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坑群鸟瞰图大致呈北斗遗迹与成都太阳神鸟金箔是可合为天文文物研究...[已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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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从‘元日’到‘元旦’的年节称谓”之转变：  清初《时宪历》因系统性引用西方天文科学，实现大幅度提升中国历法体系的科学性；原有夏历“元日”的年节，也在清代被更新为“元旦”年节。

        三是“由‘元旦’一年节到‘元旦’+‘春节’之两年节名称的更新”：辛亥革命后，中国既全面引入公历为官方（城市通用）历法，又将原夏历降格为民间配套（多用于农村）；就使得新生公历之元旦与原夏历元旦和另类次生的夏历“春节”之间、呈现年节矛盾。直至新中国，才逐步处理好公历、夏历（农历）的关系，让年节不再纠结……实现了“双年节与双历法并行”大格局；自解放后，便和谐共处至今。

        1、辛亥革命对中国历法最大影响是引入外来历之公历并通用至今而融入世界的时间系统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国民革命军决定引入世界阳历（公历）作为中国通用历法。1911年底，湖北军政府发布《内务部关于中华民国改用阳历的通谕》，有将清末夏历年节元旦节改“春节”的动议。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1912年1月1日做《临时大总统誓词》中，将中华民国元年的新年，以“元旦”的名称予以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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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宣布了中国正式通用阳历、即公历（在整个中国的历法系统中，排位于第116种历法）。

        公历，既是中国历法系统中迄今的最后一种通用历法，也是中国唯一的、全面属舶来品的外来历法。

        1912年清朝被推翻，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于公元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颁布退位诏。中国历法数序纪时的皇帝年号纪年法被废除，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使用公历（阳历），把1月1日定为阳历元旦。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次任民国临时大总统，遂接续改历改元工作；其中改旧历正月初一原有“元旦”的称谓为“春节”，于1914年实施；形成了对上述历法之年节有所改变的事实。

        是辛亥革命，使得中国“在同一时期之内使用同一种历法和一年只过一个年节”原传统，产生了双向变化；尤其是在1911年底到1914年，在上述历法改变的事实中，产生了瞩目的系列发展就是：既孕育与诞生了中国的“双历法与双年节格局”，又涌现了“春节”的年节新概念；之后在20世纪三十年代，还产生了“农历”的历法泛称并逐步试用。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双历法与双年节格局”得到了充实与发展。
1912年是中国社会处在从近代末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华民国的元年。民国政府按照中国历代传统，在其改朝换代的新政权元年之际，要顺理成章地改换新历。为表示与中国清朝社会的决裂，民国政府决定引进世界的公历（西历）、即阳历，以支持新政权政令的实施。

        中华民国在1912年至1913年实施改历工作的初期，有着自己的新特点而不同于以往任何朝代的改历历程：民国政府未摒弃前朝实行夏历性质的《时宪历》历法，而是将《时宪历》作为旧历予以保留，降格为所引进阳历（公历）或新历之主体历法的附属历法而存在；即在“新旧二历并存（以新历即公历为主体、以旧历即时宪历之传统阴阳历为附属）”的改历改元中，既滋生了中国“双历法（阴历和阳历或旧历和新历或夏历和公历）格局”的雏形，又从原只有一个年节的传统中、一分为二出现两个年节【由原夏历元旦或时宪历元旦这样的一个年节，在民国元年演绎为公历元旦年节（俗称阳历新年）和夏历元旦年节（俗称阴历新年、后于1914年将夏历元旦年节发展为夏历春节年节）】；这一现象，不仅是表现在民国改历的初期，而且在民国三年至民国三十八年期间，仍处于试行、浑沌与矛盾的模糊阶段；即未全面统一地有效达到“新旧二历并存”的预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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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兹本院（参议院）开会议决如下：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为公历1912年1月18日）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该项《关于颁布历书令》中所称的“阴历”或“旧历”，是遵夏正的历法，即夏历。这里的“阴历”，与《……改历改元通电》中所称的“阳历”是对应称呼的；这里的“旧历”，指中国原有的传统历法之夏历或阴历等（但是在这里、或是在此刻并不包括“农历”——因为此时的中国，还无“农历”的概念）。

        该项《关于颁布历书令》中所称的“新历”，是对新引进的阳历或公历或西历的统称。其“新旧二历并存”的要点，就是要落实孙中山指导“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的改历改元基本思想。至此，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历法——夏历 / 旧历（阴阳历），便从民国一开始实行改历改元的工作中，就被降格为“择要附录”；即夏历 / 旧历（阴阳历）在民国发展中，已成为新引进西历（国历）·公历（阳历）的附属。

