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志愿者,让我觉得自己像个人样”
2008-06-19 16:50:07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张哲 陈一鸣 陈星 徐楠
■何兴俊,33岁,青川县人,因爆破杀人未遂而入狱10年,2006年出狱从事个体经营。
■贾德利,53岁,石家庄人,出租车司机,石家庄市政协委员,奥运火炬手。
■张磊,27岁,安徽人,建筑设计师,供职于上海,“月光”一族。
■大炮(网名),31岁,成都人,从事展览和活动策划,户外运动爱好者。
■邹沐岑,32岁,桂林人,自由职业者,退伍山地侦察兵。
……
这些身份各异的人,原本散落全国各地,他们的生活轨迹看似没有任何相交的可能。但在如今的四川,他们都被叫做“志愿者”。一场灾难把他们推上了一个叫做“青川”的人生驿站。
何兴俊毫不介意别人开玩笑叫他“劳改犯”,但如今,他特地到青川县团委开了证明,成为一名“志愿者”。
本报记者最初见到他时,他在主动帮忙找车、做向导,带人从青川县城到木鱼镇。记者被他安排在小面包车里加放的一把板凳上。他挤在一旁,身上散发着很浓的烟味和长时间没有洗澡的味道。“二十多天了,我一共只躺下睡了两次,都是在车上、椅子上闭闭眼就过去了。”何兴俊说。地震后,他亲手挖出过4个人。他把自己小店仓库里的水和饮料全都拿出来送给大家喝,并且因为其他商铺不肯这么做而生气争执。地震不久,何兴俊拿着自己拍的灾情照片,翻山越岭,徒步7个多小时,去广元报信。路上,他的腰被落石砸伤,至今未好。
更多的志愿者来自灾区之外。
很多人除了“一腔热血”,来不及再带任何东西就来到了这里。
青川县团委副书记刘祥君告诉南方周末,曾有一天深夜1点,七八位志愿者到团委来报到,但又说“吃住困难”。刘祥君有些无奈,只好把累了一天正在休息的解放军战士喊起来,给他们搭了一顶帐篷。
“现在看来,志愿者首要的应该是有组织有纪律。”刘祥君说,“有吃、有住、有车最好。”
来自石家庄的贾德利一直都睡在自己的车上,连帐篷他也不愿去跟别人挤。“哪能来了给人添这麻烦呢?”53岁的老贾是本报记者在青川遇见的年纪最大的志愿者,他一身迷彩服,戴着党徽和“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徽章。他的出租车上,还贴着大大的“燕赵儿女,心系灾区”。
老贾是1970年入伍的老兵,所在部队是当年邢台地震时抗灾的英雄部队。从2004年组建“学雷锋车队”免费接送高考学生开始,他感觉做好事有点“停不住了”,“像有瘾一样”。地震后,他连续看到温总理泪洒灾区的电视画面,感到“坐不住了”,于是在5月14日夜里连夜开车,向灾区进发。
除了给灾区的老乡们准备了食品和药物,老贾还准备了100副手套,“我是准备来抢险、扒人的”。结果,来到灾区,发现抢险救人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老贾就主动参与卫生防疫、物资筹集和发放的工作。
张磊就是一位戴着棒球帽、太阳镜,穿户外服装和登山鞋的“时尚”志愿者。但他并没有“灾区一日游”。他在青川一待就是10天,用光了他今年的年假。
