便于坚守防御，因此修筑了寨堡、炮楼。加掘护城河，不排除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即通过仿照都城的构造，增加寨子的霸气，使袁府周围再呈得水环绕之吉象，风水好上加好，庇佑子孙富贵绵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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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旧居原貌（录自袁世凯故居陈列室）
现在已无从得知三道护城河加掘的确切时间。只是如此一来，防御的功能是实现了，风水上的预期就不是那么回事，变得吉凶参半，祸福难料了。
房子四周，适当疏通水道，于吉利方位引房内之水与房外之田湖、河溪相交相通，这是应当而且有益的。但是，房外深挖广掘，存百害而无一利。若一定所需，亦必顺势而为，慎重行事。袁寨挖地取水，不深掘不足以成河，不成河不赖以防御，且有三重之多，时日一久，河道终成淤塞之沟渠，一时不清淤，就臭气熏天。即使是真龙大结，也势必伤龙泄气。观袁寨所为，本无王气，却要仿皇城帝都，掘人为之环城河，显为过贪之举，顾此失彼。
阴阳二宅，必须先弄清其龙穴贵贱、结作大小、象形等基本问题，再行风水改造之事，若随意改变地貌，极易转吉为凶。袁世凯故居，一座常见的平原寨堡，本是一处上好的阳宅，却在风水改造上弄巧成拙，留给了我们一个反面的例证。这也说明，风水本天成，岂可强求之。按主观愿望人为地改造风水，逆大自然而动，往往事与愿违，反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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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祖坟宏观风水态势图
从风水上看，龙脉自西而发，北作穴，南作朝，总体侧势结作的袁氏祖坟，是一条形势磅礴、脉理淹延的隐龙。
“千里来龙，不过一席之地。”袁氏祖坟的情况，正应了前辈大师的这句断语。从伏牛山的老君山起，龙脉先东南再一路东行，前段高为省脊，昂首长啸，后段深藏地下，若隐若现，牵连而至，期间大起大落，跨度达千里之遥，方才驻跸停顿，就地结穴，其龙之贵，力之大，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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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塘之蛙 经略中原  如前所述，前辈风水师几乎众口一词：水的分合聚散是判断和衡量平原龙穴是否成立及贵贱的唯一依据。
项城位于黄河冲积扇平原向淮河冲积湖积平原过渡边缘之南，总的趋势平坦、开阔。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西北向东南微倾斜。谷、汾、泥三条主要河流两侧大小不等的浅平洼地和湖洼地呈串珠状排列。汾河沿岸南岸，十八里沟两侧均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浅平洼地和湖洼地，呈南浅北深的箕状。境内有大小湖洼126个。
中原大地，一马平川。高寺镇北部，袁氏祖坟与袁氏故居所在的王明口镇，均属富水区，湖洼纵横。
在袁阁村东北串珠形小土坡上的袁氏祖坟前面，原来就有八张池塘，至今尚存。
此八塘，风水上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塘为聚气之验。八塘聚气，唯一能说明的是，此地不但龙穴成立，而且龙气之盛，异乎寻常。
事情很明显，如果袁氏祖坟是真正的龙穴所在，那么，必当贵显。
对袁坟周边的地貌形态，以前的风水先生各显其能，尽情发挥，有说龙虎凤齐备的，更有甚者，居然看出是太极图的两仪，并由此生发出种种联想，作为贵不可言的根据。
笔者临墓地研察时久，说其龙虎凤齐备，实在是虚妄之说、无稽之谈。不说平原穴法毋需龙虎凤证佐，坟地周边也根本不见龙虎凤之踪影。倒是状如太极图两仪的说法，表面上看似荒谬，但这种想象毕竟源自于实际地形所生发，反而有点接近事实。
细看袁氏祖坟所在地周边形势，通观全貌，此地就像一个扁平形、隐伏待机的水陆两栖动物，略高于八塘，盘踞在八塘之北。
古人对平原穴法做过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与山地、河川、丘陵等地形完全不同的系统理论。风水理论认为，龙分三势，其中之一为平受格。脉落平洋，一望无际，相牵相连，微有体势，高一寸为山，低一寸为水。并明确指出：平原无朝案。卜氏云：“势如浪涌，何须卓立之峰是也。”要平中有突，为得其体。袁氏祖坟的周边环境，正是如此。
