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太阳历大发现》

三星堆天文古国

经“二十八天”为周期的历法，它本当直称为“月经历法”，最为贴切；但把它作为标题，或许会令人有“粗俗”之感，我才把它称为“人体历法”，似较文雅。前一名称，偏于科学意义，后一名称，兼有哲学史意义。这种“人体历法”或“月经历法”，在世界天文历法史上是罕见的，它的岁差很大即很不准确。但在人类认识自然界即客观世界，由不准确到逐渐准确，由粗到精，这是必然的过程，也是任何一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因而这种历法在哲学史和世界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哲学观点上，以先秦道家同它很接近，有其亲缘关系……

        ①刘尧汉艰辛探索《古彝历》而硕果累累

        考古人员总结2002年在山西陶寺城址遗址“尧都”发掘出中国最早天文观测点的收获中，称此地的历法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最完备的太阳历。”此说法，既支持着刘尧汉教授早在1986年之前就做出上古彝夏历法皆为太阳历的推论，又将太阳历在中国的出现，超越在现实已知古蜀有太阳历文物年限的、距今3200年之前的文物指示年代。

        刘尧汉教授既在1985年《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专著中，率先去探索中国历法史中曾有“第一种人体历法”的可能，即以妇女月经“二十八天”为周期的十三月历法；这是接续他与其他合作者于1984年合著《彝族天文学史》重点探索十月历后、而在新探的该书中公布“十三月历”的研究。1986年，刘尧汉与卢央直接以彝族专家学者身份，合著有《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1992年刘尧汉还在《彝族文化》上，发表《中华彝族十月历和十八月历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由此，经刘尧汉的努力及与学者们的合作，先后搜集与归纳出由古老彝族保存有“十三月历（月经历法——第一种人体历法）、十八月历（近取诸身——第二种人体历法）和十月历（系刘尧汉另称的彝夏十月历、或我们称为‘蜀夷夏十月历’、或陈久金称的阴阳五行历、天干十日历——第三种人体历法）”的文字资料，集合了针对彝族先辈曾构建有三种太阳历体系成建制予以综合研究的硕果。

        笔者在此要梳理一下以刘尧汉为主笔，所发表了众多与彝族文化发展有关的作品，可谓硕果累累：

        《“十二兽”历法起源于原始图腾崇拜》，《中国天文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

        《彝夏太阳历五千年——从彝族十月太阳历看<夏小正>原貌》（合著），《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1月；

        《彝夏太阳历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展望——彝族阳历和玛雅阳历的共性与亚、美两洲远、古文化的关联》,《贵州民族研究》 1983年2月；

        《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系简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哈尼族简史》（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和证实过程及其与中华文化的普遍联系》（合著），《彝族文化》，1986年；

        《峨山彝文古籍和民间传说中的十月历及其向天坟“团坟”》（合著），《彝族文化》1986年；

        《中国历代“太一”神与彝族虎图腾——兼释彝族据以观测十月太阳历节气的向天坟与中国历代郊祀“圜丘”》，《彝族文化》，1989年；

        《中国彝族和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太阳历法》（合著），《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4月；

        《中华彝族十月历和十八月历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彝族文化》，1992年；

        《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及其重要意义》，《彝族文化》，2004年第4期……

        事实上，刘尧汉在三星堆大发现之前，就已揭示彝族先民古羌戎之遗裔为古老夷人，或涉及“四夷”族群（必包括组成古蜀群体中有关羌、藏、彝、白、土家、哈尼等族的先民）；她们与他们，既创造有“一年十三个太阳月”的妇女经期历法或月经历法，又发展出“一年十个太阳月”的历法，这是在大小凉山彝族区域，经解放前有关学者无意中接触到相关文化碎片的信息，从而揭开“‘认识太阳历法史’的序幕”；再至刘尧汉等在1979～1985年～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所进行实地考察而书写出彝族文献的系统收获。1990年刘尧汉与他人合著《中国彝族和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太阳历法》发表后，1992年又发表《中华彝族十月历和十八月历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这些耕耘，是在认真对中国传统天文历法进行有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等文化考古；这些作品，是在把散布在彝族古老天文中早已破碎的历法碎片予以拾掇、整理、出版，去作为民族文化保护的一种新探。

        刘尧汉在这样新探索中所形成的观点，只是推论与假设，既未把话说死，又强调是“新探”。这种敢于推论的优点，既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又一步步促成彝族文化学派的形成和国家级权威的学术肯定，还重点揭示彝族古太阳历已形成体系（以下简称“彝族古历”）的文化遗产理论构建。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史学界，还普遍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只有一个，就是黄河流域。刘尧汉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成为少数率先提出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明源头之一的代表作。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方推动了由社会公认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源头；这是因为1986年四川三星堆遗址的大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是中国文明源头之一。这类文明源头观点，现已为常识。

