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太阳历大发现》

三星堆天文古国

        2、“二九、一十八”的数字源可校正原“月经历法”的粗糙

        （1）“二九、一十八”的连体数字符号来源有据

        由“两个‘9’”之和的数字作为一年总月份的参考值，构成一年18月的又一种新的历法周期；青铜大立人人像足下底座第一层的“小斗图腾”图案中，疑存在鱼凫国时期的早期巴蜀图语式“九二、一十八（9  +  9  =  18）”这类刻划符号可隐性表现的新物证。这是我们初步推测在夏商时期，由古蜀所编制形成其太阳历体系中另一种太阳历法的物证之一。

        如果说按上面“先只运用其中的反‘9’而忽略可能有‘6’之数字符号”，仅如此实施这样的物证推测若是正确的，就能够支持着刘尧汉于1990年4月在《云南社会科学》发表《中国彝族和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太阳历法》、于1992年在《彝族文化》上发表《中华彝族十月历和十八月历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而先后总结、归纳出比现有《彝历》早多个朝代而在先秦就有彝族先民曾创造有“十八月太阳历法”的观点：这是来自彝族先民之古夷人可能在几千年前以自身手脚有十个手指、十个脚趾之和，得出总量为“20”的数字、去作为恒定新历法中一月日期数量之由来的参考；这是来自青铜大立人人像文物以自身“突出巨大双手的十个手指、突出华丽服饰下赤裸双足的十个脚趾 = 人的20根手指脚趾之和”的身体语言之“语图（指由‘话语中的意图、说话时的举动’所表达的某种可意会类的语言）”首次被我们重视并公布：以此“20”数字的思考为基础，定出“用‘20日’记月、一年共18个月、另加5天或6天过年日”的年历；此“近取诸身、师法自然”而发展为又一太阳历的内容，是为了校正原有第一种“人体历法、即一年13个月、一月28日的‘妇女月经历法’”常有的粗糙性。

        由于三星堆遗址中能指示十三月历的最重要文物“青铜跪坐人像（梳着十三绺扁高髻发式的女巫）”，是出土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而表示其属于商代中期（约距今3500年）；这比从三星堆遗址二号坑中出土能指示十八月历的最重要文物“图7、8：青铜大立人像与底座”和能指示十月历的最重要文物“图41：耳穿三孔头戴十绺辫索冠头像”，要早二、三百年——从这类为数不多的物证可基本推论：在古蜀的“三种太阳历”中，能指示十三月历的文物时间，早于能指示十八月历和十月历的文物；即古蜀古夷创造由“三种太阳历”发展成太阳历体系的先后，应当按照“十三月历、十八月历和十月历”顺序排列其结构。

        （2）十八月太阳历是对十三月太阳历的合理发展

        十八月太阳历之所以是对十三月太阳历的合理发展，是因为能确定十八月太阳历的每月时间恒定为“20天”不变，不再像十三月太阳历的每月时间可能“出现‘26～28、29天’的波动、只能粗糙地以‘每月28天’做基数”。

        现在可推断：值夏商时期，在彝族先民中就出现了第二种“人体历法、即一年18个月”的古老载体。但是，这类应当与上古特征相符的历法载体，在现实的彝族历法与生活中，已几乎找不到了。

        然而，工夫不负有心人，如今在本书创作中，却意想不到通过分析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双手双脚行为举止、在手指足趾数量方面的表现时，能体现“反映一年18月历中每月恒定为20天之‘20’的概念，得知人的手指、脚趾之‘和’为‘20’”；在认识青铜大立人人像足下底座“两个对称的、反9‘’连体字符”的图案时，又被我们发现其“二九、一十八（9  +  9  =  18）”，即一年18个月之“18 ”的由来。如此两个不同“由来（一是显现18月历中每月20天之‘20’概念的由来、二是显现18月历中有关‘18’个月的概念之由来）”的直观语图，在同一文物不同部位的表现中，实现了如此奇妙组合与双向解释；它们能将与十八月历有关的两个关键数字“20”与“18”同时表达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人像的行为举止与底座纹饰中。本书能细心地收获到这样不寻常的解读意义，真让人高兴。

