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笔者作为汉族和四川南充人,关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向往上古家国的这两个博物馆建设。
自1986年夏季,三星堆遗址两大祭祀坑被轰然发掘之后,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8月三星堆博物馆在三星堆遗址东北角奠基,1997年10月建成开放。
自2001年初金沙遗址在成都市内被隆重发掘之后,该遗址于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沙遗址博物馆于2004年底立项建设,2007年4月16日正式对外开放。
2015年9月中旬,退了休的我们于西昌市偶知有彝汉学者在研究“三星堆文化与古彝(夷)文化有关”、在研究历史上彝族先民可能曾创造有几种太阳历的信息。咋一看来,这些信息似有道理、却又不怎么符合考古学的原则与方法。于是,用了两个多月急补与彝族、与太阳历有关的知识,了解到彝族文化学派的开创人刘尧汉与主要合作者,至少在三十多年前就已陆续寻觅到彝族历史上曾有三种太阳历的史料;刘教授等虽然不断出版了为之配套的多种现代文献,却苦于“无考古学证据的强力支撑,所出版的书籍与发表的文论等、多数只是文献资料的推论……”而这样的苦恼,又恰恰成为了一些人从不同角度反驳彝族历史上曾有三种太阳历推论的口实;导致由古夷(彝)流传至今而散落于彝区的太阳历文化碎片,仿佛因此没了合理的依据。但冷静评价此类反驳,有吹毛求疵之嫌。
为了支持彝汉学者研究三星堆文化与“古彝(夷)文化和太阳历”有关,结合我们的大学专业是学历史地理的,以前也部分研究过历法与上古巴蜀、上古神话的经历;值时间有空,决定必须亲自到成都大都市的三星堆博物馆和金沙遗址博物馆去学习、考察——盼能从两个博物馆的知识殿堂中,找到可弥补彝汉学者期待这里保存有对上古太阳历文化予以支持、具有考古学价值的实物证据。
考古学是重实证的学科,它是依靠地层学来确定文物古迹的年代、依靠器物学来确定出土物的文化属性。三星堆遗址是经科学考古并定论为与商代同期的遗址,金沙遗址也是经科学考古而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的初期。这两个古蜀遗址的年代都在上古社会,文化属性都属三星堆文化系列。这样的年代与属性,与我们想对比彝族先民的文史时代和属性是对应的;所以,到成都平原去考察这两个著名的古蜀遗址之目的、计划、目标、任务等,皆是可行的。
2015年冬至前后两天,我们完成了如期的考察。续用两个多月时间,消化、吸收个人观感与拍摄的图片收获,惊奇地从辨识一个个相关文物的形态、肢体、纹饰等不同细节之意象的过程中,取得了系列考古发现。到了2016年3月6日,决定要将这次科技历法考古中的收获与心得,写出一本从文物考古角度、去揭示在上述博物馆中综合发现有三种太阳历法实物证据的书——这些相关的出土文物,在各自遗址区无声地躺了十多年乃至三十年,被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其文物边走过,却被熟视无睹、或被囿于成见,未激发起工作者在科技、历法等方面予以特别地系统关注,未接受到研究者使用正确严密的历法推理和科技灵感予以对待;从而让大量文物具有这方面潜藏文化的价值束之高阁、让多数文物的内涵仍被笼罩着神秘与玄奥的云雾……实在是太遗憾了。
在考察上述博物馆的文物中,笔者体会到古蜀(古夷)人以神来之手、演奏出天籁之音与演绎着地籁之影,构成了三星堆文化核心之一而连续发展出众多太阳历实物的文化体系;鼓舞我们要将此古蜀文物科技与文学考古汇于书中,去连续分门别类介绍着这些发现与感动,形成了编著本书的主旋律。