三十六穴歌云：“平洋寻取地中凸，覆鼎真奇绝，顶上安坟最可求，迎取水来朝。”袁氏祖坟的穴位就点在扁平形的地中凸、覆鼎的顶部中央，不但切合实际地形，而且有着理论上的根据。
实际上，这个扁平椭圆、风水师说的像“太极图两仪”的小土坡乃是一只巨蛙，蛰伏在八塘边上，双眼炯炯，密切监视着八塘里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纵身一跃，任意在它的领地内兴风作浪，翻江倒海。一蛙八塘，其据有领地之广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不仅如此，观坟茔周边方圆数十里范围内，因其略为高大，再无一物可与之媲美或相克。据有八塘的这只巨蛙，不但享有塘的领地，还独居这片田野、湖洼纵横的富水区，活添了一种气吞山河、唯我独大、纵横疆场无敌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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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生活中的袁世凯，长的也是一副罗汉样，身长腿短，肚大腰粗，个头矮壮，活像一只憋气的青蛙。
民间传说，袁世凯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短颈、短腿、粗腰，每当天阴下雨时，他都爱张口嘘气，这些在形象上都很像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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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相袁世凯
袁世凯像蛙，这一话题在其生前无人敢提。死后既然身为窃国大盗，则一个“蛙”字也太抬举，被“革命党”改为了“蛤蟆”，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癞”字。
风水术中的“喝形”，有其奥妙，不可随意为之。要根据所处环境，从形、神诸方面因素综合判断，作出准确的结论。而“喝形”一旦完成，就要根据其宜忌，因形施用，趋利避害。
据传，清末，袁世凯受朝廷排挤，解职归田，他怀疑自己家的祖墓有破绽，于是遍请风水名师看墓，都说是龙真穴的，向水相和，看不出任何破绽。有个叫佛隐的风水师在收到袁世凯的书信后也去看墓，认为墓地有朝有托，明堂宽广，诸般贵器罗列，乃大贵之地，只是在穴的前后左右遍筑墙垣，使龙身受制，气脉受阻，不能发旺，反受挫折。袁世凯认为佛隐的话有道理，于是命令工匠拆除围墙。过了3年，袁世凯果然出山做了民国元首。
应当说，这个叫佛隐的风水师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他所说的根据还不足，应当结合对袁氏祖坟“喝形”的结果加以说明，才更为准确和具有说服力。而做到这一点，要看风水师在“喝形”上的功力如何，这方面，佛隐显然有所欠缺。懂得了袁氏祖坟踞塘蛙的风水结作，那么，遍筑墙垣就如同团团围住了踞于八塘边上的巨蛙。困住手脚的井底之蛙，又如何能在水塘湖洼中施展拳脚呢？
风水有时就是那么神奇！鱼蟹龟鳖之地不能大兴建筑，否则会妨碍其活动，弄巧成拙，求吉得凶；狮虎之地不宜敲锣打鼓，猛放鞭炮，大事庆祝，那样容易惊吓了神兽，带走了祥瑞。中国的民间习俗还有很多，不全是迷信。
少时袁世凯曾作诗《言志》：“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八塘之蛙袁世凯，祖上风水足以支撑其身上充斥的那股吞天霸气吗？
令人称奇的是，少年毛‘泽’东见识卓越，常借物抒怀，亦曾作诗《咏蛙》。此诗也可看作是一篇关于蛙的精妙评说，帮助我们从另一视角理解风水中“蛙”的气魄与能量，姑且借来一读：“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在大自然中，蛙并不是凶猛之物。相比而言，还属于“弱肉”之列，随时可能被“强食”。但风水上的含义却不是这样。说其像蛙，属于风水术中“喝形”的范畴。是好风水具备、龙穴成立后的一种象形的命名而已，“喝形”结果与其本身风水的好坏贵贱并无直接联系。
