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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古文化之中，却得到后来按分子学、用线粒体描述的人类早期迁徙路线中的一条路线的支持，吻合于《来自基因的答案》以“……学者们认为，东亚族群的祖先最初达到了东亚南部，约在2万到4万年前开始分化……另一支则向自云南穿过四川（沿藏彝走廊北上），一直到达黄河中上游盆地，成为羌夷（彝）藏汉的祖先……”此分析，支持着刘老先前的猜想。
如上所述，约万年前北上到达黄河中上游盆地羌夷（彝）藏汉的古羌戎祖先们；若干千年后（距今约五千年前），又很可能有多支“由中国西北甘青地区羌人（古氐羌人）折返南下”的迁徙，再成为相对较新鲜地古夷（彝）与古蜀人的新族源；此分析，与彝族“北来说”相近。
面对这样上古“西北甘青××人南下迁徙”而成为彝族族源的主流观点，若有人反过来解释彝族的先民是古夷人，而不是古羌戎；史前古夷族群是古羌戎的先祖，而非古羌戎是古夷人的先祖……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争论，其实可融合在“羌 ≈ 夷”之古称的解释中——君不见：称“伏羲是古羌人或古夷人”与“炎帝姜姓是古夷人”，其“羲”与“羌·姜”的字，却都含有“羊”字头？这说明“羌 ≈ 夷”之古称，并无严格的族属区别。因而，我们认为：认识刘尧汉教授在《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描述的古羌戎，不仅可视为“早羌族群”，亦可视为“早夷族群”；因为“羌 ≈ 夷”之古称，已表示“羌 ≈ 夷”这二者有很多相似；若再去过度扩大“羌 ≈ 夷”之古称存在的差异性识别，反而可能是累赘。
历史文化研究的内容，必须依靠文物古迹的实证予以证实。我们评价：刘尧汉教授的探索，总体内容是对的，联系元谋猿人似不当。易谋远写《彝族史要》的主题，将研究古彝引向古蜀的新方向是对的，却缺失分析三星堆文化在二古者间的联系有遗憾。盼有人能将这二者观点相融通、并能适量补充而更充实。
……今后，若当《中国文明源头新探》能纠正原述“彝族族源与元谋猿人有关”等不足、当《彝族史要》能补充三星堆文化与古夷（彝）文化有众多关联之后，这两书观点中现有关于“蜀 ≠ 邛”的文化差异性能得到部分化解或通融，其纠结就可以不再那么严重、或就都是好书了。
六、彝学研究“天数一体”太阳历文献可与三星堆文物互证的条件在丰富之中
（一）彝汉学者追溯祖先太阳历与三星堆遗址掘出“古三历”文物群可珠联璧合
1、中国天文学结合于社会学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有了长足发展
例一，就是有了以刘尧汉、陈久金和卢央三位彝汉学者正式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通过追溯祖先太阳历而合作出版有关“古三历（其原生体系，表现为13月的人体历或太阳历、18月的人体历或太阳历、10月的人体历或太阳历——在本文中合称‘古三历’）”的《三书》文献……但是，由这《三书》文献所反映的古夷天文历法，却受相隔数千年历史烟云的屏蔽，既未直接涉及到古蜀人的贡献，又还缺乏“应获得系列文物证据去予证明”之不足、即没有条件去联系到三星堆的专项文物群。
例二，我们于2015年冬至考察三星堆博物馆：先在两只大型青铜神兽身躯中，发现有古蜀古夷共创“‘0～9十个完整象数”之“像数字的符号‘象数’”；继而在青铜大立人文物和玉边璋文物中，又发现不同表现形式的“‘0～9十个完整象数”的抽象数字。这些具有比流行全球的“阿拉伯数字”要早约两千年的象数数字，疑蕴含有世界数字源头的新价值；本文，试命名其为“三星堆数字（象数类）”。这些体现“古蜀古夷‘数字’”的文物，已发现三大类、八种形式。而“三星堆数字（象数类）”的用途，多是直接服务“三星堆（三种）太阳历”的。
例三，在三星堆遗址掘出两大祭祀坑文物三十年后的2016年，笔者呈报到四川省版权局登记《成都太阳历大发现》作品初稿，得以完成：首次揭示了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古蜀馆藏文物中，保存有上述还未被人们认知的“古三历”专题文物群……在三星堆博物馆，发现与13月历有关的文物是三星堆祭祀一号坑出土的青铜跪坐人像，与18月历有关的文物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在脑后交叉有18绺鱼骨发辫（疑是根据相似律去铭记“18月太阳历”的发式模拟而成）等，与10月历有关的文物是青铜太阳轮形器和两耳各有三个穿孔、头戴十个辫索状“帽箍”的青铜人头像；在成都金沙博物馆，发现与13月历有关的文物是头戴十三道芒纹太阳冠的铜立人，与10月历有关的文物是双面镂空的太阳神鸟金箔（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物）……至2016年冬至日，我们将《成都太阳历大发现之总序》”在《天涯》论坛初次发表；所表达让“彝汉学者们先追溯祖先太阳历、与在三星堆遗址中后掘出‘古三历’的文物群能实现结合”的企盼，试图开拓出一个窥视上古蜀史的窗口并逐渐扩散其文化传播。