值本书完成近半,汇聚其发现的收获与故事已几十条、之后定会超百条。这更加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热情,遂随即在曾成功发明过有关历法仪器的基础上,又连续发明出多样地、与太阳历配套的动态新仪器,发明出专项解读太阳神鸟图案实为十月太阳历的多幅图案载入本书。对于本书书名,直截了当以《成都太阳历大发现》命名,加上前缀词组“图解三星堆·金沙专项文物群”,赋予定位语素与类义功能去说明图解对象,是三星堆·金沙的专项文物群。本书封面封底的图案,按正与反向的太阳神鸟金箔大部分图形、表示春(阴冷半年)、秋(阳热半年)设计的,去烘托历久弥新的太阳历知识。
对古蜀这两个著名遗址入选于本书中的文物群进行其“图解”,就是要以新词汇与图案配套,去接近三星堆文化而予以再解释;这既是接地气,更要以钉“钉子”的精神,对所选的文物图案与纹饰等,要在细节上见微知著:对一幅幅图案尽量普查,对一个个细节认真求解;对一处处未知予以质疑,对一条条质疑进行说明……以针对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人像文物和针对金沙太阳神鸟金箔文物真相的求真,为主要代表;而探究这两件特别重要文物涵义所得到的系列新发现,各自均已超过二十条。
举例一,面对青铜大立人像,旧有的权威解释是:一般认为,此像的身份为国王兼大巫师一类人物,是集神、巫、王者身份于一体的最高领袖。人像双手是否持物或究持何物?至今不得其解。
我们按文物依据推理得到的新认识有:一指青铜大立人像,是鱼凫女王;二是她为太阳历法大师傅;三是她以奇葩方式背负一襁褓,在指挥举国祭祀中祈求苍天保佑族群人丁兴旺;四是鱼凫女王所穿华丽王袍中,完整地隐存着“0~9”的巴蜀图语式数字符号(类似草书的阿拉伯数字全部单一数、这远早于世界已知约公元500年前后才出现阿拉伯数字的历史);五是鱼凫女王衣着的纹饰与其文物底座的纹饰,又能共同从别样角度再次表现其隐存着“0~9”的巴蜀图语式多数符号;六是矗立的大立人像文物本身像一标杆而能拟“表”为竿并立竿见影、以影为“圭”,其立人像的中空双手可拟测量其“圭尺”刻度的游标,以完善所具备的“圭表功能”;七是大立人像以双手突出了共“28”个指节,是表示十三月历每月日数的周期;八是大立人像以十根手指与赤足而立所显现十根脚趾之和的“20”,是表示十八月历每月日数的周期;九是大立人像的巨大双手突出十根手指或由赤足显现的十根脚趾各自体现“十”这个数字,与十月历的关键数字“十”是吻合的;十是大立人像左手“以四指与三个指缝、排列六时节”顺序,在演绎太阳历知识;十一是大立人像右手“以三个指缝、合拟四时节”循环,在演绎太阳光的周年回归运动;十二是大立人像巨大地空心状双手姿势,是在教臣民识太阳历、知农事,而非持物或究持何物;十三是大立人像是兽首小立人像的师傅,小立人像右手小拇指翘起来的特征能证明他与大立人像有历法方面的师徒关系;十四是大立人像在其文物整体中可拟北斗的“杓”部,人像脚下的四层底座皆拟北斗的“魁”部,能分别呈现斗口向下、不同的“小斗图腾”形状;十五是大立人像赤足站立于“小斗图腾”上,是表示虔诚地“跣足交斗”;十六是大立人像此“跣足交斗”状态,是在秋(大暑时节)祭;十七是该文物底座第一层纹饰有“由四个‘7’符号构成对称、非连体的‘’字符”,其数字之和为“28”,系十三月历每月的日期数;十八是该文物底座第一层纹饰中有“”的连体符号表示一双“9”的形态变换并构成“和为‘18’”,系十八月历一年的月份数;十九是该文物底座第一层两种纹饰出现其和为“28”与和为“18”之差,是“10”,这又暗示与十月历之“十”的数字相吻合;二十是分析该文物底座第一层由具体纹饰意象反映以形象配合数量、表达了象形数字的关系,已揽括古蜀人在创造太阳历体系中包含的三种历法,证明青铜大立人人像文物是古蜀太阳历体系的总指挥;二十一是大立人底座第一层纹饰方框外缘的四方有日晕纹共122个,若减去十三月太阳历每月28天周期的四倍之后,则剩下“10”的数字,能又一次寓意与十月历有关的“十”的数字;二十二是将大立人底座第一层中心图案存在“两个‘9’与四个‘7’”的纹饰符号相加得“46”,因底座第一层四面都有由上述相同的这类“数字符号”纹饰,则“46 × 4 = 184”——这个“184”若用于计量日期,它就是古今人士均可在三星堆实际测量“从夏至-冬至(含夏至的当天而不含冬至的当天)时长为183.33日”的近似值——此近似值,与北半球地球夏半年公转的时间神奇吻合……
