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坑群鸟瞰图大致呈北斗遗迹与成都太阳神鸟金箔是可合为天文文物研究...[已转交]

三星堆天文古国

        二、三星堆“玉边璋”文物刻画有祭祀祖先弥足珍贵的原始宗教场景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边璋，时代约在公元前1195-前1046年，大致相当殷墟中期或偏晚。该文物通长54.5公分，青黑色，上有灰色斑纹，经火燎变质出现龟裂纹。遍体满布纹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而弥足珍贵。系国家文物局公布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可见其文物价值高；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据《百度知道》等资料介绍：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居民的数字就比较先进，而且采用了十进位的计算方法。公元前三世纪，印度数字已有了1至9，至于有没有数字“0”，还无文物证据予以肯定（仅于公元876年才出土有刻版记录）。公元七世纪中叶，印度的记数法开始向西方传播。公元八世纪末，印度数字传入阿拉伯国家。公元十世纪前，阿拉伯人把这种数字传入西班牙。公元1200年左右，欧洲的学者正式采用了这些数字符号和体系，却误称其为阿拉伯数字。相传阿拉伯数字虽于十三到十四世纪传入中国，却受阻中国古代原有叫“算筹”的数字而未推广；20世纪初，阿拉伯数字才从此在华夏广泛使用。

        本文列举在三星堆博物馆保存“三星堆自然数‘0～9’共十个图符符号组”的文物证据众多，既证明此非个别现象，又比世界上完整的阿拉伯数字（印度数字）这十个自然数符号出现时间，整体早约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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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彝族女子有崇拜数字“7”的传统（如彝族英雄支格阿龙母亲蒲嫫列依，就是因身穿“七层衣裙”才与神鹰的精血相合而受孕）。彝族男子有崇拜数字“9”的传统，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的火把广场有一高耸的雄鹰雕塑，读者可到实地数一数：从雕塑最下方镌刻有彝、汉文字“鹰”所在的第一块大方石墩，往上数；此雄鹰，正好站在第九块大方石墩上，达到了天界之巅。

        ②彝族生老病死后多要火化，乡亲们为亡者叠起木柴堆进行火化所垒的木柴层数，既有严格区别，又与氐羌的习俗一样：为火化女性亡者垒的木柴层数为“7”，为男性亡者垒的木柴层数为“9”。

        ③此习俗证明彝族族源以“北来说”、即以氐羌人后裔为主，也与古蜀人相信自己多为氐羌人后裔族源相关；所以，这也是“巴蜀广汉本南夷”和“蜀曰邛，皆夷种”两句古语得以成立的古老证据之一、二。

        （二）图说玉边璋双面线雕文物的图案大意

        《三星堆》画册“131：玉边璋”图案中，11人～22人头戴帽，身着裙，脚穿鞋（本文图39——见玉边璋文物的一面图案，共11人；本文推测均为女巫。因该文物是一有双面图案的物件，正面与背面的纹饰相同，若看完整图，需将双面图案合并为22人；但是本文，只选择图案较清晰的一面解读其意象，即可）。

        本文解读该物件的方法是：对于其正面与背面的每一面，均按“空白-图案-空白-图案-空白”，分成相对对称的五段。在每段有图案的内容中，皆由五幅小图组成。图案中，都是以人为主体（图幅宽度相对较大）；加上“山（图幅宽度相对较小）与云雷纹（图幅宽度相对较小）等”，作为固定的两面纹饰格局。

        该文物每一面有图案的空间，为两段；在这两段有图案的空间内中，各自整体构图的内容均有五幅小图，内容是大致对称、相同；所以，只要解读正面完整的示意图之内涵，就不必再重复解读反面的图案了。

        根据史书《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表明在夏商西周时，国家的大事主要是：祭祀与打仗。在古蜀国，也不例外。下图“图案解读区域”的5位女巫，分成两人一组在传授历法与生产，三人一组在主持祭祀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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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将图40中1小图和2小图设一组、再将4小图和5小图设另一组，放大后，再分别移动到整体图的左侧称“左上（大）图”、移到整体图的右侧称“右下（大）图”；均有箭头对应原图的相应部位而示意。

