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坑群鸟瞰图大致呈北斗遗迹与成都太阳神鸟金箔是可合为天文文物研究...[已转交]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下面：笔者准备将自己与家人共创百万字《天问三星堆考古丛书》之二、《天文历法是求解三星堆之秘新钥匙》全文约40万字（分上、下册）陆续公开于此，以飨读者。   

        欢迎交流、承传、收藏可能解析有能体现古蜀天数一体和天数在蜀的奇特“三星堆-金沙天文古国”大智慧。

三星堆天文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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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天文古国

                                                                                                 序

          你看到正被发现、被证明，是“古蜀古夷同创《三星堆太阳历·三星堆数字》（系古蜀天文历法类约345个‘天问三星堆之问’中第一个谜面）”的文物古迹与概要；接着将揭示“三星堆‘关联星斗崇拜’和‘三星堆人来龙去脉’（第二、三个谜面）”，现以发散思维，去探索三星堆人曾有别样的生活与生产……

            作为《天问三星堆》丛书之二的《天文历法是求解三星堆之秘新钥匙》，本书分上、下册，共十个篇章。第一篇“《太初历》在中国本土历法体系中承前启后的丰功伟绩”，是全书的引子：其承前，指继承古蜀古夷从夏商以来开创的天文历法事业；其启后，指以汉武帝颁布实施的《太初历》系第二次恢复“夏历寅月为正月”为标志，终于纠正了秦汉间约两百年历法混乱而树立起《汉历》的代表。

         《太初历》彰显有三个划时代贡献：一、更正秦昭王改颛顼历之错，在中国历法中再度恢复以寅月为岁首的夏正正月，让夏历基本定型并延续至今；二、将《淮南子·天文训》首载“二十四气或节”纳入《太初历》，编制为有历法意义的“二十四节气”，成就《太初历》是首个《汉历》代表并为后世农历奠基；三、为华夏历法史四大年节“岁首、元日、元旦、春节”的神州民俗，正式始铺垫出欢庆中国年节之大道。
本书“第二、六、九”这三篇文章，概括有三大类发现：一是在第二篇《古蜀古夷创造“三星堆数字·三星堆太阳历”专项文物群超百项大发现》中，对三星堆青铜神坛（含神兽）、玉边璋文物的物象与纹饰等，梳理出超百项大发现，用【 …… 】表示。二是在第六篇《青铜大立人以“天数纹饰·肢体拟态”为主而超百项文物意象的统计》中，对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解读出众多的新意象，用[ …… ]表示。三是在第九篇《三星堆族群、地名、文化之源流或与“天数在蜀”有关的123项发现》，用〖 …… 〗表示；既质疑三星堆地名关联鱼凫人原创“星斗崇拜”的痕迹，又筛检到三星堆科技传播与秦汉历法改革有关联的信息。

        本书统计的中国历法汇于第一篇文章“表1《中国古代历法汇总表》”，《太初历》以实体历法的丰功而挂帅；此《太初历》，可能受我们在《汇总表》后续补充的第119位《古夷太阳历》和120位《古蜀太阳历》（这两种未被已知文献记载、乃属现有新文献与新文物）的营养，才成就其西汉《太初历》的伟绩。

        本书各篇，内蕴着因果关系；亦多循“执果索因”或“执因索果”的逻辑思维及推理方式，依序编排。

        上述第二篇文章，是先介绍其“果”；随后以第三篇文章的具象逻辑事理，作为可说明的原因去充实第二篇所介绍文物的证明意义。第四篇文章，是用演绎逻辑去扩大说明第二篇“果”之所得的产生原因，即继续补充第二篇文物介绍的发现与证明意义。而后续第五篇和第六篇文章，是以研究三星堆极品文物青铜大立人史料与超百项文物意象的统计为主线，并作上、下册分界；专门解读三星堆镇馆之宝的青铜大立人这一单件文物，为何有“超百项文物意象”之个性化的具象逻辑，列举其奇特依据的所在与合理化推论。
第七篇文章，先介绍其“因”，以说明在夏商周三代或还稍早时间，古蜀人起源与古夷人有关的推理；以说明三星堆时代“古蜀人与古夷人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非“三星堆人是彝族后裔”之悖论。第八篇文章所展示的初级“果”，系对“三星堆地名由来与星斗崇拜”之“因”的解读。将第七、八两篇文章合并后又探索，便有第九篇对“新‘因’新‘果’”的再追寻……通过回首本书《序》第一段所列举两个引号“……”内容的谜面，进行对应的谜底揭晓；再以第十篇“‘发千古之覆’的《三星堆太阳历·三星堆数字》和谐共生”为末篇，说明为求解此秘，才推进发散思维而创新。

        用《天文历法是求解三星堆之秘新钥匙》为书名，是表示以“三星堆时空”为对象，去进行文化考古与文物考古的发散思维。此“发散思维”一词非我们原创，而是在学习三星堆田野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献考古基础上，既将精神考古与心灵考古等相结合，又将文化创作与逻辑思维联系在相关考古中；以注重个案与宏观结合的考古为特色、将感悟的生活逻辑与生产规律对文化想象具有必然的规范性，引入到写作逻辑中，从总体上以散文表达“文物考古”的可行并进行尝试；再以亦证亦论方式，提出“三星堆时空与文学考古之问”新视角。创新研究三星堆文化，主要由来相近于夏商周三代的古羌戎与古蜀、古夷。其依据在于：以刘尧汉为代表的彝、汉学者在1986年及之前，就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揭示中国存在上古太阳历体系的文献，却鲜有系统文物证据出示而被非议。经近年来我们对三星堆博物馆和凉山州博物馆做
专题考察后，认为所发现《三星堆数字（象数）》背后的关键，是需要服务于《三星堆太阳历（三种）》的古老天文历法；现已寻觅到“能‘证明’中国在古蜀古夷时期，存在上古太阳历体系的文物群证据链”。

        结合三星堆进行的文学与文物考古，探讨与概括其活动中发散思维的特点：①运用新发现三星堆博物馆存在能指示《三星堆太阳历·三星堆数字》的专题文物为研究对象，从文物实体与巴蜀社会上古巫术背景可能产生的联系、来启发思维。②运用现有对三星堆文化研究不透彻的某些原型代表、作为被批评的对象，去试图更新为新的研究或推测，通过转换角度、去启发思维。③运用阐释学精髓的问答逻辑，寻求与王者对话、与贤者对话、与文物文献对话等条件；这类对话不受权威阐释的限制，以利把问题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去对话，即从文物寓意和图解意义的层面来共同启发思维；从而既实现思维发散，又延伸创造性思维，还能避免出现“在后的人与文化影响在前的人与文化”的失误，努力让推测与史实的拟合度更贴切。

        将此类失误颠倒过来，需在追求科学中刨根问底。科学三要素是：目的，发现规律；方法，逻辑化，定量化，实证化；精神，质疑，独立，唯一。写好本书的文学考古，能试验解释发散思维的可行与有效性。
我们认为：对三星堆文化的考古若不应用形式逻辑，也不重视实验科学，所获知识就仅集中在技术上而不是科学中；其思维的视野就不会广阔，就难呈现多维发散状的思维效应；这却反而是发散思维的长处。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一）

        我们对身边天文历法知识滋生浓厚的兴趣，源于夫妻二人作为中学历史、地理教师，订阅《天文爱好者》杂志数十年；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明了“夹在书里的教学仪器”、即《图解地球仪》和《图解天地仪》系列。1997年4月受国家科技部派遣，作为由中国发明协会组织的中国发明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第88届巴黎国际发明博览会比赛并获银奖。参赛期间，在艾菲尔铁塔上看到了以提前一千天为迎接新世纪而矗立的“千年倒计时钟”。那时，世界上泛滥着将公元2000年当作就是“世纪更替”之新世纪第一年的躁动，被多种事实定格在历史的尴尬记忆中。回想那几年，很多人还真在商家和媒体的大轰大嗡中（诸如笔者就见到“1999年高考是20世纪最后一次高考”的标语等），欲以冒进方式，迎接着新世纪到来。

        发明比赛回国后一年多，自己便将迎接新世纪的独立观点向《科技日报》投稿。该报为此特用电子版，辟出《世纪更替学术争鸣》专栏，供我们1999年连续发表了六篇与公历知识、与世纪更替相关的文章，亦得到科技部信函回复予以支持；强调：公元2000年是20世纪的结束年，公元2001年才是21世纪第一年……

        随着2001年新世纪正式地到来，我们的观点被证明是对的。这一实践，既提升着笔者研究天文历法的自觉性，更曾数次朦胧地想到：争取在条件可能时，将来去写作一些中国历法与古蜀简史的文学专著。

        恰巧，滋润从事上述创新思考历法的动力，就来自笔者学习家乡西汉历法伟人落下闳的科学精神并吸吮其营养；基于感恩，我们首次编写了历法专著的《落下闳传略与释义》散文。经南充市文化局新闻出版科批准，于2000年9月自费印刷上千册，在四川·南充·阆中等地，作为传播西汉历法的内部读物而免费赠送。2011年2月，经南充市新闻出版版权局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审批，对《传释》的再版申请，发出准印证【内部资料出版物（图书）准印证的准印号：南市新出内（2011年4号）】，并再印刷、再向社会赠送。

        工作至近年来退休，2015年我们选择了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养老。退而不休的这几年，有幸在西昌接触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才逐渐由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刘尧汉带头找寻古夷人创造的天文历法，后与汉彝学者陈久金、卢央一道，将流传于古蜀三星堆文化覆盖区、散落在古今夷（彝）人居住地的蜀夷（彝）天文历法文化碎片（含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这三种历法构成的太阳历体系）搜集起来，陆续出版成书。这些由古蜀人古夷人同创于夏商或更早时期的太阳历体系之传说、之文献，与所推测其历法的由来，新意浓浓；虽与其文化背景有时间差异，却仍有很多内容契合在彝族传承的文化中，常令我们眼前视野一片一片逐渐明亮起来；亦促使我们想创作《天问三星堆考古丛书》的理念，在增强。
  