象形中的“蛙”，实为威武金星，五星之首，形态非卧即立。若龙真穴的，贵至王侯极品犹如探囊取物。蛙居于塘边，据八塘之多之广，说明它就是这里独一无二的主人。在中原大地的这片土地上，袁氏祖坟的这只“蛙”，就是霸主。这种现象，与虎踞山林、蛟龙入海、狮伏百兽等具有同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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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袁世凯曾作诗《言志》：“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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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踞山林、蛟龙入海、狮伏百兽
对于袁氏祖坟，袁氏族人至今仍津津乐道其中奥秘。一个奇怪的现象让他们对这里的风水深信不疑：站在坟茔上看，此地高；在外面看，则洼。
众多风水名家对平原穴法纷纷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对风水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虽然明确了“平原无朝案”的概念，但堪舆家并没有否定山地、丘陵中朝案二山在平原中的功能、本质和应用意义，而是认为朝案二山在平原中的体现形式、判断方法必须适当改变，朝案二山在不同的地方应有不同的表现。《地学简明》：“察其隐隐隆隆之脊，或直或曲，动辄数十里或数里，始有水分八字之峡，或有石骨微露踪迹，或有银锭束气之脉，若前面遇水界截，则审随龙之水，及诸水聚处为明堂，以求穴向。其结穴处必然气聚”。《地理人子须知》说得更加明白：“诸家之说，大概平洋以高一寸为山，低一寸为水。隐隐隆隆，看两边分水，以认来龙之过度，突起支阜以认突，道之融结，又须有四畔罗城秀峰，前应后照，如列屏铺障，相与拥护，乃为尽善。”至于何者为朝案，“或田中草坪，或水界田岸，但微高者皆是朝案。”
外山百里作罗城。星峰顿伏落平去，外山隔水来相护。堪舆家要求的这些平原真龙大结的条件，袁氏祖坟是否具备呢？
风水意义非凡的曹河，其北面有灰黄、灰色亚砂土和粗细相间分布的黄泛沉积层，以南顿、城郊、丁集等地面积最大。韩岭冈在其中成西东向蜿蜒数十里，高出周围地面近两米，宛如一条玉带横亘于袁氏祖坟的北面作为倚靠。
袁氏祖坟南面，先有汾河、泥河由西向东横列而过，成冠带水。总体形势，近处为低洼开阔的明堂，往前则微微回朝，呈北低南高之势，于风水上具朝进明堂之义。再看四周地势，略高于坟，成整体维护之势，故出现“站在坟茔上看，此地高；在外面看，则洼”的现象。也就是说，看似平常的袁氏祖坟，实则有着古代堪舆家所说的平洋中的案山，前面河、湖齐备，水法颇佳。
自北而南分布于黄淮海大平原中南部的汾河、泥河、洪河、汝河、淮河，其规模一条比一条宏大。属淮河水系的汾河、泥河、洪河、汝河，受河南地势的影响，不约而同自西北流向东南，在袁氏祖坟的左前东南方向先后汇入淮河。发源于桐柏山的淮河，受到南部大别山脉的阻挡作用，大摇大摆地从西往东流去。起步阶段力量尚为弱小的淮河，沿途流经袁氏祖坟南面时不忘“招兵买马”，收集众水，得诸水加入后，声威大震，滚滚东流。这条长达1000公里的中原大河，在袁氏祖坟前约100公里距离上与其4条支流之间构成的聚合状态，正是风水学中备受推崇的众水合流、百水归堂吉局。
种种现象表明：袁氏祖坟具备了风水名家要求的大富贵地的有关条件，这里确实是一处难得的龙穴所在地。
近处案山佳美，那么，百里外山的罗城、南部远朝的大别山脉又是怎样的一种态势呢？
从更大一点的范围分析，袁氏祖坟坐空朝满的形势尤为明显。背靠万里无垠的中原大地，前朝除了地势的回朝和水的横列外，正前方100多公里处，大别山在子午向的袁氏祖坟的“午”方百里横朝。
大别山脉是淮阳山脉东段的主要组成部分，西至武胜关与桐柏山脉相接处，东南到长江岸边，沿鄂、豫、皖的边境呈北西西—南东东方向延伸，长达300公里，宽100—200公里，构成淮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主要分水岭，是中国第三级地貌台阶中三条横向山脉之一，为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之间的天然屏障。
大别山北部总的地势特点是山体破碎、山势较为低缓，山脉南高北低，向北依次降为低山和丘陵，然后过渡为山前洪积倾斜平原。地貌类型以连绵起伏的低丘陵为主体，高丘陵和浅低山呈孤岛状突出在低丘陵之中，各种形态的河流谷地纵横交错，分布普遍。其中形态破碎、浑圆的丘陵组成了显著的波状起伏的丘陵地貌景观。
地质学角度上的大别山北部地区地貌，在风水上有些什么意义呢？