        由此可以解释：由本书分析“穿着龙服、神通天地”而具有高贵与权威地位的青铜大立人这位精神领袖，为何要在举国祭祀的重大场合中做出特别让人费解的“跣足交斗”行为：其“跣足”的重要原因，就是要在由自己率领的巫师团队面前有意双足赤裸；青铜大立人这位鱼凫女王与女巫，就是要用显露出自己“巨大地”双手共十指、有意通过跣足方式显露出双脚共十趾的肢体语言之“语图”，以其组成“手指与脚趾”之和为“二十”这样的人体数字，去师法自然或道法自然；表明如此采用“近取诸身”的亲近办法，是奉行认识自然与顺应自然的祖训……这就是青铜大立人在细心向族人们进行传神式地形象解释：“用‘20日’记月，一年共‘18个月’的十八月年历”之通俗易懂理由的推测。

        3、三星堆博物馆珍藏隐喻“十八月历”的文物有六种

        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主持古蜀举国祭祀的盛大场景中，就能够在三星堆遗址的青铜群雕中，看到由蜀夷（彝）先民创造有18月太阳历文物的、至少有六种以上的不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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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图110（图来自《百度》）的部分图解提示：为了解“源于人类童年的十八月太阳历”，在《楚雄彝文化网》等查阅到：继彝族十月太阳历之后，又一种古老而精妙的神秘历法——彝族十八月太阳历于在云南楚雄州被发现，发祥于大姚县昙华乡的“中国彝族十八月太阳历”，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观察、发现、总结出来的计时规律，属自然历与太阳历。它把每年定为365天，分为十八个月，每个月分为20天，一年的最后五天作为“祭祀日”或“禁忌日”；此历以物候的形式存在，每个月又以花草、虫鸟、禽兽等动植物命名，把十八个月的划分与大自然物候变化相联系；它的形成融入了天文、地理、自然等科学知识，在当时就能以物候表象较为准确地记述和客观反映气象变化特征物候表象，对农业生产、日常生活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1989年5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员朱琚元、实习研究生杨凤江等人到武定县万德乡自乌乡进行民族调查时，从彝族世传星占师雍子明处调查到，他已故的父亲、老星占师雍光河曾遗传下十八月太阳历，过去这里的历代星占师使用这种历法进行占星活动，从而初步在田野调查中找到了中国彝族十八月太阳历的神秘踪迹。1990年3月下旬，著名彝族学者刘尧汉在大姚县昙华乡丫古埂彝族村，发现或早于夏商前的夷（彝）族十八月历，考证了此彝历比彝族的十月历更古老。十八月历的发现，对揭示中国文明的传播有重大意义，已引起重大反响。

        据研究证明，十八月历产生于远古氏族部落时代。彝族十八月历划分一年为18个月，每月20天，另加5天“祭祀日”，全年365天。彝族十八月历是一种自然历，从内容上看，十八月历没有明确的季节性，但已包括自然的物候现象：一月风吹月，二月鸟鸣月，三月萌芽月，四月开花月，五月结果月，六月天干月，七月虫出月，八月雨水月，九月生草月，十月鸟窝月，十一月河涨月，十二月虫鸣月，十三月天晴月，十四月无虫月，十五月草枯月，十六月叶落月，十七月霜临月，十八月过节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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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尧汉虽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通过在大小凉山的田间，通过走访彝族老人（在当时简称“彝老”，实为过去或现在所称“毕摩”等）、或彝区座谈、或查阅经书等，收获到与彝族十八月太阳历和彝夏十月太阳历有关的部分资料，并认为彝族十八月太阳历就是彝夏十月太阳历的前身……但是一直苦于只收获有田野调查资料、却无田野考古学的文物实体作为证据；其残缺不全的资料只能供参考、只能属推论的层次。

        《中国民族报》2008年10月14日，登载了记者俞灵采访的《十月太阳历：彝族文化的明珠》。文章称：历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彝族古老的十月太阳历，便是彝族对中华民族所做的重大贡献。近日，记者采访了云南省社科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朱琚元副研究员，听他讲述……刘尧汉教授发现的十八月历法价值：在科学性上意义不大，但在文化人类学上却有着重大意义。在这之前，世界上只知美洲墨西哥发现有玛雅人创立的十八月历法，中国人写的世界通史上也有记载，认为是美洲两大古老文明的标志之一。玛雅十八月历一年18个月及每月20天也各有专名，这些专名的具体名称与彝族十八月历虽不相同，但日期却是一样的，而且中美洲秘鲁文明古国印加帝国，也分别有十八月历和十月历这两种历法。