        由此看出，公历1912年1月由孙中山发布《……改历改元通电》和《命内务部编印历书令》（《关于颁布历书令》）后，使得中国历法史自中华民国元年的1912年起、在所确定的“双历法格局”中，既出现了有两个元旦【原有已实行三百多年夏历的旧历元旦（有人称为“中国传统元旦”）和欲实行公历元旦（新历“民国元年元旦”）；出现了这样“两个不同的‘元旦年节’”】之“双年节（都是‘元旦’名称）格局”的矛盾，又在中华民国改用公历面貌中自留下“民国元年”而类似封建皇帝纪年的“年号”尾巴（沿袭中国原有历法中“皇帝年号纪年法”的旧习，此旧习最早源于公元前140年的汉武帝，他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纪年年号“建元”时段），形成改历改元尝试中的双重纠结……次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按照《誓词》“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的承诺而辞职；在无形中，加重了这样的纠结【此类似封建纪年的“年号”尾巴(“民国元年元旦”)，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才被彻底割掉】……

        孙中山主张“新旧二历并存”，是“行夏正（夏历或阴历）所以顺农村，从西历（公历或阳历）所以便统计。”这就为中国近代末期和现代社会而共同设计出“双历法格局”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新旧二历并存”这样的主张，我们不能对其理解为它大致只是口号般的类型；因为从深层次上有证据证明孙中山设计的历法改制思想，并非很简单，而是立意相当地高远。

        1931年1月20日，负责改历工作的李伯东在向国民政府报送新历法说明书《历改呈文》中，转述了孙中山曾有一段谈话;先总理谓“我国阴历自轩辕时代创兴至今，沿用数千年之久，中经五十余次更改。其法原较阳历为善，惟闰月一层，不便国家预算。光复之初，议改阳历，乃应付环境一时权宜之法，并非永久固定不能改变之事。以后我国仍应精研历法，另行改良，以求适应于国计民情，使世界各国一律改用我国之历，达于大同之域，庶为我国之光荣。”

        其实，始于1912年民国改历，不是因为中国历法有了非改不可的问题；从清朝传下来的《时宪历》，至今都是现代人所用中国传统历法中历理(历法原理)的主要载体，而是为了和西方接轨，为了适应新政权的更迭等因素。

        想在中国顺利进行“新旧二历并存”的中华民国改历改元大变革，首先就要对引进的阳历赋予新年的年节，即决定将中国历法中原有的夏历（阴历、阴阳历或旧历、但必不是农历——因为此时中国还无“农历”一词）元旦年节从夏历中移出、植入到公历之中，为公历新年的元旦年节；《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发布之日虽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庆祝刚刚经过“阳历新年的元旦年节”，却既在《大总统誓词》中，表达了“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的语句，又在1912年1月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各省发了一通电报——各省都督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总统颁行。订定于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请布告。

        【另有资料显示：在《组织临时政府各省代表纪事》里，留下了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二日（公历1911年12月31日）的一段会议记录：“经议决：自阴历十一月十三日起，即阳历元旦，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称中华民国元年正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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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民国政府实行用新生的夏历春节年节新称谓，填补了原夏历元旦年节移出中国旧历年节系统之后所留的年节空白。但是由孙中山倡议“新旧二历并存”的历法改革，在全国推行并不顺。例如，既有中国广大农村对推行公历多有抵触，又有湖南省等曾出现“使用公历是革命行动，不使用公历则是反革命”论调……

        2、民国前期实践“新旧二历并存”的改历并不一帆风顺

        
        ①民国初期曾有一段时间激进地要废除旧历

        民国初期改历改元的改革进行得比较仓促，客观存在的事实有：既有孙中山《……改历改元通电》、表现出未能按时庆祝民国元年元旦，而是在半月后“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的事实；也有已进入到公历1912年1月13日，才由孙中山发布《命内务部编印历书令》“政府于阴历十二月（为公历1912年1月18日）前制定历书”的命令——按常规，一个国家的历书，一般而论都应提前一年制作出来；而此时此刻已经进入公历1912年，才要求编印与公历1912年有关的历书。这样的事实，说明在民国宣布改用阳历后的十几年中，虽然基本执行了新旧二历并存的方针，但由政府提倡过阳历元旦即民国的元旦年节时，老百姓却狃于旧习，仍过着阴历大年或旧历的元旦。1913年有人在《大公报》上质问政府：“今百姓以习惯之关系，过阴历旧年，在百姓并非背叛。而当事不许，意者百姓一过旧年，即系不承认民国。”作者认为政府不应将民众过新历年与否，强行赋之政治含义。

        在公历1912-1949年之间，中华民国对孙中山“新旧二历并存”的历法改革，出现了不利地影响很多：既有袁世凯等复辟帝制，又有军阀混战，甚至于民国政府曾在1928～1934年激进地出现要废除旧历的波动：

        1928年因张学良执行“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实现统一，民国政府定鼎南京，宣布“训政”开始。于是，为解决民国政府自身在改历初期形成二元历法结构带来的不适应，内政部1928年底拟“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试图让民国进入到单一通行阳历的阶段，将中国原有传统节日习俗搬到新的历法系统中，过公历元旦，不过夏历新年。政府采取了严禁与旧历相关的一切事物和活动，对过新年的规定尤为苛刻。民国政府欲加强对国民社会生活的控制措施，颁布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只使用公历与中华民国纪年，要废除旧历（阴历、阴阳历或夏历）和废除正月初一的过年习俗；湖南省《国民日报》在废除旧历的几年中，与上海市《民国日报》掀起废旧历的浪头最高。1929年1月1日，湖南《国民日报》发表《废除旧历过新年》的文章。1929年、1930年、1931年元旦，长沙的电影院在电影放映前会播放一段标语，在电影银幕上打出“不过阳历年，就是反革命”的标语；可谓闹得轰轰烈烈，“帽子”乱飞。但国民政府如此强力推行新历、废除旧历的效果不理想。