        先在西昌，笔者找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奴隶社会博物馆存在与三星堆文化有关的系列衍生文物；接着找专车，前往三星堆博物馆与成都金沙博物馆考察，于2016年始著丛书之一《成都太阳历大发现》。2018年冬因迸发灵感，需直奔三星堆祭祀坑遗址区考察,便续著有本书【均获四川省版权局颁发《作品登记证书》】。

        架构起中国的历法简史，已有很多人做过相似的尝试，各有千秋。本套突出三星堆文化的“《天问三星堆考古丛书》”，在已完成前面对专项文物群的专题解析后，便进入到编著“突出以古蜀文化曾引领中国历法前行”的专项历法之简史叙述，也许能将上述宿愿再度契合于相关专题的整理中。

        本书，首先写有《西汉太初历在中国历法本土体系中承前启后的丰功伟绩》文论，罗列出由西汉阆中夷人落下闳主编中国第一部完整阴阳历性质的《太初历》；其功绩实质，是在汉武帝时期随第二次恢复《夏小正》正月与岁首之际（第一次恢复者、是秦献公），增添了二十四节气系统进入历法并规定以无中气之月而置闰，让《太初历》华丽转身为正式具备阴阳历性质的夏历（可誉为“《汉历》之宗”）；其后，有后人以大量保留《太初历》知识并与西历结合、再衍生为清代初期《时宪历》而混合成“新型夏历”；再后，出现当代《紫金历》≈ 最先进的《夏历》≈ 最先进的《农历》≈ 现代版本的《中国天文年历》……

        在追溯中国历法科技史文献中，似有距离现代的时间越近，资料越丰富、科学性越强的规律性；反之，在探索《太初历》之前《古六历》所具的史料，越早的似越来越少……这是否是在史海中搜索中国天文历法史料的趋势？按旧经验，该答案似肯定？但本书指向，却大相径庭；因我们看到由“天数在蜀”指示中国历法简史节点的标杆不只一个，而是两个：一是西汉落下闳主编太初历，一是古蜀古夷同创上古太阳历。

        本书概括中国历法简史，是以华夏第一部较完整阴阳历之《太初历》为主要节点。向后梳理了“《太初历》→《授时历》（《崇祯历》）→《时宪历》→《癸卯元历》→《新法天文夏历》→新世纪《紫金历》→最先进的《夏历》→最先进的《农历》→现代版本的《中国天文年历》”；转折，再从《太初历》去追溯中国历法的源头，上溯到《古六历》【实质是编制于春秋战国到秦国时期的黄帝、颛顼、夏（即《夏小正》）、殷、周、鲁六种历】……在中国进行这般溯源历法科技的简史，原只能探索至此，似乎不再前行。

        但本书却有了新的条件，能改换角度去看待、去延伸中国历法简史的新途径；这得益我们学习了云南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出版有——“由三个啃螃蟹的学者”连续三年，推出有价值的三本书：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彝族天文学史》（合著：陈久金、卢央、刘尧汉），主要讲述十月太阳历，附带介绍十二兽历与略讲到十八月历（含第十九个小月）；1985年出版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专著：刘尧汉）重点解析十月太阳历，附带介绍十三月太阳历；1986年出版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合著：刘尧汉、卢央），是专门介绍彝族古老太阳历知识体系中集大成、系经典的十月太阳历（见本书图58）。

        上述三本书因出版时间相连，又属中国古代曾有、后来却长期隐匿的太阳历之关系而排列一体，可简称“三书”。它们既与天文学和史学相关、又与彝族有关；破天荒奠定了现代彝族文化研究的基础，在中国学界促成了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三十多年来，推动彝族文化研究学会在中国广大彝区县级以上的区域相继成立与工作。由此“三书”引发出历法新考古，正挖掘着一个新奇而又陌生的境界，展示了由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构成于夏商社会中，属古蜀古夷同创上古太阳历体系的古老文明；可特别尊称《古三历》。

三星堆天文古国

                                                                                                （二）

         陈久金、刘尧汉在《农史研究》1983年第1期发表《〈夏小正〉新解》，时发新谛，益智开窍，创新阐释《夏小正》可能不是传统上认为的阴阳历、而是消失很久的太阳历；为我国现存东周历书“文献”进行此尝试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二位学者把《夏小正》和彝族的太阳历作对比，指出《夏小正》原是把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即今本《夏小正》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是后人添加的。主要论据如下：
         1、《夏小正》有星象记载的月份只有1-10月，11月和12月没有星象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各月太阳所行经的黄经大致相等（平均每月“日行350多”、不足360度的度数，有年节5、6日在另运行）；表明它是把一年分十个月的。如果一年分十二月，每月日运行约为30度(太阳一年在黄道上运行一周为360度)。

      2、看参星出现情况：从“正月初昏参中”日在危到三月“参则伏”日在胄，再到五月“参则见”日在井，每月日行35度多。从五月“参则见”日在井，到下年正月“初昏参中”日在危，相隔210度；若以一年十个月计，相隔六个月，每月日行即35度多，合理；若以一年十二月计则相隔八月，每月日行26度多，不合理。

        3、从北斗斗柄指向看：《夏小正》正月“县在下”，六月“正在上”；从下指到上指为五个月。由于一年四季斗建辰移是均匀的，斗柄由上指、回到下指，也应是五个月。这也说明《夏小正》，正是十月历。

        4、《夏小正》五月物候与农历六月物候一致，以后渐出现差距，七月中出现了农历八、九月才有的物候，如“秀雚苇”、“寒蝉鸣”；九月“王始裘”，相当农历十月底十一月初；所以十月已进全年最寒冷。

        5、《夏小正》五月“时有养日(白昼最长、即夏至)”，十月“时有养夜(黑夜最长，即冬至)”；从夏至到冬至，只有五个月。那么，从冬至到夏至，也应该是五个月。合起来，一年正好是十个月。

        二位学者还认为，《管子·幼官图》中的五方星、十图、三十节气，也是一年十个月的太阳历。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仍有不同的意见，讨论仍然在继续。刘陈二氏的立论不但是新颖的，而且是有根据的，因而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同意二位学者曾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太阳历，还有东汉末年出现道教的“二十四气历”，后来演变为“二十八宿旁通历”；宋代沈括“十二气历”的方案，也是在太阳历的启发下提出的。
2014年万卷出版公司出版中国著名学者何新《<夏小正>新考》之“三”中，回顾到“……我在1984年研治中国上古史时，曾注意到两个重要而为前人忽略的情况”：

        1.史官起源于天官。天文历法之学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形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中国的天文观念，在上古经历了由太阳崇拜到北斗及北极崇拜的演变，事实上即是以太阳、北斗、北极枢星为不同天文坐标的不同天文历法体系。

        2.上古中国存有多种天文历法，远不止于“三正”，更非可以仅据战国后阴阳合历的新夏历所提供的统一范式所能涵括。在《诸神的起源》中，我从对后羿射日神话的分析，推想这一神话背后可能具有历法改革的意义。并从干支之十干与十日的关系，推测上古曾存在以“十干为季月之名的十月历历法。”

        何新在《<夏小正>新考》之“四”中继续推测：……上古历法最早起源据说是“黄帝历”【注，本段①～⑥系本序为编排各历的顺序而加注：①“黄帝”本为太阳神帝之名，后转变为人王之名。黄帝“治五气以治历”，建立了五行十月的太阳历法。②其次是颛顼历，颛顼（玄英）是司夜（“昼夜”），谓司阴者。故颛顼历似是太阴历，以观测月亮为中心坐标。二十八宿体系亦源于太阴历，月行周天约二十八日为一周，每日所行一辰、即一宿或一舍。③而到帝尧时代制定了观象校时、以多种星辰为坐标的混合星象历法，这种历法沿用于夏代，即《夏小正》所记述的“古夏历”（不同于战国后之“新夏历”）。④殷商所行以祭祀为中心，每年分两半年的历法？⑤周代至春秋战国，可能是历法的一个大综合期，形成了阴阳合用的新夏历体系。⑥而从《夏小正》的星象看，它是“一个以综合观测采用多种星位坐标观象制历的体系”】。

   
        何新在《<夏小正>新考》之“六”补充：……我认为陈（久金）说可发千古之覆。在此我可补充两则材料而证其说。（1）《逸周书·周月》篇记：“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一则然。”古周历曾有以正月为岁首，而以十月为岁终。（2）汉道经书《太平经》有“三合相通诀”记：“十号数之终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天正以八月为十月，故物毕成。地正以九月为十月，故物毕老。人正以亥为十月，故物毕死。”其说“物至十月而反初”，“人正以亥为十月”，是汉代人记述上古十月历的证言。

        《光明日报》2016年01月11日16版，登载了林桂榛《“五行”说再考源》……华夏祖神号“炎黄（兄弟俩）”非源于中土黄、南地炎，而源于太阳崇拜下的日黄、日炎印象……此可见炎黄之号与太阳崇拜、五行历数的关系。黄帝历法是简便可行的五行太阳历且沿用至夏，周秦汉唐皆谓夏历得“天正”、且周秦祭祀田猎等大事仍用夏历。今有学者言天干来自黄帝时十月制太阳历，如陈久金、孙新周、何新、田合禄……