期待随着这样的扩散，能逐步弄清三星堆文化与太阳历体系之关系的答案，不再遥远；至少，得益于在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数字”与“三星堆太阳历体系”双重文物证据的发现，既能证明由刘尧汉等学者描写“古三历”的《三书》文献，并不囿于从传说到文献之单一证据的旧有呆板、又在时间上突破了原局限认识“彝族文化肇始唐宋”以来才千多年的时段（图59），而是几乎可能继续前推约双倍以上的时间、到达夏商或尧舜时代……
2、考古学研究的三大对象应尽量地在考古过程中实现相互配合
现代考古学研究的三大对象：一是遗存（古迹），二是自然遗物（文物），三是采用来自自然或社会的科技手段、经实验分析或实践检验等综合处理后、得到科学资料（文献）。
古蜀文化中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具有在时空上相接近并有着亲缘的文化关系，因而共有高贵、神圣、丰厚、庄重、延续的价值与意义，已引来若干重量级专家、学者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与论述；其相关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多是后续研究者的知识宝库与引路标记……然而，在“古蜀文明之考”大有可为的学术道路上，却仍有很多未解之秘：
在三星堆与金沙文明中，有着神与巫结合的“半神文化”、又有人与神相融的“半人文化”。创造这两地遗址文物的设计者，既秉承了巴蜀传统文化中多隐晦表达的特点，又分别为敬神、为巫术、为风俗习惯等，采用了古蜀人对事物“常用图像语言作为重要的表述方法”；使得研究这两地遗址的很多文物皆存在几乎无文字的困难，即难以通过对遗存或对遗物的研究去直接地获得真知。因此，很需“运用科学技术手段、经实验分析等综合处理后才可能得到相关资料和信息”，通过已获部分文物证据，去解析这些“半人半神”文化在表达“象意·象数·数理”等综合的天象历数中，具有“将虚拟与现实交织一起的图像表达式、在文物与纹饰融为一共同体中充溢着神秘”；这是古蜀古夷以文化内向的共性，掩盖其“神明与科学同在”的文化史。
存在这一文化史中有一隐身的内核，就是由“‘三星堆数字（象数）’去体现‘三星堆（三种）太阳历’之‘天数一体’”的神奇，存留在三星堆文化中的辉煌；这些辉煌，也给后人留下不少的困惑。
运用这些“象意思维、象数思维以及数理表达方式”，我们解读其它可支持青铜大立人以巨大双手形态能演绎十月太阳历的旁证文物，将努力在把神秘数字、深邃天象与古蜀古夷历史相结合之中，去增加解释“三星堆文物核心融合着神明与科技一体、天象与历数一体”等文化的长度与宽度。
本文认为“三星堆数字（象数）·三星堆（三种）太阳历”的发现与应用，皆非一蹴而就。但运用图说法去解开其困惑，却是可尝试的方法之一（拟为另文再议）。
（二）三星堆太阳历文物群与“三书”文献相结合可提升“蜀曰邛皆夷种”古语的价值
《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第25页末段载……《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证明，彝族十月历创立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彝族原始先民虎伏羲氏族部落的时代，即万年以前……其第26页首段载……可惜，没有找到证据。现在，彝族十月历以充分的论据摆到了世人的面前。
在2015年底以前，笔者曾一次又一次阅读《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上面的两个段落大意，以及审视“……彝族十月历以充分的论据摆到了世人的面前”之内容。然而解析这些所谓“充分的论据”，多属从传说到文献或从文献到文献的二手材料，却并无代表中国人在先秦社会中遗留下与十月太阳历有关的天文历法遗物、遗迹之类的文物论据。在这样缺乏上古文物论据可对应的情况下，文物原本可证实或印证于被对应文献的记载、校正文献的谬误、补充文献记载缺失的功能等，皆未得到应有发挥；尤其是在解读上述“……万年以前”之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若缺乏了相应文物的佐证、就等于未恢复其史前面貌的史料。
1、“蜀曰邛皆夷种”概括了古蜀古夷共同体在先秦社会经历民族演绎大洗礼的写照