        然而，这样的废旧历行为却未得到人民的理解。因受中国民间坚持使用夏历（阴历、阴阳历、旧历）的阻力，即民众就是要过废历的正月初一，形成废历的宣传声虽大、却难以全面执行；让政府与民众在历法全面废、留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冲突。这样对峙到1933年底，废除夏历、旧历的民国“训政”内容才逐渐失效。

        1934年国民政府停止强制废阴历（旧历），要求“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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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民国前期三十几年经历了四次战争的磨难而蹉跎了中山先生“新旧二历并存”设想的实践

        辛亥革命后中国历法第三次大变革的“新旧二历并存”之设想，为何要到新中国才真正全面得以实现实践与通行？除去以上“废除旧历”等波折之外，原因还在于这段时间内，既有国民政府初期政治时局动荡与军阀纷争的局面，更是经历了四次战争的磨难：1921年-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7月-1937年7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10月的解放战争。
        这样的动荡、纷争与磨难，只有到了新中国的建立，才终于将夏历（旧历、阴历、阴阳历）和公历（阳历）两种历法资源整合成功；新中国对孙中山曾提出“新旧二历并存”之思想的实践，至今到2018年已经历了69年，因而有了中国当代历法的新发展与新的约定俗成，达到了两个年节与两种历法并行不悖的目的，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改历改元的基本设想。

        三、民国推行“新旧二历并存”却直到新中国建立才全面得到实现的两项证明

        笔者因生于新中国，未经历百年前中国历法变革的第三个关键时期，缺乏实践体会。于是，为认识这方面的情形，需要了解毛泽东主席在这一时期所经历有关历法应用的事实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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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以来，“元旦·春节”一直是历法用语中有名的高频词语，但相关观点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现以“春节”为题上网搜索，类似“中国春节已超过4000多年历史”的不严谨说法铺天盖地，却多属以点代面或以偏概全的年节观点、连篇累牍，随意将中国四大年节“岁首→元日→元旦→春节”的历史排序，非法剪辑成“岁首→春节”或混淆为“岁首≈春节”，搅乱了中国年节史而人云亦云，破坏了对优秀年节史的文化自信……
      
        此类解读，让中国年节史话在当代的言语交流中产生了某些新纠结，需人们静心去仔细解读并拨乱反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夯实了“双历法双年节”

        此年节《放假办法》规定：“甲 属于全体者  一：新年，放假一日，一月一日……二：春节，放假三日，夏历正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表明新中国既在公历中推行新型的元旦年节为新年，又正式将原夏历岁首延续到清代改称的元旦、再改称为春节，也俗称“年节”。此法规是对1911年12月3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作出发布《改用阳历》并将夏历元旦改为夏历春节的建议予以认同并由此成为法规的认定；所以，现代社会中的中国春节年节，既是国家《放假办法》法规中假期最长的节日，又是最盛大的新年节。这样的改称，及时填补了因民国建立时已将“元旦节”移到公历1月1日、使得该传统年节系统在该原有阴阳历之过年节点上所留下的空白。

        1949年12月23日公布的上述《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其规定的“新年”，即元旦，指的是公历元旦为新年、为年节；其规定的“春节”，在这里绝不是仅仅像朱启钤《定四季节》性质所定的一天“纪念假日”，而是安排了新中国按阴阳历民俗过年之最盛大的年节，放假3天。这就彻底解决了中国第一个春节年节在1914年实施时只放假1天而类似季节性节日的拘束——新中国，就是这样：既直接使用公历纪年并过元旦新年节，又支持了民众对春节年节应当盛大欢度的期待；克服了原存于民国时期在执行“新旧二历并存”和“欢度两个年节”之改历改元中曾出现的这类主、次年节的蹉跎（以旧历春节为主要的过年节、以新历元旦节为次要的过年节）……

        当公历新年的元旦年节进入到当代2019年，正是清代之后中国连续不断经历的第108个公历元旦节。

        当阴阳历的春节年节进入到当代2018年，正是新中国连续不断经历的第69个旧历的春节新年年节（民国三年至民国三十八年的中国春节蹉跎了几十年，多在城市举行、而农村基本上仍是以过旧历的元旦年节为主）；即1914年至1949年之间中国人曾经过的春节，在全国的分布只是局部、以城市为主……因而，春节还不算已普及。

        将阳历 / 公历年的“元旦”与阴（阳）历 / 夏历年的“春节”先后排列入新中国的法定年节之本身，既有天文历法背景的科学支持，又有民俗习惯的调整和适应相统一；即1949年12月23日公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不是随意性地安排，而是深思熟虑、符合科学与社会需要的好安排。