        ③对三星堆玉边璋文物重要图案的图解，至少有三个方面要重视：第一方面，用直观视觉，简单、平铺直叙地对《三星堆》画册“131：玉边璋”文物去看图说话，去解读其线雕图案的结构。


        第二方面，解读中要模拟“进入”可能的巴蜀图语交流环境，以期穿透到上古社会古蜀图语象意的文化背景中，去推测可能接近于真实意境而解读“131：玉边璋”文物线雕图案的细节内容。

        第三方面，概括“131：玉边璋”文物线雕图案内容的核心，要从玉边璋中人物形象体现的肢体语言入手。而这里最重要的肢体语言，就是11个女巫们体现在双手、双脚姿态上的不同特征：

        ①图中人物分为立式和跪式两种姿势，其双手均合拢置于腹前，两只大拇指互相对按着、食指一张一曲，像是女巫在集体做法术时的掐算动作；其双手的姿态皆统一，基本意义应相同。

        ②图中人物的双脚姿势有两种：一是两脚外撇站立，明显的呈两脚跟背向而立、成“一字形”姿态；二是双脚下跪，双膝盖相接触、也成“一字形”姿态。

        推测这类“一字形”的脚姿，与后来来自商末之古夷区——云南昭通杜宇夷人族群取代古蜀鱼凫王朝、在成都建立商末周初古蜀新政权的习俗相似：成都金沙商周遗址“铜人形器”，就是重点突出人的“两脚外撇成‘一字形’”的式样，因特别相像三星堆玉边璋文物线雕“一字形”姿态的图案，即祖先可能同源。

        本文解读：这类凡是突出表现“双脚脚跟背向、双膝盖相接触、外撇成‘一字形’”式样的文物，是具有特定地、指示其在进行“以脚交通北斗”的宗教仪式——三星堆的玉边璋，是已知古蜀国中呈现“两脚外撇成‘一字形’”式样的早期文物，具有明确地证实价值：说明三星堆鱼凫王朝与金沙杜宇政权的王者和臣民，共有着北斗神灵的信仰与崇拜习俗。

        2、受《用“脚”与斗神交通》启发以加深解读“祭北斗神”

        笔者从新角度认识巴蜀巫文化的特点，学习了《中国西部》杂志2010年第23期白剑《用“脚”与斗神交通》文章。启发我们理解“‘足’就是‘脚’、‘脚’与‘交’二字古音古义相通”和“‘背’字音意及图腾意向，就是表‘北’”的双重知识。

        该文作者白剑称：“脚”曾被古人利用为交通神明的媒介之一。古人认为整个宇宙都被神灵统治着，人类不过是神灵统治的诸多物种之一。为求得神灵保佑，避免种种灾难，人类便通过祭祀和献牲方式讨得神灵的喜欢，并与神灵沟通。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交通神灵的媒介：角、脚、牙（芽）等是最普遍的媒介之一。古汉浯发声中，就有“同音可能同意（义）”的规则。只不过这个“同意（义）”，是指某系统事物的“母项”同意（义）。同音一系的文字和语言，是其中分流的“子项”；所以“角、脚”音与“交”同。在无文字时代，人们只用口语表意，交、角、脚字在古代同音同意，都表“交”意（义）……

        白剑继续称：“脚”被古人利用为交神媒介，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人“脚”最典型的活动就是一开一合，交叉而行；二是“脚”与“角”的概念近似……因此，古人便利用“脚”不断开合之特征，充作交通神灵的媒介，并在口语中读作“脚（交）”，在图腾象意上与“交”同音同意（义）……“脚”充当交通神灵之媒介的事实，还可以从古汉语的“交”字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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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01期，发表了彝族学者阿牛木支《母系原则与父系原则的冲突——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的悲剧意蕴》的文章。从题目中可大致解析出“支格阿龙”所处的时代是母系社会的晚期，这也可能正是三星堆鱼凫王朝母系社会走向解体的阶段。这就像本文《序·（五）》中提到“彝族英雄支格阿龙就是‘鹰生龙养’神话的化身”那样，这位英雄本来就包含着人、神一体的古奥气味或“气场”。这样的“气场”，也流传到了横断山区（如图43、44）；反映出彝族也有“脚跟背向祭北斗”图，展示了彝族民族英雄支格阿龙在毕摩经书或民间的传说中，也多样性地表现其“两脚外撇成‘一字形’”的特有姿势，即在与北斗神灵进行交通的神技。

