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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冬至日是夏商周三代中历法中最重要的时节
战国之前，中国无 “二分二至”的现代名称。现在的冬至日，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及之前，皆称“日南至（表示阳光直射在南回归线）”或“日短至（表示这天是北半球白天最短的一天，之后半年的白天会相对一天天地变长）”。
战国后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时节（在夏商与西周、指八个节令或时令，在东周才有四时之节、之时节的发展）；这八个时节，再逐渐发展为二十四气。中国记载二十四气而与现代名称完全相同的古籍，是汉初的《淮南子》。《淮南子》之后，才由賨夷（在诸葛亮《后出师表》中仍有称“賨夷”的记载——见 图6）后裔、属“倮罗”的古夷人大天文学家落下闳（或与彝族先民有蛛丝马迹的族源文化关联），在其所主编的、由汉武帝颁布的《太初历》中，改二十四气为二十四节气并分为两组。
因为有关“冬至”的时空特征，已在尧舜时期被古人重视与测量。从历法理论上讲，夏商周三代的历元，必然继承与发展着对冬至日（“日短至”或“日南至”）的测量与应用，而不存在放弃。
在夏（共470年）商（共510年）周（西周共275年、东周共549年）三代主要时段中（除去东周），最重要的节令、时节或“气”，就是冬至。
在夏、商、西周上千年的中原文化中，一年只分春秋二季。此一年分两季的旧法到了东周战国，才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才出现季节性的四时之节。
是春秋战国引起的社会大变革，才使得中国的历法由此大步地向前迈进。
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借托于圣人名下的所谓夏历、殷历和周历，这三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岁首的正月之不同；所以，历法中又称“三正”或“三正论”。周历以通常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即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即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夏历以建寅之月（即后世常说的阴历正月或阴阳历正月或夏历的一月）为岁首。周历比殷历早一月，比夏历早两个月。由于三正岁首的月建（是把历法中一年十二个月和天上的十二辰联系起来）不同，季节的划分也就不同。
对“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的解释，历代开国君王为表示“受命于天”,都要来一次“改正朔”、“易服色”；即有了“夏历以寅为正，殷历以丑为正，周历以子为正”。秦献公时（公元前366年）又借托颛顼，首创了以建亥之月（即夏历十月）为岁首的秦制《颛顼历》（有闰月之年，将闰月安置在九月之后、称后九月），至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才在全国通行。
以表示“始皇帝受命于天”而正式编制的秦（始皇）《颛顼历》，行于秦朝至西汉《太初历》的问世（前104年）前的年间，而后弃之，即共行一百十七年。
继夏商周秦四历之后（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代，还出现有影响不大的黄帝历与鲁历，曾合称“古六历”），汉武帝启用以賨夷落下闳为主编于公元前104年编制出阴阳历性质的《太初历》，才首次将先前由《淮南子》记载二十四气发展为二十四节气、区分为“十二节气和十二中气”两组，以每月第一个节气为“节气”，第二个节气为“中气”，构建了“十二节月”；标示出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了一年四季。《太初历》的每个月，分配有一个节气和一个中气；若遇到无中气之月，便置闰月，以调节《太初历》以年为单位存在阴历年与阳历年的时间差异，从而完善在该阴阳历整体地自我调节功能之中。
本书第二篇在引用有关“山西襄汾陶寺城址遗址现场”的内容中，通过介绍该遗址内出土了一件能测量“二分二至”四个特定节令而兼有“圭、表”双重功能的漆杆（图48）和与之配套的玉琮游标圭尺（图49），证实了上古智者在掌握对圭表的利用中，首先是通过观测表的日影变化测定冬至（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与定方向，进而再测定夏至（日北至、日长至、日影短之至）与二分（日夜分）的配套数据，以尽可能准确方式，计算太阳回归年的长度等。
中国古人认识二十四气（节气）的大致足迹是：有“尧都平阳”之称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遗址出土了兼有“圭、表”双重功能的漆杆和与之配套的玉琮游标圭尺，能证明当时已能测量“二分二至”四个特定时节；战国的《吕氏春秋》，首次记载了“四立与二分二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时节；到汉初《淮南子》首次全面记载二十四气，实现了将中国战国由陕南秦巴山区劳动人民发明的二十四气予以完整的文字保存。
是汉武帝颁布由賨夷或賨叟或巴賨（賨人、板楯蛮夷）之后裔落下闳主编的《太初历》，实现了将《淮南子》首载的二十四气同在汉武帝时期、遂向汉初二十四节气的大转变；将原有“二十四气的基本发明”在汉代正式升华在《太初历》历法之中及其发展至今，成为能传播向世界的“二十四节气大发明”；因而《太初历》主编落下闳，可登上被后世称为农历真正的鼻祖之位。
因《太初历》的出现，才构建了“十二节月”。因十二节月确定的岁首自《太初历》之后改变甚少——仅有王莽（14年）和魏明帝（13年）一度改用商正建丑、唐武后（15年）和肃宗（5年）一度（总共才47年）改用周正建子；所以，后人在《太初历》后的两千多年间，不断地按“十二节月”的月序，编排出多样的《二十四节气歌》；如“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等等，强化了在“十二节月”指导下排列的二十四节气名称新顺序（后面《表六》中排列的十二月份，实质就是按“十二节月”安排的；其起点由《淮南子》以冬至日为首的方法，在《太初历》中改为以立春为首；即提前了一个半月）。
