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坑群鸟瞰图大致呈北斗遗迹与成都太阳神鸟金箔是可合为天文文物研究...[已转交]

三星堆天文古国

                                                                                      （八）

        需严肃说明：在看待古蜀国三星堆文化遗存时，可能存在或多或少有人想把三星堆遗址作为汉族正宗文化资源的狭义观点，不愿将古蜀人与古夷人于夏商时期在成都平原上营建繁荣的鱼凫王朝和杜宇政权之往事，去与古今称为少数民族的夷（彝）人等相联系。而前文《地理志》“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的文献资料，却真实地告诉人们：这才是历史。

        今天考究三星堆文化的人们，若有违背历史并内心隐匿着上述狭义的民族意识，是很有害处的；任何人研究三星堆遗存，不能违背史实；需要坦荡承认夏商的古夷人与古蜀人，是共创三星堆遗址的文化主人。

        笔者作为汉族人，仅有近几年在彝区生活；但对彝族的了解，确实也与汉族一样，都有优劣并存的特点，这需要客观地理性对待。譬如：汉武帝之前巴郡、蜀郡和广汉郡的土著，本是以南夷（南蛮）人为主；则三星堆遗址在夏商的主人，就必不全是汉人的直系祖先；因这存在“本南夷”或“皆夷种”的主体群体。

        1、不要忘记：中国“汉族”名称的由来，既不是在汉朝之前就有，也不是在汉武帝时期创造了该词汇；而是由东汉武陵太守李进在汉武帝逝世两百多年后，才直接创造出“汉族”一词的名称。

        在汉武帝时期，中国有“大汉王朝”的神威称号。在刘邦兴汉室基业时，生活在汉王朝的人当然叫“汉人”，可是却不称“汉族”。由汉武帝最能干的叔父刘安编撰著名的《淮南子》巨著，其最末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泰族训》。泰族，这是刘安为“大汉王朝”臣民设计一个统一民族称谓之初名；却未定型。

        2、回头看看：率先将三星堆文物群系统地与彝族文化相联系的领军人物王昌富（彝族名：且萨乌牛），是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二级译审。他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彝族古代文明史》中，通过跨文化的分析、比较和研究，最早发文探索彝族与三星堆的历史文化有共同特征。先后概括出：①三星堆出土的礼器造型与彝族木制漆器餐（酒）具明显有“亲属关系”，多为高脚、大肚、敞口形，适合席地而坐时用。②玉璋与“乌土”就相同。“乌土”是祭祀时毕摩专用之物，是祭师身份、地位的象征，通天地之招牌，神圣至极。③礼器中有许多鹰、虎、蛙、鱼、龙、蛇、凤等铜器和陶器，其造型与今天彝族生活器具有相似之处。④彝族宗教意识中尚鹰崇虎敬蛙，认为鹰是自由、勇猛、见多识广的象征；虎为凶猛、无敌的象征；而蛙于人有恩，曾密告不要喝混浊之水，方能言语、聪明。这些宗教观念充分体现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彝人生活用具中。⑤装扮各异的青铜人头像与彝族头饰相似：在高度发达的我国商周文化中，过去从未发现过和真人一般大小的青铜人雕像。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头像，填补了我国青铜文化中缺乏独立人像雕像的空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全世界的瞩目。这些人头像形式多样，装扮各异。有的头戴辫状“帽箍”，与今天大小凉山彝族同胞头上缠绕的头巾极为相似，这种辫状帽彝语称“俄体”；还有圆圆的头顶上将发梢聚成一撮，这可能就是《史记》所记载的西南夷的“椎髻”。这些不同发式和不同冠式的青铜人头像，表现的是人们不同的身份和职责。这也说明了先秦古蜀国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级社会。⑥青铜神树，疑是彝族英雄支格阿龙射日月神话的反映。⑦三星堆大型祭坑是彝族火葬遗存，两个祭祀坑装满的祭品均烧毁而深埋，是与古代宗教意识及其葬式有关；古蜀人行火葬，其随葬品也随之火葬。至今，大小凉山的彝族同胞还保持此古俗，行火葬，其随葬品一同火化，其中有碎金、碎银含于口中，让灵魂冥界可用。这样，使有些专家不解的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均被火烧，坑内埋入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之谜便清楚了。可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跨越数千年的彝族传承文明中，仍依稀保持了彝族远古祖先某些方面的文化传统……

        3、冯利眼光：这是一位汉文姓名叫冯利、迁居美国的彝人女性对彝族重新认识的摘要。

        我是彝族，迁居美国，每每提及族籍，发现海外众多知识精英（更别提凡夫俗子）对我的民族见浅而闻寡，总是引发一连串的奇问，仿佛我来自蒙昧未化的蛮人之乡。其实，彝族的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古老，是先秦时期“西南夷”诸部落中最主要的族群。后来一直被汉人称为“夷人”、“倮倮”等。直到1950年代，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面见彝人代表时，将“夷”改为“彝”，认为前者一人一弓，有野蛮人之嫌；后者在房屋大顶之下，有米有丝，住的是吊脚楼，象征吃穿不愁，兴旺发达。自此世人将我们称为“彝族”，但我的父老乡亲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并习惯这个来自外人的他称，因为我们民族内部至今仍然沿用古老的自称“诺苏”、“聂苏”等。

        彝族世居中国西南地区川、滇、黔三省的高山大原，这三省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古蜀国、古滇国、夜郎国、南诏国、大理国，均与彝族有关，彝族或是这些国家的建造者，或是治理者，或是臣民，在中国的政权兴衰史上镌刻下点点斑迹……最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为之惊叹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器物人像张扬且异类，完全是中原大汉文化之外的另一个神秘系统，在中原文化的脉络中既找不到它的源也找不到它的流，一个庞大精湛的文化在汉族文字的史书典籍中没留下丝毫墨迹，来无影去无踪，遗下千古之迷让学者们穷尽心思，找不到归属。在我们彝人眼中，它却一目了然，那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遗物！它的青铜人物的五官面相、它的人物头饰、它的服饰与纹饰、它的礼器器形、它的火葬祭祀、它的通天神树、它对人眼与太阳的夸张，全都能在今日彝族中找到雷同的层面与踪迹。即使一个未读过书的彝族文盲山民，走进三星堆博物馆，绝不会产生文化的陌生感，熟悉之情定会油然而升。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如出一轨，是任何一个彝族都能感受到的。