        然而，我们十分遗憾：三十多年过去了，《〈夏小正〉新解》与《<夏小正>新考》这两条在中国历法科技史中“勇敢提出新的看法、敢于挑战学术权威”而研究十月太阳历的触角，却未能让部分率先探索者看到被其新锐之光所照亮的事物（刘尧汉与卢央两位著名彝族学者已先后作古，何新与陈久金也快就80、90高龄）。这其间，因未获得有力地文物证据对中国上古曾有太阳历体系的推测予以系统支持，即没有逾越由理论到实证的鸿沟，缺少了经实物验证的环节，让原崭新的观点长期循环在“从文献到推测再到文献”的征程中，遭遇未实质提升的蹉跎；“十月太阳历历法”新观点仍在徘徊，甚至被质疑能否合理存在——因为现实似乎仍未寻觅到有价值的文物证据，去支撑“以十干为季月之名的十月历”之太阳历确实存在过。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

        因为我们的大学专业是历史与地理两个学科，加上业余爱好天文历法与发明创造，让其思维常处于活跃状态；在二十多年前，便有了研究历法并制作《历法图解仪》、编著《落下闳传略与释义》（系推测中国阴阳历代表作《太初历》之编制经历）的尝试。而步入退休与选择到凉山养老的机遇，有幸接触到在彝族文化中流传着昔日曾有太阳历存在的文化碎片等信息……通过网络，扩大了解到彝族人相信古夷的太阳历文化与古蜀国关系密切并有继续探索下去的意义。为此，我们判别古蜀太阳历这样的载体，能成为一条不可或缺的纽带，去验证《华阳国志》“蜀曰邛皆夷种”等古语，可揭示古蜀、古夷曾一家之血脉与文化。

        近年来，我们在考察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找到多组未被人们识别、至迟是商周太阳历的专项文物群，能支持可提出在中国已知由中原文化创造《古六历》天文历法的领域之外，还同时或更早就有华夏西南的巴蜀古地之古蜀与古夷人、共创“由三种太阳历组成‘古三历’的太阳历体系”。

        这样别开生面的古夷古蜀太阳历体系，在本书举例有以三星堆博物馆保存有三星堆第三期文化的专项文物群为主，辅以成都金沙博物馆有三星堆第四期文化的专项文物群为次，再辅以凉山彝族博物馆文物群。

        这样耳目一新的证据系列，我们不仅可直接在博物馆现场针对某一专项文物进行可允许进行的功能演绎，以实物为据、形象解析“古三历”中各自太阳历历法不同寓意之表现所在，并能基本自圆其说；而且可通过其它多种途径的旁证，更多地去予以再证明、并生动说明某一太阳历之所以存在的知识延伸……

        现以破解三星堆国宝文物青铜大立人身份的神秘或诡异为例，用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的方式，先简析：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是一位能展示“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三种历法并构建有太阳历体系”的女巫、王者兼天数大师和“年”的吉祥象征；既独立表现两组以上完整自然数字（字型、像阿拉伯数字的自然数、却比其早约两千年）的纹饰，又分别演绎三种不同太阳历的意义。大立人文物具有用象数符号来概括天文意象、用历数事理而聚合多种功能。仅举例解读大立人以巨大双手形态寓意其天象，以其肢体语言演绎其历数等，在表达由“象意·象数·数理”等综合天象历数方式中，蕴涵着丰富天数含义的举例：

        ①用“一根手指表示一个太阳月”，青铜大立人左右二手共十指，直接可以象数“十”的方式，反映其十月太阳历。②见本书图56：大立人左手，“以四指与三个指缝、排列六时节”顺序（冬至→大寒→春分→夏至→大暑→秋分→冬至）。③见图56：大立人右手，“以三个指缝、合拟演绎一年太阳直射点在二分二至的四时节”中循环一个周期。④这双大手，并没有像以前曾有人试猜测“手握象征权力的玉琮、或财富的象牙、或巫师的法筒”等凭据；此双手虽空，却在演绎着天数原理并讲解着运用太阳历的部分规则。⑤这双大手，每只手都有14个指节，双手共28个指节，可比喻妇女月经周期28天。⑥这28个指节，又可比拟28个太阳日，并表示一个太阳月。⑦《尚书·尧典》反映古时一年为“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用夏历或殷历一年为366日除以一个太阳月28日，得商13、余数2；此“商13”，表示一年有13个以28日为一月的太阳月，剩下一两天为过年日。13月太阳历的“年、月、日基本框架”已建构成型，可传授于民……

        在三星堆博物馆，有能直接支持上段三星堆文化之十月历和十三月历的旁证文物：古蜀人与古夷（彝）人一样，均很重视特有头饰文化的表现。与高大的青铜大立人文物形象相比，三星堆有两件很小的青铜文物、却在文物蕴涵方面与此大立人表现的两种太阳历有关：一是高度仅14.6厘米、双脚穿有袜子的青铜跪坐人像（图95-1），她以梳着13绺扁高髻发式、“用身体语言演绎13月历的青铜人像”。二是宽10.8厘米、高13.6厘米，“蒜头鼻，耳廓丰厚穿三孔、脸形瘦削，刀眉栗眼、面容朴实敦厚，体现浓郁的地方土著风格、头戴十绺辫索冠青铜头像”（图85-1），是另类“用身体语言演绎10月太阳历历法的青铜人头像”。

        在成都金沙博物馆，有支持三星堆文化之10月历和13月历的旁证文物，而且制作得更形象、更精美：

        金沙遗址，有双面图案镂空金箔的太阳神鸟（图86-1）；该文物正反双面，每面均有四个太阳鸟绕一日（乌）飞行、各拟“五个太阳月”并代表半年，组成具有集之大成反映十月太阳历图案知识的经典文物，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图案的主体标识。甚至于，这一标识的本质价值，是潜伏着可能是中国第一王朝之夏朝最早的太阳历之《小正》【在战国到秦汉时，演绎成阴阳历性质的《夏小正》，后来定型于《夏历》并传承至今】，并被孔子在春秋末期，可能见到了十月太阳历的《小正》历法模式【现在有不少论文，持这类观点，见诸多种媒体】

        其次，是金沙遗址出土“头戴从中心向四周辐射十三道光芒‘太阳冠’”的青铜小立人（图98），它模拟的人物形态，既像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缩小版本，又明显以辐射十三道光芒的“太阳冠”头饰图案，突出着自己在三星堆文化中的文物意义、是在祭奠创造13月历之太阳历的先祖。

三星堆天文古国

                                                                                                          （四）

        在寻觅到大量文物证据基础上，我们加深领悟了杨雪梅2014年05月2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 》24 版《星空里的文明记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写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名句——对于以农业为本的社会而言，天文历法的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谁就有资格成为人民的领袖。所谓“观天象授民时”，天文学也是中国古代王权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天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极其辉煌。
读李约瑟博士的观点，是把中国古老天文历法知识的科学地位，排列在农业所含各业（农林牧副渔）之上；即天文历法知识是统领上古社会中国科技第一位的科学，天文学位居农学、医学、力学等学科之上。

        2010年4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时，作了题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现实意义》的主题演讲。指出：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天文学和数学是二位一体的，不分家的，中国古代天数不分。

        “天数”一词，除一般意义与易经用语之外，还有《天数在蜀》，是已故吕子方教授证明古代巴蜀是中国文化发祥地之一的一篇科技史论文题目。《巴蜀天数》书籍，是作者鲁子健对古代巴蜀天数成就的介绍。本书的“天数”，既高度印证“天文学和数学是二位一体”论述，又是“天象历数”简称。

        冯时的上述演讲，有三个精彩的观点：①天文学是作为农业经济的基础而存在的，没有天文学就不可能有原始农业。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对于时间茫然无知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②在中国古代的文献里，就有这样的记载：知地者，智也；你只了解地理，充其量你只能算一个智者。知天者，圣也；知天文的人才能成为圣人。③居中而治的政治观也来自天文学。中，是测日影古老仪器之圭表中属于垂直竖立的表，在东西南北四方之中不偏向任何一方，儒家后来发展出的所谓中庸之道，即来源于此；所以，政治观、时空观、哲学观很多的基本观念，都是导源于天文学。

        本书认为，冯时先生的三个观点与李约瑟博士相似：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王权的基础，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宗教观等政治、思想、文化的基因，它的源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甚至是中国医学，也是源于天文学。

        冯时在按李约瑟称“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王权政治的基础”之核心演讲中，成功地虚拟了一个特殊人物：

        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远古社会，人们对自然茫然无知，突然氏族里面有一个人通过自己辛勤的观测，发现了星移斗转规律并和时间建立起一个固定的因果联系，且把这个时间告诉氏族成员，你们什么时候去播种，就会有收获。这样的活动本身我们把它叫观象授时，即观天象、授民时。这样一个能承担观象授时工作的人物，在氏族社会成员中，在对天象茫然无知的人看来，他（她）就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久而久之，每次报的时间与事项都很准，氏族就有收获了，人们就觉得这个人是了解天意的人，又是可以与天沟通的人，这样的人就确立了在氏族中的统治地位。从观象授时而来的活动，渐渐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王权基础。

        ——这个虚拟人物，却被我们恰如其分套用在由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表现的文物意象中：此大立人，正是一个从“能承担观象授时的古夷人物……到可以与天沟通的人”，发展成“能‘展示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三种历法并构成太阳历体系’的女王兼天数大师”；成为一件“用数来概括天文意象、历法事理”的女巫，能以“象意·象数·数理”等方式，仅在此一件文物的意蕴中，就能聚合演绎超百种天数的功能。

        向社会展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如何“演绎超百种天数功能”，只是本书重点内容之一；而与这一单件青铜大立人文物功能交相辉映、是属更早文物之三星堆唯一一件布满图案的玉边璋文物，或还有与天数境界更高的三星堆青铜神坛、青铜神兽之文物功能相互印证而卓立的文物；它们能以组合文物群的形式，既支持青铜大立人文物可演绎众多天数功能的文物意义并非孤立，又表明古蜀与古夷在夏商就有可系统表达天数能力的境界、已达到精湛水平和科学高峰——如此贯通中国天数文化血脉、勾连天数文化之根的三星堆文物群，需要我们以发散思维向社会展示出前所未有的风采；因而，值得我们老骥伏枥，为此大书特书。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03月出版了叶舒宪、田大宪合著《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此书透视神秘数字表象，解读了中国文化遗产中神秘数字符号背后的隐秘编码、神圣意蕴。以下观点，有重要参考价值。

        该书绪论《最神秘的数字到底是不是9？》分析：人类学家在田野考古中发现，原始数观念是神秘数字的认识起点，“它的产生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要早好几千年”，甚至一两万年。即便在今天看来极为简单的“一”，也伴随着复杂的智力劳动……至于计数方法，则有不同形式。许多原始民族采用匹配法，“他们记录畜群或军队的数目，不是用刀在树上刻若干痕迹，就是用小石卵堆成一堆”；“近取诸身”，也是常用形式。以手指作为计数工具，被视为数源于手的证据……在从具体形态向观念形态抽离的过程中，识数与数的意义之间具有怎样的意义关联?是否识别了数，就自然获得了神秘性来源?

