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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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蛮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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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谓政治影响严重的西山会议，汪精卫和蒋介石都表现得相当、相当淡定。

虽然会议公布的所谓内容十分吓人，但大家很清楚那不过是个幌子，甚至连开会的人都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不少人是后来被写进会议名单里去的，听到消息时莫名其妙；更重要的是，左派同共产党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总地来说都能团结一致，而这帮元老们却是眼高手低，谁也不服谁。事实上开会之前，就有另一帮右翼元老找到他们，宣称自已才是正宗，两拨人为了所谓名份大打出手，斗得鼻青脸肿，在西山开会的时候，有人脸上还留着同伙抓出来的伤。

一边是几万兵强马壮的国民革命军，一边是几个只会喝茶骂架的老屌丝，汪精卫的天平该往哪边倾斜，实在是不需要多想的事情。他唯一担心的，是上海的陈独秀千万不要再闹乱子出来，影响已经脆弱的国共合作。

从表面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负责总管中国共产党。但按照规矩，全世界工人阶级是一家，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统一指挥，陈独秀地位再高，也不过是传声筒而已。共产国际的工作重点既然是国民党，自然会给国民党发大笔的经费，共产党只分到很少一点，而且连这点钱也要通过国民党才能领到手，国民党不给，就没有饭吃。

没有钱已经很头痛，更头痛的是按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应该成立工会农会，搞罢工、分田一类革命活动才是本份，而国民党特别反感这些事情。根据规定，所有共产党都以国民党的名义办事，因此国民党可以轻易跟上级领导招呼一声，取消相关革命活动。共产党忙乎了半天，结果党部随便打个电话，大家就得走人，自然也是火冒三丈。

天天革命，天天吵架，不知开了多少协调会，啥也不能解决。要说这就是革命工作，打死斯大林陈独秀也不信。

于是陈独秀不干了，找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尽早给个说法，不然就会乱套。陈总书记的解决方案一是两个党分家单干，二是共产党早点建军，用枪杆子维权。

陈独秀把意见告诉苏联代表，然后被否定了，再讲，再否定。

虽然矛盾百出，虽然问题重重，必须坚持团结，这是共产国际的看法。所以陈独秀必须立足现有条件，干好高难度革命，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办法。

又要干革命，又不给政策，陈总书记很郁闷。

陈独秀一直觉得，共产国际非常岂有此理，反复否决他的正确意见，其实是有点冤枉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闹乱子的时候，共产国际里面也在出乱子，莫斯科倒是有人帮他说话，认为中国革命不可能靠国共合作搞起来，但这种忙帮得还不如没有，因为那个帮忙的人，偏偏叫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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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孙中山的法定继承人，汪主席同苏联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为自已找了一个稳定的洋后台，手下文臣武将能人辈出，已经培养起一批铁杆死党。想到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即将到来的北伐统一，想到中华民国就要在自已手上发扬光大，自已的头像就要印在每一张钞票上，汪主席不禁壮志凌云、踌躇满志，头顶仿佛有万丈霞光，指引着三民主义照亮黑暗的全中国。

如此美好的革命前景，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汪精卫是相信了。


口号喊完，大会开完，大家回到自已家里，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共产党照样搞工会农会闹革命，国民党照样拖后腿，报告递到上海的党中央，陈独秀找到苏联代表鲍罗廷，跟他抱怨一通，然后毫无结果不了了之。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扯皮，谁也不指望能出现什么奇迹，蒋介石则在广州忙得四脚朝天，除了天天抹稀泥外，他的主要工作是招兵买马，准备北伐统一中国。

北伐不仅是孙中山的遗愿，也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支持，最初的北伐计划就是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元帅主持制定的，蒋介石对此是相当欣赏，鲍罗廷也一再表示同意。但蒋总司令万万没有想到，加伦元帅很快调回国去了，鲍罗廷也在二六年一月奉命回国，他的后继工作，由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接任。

加伦调回国，因为他跟鲍罗廷意见不和，认为大力扶持蒋介石不妥当，应该再找一个人牵制他；鲍罗廷调走，则是因为斯大林的政策也变了，想换个军人背景的人来指导中国革命。

同搞外交出身的鲍罗廷不一样，新上任的苏联代表季山嘉是个二楞子，他上岗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阻拦国民党北伐。

季山嘉当然不是吃饱了找不自在，他不同意北伐，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治头脑也很灵活，一面扶植国民党，一面还跟北洋军阀接触，看双方能不能合作。老季同志是军人出身，手里有莫斯科的鸡毛当令剑，对蒋介石也不会客气，一来二去，两边关系闹得十分僵直，心高气傲的蒋介石受了委屈，马上施出一贯作风，闹着要辞去第一军军长的职务。

汪精卫当然不会把蒋介石的赌气当真。就在蒋司令同季代表关系不和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敏感的事情：军委会削减了黄埔军校经费，把减下来的部分挪给了第一军第二师。

蒋介石本来不是斤斤计较的人，但是经费是事先商量好的，而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又跟季山嘉关系特别好，军委会的做法顿时引起了怀疑。想到自已功劳苦劳一大堆，居然要受到莫斯科的排挤，蒋介石一气之下接二连三地递辞职信，先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东征军总指挥的职务，最后闹着要辞军委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的职务；相关报告递到汪总裁桌上，大家都是哈哈大笑，认为蒋军长又在发小孩子脾气，实在是没有城府的表现。

