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的那些事

互相愛

再提供數據參考
孫中山生1866丙寅年己亥月辛卯日庚寅時
1888戊子年父達成公亡，葬庚山甲向。
1910庚戌年母楊太夫人亡，葬申山寅向。
1911辛亥革命任大總統
1912壬子年辭職
1915乙卯年底兄孫眉亡
1921辛酉年任非常大總統
1922壬戌年退
1925乙丑年己卯月乙未日亡

互相愛

不知是黄地师没看出来，还是故意讨好孙家而留了一手，他并没有将此坟的缺点如实地告诉孙达成——至少没有见到这方面的任何记载。
站在纯风水的角度分析，这座墓有明显的优点，当大贵无疑；同时也隐含着无法克服的隐忧，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缺点。
金星门，中山一景，翠亨东面锁钥。风水师在翠亨这个方圆数十里的村落选择坟地时纷纷对准的地方，风水上究竟有什么样特别之处？

互相愛

《香山县志》载：金星山在县南一百里，二峰相峙，隐若双龙，中有小屿如珠，亦曰金星门。
郑集思在散文“金星门风水谣”中对此作了一番描述，颇有意思，原文照录：
站在五桂山山脉，清清朗朗的远处，寥廓的伶仃洋风平浪静，无言地仰面朝天，泛白的水面上，浮着一段墨绿色的点划线，左边的一划是淇澳岛，右边的一划是唐家湾半岛，中间的一点是金星岛，那两划之间的海口就叫金星门。
听老人们说，金星门这一景叫“二龙争珠”，是个风水重地，是个出人物的地方。方圆几十里，光是副总理以上的大人物就出了五个——翠亨孙中山、孙科，唐家湾唐绍仪，三乡吴铁城，泮沙王云五！
对于此处独特的地形，文人的描写与赞美富有韵味，堪舆家的看法则要实在得多。对专业风水师而言，水口的吉凶比起其它象征更为重要，必须首先参详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祖父墓前，近处有显而易见的牙刀、蛾眉，远处呈现一个庞大的海湾，铜鼓角、大茅岛宛如两牛角分别开挣，齐向中间夹击。而居白虎方下手砂位置的铜鼓角，是整个海湾的水口。铜鼓角宛如“牛角”，有力地向前兜收，分割唐家湾与金星港，使翠亨流向东南之河溪遭到有力拦击，径直向东，缓缓汇入大海。居青龙方的大茅岛、二茅岛则从容展开，像两支利钳、“牙刀”，从左向右前包抄过来。淇澳岛居中，像一颗明珠端置中间，并与铜鼓角“牛角”密切配合，紧锁水口。金星门关拦紧密的水口，使翠亨一地成为聚气之局，于财丁富贵均为有利。
下手砂的有力兜收，证得水口的不凡。而水口的不凡，又可证其内必有真龙之结。金星门为多穴正朝，其中必有一个主穴，这个主穴就是坐西北朝东南的孙中山祖父墓。
如上所述，孙敬贤墓得到龙脉结作的多方印证，成为方圆100多公里范围的主穴，现今又正朝被传为风水重地的金星门“二龙争珠”，这究竟是吉还是凶？风水名家又是怎么看的？
《葬书》认为，位于龙穴前的朝应诸山，名为朱雀。朱雀要翔舞，要有情朝穴，斜飞直窜无情者皆不吉。孙敬贤墓前金星门两山夹一珠，两砂相对，尖刻直射，实为朱雀争珠。今人不懂风水，将此景赋予“二龙争珠”等吉祥富贵的寓意，实际上是一种曲解。

互相愛

《玉髓真经》将朱雀争珠列为凶砂类予以论述。云：“朱雀争珠，所应皆凶。”不过，风水大师蔡元定的看法倒是比较客观公允。他说：“此不独凶地有之，吉地亦有之。”话又说回来，蔡元定与同为风水大师的宋国师张子微对此砂吉凶在本质上的论定却是惊人的一致：有凶无吉。
蔡元定曰：“见此者无有不凶。或出于外龙虎，或出于前山，亦有去水之地见于水口者，或在偏侧，而穴高面见之，皆所不可尽。主兄弟争财相伤。若两尖射珠者，皆主黥配。在于口而见者，乃主目疾。”为了说明问题，蔡元定特意举永州唐氏祖为例。该地外阳有诰轴、马山及横山带等贵星，出三知县、一教授、二通判，惜无大星辰，况有争珠之杀，终以兄弟不和致讼，骨肉皆为仇雠，自此仕宦不振。
南北朝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其发迹的祖坟前，又为朱雀争珠，穴山与少祖发出左右两山于穴前呈现三鹤争鳅形。明代风水名著《地理人子须知》分析认为，陈霸先为偏方伪主，不享大位，原因在于龙神杀气未除，星辰反悖，文武乱班，流神驳杂。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与争珠之杀相对应的动荡与战争，使陈朝江山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终被隋灭。

互相愛

前辈大师认定朱雀争珠为凶砂，并非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而是源于《葬书》关于“四象”的原则论述。青龙、白虎要谦让对揖，有情相顾，前后位置与高低须适当宜交互，不可对峙开挣，尖射直对。穴前朱雀虽然距离较本身龙虎为远，但朝对之山所主，其状吉凶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应验无异。
风水上的“二龙争珠”，与人们富贵吉祥的美好寓意截然不同，这是许多人意料不到的。孙中山祖父墓前，正是这种如牙刀般的尖刻对射。朱雀争珠，究竟对孙中山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还无从知道，风水大师预言的兄弟相争，先合后分的情况有没有在孙氏身上上演。为尊者讳，这个问题还是留待历史学家去探讨。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一生没有停止过抗争。为了推翻封建王朝，他颠沛流离，愈挫愈奋，直至革命成功。这个宏伟的事业，客观上也值得他穷其一生去奋争。他百折不挠、视死如归，受到全中国人民的敬仰。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的遗教，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如果说，孙中山祖父墓前朱雀争珠的风水含义，带来了孙中山一生为了国家、民族大业抗争不已，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那么，这种基于民族大义的“争”是中华民族之福。国家大事无有不争，使得他的人格不断升华，使得他的事业绚丽多彩，使得他的生命无比光辉。
孙中山祖母墓    翠亨村西南方的长沙埔有个土名叫黄草冈的地方，这里埋葬着孙中山曾祖孙恒辉、高叔祖孙殿侯、祖母黄氏，坐酉向卯，全部朝向金星门淇澳岛。
崇尚堪舆之说的孙中山祖父孙敬贤，翠亨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持之以恒、不断探索的足迹。嘉庆二十二年（1817）秋，他在风水先生的指导下，葬父亲孙恒辉于黄草冈。墓碑上镌字如下：“嘉庆丁丑年仲秋吉日立 显十四 十五世祖考殿侯 恒辉之墓 惠州龙川县地师钟盛扬卜迁 孙观德观林”。墓碑现已无存。
颇负盛名的黄草冈，是一座圆圆的小山包。晚年照料年幼的孙中山起居的孙中山祖母黄氏（1792—1869），如今就静静地安卧在这里。山不高，墓穴离山顶30多米，上面连个墓碑也没有。孙氏一族发迹后，对所有的坟墓均不加修缮，这表明了孙氏的低调，顾国忘家。同时，不修坟墓也符合广东乡间的民俗习惯，避免了吉地风水的人为破坏。黄氏墓连同孙恒辉、孙殿侯墓，由于没有墓碑，时日一久，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具体位置了。