        ……回首遥望，彝族一直是中国历史大舞台上的角色之一，绝非卷伏于山角旮旯、徘徊在历史主线之外的默默无闻者，它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演绎着中华文明的沧桑史。它自身的历史跌宕起伏，源远流长，说不尽也道不完，若编纂一部《彝人演义》，不用凭空杜撰，历史本身不乏精彩素材。

        ……彝族是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民族，能够坦然面对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视名誉重于生命。有古罗马时代那种崇尚勇武、为捍卫名誉而视死如归的遗风。彝族同时也是一个能说善道的民族，口头表达能力极强，且颇富幽默感。彝族拥有古老的文字系统和古典经籍，但局限于宗教、文学和些许历史的记录，个体人生经验以及整体人类经验在空间上的传播与时间上的传承，主要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而非文字典籍，文明的消遣与延续都离不开口头语言，经过代代人的累积，将语言词汇磨砺得优美、丰富，还犀利，言谈间好引用格言谚语，类似汉族的引经据典。

        ……彝族虽有良好的文学创作的传统，却薄视物质事物的创造，生活简朴而精神饱满。历史感极强，视民族的迁徙、发展史为人类知识的主要内容，人文关注主要投射在已逝去的过去，总是在老祖宗的智慧中去寻找灵感，沉湎在民族和家族的过往历史中。没有商贸的传统，不知追求利润为何物。凡此种种的结果是缺乏变革的动因和追求，满足于物质社会的现状。因此彝人的社会结构异常稳定，恒古不变。1950年代以后的巨变，肇因于中国大社会的政治变迁。这种变迁打破了彝人社会千年不变的社会模式，将彝人牵引进现代社会的轨道……

三星堆天文古国

                                                                                               （九）

        十月太阳历，是彝族祖先在夏商所创制三种太阳历（13月历、18月历和10月历）而达到最高境界的一种特殊历法。进入现代社会，仅在凉山部分彝区及云南的白族、哈尼族地区等，零星保存有这三种历法。

        据现代学者研究证明：十月太阳历中纪日的十二属相（生肖）源于原始图腾崇拜，十月太阳历的历法方法与汉族先民的早期历法《夏历（夏小正）》同源同系统，是不同支系的古羌戎所使用的历法，在空间和时间上，现以三星堆文物群的实证最有证明力；相信今后定会有更多证据发现，去充分证实这类证明力。

        我们是有幸的：得益于前文《三书》开拓出认识中国上古太阳历的新思路，有着近年在彝区略知三种太阳历的传说，亦有机会反复步入三星堆和金沙这两个古蜀博物馆专题考察后的思如泉涌、谋篇布阵、推陈出新，一气呵成。如今针对“过去传说与现代推测”的这些探索，需文物与文献双重证据支撑；这类标题立意与造句的证据条件，能否成为人们认同事实或能否证明其曾真存在过的依据，将在本书中逐渐展开。

        本书试图在做两项工作：概括汉代以来的中国历法简史，推测古蜀古夷曾创造上古太阳历体系的知识。

        本书概括的中国历法简史，列举了基本轮廓后，无须再细化；其推测古蜀三种太阳历的原生体系中，与18月历有关的本原文物，在三星堆博物馆中只有部分体现，而金沙博物馆却无显现18月历文物的痕迹。

        推测并介绍古蜀古夷太阳历体系，需要对这三种太阳历的文物对象与蕴含都要做纵深地比对。它们，是夏商社会古蜀地域中由古蜀人和古夷人共同智慧的结晶；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应理性去解、去读。

        本书运用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数字、数学与文学、考古等跨学科知识，主要针对三星堆博物馆和金沙博物馆的专项文物群，去解读古蜀遗存多种太阳历文物群的实体蕴涵；它们的存在时间，至少与夏商同期（三星堆青铜神树疑属夏代文物、青铜大立人等众多青铜器属商代）；这样的历史，是有依据的。

        以传奇而写实的笔触穿越在时空中，邂逅于古蜀文明之源的博物馆，思索着文物肢体语言与纹饰意象：以天数一体的古奥表达，记述了上古太阳历体系的存在；这非空穴来风，作者在释义中却不得信马由缰。

        漫步在中国历法回廊溯源上古科技，传说的太阳历竟现身古蜀古夷，朦胧美的意境或近或远卓立前方：

        科学与神明同在的内涵，昭示着中国历法的博大与精深；请君下马赏花，在夏商洪荒中领略知识的芬芳。

        溯源前方文物标杆，即青铜大立人：人像脚下基座第一层象数的字符之和为184，人像身高182厘米；这两数分开，可对应春半年和秋半年的日期数；这两数相加，则对应一闰年的日数；此国宝文物，既是古蜀国吉祥物“年”的主人，又是测三星堆“日与年太阳高度的‘表’”；此大立人，乃天数一体的化身……

        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八十年代，连续三年出版彝汉学者合作推测彝族祖先创有太阳历体系所著“三书”的现代文献，虽前无先例，却因缺乏文物证据而尴尬；今日既在三星堆博物馆找到三千多年前的大量文物证据而非孤证，又在成都金沙博物馆找到大部能对应文物的另类证据以添证明力；还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奴隶社会博物馆，也找到与三种太阳历全部类型相关的衍生文物；这都是研究太阳历的新宝库……

        定本书书名为《天文历法是求解三星堆之秘新钥匙》，是明确告诉读者：此书，主要是以文学考古新方式，从特定地天文历法角度去研究三星堆的文物与文化；此视野对三星堆文化的考古而言，可能是全新的，因为史学中还未有该系统性的同类文论、如此宣示对三星堆文化进行这类系统的文学考古之研究方向。

