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岁月
大学刚毕业那阵,正是结束文革,百废待兴的1981年。国是家事天下事,饱经天灾人祸的祖国,繁纷多杂的事情真多啊!
毕业的前夕,老天透透的用洪水把牛耳桥旁边的校舍淹到了二楼,“大佛洗脚了!”乐山城陷入一片恐慌。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带恐怖性的字眼),把我回家必经的成昆铁路冲了个一塌糊涂,甘洛梁红的利子依达沟大铁桥摇摇晃晃、一眨眼睛就被泥石流卷进了汹涌的大渡河,那奔驰的442次旅列也一头钻进了那茫茫的洪峰中……。几十年后我回想,老天当时不是明明在暗示,不要再回到那淹没我美好童年的大山的么?我感觉我的前途颇测,也参杂这些不详的预兆罢?
由于多年的惰性而就,“四人帮”的遗风尚存心间。对社会自认算是“够风雨”“够沧桑”的我,也照样不能理解那些火辣辣的改革热潮。计划经济模式的烙印,使我不能接受一些同学的“南下”“北上”闯荡的提议,到与同学们彻夜的探讨起那些惊心动魄的、如“分田到户”举措的“是”与“否”来。“资”“社”问题是我们常常辩论的重题,彷徨加激动的我们在那拨乱反正的年代,如同经历在大革命的前夜!这十年动乱后的、那样“宝贵”的大学生啊!虽然我也确实感到了时代正发生着更本性的变迁!可惜,大好的机遇,来得太突然了一些,我并未认识到这一生此举的抉择尤关!
恢复高考的后的首批毕业生,就这样如同结束了一场深深的梦癔,怀揣着学校的派遣单,背着简陋的行李与同窗们挥手言别,踏上各自了人生的征途。此一去山水两茫茫,一晃就是几十年再也不见面的人生路啊!我还是选择了我的大山。
我记忆犹深的到不是那初到工作岗位的热情,我需要的是一个从此可以安定的求生环境,毕竟我已经30岁了!所以当西昌市教育局的王局长看了看我的毕业证和派遣信,立即决定把我分配在这注定要了我的一生的学校后,我几乎大叫起来。
“你委屈么?这可是全州最好的学校!别人托关系都还进不来的,你好好想想!”
可是我想回家,想回那夹皮沟似的甘洛县,那童年、少年已经引我跋不出心来的甘洛河,那些我敬佩的老师,我带过课的黄泥筑就干打垒的校舍!这就是中国人的恋土情结,哪怕当时的西昌比甘洛的条件好出许多倍。
我当然还是落户在了西昌,这里美丽的邛海,温和的气候征服了我,特别是那老城绰绰的风韵,熙熙攘攘的上下西街,古朴风雅的南街,那么大的一块高原平坝 ,使我习惯已久的夹皮沟眼界豁然开朗。1981年的西昌在我这凡夫俗子眼中,实在看不出名噪天下的西南重镇模样,跟外地那些古老的城恒差不多。老街老城墙、大通门石塔街,弯弯拐拐的滴水崖,从此成了我常来常往的地方。
我的学校竟然是以一座30年代的法国教堂为中心的建筑群!那些尖尖的十字架经几十年沧桑还尚存着,隐隐约约还看得见耶稣的受难时那痛苦的眼神。曾经高唱圣歌的地方就是我们全体教职工集会的地方,老校则常坐在原来圣母端坐的地方,眯着眼睛,慢悠悠的给我们讲经——当然是“苏霍姆林斯基”一类“经文”了。修女们住的木楼则原封不动的保留着,木板木楼阁,几个平方大小一间罢,人踏上去总是嘎吱嘎的响着,它成了单身教职工的住所,当然那些四合院的偏房就成了各处室,办公室等场所。听说,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兴许那天突然来两个传教士,这地方就得还给人家嘿。
我就这样留在了这个地方,可能会一直到老到死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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