互相愛

对黄氏墓，黄地师留下了一首歌谣：“土名黄草冈，大海作明堂。鳌鱼游北海，旗鼓镇南方。金星塞水口，燕石在中央。谁人葬得着？黄金大斗量。”与预言孙敬贤墓贵显不同，黄地师认为，黄氏墓以财丁为主，致富无疑。
民国年间，有孙中山追随者王斧撰文，对孙恒辉、孙殿侯墓作了一番描述，文中写道：“坟向东，远瞩对面汪洋中，有矶盘起，荡漾巨浸，中若盘石，因以为案，俗呼艳石。瞻彼泽国，明丽如镜，海鸥狎潮觅食，白鹭拳立沙滩间，胜展图画。世之堪舆家，相惊以为遗荫总理者，即此掊土云。”（《建国月刊》第5卷第1期，1931年版）王斧特别注明：按歌中曰旗，曰鼓，旗作淇，鼓作古。淇者淇澳，古者古鹤也。金星，乃海中小屿名。
王斧的注释，对今人理解黄地师所述以及同在黄草冈上黄氏墓的“旗、鼓”含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也就是说，昔日的黄地师，并没有将翠亨的地形当作旗鼓大阵来看。
黄氏、孙恒辉、孙殿侯墓，包括孙中山祖父孙敬贤墓，均同出一脉，属五桂山脉来龙，不过又略有不同。黄草冈归五桂山脉第9个山列，名为飞云洞山列。此山列起于三乡雍陌，经田心至翠亨村黄牛洞止。较之孙中山祖父墓的五桂山山脉第8个山列，该山列显为护从之脉，距离要短，高度亦低达十数米至百米以上。山列峰峦起伏，山丘多呈金星形体，丘岗连绵，成连珠水星自西南向东北而来，尽于孙中山祖父墓右前方的“牙刀”。山列西南，离三乡不远，中山市的第二大山脉竹篙岭山脉绵亘雄峙，隔三乡对东北诸山遥为倚靠。

互相愛

黄氏墓虽不高，但生动而有气势，结作同样不凡。龙脉自西南而来，一起一伏，经十多里行度，至黄牛山起少祖，将至结穴处，龙身略向东转，起高大金星作父母山，巍峨尊严，一脉自左膊蜿蜒而下，约二、三百米，趋低就局而结。穴位后靠父母山正体金星，前对金星门。
居孙敬贤墓正南方的黄氏墓，其父母山实际上就是孙敬贤墓前朝中的一个大鼓。离金星门更近，靠水口砂铜鼓角的黄氏墓，虽没有孙敬贤墓得海湾和“四象”的周正，但因为靠近真龙大结的白虎砂，水口关拦更紧，加上低处结穴，一派山环水抱气象。在五行结作规律上，金星既可为武应，亦可致巨富。风水师得出“黄金大斗量”、此地主富的判断，其中有着风水上的根据。
位于五桂山脉最南端的这个山列，不属主山列，虽起伏踊跃，确有贵气，但变化稍欠，无火禄贵峰，故难至三公，富大于贵，此其一。风水术认为，龙脉过峡，中出为上，左出次之，右出又次之。廖氏曰：“大凡开帐要中出，角落未为吉。左出为轻，右更轻。轻重此中分”。刘基《堪舆漫兴》云：“迢迢特至为正受，正受之穴世罕有，万水千山结我坟，儿孙庆泽天壤久。分受穴：一枝臂上脱形来，亦有规模堪剪裁，莫谓分龙为小结，小以成小有余财。”黄氏墓过峡结穴为左出之脉，虽有气势，证佐龙真穴的，但与正脉中出之龙穴不可比拟，故贵气有限，此其二。因此，黄氏墓与孙敬贤墓相较，优劣高低自分，不过又各有侧重。
高处来龙，低处结穴。黄氏墓是一处典型的藏风聚气之所。与孙中山祖父墓一高一低，一峥嵘一柔和，一斜逼一平缓，取长补短，互为补充。更为可贵的是，这座孙中山出生3年后下葬的黄氏墓，青龙砂绵延起峰，高于穴后玄武，白虎砂则低伏顺俯，与孙中山祖父墓右高左低的情况截然相反，符合风水结作的一般规律。观孙中山祖父墓、孙母墓、中山陵之高峻，缺点颇多，虽有贵耀而不持久，后嗣堪忧。唯此坟立下，与祖居结合，得中和之气，平衡利弊得失，其后虽参差不齐，但可保福泽绵延矣。
于财丁有利的黄氏墓，经过时代的变迁，地貌上如今出现了两处人为的变化，一是父母山下左出之脉兴工挖掘，龙脉行止脉络已模糊不清；二是墓穴右前方屏障之砂由于填海造田而毁，作为白虎镇守、局面团聚的力量已明显不复当日。风水师关于黄草冈龙穴可致巨富的预言正受到现实的挑战。
孙中山的风水，阴阳宅兼而有之，贵显尤以孙敬贤墓为主；孙恒辉、祖母黄氏墓于财丁有利；阳宅则以祖居为用。三者既有主次之分，又相得益彰。
从风水的角度看，有了翠亨孙中山祖上风水的庇佑，加上后天风水的作用，铸就了孙中山伟大而又曲折的一生。被翠亨风水打上深深烙印的孙中山，每到人生的关键之处，无不受到风水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孙中山是个百折不挠的革命者，但他又是理想主义者，既无多少治国的实际经验，也无朝廷的历练和官场上的人脉，开始时还没有军队，只能无奈地看军阀的脸色。显然，在封建思想严重，派系复杂，人心不定的中国，特别是对于那些只认实力，有奶便是娘的军阀们，光靠政治上的努力是难以统一领导的。
在这样的国度里，在特定的时代中，命运的天平也在摇摆不定，时而偏离了孙中山而侧向了另一端，机会有时留给了更具实力、更富权谋的袁世凯。

互相愛

精华在此

互相愛

仿佛象平步青云一般，孙大炮一到国内，同盟会立刻欢迎异常。十二月二十九日，南京革命党不顾湖北同袁世凯的协议，推选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并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正式宣布新国号“中华民国”，还定下了民国约法，准备再接再励，革命全国。

昨天还在洗油腻腻的脏盘子，今天就黄袍加身当了大总统，孙中山实在是喜出望外，以为自己真的帅到了没朋友。然而在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他很快回过神来，俗话说天下没有白掉的馅饼，总统自然也不是白拣的，大家之所以肯把宝座让给他，不是单纯想请他享受权利，而是希望他能承担义务。具体来讲，是希望他能帮忙背黑锅。

北洋大军随时可能压境，一盘散沙的起义军根本招架不住，临时抬出一个孙中山，还是因为困难太多，希望外来的和尚懂念经，有妙方解决问题。

几个独立出去的省并没有多少积蓄，清廷当然也不可能给他们拨钱，临时政府发不出军饷工资，急得四处找日本和列强借钱，无奈好话说尽，对方就是摇头不答应。南方革命党急着让孙中山当总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为他洋道走得广，能搞到大笔海外捐款救急（可见孙大炮的忽悠水平之高），谁也没想到炮哥是从厨房放下盘子赶来的，不光自己啥也没带，还要拿总统的薪水吃白饭。

出来混，没钱是不行的。孙大总统上岗的时候，南军已经被逼表态，只要袁世凯反清，可以选他当大总统；等到孙中山面对北洋大臣袁世凯咄咄逼人的进攻，他也没有更多办法，只能继续谈判。

孙中山VS袁世凯，两个世纪强人开始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你行，还是我行？

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用多猜测的。

如果硬打，最多北洋军和革命军两败俱伤，满清朝廷可以坐在一旁喝茶，毫无违和之感；如果不打，军机大臣袁世凯倒也愿意参加造反，但是袁司令的要价极高，他要求当未来的民国大总统。

革命形势复杂到这个地步，不引进外国势力干涉一下，日子就真没法过了。为了解决前线的经费，孙中山只能四处想办法，甚至急得答应把中国东北抵押给日本，用来换应急的军费；可日本考虑到南方政府的兑现能力，始终是钱袋紧捂，一分钱赞助费都不掏。