        中国的文明源头应该说是多源的，旧有认为只有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是狭隘的。做学问需要讨论，新观点提出者是为了探求真理，不是意气用事；存在于人类学与民族学方面的知识与真理，只有越辩越明。如果有人要反对，那也必须要用事实来反驳，不能进退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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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他人的无端争论已干扰人们对中国上古曾出现“太阳历体系”的探索

        刘尧汉对中国彝族天文历法遗产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保护行为，是可贵的与艰辛的。然而，这样的有益探索，却在已为彝族广大同胞对自己文化遗产引为关注与兴奋的盛名之下，意想不到扩散出苛刻地争论、甚至受到某些诋毁；让进入21世纪初期的彝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出现了不该有的新困局。

        63岁的刘尧汉，敢为人先地在1985年《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中，公布了由古老彝族保存有 “十三月历（月经历法）、十月历（彝夏十月历或蜀夷夏十月历）”的论述。之后，过了二十一年，由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了易谋远的《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新书（以下简称《彝历研》或“易文”），以反其道而行之的反常行为，干扰着彝学研究好不容易才迎来改革开放大发展的新局面。

        从《彝历研》目录中知主要内容的概要，是专门对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中有关“彝族历法研究”进行针对性批驳。这类批驳性的目录内容，多集中在其下篇著作中：……第十一章 彝族历法的起源、演变与发展    第一节 《月经历法》或《人体历法》系非科学的   一、“《月经历法》或《人体历法》”的提出    二、历数、历法都不是起于“以妇女月经‘二十八天'为周期的历法”   三、历法制定的依据离不开一定的天象    四、说伏羲以“近取诸身”而制定《月经历法》，与《易》原意不符     第二节 由《月经历法》“校准”、并由彝族的《十八月历》“改进”而来的彝族《十月太阳历》等说，于史无证……第十二章 “彝族十月太阳历”说，无可资信    第一节 对1949年前国内关于四川凉山彝族十月太阳历调查资料的质疑……   第二节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调研表明，对“彝族十月太阳历说”的争议很大……第三节  借彝族十月历揭开了中国文明源头之“谜”说，不免可商……   五、借彝族十月历揭开了中国文明源头之“谜”说，是当代神话……

        我们认为：后发表的《彝历研》作品，之所以能借用百花齐放方式、去批驳先问世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等著作中有关“古老‘太阳历系列’”的内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先问世的“啃螃蟹”著作仅有“‘人体历法’（刘尧汉称的‘人体历法’，我们可专项改进称为‘人体手指指节历法——见后面图108’）或‘月经历法’等十三月历、十八月历和十月太阳历古老文化残留的碎片”、而无有力实证（已经无法在现在彝族生产生活习惯与记载中找寻到相关的蛛丝马迹，只能凭借着典籍中的只言片语略知一、二；或只能在向彝老们进行调查的有关彝历座谈会中，了解到相关部分的皮毛）；故而被《彝历研》作品将其当穿凿附会的臆断去作为靶子，使用了“……系非科学的……于史无证……无可资信……质疑……争议很大……不免可商……是当代神话……”的批驳用语：既喋喋不休以门户之见、有意贬抑《彝族天文学史》和《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这三块奠定“彝族文化学派”基础的基石（《三书》），破坏由这些新颖著作已开始揭示彝族有三种古老历法源头的探索，破坏了刘尧汉等人为减少《彝历》文化遗产流失之危险所付出予以保护的努力；又咄咄逼人、接二连三发布坚决否认刘老等人对彝族历法进行系列补苴罅漏研究而利大于弊的见解，去借机在学术上抬升自己；从而自《彝历研》2006年出版后，客观上产生对彝族文化学派发展制造的新困局。

        该书的“内容简介”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彝族古宇宙论研究……下篇彝族历法研究（以下仍简称《彝历研》）……笔者在此仅仅对《彝历研》下篇目录中因意气用事所出现“读书不求甚解、无凭无据发言”的错误，进行对应地列表质疑：

三星堆天文古国

今天，是春分日。昼夜平分。具有特定的天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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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反驳《彝历研》对《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的不当说辞

        《彝历研》作者易谋远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尧汉老者纵横睥睨所开创崭新彝族文化学派的代表作《彝族天文学史》、《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和《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这《三书》进行批驳时，是在2006年刘老先生已84岁的年老体弱之际。其实，如果该作者若真有学术意见，可通过俩人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事，去按内部规定意见交换的机制，以和声细语方式，即可达到交流目的。