举例二,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有“‘太阳神鸟’的寓意”图片与专题图解图幅,其旧解释是: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韵律,是古代人民深邃的哲学宗教思想、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其造型简洁精练,本身就具有极佳的记识特征,适合做标志使用,是一件不用重新设计的标识。太阳神鸟图案是中华民族太阳崇拜的集中体现,以此作为中国文物保护的标志传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气质,同时又具有极强的识别性。
我们按文物依据推理得到的新认识有:一是上述“‘太阳神鸟’的寓意”之图解只空泛赞外表,未剖析内涵;二是“太阳神鸟”文物承载着显现十月太阳历的科技文化,是能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最大资本,可惜此前少有人触及;三是现有对太阳神鸟的解说词,不解释该文物中的神鸟图案之“鸟”是何物,缺乏对被认识主要对象的合理表达;四是现有的相关解说词,不解释该文物为何用镂空技术、不顾其镂空技术已使该文物形成“阴阳双面图案”的视觉存在,其只认同一面的图案有重大地文化缺失;五是现有解说词需改写,方能正确界定该文物的内在用途与本义;六是该文物原本表达着“由四只神鸟加中心太阳按‘东西南北中’之五方汇为一体的图案本义,遭原解说词强行改变为“四方神鸟与中心太阳相对应”的图案结构而产生系列歧义;七是该文物有阴阳双面图案,其中的任意一面皆存在五只神鸟、而非是四只神鸟,它们都是太阳鸟、都是金乌,但只有一只能被人看见在天空值班并发光,其余四只未轮值的鸟在金光中等待而飞翔;八是该金箔最迟从属的时代是西周,而那时的神州没有四季的概念;九是该金箔的任何一面“太阳神鸟”图案不代表四季,均是表现十月太阳历半年的五个月,所存在的四只飞翔神鸟与发光的太阳一样,都各自代表一个太阳月的36天;十是四只飞翔的神鸟不能代表四季,因该文物被创作时的商代历法只有春秋两季、古蜀历法则是五季——该解说词出现不当的“四季或四时”,与商末的文化不符;十一是“太阳神鸟”图案中心由发光的太阳喷出十二道光芒,不表示商代阴阳历一年十二月(阴阳历的平年才十二个月、若是闰年则十三个月),而是古蜀施行太阳历中组成一个太阳月的1/3时间,即一个属相周(以十二日为周期)或一个太阳旬,共有十二道光芒,其任意一光芒,都代表一个太阳日;十二是一个太阳旬为十二天,三个太阳旬构成一个太阳月共36日,即“太阳神鸟”图案中心发光的太阳要持续三次喷出十二道光芒,才完成一个太阳月的值班任务(金沙遗址“铜带柄有领璧形器”能与太阳神鸟配套组成文物链、反映一个太阳月由三个太阳旬构成);十三是四只飞翔的神鸟与中心发光的太阳一起,在天空各轮值一月,半年后就由“太阳神鸟”图案另一面的五只神鸟依序轮值半年,一个太阳年才结束——再周而复始;十四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标准图案与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矢量图,不恰当限制了“太阳神鸟”文物有双面图案表达的原始本义,破坏了该文物实际具有两面的客观事实;十五是《启用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图)》公