因为没有批准这些辞职报告，汪精卫后悔了很多年。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号，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正式接纳广西桂系加入革命队伍，桂系的两个军也随之成为革命军。按照编制，革命军已经有六个军，因此桂系应该领到第七、八军的番号，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给他们的却是第八军、第九军，第七军的位置被人空了出来。

看上去只是一个号码的问题，但是蒋介石很紧张。

有第六军，有第八、第九军，显然有人在给第七军留位置。联想到先前王懋功多领军费的事情，很可能是季山嘉想把第二师拉出去，扩成第七军削弱自已的实力。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怒火万丈的蒋介石派人把王懋功抓了起来，然后送上一笔旅费，押他去上海休假式治疗。

没有上级批准，突然废掉一个师长，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蒋介石的动作都是越权犯上。一头雾水的王懋功晕乎乎地去了上海，季山嘉知道事情后则是勃然大怒，找汪精卫愤怒抗议，说蒋介石是新军阀。

季山嘉很愤怒，但他没想到蒋介石比他还愤怒。蒋军长他也找汪精卫告状，说季山嘉专横无礼欺负人，将来中俄外交都会受影响，要么准他辞职，要么叫季山嘉走人。

一边是共产国际总代表，一边是喜怒不定的亲信下属，汪精卫两头都不想得罪，于是分别答应下来，然后施展太极神功，谁的事情都拖着不办，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火气能降下来，继续广州的幸福生活。

倒霉的汪总裁不知道，太极功夫是很讲究的，对内力有着深厚要求。他的本事还远远不到家，这一把稀泥不仅没抹好，反而把自已给抹了进去。

当上东征军司令之前，蒋介石对自已的定位，一直是公务猿。孙中山给他发工资，所以他干活；孙中山的活干不了，他就不领工资直接走人，逍遥自在地回浙江老家，所有人也习惯了这种作风，谁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问题，自此时起。

当上黄埔军司令之后，蒋介石不再是一个普通公务员，而是政治势力的领头羊。无论愿不愿意，他都形成了自已的一套班底，并且要保护自已的利益，驱逐任何想染指的人，例如王懋功。

事实上，在黄埔生为骨干的第一军，蒋介石已经有很多危险的苗头。例如，军内骨干是各级共产党员，但蒋介石最重用的亲信却是他的浙江老乡，并形成了自已的内部小圈子，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在随后几十年里，这条规则一直没有变过。

汪精卫没有意识到，不管是什么时候，军人不奉命令行事都是大忌，稍一过线便会形成军阀势力。他在关键问题上没有节制蒋介石，于是在不经意之间，蒋介石也走向了军阀的道路，并在尝到权力的滋味之后一发不可收，终于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军阀。

然而在一九二六年的那些日子，蒋介石呕了好几天气，汪精卫却没有给一句准话。最后，蒋介石终于发飙了，他怀疑汪精卫跟自已不再站一条线上，很可能同季山嘉勾搭在一起，毕竟这也情有可原，季山嘉背后是共产国际，而他手上什么也没有。

三月十四号，蒋介石最后一次去找领导发牢骚，汪精卫的反应也“证实”了他的想法。在被两边磨得焦头烂额之后，汪总裁不耐烦地说出了一句话：“你要真想走就快点走吧，我这里还有事！”

蒋介石顿住了。他已经习惯了闹辞职的办法，一直以来孙中山都是大力挽留，从来没有赤祼祼地下过逐客令，现在孙总统换成了汪总裁，终于物是人非，再也没有人支持自已了。蒋介石气呼呼地回答汪精卫，“我才不能被一个俄国顾问赶走，我非赶走他不可！”

蒋司令讲完气话就走了，剩下不以为然的汪精卫。类似的呕气蒋小弟已经搞过多次，从来没有哪一回当过真，所以他认为，这次也不会当真。

蒋司令发脾气的时间是三月十四号。这一天，日理万机的汪总裁正在忙另一件事：迎接苏联的远东代表团。

为了对远东革命形势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斯大林决定派一个代表团进行视察指导，以保证投下去的血本不至于打水漂。由于任务过于重大，他派出了布勃诺夫担任团长一职。

这位布勃诺夫着实不是简单人物。他二十岁入党，一九一七年就进了苏共政治局，参加过十月革命，打过苏联的建国之战，此时的头衔是苏共中央书记、红军政治部主任，属于根正苗红的革命军人、苏联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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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如此重要的人物派往远东，充分证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重视的，对中国革命者是关怀的，对革命前景也是有信心的 。

布勃诺夫的代表团先在华北进行了工作调查，然后去上海见陈独秀，蒋介石大发牢骚的时候，他们刚刚到达广州。很明显，蒋小弟的怨气再大，同对苏外交比起来毕竟是小事，因此汪精卫没有理会，简单明了地把他堵了回去。

在敏感的蒋介石看来，这显然意味着汪大哥已经同季山嘉站到一起，准备把自已排挤出局。

矛盾已经到了激化的边缘，就差一根导火索了，而在风云际会的广州，引线和火苗是不难找的。

三月十八号，黄浦军校交通股股长、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海军局代局长、 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奉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速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所谓校长，是指蒋介石。当时蒋校长的头衔比较多，同军事相关的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兼广州卫戊司令，但中国人最讲究尊师重道，平时最普遍的尊称还是校长。李之龙听说是校长有令，赶紧带着中山、宝璧两条船开往黄埔。

三月十九号，船到黄埔，开始联系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才发现有点不对。邓教育长莫名其妙地告诉他们：我没有下过什么任务啊，是不是搞错了？

邓演达莫名其妙，李之龙也是莫名其妙，于是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当然更是莫名其妙：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原话）