        我们评议刘尧汉先生以毕生精力，寻找着关于彝族存在太阳历文献资料的考证与推论，应当说在学术上具有显著地积极性；刘老的相关推论是在吃螃蟹，是在做种种合理地假设，并未把话说死，仍具有开拓性和发展的可能；前人的这类推论，本身就有历史认知的局限性，并非定论，有待后辈不懈地去完善。

        在古蜀遗址中由所发现能指认为与十八月太阳历有关的文物，目前除了三星堆遗址有上述六种文物可能涉及到与十八月太阳历有关之外，在金沙遗址中却没有同类文物——而在金沙遗址中，既能找到与十三月太阳历有关的图65“戴太阳冠铜立人”、又能找到与十月太阳历有重要关系的图146“金沙太阳神鸟”；这就怀疑形成了一种反常……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奴隶社会博物馆，我们似乎发现有两种以上的衍生文物，与18月历和“19小月历”可能有关；后面将再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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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第二篇第一章第三节【 读图63、64（图来自《百度》）的部分图解提示……】中，共有①～⑦个图解内容；现有必要在此重复其③和⑤的基本内容……③用上面①中“和为‘28（二十八）’”这样的数，减去②中“和为‘18（十八）’”的数，得到“差”是“10”，即又暗示能与十月历之关键数字“十”相吻合；这隐性地说明青铜大立人像文物底座第一层由纹饰意象反映配合数量表达的象形象数与数理的综合数字关系，已揽括古蜀人在创造太阳历体系中全面包含的三种历法，能证明青铜大立人人像文物就是古蜀太阳历体系的总指挥。

        ⑤图64长方框架边缘构成日晕纹布局的小圆圈数量共122颗，如果用122减去“28 × 4”，即122 - 28 × 4 = 10 ；所得这个“10”的数量，又恰恰是古蜀国创造了三种太阳历中间的最高境界之“十月太阳历”的关键数之“10”。这个“10”的数字在此出现，应当不是笔者分析中的牵强附会，因为仅仅特别地看待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最夸张、最神秘的双手，就是通过特别张扬着大立人“十根手指”的手势、目的之一就是在可能突出地宣讲着“十月历”之“10”。

        第二，前面“图41：耳穿三孔头戴十辫冠头像”和“图66：三星堆头顶“十月太阳历”标志的人头像”，就是三星堆遗址存在“十月太阳历”文化的历法象征物或标志物；而三星堆“青铜神树与青铜太阳轮”文物，则是指示三星堆文明创造有“十月太阳历”文化的民俗基础与科技基础。

        因古蜀遗址文化中最早将天文历法知识寓意于文物之中进行保存的对象，都是以三星堆遗址的文物为代表，而且皆在青铜大立人人像文物的统筹下；所以，古蜀国的“十月太阳历”，怎能不与这位鱼凫女王兼历法大师傅和大女巫的青铜大立人产生必然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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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笔者将推测三星堆专项天文文物群存在三种太阳历与“龟象数”相关联的新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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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春游三周，又回来了。接着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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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六：图81神坛上层方斗建筑中五个巫师（代表十月历一年中的五季节），在吟咏太阳历。此吟咏的太阳历，性质一样，却名称多样。面对“十月太阳历”去以阴阳五行给月份命名时，就称为阴阳五行历；当以物候给月份命名，称为天干十日历；当以序数给月份命名，则属于《夏小正》十月历。

        对中国曾经存在十月历的现代主要发现者，是以民族学研究员刘尧汉带头，并与天文学家陈久金和卢央组成三人团队，于20世纪80年代就已在田野考古调查中取得了基础性研究成果。虽然刘尧汉在专著中对“十月太阳历”又别称“彝夏十月历”，但是其团队研究的同类成果却多是“从文献到文献”、缺乏文物支持，从而存在瑕疵。本书的面世，则面貌一新改用以三星堆文物为主、以金沙文物为次的典型推进作用，去建立起以实物证据支持古蜀遗址作为创立太阳历的基地，举证“十月太阳历”既是上古蜀国的通行历法，又是蜀人所创“古三历”的太阳历之冠。