        因此，称“从新中国开始正式有了阳历（公历）元旦新年和阴历（阴阳历或旧历或农历）春节新年这两个年节的全面结合，就是近代、现代与当代社会中西历法合璧与古今年节相通的、合理的、正式的现实运用。”

        由孙中山首倡“新旧二历并存”的历法大改革，使辛亥革命后中国年节的主流文化既产生重大变迁，又定型于“双历法、双年节并行不悖”的改历目的；这样的史实，不以人们愿不愿意承认该事实的意志而转移。

        据新华网2008年02月04日《天文学家：现行“春节”称谓只有95年历史》称：中华民族传统历法岁首正月初一，现今无论中国还是海外华人都统一称为“春节”，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称之为“元旦”……

        江苏省天文学会天文专家严家荣表示，中国历史上早有“春节”，不过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到南北朝时，“春节”是泛指整个春季。而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

        2017年初，紫金山天文台历算室傅燕宁表示：我国历法的起源追溯到传说时代，确立制定时期始于战国。战国时期的四分历都体现在《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古六历，它们是我国最古老的历法。在现代天文学发展上，旧中国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1970年以前，我国出版的年历都以翻译“洋历”——苏联和欧美的历书为主1964年，紫金山天文台取得独立编算工作的初步成功……1965年，进一步提高了编算质量。之后紫金山天文台短时间内编算出1969年和1970年两本中国天文年历。在这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1970年天文年历》中的序言写道：“中国天文年历的诞生表明，依赖‘洋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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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国历法三大类型的基本构成

        有人解释“中国历法”的概念称：中国历法，是中国历史上由我国先民自己创制出来的各种历法。其实这样的观点，可能是不尽完美的解释：因为本文表1中的第113种历法《时宪历》和114种《癸卯元历》，就是以中国阴阳合历为主，加部分引入西历知识而合成的混合历；虽然这其间的本土历之阴阳历成分大于外来历的比例，可了解这些外来历的章节或观点时，所包括以外国人从事天象实测和天文记录为依据得出的事实与理论，在客观存在方面却不能视为依然是我国先民自己创制出来的历法内容。

        如果说为“中国历史上由我国先民自己创制出来的各种历法”这一用语去定个性，称它们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历法”；这似可作为一种合理的、狭义的中国历法来解释。而广义“中国历法”的解释，至少应当在狭义的基础上，加上像《时宪历》和《癸卯元历》这些存在外来历成份的混合历。当然还必须肯定地说，截止于2018年，已经在中国使用107年的公历，将来还会长期使用；而公历并不是中国本土的历法，它是典型属于世界性质的通用历法；相对于中国历法而言，中国人使用最普遍的公历性质，属于外来历，这是来自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

        由本文讨论的中国历法对象，侧重建立在以阴阳历为代表的主体历法；当然也涉及有阴历（太阴历）和阳历（太阳历）。这后两种历法，本文多参照于《日历网·阴历·公历·阴阳历（作者：别道林）》的简介。

        1、阴历的简介

        对阴历的解读，存在两种：一是太阴历，可简称阴历；在民俗中又称月亮历。二是阴阳合历，可别称阴历（此处作为别称的阴历，在本文里纳入在阴阳历的内容介绍中）。

        作为阴历之本的太阴历，是以月球绕行地球一周（以太阳为参照物，实际月球运行超过一周）为一月，即以朔望月作为确定历月的基础，一年为十二个历月而积累的一种历法。因为月亮被人们称为“太阴”，以月亮的视运动规律为依据设置的历法，全称为“太阴历”，简称为“阴历”。

        月球运行的轨道，称白道。白道与地球公转轨道的黄道，同为天球上之两大圆，以五度九分而斜交（见图1）。月球绕地球一周，出没于黄道者两次，历二十七日七小时四十三分十一秒半，为月球公转一周所需之时间，谓之“恒星月”。唯当月球绕地球之时，地球因存在不停地公转而使得地球在黄道上的位置亦有变动，计1月前进二十七度余，而月球每日行十三度十五分，故月球自合朔（日月运行处于同宫同度谓之合朔、一般指夏历每月初一），全绕地球一周，复至合朔，实需二十九日十二时四十四分二秒八，谓之“朔望月”，习俗所谓一个月，指朔望月。

        阴历，按月亮盈亏变化来制定一个朔望月；即确定阴历历月的依据，对应于月亮在朔望月中的运动规律。

        一个朔望月的周期是二十九或三十天，年的长短只是月的整倍数，与回归年无关。阴历中的月，是指月球环绕地球公转一次所需的约29.5个太阳日的周期，与月相挂钩，能表现月亮的圆缺变化。