平白无故被涮了一通，李之龙很是郁闷，突然又接到通知，苏联中央使团要到中山舰参观，请李舰长尽快做准备。

官大一级压死人，李之龙只好带着中山舰回广州，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就在这个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仿佛事先商量过一般，突然间到处都流传着谣言，有的说中山舰要谋反，有的说李之龙动机不良，总之中山舰突然来黄埔，是因为蒋介石得罪了苏联代表，汪精卫想把他绑到苏联去问罪。

李之龙万万没有想到，自已不知怎么就掉进坑里去了，选他上套的原因也很简单，他是共产党员。现在军舰是他开出来的，可传命令的人不认帐了，他又没有书面证据，所有人都在背后叽叽喳喳，说得比什么都毒，却没有一个肯站出来对质的。面对满天弥漫的谣言，李舰长毫无办法，只能寄希望于蒋校长头脑清醒，不会信那些乱七八糟的鬼话。

李之龙很紧张，蒋介石更紧张。

共产党同国民党最近确实矛盾不断。陈独秀一直对他不满是知道的，关系好的俄国代表加仑和鲍罗廷都被调走了，新的使团一来，兵舰就四处乱跑，是真的有人想押自已去苏联吗？

堂堂革命军人，成天到晚搅在党派冲突里面，两头得罪人，这活没法干了，娘勒个希匹！

面对乱七八糟的场面和漫天谣言，蒋介石终于承受不住压力，他的第一反应，是干脆撂挑子，回汕头司令部去度假，再也不受季山嘉的鸟气。

碰到困难就走人的事，他不是没干过，从前给孙中山干活的时候经常犯毛病，每次也都是孙中山好劝歹劝，再把他找回来。但这一次，蒋介石才走了几步，就明白过来，他恐怕是走不掉的。

从前能随时回家度假，是因为孙中山肯罩着他；现在手握数万兵马，孙中山却不在了，随随便便走人的话，很可能连命都会丢掉！

三月十九日下午五点，出走到半路的蒋介石返回身来，做出了一个决定：带兵反击。

三月二十号，蒋介石宣布李之龙策划共产党暴动，随即以卫戍司令身份下令扣压中山舰，派兵占领海军局，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同时封锁苏联顾问团住处，宣布广州全城戒严；为了防范兵变，他又命令何应钦把第一军第二师的共产党员关起来，以免出现任何意外。

军舰扣起来了，人也抓起来了，面对“赫赫战果”，蒋介石开始不知所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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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事件，其实是一起影响深远的兵变，它对国民党的离心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破坏力大致相当于袁世凯+陈炯明+北洋军阀。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国民党还是一个努力向现代政党靠拢的团体，重要决定必须由中央执委集体决定，党内武装都受主席节制指挥，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和决策系统，不会任由军人胡作非为。经过蒋介石和共产国际的一番折腾，汪精卫被逼离职，实力派蒋介石大权在握，从此高层的发言权由枪杆子多少决定，而国民革命军也很快由职业军人蜕变为军阀的利益集团。

为了建立三民主义的现代政党，孙中山忙乎了大半辈子，结果蒋介石在两天时间里，就把它扫进了垃圾堆，理由居然是拯救党国，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该抓的抓了，该放的放了，该分的也分了，还有一个人必须给个交待，那就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欧阳格，也就是那个“误传谣言”的欧阳钟他叔父的结局。

欧阳格本来是黄埔海校副校长，当年曾经掩护孙中山撤出广州，还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蒋司令喜欢结拜），应该说，算一号重要人物。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不喜欢他传小话吓唬自已，把他关了起来；后来国共分裂，李之龙被抓起来枪毙，他则光荣出狱，去英国、德国考察海军。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东三省，蒋介石采取隐忍退让政策，他却回国参加义勇军，跟随马占山在东北拚死抵抗，可见此人虽然反动，抗日爱国之心还是刚刚的。

虽然做义勇军听上去很拉风，当年却是件爹不疼娘不爱的苦差事，纯属以个人力量对抗外国政府、破坏中日友好大菊的一小撮势力。得不到支援的马占山无力支撑节节败退，欧阳格也被打得灰头土脸，败回南京后壮心不已，要求成立鱼雷艇部队护卫内河，防范日本入侵南方，蒋介石当即发下任命：欧阳格为电雷学校中将校长。

听到蒋介石的任命，所有海军兄弟都炸了锅。

国民党海军以闽系为主力，领头人是陈绍宽，水面舰队向来自成一派，不容他人染指。突然空降海军中将的欧阳格只是一名陆军中校，一点领船经验都没有，在注重资历的海军里，这就是反了天。

海军已经开始组建鱼雷部队，却突然空降一个陆军中校来管事，要说这不是掺沙子抢班夺权，打死你我也不信。

对蒋介石乱插钉子的做法，海军司令陈绍宽坚决表示抵制，最后欧阳格只能以少将“叙阶”的方法上任。

欧阳格的人缘不怎么样，但是他的鱼雷学校却是一顶一的硬汉。在日本全面侵略的关键时分，陈绍宽应对无力，手下的海军毫无建树，欧阳格却带着鱼雷艇奋起应战，不惧牺牲。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号，电雷学校史可法中队第一零二号快艇向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发起夜袭，击伤日本装甲巡洋舰“出云”号，自身也受伤沉没，这是自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海军第一次主动向日本军舰发起的有效进攻。