        然而《彝历研》作者，不顾及刘尧汉先生因开创彝族文化学派几十年来在田野调查时遭遇有“九死一生”，却只收获少量的田野调查资料而无田野考古学文物实体证据的历史局限性；易先生在结合彝族历法史、去认识对于现代《彝历》起源于秦制颛顼历还是汉初《太初历》（中国正式农历之源）的区别中，不能去察之以微、形成对《彝历》发展史的严重误读（既将《彝历》发展的起点定于秦末汉初，又在无证据时却要胆大地去抹杀彝族先民在上古社会可能创造有系列太阳历的历法往事或文化遗产的模糊记忆）；更有不知汉初《太初历》的主编落下闳是阆中夷后裔——彝族先民之西南夷、西夷、南夷在秦末汉初去学习祖先历法技能并创造《彝历》时，岂能在夷（彝）区原本与秦国无联系的条件下去以秦制颛顼历为蓝本？岂能放弃对本族先辈天文学家落下闳在改造旧历中的重大历法贡献（以制定24节气与确定“以无中气之月而置闰”原则而奠定了农历基础）？岂能藐视《太初历》直接领导者是太史令司马迁——司马迁在公元前110年才到西南地区代表汉王朝，巡视与安抚了西南夷各部并且相处关系融洽；而西南夷各部或夷人部族，其后方有条件学习公元前104年之太初元年才问世的《太初历》。《彝历研》作者不去学习《太初历》这一新历是中国《汉历》之正源，反而去继承此时已被淘汰、从后不再使用的秦制颛顼历？这真是《彝历研》作者“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一系列典型拙劣之为……真是：不能做的，《彝历研》“偏要做”；能去学习的《太初历》，《彝历研》“偏不学”！而发展至今，由现有《彝历》所用阴阳合历，却就与由《太初历》颁行的阴阳合历几乎一样！

        为此，笔者现就《彝历研》提出的问题、或就“易文”作者不当抢夺追溯《彝历》之源的话语权，要综合谈谈个人的看法，以批驳《彝历研》进行的煽惑性、假文化宣传，以图就正于读者。

        对《彝历研》针对《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等三部齐名的著作所进行批驳，本书提出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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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列“易文”批驳刘尧汉（彝、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与合作者陈久金（天文学家）、卢央（彝、天文学教授）研究古《彝历》与《彝族天文学史》等著作，所形成压抑彝学文化活力与张力的21项举例，全是信口雌黄；“易文”或《彝历研》作者虽对“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有些涉猎，却在没有任何文物实据支持下就反驳刘尧汉等的文明新探。其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各种想当然的语言、特别是“……是当代神话”这语句，人为制造了彝学文化研究遭遇到的严重困局。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因今日是春分日，有特殊的天文意义；故加写一段“新内容”

三星堆天文古国

        今天是春分，重复着年年皆有的特定天文意义。回首两年前的春分日，央视直播三星堆遗址的第二次大发掘，轰轰烈烈；稍后，所展示此遗址由8个祭祀坑群构成的鸟瞰图、被我们解读出“略像‘北斗九星（仅在斗柄三星中缺少一颗星）’”的奇特天象遗迹——这或是三星堆第二次大发掘的重大发现之一。可惜中国考古界对此鸟瞰图未深究？至今未表态？

        ①此北斗九星天象遗迹，隐约展露出三星堆曾有上古的星斗崇拜习俗；表现为古蜀或上古巴蜀存在“天文科技与巫文化相纠缠”的古文化基因，建构着“三星堆-金沙天文古国一体化”的文化体系，形成天数在蜀的传统文化优势；或有望经继续再发现，可期未来升华为世界上古天文圣地？

        ②三星堆博物馆常用“三星伴月堆”的当地清代文学用语，牵强附会于“三星堆”的神秘，去张冠李戴装文雅、滥释夏商周的三星堆文化而数典忘祖；结果，造成“三星 + 月（伴月）= 四星 ≠ 三星”的尴尬。几十年来自欺欺人的误传，有悖“三星堆”文化的真相。

        ③我们发现古蜀：发明有“三星堆三种太阳历（13月历、18月历、10月历）”，发明有“三星堆‘0～9十个自然数’（多艺术性）”的数字形；此两项重大发明的“三星堆太阳历和三星堆数字”，是支撑约两千年“三星堆文化之车的两轮与文化之鸟的双翼”；其二者在一定领域已融为一体，形成“天数在蜀”或“天数一体”的古蜀文化大格局。可惜，该珍贵的三星堆天文资源与文物群，皆被过去的考古过程所忽略。故我们呼请当地政府与上级文物局和考古界等，去保护这两大文物群：这既是展现古蜀为中国文明起源和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作出原创贡献的代表，又是展现三星堆-金沙遗址区是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文化之重要辐射区的依据。