        阴历的月，与四季寒暑无关。中国历法中的回历（表1第105种回回历、伊斯兰历），属阴历历法一种。

        阴历定年的依据是地球的运动规律：地球绕日一周，即月绕地球十二圈又三分之一，一年内之月数不能有奇零，故一年十二个月，仅354日，与岁实（我国古代历法用语、相当于现代名词的回归年）相比较，约余11日，积至三年，余33日，故每三年须置一闰月，尚余三日或四日，再积二年，共余25日或26日，可置一闰月。平均计算，每十九年须置七闰。以有节无气之月为闰月，有闰月之年为闰年，闰年有十三个月，其中某一月为闰月，月名依前一月名而定，如前月是八月，闰月则为闰八月。平年则十二个月。阴历平年有十二个月，全年354天或355天，闰年为十三个月，闰年全年383天或384天。

        中国人在传统止所说的阴历，其实都是阴阳合历。中国真正的阴历，只有伊斯兰历。


        2、阳历的简介

        太阳为“阳”，以太阳视运动为依据设置的历法叫“太阳历”，简称“阳历”；系以地球绕行太阳一周为一年而得名。现为国际通用的历法，所以称公历。公历之太阳历历法，浸透了人类几千年间所创造的文明，是古罗马人向埃及人学得，并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基督教的兴起而传播于世界各地。世界上原始的阳历

        是古埃及人创立的。公元前46年，罗马统治者儒略·凯撒对阳历作了修改，制定儒略历。

        由于儒略历并非最精确的历法，它的历年平均长度等于365.25日，是比回归年长了11分14秒，这个差数虽然不大，但累积下去，128年就差一天，400年就差三天多。天球上真正的春分点（3月22日左右）不再与当时的日历相一致，并且这个相差的日期经累积而与实际日历的差异越来越早；到16世纪末，已提前到3月11日了。

        为了不违背宗教会议的规定，满足教会对历法的要求，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设立了改革历法的专门委员会，比较了各种方案后，决定采用意大利医生兼天文学家利里奥制定新历的方案；再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颁布。形成格里历，亦称格里高利历。今之公历，即指格里历。

        【在1582年10月4日这一天之前，罗马应用的都是儒略历。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设立了改革历法的专门委员会，决定在400年中去掉儒略历多出的三个闰年。1582年3月1日，格里高利颁发了改历命令：

       一、1582年10月4日后的一天是10月15日，而不是10月5日，但星期序号仍然连续计算：10月4日是星期四，第二天10月15日是星期五。这样，就把从公元325年以来积累的老账一笔勾销了。

        二、为避免以后再发生春分飘离的现象，改闰年方法为：凡公元年数能被4整除的是闰年，但当公元年数后边是带两个“0”的“世纪年”时，必须能被400整除的年才是闰年。】
格里高利历的历年平均长度为365日5时49分12秒（现在准确长度为365日5时48分46秒），比回归年长26秒。虽然照此计算，过3000年左右仍存在1天的误差，但这样的精确度在当时，已相当了不起了。

        地球绕太阳一周实际为365.24219天（太阳年），按一年365天计算，每年少0.24219天，每隔4年少0.96876天，每隔400年则少96.876天，因此在400年中，公历需要配置97个闰年。闰年在2月末加上一天，即全年为366天。这样，要经过3333年才有一天的误差。

        公历每年分12个月，每月的日数不规则，大月31天，小月30天，平年2月28天，闰年2月29天。阳历的一个月与月球之运行无关，不过是一年分为十二段，失去月的意义。除2月份有平年闰年之分外，每年各月的天数均有一定：7月以前，单月是31天，双月30天；8月以后，双月是31天，单月30天。

        1949年9月27日，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国际社会多数国家通用的西历和西元作为历法和纪年。


        3、阴阳合历（亦称阴阳历与俗称“阴历”）的简介

        阴阳合历，阴历不考虑地球绕太阳的运行，因而使得四季的变化在阴历上就没有固定的时间，它不能反映季节，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后来人们定了一个新历法，就是所谓阴阳合历（在民国初期数年中，曾将当时的历法通书称“阳阴合历通书”）。
阴阳合历与阴历一样，以月亮圆缺一次的时间定做一月，也就是大月30天，小月29天；可是它又用加闰月的办法，使得平均每年的天数跟阳历全年的天数相接近，来调整四季。阴历约每过二、三年多，就有一个闰月。阴阳合历则是阳历与阴历兼顾的历法，融合了地球、月亮、太阳运转的周期。月份依月球运行周期为准，年的长度则依回归年为准，闰月则是为了让月份和四季寒暑相配合而设计的。阴阳合历一直沿用至今，是中国传统历法。

        ①阴阳合历的年是如何设置的呢？

        阴阳历的平年有6个30天的月，6个29天的月，加起来是354日，与一年的长度365日差11天。如果总是这样安排的话，那么，每三年就会差出一个多月。于是古人就想出了每三年加一个月的办法，这个多加的月就叫做闰月。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三年加一个月太少，不能补上三年差出的33天；五年加两个闰月太多，又超出了五年差出的55天，如果在19年中加上7个闰月就能得到满意的结果。19个回归年是6939.75日。19年有228月加7个闰月是235个月，235个月合计是6939.55日，与19个回归年的日数6939.75只差0.2天，也就是差不到5个小时。这就有了“十九年七闰法”（回查图1）。