《百度知道》告诉我们，史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直接的史料，二是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修改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修改或转写的，是间接史料。
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商代的世系，经考证，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就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我们期待这样印证的事例，也能出现在三星堆太阳历文物群的发现与“三书”文献相结合之中，即两者互相配合或映衬，让双方的长处和作用更能显示出来，以实现相得益彰。
王晖教授在《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2002年6月第19卷第2期《古史多重证据法与古文献传说资料的史料价值》指出；先秦史研究中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古文献资料并重的特点,其方法则尤其看重“二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陈寅恪先生将王国维的文献与文物考古相融合的方法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又加以完善,提出“三重证据法”,是建立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运用三重或多重证据研究历史的考据法，在文物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基础上，综合运用艺术、神话、文学、民俗、人类学，创造了坚实的“史证”基础。
将此类“二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运用在解读“蜀曰邛皆夷种”古语之中，能拓展由原“三书”文献加新近了解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博物馆拥有“古三历”专题文物群的结合，以得到多重证据支持并进入认知“古蜀≈古夷”民族学转型升级的新阶段；然后，再综合运用艺术（三星堆青铜神兽之雌雄身躯中有“三星堆艺术数字”）、神话（出现在三星堆青铜神树一号造型“九鸟一龙树”的神话演绎）等知识，让该古语价值获得质的升华。
属于古蜀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博物馆的“古三历”专题文物群的意义在今日被发现，若能得到证实与学界的早日认同，不仅能极大地提升认识上述“三书”文献的内涵，而且当与其可对应的三星堆文物相结合后，就会更加发挥好文物的证史、正史、补史作用，成为相关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本可有证明文献记载的功用，若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并印证，再去对相关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在多数情况下将会有更好的社会效果。
回头看看：①是刘尧汉、陈久金和卢央这三位彝汉学者，在三十多年前开拓揭示彝族祖先之古夷人创造了“古三历”而编著其现代文献之“三书”，虽然一直在不断地扩大着读者群，却同时又因缺乏可对应其年代的文物证据，故仍有人怀疑“三书”真实性不足；②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由《成都太阳历大发现》的编著，初次揭示三星堆文化中有“三星堆数字”和“三星堆太阳历”的双重信息，但此类发现的传播却并不顺利；③虽然据传说彝族十月太阳历源于上古时期的伏羲氏族而已有上万年历史，但比较可信的彝族文献资料，却多来自明清时代；再或，能前推于唐宋时期的文献，仍是不多；且另有传说彝族先民的原生历法之《颛顼历》，其应用仅始于秦汉社会……这就几乎断绝了来自先秦的证据。④在三星堆文化中，我们已找到反映商代的“三星堆数字、三星堆太阳历”文物及存在其传播，从而可以此“发千古之覆”，去逐渐改写相关的部分旧史（指部分古蜀史和古夷史、数字史或数学史、天文史与历法史等）？
解读“蜀曰邛皆夷种”古语的意义，至少能关联或续写着四川上古民族演绎大格局的三种含义：
第一，在与夏商同期的先秦，古蜀史与古夷史交织一体；“蜀曰邛”的描述，可证古蜀人曾与古邛夷为一家人 ≈ 古邛人。第二，因早期邛人即古夷人，或古羌人建邛笼的主人称邛人，属神州西夷或古羌戎的后裔。第三，此“古蜀人 ≈ 古邛人 ≈ 夷种”，浓缩着“蜀夷一家亲”的民族史。