        ④中国社会需要传承三星堆文化本义是“三星之‘星（太阳、北斗、12星次或28宿）’天文属性”的科学之光、反对多迷糊于巫术的“神秘”而尴尬。三星堆博物馆多次拒绝我们从民间“建议三星堆需应用天文考古”，反以“广博【2021】9号”文件、拒绝天文考古：“关于天文考古研究，已经超出我馆学术研究领域……”造成三星堆不知“三星”为何物？抛弃了“星”的天文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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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能修正国家文物局2005年《关于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公告》存在重大质量问题

        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箔虽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之文物载体，现有解释却未涉及到该文物内在巨大地天文价值。我们推测其古老文物的时代意义：是古蜀十月太阳历（先继承三星堆青铜太阳轮形器作为十月太阳历结构原理的展示仪、再发展为金沙太阳神鸟三维金箔升华为十月太阳历功能的演示仪）成熟的共同体，属经典天文仪器；疑是中国夏历源于太阳历的正宗模型之一。

        国家文物局长期管理与传播充盈着天文信息的该金箔文物图案，却未运用古蜀的天文科学去考证（这疑是几十年考古三星堆-金沙文化却长期低效、不知古蜀有优秀天文传统而拒用上古天文智慧的通病）；敬请反思。

        成都金沙的太阳神鸟文物，既是推测三星堆青铜神树一号有十只太阳鸟神话的后续，又继承三星堆青铜太阳轮作为“十月太阳历原理展示仪”的天文历法。我们支持将太阳神鸟金箔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文物标识，能体现“太阳神鸟 = 日乌 = 太阳神与太阳鸟（乌）的共同体”；但“四鸟绕日 ≠ 太阳神鸟”。  

        太阳神鸟三维金箔文物是古蜀在夏商周的天文杰作，其价值是：古蜀十月太阳历演示仪 = 现代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外表美）的载体 + 已佚失三千多年中国《夏历》（本质美）= 三星堆人创经典十月太阳历即《小正》的原型、后为商周《夏小正》的模板之一；原有《夏历》经商代嬗变为阴阳历，再从汉代传承至今成为国历、旧历或农历，与世界通用的公历相辅相成，铸就着中国“一国两历法”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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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以上的“新内容”，好像是冷门，又或是传承古蜀曾有“将天文科技与巫文化相纠缠而一体表达的‘绝学’”；它们所蕴涵着“三星堆-金沙共同体之‘天数在蜀’的绝学”真相，与一般人好像关系不大；因而，又可能再沦为“冷门”之中。

       但是，只要你有心经过学习而去承传这一来自古蜀天文历法的天文技能，所获得的真知，或将在你的延展中成为灼见；即能开拓古蜀文明中的部分真相——细节出真知，是需要长期地实践加巧干，才能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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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图107的部分图解提示：此图内容的来源时间，截止于《彝族天文学史》于1984年的出版时间。】

        由本书以研究三星堆·金沙古蜀遗址的专项文物证据系列，以这两地出土文物的图片为主，既进行全新格局的古蜀太阳历体系（含有十三月历、十八月历、十月历这三种类型的“古三历”太阳历法）图片展示，以虚拟古蜀文化现场的场景；又揭示太阳历法的基因，以体现多样的文物链条与多点落地的文化特色，分布在本书不同部分的知识单元之中。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这是我们对待揭示三星堆·金沙古蜀遗址专项文物证据的确存在的一种态度,而不是口头禅。这件几乎是在空白纸上去记载古蜀《成都太阳历大发现》的大事，需慎之又慎。

        有名家称三星堆的大发掘，是“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那么，经本书发掘出来古蜀太阳历体系的文化亮点，则将是以十月太阳历
为代表。通过深度认识古蜀太阳历体系的基础，在于古蜀人通过摸索与学习，逐步掌握到“识太阳回归视运动差别、辩冷热差异，察北斗的周年星空位移、判寒暑交替……能解开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行为之秘，能举一反三解析由三星堆·金沙遗址青铜文物群所包含对古蜀太阳历表现形式的特殊记录；以寻觅到在三星堆文化中隐含古蜀太阳历体系大格局的灵魂。如今，我们已针对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手持圭尺游标，测量阳光移动；跣足踩斗祭天，演绎太阳历法”的肢体语言，解析其出三星堆半人半神的文化核心，在于太阳历历法与巫文化……

        (4)对合理推测“文明源头新探”学术界应有理性包容

        2011年7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学部大会，正式宣布增选第二批学部委员10名，增补荣誉学部委员3名。会上，已经89岁的刘尧汉教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这是刘尧汉以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的身份，成为了中国学部委员中的第一个彝族人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最高学术称号的荣誉授予耆耋老者刘尧汉，已近似于终身认定了刘老对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奠基具有盖世之功；其间，刘尧汉对彝夏历法即“十月太阳历”等所进行开拓型的系列探索，并未被官方否认。