鱼雷艇部队虽然英勇，却挽回不了危急的战局，最终败退到后方。欧阳格又一次被捕下狱，罪名是贪污军费、作战不力。

对这种离奇的指控，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作战不力的人有很多，欧阳格的鱼雷艇却是一直冲在最前线，直到损失殆尽，涌出过不少抗日英雄；至于贪污，那就是说笑话了，当年大家的灰色收入多得很，海军上下哪个也未必干净，欧阳格天天在飞机轰炸下冲锋陷阵，激励大家打到最后一人一船，怎么也不该在他身上搞廉政。大家唯一确定的是，这位仁兄打仗勇猛，政治头脑却是一团浆糊，他曾经不知进退地写了一本回忆录，想夸耀自已当年反共的“贡献”，蒋介石看过后勃然大怒，下令把书稿没收销毁。

可以说，欧阳格掺乎政治一辈子，就没看准过风向。

欧阳格莫名其妙地抓了起来，又很快放了出来，无所事事地闲呆了两年。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没事的时候，突然间又有人上门把他抓走，说是两年前的罪行经过审定，确认要严肃处理。

一九四零年八月，欧阳格在重庆被枪决，下命令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结拜大哥蒋介石。到底为什么原因不知道，到底犯过什么错也不知道，就象当年的中山舰事件一样迷雾重重。

公正地说，欧阳格不算好人，但他算一条好汉。

欧阳格死了，他的电雷学校很快也散了伙，跟他过不去的海军司令陈绍宽五年后也被罢免，民国海军司令部重新洗牌。最后陈绍宽投了共产党，洗了又洗的民国海军再次分裂，一部分去了台湾，一部分投奔大陆，相互间反目成仇。