地貌上的支离破碎，实际上表现为山体之间缺乏联系，或连接松散。进入视野内的这些低山丘陵，大多呈浑圆金星、平坦土星状，山体独立，高差不明显。近看散乱无序，相互脱节，方圆周边难觅真正龙脉，整体缺乏中心，难分主次，远观则又有层次，秩序井然，连绵而有气势。从风水角度上看，大别山北部地区浑圆的丘陵波状起伏地貌，对袁氏祖坟客观上构成了十分难得的点兵状况，在袁氏祖坟前方形成了逐次升高、层层递进式的专有拜朝，而且数百里展开，东西两翼向北方略呈弯环状，对主穴有情朝拱。
在这个呈点兵状的浩浩荡荡的专有拜朝队伍中，高居大别山上，海拔1534米、高耸峻拔的豫内第一高峰金刚台牵头居中，海拔千米以上的黄毛尖、黄柏山、九峰尖等诸峰分居左右，与其余嵯峨众峰构成充分展开，连袂横朝，向袁氏祖坟环顾拜伏。距离遥远，目力难及，但趋前登高望远，可见群山此起彼伏，像一张巨大的帐幕，面向北方迎风飘扬，好一派水星连绵的宏伟景观。
大富贵地在得小明堂藏风聚气的完美之局后，外明堂有时又不嫌其大。因此，真龙结作，其力量大者，虽数百里之外犹为用神。伏牛山东南东行近500里奔腾踊跃，又500里龙脉脱卸而来的袁氏祖坟，背靠500里纵深的黄淮海大平原，300里的大别山脉远朝，这是何等的一个格局！
很明显，袁氏祖坟的前朝，不但近处全美，远朝更是有情。袁氏祖坟面对的，是大半个中原。袁世凯的胃口，是独霸整个中原。坟茔庇佑的主人，注定了是经略中原的一代枭雄。仅就这一点看，袁氏祖坟是具有帝王之地的气象的。这，便是奠定袁世凯称帝野心的风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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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曹河 败也曹河  八塘在袁氏祖坟前数十米处一左一右，面南而排。八塘外，东有一长塘，处在北起的第二、三塘之间。
无人证明，八塘外的这一张长塘，究竟是原来就有，还是后人所掘。
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池塘的总体判断。由于这张池塘所处的位置有偏，决定了其不管原来就有，还是后人所掘，风水上的性质都是一样的：似有非有，不可与八塘相提并论。
在中国古老的易学体系里，“八”数与“九”数显然有着重大而又本质的区别。“九”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九五之尊，“八”则是人臣之最。前述孙中山祖父墓的九个山列，八面大旗，起作用的终究还是八数；同样，袁氏祖坟虽有九塘之象，但实际上只能算八数。
从风水的角度看，袁氏祖坟的缺点也是明显的。
袁氏祖坟左边高，右边低，青龙有力，白虎有欠，这在关键时刻会呈现属下不力、回天乏术的情况。
袁氏祖坟的根本缺陷，还不在于白虎有欠，而在于水的不祥。
项城境内，谷、汾、泥三条主要河流横过出境，其中汾河、泥河在袁氏祖坟前由西向东横列而过，成冠带水。从面前看，水有吉无凶。如果后面的情况也能这样的话，袁氏祖坟的风水那就完美无缺了。
为了便于说明水的吉凶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风水中关于凶水的知识。
观水之法，其吉者易认，有朝怀、九曲、腰带等；其凶者，有瀑面、冲心、射胁、裹头、牵鼻、穿臂、反身、割脚、漏腮、淋头及交剑、卷帘、流泥、斜撇、反挑、分流、漏槽、刑杀等形。
穴前之水形势不同，所应吉凶亦异。古代风水师对见之于穴前的水，论述颇多，惟独不见谈及穴后之水。是不是穴后之水可以忽略不计呢？否。
《地理五诀》卷八对平原穴法作了这样的说明：“山地属阴，平洋属阳，高起为阴，平坦为阳，阴阳各分看法不同，山地贵坐实朝空，平洋要坐空朝满，山地以山为主，穴后宜高，平洋以水作主，穴后宜低。”
袁氏祖坟周边诸水，没有超出前人所列凶水的范围。其水之凶，出在穴位之后。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反映了前人与来者之间的继承关系，成就了一段国事与人事的佳话。袁氏祖坟的侧后，也有一条名叫“曹河”的河流。这条汾河的支流，河道虽不大，但对于袁氏祖坟，风水意义却是异乎寻常，其前后不一、迥然相异的变化令人始料不及。
袁氏宅地风水损丁，接连数代寿不过60，时师说法甚多。详察袁氏阴阳两宅，此弊实与祖坟有关。袁氏祖坟穴后低陷无靠，符合平原穴法“坐空朝满”的规矩，可惜的是，坟正后方一条全长
9.2公里名为白圭沟的沟渠自西南向东北无情斜撇直去，汇入曹河。这条泄气沟渠隐伏穴后，与水缠玄武的吉水有着天渊之别，智者不难明鉴。如此之坟，若无新风水强力纠弊，当祸及后代，其影响力不可小视。
得白圭沟汇入的曹河，若水流合法，亦可不致大凶。但更为严重的问题，恰好就出在坟左后最近处仅一公里许的这条曹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