        笔者对蜀地乡土天文历法进行的专题研究，是自1985年拜读到刚出版《中国文明源头新探》著作后所受启发而开始的；当时，是在四川省南充师范学院图书馆看到此书却无机会购买，则采用复印方式予以保存、学习；受益匪浅。虽然该书中有关“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的治学也许缺乏严谨，但是所提出“人体历法”或“月经历法”、以及“彝族十月太阳历”或“彝夏十月太阳历”等有关针对古蜀历法体系予以新探索的内容，却相当有益并具有合理性：刘尧汉教授揭示彝族先民巧妙地掌握到以月亮圆缺或盈亏周期，即经新月、上弦月、满月、下弦月这四个分别大致以七日为限的短周期，去结合妇女月经生理的整体周期、摸索出中国第一种人体历法为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周期的太阳月，既是“月经历法”或妇女历法的重要基础，又是中国古老历法中的第一种人体历法。

       巫文化作为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是原始文化或人类社会早期文明发展中的共性；巫者始于女性，女巫擅长巫术，这也是一种文化共性。女性的月经生理对于女巫的影响，肯定是让人能予以专门化铭记的对象或事物。某些天赋异禀的女巫在涉及到认识天文知识中有意或无意地将月经周期引入对历法周期性的联想，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这样的联想与实践，应是经过多代人的实践才探索出一条朦胧地规律，才上升到与历法有关的初级层次……尽管这样的“历法”还不准确、还相当粗糙，这一必然的、由三星堆文物可以证实的“初级历法”创作过程作为古蜀的第一种人体历法存在之事实，还是值得后人珍重、研讨和保护的。

        刘尧汉教授《中国文明源头新探》著作提出“十三月历法·月经历法·妇女人体历法’”等观点，皆不是作为定论，而是服从于书名“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的推测。学术上，应允许合理地、初级推测可能有失误。此类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是在艰难中前行的，是在寻找面目模糊的祖先；旁观者不宜过多求全责备、施以苛求，更不应以异常方式（如《彝历研》），去针对某一新观点暂时缺乏足够的文物考证，就去对其著作作全盘地否定。

        我们期待以“三星堆遗址出现先行的‘十三月历法·月经历法·妇女人体历法’”系列文物的实证价值，联系由金沙遗址出现青铜立人头戴由十三道太阳芒纹组成“太阳冠”这样的文物特征，已明显地引导着人们将这一特征去与“十三月历法”有关的分析相联系。但是这样的思考，应走上能确认在古蜀上古时代曾出现“十三月太阳历法·月经历法·妇女人体历法’”之太阳历的辩证道路上；而不是将金沙青铜立人戴有“十三道太阳芒纹的‘太阳冠’”文物意义，去错误理解该“太阳冠”暗示着阴阳合历的殷历或后来多是阴阳历性质的颛顼历或农历。

        过去在这方面发生的争论或节外生枝，至今并未结束。我们期待能最终按“让文物说话、用事实证明”的正确方法，而现在，需要先做好两件事——

        先去肯定一个事实：金沙遗址出现戴十三道呈现出顺时针光芒纹“太阳冠”铜立人文物的历法意义，只能反映太阳历的情况，不能成为阴阳历的象征！金沙遗址出现该件戴十三道纹饰之头饰的文物，不是金沙人独创的；而是在模仿三星堆青铜跪坐人像（图18、67蓄留有“独特的13绺细辫发高髻作为标识”——前排6绺细辫发，后排7绺细辫发），属于同类的文化再现。

        再去画上一个句号：是三星堆遗址先有“耳穿三孔头戴十绺辫索冠头像”（图41）或“三星堆头顶‘十月太阳历’标志的人头像”（图66），后才有金沙遗址出现“戴太阳冠铜立人”（图65）。此金沙铜立人（图24、25和图65）既以站立姿势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很相像（图7、8、38、66）、又在发式上类似三星堆头顶“十月太阳历”标志的人头像；即三星堆头顶“十月太阳历”标志的“十绺‘逆时针辩发’的辫索冠头像”（图66），是金沙青铜立人戴有“十三道太阳芒纹‘太阳冠’（图65）的师傅”。但是，这个徒弟又不愿意承认其师傅（三星堆鱼凫王朝与杜宇的金沙政权这二者，在文化上是师徒关系、在政权上却是相对敌对；金沙政权是在推翻三星堆鱼凫王朝后，才得以成立）对自己有文化感召；因而金沙人特别学习了三星堆头顶“十月太阳历”标志的“十绺‘逆时针辩发’的辫索冠”（图66）的逆时针冠帽形式、学习了三星堆青铜跪坐人像女巫梳着十三绺扁高髻（图18）之“十三绺”的内容体现，再综合发展为金沙遗址出现戴十三道呈顺时针光芒纹的“太阳冠”铜立人（图65）之新形象——深刻而含蓄地表达出：金沙文明，既表现对三星堆文明去一脉相承，又在一些地方，要有意地反向模仿（例如，金沙“太阳冠”铜立人的站姿和手势，皆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相似，可是二者铜像脚下的底座，金沙铜立人站在“U”形斗图腾（开口向上）的铜座上，而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底座、是“反‘U’”形斗图腾（开口向下）……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只脚的趾骨共14块。包括：①拇趾2块（近节趾骨、远节趾骨）。②第二至第五趾各3节（分别称为近节趾骨、中节趾骨、远节趾骨）。人体双脚趾骨是相同的，即一双脚的趾骨共28块。 】