        ②凉山彝族自治州现在州政府所在地，是古称邛都的西昌市；而首届的州政府所在地，是在昭觉县城。
“昭觉”的地名，彝语全称为“利木昭觉”、“利木交脚”和“昭觉拉达”。有人解释：“交脚”是彝语，“交”为“放牧”，“脚”，为“坝子、平坝、草坝”之意。“利木交脚”的全意，是“罗罗斯宣慰司宣慰使家放牧的大草坝”。“交脚”一词在清晚期，才更改为“昭觉”。

        由于本文有了“交脚≈昭觉”的转变，前面推测的近义词语之演绎，则可能发展为新的一轮“交神→交脚→交角→昭觉【4个发现】”的文化再演变；这是古夷“脚跟相背状”的“神技图”表现在彝族崇拜北斗神灵的遗存之一，也顺应着“脚（交）斗”祖源文化寓意中的“抽象性、普遍性、多变性”文化特征。

        3、三星堆玉边璋文物部分图案的具体识读举例

        有网民“神之荣耀”在《三星堆博物馆——综合馆参观记（下）》对此玉边璋文物的解读有“玉边璋上组图：三星堆二号坑出土一件雕刻有人物图案的玉边璋，玉边璋图案中着力表现的内容，一是人物，二是山川。人物分为立式和跪式两种姿势，从穿戴和神态手势来看，似乎是巫祝和神灵的象征；山川则作重叠之状，并有云气缭绕。显而易见，玉边璋图案描绘的是祭祀神山的情景，而且用多幅画面来加以表现，更具有渲染和强调的作用，充分说明这是古蜀国一项非常重要的祭典。”和“玉边璋下组图：玉边璋图案中在神山两侧刻画有插放的玉边璋和悬置的象牙，表现的便是插璋祭山的情景。这是玉边璋图案下边画面表现的主要内容。玉边璋图案上边画面展示的则是通过灵山通往天界的含义，并在神山之间刻画了天门的象征符号，生动地反映了古代蜀人魂归天门这一主题观念。根据玉边璋图案中表达的丰富内涵可知，这件玉边璋主要是供古蜀国巫师作为法器使用于祭祀神山和祖先之类的大型祭典，或是用于隆重的葬礼以超度亡魂。”

        以上的解读，有一定的概括性，本文既予借鉴，又再作一些细节上的分类推测。

        此“《三星堆》画册‘131：玉边璋’”文物，很可能就是雕刻着“鱼凫古人在对三星堆鱼凫王朝（有鸟图腾之喙）的前任和对前一王朝柏灌王（有鸟图腾之喙）王进行虔诚敬奉与祭祀”的场景：其双面线雕“祭祀图玉边璋”的每一画面，皆各有11位祭祀人员。这“11位祭祀人员”，分为五人一组和六人一组的构成很讲究，其人数对应是天数5与地数6之和“11”。因天数为阳、地数为阴，因人而制；意表“天地人之和”与“人在天、地之中”的阴阳三合内涵（指“天、地、人”寻着生命的自然规律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并产生阴阳一体之“三合”）；其图案中，既有象征鱼凫王和柏灌王的神灵之山，又有大小不等的“鸟喙”表示祖灵崇拜，还有撑立起“派兵的‘玉牙璋’”，显示着阴界的王者气势；这是在玉器上雕刻出能震撼古蜀人心的祭祀场景。

        回查前面图40的变造图，在此作重点解读：

        （1）三星堆玉边璋文物中的两位女巫在传授历法与指导生产

        ①将图40“左上（大）图”第一小图放大，为图45的上图：画面中平行站立两个履行监天职责的女巫（两人中间有一凿通的圆孔，拟为古蜀历法大师守护在与天国勾通的天门旁边之专职巫师），戴平顶冠，双耳旁边均有羊角头饰物；头发在双耳旁，各扎有一短辫。女人的双手均放在腹部上方，做“空心”状式的掐算；脚穿翘头鞋，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明显的呈脚跟背向而立于祭祀坛上。这是由三星堆文物中体现典型“祭北斗”姿势的最早代表（相像于后来在成都金沙遗址中出土最标准的“脚形器”、“铜人形器”、回查图42），能反映三星堆遗址在商代晚期与后世的金沙遗址，均有着鲜明地“北斗崇拜”文化。