地震以后,他看着新闻报道,“心里特别焦虑,想要做点什么”。那时,“月光”的他银行账户里一共还存有三千多块钱。他花了1700块购买药品,又买了两顶小帐篷,在买好上海到广元的火车票后,拿着所有积蓄——800元钱,向灾区进发。
张磊知道自己并没有任何医疗和救助的专业技能,他原本就想来灾区干点体力活,帮着徒步运输物资也好,搬运货物也好,“咱体力还是有点的”。
分发完药品之后,他遇到了前来拍摄纪录片的独立制片人潘剑林。两人经过商议,希望能做一点与众不同的志愿者工作——为木鱼中学建一个纪念性质的网站,“一方面为了抚慰遇难学生的家长,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社会力量的援助提供定向信息”。张磊于是主动承担起了老潘“摄影助理”的工作。
他们在木鱼镇采访了上百个家长,二十多个生还的孩子,以及学校老师、武警官兵和医生,“希望信息尽量丰富。”张磊说。同时,他们还安慰了那些遇难学生的家长们,“给他们一个倾诉感情的机会”。
相比张磊来说,大炮、杨兵、邹沐岑等人则是更“专业”的志愿者。共同的户外和徒步运动经验使他们被四川省团委分在了同一个“高山救援队”。
这支救援队震后三次来到青川。在交通还处于瘫痪时,他们就徒步进村勘察,了解村民们需要的物资是什么。“那时,部队都还没有进入。”邹沐岑说。之后,这支救援队一方面向政府报告灾情,一方面主动向企业和其他组织发出募捐要求。
大炮告诉记者,他们一共收集了价值七八万元的各种物资,包括药品、水、蚊帐、卫生纸,甚至肥皂和风油精,“我家里全部都堆满了”。之后,他们开着自己的私家车运输物资,主要的目的地是那些“偏远山村”、“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地方”。
在做志愿者工作的同时,“高山救援队”也保持了他们户外运动的活动乐趣。结束一天工作后,男女队员在刚刚恢复经营的青川县城街头买菜买肉,争论晚上做饭应该用香辣酱还是郫县豆瓣酱,讨论第二天早上是不是应该做鸡蛋醪糟。
如今,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青川县团委副书记刘祥君表示,灾民安置点内还需要大量的人手,志愿者们可能要有心理准备,长久坚持是个考验。
何兴俊仍在四处奔波为青川筹款。他筹得的款物已有几十万,但却常常为自己往来广元和青川的路费发愁。贾德利回到石家庄后,于6月16日又返回青川木鱼镇,将8个上高中的孩子带回石家庄,目前正在四处奔走为他们联系借读事宜。张磊和潘剑林收集的资料由于一些意外原因,网站的工作陷入停顿,这让他们感到忧心。
“高山救援队”也已经解散,但邹沐岑说,他们还会组织起来去青川。“平时上网、玩,时间就消磨掉了,挺荒废的……但做志愿者,让我觉得自己像个人样”。
图:吕久东和李龙贵一见如故,唏嘘不已
“33年前,你们救过我们”
5月23日,绵竹市九龙镇的主要道路已经清理完毕,沿途两侧扎满了军用帐篷。在瓦砾起伏的汪洋中,帐篷路就像一根裸露的毛细血管,军人和志愿者顺着这根血管,血滴般缓缓流到龙门山伤痕累累的躯体之中。
“海城地震时我也是一个孩子”
吃过晚饭,57岁的灾民李龙贵握着一把从废墟中找到的锤子,绕着一堆形状尚存的家具敲敲打打。
一个浓眉大眼的胖子走上前来,口音带着浓重的东北腔:“您叫李龙贵吗?1975年在辽宁海城当过兵?”