        现行“十九年七闰”的制度起源相当早。据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的考据，十九年七闰的办法是我国春秋时代已经应用的。我国的历史，自《春秋》以下，就有干支历日可查，足以为证。

        ②阴阳合历的月是如何设置并置闰的呢？

        阴阳合历按照月亮的运行分为月。小月、大月十二个加起来，只有三百五十四天或三百五十五天。两者相比，相差约十一天。为了协调二者，古人采取“设闰”的办法来处置，若干年中就有一年是十三个月的。

        现在从商代的甲骨中，还可看到“十三月”的记载，这是商代就有设闰的明证。因在夏代历法之《夏小正》传说古籍中无设闰的记录，从而可推测夏正之初，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产生闰月的概念或无闰月的应用。

        上世纪有学者报告，南方的瑶族还保存着“十三月”的叫法。这种“十三月”的叫法，过去曾将其理解为阴阳合历中某种闰月的文化遗存。然而本文却推测：这是近三十多年来才逐渐被人们回首发现数千年前、由古蜀古夷共同创造独具一格太阳历体系中最早的“十三月历”之文化遗存；而今彝族与瑶族、白族、哈尼族等都相信自己的祖先曾经使用了“十月太阳历”，就是这种民俗文化体系之一的旁证。


        ③阴阳合历的“置正”及其沿革。

        夏朝以今旧历一月为正月，月建称为建寅；商朝以今旧历十二月为正月，月建称为建丑；周朝以今旧历十一月为正月，月建称为建子；秦朝以今旧历十月为正月，月建称为建亥。汉朝建立，初承秦制；后来到武帝时，经落下闳推算，又改成夏历，以寅月为正月。这种办法，自汉武以来，二千年中，虽经不断完善，但大体沿用不变。

        《汉书·律历志》：“辰者，日月之会而建所指也。”就说明了辰，月建所指。月建，司一月之权；古代也称月令、月将。本文为考虑通俗，称其“月序”，表示某历法一年中各月排列的顺序。古人的所谓“月建”，就是把一年十二个月和天上的十二辰联系起来【“建”，是“北斗七星之斗柄”顶端的指向的意思】。    十二辰是古代天文学的一个概念，就是把黄道（即太阳一年在天空中移动一圈的路线）附近的一周天十二等分，由东向西配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十二支和十二月相配，依序称为建子月、建丑月、建寅月等等；这就叫“月建”。

三星堆天文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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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术文章宝贵，但我等外行难以读懂。遗憾！