一九九八年，中山舰在湖北打捞出水，随即修复成为历史文物的一部分，此时蒋介石也死了二十三年。

这一笔笔烂帐，真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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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也有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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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家的环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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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宅两地 富贵有别  朱德祖上原是广东韶州府的客家人。清乾隆末年，朱文先带着4个儿子来到马鞍场，后代在马鞍场的大塆定居。随着人口的增多，朱家在清末沦为佃户，不得不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维持生活。 1886年12月1日早晨，朱德出生于丁氏地主房屋之右前仓屋。居住9年后，遇丁氏地主夺佃，朱德回到故居居住14年，此后离开家乡。
位于朱德故居西南数里的朱德出生地，使看似简单的朱德祖上风水蒙上了一层面纱。
其实，令人疑惑的原因，主要还在于朱德出生地，表面上确有非凡之象。
朱德诞生地坐落在形似太师椅的李家湾，前接琳琅湖，后枕琳琅山，房屋正堂坐寅向申。白虎砂环绕屋前，一山顶似方柱，矗立于连绵起伏的山峦之中。此山山腰不长一草一木，但山顶上却终年翠柏常青，四时郁郁葱葱。当地人说，那是一座轿子，是富贵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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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朱德诞生地形局周密，藏风聚气，水口交锁，水出丁未合局。诀云：寅山申向，若右水倒左出丁未方，为借库消水自生向，不作冲破养位论，主富贵多寿多子孙。丁氏财主巨富的家境，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前面轿顶山不远处，是清末民初当地首富营建的一座集居住、休闲、防卫于一体的养生“安乐窝”，号称“川北第一庄园”。但是，说其贵不可言，则言过其实。
居琳琅山西南的朱德诞生地，白虎砂连绵而出，横而为案，左面则有欠，前对的轿顶山，斜列不正，至于山顶有树而山腰不长草木，乃自然现象，今人不懂风水，以此为贵证，作为朱德日后贵显的风水依据，纯属无稽之谈。更为重要的是，前朝除轿顶山横列为案外，再无高大星辰罗列，除却水口缠绵交锁外，贵器不备。从风水上看，这是一处典型的浊富之地，不但难于致贵，还有为富不仁之嫌，与朱德日后的作为简直有天壤之别。
朱德的风水之根，不在出生地仓屋，而在后来生活成长的故居，这点表面上不好理解，但细究其理又很简单。祖辈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故居，经过一个甲子的充分孕育，1886年诞生了伟人朱德。在这里，祖辈的世居之地，是朱家的基业所在，是孕育产生大贵人的关键因素。从朱德故居明堂、前砂等山水形势以及居高临下、胸怀大局、包有天下的气魄看，没有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充分孕育，是不可能诞生一代元戎的。在风水实践中，不排除有租住他人居所生育，借别人之风水，得山川之灵气而发迹者，但绝非主流。朱德断不可能在父母租住了别人右前仓屋即得其庇佑，成就了一位三军总司令。如若仅靠租住仓屋即可有朱德之大作为，那么，仓屋主人、居住正堂的丁氏家族又当如何？因此，判断人才何地所荫，不可凭主观想象臆断，必须因形、因地通变分析，是为至理。朱德祖上风水，惟关刀山下琳琅山旁的故居为真龙大结，而不可能是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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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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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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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德祖先是从粤北移民川北的客家人
　　
　　朱德的祖先是世居广东省北部韶州（韶关）乳源县龙溪的客家人。清代康熙后期正值“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朱德的祖先仕耀公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从韶州乳源县龙溪枫树坪上川，在广安州龙台寺务农。
　　
　　上川始祖朱仕耀与妻林氏共生五子。朱仕耀去世后葬于广安龙台寺刘姓地界。朱仕耀逝后，其妻林氏携幼子朱文先及儿媳张氏，投奔川北仪陇县乐兴溪大屋湾（又名枫树湾）儿媳娘家张氏。林氏卒后，葬于乐兴梁家坝村（五社）张姓坟墓。
　　
　　上川始祖朱仕耀与祖婆林氏生育的五个儿子承先、开先、澜先、满先、文先及其后代，分布于广安、蓬安、营山、渠县和仪陇等地，二百多年来，朱氏子孙在每年清明皆前往上川始祖墓前祭奠。
　　
　　（二）朱德直系祖先定居仪陇县马鞍场
　　
　　二世祖朱文先与妻在仪陇县乐兴梁惠山居住多年，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再迁至该县东部的马鞍桥包下，佃许姓田地。自此，朱德的直系祖先定居在马鞍场的大湾（另一说，上川第二代在广安与营山之间务农兼作小生意，第三代定居于仪陇县马鞍场大湾）。随着家族的繁衍，当地乡亲称大湾为“朱家大院”。
　　
　　经三世祖朱云成、妣陈氏,四世祖朱荣朝、妣缪氏，五世祖朱朝星、妣潘氏，到六世祖朱邦俊、妣潘氏，即是朱德的祖父和祖母。
　　
　　六世祖朱邦俊时，面临着人口的增长、弟兄分家产而带来的贫困。在朱德的曾祖父时有“老业田三十挑”（一亩约为五挑，计有六亩地），祖父弟兄四人平分，只分得七挑多（约一亩多）地。祖父朱邦俊与祖母潘氏膝下人口多，难以维持生计。在光绪壬午八年（1882年），只得把这一亩多地和草房典了三百吊钱（另一说为一百吊钱）作为押金，佃租琳琅寨西麓李家湾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田（约13亩多），从此成为佃农。
　　
　　入川第七代是“世”字辈的。世连、世林、世和、世禄，是朱德祖父、祖母的四个儿子。其中第二子世林是朱德的生父，长子世连是朱德的养父。
　　
　　入川第八代是“代”字辈的。朱德祖父、祖母计有13个孙子；代历、代凤、代德、代顺、代智、代炳、代贤、代彦、代斌、代坤、代锡、氏印、氏寰。“代德”是朱德的谱名。朱德6岁随两个哥哥入塾读书时，又取名“代珍”。
　　
　　（三）朱德直系祖先字辈与乳源朱氏字派对照
　　
　　据仪陇县清同治七年（1871）续修的《朱氏宗谱》，记载沿用了广东乳源的七言字派：“发福万海从事克，有上成文化朝邦，世代书香庆永锡，贻谋继述耀前章”。笔者对照朱德直系祖先的班辈，从上川始祖仕耀公起，其对应为“上成文化”与上川一世至四世字派有出入。从“朝、邦、世、代”——即上川五世到八世皆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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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德总司令父母故居后，祖父母朱邦俊潘氏墓处。在将军山北面顿起一少祖山叫插旗山，再折向东经龙呈寨，再折向西经杨木寨,其山分东、西、南、北四条山梁，每座山梁上均有七个相似的小顶子。即：金、木、水、火、土和日、月。人们称之为“七星朝北斗”）、关刀山、琳琅山、将军山与马鞍山、印台山、天台山等巧妙地组合成一幅“回龙顾主将军负斗”。
                  以下是总司令父亲与么弟墓:
朱德的父亲 朱世林 朱德最小胞弟朱泰阶1958年逝世 合葬之墓
右墓碑空无字迹，原计划葬朱德母亲，后因其母受到国民党迫害难以合葬（朱德母亲墓在此墓的西南方即青龙方）
四川省仪陇县马鞍镇毗邻的周河镇（原名双龙乡）梁山村二社钟家湾的小山下
酉山卯向坐周天269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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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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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家族
1，朱琦(1916—1974) ,原名保柱，朱德之子，萧菊芳所生。四川仪陇人。青少年时期在延安学习、工作。1948年从部队转业到石家庄铁路局机务段当练习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石家庄铁路局担任火车司机。1974年因病去世。
2，赵力平，朱德儿媳。夫：朱琦。朱琦;朱德的儿子。与朱琦育有四子一女。
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4年经组织介绍，在贺龙的撮合下，三张铺板一拼，与朱琦结婚。解放后，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1988年离休。
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其中，朱新华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3，朱援朝（1951—2013），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司令朱德元帅的长孙，朱德唯一儿子朱琦的长子。曾任天津航发（津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因脑干出血去世，终年62岁。
4，朱和平，男，1952年10月出生，四川仪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空军少将军衔。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之孙。中国预警与电子战专家，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曾获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三次荣立三等功，撰写多部军事学术专论。在他的参与下，中国军用电子技术，特别是雷达装备、预警机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准。
5，朱全华，男，1956年出生于北京，是中国十大元帅之首朱德的第三个嫡孙，朱琦之子，担任了海军装备部副部长。朱全华的父亲是朱琦、母亲是赵力平，祖父是朱德。
6，朱新华， 朱德唯一的孙女。1954年出生，1970年入伍，在广州部队医院当卫生员。1977年调北京解放军301总医院，后任急诊科主任。1998年调301总医院干休所，先后任门诊部主任、所长至今。
7，朱国华，四川仪陇人，朱德的孙子，1957年生，1983年被判处死刑。
8，女儿朱敏——曾在北师范大俄语系任教研室主任，离休后创办了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亲自担任该院院长。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曾任教研室主任1986年离休，创办了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现改名为北京军地专修学院），出任院长。(朱敏儿子：刘建，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刘康，从事中德之间的商务交流;刘敏，法语译员;刘武，解放军某研究所大队长)
9，长外孙刘建——刘建，男，1953年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69年参军入伍。朱德元帅和贺治华的外孙（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朱敏的长子）。2017年当选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现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
10，次外孙刘康——长期从事中德商务交流；
11，三外孙刘敏——为法语译员；
12，小外孙刘武——亦是解放军某研究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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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东来气太骄