“是啊。”李龙贵的回答也带着东北味。胖子听罢深鞠一躬,李龙贵撂下锤子,搓着手不知所措。
“我代表……我自己,向您表示感谢!我是海城人。33年前,你们救过我们,这次我来灾区当志愿者。”胖子说明来意。
二人一见如故,唏嘘不已。
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发生7.3级地震,当天还下起大雪。李龙贵所在的347团参加抗震救灾,他们班的帐篷让给了一位临盆的妇女,弟兄们就用四把铁锹撑起一块布,睡在风雪里。
胖子名叫吕久东,是正骨世家第五代传人。海城地震那年他刚7岁,姥爷的腿被砸折了,吓得他整天粘着忙于救治伤员的爷爷和父亲。四川地震后他来到绵竹,在清水村听一个患者说新龙村的李龙贵在海城当过兵,还参加过抗震救灾,特地前来拜访谢恩。
世界真的很小,李龙贵在海城救灾时,曾参与解救一位在海城宾馆废墟下压了5天的人,当时吕久东就跟着父亲守在废墟边上。当年,救援军人李龙贵和受灾孩子吕久东是否照过面,也未可知。
二人越聊越近,李龙贵竟然认识吕久东的爷爷:“吕宗绵对吧?绵竹的绵。老先生家住唐王山后村,是吕正操将军的侄子,过去我们训练受伤,都去找他老人家治疗。”
吕久东说:“我爷爷30年前就去世了,如果活到今年就101岁了。小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叫铁大民的军官经常带着军人找我爷爷正骨。”李龙贵当然也记得铁大民,那是他们连长,回族人。
地震至今,李龙贵家吃的喝的没缺过。救灾帐篷不够用,他有资格领却不好意思领,自己找来几根木头,搭了个编织袋棚子给全家住。难受的是,房子的一堵墙孤零零地立着,为了防止倒塌伤人,他又必须亲手拉倒这堵坚固的救命墙。
两人难免要比较海城地震和这次地震的受灾情况,相形之下,这次地震的遇难者中有太多的孩子。据九龙镇救灾指挥中心主任刘忠华介绍,该镇常住人口12000多人,此次地震遇难317人。
地震时,李龙贵正在家看电视,屋子塌了,所幸家里人都跑了出来,只有孙子的脚背擦掉了一块皮。地震时正是下午干活时间,村里死了二十多人。大家失魂落魄,有过海城救灾经验的李龙贵告诉村里人,一要乐观,二要自救——政府肯定会救大家,但不能等、靠、要。随后李龙贵赶到与他家隔街相望的九龙镇中心幼儿园,一直帮着救孩子。
告别李龙贵一家,吕久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海城地震时我也是一个孩子。”
“悬壶济世,见贫分文不取”的祖训代代相传
吕久东是5月22日下午5点达到九龙镇的。刚一落脚,他就在镇抗震救灾指挥部分配的帐篷上贴上了几个大红字“辽宁海城吕氏正骨”,马上就有人找上门来,自己有伤的就当场治疗,亲人有伤的就留下电话号码。
吕久东有点发懵,天黑之前,本子上已留了三十多个电话号码,伤者的居住地点散落在龙门山中。23日早晨6点,吕久东就背上药箱上山了。
本报记者跟着吕久东进山,一路缓坡,一路凄凉。田野里到处都有人在收割,即便惨烈至此,农民也不允许自己种的麦子烂在地里。路过一个灶台,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
拄着拐杖的杨禾英坐在树阴下,指着一堆废墟说,我这腿就是那根大梁压的,我喊救命,就是跑不了,从来没见过地震,这次可见够了!
吕久东并不答话,自顾自地对抱着小狗的女孩儿说:“以后我到这来旅游,你欢不欢迎我?”
“欢迎。”女孩儿怯生生地说。
“那你记住我姓啥了吗?”吕久东追问。
女孩儿窘住了,杨禾英老人也窘住了。吕久东对女孩儿说:“我姓吕,记住啊,你长我这么大的时候可别忘了,地震那年海城来了个吕大夫。”
老人拄着拐杖,蹒跚着拿来矿泉水和沙琪玛。吕久东喝了口水,又匆匆上路了。每户帐篷送吕久东走时都习惯性地说着家园尚在时的客套话:“再耍一耍嘛!”然后问:“明天还来吗?”
一位老太太嗓子疼得厉害,想要消炎药。吕久东徒劳地辩解着,我是正骨的啊。
老太太说,大夫不带消炎药,这日子过得,恼火啊。
一位方脸汉子开着挎斗摩托,接吕大夫与本报记者上山。摩托在震裂的水泥路上颠簸,龙门山月在雾气中隐现,蛙声阵阵,蝴蝶乱飞。吕久东在电话中对朋友说:“我现在是赤脚医生,背个药箱子走家串户。不过我住的跟部队首长一个规格——中军大帐……不说为祖国为人民了,人活这一辈子都不容易,我只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四个女人相互搀扶着,哭着向山下走去,大概某种地震之外的灾难降临到她们头上。接着,路边又是一起车祸,车毁人亡。吕久东喃喃自语:“人哪,无常……”他说自己上庙烧香,从来不求发财,只求救治的病人都能好:“我当大夫的,求发财那不是盼别人得病吗?”