三星堆天文古国

没关系；慢慢看。后面很快地三星堆知识，将闪亮登场（其实这些内容，已经在三年前面世，向很多单位自费邮寄、赠送；却被轻慢）。定会大开视野

三星堆天文古国

《夏小正》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农事历书，原为《大戴礼记》中的第47篇。此《夏小正》，也可称《戴礼·夏小正传》（见何新“《夏小正》新考”）；今存本共约四百余字。《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司马迁认为孔子所指的夏时就是夏小正，经历代学者考证，也认为内存夏代资料。但据其所载天文内容考定成书于公元前350年左右，即战国中期。
有人说《夏小正》是记载了夏代历法的部分载体，其内容的原始和时代的古老等文化信息可能保留了许多夏代的东西；虽具有宝贵的资料价值，但其作品内容却多农事以近似历书性质、其从属历法法则的内容不多，因而知识的层次不丰富。
①有关日建
古人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周而复始安排每月日期，有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规律。如此以地支为日期之主，是与用卦占卜、预测信息等的推测。这类推测，不在本文范畴中。
②有关月建
在夏商周三代，流行以哪个月为正（作为一年之始）的正月。称为“三正”。夏商周三代，有改正朔之传统，其岁首不同；则其月建，也不同。
周历以通常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指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即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夏历的一月或后世常说的阴历正月）为岁首。
《史记》记载西汉《太初历》“与夏正同”的系统方式，修订了中国从古六历传承到汉武帝时期的历法；让《太初历》既实现了恢复夏历以寅月为“正月”之月建、又巩固了一年之始、之年节“岁首”的编制目的。《太初历》作为夏历再现所恢复的历法系统，重在更替由月建所含“正月”与“岁首”这两个意思相近、却表达不同的称谓；这在当时可能是同一概念的两种表达方式，即表面上的表述虽有差异，内涵却相似。
汉武帝在公元前104年夏五月颁布《太初历》，将当年原为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以正月即寅月为夏正、为夏历的岁首。此夏正之“正”，属于“三正论”中正月之“正”，即只指正月（原文如此），不泛指、也不能泛指正月初一或正月朔（正月朔日）等这类时间的延伸。
这类“不泛指……”的意思，是受相关古文具体用语的专用性所限定，既不能随意对《史记·历书第四》记载“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中“夏正”的含意进行拓展（“夏正”本指正月，若延伸到泛指正月初一或正月朔或正月朔日等这类时间、则不妥），又不能将《史记·孝武本纪》与《史记·封禅书第六》共同记载“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的内容、改为“以正月初一为岁首”的含意；因“正月≈岁首”属同一概念的两种表达式，无须将并不涉及“初一”的内容，强加在正月的后面。
然而，有人对《史记》和《汉书》均评价《太初历》的功劳在于再次实现了以寅月之“正月为岁首”的原话，不当地将“正月”一词外延为“泛指正月初一或正月朔或正月朔日”等这类后续才有的时间……这类错误如果说再外延，将会更错误的把含意发展为“正月初一为元日”——这不仅凭空在原“正月”概念中添加了“朔（初一）”的内容，而且还可能将“元日”去替代“岁首”；这样的添加，既是不了解相关历史原貌，又在错误改变历史了。上段《史记》有两段共记“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的内容，就是事实真相。
历史上中国年节由“岁首”发展到以“元日”为代表的称谓，是从《太初历》于公元前104年颁布与执行，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这中间有五百多年的时空与文化变迁。今人不应不当地搞历史剪辑、像玩文字游戏一样，在瞬间就变更原“正月”为“正月初一”、或将“岁首”年节弹指一挥间就过度到“元日”年节。
中国历法史或年节史，在这些层次上的演变或发展，都是渐进式过程、不是突然就变更成功的。
③有关岁首
岁首是一年第一月，指正月，以此排列一年各月份的顺序；夏朝确定的岁首月份就是建正，始于“夏正”。
在中国“尧都平阳”陶寺城址遗址发掘出能测“二分二至”、兼有“圭、表”功能的漆杆，能证明冬至   
（日南至、日影最长时，最便于测日影）是中国传统历法的天文历元。夏朝，基本确定以冬至后的两个月（夏
历一月）为正月与岁首；商朝改历、未改元，以冬至后的一个月为正月、岁首（夏历十二月）；周朝改历、未改元，以冬至所在月（夏历十一月）为正月、岁首。
《史记》有三个篇章，记叙一年之始的年节，均称为“岁首”。可确定《太初历》对中国年节的贡献，
是复现由夏历开创“以寅月为正月、为‘岁首’”的中国年节名称【秦汉之际认识《古六历》：以夏历为人
正（雨水月）、殷历为地正（大寒月）和周历为天正（冬至月）为主，称“三正历”】。岁首，按十二地支排月序：夏历建寅的岁首在1月、商历建丑的岁首在夏历的12月、周历建子的岁首在夏历的11月、秦历【
公元前366年，秦献公颁布《颛顼历》，恢复夏正，以寅月为正月（基本正确）；公元前306年，秦昭王
却错误改历】改以“10月”（亥月）为岁首；此秦制《颛顼历》的前后不一与历史上连续存在观星象定“年
的长度”不准等因素，引起秦汉之际百余年中国历法出现与天象不符之混乱……于是，有了由司马迁领导、由落下闳等参与的汉初之再改历并产生了《太初历》，成为中国《汉历》的代表。
一句话：西汉《太初历》在中国历法史中，既承前于先辈传授与有《古六历》引路，又作为新夏历的
新标杆；启迪后世至今不断地继承与发展。
④关于正月
《史记·孝武本纪》：“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现将此句与《史记·历书第四》记载《太初历》于公元前104年“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的内容相结合，能综合体现《史记》肯定
了巴郡落下闳主编《太初历》的价值是：将中国传说中由《夏小正》古籍表现的夏历，因后来在夏商周三
代发展中出现了迥然不同的改变【回查前面《三正论》“夏朝以寅月为正月，称为建寅；商朝以今十二月