        该绪论认为：数与物的简单对应并不等于原始的数观念，实指数目及计算功能也不构成数的神秘性。神秘数字之所以神秘，源于尚未从神话思维表象中抽绎出数概念的史前信仰社会，只能通过以具体表示抽象的原则，才能借具象化形式表达其观念蕴意。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神秘数字的观念发生以下列方式为基本条件。借天地表象认识空间方位。以空间观念表达时间意识。以人身直观生成类比依据……

        该绪论指出：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源于人类借神话思维获得的原生数观念，但是它不是一个既成的事物，而是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探求它在文明社会进程中的模式生成及其转换背景，对于研究神秘数字的历史生成，具有特殊意义。因为神秘数字的深层动因不仅基于历史的继承性，也取决于一定社会语境下的象征价值与置换变形。神秘数字模式属于神秘数字范畴中的结构类型。不同的神秘数字模式表达不同的文化隐喻，象征不同的观念差异。神秘数字其引申类型，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形成与发展的。

        首先，天人合一的神话思维是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神秘化的思想根源。史前人类以自身为起点，以天地为参照系，在与宇宙时空的比照中形成神秘数字的方位型与周期型……除了数字个体的象征蕴涵，神秘数字的推衍形式也是神圣宇宙观的意义呈现。

        其次，王权意识是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神圣化的政治基础。中国古代神秘数字观念产生虽早，但真正蔓延还是在社会由原始向王权转型的过程中。自商周以来，执掌通天权力的巫、史之类的仪式主持者，就以神秘数字作为表达王权制度的编码形式，通过沟通天人、传递天意的象征性行为，传播与强化王权秩序。这种情况自然溯源于中国古代的神话信仰。神秘数字基于宇宙天地的至上性原则，在天子与太阳的对举中，表达王权秩序的模式构拟……

        再次，作为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神秘数字自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在这一前提下观照神秘数字的认识价值，及其对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意义，是神秘数字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一，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有助于拓展古代思想世界的知识蕴涵……来自历史话语的数字信仰，在古代王权政治中具有独特的结构意义。因此，梳理神秘数字的文化基因以及信仰背景，可以丰富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观念蕴涵。

        第二，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有助于透视多民族宗教神话的模式意义……人们已发现“彝族十月历”与华夏文明最古老的历制——夏代历法的对应关系。第三，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有助于揭示现代“吉祥数字”的深层意义……从文化传统的角度透视“吉祥数字”的当代影响，可以感悟中国古代神秘数字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历史回声……总之，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作为过去时代的思想呈现，在现代社会中仍有其研究价值。

本书，学习与借鉴了该绪论的上述三种观点。

三星堆天文古国

                                                                                                （五）

        本书认同：1984年由彝族教授刘尧汉、卢央与汉族学者陈久金合著《彝族天文学史》提出的十月太阳历，与同年由汉族学者何新“推测上古曾存在以十干为季月之名的十月历历法”，确有异曲同工之效。后来者王先胜另辟奇径在《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十月太阳历溯源》中，提出“象意思维、象数思维以及数理表达方式”与考古纹饰学的思考，对我们探索中国上古蜀夷太阳历体系的来龙与去脉，有促进。
有人在解析前文（二）何新讲《太平经》①常以为古时天文与数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科学；然而在上古，它们却如影随行在“天道（象)历数”概念内。故本书在解读上古文明架构时，需引冯时先生曾提出一种“天文学和数学是近似于二位一体”的注释。有了此基础，就可解读《太平经》“十号数之终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天正以八月为十月，故物毕成。地正以九月为十月，故物毕老。人正以亥为十月，故物毕死
   
        〖本文认为：原文“人正以亥为十月”，疑将“人正”与“亥（十二月）”两个有区别的内容混为一谈〗。”

        解析上段的艰涩内容为：①十号数，指“十月”为一年的月序，以十为十月历最后月份的序列。②“物至十月而反初”的物，指一岁一枯荣的物；如植物老了枯死，来年随着时令或季节的循环，又会有初生的新气息。③行“天正”的周历（以冬至月为子月之正月），以十月太阳历的八月为周历之阴阳历的十月；“故物毕成”，指这个八月是作物的成熟之月。④行“地正”的殷历（以大寒月为丑月之正月），以十月太阳历的九月为殷历之阴阳历的十月；这个“故物毕老”，即作物的枯坏之月。⑤行“人正”以秦制颛顼历的亥月（十二月）为十月【秦献公于公元前366年，建秦制颛顼历（以寅月为正月），首复夏正岁首（闰置于九月之后）；此秦颛顼历在实施的前段时间内，像夏历那样实行“人正”；笔者认为此相传“秦献公改历”是对的）。“故物毕死”（六十年后秦昭王再改历，其名称仍是秦制颛顼历，却在继周之后，来了一个以建亥之月为岁首；此改亥月换历法的正月虽表示‘受命于天’，笔者质疑其方法却是错的，指“物毕归于无形（故物毕死）”；使约二百年后的汉武帝时期，不得不于公元前104年再改颛顼历为《太初历》）。】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胜利在2006年第1期《晋阳学刊》发表《‹尚书·尧典›②四仲中星观测年代考》称：战国后期秦国所使用的《颛顼历》即属于夏正历法，所以，当时的秦国文献《吕氏春秋》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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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太平经》内容博大，涉及天地、阴阳、五行、十支、灾异、神仙等。在东汉至唐代，《太平经》在道教中有重要的位，对道教思想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是汉末太平道的主要经典，被视为传达天命的谶书……宋代以后逐渐为人淡忘。

        ②《文学遗产》2014年4期，发表有作者李山《<尧典>的写制年代》,认为它是西周中期的文献非原有认为是来自春秋战国的文论。此文，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仲春之月……日夜分（春分）”，“仲夏之月……日长至（夏至）”，“仲秋之月……日夜分（秋分）”，“仲冬之月……日短至（冬至）”。因此，《尧典》所记历法的岁首为夏正，应是可以肯定的（这是将《尚书·尧典》写制年代作为春秋战国的文论来看待——由于当代作者出现了对《尚书·尧典》写制时代的确定有不同意见，可能会带来对一个历史时段的新认识。

        在本书中，笔者用王先胜创造的“象意思维、象数思维以及数理表达方式”，可解读出多种支持青铜大立人以巨大双手形态能演绎十月太阳历的文物意象，可努力在把神秘数字、深邃天象与古蜀古夷历史等相结合后，去增加解释“三星堆文物核心融合着神明与科技一体、天象与历数一体”等文化的长度与宽度。  

      例一图103，三星堆青铜神树曾昭示着十月太阳历：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八棵青铜神树，属夏代晚期。由于损坏严重，多数还在修复中。现已有两棵完成修复并在博物馆内展览。这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神树之“青铜神树一号”的造型，我们称其为“九鸟一龙树”。解析该神树的九只鸟，是由三星堆王国之图腾鸟即鱼凫、鱼鹰衍生的太阳鸟；该神树上攀援而下着头部上昂的龙，可能是由第十只太阳鸟衍生出一条
奇异造型的龙——这条龙为何与九只太阳鸟同处于该神树之中？其知识的延伸，将会引出一片新认知境界。

        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塑有“九鸟一龙”（图103）的形态，这一事实所可能寓意相关宗教、神话与科学，都是古蜀国对自然界认知的结果。不少人将这十个动物的形态与所谓“十个太阳”或“十日神话”相关联的解说，在我们看来却是有区别或有鸿沟——三星堆精美奇特的青铜神树，原本可能曾栖息有十只太阳鸟并张扬着古蜀国创造有十月太阳历（因三星堆出土有八棵青铜神树，不排除可能某棵青铜神树上有栖息十只太阳鸟的可能）。此古蜀国虽强大，但相对中原殷商政权却是个不起眼的西夷方国。因商代历法是阴阳历，而古蜀古夷的太阳历是与殷历相悖并受攻击或排斥；所以，有了后来传说要由中原人后羿射日……这样的排斥，可能在商代就催生了三星堆神树上的鱼鹰鸟·太阳鸟被嬗变，即有古蜀“鸟变龙”再衍生神话。

        彝人对古老三星堆的遐想多，其英雄支格阿龙是“鹰”的后代，住大凉山区。彝族以“鹰为祖先”，支格阿龙是“鹰生龙养”神话的化身；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保存九只太阳鸟（系鱼凫的化身）和一条龙（由第十只太阳鸟或鱼鹰、鱼凫嬗变）的图案，就是这类神话在演绎过程中将某瞬间定格于神树中的“鹰龙一体”……不仅彝族英雄名字中有“阿龙”与神龙有关，在青铜大立人龙袍中多“鹰纹”，亦“鹰龙一体”。  