实力决定一切。孙中山没有实力，所以他只能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只要袁司令能让清朝滚蛋、在未来的政府里留出革命党应得的份额，大家可以在民国约法基础上拥护他当大总统。应该说，这是个非常实际的想法：不灭了清朝，大家肯定连现在那点家当都保不住，不如先退一步，守住地盘然后慢慢来。

从官方的历史书上看，孙中山显然是不对的，众多历史叫兽纷纷摇头晃脑，品头论足地发表看法，认为孙中山是搞右倾主义，对袁世凯让步尤其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云云。

街头卖菜的老大妈这样胡诌几句可以理解，堂堂叫兽也这样认为，实在应该拖出去，好好打一顿屁股。

这帮叫兽该打，是因为他们总给些非常呕吐的评论，如此信口开河，等于存心抹黑革命先驱。孙中山虽然姓孙，却没有孙悟空的本事，不能拨根毫毛变出粮弹兵丁闹革命，不妥协难道要他上吊么？

互相愛

很明显，袁世凯是不管右倾不右倾的。有了孙中山的承诺，袁司令马上变身袁政委，回宫去找老寡妇（皇帝溥仪太小，一切还是太后做主）做思想工作，施展他的忽悠才能。经过一番细致又周到、暴风加细雨的威胁，袁政委连吓带唬，哄太后发了一个逊位诏书，宣布朝廷现在不想理政，所以暂时关门盘点，国家大事交给大家去操心。

虽然只是“暂时”关门，没有明说下台，可所有人都知道，大清朝这一跤是栽到了坑里，再也别想翻回去了。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号，也就是发布逊位诏书的第二天，圣寡妇皇太后还习惯性地上班，傻傻地等军机大臣袁世凯早朝汇报工作，等到中午也不见人影，就派太监去催。

太监当然不敢怠慢，气喘吁吁地跑了一趟，然后回来禀报说：袁世凯回话，从今天起，不用来早朝了！

太后毕竟是太后，过了半天终于反应过来，顿时坐在椅子上又气又急，最后失魂落魄地丢下一句话：“大清的天下，难道就亡在我手里了么？”

老寡妇越想越害怕，越怕越难过，坐在椅子上哭了一场，又稀里糊涂地让太监掺回去睡觉。她这才明白，从昨天发出那道要命的诏书时起，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残害禁锢整个中国的封建清朝，已经半忽悠半认真地宣告完结了，而她则是列祖列宗最后的那个送终人。

老太后哭哭啼啼地回宫里拜祖宗，袁世凯高高兴兴地当总统，孙中山则恨恨地咽下了一口气。袁世凯有钱有枪，他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本刚刚印出来的民国约法，以及南方那堆面和心不和的新兴军阀。


一九一二年八月，在宋教仁的努力斡旋下，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正式合并，改组为国民党。这个月二十五号，孙中山在北平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选为理事长，然后以自已“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的理由让出了职务，推举资历较浅的宋教仁做了代理理事长。

在当年的民国，宋教仁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他不仅人品好、声望高，而且长得又帅，极有感召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按照约法进行选举肯定能当总理，组建内阁实现民主；不少人相信，只要宋理事长当选，中国肯定可以象英国、美国一样蒸蒸日上，成为新一代富强国家。

互相愛

面对宋教仁如日中天的声望，袁世凯当然不能坐视，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摆不平选票，就摆平拉选票的人！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

宋教仁的凶信很快震惊了全国。上海警方办事倒不慢，马上抓到凶手应桂馨，又查出凶案竟然跟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相关电文一在报上公布，立刻舆论哗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赵秉均是袁世凯的亲信。

案件查到这个地步，可以说离真相水落石出只有最后一步距离。但是终究还是没能查下去，因为袁老大是拿枪的总统，没有警察敢找他的麻烦。

于是孙中山怒了。

不就是造反么？兄弟我造了十几年的反，还怕了你不成，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一九一二年的七月，孙中山指挥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纷纷起兵，这次终于不是反清了，改反袁。

孙中山反袁的结果很是凄惨。北洋军队的实力实在不是吹的，国民党七月反袁，八月广州就被攻破，九月南京也失陷了，孙中山等人只好再次逃命日本。好在日本朋友多，容身之所还能找到，这次短暂的战争被称作“二次革命”。

而那个暗杀宋教仁的应桂馨也没有好下场。他本来就是上海流氓帮会出身，一九一四年二月，这个头脑简单的流氓大概是昏了头，以为自已从驾有功，竟然得意洋洋地招摇过市，大张旗鼓跑去北平向袁世凯请赏，这下袁总统的脸面挂不住了。

应桂馨可能在帮会里混得太久，不懂得官场的规矩，但袁大总统是懂的，而且一点不讲客气。很快，应桂馨就在进京的客车里被人灭口，八天后赵秉钧也被袁世凯毒死，这下宋教仁的案件就成了悬案，彻底死无对证。

弄死应桂馨，袁世凯丝毫没有歉疚，但把赵秉钧也搞掉，大总统心里还是过意不去的。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他还是在几年后称帝的时候，给赵秉钧追封了个一等忠襄公的头衔，意思大概是说当年对不住你，所以赐你哀荣作为补偿。

做政客，可以没有廉耻，不能没有面子；同样作为政客，不仅要无耻，而且要有无耻的实力，在这一点上，袁大总统是玩得很转的。每每回顾这段往事，不少历史书都会叹息宋教仁的死，因为他死了之后，全中国再也没能够实现民主。而我认为更该叹息的，是我们这样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只出了一个宋教仁，只能出一个宋教仁。



袁大总统胡作非为的时候，蹲在日本的孙中山并没闲着。经过二次革命的失败，他从袁世凯那里学到了很多有争议的东西，并很快成为一个更加有争议的人。

长期以来孙大炮同宋教仁、黄兴一道走江湖，讲究的是共和民主、实现西方式政治。但血淋淋的现实告诉他，理想纯洁是没有用的，人品正派也是没有用的，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靠的都是实力，如果不建起自已的势力，理想就只是一句空话。

不愿只说空话的孙中山开始了重新建立革命党的历程，并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同先前的国民党不一样，为了巩固实力，孙中山这次决定搞一些新花样，一些不大上得了台面的花样。

互相愛

按孙中山的规定，新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还要按手模宣誓，又把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受不同待遇；如果再加上若干稀奇古怪的手续，除了不用杀鸡喝血酒外，基本上跟黑帮神汉一类组织没有两样。这种思想转变自然不怎么上台面，老一批高端大气的革命党人都不赞同他的做法，但孙中山却吃了药似的我行我素，丝毫不改变。

屡经失败的前任孙总统最需要的不是道德或赞同，他需要马上能用的实力，这是用无数人鲜血换来的教训。所以他不顾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哪怕一道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反对他，哪怕同盟会里的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都不加入他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也丝毫不肯改变主意。他当然知道众叛亲离的孤独，但却不肯放弃自已的目标，哪怕不择手段。

为了实力，他决定把革命党搞成黑帮；同样为了实力，他找到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许诺只要日本出钱出枪，他可以把未来的主权和领土划给日本作为报偿。日本方面自然是大喜过望，有关部门极有兴趣和他谈判，但却没有签一个协议，而是拿这些条件去要挟袁世凯，要求更高的报价。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袁世凯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袁大总统不想当冤大头，却还是不得不让日本人宰了一刀。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人趁机侵占了德国人占领的山东半岛。袁世凯自然是无可奈何，日本趁机步步逼进，要袁世凯同意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倒霉的袁世凯百般周旋，又动用舆论力量，希望英法等国能采取制约手段，可当时英法的注意力都在欧洲打仗，没精力理会他的要求。