        我们赞同并实践着去检验冯时研究员演讲《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现实意义》的主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作为一个科学存在的同时，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它的创立之初就具有非常的政治倾向和人文色彩，它决定了中国古代像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礼仪制度、哲学观乃至科学观这一系列观念的起源。而这样的一些观念，恰恰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天文学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源，我们要想准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从天文学的角度入手。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

        能成功地从天文学角度完成某项考古工作任务的人，需要是兴趣广泛的人。为此，我们建议：

        敬请四川省考古界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专业部门，能正视我们提出《三星堆数字》和《三星堆太阳历》的两项发现，能针对“三星堆地名由来”去深入考证，请为“三星堆”正名……望方家正之。

        作为本《序》的结束语，我们写作此书，目的是开拓求解三星堆之秘的新路径；这只是为三星堆研究去增加新观察、新方法，而非替代考古界对三星堆古史原有认识与已获得的考古学成果。

        新钥匙对本书是技术支撑，已获三星堆的众多新发现；新钥匙对于读者是一种资源，请你共享与开发。

        跳出传统观念或文化范畴，有利实现考古创新；三星堆文学考古立意，就此产生。但同时因本书文学考古中，在研究三星堆地名时缺乏“对三星堆遗址区进行航拍三维影像实录”等技术支撑，不利深入研究……

        我们真诚期待：三星堆考古成果能与三星堆文学考古相结合，更好地落实“让文物活动起来”的措施。

        面对三星堆考古线索千头万绪，努力用天文历法新钥匙开启一把锁，也许就有精彩的画面放映出来……

        本书新意虽浓，笔者却才疏学浅，错漏是难免的。愿秉承科学领域无信不立，贵在求真；欢迎赐教。

                                                                             夏权民  刘金凤  夏宇
                                                                                 2019年8月28日修改、定稿

三星堆天文古国

第一篇：《太初历》在中国本土历法体系中承前启后的丰功伟绩


        人们利用天象变化的规律来计算时间、划分季节、判别气候，使人类社会的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等都适时进行的一种方法，就是历法。它根据天文周期与相关天象对应安排着年（半年）、季、月、旬、周、日等时间关系，主要包括推算年、月、日的法则；即协调着历年、历月、历日和回归年、朔望月与太阳日的办法。
        历法的宗旨，是精确测算日、月、年的时间长度与合理组合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时间序列，以利生产生活。在中国古代历法中的天文历元，以冬至为一年之始，以平朔为一月之始；在中国民俗习惯中，以夜半为一日之始，以立春节气为二十四节气之始、或以立春为十二节月之始。

        远古先民，受生物钟支配，养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于是，在人的脑海中，产生了把昼夜交替周期作为计算时间的基本单位，“天”或“日”这样最初的时间单位就此渐渐产生（后属于太阳历范围）。但只有“日”这一种时间，是不能满足社会记时需要的；因而古人又把所在观察月亮亏盈的周期作为更长的时间单位，称作“月（既是太阴历之‘月’的来历，后来又演变为阴阳历和太阳历的‘月’之主要依据）。再后来，我们的祖先又看到寒来暑往、干湿变化的周期与人类生活、生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这些变化也是周而复始很有规律的，这些经验引导着人们需要找到比日、月更长的时间概念和时间单位。于是，古人加强了对于日月星辰长期和有效地仔细观测，进而在产生“年”的时间概念和时间单位进程中、营生出历法意识；推动了太阴历（性质为“阴月阴年”）、阴阳历（性质为“阴月阳年”）和太阳历（性质为“阳月阳年”）等历法体系的先后诞生。

        在认识历法体系中，根据地球自转，产生昼夜交替的现象形成了“日”的概念；根据月亮绕地球公转，产生朔望更替，形成“月”的概念，根据地球绕太阳公转产生的季节更新现象而形成了“年”的概念。这三个概念所依据的天体物质运动，既互相独立、又相互关联着。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在协调年、月、日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策略，形成了三大类不同格局的历法：以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为依据的“太阳历”、以月亮绕地球公转周期为依据的“太阴历”，综合太阴历和太阳历这二者之优长、合二为一的历法就是“阴阳合历”。

        中国古人对日、月、年等时间概念的形成及科学地系统运用，既是产生本土历法（非外来历）建设的知识基础，又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到了东周与秦汉时期，形成了以历法和天象观测为中心而日趋完善的中国天文学体系。

        根据精确测定，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约为365.2422平太阳日，这叫一个回归年。而从一次新月到接连发生下一次新月的时间间隔为29.5306平太阳日，这叫一个朔望月。以回归年为单位，在一年中安排多少个整数月，在一个月中又安排多少个整数天的方法，以及怎样选取一年起算点的方法，就叫做历法。

        中国在汉朝之前的历法，称“古六历（包括秦制颛顼历）”。它们，或是传说中的古历，或是不知作者而伪托于帝王朝代的作品。只有从汉朝初期开始，中国历法才出现了有实质意义地大转折，即汉武帝在全国以颁布《太初历》的形式而再现了夏历；历法，也因此在中国成为了一门较为独立的科学技术。

        以西汉阆中人落下闳等人为主编的《太初历》后来虽然遗失，却有东汉刘歆作《三统历》近似复制，而让《太初历》基本得到另类形式地保存。这两个历法的重要共性，是年岁合一；一年的天数是365.2502天（与现代回归长度年365.24220日，相差约0.01日），都称为365又1/4日(所以它们是秦汉社会代表性的四分历)；一朔望月（又称“太阴月”，指月球绕地球公转相对于太阳的平均周期，为月相盈亏的平均周期。是从朔到下一次朔或从望到下一次望时间间隔的长度），为29.43/81日（即29.530864日，相比现代数据29.530589日，误差为0.000275日）。《太初历》有一别称叫八十一分律历，来自落下闳对朔望月“八十一分日法”的推算。