汪精卫走了，蒋介石也不好意思直接上任，于是国民党主席位置空了出来，由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继任。

这是蒋介石人生的极小一步，却是他政治生涯的最一大步。

对张静江，蒋介石只能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满意得不能再满意。因为当年他和许崇智八拜为交，全靠旁边有位老大哥撮合，三个人相互约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位大哥就是张静江。

几年来国民党在广州打了又打，闹了又闹，号称要北伐统一中国，可是强大的北洋军阀们却是毫无反应，任由他们把一个军扩到八九个军，任由苏联军火武装的革命军磨刀霍霍，似乎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不正常的事情，总会有不正常的原因。北洋军阀毫无动作，是因为他们很忙，忙着相互洗牌，抽不出时间来理会边远省份。

一年前，冯玉祥本来打败了直系的吴佩孚，国民革命眼看就要南北联合，可孙中山却逝世了。吴佩孚找到奉系联手，又把冯玉祥打了回去，北京落入东北土匪张作霖的手里。

一直以来，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冯玉祥，对文人都是比较客气的。报纸可以批评政府，学生也可以针贬时弊，教授拿着军阀的大洋，天天把军阀们骂得狗血喷头也没关系，连袁世凯都只是笑笑，很少跟读书人较真。

然而张作霖就不一样了。他是军阀，而且是土匪军阀，从起家的时候就没有信义之类的约束，跟读书人更是丝毫不沾边。他打进北京后，过不久就把《京报》的创始人邵飘萍抓了起来。

邵飘萍被抓，是因为他经常仗义直言，自然也没少得罪张土匪。被抓起来后，北京城到处是托关系、找情面的人，希望能救他一命，关系一直疏通到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那里。

张学良也和邵飘萍有交情，然而面对京城的父老，他却表示：老爹一定要杀他，俺也没办法啊！

四月二十六号，受尽酷刑的邵飘萍被杀于北京天桥，《京报》被封。


北方军阀搞反动统治，更显出北伐革命、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重要性，第一把手蒋介石也很有紧迫感。此时的国民革命军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正是打仗的大好时机，蒋司令决定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其他杂事，专心北伐。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二届二中全会。在这场已经不团结、似乎也说不上和谐的大会上，蒋介石宣布，为了避免“党内纠纷”，必须搞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能 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也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现有担任的要撤职换人。

拿出提案的时候，蒋介石心里还有一些紧张，毕竟他的要价太狠，共产党人不大可能同意。但他仍然要赌一把，因为共产国际已经把他当成国民党左派的最高代言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就不会为共产党跟他翻脸。

这是迈出第一大步之后的第二步，也是他走向权力巅峰的重要一步，千万不能出错。

和蒋介石的预想完全一样，开会的中共代表团领导是张国焘、彭述之，两个人跟蒋介石都没有交情，听到他的霸王提案立刻火上心头，大骂蒋介石存心不良；国民党的左派也纷纷反对，认为蒋介石是在搞分裂。一场二中全会开了七天，吵得热火朝天，就是出不了结果。

张国焘很生气，陈独秀也很生气，但是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上，而在共产国际。

鲍罗廷等人认为，蒋介石的条款完全是为了巩固国民党的凝聚力，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事，所以共产党应该接受。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如此缺心眼，是因为他们缺底气。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都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在远东的得意成果，如果和国民党闹僵，就说明这些年花费的钱和枪都白出了，也就说明斯大林不正确、托洛茨基才正确，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对鲍罗廷等人来说，如此重大的事情是在自已手上闹出来的，收不了场就要算自已工作不力，就要影响到伟大统帅斯大林的威信，也就要顺带影响到全家老小的身家性命...

为了维护斯大林同志的威望、维持统一战线的和谐，共产国际再次做出圣裁，中国共产党必须签字，接受蒋介石的议案。

事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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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月份的整顿党务案后，蒋介石一度相信，共产党已经不成气候，只能充当小弟之类配角，因此他又在自已的第一军召回了部分共产党员，以加强部队的凝聚力（共产党员一走，部队纪律立刻下降，战斗力大跌到“不能做人”的地步）。但是共产党毕竟是外来政党，始终做不到完全同心同德，内部发展小组织也让人头痛不已。

蒋介石曾经无数次研究国共关系的解决方案，并且提出过不少有创意的主张，例如他先后在二五、二六年提出由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代替共产党一道接受革命指导，结果被共产国际谢绝了；他又提出共产党先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等革命成功了再考虑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也没有人理会；最后他终于认定，革命只能有一个领导，共产党必须服从他这个领导，否则国民党永无宁日。

之所以闹得这么僵，是因为蒋介石也受不了了。

经过五月份的整顿党务案，陈独秀已经把蒋介石从盟友变成了敌人，很快做出决定，虽然不能推翻蒋介石，但也不该拥护他，而要尽量团结其他左派进行抵制，争取在一年或三年后打倒右派蒋介石。

此时国共纷争已经到了激化的地步。被驱逐出中央各部后，共产党人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到基层上，随着北伐军前脚占领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各地党部马上开始试起新的革命理论来。

共产国际的马列二把刀们翻完书后，发出一道道指令，农村四处组织农会、抗租禁粜，城市则组织工会，罢工加工资。很快革命就大幅度变味，农民们越来越兴奋，动作也越来越过火，四处没收地主的土地，有的地方把地主牵去游街，还有的干脆就杀掉了事；而城市一天到晚工人闹事，要价大幅度超出利润，甚至弄到资方不敢开张的地步。