        例二图85-2，三星堆青铜太阳轮形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6件青铜轮形器，其中的一件，直径约85厘米。虽然学术界多认为这是古人塑造的太阳模型，可我们却认为这是古蜀人制作表示其祖先创造了十月太阳历的模型，是传授太阳历知识的演示工具。此商代晚期的青铜太阳轮形器构型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布列的五道芒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此十月太阳历实物模型，将3600圆周视为一年大致的360天，再五等分成72度，以划分一年的五季或五行；一季，分两月；每月弧长36度，日期36天。  

        作为十月太阳历演示模型的青铜太阳轮，先以此器物圆周部分，模拟全年共十个月的360天；阳部中心一小圆孔与晕圈等距分布五个小圆孔，每个孔均表示一天过年日或过节日；将圆周可拟的360天加上对应五道芒、由五个小孔代表的五天过年过节日分配给平年，等于365天；当出现4年一次的闰年时，应是360天加6天过年过节日，等于366天；这闰年应比平年多一天的过年日，就将青铜太阳轮中心一小圆孔可拟一天、添加在平年的日期计算之上，即得闰年日期：由平年365天 + 1天 = 366天 ；真是天衣无缝。

三星堆天文古国

吃午饭去了         待续

三星堆天文古国

                                                                                           （六）

        近年来，彝族学者在介绍十月太阳历概况时，声称十月太阳历的使用年代在秦末汉初，属源于夏代以前的西羌文明。其实这里推测的“秦末汉初”，是一没有证明的自贬。我们认为，最迟应向前溯源于夏商。

        十月太阳历将一年分成十个月，每月分为36天整，不分大月小月；十个月之外余五到六天，称为“过年日”与“过节日”。“过年日”在岁尾，“过节日”在大暑时节。平年的“过年过节日”共五天，每到第四年为闰年时，“过年过节日”便增加一天、为六天。用这样的历法，使得一年的每月天数稳定为36天，平年是365日，闰年是366天；四年中每年的平均天数是365.25天，这与太阳回归年的数值有高度相似。

        现代人对十月太阳历的发现，是原中国西部科学院常隆庆①等人于1934年组织的动物、植物、地质三个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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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责任者：常隆庆、施怀仁、俞德浚。出版者：中国西部科学院
出版地：四川重庆北碚里。创刊日期：1935-04


究所在大凉山北部的雷马峨屏地区进行考察的意外收获。额外发现这里夷家将一年均分为十个月，再加几天过年过节日（具体时间，由毕摩决定）；而十月中的每月日期，均为三十六日。每在冬至日附近，举行过年节。每在阴阳历七月，夷家男女皆上大凉山黄茅埂（位于四川省美姑、雷波和马边三县交界，是彝族人心目中的一座神山或山脉，南北跨度近100公里，是大小凉山的一道分水岭）剪羊毛。因常隆庆等并非做专业的历法调查，致使未将历法要素全部查清记全；虽有遗憾，却开了记录十月历文化资料之先河。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刘尧汉教授在凉山的社会调查中也发现有十月太阳历，并整理了新中国成立前根据江应梁等人在彝族地区调查重建的历法。从事天文科技史研究的陈久金1977年拜访了刘尧汉并帮他进行资料的分析研究。之后陈久金、刘尧汉和卢央赴凉山州开展系统调查，并在1984～1986年出版了《彝族天文学史》等《三书》。但1999年凉山州语委会的罗家修出版了《古今彝历考》一书，否定了十月太阳历的存在。从此，十月太阳历在史学界便有了不同意见。2006年与2007年，易谋远先后出版了《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和《彝族史要》两书，既认为不存在十月太阳历，又称彝族文明时代起源的地域是成都平原；

        其后一本书虽有研究古蜀古夷（彝）复合文化的新意，却缺少对三星堆的关联，仍无文物证据支撑。因而，先后形成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等与易谋远《彝族史要》等作品在彝学界有纷争的两大观点。

        对上面概括的纷争，我们认为：刘尧汉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这《三书》的出版是在1984～1986年，易谋远出版《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和《彝族史要》在2006年、2007年；这两类著作的时间跨度，相差20年以上。后者的作品，能得到因1986年三星堆两大祭祀坑大发现的滋润，其洗练与文化的沉淀，理应比前者在二十多年前处于开拓“探讨彝族起源新路”、整理彝族历法资料的初级阶段看得更远、收获更多；而前者作为彝族文化学派奠基人的刘尧汉，做的是把濒于泯灭的彝族天文学（重点是针对彝族先民的人体历法或太阳历体系）挽救和整理出来、把研究彝族起源的新思路隆重推出来等，皆是很有价值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等作品因不知道后来由三星堆祭祀坑大发现所可能扩展的新知识，刘尧汉的视野就没有后者那么高远；这些属历史局限性所致的差异，却不应由后者去作为可轻蔑前者在开拓工作中曾出现有认识偏差、去捋出不敬前贤而求全责备的话题、去针对刘尧汉对彝族源流的猜想而吹毛求疵（笔者对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等作品之贡献与失误虽有一些具体解读，却皆是在敬意之中展开、并可以谅解）。

        彝学界围绕彝族十月太阳历出现上述两观点纷争的症结，主要有两点：一是双方都从文献到文献去考究有无十月历的存在，都未找到来自文物的系统证据支持；则出现谁都自我觉得有道理，却都说服不了对方的情况。二是考古工作者缺乏熟练使用多学科相融合研究某一文化遗址、解剖某一具体文化对象的历练，即缺少使用融会方法去贯通于细节、去解析究竟有无十月历事物之存在的能力。这样的两难情况，至少从相关《三书》在1986年已出版与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大发现至今——恰好都过去30多年，彝文化学派这两大纷争仍旧，三星堆考古也因没实现跨学科大研究而未获重大突破；依然困顿于“神秘莫测”的云雾中。

        2008年陈久金多年筹备的《中国天文学史大系·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震撼问世：详细讲述了太阳历之天文学，让更多学者在关注这一古老历法史时，去融入历史学的严谨、民族学的纷繁、考古学的玄秘、天文学的深奥、神话学的变幻、图腾学的诡异中并期待能予破题。给人以启迪的该书，讲述了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分布、中国天文学的起源……回顾了羌夏古历探源、解析了彝族天文学史、藏族天文学史，分析了白族、纳西族、傈傈族、党项族等羌系民族的天文历法……这是一种大时空观下的大综合，虽在面上实现了多学科融合，却仍缺乏解剖某一具体文物或文化对象的历练而不足。这些历练，本书将选择性实践。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七）

        笔者自2015年冬至日第一次步入三星堆博物馆，第二天又走进金沙博物馆，印象深刻地领略了这两个展示古蜀文明之源、世界的第九大奇迹；其第一感觉，不像一般人摇头晃脑赞叹这里的神秘与怪诞，而是对古蜀文明的这两个博物馆总体上感悟到魅力独特、大气恢弘、文物亲和、似曾相识。

        我们带着已知《汉书·地理志》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和《华阳国志》与《水经注》载有“蜀曰邛、皆夷种”这两条古语的初解，惦记着古人在先秦社会视蜀人为夷人或古夷后裔之丝丝文化旧俗；再去看待今日彝人仍使用着古老的“蜀左言”习俗，指古蜀语与中原汉语有别、而语序（语言里语词的组合次序）与现代彝语相近——《汉书·地理志》曰：“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此“华”，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此“言语颇与华同”的言语地带，指秦统一巴蜀后在今日四川省境内共建有三个郡，即“巴、蜀、广汉”三郡。时间，在先秦及秦汉之际。在这一广阔地带内，是以南夷、西南夷或南蛮、即彝族先民居住为主【四川盆地南充·顺庆或南充·阆中城郊山区，多古夷人住的山洞；至今仍遗有“蛮子洞”旧称。阆中县志第250页，载汉代仍有“阆中夷”】。
古蜀族用的“左言”语言习惯，与中原华夏族的“右言”相反，其语法规则是“主语·宾语·谓语”语序，这与彝语的语法相同；即能理解现代彝语，是古蜀语继承者的关系。在考古学的经验中，凡是古今有语言关系的存续者，后者与其前者、有同根同源的族群血缘或文化关联，已基本是约定俗成。

        古蜀之“蜀”，被夷人口语以声近义通、称为“苏”；彝族曾自称“倮或罗（为‘虎’之意）”，又同音为“诺”；或“诺”，可表“同意、是”的近义。今日彝族自称“诺苏”，类似“诺苏 ≈ 是蜀”、表示自己古为“罗（倮）蜀”，是古蜀人的血亲；这既与战国后期古蜀开明国被秦灭，残余蜀军大量南迁夷区邛都（西昌）古地的事实有关；而更早在商末，古蜀三星堆鱼凫王朝被杜宇政权取代，一部分鱼凫人分支南迁大凉山区；重复着蜀、夷古人可能以数代人的混合群体，在夏商或更早时期于横断山区进行南北迁徙……成都平原与三星堆遗址区，留下了南迁北移的羌、氐羌即彝人先辈邛人与另类骆越人的文化足迹。

        1、现在的成都平原在夏商时期，属古蜀的邛卤（邛泸）之地。其羌系分支的邛人，疑是来自约四、五千年前制造羌地邛笼之主人的阿坝州汶川与茂县营盘山遗址一带。这些羌系邛人，曾长期驻留四川省广汉三星堆古蜀遗址的邛卤之地；后来有分支族群因故南迁，到了邛崃山区。再后来，新的分支迁到了邛之泸（今四川雅安、泸定）至金沙江畔云南巧家县邛卤之地一带，疑此地为三星堆遗址制作大量青铜文物的重要铜矿资源输出地之一（有待再考证）。东周至西汉初期，由越嶲羌为主，营建起以邛都国（紧邻邛海与泸山）为中心的新邛泸之地（西昌最早行政区之邛都县古地），成为古今凉山彝族的重要聚居中心。