        一、中国历法从先秦古六历到西汉《太初历》形成了本土历法的《汉历》机制

        中国古代有名称可考的历法，含已颁行和未颁行的种类，据汪曰桢《历代长术考》、朱文鑫《历法通志》、毋茍先生《中国历法制度沿革史》三书记载，有115种。表1：《中国古代历法汇总表》（本文略有添注）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1、中国上古使用的古历以阴阳历为主（多建立在“传统上认识夏历为阴阳历”的基础上）

        中国考古人员于2002年在距今约4300年前至3900年前的山西省陶寺古迹遗址，发掘出土有中国最早“圭、表”漆杆和玉琮游标等天文测量的文物（距今约4100前 ～ 4300年前），这表明中国古人已有用“土（竖直的杆子即表）、圭（丈量的尺子）”综合测量正午日影长短等方法。发展到商周时代，把两正午日影最短【指“二至日”，但那时的二至不是直接指冬至和夏至（当时无冬或夏的季节概念），而是指日南至（日短至或日短之至、即日影长之至）经日北至（日长至），再回到日南至】的间隔，称为“年”。那时的“二分日”，即两个日夜平分的日子（日夜分），也不是直接称春分或秋分；但这“春分日或秋分日”称呼的应用，可能比“冬至日或夏至日”称呼的要早；因为自西周起，一年的时间在民间已被形容为“春秋”；后来从东周开始，还出现一个长有几百年的“春秋”社会阶段，这就是典型地、直接称一年为“春秋”的时间代表。在东周，随着对春秋时间概念的加深，“冬与夏”的季节概念便渐渐融入在“春秋”之中。进入东周，一年四季的知识，才逐渐成为社会的常识。

        与年的时间概念有重大联系的社会活动，首推农业生产。古时，人们把谷物的生长周期称为“年”，《说文·禾部》：“年，谷熟也。”《尔雅·释天·第八》称“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谷梁传·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竹书纪年·卷下》：“秋大有年。”即“秋天有年、就是大丰收”，就要为庆祝其丰收而过年；渐渐地，大家就有了过年习俗并逐步形成年、节的节日而传承。

        阴阳合历，是一种“阴月阳年”式的历法；它兼顾月亮绕地球运动周期和地球绕太阳的运动周期，而综合制定。阴阳历历月的平均长度接近朔望月，历年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它既能使每个年份基本符合季节变化，又使每一月份的日期与月相对应。它的缺点是：历年长度相差过大，制历复杂，不利记忆。我国几千年历法（从古六历开始，到清代的时宪历、癸卯元历与现代的紫金历）中的多数，就是这类性质的阴阳合历。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历法，是组成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中最重要领域的一项知识。本书既科学评判以阴阳历为代表的中国历法之传统文化，又深入挖掘以三星堆专项文物群为代表能体现古蜀、古夷至迟在夏商时期就共创有神奇的太阳历体系，是我们“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架势。而本文作为本书正文的首篇，重点是捋出评判阴阳历代表之《太初历》的价值。本文后续，既将介绍太阳历的新篇，更要重点展示对三星堆专项文物群的研究，才是跨越时空、超越民族而披露其考古对象并与社会探讨和共享：这样的披露与探讨，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故本文在本书中，不属重点。
中国古代历法不仅记载年月日，还从判别节令等角度指导农牧业生产与人们生活、发展到自《太初历》起，开始运用二十四节气的历法系统；这其间，包含丰富的天文学内容。
        相传在夏商周三代，产生了中国历法中的古六历，即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种古历的合称，它们是我国最早的历法群体，合称“古六历”。“古六历”中除《颛顼历》之外，其余古历皆系周朝后期的托古假说，既非由黄帝、夏禹等人编订，也无实物的考古证据能证明它们曾经系统地存在过。

        传说在先秦三代更替中，有改正朔之传统，夏以夏历一月为正，商以夏历十二月为正，周以夏历十一月为正。在东周战国中期的秦国，秦献公于公元前366年制颛顼历，复夏正、立寅月、恢复夏历以正月为岁首，像夏历那样实行“人正”；六十年后，秦昭王改夏历亥月为正月、岁首；此再制《颛顼历》，混淆了历法。

        在考古中，至今未直接获得传说古六历中《颛顼历》的资料，却已发掘到秦制《颛顼历》（公元前306年秦昭王改秦制颛顼历，复夏正、立亥月、以正月为岁首）的一些资料；虽然这些资料相当有限，却可在一定程度上旁证上古《颛顼历》曾存在过（①传说中国“颛顼历”，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记载了；②《彝族史要》中称：“彝历是几近‘颛顼历’的阴阳合历”；但是，这种说法至今仍缺乏充足实物证据的支持）。

        中国在汉朝之前的历法，称“古六历（包括秦制颛顼历）”，都是阴阳合历。传说中的首位是《黄帝历》（此历属于阴阳历的证据不明），后有《夏历》（《夏小正》属于阴阳历的证据也不明晰）、《殷历》、《周历》、《鲁历》（同殷历）、《颛顼历（秦制颛顼历）》合称古六历。《黄帝历》被推测是一种阴阳合历，以建子之月（北斗斗柄指子的时刻，包含冬至之月）为一年开始。《黄帝历》与黄帝的时代相似，依据是《史记·五帝本纪》。

        然而，这些古六历的大多数，都是传说或借托的历法，既无真实、具体的作者，又无完整的版本；即使有《夏小正》可作为夏历的蓝本，而此夏历在其被称为阴阳合历正宗的传统衣钵，却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者陈久金1982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之《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的揭示中，戳了个洞。此“黑洞”式的学术漩涡，却因缺乏充足实物证据去充实其漩涡的能量，还未最终撼动夏历代表着阴阳合历的传统地位；为此黑洞新发现去补充能量，却正是本书的要旨【笔者将在后续文章中，重点列出来自三星堆文化与专项文物群的科技考古收获，以为陈久金、刘尧汉与卢央合著《彝族天文学史》共论十月太阳历发现，增添新证据】。