将“蜀曰邛皆夷种”古语的历史写照，去与上述先有“三书”创作、后发现“三星堆数字·三星堆太阳历”系列文物群的事实相关联：这“先创作”与“后发现”二者间隔虽有三十余年，知识的本质却相似。
“三书”的创作，是来自刘尧汉等学者先发掘古夷人曾创造有三种太阳历而出版其文献资料；三星堆博物馆馆藏有“三星堆数字·三星堆太阳历体系”的专题文物群，是因“三书”先行面世已揭开古夷三种太阳历的神秘帷幕、才让笔者一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就油然而升感悟到“三星堆数字·三星堆太阳历”专题文物群的存在（是因了解了“三书”挖掘的太阳历类型、才激发笔者对专题文物的感悟很强烈、很相似）：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有众多、能完整无缺反映古蜀古夷三种太阳历的文物群，虽然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但是如今此天下第一的太阳历文物群，才处于刚开始被揭秘之际；基本情况，还犹在深山那样待人识……而三星堆博物馆中这三种太阳历的专题文物群，与“三书”文献内容先行描述古夷的三种太阳历如出一轨，此吻合既说明“蜀曰邛皆夷种”之古语非妄语，又印证着古夷文化存在的三种太阳历不是空穴来风；由三星堆之古蜀人在鱼凫王朝时期就原创有“三星堆太阳历体系”的神奇使然，留下三种太阳历的文化碎片散落在古夷人之老家大凉山区；即使在经历三千多年耗损后变成了零星的民俗，却被刘尧汉老先生等以慧眼所识，敏锐地捕捉到蕴含三种太阳历的古夷信息传播于社会：所转化的“三书”文献让笔者受益，又亲自到三星堆博物馆实践考察，验证其馆藏的这三种太阳历专题文物群，确与“三书”文献的太阳历类型相印证——如此异曲同工的文化现象，能证明“蜀曰邛皆夷种”之古语有理。
2、将彝族历法文献的本原脉络前推唐宋、秦汉及古蜀夏商文物群中皆有不断提升的价值
①以刘尧汉为代表所编著现代的“三书（指《彝族天文学史》、《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与《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的合称）”，其引用《夏小正》（《夏历》），多属间接的史料或文献。
以易谋远为代表所编著现代的《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等，引用的物证不多。其重点文献来源之一的《梅葛》，系彝族的一部长篇史诗却无文字，千百年来是靠彝族人民口耳相传；因1959年始实现其转化、才有了该书第一版的现代文献资料，应当属于间接的史料。
②本书图59，介绍了毕摩“唐宋以前担任彝族酋长，兼任祭祀”，大致将彝族历法与毕摩祭祀活动关联于唐宋并前推于三星堆文化圈；这虽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奴隶社会博物馆的展品中存在一点点突破，但此类前推三星堆文化圈的突破，却多局限在青铜大立人像的单一图示中，还不具有像文物那样的第一手史料。
③彝族的传说中，也有把公元前366年左右问世的《颛顼历》作为古夷人创造第一种历法的说法，还疑传彝族的历数之祖额速，乃六千三百多年前的颛顼化身（尽管在与西昌近邻的米易处有《颛顼故里》的雕塑而传播此地为颛顼的出生地，但颛顼与古夷的关系，还是云里雾里），却未以文物为据支持这样的传说。而传说中的《颛顼历》是我国古六历之一，是在中国历法史中于周朝末期之战国中方制定的阴阳合历，于秦统一后又才颁行全国，是以十月为岁首；自秦始皇二十六年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在全国共施行117年。
相传后人一直试图复原《颛顼历》的历法原貌，但均未获成功；则今人所认识出自秦汉社会《颛顼历》的价值，仍不是第一手文物证据、而属第二手的文献资料。
④笔者2016年首次认识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博物馆的古蜀文物，有与刘尧汉等人著“三书”文献表述古夷三种太阳历的内容相印证、能演绎在具体的专题文物群中；这些来自古蜀的文物穿越三千多年时间而横空亮相，去与表述古夷人创造“古三历”的现代“三书”文献隔空吻合，能让古蜀古夷文化在融合或整合中、得到质的升华。
这类文化的融合，是跨时空地将现代文献之“三书”率先推测属古夷的三种太阳历创造，融合在收藏有与商代同期的古蜀博物馆里，实现着三星堆专题文物群能表达古夷太阳历的珠联璧合。
这类文化的整合，是经考察而将现代文献之“三书”价值归属于古夷创造的三种太阳历，整合于古蜀三星堆第三第四期文化，在完整演绎三种太阳历模型的文物功能中、实现相辅相成。
⑤20世纪八十年代面世的“三书”文献，系解读与彝族祖先之古夷人创造太阳历法有关的间接史料或第二手材料。虽然其观点新颖，但因这些“三书”几乎只有文献证据而且单一，总给人以“单调”的感觉；如此并未追溯到古夷创太阳历体系的源头，制约着“三书”文献的可信度并不很理想。