需注意：二十四节气在《二十四节气歌》中编排顺序，是受“十二节月”的月序制约，方出现始于立春、止于大寒的二十四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的名称排列。
然而，此二十四节气名称和顺序，在本质上却属于次生状态而不是原生原样。《二十四节气歌》中的二十四节气名称，与《淮南子》首次全面记载二十四气“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原生原样的顺序，出现了约三个节气顺序的空间调整、产生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差别；使得原二十四气之首的“冬至”在《二十四节气歌》中，已属近尾端之列。这似乎将冬至的价值大大缩水而小于立春的节气，更小于至今才百余年历史的春节作为农历的年节意义。
本书强调：二十四节气，指二十四时节和气候；它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具有专用性质、并不是全面的历法）。认识冬至或“二分二至”、或“二十四时节·二十四气·二十四节气”时，不能数典忘祖、不能忘记冬至是夏商周二十四气（节令、时令）中最早被制订的一个；所以，在《太初历》出现之前，冬至一直居所有节气（节令、时令、时节、气）之首。
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古人以圭表方法立杆测影，即认识历法时要多选在冬至日进行测量？我们可以回答两个理由和一个依据。理由是：①选择冬至日立杆测影，物影最长，最易测量准确；②选择冬至日，因太阳直射点纬度能确定，以此可计算任意观测点当地的纬度。
依据是：中国已知第一天文观测点“尧都平阳”之山西襄汾陶寺城址遗址，首要观测的是冬至。因该地出土的彩色漆杆上鲜明地“蓝、黑、红三色区段”至少有44节，能推定此文物既能测冬至日影、又必是以测量冬至日影为主（否则该木杆就不需去表示如此长的影长——回查图47），进而再含有一并在一年中能测量当时已知的、很多的其它时令的功能。
2、三星堆特有的“地理、天象”特征让鱼凫人在此建城建都与祭祀地
“尧都平阳”所在地山西陶寺城址遗址的文物，证实此时已能测量“二分二至”四个以上的时节。后来中原夏商时期的天文观察，必定继承了尧、舜时代已有的天文技能。其间，中原的这一天文技能也可能传入古蜀，使得鱼凫人在三星堆城池、宫殿、宗庙、神殿等建设中，都有了能够参照的条件。而掌握这一技能的鱼凫大巫师，因是古蜀或古夷（彝）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蜀夷（彝）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半人半神或半巫的大巫师是最先掌握这方面的人文，就是《鶡冠子·夜行》所言“天、文也，地、理也”并突出地利用天文，在古蜀创造了像三星堆这样特色的人文。
本书推测：三星堆自成体系的祭祀与器物，应当先以天文历法为重点、为基础，再结合成都平原的富庶和当地特有的地貌与天象，由鱼凫智者才明显地创造了古蜀神秘荣光的人文……
在中外上古社会中，任何一个族群或古国对于自己的城池、宫殿、宗庙或神殿等场所的建设，都是一件件很大的事。按古蜀鱼凫王朝盛行巫术去建设祭祀场所的特色推测，执政者依照祭奠祖先要“择时择地”的惯例，先确定需选择某处“当地冬至日太阳高度36°”的天文、天象基本条件，又选择处于高地而近水的风水环境，加上广汉故地鸭子河畔的平地上有“呈直线分布三个黄土堆（我们拟为北斗七星中呈三角形分布的‘玉衡、开阳、摇光’之三星——回查图3的图中注释②，而在广汉当地传说中，却传播为北斗七星中呈直线分布的‘天权、玉衡、开阳’之三星）”的地理地貌特征；这些都与古蜀人北斗崇拜和当地地貌相近乎，从而三星堆遗址旧地能几乎同时满足“择时择地”的双重吉兆；故鱼凫人在自己的鼎盛时期，在“天文地理是一家、风水地理是一家”的古老习俗中，决定在鸭子河畔修建都城与宗庙、神殿等类型的祭祀场所……这就是三星堆人学习前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结合古蜀文明的特别实践及其文化发展结果。
三千多年前，古蜀鱼凫人中的她们与他们，在观察天道（太阳周年的回归运动与北斗绕北极星周年转动一圈）运行规律、在认知地貌（地物分布与物候变化特征）和人文思考中，设想能实行将天与地这二者关系相协调；便试着将天、地之道相结合而执天之行，去不断适应、总结、提高认识水平；因而在天文学方面屡有革新的优良历法（古蜀人创造了十三月太阳历、十八月太阳历、十月太阳历以及能反映这些历法特征的器物、在三星堆文物中已形成系列），做出令人惊羡的发明创造（古蜀人的青铜太阳轮形器与青铜神树等青铜神品属于国家的重器）、以体现鱼凫人面对现实举重若轻的生存理念和时空基准（选择了以三星堆古地作为自己的宗庙、城池、宫殿、神殿等所在地并在此编制有独立创新的太阳历法体系等）——这些三星堆文物以及后来出现在金沙遗址中的同类古蜀文物，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原本占据有很多重要的地位，却一直未有人对这方面内容去进行系统与科学地揭示、去赢得共识，去走出神州大地，去面向世界的人类社会与文化殿堂而张扬……
管窥古蜀文明，社会期待有新考古收获能促进这样的揭示与张扬，祈盼能重点以天文地理的双向切入，去对1986年在此掘出两大祭祀坑之大发现所可能依附的条件做出多种推测性还原，以更进一步展现出古蜀创造了特有的人文……这样的期待，实际上早已烙印在我们于2015年底参观三星堆博物馆而在其青铜器馆时的领悟之中：此馆第三展厅，为“皇天后土、人神共舞——祭祀大典”，指认着三星堆有古蜀的神兽、神坛和神殿；第四展厅，为“矗立凡间、沟通天地——群巫之长”，显现着这里是半人半巫或半人半神的神巫环境；第五展厅，为“千载蜀魂——奇绝的宗庙神器”，指认着三星堆有古蜀的宗庙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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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三星堆天文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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