        中国古六历的传说或问世，都是为西汉《太初历》问鼎华夏的《汉历》而奠基——从古六历到汉朝，也就是只有从汉朝初期开始，中国历法才出现了有实质意义地大转折：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在以颁布《太初历》的形式而再现了夏历。由于《太初历》历法的先进性与特殊作用，促成中国从此有了较独立的历法科学技术。

        以西汉时期阆中人落下闳等为主笔，编写的《太初历》规定一年等于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太初历》后来虽遗失，却有东汉刘歆作《三统历（谱）》近似复制，让《太初历》基本得到另类形式地保存。这两个历法的重要共性，既有回归年与朔望月数据的统一，又创用24节气与置闰方法，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这是我国历法的划时代进步。《太初历》还根据天象实测和多年来史官的记录，得出一百三十五个月（朔望月）的日、月食周期【135个朔望月等于3986.6天，约等于11年少31天，也就是说日、月食每过11年少31天，重复发生一次】……

        2、中国《汉历》以《太初历》为代表而彪炳于汉史天文历法之中并延续至清代

        时间进入到西汉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因汉初历法承袭了秦制颛顼历编制中的缺陷，使得历谱与天象的不匹配增大了，已屡有“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这是《（秦制）颛顼历》实行约二百年后（公元前306至公元前110年至公元前104年）、至西汉元封年间，却已积累了比较明显的误差。

        阴阳历中的“朔”，指初一；阴阳历中的“晦”，指月末的一天（指第29天或第30天）；阴阳历中的“朏”，读音fěi，为每月初三日、月亮从新月后初现的代称。此“朔晦月见（朏）”，反映在阴阳历月末与初一至初二、本该见不到月相，却有了“朏”即月出的天象——说明天象与历谱相差已有约三天。“弦”，分上弦（阴阳历初七、初八）和下弦阴阳历（廿二、廿三）；“望”，位于阴阳历的十五、十六或十七，应为满月的月相。此“弦望满亏”的天象，反映在阴阳历上弦月之际、出现了接近于满月的月相；而进入到满月之际，却又不是圆月、其月相已开始有亏盈。

        ……值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掌管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时星历、祭祀等的朝廷大臣太史令司马谈，或朝廷中司职于观天象的天官们，都对实际月相超前的天象很着急；已向汉武帝建议改历，得到朝廷允许并昭告邓平、唐都、落下闳等人共编新历。同年，司马谈病逝。西汉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承父亲官职的新任太史令司马迁负责领导改历；经如此前后约七年努力，于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初，完成了《太初历》的编制任务；汉武帝于当年五月，改元封七年的年号为太初，即太初元年。颁布实施《太初历》，即《史记·历书第四》“……日辰之度与夏正同（意指《太初历》的历法规则与年节安排、岁首欢度，均与夏历相同）”。此新历，后在民间渐渐被誉为《汉历》并在近年来被多种文献纷纷记载；该《汉历》的荣誉，已传播与扩散开来。
人们理解《太初历》的制定是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太初历》的制定是以较科学地天文观测记录为依据、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它的内容，比过去的《（秦制）颛顼历》丰富得多。由《三统历谱》继承《太初历》所叙述历法的天文数据和运算推步方法，都是较合符科学的，成为后世多数历法予以延续利用的范例。
《太初历》不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问世以后，直接行用了一百八十七年（从太初二年即公元前103年，行用到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即公元84年）。
《太初历》改历的天文历元，是汉武帝元封七年或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十一月初一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从天文上讲这天既是甲子日，又恰交冬至节气，是一个难逢的机会。太初元年因改历特殊性，从而有15个月（含公元前105年的后三个月与公元前104年的全年十二个月）。这15个月，有两个冬至日；在这两冬至日中，应以第一个冬至日为天文改历的最佳历元。《史记·历书第四》正文的最后四句，有明确说明。
此最后四句的头一句，指《史记·历书第四》记录了汉武帝于元封七年夏至日，“今日顺夏至……名复正变”之事。既言此文写于当年（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夏至日【读《汉书》，可得知汉武帝颁布《太初历》的改历时间，是在阴阳合历的“夏、五月”（《汉书·武帝纪》云：“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这与“今日顺夏至……名复正变”所言夏至相一致】，又接着前面已说其改历结果属“日辰之度与夏正同”，即“名复”夏历；其正月又与夏历寅月相同——此“正（同时含‘夏正、人正’与‘正月’的相关属性）”，再“变（更）”。

三星堆天文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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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句“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解读：指这个太初元年的年名“焉逢摄提格”【焉、表示“是”，逢、表示“遇见”，摄提格（也作“摄提”、“摄提纪”的简称，又名“岁星或木星”）、其天象处在北斗斗柄末端邻近牧夫星座的三角形星区；月名‘毕聚’（指太初历的正月），日得甲子（干支），夜半（指《太初历》的民俗历元作为一日的开始）朔旦（作为一月的开始）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

        四川南充阆中，自20世纪末至今，持续升华认识家乡天文伟人落下闳主编《太初历》的重大科技贡献；纪念与弘扬这一由落下闳领军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必要，而且可以光大。其中，2017年才创立《汉暦暦元节》及纪念活动的新意浓厚；创立人把被纪念《太初历》天文历元原来长期皆以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为准的时间，更新称为“儒略历逆推公元前105年的12月25日，汉武帝元封七年夏正十一月冬至朔旦甲子，木星、月亮、太阳走到了一起，这一天为汉民族第一部汉暦《太初暦》的暦元（暦法的天文起算点），也是汉文化的元。”

        比对《三千五百年暦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张培瑜著）第78页，能知上文“儒略暦逆推公元前105年的12月25日，汉武帝元封七年夏正十一月冬至朔旦甲子……”的更新，就是指公元前104年第一个12月25日的冬至日，汉武帝太初元年夏正十一月冬至朔旦甲子。