告的负作用很大,至少两处未遵循《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八条原则之第2、第8条;十六是金沙博物馆在展览“太阳神鸟”过程中滥变造金箔文物的背景,有两处需商榷;十七是对“太阳神鸟”图案的原有图解,至少可发展出另外三种新类型(我们已对其发明成型、将附在本书书末);十八是原有对“太阳神鸟”文物标准图案的图解需在今后宣传时澄清谬误,避免对“太阳神鸟”文物这样的金钵钵在不当利用中被变成石坨坨;十九是能揭示“太阳神鸟”鸟图腾来自古蜀柏灌王朝的“鹳”,从而将十月太阳历的起始前延在四千多年前而早于已知源于商代;二十是“太阳神鸟”原型鸟为红鹳、是火烈鸟……
“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这些有关文物保护和利用相结合的指示,激励着本书为探讨“三星堆·金沙文明”的古蜀精华而去挖掘潜力、焕发新的光彩。
是三星堆文化创造者,用古蜀的灵魂去创造着太阳历;是工匠们按照三星堆文化主人的要求,让无声的古老文物能通过发达的图像语言,传递出太阳历的科技。如此众多信息被我们有幸接近,产生的巨大收获,已一改过去对上古文物的神秘感;寻觅到:古蜀沃土生精华,三星金沙满天霞。
寻觅到三星堆文化承载着让人瞩目的太阳历,不能只是寻觅者的收获,应让全社会也知道这类事实与知识;本书五个篇章的表达,就是想让三星堆文化中的一部分不再神秘而回归于理性解读:
第一篇,先列举上古巴蜀有北斗崇拜的浓厚民俗文化:巴、蜀古地,有着星罗棋布的“北斗”地名与民间习俗;认识《三星堆》画册“131:玉璋”的一面图案中、就有11幅人像皆为“双脚脚跟‘一字形’背向·形成祭北斗的特有脚形”;彝族英雄支格阿龙形象在彝族“神技图”中表现有“以脚交通北斗”的两脚外撇之“一字形”,与“131:玉璋”图案和金沙“铜人形器”之“一字形”的脚形相一致,能证明古蜀对北斗的信仰是一种普遍性。是古蜀与古夷(彝)将对北斗星空的信仰与认识太阳的周年视运动相结合,才创造出对太阳历体系的文化建设。
第二篇,重点图解在三星堆遗址文物群中能探秘到与太阳历有关的物证,先分析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人像文物在揭示其历法意义方面具有示范性而能承担为代表、作为总指挥;再分别介绍:古蜀以与商代中期同期的青铜跪坐人像用十三绺扁高髻发式,表示古蜀国十三月太阳历;以商代晚期青铜大立人“巨手”手指与赤足脚趾合为“二十”,吻合十八月历每月周期为20天的举例等;以商代晚期的青铜辫索冠人头像用十绺麻花状发式,表示十月太阳历的初级历法标志;再加上以玉璋线雕图案、青铜神坛、青铜神树、青铜太阳轮形器等为对象,能展现出与不同历法有关的单一文物价值(如青铜太阳轮)、或综合文物价值(如青铜神坛或青铜神兽等)。
第三篇,列举在金沙文物群中能探秘与古蜀历法有关的主要文物——以分析太阳神鸟金箔文物具有经典的《十月太阳历》的历法意义为示范,而且太阳神鸟金箔与铜带柄有领璧形器形成了明显关联的文物链;然后,再专门介绍头戴太阳冠的“青铜小立人像”等具有不同的文物价值。
第四篇,开诚布公特别针对太阳神鸟金箔文物在被授予“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中存在的得与失,以表达笔者要为之进行“补其失而富其得”,去完善原有解释、进行锦上添花地实践。
第五篇,既创新解析“蜀·夷·彝”族源古老文化的关联,推测彝族文化的魂魄在于:诺苏(彝族自称)≈ 是蜀(彝族自称中产生与汉语对应的谐音)≈ 蜀曰邛皆夷种(来自《华阳国志》与《水经注》古籍中的古语)≈ 邛都夷所在地的“邛都县苏示县”,为西昌市最古老的、几乎是同时诞生的两个县级地名并共存近千年(“苏示”一词、同音近义于“蜀是”一词,依蜀左言的规律反过来理解,“蜀是”即为“是蜀”—— 将“‘苏示县’转音‘是蜀县’”相合并后,可得“邛都县‘是蜀’县”的短语,并简化为“邛是蜀”词语,能成为解释“蜀曰邛”之古语由来之一)≈“蜀夷一家”……又摘录与彝族族源有关的文化猜想;重点介绍“凉山州西昌市是研究‘古夷(彝)族 ≈ 古蜀族’新文化的一片热土”,是滋生夷(彝)太阳历古今文献的发源地之一。古夷(彝)文化是当下三星堆文化活着的重要基因,应对其进行关联性的保护,以天合之作、行文化助推,促社会发展、兴经济腾飞。