        ②图45上图画面中平行站立两女人穿翘头鞋而外撇站成“一字形”，明显呈脚跟背向而立。此特殊的站立姿势，强烈地显现这是中国（含巴蜀）古人在表现“以脚交感北斗神灵”之敬拜宗教神或天神的民俗；生动地表达着古蜀古夷群体对北斗神灵的崇拜已以早期的宗教意识形态，去进行大规模活动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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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两山之间”的这两山，可能拟成为蜀族历史上两个祖宗所化身的神山；推测其分别为古蜀柏灌王陵墓和鱼凫王朝之先王陵墓所在地。

        ⑥“两山之间”的船形物（图45中两山之间“船形物”、或近乎挺立有四个物件），或相像于有四人在船上划船或打鱼，即进行着渔业生产。曾有人解释这两山中间“船形物”，与巴人“船棺葬”或古夷人“送亡灵”有关。本文解释是：比较大的可能会是在示意人们划船捕鱼，是渔业生产。因为我们认识图45图案的基调，限定在两位崇拜北斗的女巫是在传播历法知识、在指导着适应于鱼凫王朝传统的捕鱼生产；所以，未联系着“船棺葬”俗【见后面图83“三星堆两祭祀坑·三个黄土堆（别称‘三星堆城墙’）”遗址区地图中，反映当地有较小的河流马牧河与较大的河流鸭子河；这里的平原肥沃与河流纵横，生动说明了三星堆遗址区有开展渔业与牧业的原始生产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古蜀国在此不仅建立起鱼凫王朝早期的渔业与牧业生产，而且到了王朝中期或中后期，一定还有种植业的兴盛并推动鱼凫王朝的繁荣昌盛。笔者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所穿龙袍中，独立思考而识读出有众多的“猫头鹰纹”的纹饰图案，能旁证鱼凫古人后来之所以会对“猫头鹰纹”的产生了崇拜，就在于该王朝后期因有种植业扩大，就喜爱上捕食老鼠、有利粮食生产的猫头鹰——因为猫头鹰的存在对于鱼凫王朝的种植业兴旺，直接有利】。

        ⑦回看图45两山最左侧与最右侧，皆有大手犹如天降般从上向下按扣在山腰；我们对此形容“似有开天辟地之功效”，表示古蜀国臣民因在学到太阳历知识中顺应了时节去把握农时，获得好的生产效益而值得后世连绵为断地祭祀或感恩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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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6的上图，跪立着三位履行祭祀职责的女巫，戴窟窿冠，双耳旁边均有羊角头饰物；头发在双耳旁各戴有双环耳饰物；女人的双手均放在腹部上方做“空心”状式的掐算，两脚外撇，跪成一字形于祭台。】

        ①现看看图46两山中间的图案（放大的、为图49），曾有人对此解释为像“象牙”。本文解释：示意由后来的鱼凫王神灵、向先入天国的、同样有“鸟图腾”的柏灌王神灵，伸出“突出的鱼鹰之喙”而向同类神灵打招呼或致敬——向左，伸出一个状若“大的鸟喙前部”勾状物（与鱼老鸹或鱼凫神鸟这类水鸟的前喙部位相似，却夸张式地将短喙绘成长喙），直接横在两山（柏灌王与鱼凫王的两个神灵）之间【注：在古蜀，比鱼凫王朝早的王朝，除了柏灌王朝之外，更早的还有蚕丛王朝；但是蚕丛王朝的图腾却是“虫”类而非“鸟”类，图中鱼凫王朝神灵岂能用鸟之“喙”，去违反大忌而叩击先祖蚕丛王朝的“虫”之身躯】。

        ②看看图46的两山最左侧与最右侧，均对称竖立着与兵权相连玉璋。这是体现鱼凫王朝的臣民在期盼着古蜀国后裔，能世世代代友好与互助：柏灌王神灵与鱼凫王神灵，都举起了“派兵的玉璋（牙璋）”。

        ③对“右下（大）图”下图“画面中……山体外侧的最左与最右侧，由下向上各立有一玉牙璋；另在右边的山头，向左伸出一个状若‘大的鸟喙前部’勾状物，直接横在两山之间”的内容，需要增添解释。