日本人一路强逼到一五年的一月，终于图穷匕见，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项要求的最后通牒，史称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内容分为五个大项，大致意思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承认日本南满（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的特权；承认日本在旅顺大连等地特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并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日本以外的其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看过日本人提的条约，袁世凯十分明白，对手是什么样的货色。自已每往下走一步，就是往卖国贼的位置更近一分，这个条约签出来，中国就不再是中国，简直可以算是日本治下的一个行省。

袁大总统是堂堂大总统，当然不想做一个省民。但正所谓人在屋檐下，想抬头也不行，在扯皮无效之后，他发现自已除了让步签字之外，竟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说到中国为什么受日本节制，要一直从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讲起。

当年老佛爷向十一个国家的列强宣战，战败时订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加上地方赔款一亿六千八百万余两，以年息四厘算，三十九年一共要赔白银九亿八千多万两（实际上赔了六亿五千多万两）。这么一大笔钱，把中国的白银都搬空了也不够，于是列强决定拿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搞个按揭还债，一年年地扣。

海关税、常关税、盐税是中国最重要的税收，这些税一卡，中国政府自然要闹钱荒。北洋政府本来也不是经济建设标兵，当时又不搞三观教育、廉政建设，除了养兵发饷还要收姨太太、抽大烟、圈地起房子，四处弄军火抢地盘，刮百姓一时刮不到那么多，就只有找列强借钱用。

列强不是慈善机构，自然不可能说借就借。英美法这些国家相对小气，不愿意付大价钱，德国的兴趣又在欧洲，最想吞并中国也最肯下本钱的就是日本。大总统每年要扩军，手下要建公馆养姨太太，要养军政要客，只能要找日本要钱要军火；而日本的胃口又不是一般的小，不光不做赔本买卖，连少赚一点都不愿意，此刻干脆亮出刀来吓唬人：不签约就捅死你没商量，你借不借！

从某种程度上讲，袁世凯和后来的好几届政府都陷在这个怪圈里，明知借这种钱就是喝毒药解渴，但还是非借不可，终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晚，袁世凯终于同日本签下了卖国协定《二十一条》，于是他彻底走向了灭亡之路。

全国对卖国条约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老百姓不答应，他的政敌不答应，孙中山当然也不答应--虽然孙前总统和日本人提的条件差不多。突然之间孙大炮变成了激进分子，义愤填膺地指责袁世凯卖国，号召大家起来推翻他，拥护自已建设新的和谐社会。

袁世凯不是傻子。同日本人签约除了对方咄咄逼人外，还有更隐密的原因迫使他需要更多的钱去收买亲信，也需要更多的枪炮去镇压可能的敌人。他已经把民国约法扔到一边，成为所谓“终身大总统”，但一个人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他还有更加进步的追求，也是所有独裁者的终极目标：当皇帝。

做终身总统，只是一代独裁，当上了皇帝，才是世代独裁。袁总统精明一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绝不含糊的。

一九一五年对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是喜庆的年头。孙中山在十月二十五号同宋庆龄结婚，袁世凯也在十二月十一号经过闹剧式的“推戴”后宣布称帝，新国号为“中华帝国”。有趣的是袁大皇上宣布要对旧清廷“永远优待”，被他忽悠下台的清宫吃人嘴软，也表示要永远拥戴袁大皇上，绝不起贰心。

清廷的遗老遗少们用自已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这个世界上有奶不一定是娘，但给奶的一定是娘！

互相愛

大家各办各的喜事，各操各的心，孙中山的生活非常和谐，袁世凯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很快，袁皇上就发现，全国各地对他的称帝都骂声一片，竟然连北洋系也全面反水，逼他下台。

在后人眼里，袁世凯要当皇帝，是一件非常莫名其妙的事。因为很快，袁皇上就发现，全国各地对他的称帝都骂声一片，竟然连北洋系也全面反水、逼他下台，最后竟然连登基仪式都没来得及整一个，就灰溜溜地下台了，相关过程活象一幕低成本的狗血剧。

在不久以前，袁总统曾经做过多次民意调查、摸底测验，都是形势大好，看不出有什么地方成问题。更关键的是，袁大头已经是终身总统了，这个头衔跟皇帝也差不了多少，为什么叫总统时风光八面，叫皇帝就众叛亲离呢？

教科书上的回答，当然是老一套袁大头不得人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之类。但我们必须知道，所谓人心，是件十分不靠谱的东西，比方说，苛捐杂税不得人心，但民国时的苛捐杂税，有时比清朝还要厉害，甚至预征到了几十年后；又比方说权力世袭不得人心，但蒋委员长在台湾就是干出来了，金胖在朝鲜也干出来了，只要权力运作到位，历史潮流只能默默地站到旁边，不敢说一句话。

当我们习惯性地指点江山时，总认为这个历史大人物太愚蠢了，那个历史大人物太幼稚了，那我们看历史，恐怕真的很难学到什么东西。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无非就是，只要我们不犯傻、只要有一个正常人的知识和判断力，就能如何如何；因为那些失败者，都是因为他们太愚蠢、太幼稚了，或是在关键时候犯了愚蠢、幼稚的错误。这也是各种穿越小说盛行的重要原因。

袁世凯称帝的选择，肯定是失败的、错误的选择，因为事实是明摆着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认为称帝是单纯的幼稚和愚蠢，却只能说明，你并没有真正理解那段历史。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说，是袁世凯女儿讲的，称得上是独家揭秘。

这个传说虽然有着众多不同的版本，但总体意思都差不多，那就是，袁克定（袁世凯的长子）想当太子，于是就积极鼓动袁世凯称帝，为此他不惜花钱，给袁世凯定作了一份假《顺天时报》。袁世凯看到《顺天时报》上的内容，都是连篇累牍的支持他称帝，于是一高兴，就登基称皇帝了。

后来，袁静雪（袁世凯的女儿）吃香酥蚕豆时，发现包着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和自己家看到的《顺天时报》不一样，于是就拿给袁世凯。袁世凯一看之下，当时惊得差点吐了血，因为，自己竟然被骗了。

对这种所谓正史上的内容，或曰这种独家揭秘的内容，大多数人总是深信不疑的。只有真正经历过社会风雨的人，才会在心底明白，正史也好、独家揭秘也罢，荒诞不经的内容多的去了。

当我们看这种无厘头故事的时候，不妨先想一下，袁世凯的情报机构有多大，相关的工作人员有多少？一个拥有庞大情报机构的决策者，竟然天天看着一份从地摊上买来的报纸做决策，还有比这更扯淡的事吗？

我们必须要知道，民国后来的情报机构，有一个中统、还有一个军统；同时代苏俄的情报机构，有一个叫克格勃、还有一个叫格鲁乌；美国的情报机构，有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而且经常都觉得不够用。这还是和平时期，一到战时，各种情报部门四处扩编，相关信息收集单位更是五花八门。

统治一个庞大的国家，尤其是派系林立、纷争不休的民国，没有专业的情报机构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就算北洋政府是一个草台班子，也不可能落魄到，首席大佬靠地摊报纸分析形势的地步，更不可能一个人蒙在小屋里独自分析、甄别情报。这样的方法不要说统治中国四年，一天都维持不下去。因为，这种七个铜板就能买两份的报纸，竟然成了北洋首席大佬的战略决策情报来源，这不是讲天方夜谭吗？

不要说袁世凯是北洋政府的合法总统，就是在他被满清赶回老家后，袁世凯获取国际国内信息的渠道，也不会可怜到这个份上。如果袁世凯当时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方式就这样简单，他是没有希望东山再起的。

一个人控制着庞大的情报机构、拥有大量专业情报人员，再低能也不会拿着一些假得不能再假的东西，坚信不疑。我们必须得知道，袁世凯随便问个平时看报纸的文化人，也会知道他现在掌握的情报，纯粹就是哄鬼的玩艺。

