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图96(图来自中国青年网2015年6月18日 卢冠琼《陶寺遗址或为尧都 将华夏文明史提前300年》)的部分图解提示:
2002年,考古人员在山西陶寺遗址既发现中期王墓IIM22墓室东南角竖立一根漆木杆IIM22:43,为圭表日影测量仪器系统中的圭尺,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陶寺文化测日影立中的圭尺与配套圭尺游标的出土,印证了《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圆体夯土建筑,确定为观象祭祀台。整个建筑遗迹总面积约为1740平方米。陶寺观象台总计
12道观测缝,从观测点可观测到冬至—夏至—冬至这样一个太阳回归年的光照并予以记载的情况、即能区别太阳历一年中的20个时节。
自2003年12月22日冬至到2005年12月22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进行了两年的实地模拟观测,初步了解了陶寺文化冬至到夏至再到冬至一个回归年的历法规律。
陶寺观象台的发现,不仅对中国对世界天文学史的探索起到了突破性的推动作用,而且证实了《尚书·尧典》中有关历法的真实知识背景;据此能将对“太阳回归”的探索上溯到距今4000年前。】
享誉世界的三星堆· 金沙文化精髓之一,就是古蜀的太阳历体系(依序含十三月历、十八月历和十月历)。构成此体系的历法技能,可能来自古蜀人与尧都陶寺遗址文化存在的学习、交流有关;或是古蜀独立创造,仅是与尧都陶寺古人所掌握高超的天文技能异曲同工。
本书始向社会介绍有关古蜀有系列文物证明的太阳历体系,既是一种探讨,构成了本书创意于《图解三星堆•金沙专项文物群》的思维,又催生了《成都太阳历大发现》书名的寓意,还是呈现本章标题“彝汉学者先追溯祖先太阳历与文献编纂 三星堆金沙后掘出历法文物群今日始展现”的主旨之所在;即揭示古夷太阳历在彝区与古蜀的发生、发展和演绎等,如出一辙、同源异流、殊途同归、合二为一、珠联璧合、共同砥砺:八十年代有彝汉学者追溯祖先太阳历虽出版了有关“十月历”的文献却缺乏文物证据,现在追溯到成都的两大古蜀博物馆有大量文物印证——这是典型地、能互利共赢的大好事。
著名天文学家陈久金指出:中国天文学的起源,大致可分为阴阳五行太阳历和阴阳相合阴阳历两大系统。不明白这一点,对中国天文学的起源就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我们,既认同陈先生地精辟概括,又相信山西陶寺遗址的例证表明人们是能够透过考古遗存发现相关的蛛丝马迹的;再辅以运用图解法,专项“举证三星堆·金沙遗址文物群寓意的十月太阳历体系”,以构建为本书的骨架与血肉。
阴阳五行历出自西羌(广义上包括上古蜀人及同期的“西戎”、“羌戎”与遗裔,还可发展为秦汉时期的“西夷、南夷、西南夷”等),阴阳合历出自东夷,二者几乎是平行发展到战国。直至古蜀国最后的开明王朝于公元前316年被秦国统一,阴阳五行的太阳历才迅速被阴阳相合的阴阳历在官场与社会交流的主体层次中所替代;才出现由《山海经》、《淮南子》等以“十日神话”的方式,记载下阴阳相合阴阳历在华夏取代来自西羌原创阴阳五行历即太阳历性质的天干十日历;即出现后来“十日神话”的文化传播,遮盖了古蜀原以青铜神树等文物早先就系列表现而有的“十日文化”。
自最后的开明王朝在成都被灭之后,由三种太阳历组成的古蜀太阳历体系,便失去了公开存在的社会条件;只能以口传文化或零星文献散落于民间,成为文化的碎片(几乎缺乏严格按地层年代学的文物做科学凭据的支撑),保留在祖国西南的山区民族中(如彝族、哈尼族、傈僳族等)。
在约四千年前后的东夷,曾一度受西羌历法或古蜀太阳历的影响,可能交错使用过十月历和十二月历。其十月的太阳历,可简称为阳历;其十二月的阴阳合历,可简称为阴历。《尔雅·释天》将十月的异名称为“月阳”,将十二月的异名称为“月名”,故有羲和生十日、常仪生十二月的传说。这样的传说,可能与十个天干和十二地支的形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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