第五篇后的内容为附载,一是简介笔者二十多年所发明动态演示《图解地球仪》、《图解太阳历》知识的多种仪器(主要指1997年受国家科技部派遣、由中国发明协会组团、参加巴黎第88届国际发明比赛获银奖的天文历法仪器系列之一)、发展出《图解地球仪与十月太阳历》、《北斗七星视运动演示仪》,以动态演示相关天文·历法的功能;二是针对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厅存在对太阳神鸟金箔文物的不当图解,特别地从模仿该项图解模式中、脱胎换骨发展出揭示“太阳神鸟文物内涵”三套静态的不同图解:发明《图解“蜀夷(彝)十月太阳历”》(一套两幅),发明《图解“天干十月历”》(一套两幅),发明《图解“阴阳五行十月历”》(一套两幅)。
本书要告诉这样的事实顺序:是彝汉学者先追溯祖先的太阳历体系并在1986年前、就以《三书》等多份文献出版物基本揭示出来,是古蜀三星堆文化遗址所掘出的文物群在今日被本书发现蕴含有太阳历知识体系。如此相关文献和文物中“有关十月太阳历的发生与演绎等”的外在表现虽不同,其内在涵义却如出一辙、同源异流、珠联璧合、殊途同归——古蜀之太阳历文物与彝族同类的太阳历文献,在面向经济主战场的发展利用中,需要双向配合与联动才能相得益彰,需要相互补充方能取得双赢:
其目的之一,要促成古蜀太阳历文物资源与古夷(彝)太阳历文献资源在未来合作利用中光荣地绽放,早日形成科技进步新格局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而配置出创新孵化器,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其目的之二,就是要双向保护好与上古太阳历资源有关的古蜀文物和古夷文献这样的文化遗产,为以金沙遗址与三星堆文明为核心去代表古蜀文明遗址冲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做出新贡献。
其目的之三,期待让曾经登峰造极的古蜀古夷(彝)太阳历资源、能在时隔三千多年后被今人所识之际,能有收藏其历史见证物的新场所并能增添新方式,继续以“太阳神鸟代言成都”;让人们能方便地、持续地获得“思接千载文学考古、视通万里科技考古”的双重体会,从而接受教益与增长才干。这些不可复制的珍贵遗产,既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同样也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努力让这样的文化遗产从我们手中开始而代代保护、代代纪念,让物质的传承与精神的传递能更加久远地传诸后世。
四川不仅有熊猫,更有成都太阳历;这是接触上古文化而丰富自己的新机会……如果说对“天数在蜀”的文明探源去舍本逐末而不从古夷(彝)的远古文化中去寻找,则将永远是“千古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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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权民 刘金凤 夏宇 2016.6.9 于四川省西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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