更重要的是，这种地摊上可以买到的报纸，最多也就是个参考价值罢了，哪怕它真的天天发表消息，支持袁世凯当皇帝，那也是不管用的。《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报纸，如果日本人办一份报纸，竟然可以决定中国何去何从，那大东亚肯定早就被共荣了。

甚至退一万步讲，袁世凯如此看重《顺天时报》，又看到《顺天时报》天天盛赞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袁世凯是什么人？他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大佬，而且还是民国政府的合法总统。处于袁世凯的位置上，如果看到《顺天时报》天天向他示好，所有的内容，都是让他越看越舒服，能一点表示也没有吗？

换而言之，在这种背景下，袁世凯肯定会指示有关部门拜访一下这家报社、答谢一下这家报社对自己的支持；甚至接见一下这家报社的主编（或幕后老板）、亲自对他们表示答谢。

事实上，袁世凯在称帝前，北洋政府的情报系统，对当时所有的媒体，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类似公关。如果袁总统真的如此看重《顺天时报》，又发现《顺天时报》竟然这样给自己面子，肯定也会接见公关《顺天时报》的负责人。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的公关工作也太成功了。等系列相关工作安排下去，想不穿帮是不可能的。

互相愛

讲这么多分析，并不是论证袁世凯不看报纸，而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历史上所有的经典坏事，都不会这样简单，但是历史上所的经典坏事，都会被写成这种套路。总而言之，成功的经典坏事就是某个、某几个坏人神功盖世的产物，失败的经典坏事就是某个、某几个坏人脑子进水的结果，而整个历史就是一群好人和坏人过家家的童话故事。

因为，有机会说话、能拿到话语权的人，肯定都会想方设法与这类坏事划清界限，总而言之，我们从来也没有支持过它们，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在反对它们，都是领头的几个坏人做错了。事实上呢，在整个过程里，大家都在盘算自己的所失所得，都在不停地承诺和背叛，还搭上了很多人的性命，绝不是普通的闹剧那样简单。这种情况下，袁家的人弄这样一个故事出来，把自家的案犯描绘成小丑的样子，可以最大化地保全所有人的形象或面子，也就给袁家拓展了生存空间，它给袁氏家庭带来的价值，绝对是不可估量的。而且我们也要知道，后来的袁氏家族，下场也确实算是比较好的。

其实袁世凯称总统也好，称帝也好，都是极其复杂背景下的产物，或者说，是一个庞大工程的产物。仅仅是因为，他最后失败了，相关细节又端上不大雅之堂，所以后来有机会说话的人，都与这件事划清了界限。在这种背景下，给我们的感觉，自然是袁世凯和他儿子脑子抽疯，所以把自己作死了。

笼统地讲袁世凯失败的原因，不外乎是皇帝不好、总统才好，因为皇帝代表封建旧制度，总统则代表民主新制度之类。问题是，这种苍白无力的说教，就好像反腐倡廉的重要性那样，随便拉个学生听三堂大课，也会清清楚楚；而一说到实际的，就是天天给老百姓上反腐倡廉大课的人，也会稀里糊涂得不可救药。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研究下，哪个监狱里的大老虎，被抓前没给下属上过反腐课呢？

随便翻下历史，看过北洋军阀的表现，也能知道他们的德性。这种人会支持民主共和，那就是个笑话，因为，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这些人在公开场合装得人五人六，那是职业素养决定的，可拿它当真，那就是你的错了啊。

所以，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比古人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会讲大课，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社会从来也不缺讲大课的人，随便拉个初中生培训几天，也能把各种道理讲得头头是道。想靠这种东西决定几十万北洋军的动向，或者中国的未来命运，根本就是胡扯。

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显然不是为了跟历史潮流作对。我们必须知道，世界上固然有总统靠民主自由强大的国家如美国，但也有皇帝靠君主立宪强大的国家，例如英国、日本。而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标准，规定哪种制度是正派、哪种是邪派。

很明显，袁世凯叫总统还是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而这一点，是所有教科书都避讳的。因为，它涉及到了权力斗争的本质：利益。

一个政权声称自己是皇帝，通常来讲只有两个目的，或者给自已下属一个名份，或者是中央集权的需要。

一切是显然的。小弟们把脑袋拴在腰带上，跟着大哥造反，绝不只是打份工那么简单。别人称王了，旗帜上写的都是丞相司徒、骠骑将军或政治局常委，跟着你混只能当个主簿、别驾或乡长，能有号召力吗？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刘备、刘禅不称皇帝，诸葛亮混到死，也就能混一个省部级；因为刘备、刘禅就是四川省长级别的官员（益州牧），诸葛亮想混一个副国级、正国级干部，就是造了刘家的反，那也是白搭。但是呢，如果刘备刘禅称了帝，诸葛亮再想混一个副国级，估计闭着眼睛也能混到；想当国级干部，努把力也是有机会的。

后来，诸葛亮听到自己的朋友跟着曹操混，只是混了个市级干部，那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我跟着刘备混，现在已是副国级丞相了，你怎么才当个市级干部呢？看着诸葛亮这种感慨之词，实在让人想起夜郎国的故事，因为，这真是传说中的夜郎自大啊。蜀国虽然称为一个国，但是同从前的益州有多大区别呢，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刘备父子称帝，诸葛亮靠什么当丞相？

如果刘备父子就是益州牧，诸葛亮给刘备父子打工，听到从前的朋友混成了市级，估计不敢随便自豪的。因为，朋友跟着曹操混，虽然混的很一般，但也是独当一面的正牌市级官员，而诸葛亮呢，不过是一个省级高官的助理罢了。但是，因为刘备称了帝，而且政权坚持了几十年，所以诸葛亮终于以丞相的名号写进了史书，而其他追随人员，也都有了相应的名份，这里面的政治意义和凝聚力，绝对是不能忽视的。

袁世凯的例子，显然不能套用这种情况，因为他已经做了大总统，手下干将都分到了相应名号，政治局、副国级、省长部长之类头衔一个不少。那就只剩下第二种原因：袁世凯当皇帝后，会因为相关设置的变化，触动某些人的蛋糕。


按民国的规定，北洋政府中央决策层分为上下两院，虽然不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至少权力有一定的下放分化，各级官员们面对中央政府时，能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博弈。但我们必须要知道，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依靠的法宝都不是什么约法议院，而是大肆扩编的北洋军。

辛亥革命时，各地督府同中央达成停战，相互划好了势力范围。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被打得鼻青脸肿，在中国想当军阀，要么是北洋军，要么得倒向北洋军，有的还不得不接受他们派来的政委或监军。各处的独立势力都遭到全面渗透，北洋系人马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实现了最大的扩张。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北洋系的壮大，并不代表袁世凯的壮大。

袁世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整个北洋系认可的代表，也是各方面势力的中央操盘手。只要北洋实力派们相信，支持他能够最大化地保障自己的利益、保障整个集团的利益，袁世凯的位置就不会动摇。所以冯国璋想取代他，满清朝廷犹豫再三，始终不敢下手，硬是让他把自己赶下了台。但是当袁大头总统之后，北洋的几大派系都实现了地位跃升，纷纷跻身政治局、成为副国级领导；此时对他们来说，相当于是爬到了百尺竿头，已经不可能再进一步，所以，名号之类的并不重要，保证自己的蛋糕最多最大，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由于袁总统并不亲自掌握一支强有力的中央军，北洋系各大军阀经过几轮扩张，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中央政府，始终需要面对启用新人、削藩夺权的新一轮洗牌。对冯国璋、段祺瑞等既得利益者来说，相互间的争权夺利，以及跟中央的争执，都是早晚要爆发的危险冲突。

作为总统，袁世凯的权力被议会分走了，想走现有程序收回权力的话，那帮人可以通过相关程序，在议院搞点鬼推挡出去。但是如果不加强中央集权，自己就会变成汉献帝一类角色，让几大军阀牵得团团转，这才是他想当皇帝的真正动机。因为两个体制里的政策区别，绝不是简单的称呼转变，而是利益布局的重新调整。