        首先，从《百度》了解到“玉牙璋”的用途：璋指一种从纵向分成两半的玉器，形状像半个圭。

        2016年11月3日在郑州闭幕的“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上，主办方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考古学家发布一项共识的研究成果：史前玉牙璋的礼仪功能和传播路线。北京大学教授孙庆伟说：“牙璋最新的研究已能确认，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种被普遍接受并具有强烈礼制意义的政权象征物。史前牙璋发展到夏王朝时期，已具备核心礼器功能，在其随后的扩散中产生巨大影响力，背后必然蕴含着深邃的历史内涵。”
其次，此图40的原“第五小图”所拟的“祖宗神山”……山体外侧的最左与最右侧，由下向上各立有一牙璋……这是表示古蜀人的两座“祖宗神山”在听到自己的族裔向北斗神灵祈祷后，向其信徒表达了拿出“能调动军队的‘牙璋’符信”之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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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三星堆玉边璋文物关联着三星堆文化的三期划分

        被史学界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三星堆两大祭祀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辉煌的青铜文明，给人类带来很大的震撼性。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而满是图案的玉边璋，跨越了三星堆文化古朴的二、三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从长度、宽度和高度三个维度，对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精彩描述是：三星堆遗址完整呈现了一个文明从孕育、诞生、发展、辉煌、衰落至消亡的全过程，前后延续2000余年，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均较为罕见。

        记载古蜀国的史料，以《华阳国志》最为靠谱。《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於湔。望丛祠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後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华阳国志》卷三所载的古蜀史，截止到开明王朝之前的文化，可以统称为古蜀的三星堆文化。

        成都的宝墩文化距今4800年，对应的是《华阳国志》记载的蚕丛朝、柏灌朝。蚕丛是一个氏族、一个王朝的名称，并不是个人，因为仅是蚕丛，就经历了数百年。三星堆文化，在时间分为三段：先分为二、三期，第二期距今4000～3600年；第三期距今3600～3200年；三星堆文化第二、三期时间和夏朝、商朝相当，对应的是《华阳国志》记载的鱼凫朝。在三星堆两大祭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说明它们从属在同一个严密宗教体系中生产出来的祭祀品——以金杖作为神权(包括王权)的最高象征，这与中原的商朝、周朝以九鼎为最高象征不符合。有人简明地针对这两种权力最高象征物的不同，指出其反映的是两个文明系统，是有道理的：即商、周，属于中原的文明体系；而鱼凫的古蜀，是另一套文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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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星堆玉边璋双面线雕器物是记载古蜀“天数一体”三种太阳历体系的最早文物

        在三星堆的文化史中，是蚕丛氏草创了古蜀国，到鱼凫王朝则将古蜀文明推向显赫的巅峰。因而，鱼凫王朝的玉边璋双面线雕器物，能与三星堆的青铜神兽（神坛）和青铜大立人一样，皆承载着古蜀“天数一体”的文化内涵；这既不会让人奇怪，又能从玉边璋双面线雕器物中寻觅到更为古朴的太阳历意象的抽象性表达；即：这是记载古蜀“天数一体”三种太阳历体系的最早文物。

        在图45中观察三星堆玉边璋文物体现“北斗崇拜”的习俗，不仅能从守护在该文物圆孔示意为天门旁两位女巫穿翘头鞋、以双脚脚跟背向而立呈现其“祭北斗‘一字形’”特定姿势中可看出，而且从古蜀古夷存在“蜀曰邛、皆夷人”等遗俗的概括，也可触类旁通地解读着古蜀人与古夷人一样，在上古属一家人。

        在“古蜀古夷一家亲”的文化背景中，古蜀人极有可能像彝族先民在创造自己的历法时，需要在观象授时中运用着太阳和北斗两种天象系统：一种是以观测太阳运动来确定冬夏，另一种是以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来确定寒暑。这两种天象系统，支持着古蜀与古夷共同创造了属于古蜀国的太阳历历法体系。

        战国时期著名的彝族先民鹖冠子著《鹖冠子·环流》的名句传诵至今：“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观察北斗，可让古人率先认清农业节令，对人们决定各生产阶段的时刻有利；后来形成夷人或彝族太阳历，是根据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定寒暑季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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