“地震那天我在北京开会呢。看电视越看越受不了,就来了。我父亲三年前遭遇车祸右手截肢,要不然他也会来。”吕久东说,顺治八年吕家祖先从江西兴安县迁到海城,起初“门前三十六名丁”,家教历来严格,连吕正操将军回家都祭拜祖先种的一棵大槐树。他们家这一支五代行医,“悬壶济世,见贫分文不取”的祖训代代相传。
所有的志愿者都累趴下了
23日中午,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冲到废墟山脚下,操起一块碗大的水泥碎块猛砸在自己头上,鲜血当即顺着脖子流了一身。他抓起一把药,边抹伤口边喊:“你看你看,血止住了吧?!”原来那位志愿者没有行医证,带来的中药没有药卫准字,是自己配的。监督人员担心发生问题,要把药收走。
据刘忠华介绍,截至23日,镇上先后来过四百多位志愿者,从三亚到黑龙江,从西藏到上海,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最多的是唐山人。5月15日是最累的一天,所有志愿者都累趴下了。
除了感激,刘忠华也有一些困惑。
为了安置纷至沓来的志愿者,镇里拨给志愿者三顶帐篷,可是有一拨志愿者临走时把其中一顶送给了灾民,指挥部只好再支一顶。还有志愿者接受了任务,人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或者只干一天就匆匆忙忙赶往另一个灾区,指挥部每天都要重新做计划。有些志愿者看到指挥中心堆积如山的物资,就质疑为什么不分发给灾民。还有志愿者一定要自行发放捐赠物资,结果人们聚集起来,场面混乱。
吕久东到来时,搜救已经结束,救灾到了安置阶段。志愿者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发放救济品、消毒防疫、搬运救灾物资,和部队一起重新掩埋遇难者——地震之后草草下葬,有的埋藏太浅,有的靠近水源,都要挖出来,消毒后择地深埋。还有一种对于大城市来的志愿者很陌生的工作,就是和军人一起抢收抢种,疏通沟渠。政府协助受灾农户统一收割收购,再按面积给农户补偿粮资。
吕久东面对的病人,都是地震中扭伤砸伤的轻伤员,重伤员都已转移到大城市。考虑到了灾区情况,他自带了三千多元的食品和一些小物件。23日晚上,吕久东的帐篷成了志愿者的聚餐地,那时他正在街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喊着:“谁拿我手电了?”
晚上10点多钟,九龙镇一片漆黑,近处的麦地火光冲天,收割完毕的土地开始烧麦秸了。
民间力量是可以信赖的
——专访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
南方周末:如何评价这次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
杨岳:广大社会组织包括志愿者快速反应,以实际行动为抗震救灾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抗震救灾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受各地统计口径不一致等因素影响,目前还无法得出参与这次抗震救灾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具体数字,但从媒体的报道情况看,这场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同抗震救灾的大会战中,各类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参与力度、动员广度和服务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也深刻认识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社会组织是可以依靠的生力军,可以信赖的战斗队。社会组织能够为灾区群众提供“一对一”服务,把工作做到细处,特别是关注政府救助顾及不到的地方、相对薄弱的领域、急待援助的群体;社会组织聚集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够为灾区提供多方位的技术与智力支持。
南方周末: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参与救灾的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杨岳: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媒体关于志愿者在参与抗震救灾中存在着活动盲目、缺少协调、缺少必要的专业训练等问题的报道。“井喷式”地奔赴灾区开展救助活动,这种全民参与的热情是令人感动的,一些志愿者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再加上经验不够,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并不鼓励大众盲目参与到志愿服务队伍中来。
南方周末:下一步我国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管理是否会有政策上的松动?
杨岳:我国的志愿服务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制约发展的各种因素和矛盾还普遍存在,如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参与志愿服务的总体人数较少、参与程度低,组织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不高,激励机制不健全,缺乏资金保障和政策引导扶持等。民政部正在配合立法部门草拟《慈善事业促进法》,法律草案拟将志愿服务单列一章;我们正在对现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行修订,将考虑对这一类组织进行规范,以使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系更加完善;与此同时,民政部还承担了《志愿者条例》的立法调研工作,争取尽早成熟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