很明显，袁世凯不是傻瓜，他清楚地知道利益问题的敏感性。面对拥兵自重的部下，他的措施是大力引进文官系统，对政治体制进行结构重整；同时提拔后期要求进步的二流军阀，给他们更多的权限和独立性，借机牵制直皖两系势力。总而言之一句话：跟我走，有肉吃！

事实证明，历史潮流干不过真金白银，在赤祼祼的诱惑面前，各省将军、护军、镇守使都是节操扫地，纷纷表示愿意拥戴袁总统升级为皇帝。而对这些要求进步的新兴军阀，袁皇帝的封赏可谓毫不吝啬，例如，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抓住时机大力跟风，立刻以“拥戴之功”封为盛武将军、督理沈阳军务，随后借着北洋势力控制了东三省，成为名盛一时的奉系军阀首领，风头甚至盖过了北洋军阀。

通常历史书说到这一段时，都会发些不着边际的评论，痛斥军阀政客无耻、企图恢复封建统治云云。但是呢，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就会明白，大家投靠袁世凯，还真不好说是节操问题。

如果对这种事情不好理解，完全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即使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为了升官发财四处求潜的也大有人在，所谓军中妖姬、电台主播之类绯闻满天都是，别说喊几句皇上，更出格的事都做了几百遍。当年的袁总统一不要你脱衣服，二不搞三俗陪侍，光写几封信、磕几个头就给提拨，而且升的还是省长、军区司令之类实权职务，如此劲爆的机会，要是贴个招聘启事出来，排队求跪的人肯定能从天安门一直拖到五环。

一句话，四书五经干不过真金白银。中央的赏格给到这么高，实在不能怪那时的人没有骨气了，要知道这么好的机会放在眼前，哪个敢玩清高，后果不是一般的严重。因为，当年的军阀最不缺竞争对手，袁总统看上你是你家祖坟埋得好，要是把到手的桃子推出去，别人趁机攀上了大树，一船人都有被打翻的危险；谁敢这样不开眼，把部下往绝路上带，都得惦量好了，到时候小弟们认识大哥，小弟手里的枪，可不一定认识大哥！

最为要命的是，袁世凯说自己要称帝的时候，并不只赏了张作霖一个人。事实上，他给全国各地一百多个军政官员都封了爵位，酬谢他们的拥戴功劳。

所谓拥戴之功，其实就是胡扯，因为发几封电报、写几篇马屁文，压根没有任何价值。袁世凯找借口提拔新兴军阀，根本原因是自己没有一支强大的亲兵，在未来的岁月里，那些新兴军阀根基不深，派系又偏，相互间没有合作基础，只有以皇上或少主为旗帜联合起来，才能同原来的北洋系抗衡，在新政权中站稳一席之地；而经过这样一番运作，新的权力布局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互相愛

单纯想听几句奉承话，北洋系是不会管的，甚至自己就能念出长篇马屁经来。但是袁世凯显然不是换个称号那么简单，要知道全国蛋糕其实也不大，给地方小军阀分多了，就意味着几个大军头要退出一些来，直接侵犯到他们最敏感的利益。袁世凯很清楚，冯国璋等人对这种事，肯定是满心不愿意，但是作为一代枭雄，他有着足够的自信和霸气，因为他心里有数，虽然嫡系小弟们满心不愿意，可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北洋军并不是一个团结整体，它的内部派系重重，彼此相互倾轧，不能形成统一的合力，大家拥戴这个大总统，是为了有个协调合作的中心，免得陷入重重内乱里，闹得一齐完蛋。所以创造出要么共赢、要么共输的局面后，袁总统不顾部下的眼神，硬是喝醉了酒般地装迷糊：我当皇帝，你们就是亲王、公爵了，难道不觉得很高兴么？

无情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对局势算得一点不差，但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统驭力。那些军头都有自己的兵马地盘，早已羽翼丰满，面对老领导借力打力、分权制衡的行径，个个都施出了阳奉阴违的那一套，人前背后地下绊子，力图在冲突中踩倒别人，最大化自已的利益。当然，结果也是明显的，他们成功地搞垮领导、把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之后，自己也手拉手地被赶出了舞台。不过袁皇帝实在不用太奇怪，当年他就是用这一招对付清廷的，正所谓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袁大头被部下学以致用得这么彻底，其实应当感到欣慰才对。

无论如何，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凯宣布自己当皇帝了，相关仪式极为简陋，既没有登基大典，也没有召集地方官员，基本上就是在京官员聚在一起开了个朝拜会。袁大头连龙袍都没披，穿着军装读了张文书，大家鞠躬的鞠躬、嗑头的磕头，乱哄哄闹了一会就算完事，甚至象样的午饭也没请一顿，直接宣布散会了。对这种节简办事的态度，所有人都是愕然：虽然国家不富裕，你老人家也不能这么抠门啊！

抠门的王朝往往是短命的。很快，有人造反了，那个人叫蔡锷。

蔡锷本来在北京，后来借口治病去了日本，再转香港回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从军事角度看，云南的反袁行动就是个笑话，因为护国军只有三个“军”，竟然还相互不买帐，只好分三个不同的方向进攻；蔡锷的所谓第一军不过三千一百人，而袁世凯派去镇压的部队，光是蔡军长方向就有四万五千人，另外两路也是用万计算的，不论是兵力还是装备，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只要不出意外，蔡锷的失败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然而事情怪就怪在这里，虽然前线也是枪炮震天，两边却谁也没有前进一步，倒是各种通电、文告满天飞，仿佛大家跑到边远省份不是打仗，而是开辩论赛一般。蔡军长（其实连旅长都不够）固然无力进逼，北洋军也是紧拖慢磨，丝毫没有打到昆明吃米线的意思。

从十二月底打到一月，又从一月打到二月，十万大军分三路打几千人，始终没有一点进展。

很明显，这就是武昌起义的翻版，袁世凯能跟革命党玩无间道糊弄太后，北洋军自然也能跟护国军耍无间道糊弄皇上。拖到三月份，南方各省纷纷拉上北洋的某个派系，酝酿独立搞单干，直隶将军朱家宝直接给袁世凯送来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取消帝制。

互相愛

匆匆忙忙当皇帝以来，袁世凯收到过无数电报，有拥护的，也有反对的。通常来讲，电报的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看表态的有谁；而这份电报的署名，能让袁大头气得几乎昏死过去，因为打头的一个名字，竟然叫冯国璋。

冯国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联合了其他四个实权人物，如果加上这些人能影响的地方督军，可以说，直隶地区的北洋军这是公开勾结地方诸候，威胁袁世凯要制造内乱。在这种压迫下，云南的战局自然没有任何意义，北京城此时已经四面楚歌，宫变只在朝夕。

北洋三杰，分别是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反水了，王士珍又不肯蹚混水，袁世凯只能紧急启用段祺瑞，希望好部下拉领导一把。在这个紧要关头，段祺瑞十分谦虚地表示，自己身体不好，需要去西山养病，皇上还是另请高明吧。

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重新当回大总统。

一切都太晚了。

叫皇帝还是总统，本来并没有实质的变化，袁世凯也没来得及动大部分人的蛋糕。但在这场变故的影响下，南方各省又一次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中央政府的领导。

几年前，也有一场类似的地方独立运动，结果是国民党被打出了中国，孙中山狼狈逃往日本。但是这一次，情况很不一样。

上次独立被失败，是因为北洋军仍然是一个整体，可以形成合力，镇压不听话的省份，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而这次西南各省闹独立，北洋军已经分成几个派系，都在力争地方军阀的支持，把他们拉进自己的小圈子里，一齐打击别人。为了尽可能多几个友好省份，防止背后捅刀子，他们争相开出条件，容忍各地实力派扩大势力、划地称王，以便在即将到来的大火并中占据优势。在这场无节操无下限的分家运动中，北洋各系施出全套本领，相互甩石头、渗沙子、挖墙角，完全脱离了袁世凯的掌握，同时也摒弃了由他主导的势力平衡。