对共产党的活动，蒋介石心里是很有意见的。战争年代搞点社会改良并没什么，蒋司令参加革命，也有同情工农的成份在里面，所以农民想减税负，属于合理要求。但共产党人显然缺少和谐社会的观念，竟然到处分田地甚至打死地主，这就有点太过了；至于工厂罢工更是绝对不能容忍，因为罢工直接影响到城镇的正常运转，对北伐军的后方稳定有致命威胁。

其实说到罢工，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希望这种事发生。通常来讲，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罢工要么最后复工，要么一拍两散，工厂关门拉倒。而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天堂里，是没有罢工这回事的，因为无产阶级掌权的时候，凡是敢找无产阶级要待遇，大都属于敌对行径，一律按反革命处理。工人们不敢为几块钱待遇掉脑袋（通常还要连累家属），所以只能忍气吞声老实上班。

蒋介石希望共产党能配合北伐大局，共产党却急不可耐地搞工农斗争，准备革他的命好接班；遍地开花的基层党组织运动轰轰烈烈，完全不肯受总司令节制，而且为了最快展开局面，各地广泛招收痞子、流氓甚至黑帮充当运动先锋，整个局势顿时出现失控的危险。蒋介石固然气得七窍生烟，共产党也是牢骚满腹，抱怨革命运动受了限制甚至镇压，必须坚定不移地展开斗争。

采用流氓充当革命运动先锋不是编造，而是鲍罗廷等人的明确主张，目的是让工人农民跟随造反，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可怜的蒋介石思想再激进，作为主政的一方，还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只能站到他们的反面。

刚刚还是大力扶持的盟友，突然就变成了斗争敌人，夹在中间的鲍罗廷很是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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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作风就越来越专横，即使是关系良好的鲍罗廷也经常顶撞；现在蒋司令大权在握，手下的第一军又是功劳连连，已经成了尾大不掉的趋势。经过仔细研究，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直接推翻蒋介石并不现实，因为北伐前线还在打仗，只能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再扶一个左派对他进行牵制；相关人选倒是很现成，那就是刚刚被赶走的汪精卫。

从称病下台的那一刻起，就不停有人要求彻查中山舰事件，请汪总裁王者归来，重新主持大局。对这种非主旋律的杂音，蒋介石向来正眼都不看一下，但谁也没想到在八月二十一号，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竟然公开通过决议，希望汪精卫回来；而一直沉默的汪精卫也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回来“专营党务”，为国民革命发挥余热。

某些党员乱写呼吁信，甚至个别元老不识时务，蒋司令都不会在意。但黄埔军校学生集体决议，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从听到消息的第一刻起，蒋介石心里就有谱：这种事，肯定是共产党干的。

能在蒋司令起家的黄埔军校闹事，除了共产党之外，找不到第二个人。

蒋介石很想象从前一样，潇洒地不屑一顾，但数数手头的筹码，他不能不慎重起来。北伐大军已经扩到八个军，其他七个军都跟他矛盾重重，平时并不一定指挥得动，全靠封官许愿拉关系维持；党务更是漏洞百出，由于蒋司令只有浙江老乡可信任，而浙江老乡的名额又有限，因此大部分位置还是从前那一套人马。这些人多半不愿看到蒋介石独大，万一汪精卫真的回来，搞不好自已又要变回非主流，那时再想咸鱼翻身，就是难上加难了。

很快，陈独秀见到了蒋介石的秘使胡公冕，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也收到邀请，要他屈尊驾临蒋司令那里“指导党务政治”。两个人得到的消息都一样，蒋司令希望汪老板不要回来，先在国外休养一段时间。

敌人反对的，自然就该赞成，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立刻加深了共识：必须请汪精卫回国。


对汪精卫同志，陈独秀还是有一点好感的。但他万万想不到，不等汪前总裁重新上岗，鲍罗廷已经急不可待地先动了手，顿时把局面搅成了一锅粥。

事情的原委其实并不复杂。革命军仗越打越顺，地盘越扩越大，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始觉得不方便了；那时通讯也不发达，没有传真或互联网，一份报告要送到异地领导的案头，有时能折腾好多天，显然不能满足办公要求。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换个地方上班。

早在九月份革命军占领湖北的时候，蒋介石就高瞻远瞩地认为，武汉地理十分重要，适合作为临时都城，由于武汉是湘军唐生智（此时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地盘，最好是把中央委员先迁一部分去办公，以免一切权力都落到地方势力手里。

蒋司令的意见递上去，然后开大会时被打了回来，中央委员和省区代表们都不愿挪窝，大家只管呆在广州喝早茶。蒋介石倒也不生气，毕竟和手上堆积如山的公务相比，这种小事充其量也就是作风懒散，算不上什么原则性问题，他只管忙自已的北伐前线。

很快两个月过去了，广州办公越来越不方便，鲍罗廷于是改了主意，决定迁都。随着他带领部分人马来到武昌，广州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停止办公，纷纷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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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民党的规章制度，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党内最高机构，这个会议群走到哪里，党政府就算迁到哪里。由于群里的人比较多，走的路线又不一样，一时凑不齐人数，鲍罗廷就建议，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迅速获得了通过。

这个建议看上去很一般，实际上很不一般。因为大家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并没问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也没跟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打个招呼，直接选举了司法部长徐谦为联席会议主席，执行所谓“最高职权”。