        解读七：图81神坛上层方斗建筑中的“五巫”均头戴“十月太阳历”标志的辫索冠（即早期的“太阳冠”），既是三星堆文物中反映所谓“十月太阳历”的标志图案，又是彝族对自己民族可能创造有古老太阳历体系进入到最高境界予以最早通俗模拟的象征。

        “五巫”头戴辫索冠，是图41与图66、68已反映“十月太阳历”头饰标志的缩小版本；这样的缩小版辫索冠，是表示在神灵世界中已上升到天国的五位巫师，正在向苍天跪咏着“十月太阳历”。

       解读八：图84反映青铜神坛中层每座神山下有9个乳钉纹的结构，相对奇特——这9个乳钉纹的组成，是以图像方式表现在横排的方向上：按“半个乳钉纹 +  8个乳钉纹 + 半个乳钉纹 = 9个乳钉纹”；这样的图像方式如果说可以看成近似于计算式，就相当于书写了“0.5 + 8 + 0.5 = 9 ”的图像计算“加法式”。这种图象式表示，三星堆人已掌握了小数与整数在图象上获得统一的最早认识；此认识，也可能是中国数学方面的重大发明，即远早于公元3世纪我国数学家刘徽在注释《九章算术》时，提出了近似十进的小数认识……但是十进小数的最大贡献者，是荷兰的工程师斯蒂文（1548～1620年）；而德国的克拉维斯在1608年发表的《代数学》中，公开了用一小黑点把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隔开的方法，这就成了小数的现代记法并被确定下来。而三星堆的小数语图，比世界早了上千年时间。

        解读九：三星堆神殿祭台第一级台阶右侧，以“手崇拜”群雕姿势为主的人像，头戴“十月太阳历”标志的辫索冠；本解读与解读四和解读六是配套的——解读四所引用图41、66、68，是反映人间的“十月太阳历”深入人心；解读六所引用的图81，是反映天界中有了巫师升天后向苍天汇报“十月太阳历”的声音；而解读九是反映在三星堆神殿的祭台右侧，有一群人像既在模仿青铜大立人演绎太阳回归运动特征的手势，又头戴“十月太阳历”标志的辫索冠，虔诚躬奉着十月太阳历。

       解读十：三星堆博物馆太阳轮形器在展示十月历的科学依据方面，是相当先进与充分地；可惜《百度百科》在介绍三星堆遗址太阳轮形器文物时，虽然其解释者已触摸到该知识核心的边缘了，却因缺乏文化自信、缺少从天文历法的角度去解三星堆文物的重大价值而临阵畏惧；这样的畏惧，放弃了再经下一步探索，就能凭借其再努力、去寻觅到该文物的灵魂而展现出更加辉煌的三星堆天文历法新教育界（以下，将有专门章节做补正阐述）。

        解读十一：三星堆博物馆青铜神树原本以文物形式，反映着古蜀在夏商存在“十日文化”而维系着许多与成都十月历有关的民俗；可是，由后来的《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后世古籍以不当“后来居上”的“十日神话”，掩盖了古蜀原有的“十日文化”。在这一“‘十日神话’取代‘十日文化’的经历背后，可能在中原文化史上是曾有的一场历法变更、后来却被淡化、被神话”（以下，将有专门的补正阐述）。

       解读十二：“太阳纹圆形铜挂饰”，我们对其又称为“十日会聚的‘象形纹’”。此文物不仅就像一圆形的铜挂饰而结构相当简单，而且其圆形的挂饰也只有芒状纹和涡状纹两种太阳纹，即只有“单孔的芒状太阳纹”和“双孔的涡状太阳纹”的圆形铜挂饰这两类文物。

        解读十三：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文物在以前被人们认识时，往往只看一面图案而放弃了对双面图案的观察（客观上该金箔文物本身，就是一个双面镂空的、高档级的金饰品）；然而，这件镂空的金箔文物的主要作用，是在“展示十月太阳历具有划分阴阳（春秋）两个半年”的镂空效果……可惜，国家文物局只以其片面选择该文物的一面图案，就匆匆忙忙作为该文物的唯一图像，去定名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样有缺憾的的文化问题已众口烁金，因为以往未被人们认识到，从而长期迷糊着社会。因此，本书将在本书下册的第四篇中，专门对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文物的“价值”、去做出新的评价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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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理解文物涵义要明辨是非与文物的纹饰作用