袁世凯终于病倒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开创的权力格局即将崩溃，中国也要随之滑入深渊，而他充当了始作俑者的角色，却对此无能为力。

互相愛

在袁世凯的故事里，有一句诗叫“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前面指袁世凯称帝时设立的“筹安会”六个人，后面则是说依附他的军阀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倒戈，搞得他气恨交加，终于一命呜呼。

互相愛

没有实力的孙中山勉强撑到一九一八年，终于应付不下去了。这一年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暗杀，顿时几派势力分崩离析，广州的“国会”成了广西桂系操控的对象，五月份军政府改组，决定用七大总裁取代大元帅之职，孙中山一夜之间又光荣下岗，再次成为前总统，离开广州到上海避难。

虽然离开了广州，但孙中山也不是一无所获，一直拥护他的陈炯明还占着汀州、漳州、龙岩等地盘，这块小小的根据地叫“闽南护法区”。 一九二零年，广州军政府出现内哄，桂系同滇系争权，陈炯明乘机在八月进军广州，驱逐了滇、桂等外地军阀，十一月底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组建军政府，开始他的第二次护法大战。

一九二一年四月，广州的非常国会重新召开，取消了所谓军政府，宣布组织正式的中华民国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五月份就职，从此南北再次对立起来。

虽然重新顶起总统的头衔，孙中山的门面着实有些难看。新的广州政府没有任何外国承认，“大总统”头衔到底有多少合法性也很难说。总统最重用的亲信是陈炯明，陈司令以拥立之功身兼陆军总长、内政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实际上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可孙总统和陈司令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和谐。

孙中山每天叨念的是两件事：当总统和北伐。现在总统当了，自然要向北进军，统一全国，没想到陈炯明却对打仗没有兴趣。陈司令没有统一天下的壮志，反而认为全国满目疮痍，广东的实力也弱得一塌糊涂，应该以联省自治为目标，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广东内政上；最出格的是，陈司令不肯向孙中山打指模宣誓效忠。

本来是心腹亲信，但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陈炯明总是惹得孙中山不高兴。乱世讲的是实力而不是道理，陈炯明偏喜欢跟孙总统讲道理，而且他还不是旧式军阀，抓不到个人作风一类毛病予以打击，这就比较不好办了。史料记载陈炯明在广东搞得卓有成效，禁烟禁赌、兴办教育，连孙中山也佩服得不行，经常感叹陈司令“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下属实力强悍能干，个人作风却抓不到毛病，对领导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军政大事上同领导谈不来，等于原则问题上坐不稳立场，十分危险。孙中山执意要北伐当总统，甚至同意让外蒙独立来换苏俄的军援支持，陈炯明却非常抵制，认为中国之内政不能靠外国势力，不然后患无穷。

孙总统同陈司令面和心不和地坚持到二二年四月，终于矛盾再也无法调和。这时北方军阀正在混战，孙中山认为应该趁乱大捞一把，于是要陈炯明来梧州讨论北伐问题（注意他平时不在广州）。他的要求很简单：一、参加北伐；二、给我筹五百万军饷。

对孙中山的无理要求，陈炯明态度也很明确：你要逼我北伐，我就辞职。

拿辞职要挟领导从来不会有好结果。孙中山自然是非常生气，于是在四月二十一号下令，自即日起罢免陈炯明各项职务，所遗广东省长一职由伍廷芳继任，粤军总司令一职裁撤！

发布这道命令的时候，孙中山手上没有亲兵，也没有任何实权。

事实证明，孙中山虽然有胆气，却经常没有清醒的头脑。陈炯明手上有兵，撤职只能撤掉他的名义，却撤不掉他的军队，而在军阀时代，枪杆子才代表一切，其他什么省长、部长一类都是白搭。

陈炯明倒是个实在人，他没有造反，也没有抗议，忍气吞声地带着手下退回惠州；而可怜的孙中山失去了这支亲兵，也就失掉了权力的保障，等于什么都没捞着。

一九二二年六月，北洋军阀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了。让孙中山大跌眼镜的是，他的军事眼光实在太差，本来预期北平的直系军阀会吃败仗，他可以趁机捞点便宜，可才一个礼拜工夫直系就大获全胜，反而是东北奉系被打得一塌糊涂，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个时候北伐，就是找死。

北京城的政治继续风云变幻。徐世昌很快下野，黎元洪重新上台，宣布恢复一九一七年被段祺瑞废除的旧国会，顿时人心大定。惠州的陈炯明也认为十分有理，于是给孙中山发了一封更加不时识务的电报。

互相愛

在这封电报里，陈炯明发扬了他一贯认死理的风格，表示孙总统来广州是为了护法，现在“中华民国”旧法统已经恢复，黎元洪又是合法国家元首，也就没必要护什么法了，希望徐世昌、孙中山二人同时辞掉总统的名号，共同拥护黎元洪。

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徐世昌的名号肯定是要完蛋的，陈司令叫两个人辞职，等于公开宣布自己不支持孙中山、改为支持黎元洪，理由是黎总统手上有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

对陈炯明的举动，孙中山的第一反应是深恶痛觉，第二反应是极其深恶痛绝。因为孙大总统十分明白，所谓法统不过就是个借口，真正做事都是靠枪杆子和地盘，陈炯明不给他急需的东西，反而在关键时刻胡说八道，形同叛逆。

现在很难说清楚，孙中山具体采取过哪些行动。有资料说孙中山打算刺杀陈炯明、收编他的部队，但没有正史核实这种说法；我们只知道五月二十号的时候，孙中山突然任命陈炯明手下的叶举为粤桂边督办，希望能把叶举拉拢到手下，但叶举却不领情，直接带了六十多营（有几千人）部队开回广州，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两职，并罢免军政府里比较得罪人的胡汉民。

不管这些要求是不是陈炯明指使的，几千支枪杆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在叶举的压力下，孙中山焦头烂额，只得在二十七号下令，陈炯明恢复办理两广军务。

对大总统来说，这是绝对没面子的事情，孙中山忍了下来，可是陈炯明却连姿态也没表一个。广州各界都怕孙中山和陈炯明火拚，纷纷劝他回军政府上班，甚至连陈独秀都到了惠州，想把他吸纳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工作。陈炯明只是一声不吭，呆在惠州天天喝茶。

局面千钧一发，陈炯明却雷打不动，让外人很是惊讶，以为他在准备做什么大事。其实可怜的陈司令天天当宅男，并非因为胸有成竹，而是他什么事也做不了，只能硬着头皮在家里发呆。

陈炯明实在是个好人。事情到了这一步，他最先想的不是报复，而是息事宁人，本着大事化小的原则给叶举写了封信，劝他撤出广州。但叶举不仅不听，还气呼呼地说出了自已的理由：不肯咽这口鸟气，也不舍得广东的地盘。

叶举是自己的死党，孙中山给他那么大的官职都没有动心，陈炯明当然不能不领情。一头是老领导孙中山，一头是老部下叶举，陈炯明十分两难，才发现自已虽然算个好人，却不是一个好的政客，做军阀似乎也不大合格。

六月一号，孙中山带着两营人马开进广州，并理所当然地发现自已指挥不动叶举的部下。几经周折，到了十二号，孙中山干脆找报社开茶会（类似记者招待会），面对媒体公开警告：十天为限，如果再不听话，本总统就要动用海军的八英寸大炮，发射榴弹、毒气弹，直接消灭所有不听话的部队，市民伤亡也在所不惜，叶举你给我想好了！