        有彝族学者发展解释彝族妇女月经历法，将“月经历法”或“人体历法”解读为起源原始时代彝族的宇宙观或自然观，即天体是人体的扩大，人体是宇宙的浓缩，人体与天体有对应……

        笔者在解释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人像文物（图63）和布满线雕图案的玉璋文物（图55与图62等）——这两件文物底座的第一层与青铜大立人人像所穿龙袍（图33）的纹饰中，都有“四个7‘’字符”的共通性，不仅能说明其不是偶然性存在，又通过对图101和书末《通用规范彝文字表》的查证中，能将古老蜀国的“图语”痕迹，在现代彝文字中找到其存在的意义。

        从表面解读上述“四个‘7’之和或之积的28天”这个周期，除了能仿用与妇女月经有关的周期之外，还能同时以图108或图109为例，指出人的双手十指共28块指骨节（以左手与右手共同为对象，从大拇指根开始、按天然的指纹纹路区别计数，一只手有14块指骨节，一双手共28块指骨节），能清晰可见，没有疑问。此外，通过“人体脚趾结构解剖图片”，亦能看到人的一只脚有14块趾骨节（脚趾上各块骨的统称，拇趾骨两块，其他各趾均三块），人的一双脚共28块趾骨；这也是支持以“28”这个数字作为安排与历法有关、而来自人体某部分器官所特有的基本数字……它们，即具有向“人体历法”提供相关“恒定‘数字’”的能力，这是人人皆有、不证自明的最真实。

        长期以来，中国历法界缺乏支持相传“月经历法（别称：第一种人体历法）”客观存在的文物证据；所以，一些人便怀疑“《月经历法》或《人体历法》系非科学的”。然而，如此对人类早期“历法”概念或名称去严格要求具有科学性，只能是一种又一种苛责并定会阻碍着自身对这方面知识的深入考察；在这类冠冕堂皇怀疑中生长出来的“百花”、就不是在“争艳”，而会适得其反地将原属科学历法推测的萌芽，湮没在原本适宜生长的土壤中、或扼杀于科学生命的摇篮里……

        人们相信这样的道理：若没有上游的涓涓细流，哪有下游的澎湃浪花——文明探源是艰辛地，需要得到应有尊重；文化繁荣是欢乐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6）三星堆隐喻“十三月历”的文物有七种、金沙文物有一种

        ①青铜大立人人像足下底座第一层“斗图腾”中有“四个‘7’（以四个不同方向均具有相同表示）之和28天周期”的图符，为“第一种人体历法（妇女月经历法）”提供了部分重要证据；见证图18（有13绺发辫）、图26（有“四个‘7’”）、图62（有另一种“四个‘7’”）、图63（同图26）。

        ②如果说能有其它证据支持我们推测其青铜大立人人像的身份是女王兼女巫，则由其女巫以自身背着婴儿的行为（由“图37从背面观察青铜大立人有双耳穴与另三穴”和“图38从右侧面观察大立人腋下有两神秘孔穴”、共同作为“指认其为女性”的联合证据），再与图16、26等之青铜大立人脚下底座第一层“斗图腾”表达有“四个‘7’之和、构成‘28天周期’”的特定图语相连贯；则会增加认识该底座第一层“斗图腾”表达“四个‘7’之和28天周期”，就是在暗示能与一年13个月的“初级太阳历法（第一种人体历法）”之一月周期的28天相结合、并与之相符的判断力。

        ③图77在三星堆神坛下部的两只神兽身躯“从胸口部位13个圆点向右到左前肢、腹部中心、到左后肢的另三处象形、象数图案（回查‘表二’）”，都与13月历“数理（有关数据）”的逻辑有关。

       ④图69“三星堆青铜人像脑后编织28绺的鱼骨辫子，是以‘28’的主要数字表示月经周期并示意与‘十三月历’有关”……

        ⑤图67是对图18三星堆青铜跪坐人像之女巫从三个角度进行的素描，不仅其图幅更生动、形象地反映出该文物显示着“十三月历”头饰标志的情况，而且配有多处文字说明，能让人更充分地理解该“13绺细辫发高髻”，就是能作为妇女月经历法或“十三月历”的头饰标识。