        我们不是考古人员，只是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化的爱好者。基于这样的角度，自有理解相关文物涵义的需求和明辨是非的基本方法。现以经历了以上对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中涉及能指示“古三历”文物的思考与举证，对理解相关文物涵义“分寸”之实践，有了一些新运用。

        1、古蜀文物命名与解释若有经不起检验的就需修正
        （1）建议改三星堆“青铜辫索冠人头像”为“十月历青铜太阳冠人头像”

        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而出土的古蜀青铜文物，由于它们中相当多的器物与中原文物之间缺少可比性，因而有较强独立性带来的神秘感。古蜀文物工作者为及时向社会公布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收获，先后对各自出土文物大致依考古学原理与方法去命名，这是必要的环节。可是，文物界中各有关出土文物被命名后，并非全部或永远地不再改变原有名称；这是因为当时对某一文物命名时可能存在认识的局限性，在后来新认识中有了重大的发现或变更，如果有促使不得不做出改变原文物名称、才符合文化传播的新需要，我们建议应突破原有命名的制约。

        本书举证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专项青铜文物群中含有大量有关古蜀太阳历的内容并且形成了体系，这可以说在文化界中是没有先例的；如果说这些举证内容能部分被社会所接受，就意味着一些古蜀文物的名称有可能受到名实相符与否的置疑。例如，我们对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或《三星堆》画册所称的“青铜辫索冠人头像”文物用语的理解，就以为使用“辫索冠”这一帽子名称，在其命名方面既太简单与含糊其辞、又未突出其特异形态（指发辫的绞缠）与冠帽纹路（呈逆时针结构）或辫索的数量（共有十绺）等；也未涉及讨论该人像为何是三星堆遗址唯一的一尊“耳穿三孔、以十绺麻花状表现‘青铜辫索冠’的人头像”。此外，这尊“耳有三孔、头顶‘青铜辫索冠’的人头像”的文物，原本在参与祭祀活动中可能具有其特殊的作用是什么、有人认为它可能暗示着属于“大禹”的头像，或可能还是一个土著人士……对于这些疑问，三星堆博物馆至今未做解释或应答。

        由于本书对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文物群中含有古蜀太阳历体系知识大发现的不断公布，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人们对该文物群所做旧解读的理解。为不让某些文物原有名称和解释去继续处在混混噩噩的词不达意之中，应当想办法改变某些文物原有名称和解释的努力，就成了我们在文学考古中思考的文化新选择。

        从长远看来，三星堆遗址“由十道辫索组成‘辫索冠’人头像”所显现的文物意义之一，一定包含着它对金沙铜立人头戴十三道太阳芒纹之“太阳冠”文物的形成有着其源头的作用。因为这一由十绺麻花状辫索组成其特色冠帽“辫索冠”的人头像文物，属三星堆第三期文化（距今约3200年前）；该文物在内涵实质和经历的时间两方面，都比属三星堆第四期文化（距今3200年～2800年之间）金沙遗址铜立人、所戴十三道光芒纹而显现的“太阳冠”要胜过一筹，即具有能引领后者这一金沙“太阳冠”文物得以诞生的作用；而该“金沙太阳冠”文物之本身，也具有不能摆脱其继承了三星堆特色冠帽“辫索冠”人头像文物的文化关联性。

        面对金沙遗址小青铜立人像头戴十三道太阳芒纹的帽子，被考古界称为“太阳冠”之后、其以“太阳冠”名称为特色而称谓该文物的说法，已由社会所接受的事实；然而，孕育该“金沙太阳冠”文物之母体、即《三星堆》画册中所称“青铜辫索冠人头像”的名称，却至今未能体现其“辫索冠”就是早期“太阳冠”文物的含义。何时能让“与太阳历有关”的这一特定的古蜀文物之本义，能早日回归原用“辫索冠”所称的文物中，去对其授予新名称、去为三星堆“青铜辫索冠人头像”进行文化正名？