        2、在横断山区羌藏彝民族走廊进行北迁的古人，除了有刘尧汉推测为很早的古羌戎后裔之外，还有一支特别、在商周时期来自百越之源的骆越人。骆越人又叫雒越人，珠江古时就叫越（粤）江。“骆越”的“骆”在壮语中是鸟，也是部落名称；“骆人”，相当于“骆（雒）民”；“越”，是“百越”泛称。骆越的鸟图腾，与河姆渡“双鸟朝阳”玉板文物的民俗有关；而河姆渡遗址的太阳崇拜和鸟图腾习俗，又被成都金沙遗址太阳神鸟文物继承。现今云南省西畴县上果村壮族“女子太阳节”，是滇桂壮族聚居地区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中使用“四鸟护太阳神位”的图案，与成都金沙遗址太阳神鸟文物的图案有几多相似。

        良渚也是一个具有鸟图腾的部落。良渚的巫师和首领，喜头带“羽冠”的头饰。良渚玉器有一种叫“三叉器”，就是用来插羽毛的“羽冠”。这在三星堆文物与彝族日用物品中，有实物相似。古书《鹖（鹘）冠子》是战国的巴賨天文学家鹖冠子（行走于滇、黔、渝、川东川北及鄂西一带）的代表作，在《彝族天文学史》中，被明确划入彝族先民的天文学家（鹘冠子也被称是楚国一个喜欢头戴羽冠的天文隐士）。
这类由骆越人进行民族迁徙中，有一奇异的文化现象，出现在三星堆遗址区故地广汉，属秦国时建广汉郡，此郡的雒县城池建于汉初，名“雒城”、保存至今。此雒县城城池名，必与“骆（雒）民”北迁于此有关；不然就不可能在广汉有“雒城”命名。但此“雒城”与三星堆鱼凫王朝的关系如何，有待再求解。

        3、2018年4月下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有《几千年前四川凉山古人就爱打扮  随葬品现海贝装饰品》考古报道：在凉山州会理县，发掘出年代距今约4300至2500年前夷人先民的大劈山墓地遗址，出土有大量石棺墓与一枚南海海贝文物。同年5月下旬，又有《阿坝：营盘山遗址揭秘古蜀文明源头》考古报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岷江上游阿坝州茂县的古蜀文化遗址营盘山，在距今5300年至46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区，发掘出大量石棺墓与一枚南海海贝文物……在地图上量算这两地直线距离，约一千公里。

        由同一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的这两件发掘报道，且考古事物存在多样的雷同……如此新鲜的考古事例，既揭示古蜀、古夷有同根生的血脉亲情不是虚的、而且秦与先秦时代的蜀人（大致以秦岭为界——南有巴、蜀、广汉的四川三大古郡）本是南夷、本是西南夷的一部分；而“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和“蜀曰邛，皆夷种”这两条古语，被一本本著名古籍记载为史；让人不可忘却：上古蜀人与夷人，曾是一家人。

        这一南一北被发掘的考古文物，竟然确认都有一枚来自南海的海贝文物，而且是由有同一石棺墓地之墓葬习俗的古羌戎（羌夷）族群之遗物；这两则相似信息让人联想，三星堆遗址出土有数千枚海贝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明证，能证明古蜀人对外交流的行动，早在三星堆之前已有；又证明横断山区在夏商周三代，有氐羌人的先辈即彝族先民古羌戎（羌夷或早期邛人），沿横断山区“原始藏彝走廊”、曾有过多次南北迁徙的可能……现回查刘尧汉在1985年《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所描述西北甘青古羌戎、是从西南金沙江两侧古羌戎（羌夷、即彝族先民之南夷）所移民的推论，在该书第1页《总序》中，叙述有中国文化界“历来只凭书本治学的地方史家，都说彝族是从西北甘、青迁入的古羌戎（或古氐羌）与当地土著融合的遗裔。自从不久前考古发掘出亚洲人类共祖‘元谋猿人’，从而可说甘、青迁入的古羌戎是从西南金沙江两侧迁去”的内容。该书第182页又称：“远古时从金沙江两侧迁往西北甘、青的古羌戎是游牧。至于仍留居金沙江两侧的远古羌戎遗裔（本文置疑刘老此解释因时间跨度太大，其‘元谋猿人’不可能与这类古羌戎‘遗裔’直接有关，因为这会被疑为‘极端的彝族由来土著论’而降低可信度），彝族在夏代以前已经是半牧半农，在金沙江两侧川、滇、黔之间往来移徙农牧。彝语支系哈尼、傈僳、摩梭人等也当是这样。”

        4、《国家历史》记者孙展在20世纪末期介绍有《来自基因的答案》，其中的内容，却以“……遗传学者用DNA证实，东亚人群是距今4万年前左右由非洲迁徙而来，然后从南向北迁徙分化，最后形成东亚大地丰富的民族……一篇从分子人类学角度更加详细的论述东亚人群起源和迁徙的论文出现了。在这篇文章中，学者们认为，东亚族群的祖先最初达到了东亚南部，在约2万到4万年前开始分化，一支自越南进入中国，并沿海岸线向北，成为百越和东夷的先祖；其中一个亚群在北部湾一带就转而南下，最终成为南岛语族的先祖。而另一支则向自云南穿过四川（沿着原始羌藏彝走廊北上），一直到达黄河中上游盆地，成为汉藏（羌）的祖先……”的分析，以后续推测的方式，支持着刘尧汉老先生在十多年前的相关猜想。

        5、本书认为：这里“汉藏（羌）”中的“羌”或“羌戎（羌夷）”，即约万年前古羌戎（古蜀与古夷共同体的先民）；他们的主要迁徙路线，与刘教授《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第182页称“‘远古时从西南金沙江两侧迁往西北甘、青的古羌戎是游牧’”的推测吻合。对于彝族探源来说，刘教授在35年前开拓出“溯源彝族先民”之新起点，但那时“基因知识”很少用于考古；却在当今按遗传基因解说的支持下，获得新意义。这足以让人不忘刘老是“多项彝族文化探源之理论先行者”，是开创彝族学派研究的文化奠基人。

        我们既支持刘尧汉编撰的《三书》文献知识，又将提供文物佐证，缓解部分学者认为刘尧汉等发表彝族十月太阳历文献因缺乏实证的尴尬；即可展示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博物馆和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里发现的、能印证古蜀古夷在夏商时期就同创太阳历体系的文物群。经近几年斟酌，我们对发现三星堆博物馆馆藏着《三星堆数字（共十个自然数的系列象数符号）》和《三星堆太阳历（含：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的配套文物群；现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客观事实，需呈报社会评判。这两项发现，对于笔者将在本书要简介超300项的《三星堆之问》，只能算个零头；但如果说这两项发现最终能被学术界确认古蜀古夷在夏商时期、就发明比阿拉伯数字约早两千年的《三星堆数字》，就发明与殷历比肩的《三星堆太阳历》——中国文明史，将可能因添有这两笔浓墨重彩的发明而更加辉煌：这就是本书的自荐意义之一。

        6、探索商代三星堆原创有天文历法在先秦至西汉的特色与传播，是我们研究“天数在蜀”而实践的一条新路：以能反映“天数一体”知识的三星堆专题文物群为主要切入点，去洞察三星堆人的大智慧。现若回首中国东周至西汉初期的历史，便知掌握观测星象、制定历法的人，多为古蜀古夷（彝）人。老一辈天文学家张钰哲1982年11月曾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苌弘、鹖冠子、落下闳等，就是彝族先民。”

        本书还将探讨，与三星堆有关的“为满足善良愿望而曾经存在的‘善巫术’”；因为在三星堆半人半神的文化中，存在巫文化信念是必然的。虽然巫的本质属伪科学，但为还原历史，一些碎片有必要去拼缀。

         7、借助三星堆文物古迹，对话三星堆古人；古蜀古夷先进者的想象力，我们是难以为继去模仿；只能通过文学考古新思维，去创新研究三星堆。例如，我们质疑当今在三星堆遗址区的多个宣传栏中，在解释“三星堆当地的‘三堆黄土’为三星堆（内）城墙”的说法，可能有错。因为笔者在辨别“三星堆”地名由来时，认为并非像现有解释“广汉的三个黄土堆 = 三星堆（内）城墙 ”；反疑：三星堆两大祭祀坑出土的遗址区故地之原名，不是“三星村”，可能是鱼凫古人在此地建有观测“三种中星（午中星、昏中星、夜半中星——这些名词解释，将在后面正文中介绍）”的中兴乡（村）。此“中兴乡（村） ≈ 中星乡（村） ≈ 鱼凫时代在此建有‘三个观测中星的观星台’”；根据中国地名存在“名从主人”的命名规律，原“中星乡（村）”可谐音“中兴乡（村）”，即“中兴（星）乡，可疑为‘三星村’或‘南兴乡’之文化本原”。

        三星堆遗址区的三个黄土堆，可暗示北斗七星之斗柄的三颗星，即具有指向意义的“北斗杓部”；与这三个黄土堆紧邻的两祭祀坑（或许还有未发现相邻的另两个三号、四号祭祀坑），可暗示北斗七星之斗口的“魁部”四颗星，即斗口具有以不同季节能表现出规律性转向的天象意义；能如此关联北斗的“魁部”加“杓部”，疑是鱼凫巫师运用了将天上北斗星神请“下凡”来到人间庇护古蜀臣民的“善巫术”……一幅“北斗风水”意象图，大致勾勒出来：这就是三星堆人，创造了古蜀的“北斗崇拜”星相；而“北斗崇拜”作为神明的象征性，又恰恰实用于当地鱼凫人（古蜀人与古夷人的族群混合体）原创“十月太阳历，需要依靠观测太阳的周年运动规律而定周年、定半年、定季节，依靠观测斗转星移周年运动规律而定寒暑、定时节、定月份”——能从溯源“三星堆地名由来”真相中，可寻找到三星堆文化存在支持此地的智慧古人，先后创造有十三月太阳历、十八月太阳历和十月太阳历之科技依据；由此，能让我们继续浮想联翩！