这样的尴尬境况，却在我们2015年冬至步入三星堆博物馆，在认知青铜文物与玉边璋文物时——观察这里众多人像的个体形态、五官面相、头饰、服饰与纹饰的古老图案，多能在今日彝族中能找到雷同的层面，从而几乎无文化的陌生感。再解读这些新显露的、由三星堆专题文物群可特别演绎的“古三历”特征，既与“三书”文献以平面描述的彝族太阳历文化相似，又超然在“三书”文献平面描述的层面之上、具有立体层次的众多演绎功能。让后亮相的三星堆“古三历”专题文物群，以“展太阳历法体系，构天文仪器模型”的科技能力，寓意于神奇之中；能让读者既领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轻松，又实践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去通过接触三星堆博物馆的三类专项文物群，收获着心魄为之而勾摄的文化体验……让这里特别的、丰富多彩的文物形象“入于目，闻于耳，融于文，化于史”…… 用自己亲身的实践，再去探索、去发现。
我们编著本书的目的，是要揭示在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博物馆，存在特殊演绎夏商时代天文历法的专题文物群的客观事物；能以直接史料或第一手史料的文物功能，传播着古蜀三种太阳历的模型。这些属古蜀时代文化艺术作品的具体物质遗存，属未经他人转抄、修改或增加减损的第一手史料，其文物价值既远在现有相关文献史料之上，又能与所对应“三书”文献记载的太阳历体系相证实、相匹配。
这些专题文物群在与“三书”文献相结合的对比研究中，不仅可为“三书”文献原有的记载增加其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增添了实物资料，成为印证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既实现由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博物馆的古蜀专题文物群、与“三书”文献解析的古夷太阳历法异曲同工；又将古夷历法文献和古蜀历法文物密切结合而殊途同归；这对理解古蜀古夷共同体之先秦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利，有望开拓出更好效果的考古前景，让人们期待能在这类学术质量方面获更多提升……
3、可引入在三星堆等博物馆拍摄的部分图片并举例图解
①本书图103左图之三星堆博物馆青铜神树“九鸟一龙”图案，既寓意原生的“十日神话”，又隐匿传播着十月太阳历（可见其青铜神树“九鸟一龙”的本原是十个太阳鸟，比《山海经》的“十日神话”早）。
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夏代晚期（另有一说为商代晚期）的青铜神树文物（图来自《百度》），共有八棵。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其中一号神树高达3.96米，树干残高3.84米。有三层枝叶，每层有三根树枝，树枝的花果或上翘，或下垂。三根上翘树枝的花果上都站立着一只鸟，鸟共九只（即太阳鸟或鱼鹰神鸟）。该神树的下部有一龙，头朝下、尾在上，好似神树上那个“第十只太阳鸟（可能是位于树顶中心的“立鸟”）演变为一只神龙下树”，多姿多娇。在二号神树边，也有一条相似一号神树上的龙。此两棵青铜神树上皆有“神鸟、神龙一体演绎”的形象，显示出另一番“鹰≈龙”非凡魅力与深厚的象征意义。
简单评价图103之左图的“九鸟一龙”图案，似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感：一般地说产生此感觉，原本是谈诗的神韵，指神秘性；后用来比喻人行踪神秘，不露真相；也比喻言辞闪烁，使人难以捉摸。而在三星堆文化，却为此类“鹰≈龙”神话的衍生，提供了最早的古蜀古夷文化环境与实物证据。当上古夷人被迫离开成都平原的老家而再次迁徙西南山区之际，便形成古夷后裔之彝族英雄支格阿龙诞生的传说：
上古社会的大凉山，来自天上飞翔的黑雕，滴下三滴血，浸透在少女濮莫尼依的裙裾而怀上神胎，生下了雕鹰之子；演绎出凉山之鹰即西南彝人的图腾（回看本书图103）。这一图腾故事虽属神话，却遵循着“鹰≈龙”衍生的族源规律，揭示彝族或古夷人与三星堆的古蜀人，关系密切。
②蜀文化“脚跟相背状”的金沙“铜人形器”是寓意“脚（交）斗”祖源意识形态中的一环
中国上古有多样的“双脚脚跟背向”文物，考古学原不识其内涵而称“脚形器”或“神技图”（如本书图41～44）。这类文物的图样虽多，却共为反映“脚（交）斗”表象而出自同一祖源文化，是特有的、人与北斗“交神”姿式的一个个片花；即“双脚脚跟背向 ≈ 脚（交）。三星堆玉边璋上有最早“脚跟相背状”的“脚（交）斗”图案（见证图45：两个女巫在作法中，就是这样的肢体动作）