        公元前104年这一年，是“拥有15个月的特殊年（将西汉元封七年之十、十一、十二月这三月从应属儒略历逆推公元前105年的最后三个月，特殊地划拨给了公元前104年、即让这个特殊年超前得到来自上一年的最后3个月；此外，公元前104年还有自己的12个月）、具有两个冬至日；是一个因改历改元而成为特殊历法的元年：

        公元前104年第一个12月25日，处于太初元年夏正十一月冬至朔旦甲子，确定了太初历天文历元日；

        5月，汉武帝颁布《太初历》；当年，第二个冬至平静度过；公元前103年正月，方迎来《太初历》的第一个岁首年节。

三星堆天文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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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解：
        ①2002年考古人员在有“尧都平阳”之称的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城址遗址，发掘出一件能测量“二分二至”四个特定节气、兼有“圭、表”功能的漆杆。这既是此地全面拥有文明起源之天文学历法知识基础的要素，又是形成的标志。

        ②有关“节月”的天文知识，参见：金祖孟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8年3月第一版  高等学校教材《地球概论》第86页“……以中气定月序，实际就是以节月（季月）控制月序”和第147页《表5 二十四节气表》

        ③十九年七闰法：19个回归年日数，对应朔望月228月加7个闰月的总日数；19年，只差0.0892日。

        ④数日，指“可能是一、二、三日的滞后”。冬至时间一般在12月22日属正常，却在《三千五百年暦日天象》七十八页中、向后推迟到12月25日。此“暦日天象”的天文暦元冬至日，为何在太初暦颁布时，为公元前104年12月25日；而非正常的、按说一般应在公元前104年12月22日？答案：因秦昭王于公元前306年、乱改秦献公在公元前366年原创的《颛顼暦》，致使西汉初期星象历法乱套，故要改暦。

        ⑤阆中古县系夷区。《阆中县志·帝制时期》第250页秦昭襄王与阆中夷人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张钰哲1982年11月，为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专著《彝族天文学史》作序，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苌弘、鹖冠子、落下闳等，就是彝族先民。四川阆中县的灵台遗址，便是彝族先民建立的天文台”。该书，于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⑥苌弘把黄道带星区分十二星次；《鹖冠子·环流》述北斗运转；落下闳转历能力，秉承有古夷天文。

        ⑦需指出“太初历虽是恢复夏正，却比原夏历更先进；夏历无闰月，太初历制定了无中气之月而置闰”。
  
        ⑧太初元年冬至，为公元前104年12月25日，说明改暦时朔晦月见“一、二、三日”的滞后天象，仍在。

        ⑨2004年9月16日科学时报报道，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号小行星，在北京被正式命名为“落下闳星”⑩。

        ⑩12345，是中国各地政务服务平台的电话号码，可随时呼唤着民众在新征程中为了国运、再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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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国第二次历法大变革的《时宪历》在《太初历》之上、清康熙仍尊本汉历并御制《汉历大全》

        在中国以阴阳合历为主的历法史中，《太初历》具有属于中国第一部完整历法、且科学性较强的时代标志，与传说的古六历有泾渭分明之别；因而称《太初历》是中国历法第一次大变革的产物，名符其实。

        ①中西文化冲突交融于《时宪历》中、虽接受有外来历加入却仍以本土历法为主

        中国历法史中第二次大变革，是以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满清灭明之际，将由徐光启在明末兼收并蓄西方先进历法科学而已完稿、却未出版的《崇祯历书》为基础，稍作删改，整理更名为《西洋历法新书》；于清顺治元年（1644），上呈清廷；睿亲王多尔衮将该书，改名为“时宪”，次年颁行《时宪历》。

        《崇祯历书》，又名《西域历》（《西洋历法新书》）、《新法历》（《西洋新法算书》）。

        《崇祯历书》，是我国最早吸收西方先进天文学知识对中国传统历法进行改革的大型学术著作。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形成了对中国已相对落后的传统天文学的冲击，使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从此走上了一条吸收和融合西方天文学为主的新路，对推动中国天文学向近代模式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崇祯历书》，详细介绍了西方托勒密和第谷的宇宙体系，对哥白尼的日心体系虽也曾提及，却认为只有第谷体系才是正确的。这是一种介于哥白尼日心体系和托勒密地心体系之间的折衷学说，它虽然仍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和恒星均是绕地球旋转的，但却认为五大行星是绕太阳旋转的，这就比中国传统的地心体系或当时已在中国得到传播的托勒密地心体系要相对进步一些。

        《崇祯历书》中的天文用表均以第谷体系为基础进行编算，也引用了大量地第谷观测资料；其对日、月、五大行星视运动的描述采用了本轮、均轮一整套小轮系统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月的迟疾和五星的顺逆留合等现象。在计算中使用了几何学，从而使中国历法从传统的代数学体系向西方经典的几何学体系靠拢。它还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引进了明确的地球和有关地理经纬度的概念，这样使日食、月食见
食情况的推算进了一大步。在推算的手段上，引进了当时西方较为成熟的球面三角和平面三角术。

        《崇祯历书》中专门叙述到球面三角、平面三角、西洋筹算、比例规等西方数学的著作就有约二十卷，构成了其中的法算部分。这就为历法的精确推算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清代顺治二年，于公元1645年颁行的《时宪历》，很不一般；它是中国第二次历法大改革的标志：既属中国本土历法第113种、或是旧历中倒数第二种，又是引入西历知识改进中国夏历的第一种历法——重点保持了中国传统历法之“夏历”的名称和固定原夏正的正月时间不变，让原有的元日年节正式变更为元旦年节，亦保持了中国旧历“十九年七闰”的基本规律（但有改动，即改原有闰月可任意安排于旧历中各月的方法，为除去11月、12月和1月这三个月不能闰月之外、其它各月才仍可能为闰月），成为中国后来才有其“农历”称谓的夏历母版（中国现今夏历版本的基础，就是清代的《时宪历》）——于公元1645年颁行《时宪历》的基本内容应用，至今已近四百年而无明显误差，实证它比只用了125年就有一日误差的《太初历》有本质提高。