孙中山的几条小炮舰没有多少实力，这么讲当然只是吓人，可是被吓的人好象不这么想，尤其是叶举对他有看法已经很久。陈炯明的面子再大，也大不过孙总统的大炮，于是大家直接翻了脸。

六月十六号，孙中山突然接到电话，通告说将炮击总统府，接着广州各处的陈家军纷纷响应，四面进攻，孙中山只得狼狈逃窜，坐海军的永丰舰溜出广州（从这一点看，叶举只是赶走孙中山，没想真的打死他）。陈炯明无可奈何，只好在叶举的迎接下回到广州，从此孙总统和陈司令正式宣告分裂，所谓的“二次护法”也关门大吉。

对陈炯明的“叛乱”，孙中山气得几乎吐血，除了尊严受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宋庆龄当时已经有身孕，是卫队长叶挺提着冲锋枪把她救出去的，虽然没有被俘虏，可是乱中逃难，宋庆龄流产了，终身没有再孕。

绝人衣食，断人香火（幸好先前有个长子孙科），都是要命的大仇，三度下岗的孙前总统从此恨上了陈炯明，而且一恨就是一辈子。陈炯明当然是无可奈何，不肯承认自已有错，总之两个人都说对方不好，把旧帐硬是带进了棺材里。必须要指出来的是，当时的舆论普遍同情陈炯明，对孙中山说好话的几乎没有，一直到国民党当政以后，有关记载才开始体现出“正确”的舆论导向来。

互相愛

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历史、数百万人血流成河的大战、以及前所未有的建国立业，都从这一刻开始。

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驱、无产阶级成功掌权的典范，苏联人跑来支援孙中山，最初是因为一个蹩脚的误会。

当俄国推翻沙皇、共产党又把其他人推翻之后，以列宁为首的红军击败了俄国的白军及国际干涉军，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而在建国的头一年里，列宁曾经同德国签定过一个堪称丧权辱国的条约，叫布列斯特条约；具体来讲就是为了退出世界大战，向德国割让乌克兰、格鲁吉亚、立陶宛等大片国土，损失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铁矿，并赔偿六十亿马克。

不管在谁眼里，签这种条约都是典型的卖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吵成一团，不少人坚决不让签约，但列宁却坚持要签，并最终获得了党内重臣托洛茨基的支持，同德国达成和解。就在大家一片哀鸣准备破产的时候，一战突然结束了，德国偏偏是战败国，割地赔款之类条件自然也成了泡影。俄国顿时举国欢腾，纷纷夸奖列宁同志有眼光，利用战略空间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既维护了和平又保住了领土，水平实在不是一般的高。

大家在庆祝，手下在恭维，列宁在狂汗。因为他签倒霉条约的时候，并没想到德国会战败，整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个误会。

根据马老爷子（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某个国家单独成功，必须是全世界无产者共同努力的结晶。马克思主义自然是一句顶一万句，列宁的书又读得好，擅长理论联系实际，很快就活学活用地推断，俄国革命既然成功，那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爆发自然是不远的事，俄国只要撑过一段时间，英国、德国、法国等地的工人就会组织起来纷纷暴动，最终实现全球共产主义化。

这里要说明一点，有人认为列宁是德国间谍，应该是不大靠谱的，当年各国都在给敌国反对派送钱，连孙中山都能拿德国大洋给北洋政府捣乱，列宁要用过德国人的钱也不奇怪。列宁肯割地赔款，是他看死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没几天好活，甚至认为德国共产党马上会暴动成功，东西不用送出去就能回笼；没想到马克思的书写得白纸黑字，该发生的事情却一件也没发生，各大帝国的工人阶级是热心组织工会，天天闹着涨工资，可是列宁等得花儿都谢了，传说中的全球大暴动也没到来，德国共产党还被镇压得七死八活，白白浪费了半天的表情。

辛苦等几年并没什么，关键是马克思主义里的预言不正确，这个事情性质比较严重，搞不好会动摇大家的根本理念。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俄国共产党得出结论，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没有发生暴动，是因为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工人贵族”阶层，抵消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而万恶的帝国主义能让工人的生活过得舒服，并不是他们治国有方，只是因为他们残酷剥削殖民地国家，有钱保证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想要促进世界革命，必须先阻断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直接跟帝国主义干仗是不行的，毕竟对方势力过于强大，列宁决定广泛发动殖民地的革命斗争，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实现革命成功。于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马克思主张革命先锋阶级必须是工人阶级，可是各个殖民地都比较落后（不然也不会被殖民），不要说工人，工厂都没几家，等他们组团造反，估计要等到苏联解体。

够先进的不肯造反，肯造反的又不够先进，眼看要被马老头忽悠在绕口令里，几个无产阶级领袖都是十分捉急。列宁不愧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面对同志们的怀疑，他站出来大手一挥，响亮地告诉大家说：“同志们不用怕，我知道怎么办！”

雄辩的事实证明，列宁确实不愧无产阶级理论家的称号，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能绕出办法来。根据他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里面需要带动工人阶级造反，要工人造反就必须先让殖民地造反，但殖民地未必有资格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因此只要殖民地能出现革命就是胜利。可以由他们先革命独立，再促成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造反，等全球几大国的共产党都掌权之后，落后的殖民地当然是瓜熟蒂落，想不进入共产主义也不行。

听过列宁的分段造反理论，大家顿时恍然大悟，都是打心眼里佩服：领导就是有水平啊！

既然有了先进革命理论，自然应该把它付诸实践，而最大、最有潜力的革命对象不用问也能猜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远东局很快往中国派出了代表，成功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同列宁预想的一样，他们招不够合适的工人党员，只找到一帮死读书的空想家搞理论研究，大部分人连出门的车票钱都挣不到，革命什么的根本指望不上。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全国有五十个党员，经过一年时间“飞速发展”，好不容易扩张到一百多。除掉李大钊等少数几个工资比较高的教授，其他人都是谋生困难的小屌丝，不要说领导革命，吃顿革命工作餐都得靠苏联总部发赞助。

对这种情况，莫斯科的职业革命家并不奇怪。经过多年渗透，英国、日本、美国、法国等早就在中国建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有头有脸的人都找好了靠山，一个个混得风生水起，完全没有必要跟苏联搭上关系（对列强来说，共产主义属于异教）；而那些毫无文凭和本事的人即使愿意投靠，就他们那点能力，也实在让人看不上眼，或者曰，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只要看莫斯科折腾了半天，只找到两个代理算是社会地位比较高一点，一个是大学图书馆长（李大钊），一个是大学教研室主任，就会明白共产党人此时的情况，实在是高不成低不就，非常需要找一家公司挂靠上市。

所以列宁相信，想要中国闹革命，必须支持势力比较大的资产阶级派系，让他们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促成全球工人阶级造反。而在各个中国派系中，北洋军阀是不大好指望的（其实也指望过），滇军、桂军正眼都不会看一眼，革命经验最丰富、最值得苏联投资的还得算孙中山的革命党。

如果看现在的宣传，大概有两种说法，一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二是五四运动后中国开始流行马克思主义。严格来讲，这两句话都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老爷子的出版物，十月革命以前就从日本流进中国了，连“共产党”这个词都是日本的外来语，老牌革命家大都看过相关工农革命的文章。之所以孙中山他们没有立刻投奔革命，是因为马克思讲的只是概念，并不能在中国变成现实。即使在苏联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的态度也是一观二望，根本说不上向往，因为苏联很穷，很弱小。

看上去有点势利，却是政治家的必然。

各路革命人士真正有兴趣跟苏联打交道，是苏联打败几路干涉军、实力开始扩张的时候。因为看到革命后俄国军队实力雄厚，国防力量开始壮大，所以大家才会高看一眼，希望能跟他们学点经验，照葫芦画瓢地搞一支强大的军队，建立自己的地盘，甚至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和某些北洋军阀都是非常实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