七、将古蜀三星堆考古对接古夷太阳历发掘可解读“蜀曰邛皆夷种”古语的民族学内涵
我们带着已知《汉书·地理志》“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之历史地理记载，带着查阅《华阳国志》与《水经注》均有对“蜀曰邛皆夷种”之古语的初解，还惦记着“四川古人‘在先秦视蜀人为夷人或蜀人为古夷后裔’”旧俗，去考察彝文化学派与古蜀的关系。
面对截止于2016年之前，已有刘尧汉等著《三书》作品产生轰动社会而面世三十余年的影响，再联系易谋远著《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和《彝族史要》也已出版约十年余的文化反馈。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温学者对十月太阳历的发掘并梳理其源流：因为当今彝学界围绕彝族十月太阳历来龙去脉之纷争，已形成不同观点的局面；其学术对立，正蹉跎着岁月
一是本文举例刘、易双方的作品进行对比，都是几乎沿着“从文献到文献”去考究彝族究竟有无十月历的存在，却都未获得历史机缘在三星堆遗址中找到来自文物系统对自身观点予以有力支持的证据；所以，出现了谁在解释自己观点时都觉得有理，却又都说服不了对方。
二是相关考古工作者缺乏熟练使用多学科相融合研究某一文化遗址、解剖某一具体文化对象的历练；即缺少使用融会方法或跨学科方法去贯通于知识的细节，去解析究竟有无能证明十月历事物的能力与物证。这类两难情况至少从相关《三书》在1986年已出版与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大发现至今、恰好都过去30年了，存在于彝族学派形成的两大纷争仍旧；三星堆考古也因没实现跨学科大研究而无重大突破，仍困顿于“神秘莫测”之中，举步维艰。
近年来，彝族在向社会介绍十月太阳历概况时，出现一种观点声称：十月太阳历的使用年代，在秦末汉初，属源于夏代以前的西羌文明。其实这里推测“秦末汉初”的时段，是一没有证明材料予以证明、反而成了自贬自损的时段。我们认为研究古蜀古夷（彝）十月太阳历，应向前溯于夏商。
十月太阳历将一年分成十个月，每月分为36天整，不分大月小月；十个月之外余五到六天，称为“过年日”与“过节日”。“过年日”在岁首冬至（三天），“过节日”在七月大暑（二至三天）。平年的“过年过节日”共五天，每到第四年为闰年时，“过年过节日”便增加一天、为六天。用这样的历法，使得一年的每月天数稳定为36天，平年是365日，闰年是366天；四年中每年的平均天数是365.25天，这与太阳回归年的数值有高度相似。
现代人对十月太阳历的发现，是原中国西部科学院常隆庆等人于1934年组织的动物、植物、地质三个研究所在大凉山北部的雷马峨屏地区进行考察的意外收获。他们额外地发现这里夷家将一年均分为十个月，再加几天过年过节日（具体时间、由毕摩决定）；而十月中的每月日期，均为三十六日。每在冬至日附近，举行过年节。每在阴阳历七月，夷家男女皆上大凉山黄茅埂（位于四川省美姑、雷波和马边三县交界，是彝族人心目中的一座神山或山脉，南北跨度近100公里，是大小凉山的一道分水岭）剪羊毛。因常隆庆等并非做专业的历法调查，致使未将历法要素全部查清记全。虽有遗憾，却开了记录十月历文化资料之先河。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刘尧汉教授在凉山的社会调查中也发现有十月太阳历，并整理了新中国成立前根据江应梁等人在彝族地区调查重建的历法。从事天文科技史研究的陈久金1977年拜访了刘尧汉并帮他进行资料的分析研究。之后陈久金、刘尧汉和卢央赴大凉山开展系统调查，并在1984～1986年相继出版了《彝族天文学史》等《三书》。但1999年凉山州语委会的罗家修出版了《古今彝历考》一书，否定了十月太阳历的存在。从此，十月太阳历在史学界与天文学界中均有了不同意见。2006年与2007年，易谋远先后出版了《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和《彝族史要》两书，既认为不存在十月太阳历，又称彝族文明时代起源的地域是成都平原；特别是后一本书有了研究古蜀古夷（彝）复合文化的新意，却缺少对三星堆的关联，仍无文物证据支撑。故在彝学界，先后形成了刘尧汉（1922.7-2012.11）《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等与易谋远《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等作品呈现有纷争的两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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