        8、全国史学界专家、学者们，对费孝通创立《藏彝走廊》的概念经约40年学习、应用，又在研究、提高后，丰硕的成果可能正推动着中国史学界尝试：“将费孝通原创‘藏彝走廊’的概念，发展到以该观点为核心、整合众多学者已成功探索并验证系正确和系统性的新观点，融合成为‘羌藏邛彝走廊’理论”的新阶段；即费孝通《藏彝走廊》的理论，已促进着“中国《藏彝走廊》文化学派之集体智慧的提升”、并不断成熟；现需专家、学者与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去见证《羌藏邛彝走廊》新理论的锻炼成长与升华……

        9、在我们设计的《天问三星堆考古丛书》中，现今至少存在两个关键的空心化问题需要尽快解决：一是三星堆考古，几乎无人用史学观解释“何谓‘三星堆’？”故而本书要用“北斗七星”星象的新思路，去迎难而上。二是在应用“蜀曰邛皆夷种”古语中，以往多举证不足，对这种现象需补正其表达式；所以，本书为突出其“邛”，写有《第七篇 “蜀曰邛皆夷种”可勾勒上古蜀夷（彝）文化共同体的轮廓》以实践。

三星堆天文古国

                                                                                      （八）

        需严肃说明：在看待古蜀国三星堆文化遗存时，可能存在或多或少有人想把三星堆遗址作为汉族正宗文化资源的狭义观点，不愿将古蜀人与古夷人于夏商时期在成都平原上营建繁荣的鱼凫王朝和杜宇政权之往事，去与古今称为少数民族的夷（彝）人等相联系。而前文《地理志》“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的文献资料，却真实地告诉人们：这才是历史。

        今天考究三星堆文化的人们，若有违背历史并内心隐匿着上述狭义的民族意识，是很有害处的；任何人研究三星堆遗存，不能违背史实；需要坦荡承认夏商的古夷人与古蜀人，是共创三星堆遗址的文化主人。

        笔者作为汉族人，仅有近几年在彝区生活；但对彝族的了解，确实也与汉族一样，都有优劣并存的特点，这需要客观地理性对待。譬如：汉武帝之前巴郡、蜀郡和广汉郡的土著，本是以南夷（南蛮）人为主；则三星堆遗址在夏商的主人，就必不全是汉人的直系祖先；因这存在“本南夷”或“皆夷种”的主体群体。

        1、不要忘记：中国“汉族”名称的由来，既不是在汉朝之前就有，也不是在汉武帝时期创造了该词汇；而是由东汉武陵太守李进在汉武帝逝世两百多年后，才直接创造出“汉族”一词的名称。

        在汉武帝时期，中国有“大汉王朝”的神威称号。在刘邦兴汉室基业时，生活在汉王朝的人当然叫“汉人”，可是却不称“汉族”。由汉武帝最能干的叔父刘安编撰著名的《淮南子》巨著，其最末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泰族训》。泰族，这是刘安为“大汉王朝”臣民设计一个统一民族称谓之初名；却未定型。

        2、回头看看：率先将三星堆文物群系统地与彝族文化相联系的领军人物王昌富（彝族名：且萨乌牛），是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二级译审。他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彝族古代文明史》中，通过跨文化的分析、比较和研究，最早发文探索彝族与三星堆的历史文化有共同特征。先后概括出：①三星堆出土的礼器造型与彝族木制漆器餐（酒）具明显有“亲属关系”，多为高脚、大肚、敞口形，适合席地而坐时用。②玉璋与“乌土”就相同。“乌土”是祭祀时毕摩专用之物，是祭师身份、地位的象征，通天地之招牌，神圣至极。③礼器中有许多鹰、虎、蛙、鱼、龙、蛇、凤等铜器和陶器，其造型与今天彝族生活器具有相似之处。④彝族宗教意识中尚鹰崇虎敬蛙，认为鹰是自由、勇猛、见多识广的象征；虎为凶猛、无敌的象征；而蛙于人有恩，曾密告不要喝混浊之水，方能言语、聪明。这些宗教观念充分体现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彝人生活用具中。⑤装扮各异的青铜人头像与彝族头饰相似：在高度发达的我国商周文化中，过去从未发现过和真人一般大小的青铜人雕像。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头像，填补了我国青铜文化中缺乏独立人像雕像的空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全世界的瞩目。这些人头像形式多样，装扮各异。有的头戴辫状“帽箍”，与今天大小凉山彝族同胞头上缠绕的头巾极为相似，这种辫状帽彝语称“俄体”；还有圆圆的头顶上将发梢聚成一撮，这可能就是《史记》所记载的西南夷的“椎髻”。这些不同发式和不同冠式的青铜人头像，表现的是人们不同的身份和职责。这也说明了先秦古蜀国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级社会。⑥青铜神树，疑是彝族英雄支格阿龙射日月神话的反映。⑦三星堆大型祭坑是彝族火葬遗存，两个祭祀坑装满的祭品均烧毁而深埋，是与古代宗教意识及其葬式有关；古蜀人行火葬，其随葬品也随之火葬。至今，大小凉山的彝族同胞还保持此古俗，行火葬，其随葬品一同火化，其中有碎金、碎银含于口中，让灵魂冥界可用。这样，使有些专家不解的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均被火烧，坑内埋入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之谜便清楚了。可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跨越数千年的彝族传承文明中，仍依稀保持了彝族远古祖先某些方面的文化传统……

        3、冯利眼光：这是一位汉文姓名叫冯利、迁居美国的彝人女性对彝族重新认识的摘要。

        我是彝族，迁居美国，每每提及族籍，发现海外众多知识精英（更别提凡夫俗子）对我的民族见浅而闻寡，总是引发一连串的奇问，仿佛我来自蒙昧未化的蛮人之乡。其实，彝族的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古老，是先秦时期“西南夷”诸部落中最主要的族群。后来一直被汉人称为“夷人”、“倮倮”等。直到1950年代，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面见彝人代表时，将“夷”改为“彝”，认为前者一人一弓，有野蛮人之嫌；后者在房屋大顶之下，有米有丝，住的是吊脚楼，象征吃穿不愁，兴旺发达。自此世人将我们称为“彝族”，但我的父老乡亲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并习惯这个来自外人的他称，因为我们民族内部至今仍然沿用古老的自称“诺苏”、“聂苏”等。

        彝族世居中国西南地区川、滇、黔三省的高山大原，这三省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古蜀国、古滇国、夜郎国、南诏国、大理国，均与彝族有关，彝族或是这些国家的建造者，或是治理者，或是臣民，在中国的政权兴衰史上镌刻下点点斑迹……最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为之惊叹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器物人像张扬且异类，完全是中原大汉文化之外的另一个神秘系统，在中原文化的脉络中既找不到它的源也找不到它的流，一个庞大精湛的文化在汉族文字的史书典籍中没留下丝毫墨迹，来无影去无踪，遗下千古之迷让学者们穷尽心思，找不到归属。在我们彝人眼中，它却一目了然，那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遗物！它的青铜人物的五官面相、它的人物头饰、它的服饰与纹饰、它的礼器器形、它的火葬祭祀、它的通天神树、它对人眼与太阳的夸张，全都能在今日彝族中找到雷同的层面与踪迹。即使一个未读过书的彝族文盲山民，走进三星堆博物馆，绝不会产生文化的陌生感，熟悉之情定会油然而升。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如出一轨，是任何一个彝族都能感受到的。

        ……回首遥望，彝族一直是中国历史大舞台上的角色之一，绝非卷伏于山角旮旯、徘徊在历史主线之外的默默无闻者，它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演绎着中华文明的沧桑史。它自身的历史跌宕起伏，源远流长，说不尽也道不完，若编纂一部《彝人演义》，不用凭空杜撰，历史本身不乏精彩素材。

        ……彝族是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民族，能够坦然面对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视名誉重于生命。有古罗马时代那种崇尚勇武、为捍卫名誉而视死如归的遗风。彝族同时也是一个能说善道的民族，口头表达能力极强，且颇富幽默感。彝族拥有古老的文字系统和古典经籍，但局限于宗教、文学和些许历史的记录，个体人生经验以及整体人类经验在空间上的传播与时间上的传承，主要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而非文字典籍，文明的消遣与延续都离不开口头语言，经过代代人的累积，将语言词汇磨砺得优美、丰富，还犀利，言谈间好引用格言谚语，类似汉族的引经据典。

        ……彝族虽有良好的文学创作的传统，却薄视物质事物的创造，生活简朴而精神饱满。历史感极强，视民族的迁徙、发展史为人类知识的主要内容，人文关注主要投射在已逝去的过去，总是在老祖宗的智慧中去寻找灵感，沉湎在民族和家族的过往历史中。没有商贸的传统，不知追求利润为何物。凡此种种的结果是缺乏变革的动因和追求，满足于物质社会的现状。因此彝人的社会结构异常稳定，恒古不变。1950年代以后的巨变，肇因于中国大社会的政治变迁。这种变迁打破了彝人社会千年不变的社会模式，将彝人牵引进现代社会的轨道……

三星堆天文古国

                                                                                               （九）

        十月太阳历，是彝族祖先在夏商所创制三种太阳历（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而达到最高境界的一种特殊历法。进入现代社会，仅在凉山部分彝区及云南的白族、哈尼族地区等，零星保存有这三种历法。