        ⑥图18三星堆青铜跪坐人像女巫梳着共十三绺细发辫的扁高髻（后排七绺，前排六绺），这是三星堆人在制作青铜文物中，特别表现最基本、最粗糙与最早显示“十三月历”的商代中期标志。

       ⑦图87、88、91、92四图，显示在三星堆青铜神殿有18位与图18相像的青铜跪坐人像女巫，梳着共十三绺细发辫的扁高髻，其“女巫梳着共十三绺细发辫的扁高髻，是强调对‘十三月历’的象征”。

        ⑧图24、25和图65是金沙遗址“戴太阳冠的铜立人”文物，此“太阳冠”是由漩涡形帽圈加残缺不全的十三道太阳芒纹组成。下面针对该“太阳冠”的由来，试做“文化还原”的推测介绍。

三星堆天文古国

        （7）金沙遗址铜立人戴“太阳冠”的文物是识别“十三月历”头饰的经典

        无独有偶，我们在与三星堆文化殊途同归的金沙遗址文物中，找到了能更深刻反映“十三月历”头饰的“其它证据”，即金沙的青铜立人像文物——见证于本书“图24、25和图65”之综合的图解中。

        这三幅图片，皆来自对金沙遗址青铜立人像文物从不同角度的拍摄：图24、25，是拍摄金沙青铜立人像文物的正面与背面，均说明了该铜立人头戴残缺不全的“太阳帽”；图65配有从该青铜立人像所戴头冠的上方俯视拍摄并通过复原处理的图片，清晰地反映其“太阳帽”头冠或漩涡形帽圈、由残缺不全的十三道太阳芒纹组成，并称其为“太阳冠”的情况。

        面对这一由十三道太阳芒纹组成的“太阳冠”，已自不待言地让人们联想到它与历法的编制和表达均有关；这已成为了观察者一种思维定势而不可回避。然而，相关学者在多年前初次将认识此“太阳冠”的形制与古蜀人在以“表示某种历法”的头饰文化相联系，却是在公开错误推测此头饰表示着“一年十三个月”的阴阳历法。

        于是乎，我们对此要问：在中国已知阴阳历历法中，有哪个历法是通行拥有“一年十三个月”的？

        答案是：没有。

        这，就出现了矛盾。

        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既然不能在已知历法的正史中去求解，就需要在未知的领域中或不是汉族正史、而是少数民族的历史中去求知：刘尧汉教授在1985年前探索中国彝族历法史中有可能存在早期的“人体历法”之田野调查或与彝老们的座谈，得知第一个历法代表是以妇女月经“28天”周期为一个月的太阳历法，即该历法正是“一年共十三个月”的人体历法。

        本书要借以完成上述求知任务第一个答案的理据，既来自刘尧汉教授在彝族地区（以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四川雷波县和云南宁蒗县为考察地代表）所走访探索到其残存的、罕见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第51页有注释）、曾使用“妇女月经历法”的事实展示；又来自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底座“‘双相斗图腾’法坛”的第一相斗图腾所反映“四个‘7’之和”的图语情况、即隐喻了“第一种人体历法以妇女月经周期28天”作为“最早太阳月”的计算周期；在这样的早期太阳历历法的一年中，就只能是、也必须是由十三个相同太阳月构成的364天（28天×13月=364天）；平年时另加一天或闰年时加两天的过年日，即最终构成一年的365天或366天〖或者，在“回到”当时原始的历法初级阶段，人们还未能准确无误地计算出一个平年的日期为365天、而只有364天；因而，这类认识，要有宽容〗。

        同理，如果说现在仍需要回避相对有些“不雅”称谓的“妇女月经历法”，也有可以替代的新方式。这就是作为“第一种人体历法”载体的关键，在于“28”这个特色数字；因一个人的双手指节或双脚趾骨的总数量分别都是“28”，则也可能有人要提议去称为“手指指节历法”或“脚趾趾骨历法”……但是，这些后来才由人们认识到具有“28”数量关系的人体器官或人体生理现象，却无法像“妇女月经历法”称呼的那般古朴，能作为“第一种人体历法”载体那样充实、那样具有原真性。

        回到对本文“图24、25和图65”综合的图解之中，金沙青铜立人像头戴十三道太阳光芒纹的“太阳冠”，虽然残缺不全，却对于判断此“太阳冠”能反映“一年十三个月历法”的性质属于阴阳历做出了最好注解——由“太阳冠”表示的历法属性，自然只能是太阳历的性质，而既非以阴历属性为主的阴阳历、又非全部属阴历性质的太阴历。如果有人硬要将此“太阳冠”指示的历法性质去戴在中国的阴阳历或太阴历身上，则必是牵强附会，更是错误的。