        我们分析金沙遗址青铜立人头戴十三道光芒纹“太阳冠”文物的出现，是金沙人具有与三星堆遗址之地域相邻与时代相近的先机，先了解了“三星堆兽首冠人像极像大立人”（图52、53）的形态，再主要取自对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图7）和青铜神兽（图73～79等）两个文物部分结构的模仿与综合后，就能设计出该半人半神（其头戴仿大象头部的“大象帽”）文物，形成“兽首冠人像”的复合体。

       金沙遗址头戴“太阳冠”铜立人，是改“兽首冠人像”两部分相复合的方法、为“三合一”的方式，去用青铜铸造出新的、模仿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而制作的祭祀神器。其仿造过程，主要有三个步骤：

        首先，金沙遗址头戴“太阳冠”铜立人的文物，一定学习或了解到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足下文物部件之底座第一层“小斗图腾有‘四个七’之‘28’天、作为一年十三月历基础”的图案含义；即金沙人在继承祖辈的传神祭祀中，也需建立起要运用与特殊“数字‘十三’”有关联的历法文化含意。

       其次，头戴“太阳冠”的金沙铜立人像，将“数字‘十三’”的文化含意与三星堆遗址中有由十道辫索组成“辫索冠”人头像的含意，在文物的象数意义方面融为一体；即既设计出“头戴十三道光芒纹‘太阳冠’”之铜立人头部结构蓝图，又采用与青铜大立人相似但祭祀台开口方向相反的站姿。

        第三，金沙人再仿三星堆大立人手势的图案，去与“以光芒纹构成‘太阳冠’”和先有“数字‘十三’”的概念结合，才造出金沙头戴“太阳冠铜立人像”的整体文物形象，从而与青铜大立人类似。

        故此，金沙铜立人像头戴十三道光芒纹帽之“太阳冠”文物的问世，是建立在对三星堆两件不同文物进行了“三处文物部件相综合的‘三合一’利用与变造”后，才产生的；而被利用的这两件三星堆文物的三处部件图案，皆是金沙铜立人像部分蓝本的来源；即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是金沙铜立人像的“师傅”、或是其“母体”。对此，可实践关联性很强、能举一反三的举证，去溯源其历史。

        因而，我们现在可以肯定：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头戴“太阳冠”的文物图案，达到了既模仿了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用双手演绎太阳历由来、又用双脚踩在正向的“U形斗图腾”之上、以实践对北斗星的崇拜；还用头戴十三道光芒纹帽之“太阳冠”而模仿三星堆“辫索冠”方式，共同体现了“三合一”的文化效果。金沙铜立人像头戴“太阳冠”的文物如此鲜明地升华其文物寓意，能反证它既是金沙遗址作为三星堆第四期文化，当然能继承了在先的三星堆第三期文化，成为古蜀文化中同类型文物的延续。  
        本书推测金沙人实践“这样的文化效果与文物延续”的路线图，应当大致是：

         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头戴“太阳冠”文物的文化由来，是按照古蜀青铜文物制作需求，在考虑并参照了古蜀当时存在着初级的“象数·象意·数理”原理（在本书第二篇第一章第二节的前文中，曾介绍了这一原理由王先胜老师在《十月太阳历溯源》和《关于建立考古纹饰学的思考》中共同提出）去进行制作的：先直接模拟商代古蜀国三星堆遗址就有反映十月太阳历含义的早期文物（指由十道辫索组成“耳有三孔的‘辫索冠’人头像所反映的‘象数原理’”），又扩展模仿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的站姿与手势（指按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反映的‘象意原理’”），再将青铜大立人文物底座第一层“小斗图腾图案中含有‘四个七’之和的‘28’天为一月、以作为一年共十三个月的月份周期、即形成可模仿一年十三月历之基础”的数字图象寓意融入其中（指运用了“大立人文物底座第一层由特定图案能反映的‘四七、28’的‘象意与数理原理’”）；方制作出如此“三合一”的、头戴奇怪的太阳冠文物，既达到了“一物多能的文物”效果，又产生了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对于该头戴“太阳冠”的文物功能必有张扬，另一方面却压抑了三星堆“青铜辫索冠人头像”作为金沙“太阳冠”文物母体的本原意义；让“青铜辫索冠人头像”文物的命名与意义，在解释方面都比后者金沙“太阳冠”文物逊色——甚至存在原有对此三星堆“辫索冠人头像”文物在解释中，使用了“……颇具土著风格”的描述，从而有“名不正、言不顺”之虞。
        故我们建议：改三星堆遗址“青铜辫索冠人头像”的文物名称，为“十月历青铜太阳冠人头像”。