        据现代学者研究证明：十月太阳历中纪日的十二属相（生肖）源于原始图腾崇拜，十月太阳历的历法方法与汉族先民的早期历法《夏历（夏小正）》同源同系统，是不同支系的古羌戎所使用的历法，在空间和时间上，现以三星堆文物群的实证最有证明力；相信今后定会有更多证据发现，去充分证实这类证明力。

        我们是有幸的：得益于前文《三书》开拓出认识中国上古太阳历的新思路，有着近年在彝区略知三种太阳历的传说，亦有机会反复步入三星堆和金沙这两个古蜀博物馆专题考察后的思如泉涌、谋篇布阵、推陈出新，一气呵成。如今针对“过去传说与现代推测”的这些探索，需文物与文献双重证据支撑；这类标题立意与造句的证据条件，能否成为人们认同事实或能否证明其曾真存在过的依据，将在本书中逐渐展开。

        本书试图在做两项工作：概括汉代以来的中国历法简史，推测古蜀古夷曾创造上古太阳历体系的知识。

        本书概括的中国历法简史，列举了基本轮廓后，无须再细化；其推测古蜀三种太阳历的原生体系中，与18月历有关的本原文物，在三星堆博物馆中只有部分体现，而金沙博物馆却无显现18月历文物的痕迹。

        推测并介绍古蜀古夷太阳历体系，需要对这三种太阳历的文物对象与蕴含都要做纵深地比对。它们，是夏商社会古蜀地域中由古蜀人和古夷人共同智慧的结晶；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应理性去解、去读。

        本书运用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数字、数学与文学、考古等跨学科知识，主要针对三星堆博物馆和金沙博物馆的专项文物群，去解读古蜀遗存多种太阳历文物群的实体蕴涵；它们的存在时间，至少与夏商同期（三星堆青铜神树疑属夏代文物、青铜大立人等众多青铜器属商代）；这样的历史，是有依据的。

        以传奇而写实的笔触穿越在时空中，邂逅于古蜀文明之源的博物馆，思索着文物肢体语言与纹饰意象：以天数一体的古奥表达，记述了上古太阳历体系的存在；这非空穴来风，作者在释义中却不得信马由缰。

        漫步在中国历法回廊溯源上古科技，传说的太阳历竟现身古蜀古夷，朦胧美的意境或近或远卓立前方：

        科学与神明同在的内涵，昭示着中国历法的博大与精深；请君下马赏花，在夏商洪荒中领略知识的芬芳。

        溯源前方文物标杆，即青铜大立人：人像脚下基座第一层象数的字符之和为184，人像身高182厘米；这两数分开，可对应春半年和秋半年的日期数；这两数相加，则对应一闰年的日数；此国宝文物，既是古蜀国吉祥物“年”的主人，又是测三星堆“日与年太阳高度的‘表’”；此大立人，乃天数一体的化身……

        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八十年代，连续三年出版彝汉学者合作推测彝族祖先创有太阳历体系所著“三书”的现代文献，虽前无先例，却因缺乏文物证据而尴尬；今日既在三星堆博物馆找到三千多年前的大量文物证据而非孤证，又在成都金沙博物馆找到大部能对应文物的另类证据以添证明力；还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奴隶社会博物馆，也找到与三种太阳历全部类型相关的衍生文物；这都是研究太阳历的新宝库……

        定本书书名为《天文历法是求解三星堆之秘新钥匙》，是明确告诉读者：此书，主要是以文学考古新方式，从特定地天文历法角度去研究三星堆的文物与文化；此视野对三星堆文化的考古而言，可能是全新的，因为史学中还未有该系统性的同类文论、如此宣示对三星堆文化进行这类系统的文学考古之研究方向。

        我们赞同并实践着去检验冯时研究员演讲《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现实意义》的主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作为一个科学存在的同时，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它的创立之初就具有非常的政治倾向和人文色彩，它决定了中国古代像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礼仪制度、哲学观乃至科学观这一系列观念的起源。而这样的一些观念，恰恰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天文学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源，我们要想准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从天文学的角度入手。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

        能成功地从天文学角度完成某项考古工作任务的人，需要是兴趣广泛的人。为此，我们建议：

        敬请四川省考古界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专业部门，能正视我们提出《三星堆数字》和《三星堆太阳历》的两项发现，能针对“三星堆地名由来”去深入考证，请为“三星堆”正名……望方家正之。

        作为本《序》的结束语，我们写作此书，目的是开拓求解三星堆之秘的新路径；这只是为三星堆研究去增加新观察、新方法，而非替代考古界对三星堆古史原有认识与已获得的考古学成果。

        新钥匙对本书是技术支撑，已获三星堆的众多新发现；新钥匙对于读者是一种资源，请你共享与开发。

        跳出传统观念或文化范畴，有利实现考古创新；三星堆文学考古立意，就此产生。但同时因本书文学考古中，在研究三星堆地名时缺乏“对三星堆遗址区进行航拍三维影像实录”等技术支撑，不利深入研究……

        我们真诚期待：三星堆考古成果能与三星堆文学考古相结合，更好地落实“让文物活动起来”的措施。

        面对三星堆考古线索千头万绪，努力用天文历法新钥匙开启一把锁，也许就有精彩的画面放映出来……

        本书新意虽浓，笔者却才疏学浅，错漏是难免的。愿秉承科学领域无信不立，贵在求真；欢迎赐教。

                                                                             夏权民  刘金凤  夏宇
                                                                                 2019年8月28日修改、定稿

三星堆天文古国

第一篇：《太初历》在中国本土历法体系中承前启后的丰功伟绩


        人们利用天象变化的规律来计算时间、划分季节、判别气候，使人类社会的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等都适时进行的一种方法，就是历法。它根据天文周期与相关天象对应安排着年（半年）、季、月、旬、周、日等时间关系，主要包括推算年、月、日的法则；即协调着历年、历月、历日和回归年、朔望月与太阳日的办法。
        历法的宗旨，是精确测算日、月、年的时间长度与合理组合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时间序列，以利生产生活。在中国古代历法中的天文历元，以冬至为一年之始，以平朔为一月之始；在中国民俗习惯中，以夜半为一日之始，以立春节气为二十四节气之始、或以立春为十二节月之始。

        远古先民，受生物钟支配，养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于是，在人的脑海中，产生了把昼夜交替周期作为计算时间的基本单位，“天”或“日”这样最初的时间单位就此渐渐产生（后属于太阳历范围）。但只有“日”这一种时间，是不能满足社会记时需要的；因而古人又把所在观察月亮亏盈的周期作为更长的时间单位，称作“月（既是太阴历之‘月’的来历，后来又演变为阴阳历和太阳历的‘月’之主要依据）。再后来，我们的祖先又看到寒来暑往、干湿变化的周期与人类生活、生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这些变化也是周而复始很有规律的，这些经验引导着人们需要找到比日、月更长的时间概念和时间单位。于是，古人加强了对于日月星辰长期和有效地仔细观测，进而在产生“年”的时间概念和时间单位进程中、营生出历法意识；推动了太阴历（性质为“阴月阴年”）、阴阳历（性质为“阴月阳年”）和太阳历（性质为“阳月阳年”）等历法体系的先后诞生。

        在认识历法体系中，根据地球自转，产生昼夜交替的现象形成了“日”的概念；根据月亮绕地球公转，产生朔望更替，形成“月”的概念，根据地球绕太阳公转产生的季节更新现象而形成了“年”的概念。这三个概念所依据的天体物质运动，既互相独立、又相互关联着。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在协调年、月、日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策略，形成了三大类不同格局的历法：以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为依据的“太阳历”、以月亮绕地球公转周期为依据的“太阴历”，综合太阴历和太阳历这二者之优长、合二为一的历法就是“阴阳合历”。

        中国古人对日、月、年等时间概念的形成及科学地系统运用，既是产生本土历法（非外来历）建设的知识基础，又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到了东周与秦汉时期，形成了以历法和天象观测为中心而日趋完善的中国天文学体系。

        根据精确测定，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约为365.2422平太阳日，这叫一个回归年。而从一次新月到接连发生下一次新月的时间间隔为29.5306平太阳日，这叫一个朔望月。以回归年为单位，在一年中安排多少个整数月，在一个月中又安排多少个整数天的方法，以及怎样选取一年起算点的方法，就叫做历法。

        中国在汉朝之前的历法，称“古六历（包括秦制颛顼历）”。它们，或是传说中的古历，或是不知作者而伪托于帝王朝代的作品。只有从汉朝初期开始，中国历法才出现了有实质意义地大转折，即汉武帝在全国以颁布《太初历》的形式而再现了夏历；历法，也因此在中国成为了一门较为独立的科学技术。

        以西汉阆中人落下闳等人为主编的《太初历》后来虽然遗失，却有东汉刘歆作《三统历》近似复制，而让《太初历》基本得到另类形式地保存。这两个历法的重要共性，是年岁合一；一年的天数是365.2502天（与现代回归长度年365.24220日，相差约0.01日），都称为365又1/4日(所以它们是秦汉社会代表性的四分历)；一朔望月（又称“太阴月”，指月球绕地球公转相对于太阳的平均周期，为月相盈亏的平均周期。是从朔到下一次朔或从望到下一次望时间间隔的长度），为29.43/81日（即29.530864日，相比现代数据29.530589日，误差为0.000275日）。《太初历》有一别称叫八十一分律历，来自落下闳对朔望月“八十一分日法”的推算。

        一、中国历法从先秦古六历到西汉《太初历》形成了本土历法的《汉历》机制

        中国古代有名称可考的历法，含已颁行和未颁行的种类，据汪曰桢《历代长术考》、朱文鑫《历法通志》、毋茍先生《中国历法制度沿革史》三书记载，有115种。表1：《中国古代历法汇总表》（本文略有添注）

三星堆天文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