        结合前面的分析，笔者可继续进行相关历法知识文物图片揭秘的多重链接：

        第一，先以三星堆遗址青铜大立人脚下底座第一层“斗图腾”、含有“四个‘7’之和28天周期”的图语为起点，因而在本点前面（6）的内容中，将大立人脚下底座第一层“斗图腾”含“四个‘7’之和28天周期”的图语作为①，再依序串联后面的②～⑧；这是先在三星堆遗址的内部，实行前面①～⑦项分析的文化串联后，再跨遗址，寻找同属三星堆文化类型的相关文物群，从而产生了与第⑧项文物相联系的文化分析。

        第二，上段所言“图语”，完全不附合前文曾涉及的“巴蜀图语”的范畴；而在此言说“以三星堆纹饰图案所隐含特有的‘三星堆语言’”，也许有创新提出由三星堆文化所涵盖“三星堆图语”新概念的必要〖因考古中已屡遇针对解读三星堆特有纹饰图案的图语意图而无解的问题在增多，建议可能考虑在考古中，增设一个类似“三星堆图语”的新名词〗。此新概念能否有突破、有价值，请指教。

        第三，将三星堆遗址文物所展现“十三个月历”的历法意义，再去串联于金沙遗址青铜立人像头戴残缺不全的“有十三道太阳芒纹‘太阳冠’”的情况；这是在突破同一遗址文物狭隘的关联性而运用了相邻遗址文物也可能有关联的广义性——实现了更有效地通过将相关文物的合理描述整合到对应的文化环境中，再去穿透解读其内涵象意、去抓住蛛丝马迹，去指认该“太阳冠”必有能反映“与一年十三个月太阳历”相关的情况；最后，能跃升着这样的证明力。

        此类分析文物性质与内涵之关联性和突破性的工作内容，就存在古蜀国的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博物馆（或许还可包含着对彝区生活及彝族文献中去找寻）各自内部及其它们之间。只要是符合其地域空间相近和时间跨度相继等文化关系的原则，则均存在尝试有条件合并的合理性；所以，这样通过突破方式，去找到不同遗址文物之间也有文化关联性的收获，仍然是合理地。

        【趣味阅读：刘尧汉是发掘彝族（古夷人）曾创造了古老太阳历文献体系的光荣代表（一）

        58岁的彝族学者刘尧汉自1980年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之时，就将1979年秋在四川凉山再次耳闻彝族太阳历的事，与另外早就听说解放前有由搞地质的科学调查组、无意中在彝族地区发现存在太阳历文化碎片的事联系起来，下决心要澄清在彝族或古夷人的历史上、究竟有无曾创造了太阳历的事实。于是，刘尧汉在1980年就联系了汉族天文学家陈久金（自1978年就自发关心和研究彝族的太阳历）和天文学者卢央（1983年任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一同开始研究彝族的天文学；1982年10月，完成了《彝族天文学史》的初稿。

        1982年11月，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张钰哲为三位学者撰写《彝族天文学史》的初稿写《序》，一开始就是：《彝族天文学史》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专著，仅此而言，也足以说明它的价值。它的出版，是值得祝贺的……十月太阳历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简明而科学的历法，在世界科学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它的发现和研究，则是本书的重要成就之一。

        刘尧汉1982年退休，1983年4月接受云南楚雄州委州政府的聘请，到楚雄智力支边，创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主编《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截至2004年，已出版43部。

       1984年4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对陈久金、卢央（彝）、刘尧汉（彝）合著的《彝族天文学史》，分平装与精装两种形式，予以出版。

        1985年8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对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的专著，分平装与精装两种形式，予以出版。

        1986年12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对刘尧汉与卢央合著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予以出版。

        至此，由刘尧汉、卢央与陈久金三人在三年中以井喷式样的贡献所出版的三本著作（《三书》），在今天看来的30多年前，的确起到了促进彝族文化学派得以形成的奠基石作用。

        1990年刘尧汉他们在楚雄州大姚县昙华乡丫古埂彝族村(60多户彝族)地方的彝族巫师李家里，发现了彝族有十八月历文化碎片的文献证据（民国初期二、三十年代这个地方还在用着十八月历）。同年4月《云南社会科学》发表了刘尧汉、朱琚元、刘小幸三人就此发现而合著的《中国彝族和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太阳历法》。由此，在彝区存在三种古老的太阳历法传统，皆被刘尧汉等人发掘出来。

        刘尧汉等人所找到与彝族先民创造古老太阳历的文献体系，由十三月历（别称第一种人体历法或妇女月经历法）、十八月历（别称第二种人体历法或手指脚趾历法）、十月历（可别称天干十月历或阴阳五行历）这三种太阳历法组成。

        如今，我们对这三种太阳历，合称“古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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