        （2）有错的文物名称若不纠正会降低文化传播

        ①中国有“文物名称出错而予纠正”的重大先例

        司母戊鼎是国之重器，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国之宝。此文物1939年3月19日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2011年3月28日改称“后母戊鼎”；这一改称，系“文物命名纠正”的典型例证。

        对“司母戊鼎·后母戊鼎”的命名变迁，前后有两种说法：一说为“司”读“祀”,“母戊”是商王文丁（前1109～前1097年、在位13年）之母的庙号，鼎是文丁为祭祀母亲所铸；另一说为“司”意为“后”，表明墓主生前乃商王武丁（前1259～前1201年、在位59年）之“后”。

        看来有关司母戊鼎更名的经历，不仅是个涉及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问题，而且还有个把国家这一贵重文物还它以正确的历史由来问题。网络上《趣历史》在2015年1月5日，登载了未注明作者的《司母戊鼎”为何更名“后母戊鼎”？》一文。
现予以基本摘录：

        关于司母戊鼎的名字，自20世纪70年代就有争议。关键是在对“司”字的释读上。这个字属金文。司母戊鼎上的金文是最早的金文，是与甲骨文同时期的文字。甲骨文中有正反并存的现象，就是说，一个字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正写反写都可以。这种正反并存的现象，是早期汉字的特点。甲骨文是这样，金文也是这样。看来司母戊鼎上的“司”字，就可以理解：此字读“司”，还是读“后”，原来是都可以的。

        在现代汉字中，“司”与“后”两个字是不容许混同的；而在金文和甲骨文中，却是正反都是一个字。这样，司母戊鼎上的“司”字，说它是“司”字可以，说它是“后”字也可以。这就是正反并存的道理。司母戊鼎上的“母”字，就是指母亲的意思。司母戊鼎上的“戊”字，就是母亲名字叫“戊”。

        过去叫司母戊鼎，“司”是祭祀的意思。司母戊，就是在祭祀名“戊”的母亲。从语法结构上分析“司母戊”三个字，是个动宾结构的词组。这个词组的性质，是动词性词组。

        现在改为后母戊鼎，“后”是王后、母后的意思。后母戊的“后”是指身份，在这里是指先王的王后，即时王的母后。后母戊三个字意思是王后母亲名戊的。从语法结构上分析，“后母戊”三个字，是同位关系构成的词组。该词组的性质，是名词性词组。

        果孤立起来讲，司母戊和后母戊都可以讲通。

        给一个大鼎命名，有很多种。这些命名的共同点，都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命名。然而，司母戊鼎的命名，却是以“祭祀母亲戊”这一动词性词组命名，显然不伦不类。改为“后母戊”就成为以名词性词组命名和以人名命名，含意是：为纪念母后戊而铸造的大鼎，这就符合命名规律了。从考古的角度讲，后母戊是墓主的名字，而墓主的名字必然是个名词性词组。

        司母戊鼎的更名，是个涉及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个把几十年来被曲解的这一国家贵重文物还它一个正确名号的问题……后母戊鼎是商代哪位王时铸造的?后母戊又是谁的母亲?过去有人说是文丁为祭祀他的母亲而铸造的这个大鼎。现又说是祖庚或祖甲为纪念他们的母亲而铸造的这个大鼎……后母戊鼎上的金文既然与甲骨文是同时期文字，“母戊”的名字在甲骨文中必然也该出现……(1)己卯卜，用豕二母戊。三月 (《合集》19954)；(2)……母戊〔羊〕。(《合集》19955)；(3)甲申卜，惠彘于母戊。(《合集》22076)；(4)甲〔戌，贞〕朿，〔有〕岁母戊(《合集》22206)。

        以上四项，均见于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七册。从内容看，都是祭祀卜辞，“母戊”都是祭祀对象。这四条卜辞都是一期甲骨文，也即武丁时期的甲骨文。这就很明显，“母戊”就是武丁的母亲，小乙的配偶，而不是武丁的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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