        《时宪历（书）》所用原理和数据，全部依照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地心行星体系和他测定的天文数据，放弃了中国历法原有的天象依据。《时宪历》结束了明代及以前历法按原《太初历》“平气法”将一回归年从冬至的中气点开始，按圆形的回归年轨迹所等分分成24份的方法；正式采用“定气制”，重新划分地球公转椭圆轨道中24节气点的各点位置。此定气制是以立春节气作为24节气的起点、去分配24节气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即正式运用西历方法，对地球公转椭圆轨道中24节气点去按太阳在黄道上准确运行的位置为标准，去实行“定气、定位”。

三星堆天文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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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十台“探索发现”节目，介绍了公元1636年即明代崇祯九年丙子年，中国天文历法界出现了“复测春、秋两分日影”的大纪事，验证类似由落下闳在《太初历》中按“浑天说”天文方法原创以平气制所定24节气在黄道上的位置、经1700年左右后有无正误；结果表明，其春（秋）分已较昼夜等长之日早或晚了几近两天。于是，西方近代科学通过传教士向中国传入的西历知识在明末清初交替时期，与中国天文历法学界保守势力之间，开展了长达三十余年的中西历法之争：由清朝钦天监监副、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名言是“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历”，是不懂历法而一心盲目排外的代表人物）与耶稣会传教士（代表人物：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等）所带来的西方历法，产生大矛盾。

        1661年，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等反对西洋学说。1661年，杨光先向朝廷列出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1664年冬，鳌拜废除新历，逮捕了已中风瘫痪的汤若望等传教士；支持杨光先复用明朝原颁的《回回历》、《大统历》（系中国传统历法第105、第106种），但这两种旧历法测得的天文数据常常不准。结果，仍经清庭廷议，处汤若望和钦天监中十余天官斩首；十余天官先被斩首，后因遇地震，汤若望等免死羁狱，又获孝庄太皇太后特旨释放。再后，75岁的汤若望于康熙五年（1666年）病死。到康熙七年（1668年）三月，清初的历法之争结束，杨光先最终失败；朝廷褒奖南怀仁，授钦天监监副职（汤若望虽病死，被昭雪）。1670年，汤若望改编的《时宪历》被康熙皇帝平反正名，全面恢复使用，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今天中国“夏历·旧历”共同的、最老的母版（后又出现更年青的《癸卯元历》）。

        乾隆七年（1742年）重修《时宪历》，其修订的《癸卯元历》（德国人、戴进贤主编），成为中国第二次历法大改革的继续：以雍正元年(癸卯、1723)为元，用牛顿的数据做岁实来修订，叫《癸卯元历》；它既属中国本土历法第114种（系倒数第二种），又是引入西历改进中国古代夏历的第二种混合历法，行用至新中国成立前。

        《癸卯元历》之所以被认定是《时宪历》的修订本，是因为它既像《时宪历》一样，均依照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地心行星体系和他所测定的天文数据，又增添运用了德国科学家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运用地球在黄道上存在公转速度“近日点快（北半球经冬至日的冬半年约179天）、远日点慢（北半球经夏至日的夏半年约186天）”的特点，以“定气制”方法从立春日为起点，去不等分划分24节气在黄道上的点
的实际位置；这样改进的最大好处是：能表示一年中太阳在黄道上每天的真实位置，使春分、秋分一定处在日夜平分的那一天。

        《时宪历》修订本《癸卯元历》，在清代继续全面推行。再传至民国，成为民国时期称中国旧历或夏历的首个代表。

        乾隆七年(1742)年重修，以雍正元年(癸卯、1723)为元，用牛顿的数据做岁实来修订，叫《癸卯元历》。使用开普勒三大定律等当时先进天文理论和定律计算，还采用1742年时天文常数（如光行差常数等），所以具有较高的精度。以后还有若干小修改，都是为了提高它的精度，从清乾隆帝开始，每个皇帝纪位时都向后推算200年。

        由《时宪历》开始运用西方天文学知识对中国本土历法知识的改变，最重要最明显内容，是将《太初历》所认识天球上的黄道是一正圆形，发展描述为地球公转轨道是一椭圆、且区别了公转速度有快慢；运用这一科技进步，替代《崇祯历书》的《时宪历》将《太初历》原在黄道上划分二十四节气的“平气制”（在黄道360度圆圈上平分二十四节气的空间位置、其间隔的长度是等长），改为“定气制”（在黄道360度椭圆圈按二十四节气不等长的空间规定，划分其相近而不相等位置、其间隔的长度是不等长）；再将《太初历》“无中气之月定为上月闰月”的原则，改为“除旧历中11、12月和正月这三个月不再执行‘无中气之月而置闰’的新规定，其余月份仍继续执行原有‘无中气之月而置闰’”，以适应开普勒发现地球公转存在近日点快、远日点慢运动特征的科学规律【举例：地球在公转轨道中距今最近一次在远日点位置的时间是：2018年7月7日】。

        清代顺治二年《时宪历（书）》的颁行和乾隆七年《癸卯元历》对《时宪历》的修订，共同促进在中国夏历中完善了“节月”的概念，才有金祖孟教授于1978年在《地球概论》第一版 147页按现今十二节月的安排去绘制出《二十四气表（12节月表）》表现出的民用历谱（以“立春”为第一节气或第一节月的起点、并排列对照公历中一年的时间），也才有《地球概论》中论述“……以中气定月序，实际上就是以节月控制月序”的历法实用意义。

        本文简评《时宪历》，承自《太初历》至《崇祯历书》以来本土阴阳历要旨为主。虽完成“将‘平气制’改‘定气制’和《时宪历》修订为《癸卯元历》”等进步，但在康熙时仍称《时宪历》为“中国汉历”。