不费一枪一弹，也没有唇枪舌剑，简简单单在迁都时搞个民主选举，蒋介石就被踢到了一边，不能不说鲍罗廷是玩政治的天才。

武汉通过决议的时间，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号，我们有理由相信，蒋介石气到了极点，连新年都没过好。二七年一月三号，他抓住张静江等中央委员路过南昌去武汉的机会，召开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劝大家先不要去武汉，呆在南昌等以后再说。

几个中央委员暂时呆下来了，可是事情并没完。鲍罗廷一听到情况，立刻反应过来，有去年的中山舰事件为鉴，如果中央机构落到蒋介石控制的地方，保不齐随时会出现兵变！

好不容易才设的圈套，竟然因为行程上的疏忽出了漏子，鲍罗廷很是恼火。向斯大林请示后，鲍罗廷决定亲赴南昌，冒着翻脸的代价，要蒋介石迁都武汉。

在去南昌的路上，鲍罗廷的信心还是很足的。

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就在武汉，此时他妹妹宋美龄还没嫁给蒋介石，宋部长控制着蒋司令的经费，等于卡住了他的财源；在南昌的中央执行委员有不少也支持武汉中央；此外国民党内拥护汪精卫的声音越来越大，各地工农运动也发展得很“好”。因此鲍罗廷相信，他仍有足够的牵制力量，能够压迫蒋介石就范。

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蒋司令热情接待了鲍顾问，两人回顾以往的美好历史，顺带珍惜了中俄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然后相互喝酒吃饭。蒋司令先请鲍罗廷吃大餐，鲍罗廷接着也回请一顿，邀上所有革命军代表、中央委员等几百人，搞了一个大型宴会，欢迎蒋介石等党国要员去武汉办公。

虽然蒋介石一直没答应去武汉，但毕竟两边没有翻脸，凡事也都在好商量之中，没想到这顿特大号饭局却吃出了问题。为了给蒋介石施加多一点压力，鲍罗廷在吃饭前的演讲里批评了军人妨碍工农发展等不和谐现象，并且直接点了蒋介石的名！

鲍罗廷指名道姓的时候，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不是他的下属，也不是他的学生。

在场的几百人都是大惊失色，因为他们知道以蒋司令的性子，是绝不会对这种事情毫不在意的。

蒋介石果然被鲍罗廷的言辞激怒了。从调职、迎汪到宴会的羞辱，一切都显示，在武汉等着他的，绝不是鲜花和欢迎队伍，而是赤祼祼的陷阱。他没有多说什么，满脸怒气地“吃”完了这顿饭，然后扬长而去。

鲍罗廷的这次宴会，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号，距离大家彻底分手，还有三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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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延几天时间都不可以，三中全会当然没有蒋介石的份。三月十号，武汉的国民党委员们召开大会，决定取消所谓中央委员会主席，由常委会进行集体领导，并成立所谓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代替蒋介石的职务。所有一系列决议干脆利落，把蒋介石的权力一撸到底，甚至连黄埔军校的校长制度都不能保留，张静江之类元老更是下岗分流，赶走没商量。

如此激烈的决议自然痛快，但是效果也是相当明显。蒋介石看到送来的文件后勃然大怒，差点把办公桌都砸了，勉力合作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失去所谓党中央的支持，蒋介石只能下定决心另立门户，在这个方面他相信，自已还是相当有政治资本的。因为北伐军捷报连连，眼看就要攻进南京、上海，如果有这两个大城市在手上，武汉只能算浮云。

从现实角度上讲，蒋介石的考虑有他的道理。所谓中央，无非是一帮人开会，愿意拥护自已固然好，不愿的话直接抛开另找一批也无所谓。反正委员不过是个头衔，只要肯开价钱，革命元老、社会名流有的是，毕竟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委员还是一抓一大把的。

三月二十四号，国民革命军打到了南京城，北洋军阀无心抵抗，纷纷四处逃窜。第二天北伐军顺利入城，很快就发生了大规模抢劫事件，城内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甚至教学学校都受到大肆劫掠，英美驱逐舰立刻对南京城进行炮击，炸死炸伤两千多军民，直到抢劫停止才罢休。

蒋介石当然不承认国军会搞抢劫。他宣布，所有坏事都是北洋兵混穿革命军制服干的，然后迅速占领南京城，准备把它当成新的首都。

三天后，蒋介石紧急召见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到总部行营，密谋逮捕所有共产党分子，施行彻底清党。

打仗时出现抢劫并不稀奇，蒋介石非要把帐算到共产党身上，却着实让人稀奇不已。南京事件之所以会跟共产党联系到一起，不是因为死伤两千多中国人，而是蒋司令担心影响到欧美外交。

由于孙中山和共产党的口号都是反帝反封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反对帝国主义就成了国共两党的共同话题。在这个方面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要综合考虑实力对比，不能树敌太多，而共产党的顾虑就小多了。按照陈独秀的主张，中国地界上就不该有帝国主义分子，所有租界当然是一律武力收回，外国资本家的工厂更应该全部没收，用最革命的手段对付反革命分子，什么外交、什么条约，统统扔到垃圾堆，总之打你没商量。

有这层因素在里面，蒋介石对共产党实在是头痛之极。事实上占领九江、汉口之后北伐军武力收回租界，已经引发了极严重的后果，再不控制将导致英美军队介入，北伐军势必腹背受敌。对蒋介石来说，同共产党翻脸是迟早的事，苏联援助即将断绝，如果再同英美列强闹翻，他将变成彻底的孤家寡人，被自已掀起的洪流活活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