为正月，称为建丑；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称为建子（另还要加上秦昭王至秦朝以十月为正月，称为‘建亥’的变化）”】；再由《太初历》复原了原传说中夏历的正月、即恢复了秦献公颁布秦制《颛顼历》以夏正寅月为正月、为岁首的年节；实际上，巴落下闳主编西汉《太初历》的历法改动有三层表达：固定了夏历原以寅月为正月的时间，再次确认即恢复了寅月为正月、为“岁首”，定24节气为中国农历的形成奠基。
应强调指出：上一段落末句“固定了夏历原以寅月为正月的时间……”之语言里，是落实《太初历》完成改历之月建工作的任务。在这里，只能使用“固定”而不能用“确定”一词；因传说中夏历已在战国时期确定了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制度，才有先秦文化中以“夏正”的概念指导着“商正、周正”与之一道，合称“夏正、商正与周正之一体的‘三正’”或“三正论”。在这里使用“固定”一词，比用“确定”用语贴切。
《夏小正》突出“正月”的概念，是排列夏历一年中第一个月在十二地支（如“子丑寅卯……”）中的位置；而夏历的“岁首”，是突出正月之月就是过年（岁）的月份，表达其历法中第一月（首）的月序计数。如此表面有差异的“正月·岁首”两种表达式，却近似陈述相关于“月序”的概念：“正月 ≈ 元月 ≈ 岁首”。
《史记》与《汉书》均记载《太初历》改历是“以正月为岁首”，其实质只是在调整一年的月序，而不是同时也调整了日序。《史记》与《汉书》所记载《太初历》改历的内容，并无“以正月初一为岁首”的原文，这就客观地反映此类调整、是在调整月序，而与日序无关。
《太初历》改历的目的，是与夏正同：要使正月，对应地支的寅月为始；要使年节名称，符合夏人始创“岁首”的年文化。这两个改历步骤，《太初历》已在史书中被评价“以正月为岁首”，即记为做到了。
《太初历》改历的目的既然已实现，若有人再言什么“以正月初一为岁首”的话语，就属节外生枝了。
《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前言》第1页“我国可能是在西周中后期废朏用朔，认识并能推算朔日是历
法发展的一个进步，从此进入了推步制历的阶段…… ‘中国历法自殷周皆创业改制’。三千年创制了近百
种历法，是世界上历法最发达的一个国家。”这样的历法经历告诉人们，原有的夏历不可能去做“以正月初
一为岁首”的事，因为那时夏代、甚至是商代，都未能对“朔”即初一予以准确认识；中国人做到“废朏
（读音:[fěi] [kū] 表示新月开始生明，亦作为阴历每月初三日的代称）用朔”的历法进步，是在西周中
后期，既不在商代，更不在夏代；所以，《太初历》改历要与夏正同，就不可能超越由传说《夏小正》知
识面还处在历法功能以月建为主的道路上——言说“岁首”时，只涉及月序而不能关联日序；即不能将表
示日期的“初一”或“元日”，加在岁首的后面。
《太初历》改历，在恢复像夏历那样“以正月为岁首”之际，不可能再同时完成“以正月初一为岁首”的历法事务；因为在传说中施行夏历的初期，那时人们还未达到“废朏用朔”、即用到正月初一的时间水平。
正月，既指一年的第一个月，又预示着由此排列了一年中的月序【不要在此画蛇添足地加上“日序”】。
岁首，也是一年的第一个月、既排列着一年的月序，同时又表达着过年与节庆的含意。
2、中国夏历经历了四种不同阶段的历法演绎
何新在“《夏小正》新考”中，提到“帝尧时代制定了观象校时以多种星辰为坐标的混合星象历法，这种历法沿用于夏代，即《夏小正》所记述的‘古夏历’（不同于战国后之‘新夏历’）。”尝试了对于《夏历》不再只拘泥于一种形式的解析，而是可进行分阶段解析《夏历》的新认识方法。
本文，既学习上段有关可将夏历分成新旧不同去认识的方法，又可对《夏历》具体分四个阶段去再认识。
第一阶段，以流传于战国、刊载于汉代的《夏小正》为代表。《夏小正》记载着不同月份的天文、风物随季节（战国时华夏已有了四季概念）的改换，影响农事与指导着人们如何生活等等，体现着上古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知天、敬天、顺天、乐天）；它是相传为夏代遗留之物候及农事历，其阴阳历性质，还不明显。
由战国传说而得，由汉代学者戴德编撰《夏小正》，可视为夏历的简单版本或传说版本，即早期《夏历》。
第二阶段，以《太初历》实现“……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为代表，在经历《三正论》与秦制颛顼历（从公元前366年至公元前104年——先复夏正以寅月为岁首、后又改以亥月为岁首）的冲击后，再在公元前104年恢复了夏历以寅月为正月、为岁首的原始特征；又成功增添了二十四节气的新知识体系和规定“无中气之月定为上月闰月”的两项新内容。如此改历的《太初历》奠定了夏历的阴阳历地位，称其为中国《汉历》宗亲，并不为过：太初历既充实了先秦《夏小正》，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历法《夏历》的象征与主体；一直传承到明代末期，并被清代的《时宪历》所继承与混合成新历。
由西汉《太初历》恢复传说版本《夏历》的正月与岁首后，创新二十四节气与按“平气法”划分二十四节气在黄道上的分布，再加上“以无中气之月而置闰”方法，使得《太初历》成为名符其实具备阴阳历性质的新《夏历》，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第三阶段，以清初《时宪历》为代表，突出历法技能再更新；即在计算方法方面采用西方的天文学，在编制规则和原理方面仍基本仿中国夏历（遵循《太初历》“掌握年的精度与置闰方法”两大规则）的历法。《时宪历》在总体上还属中国历法，但不能再称其为传统的《夏历》，而是新颖性较强的夏历，或是中西历法结合后的阴阳历；产生表面称《时宪历》或《时宪书》，实称为《新型夏历【见图4、图5】的混合历法。
大量保留《太初历》知识的《时宪历》，即“中西天文知识的混合历”，实质是升级版本的《新型夏历》。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第四阶段，从民国十八年起，中华民国紫金山天文台根据最新天文观测数据与模型颁布《紫金历》，是通行于华人世界的阴阳历；但不是农历。因“农历”一词在中国的出现，是民国二十六年（见图14、图15）。

        依据紫金山天文台最现代化的数据、公式和理论所编制新世纪的中国历书，是对清初《时宪历》历法所保持夏历名称和格式与闰法等，再运用先进观测依据进行编制。21世纪《紫金历》≈最先进《夏历》与农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