        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朝廷特派员察勘实际观测，证明《时宪历》之新法优于旧法《大统历》（表1中第106种历法之明初刘基进的《大统历》）。直至清康熙九年(1670)，才复行了《时宪历》，延续至今。

        因《癸卯元历》是作为《时宪历》修订本出现的，所以，有时所言的《时宪历》，往往可以在广义上、涵盖了《癸卯元历》作为修订本的补充意义；即可作为简称或统称在处理了。

三星堆天文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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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康熙帝珍惜源自《太初历》带给清代的汉历精要并御制《汉历大全》

        本文表1中，位居中国第7种历法的《太初历》，确定了“以无中气之月定为上月闰月”的置闰核心，是中国传统历法的科学砥柱之一。直到1645年清初《时宪历》（排位于中国第113种历法）的出现，它以首次系统性引进西方先进的天文科技，将《太初历》原有代表中国夏历编制单位的精密度（365.2502日，改为365.24220日）和《太初历》本身创造“无中气之月而置闰的方法”（将原旧历中无月份限制闰月，改为不允许11、12月和正月闰月），均进行了质的提升；从此之后，不再像以往其它朝代之中国历法“在时间长度精密度和置闰方法这两方面”屡有的变动；从而基本得到稳定。《时宪历》对稳定夏历的定型有积极作用，其上述两方面质量明显高于原有的夏历历法（如《太初历》）；这就使得《时宪历》成为了后世（包括民国与现代中国）编制农历历书所依据的主要历法母版，是距今所称旧历或夏历或汉历中时间差异最小、最有实用性的中国传统历法之实体代表。

        虽然《时宪历》含有的西方天文学知识比较多，这却未改变《崇祯历书》仍继承有像《太初历》之类中国汉历的天文科学基本成分、即仍以中国本土阴阳合历属性为主。

        第一，看《时宪历》内容，可分为节次六目：日躔（推算太阳位置）、恒星（恒星位置数据）、月离（推算月亮位置）、日月交会（日月食推算）、五纬星（五大行星运动情况）、五星交会（五大行星的相对位置变化）——这与《太初历》或其它汉历的基本内容相近、相似。

        第二，看由《时宪历》继承《崇祯历书》各卷的性质和作用，可分为基本五目：法原（天文历法的有关理论）、法数（天文数学用表）、法算（天文历法推算中使用的数学方法）、法器（天文仪器）、会通（中国和西方使用的有关单位换算表）。其中法原部分是《崇祯历书》的核心部分，共四十卷，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体现了徐光启将历法推算、建立在对先进天文学知识了解基础上的指导思想，利用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精确的天文数据表、进行精密的历法推算。

        将上面“第一”与下列1）与2）中各自放大的字词相比较，可觅它们的历法蕴含相似。能印证《太初历》与《三统历》的精粹切要或精练扼要，既由《时宪历》所吸收，又被《康熙御制汉历大全》所聚合。

        由此可以概括：《太初历》（《三统历》）是中国《汉历》的正宗代表，已彪炳于汉史天文历法之中。西汉由落下闳主编的《太初历》，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汉历》的正宗起源。

        1）《康熙御制汉历大全》的蒙文译本（数量稀少而珍贵，笔者只能从侧面了解与摘要）

        康熙年间（公元1711～1722年），皇家刊印有《康熙御制汉历大全》，却未能存世。直到康熙末年（公元1722年）才完成了《康熙御制汉历大全》的藏文译本（1711年先译成蒙文，1722年后转译成藏文）。

        《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文译本，是康熙五十一年（1711年）译成刊版的。现在内蒙古科学院图书馆和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各藏有一部，北京图书馆有全部的复制本。据悉蒙古人民共和国也藏有一部，而且有人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原书为木刻本，线装，栏框高25.3厘米，宽16.5厘米，每栏八行，书缝上部有卷名、卷次，中部有章节题名，下部有汉文原名（藏文译本上没有，所以蒙文本上的汉字对我们有帮助）。每卷书的文前有卷名、章节名。该书的前半部题为《qitad Jiruqaiyin sudur ece monggolicilagsan Jiruqaiyin gool》，直译为《蒙译汉历正要》，后半部题为《qitad ece mong-golicilagsan Jirugai yin nomlaga》，直译为《蒙译汉历原理》，未见总称。我们根据蒙文题名、序文内容，并参照该书藏译本的题名，将这部书拟名为《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译本》。因为藏文本是从蒙文本转译的，介绍了蒙译本的内容就等于介绍了藏译本的内容。两种译本的序言都未把所译原来的来历说得很清楚。不过，蒙译本的序言较藏译本为好。现将蒙译本的卷目介绍于下：

日躔表　　二卷      月离表　　四卷          土、木、火、金、水星表共五卷     五纬表　　一卷
交食表　　八卷      增交食表42－66　十卷   天文步天歌　　          一卷     八线表　　一卷
凌犯表　　一卷      仪象表　　一卷          七政　　              一卷      交食草　  一卷
全书共三十七卷　1584页（正反面合为一页）……

        2）《三统历》是《太初历》的再现

        《太初历》编制历时七年，于公元前104年完成。它具备中国历法系统第一次大变革产物的资格有：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历法，第一次科学地测定出135个月的日食周期和五大行星的会合周期，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引入历法。此历，还是中国第一部有真实人物署名而不再假托于帝王或王朝名称而命名的历法。因为《太初历》始于西汉，可谓中国汉历之宗；其创制的多数历法规则，通用于整个封建社会。

        太初历已具备了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它首次提出以没有中气（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的原则，把季节和月份的关系调整得十分合理，这些历法内容保留在夏历中，一直沿用到现在。

        太初历的原著早已失传，西汉末年，刘歆基本上采用了太初历的数据，据太初历改为三统历。刘歆的《三统历谱》以统和纪为基本，统是推算日月的躔（chán，音缠，日月运行时经过某一区域）离，纪是推算五星的见伏。其他还有五步，是实测五星来验证历法的正确性。这部历法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著作。它的内容有造历的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可以说含有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因而，《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