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太阳历大发现》

三星堆天文古国

       【 读“图3、4、5（图来自《百度》）”后的一项别致理解： 人们常常在读北斗的图形时，都是将“斗”与“柄”这二者的区域既合并一体、又一分为二去看待，已习以为常。在图5中，直观可见其北斗的斗柄，是连为一体而一起延伸到近天权星边的；即图中天权星左侧的全部区域，在图5形象的北斗图中、属于斗柄的部位。然而，图3中表示斗杓的部位，只是斗柄的主体、而非全部；即图3中表示斗魁的部位并不是以天权星作为“斗”与“柄”相联结的边缘，而是向天权星的左侧延伸有一定的空间，从而好像是扩大了“斗魁”空间而缩小了“斗杓”的范围。其实，在了解这样区分的细节中，通过解读图3，会格外地意识到“古人在确定斗杓与斗魁区域时，别有用意地留下了这二者区域之间的‘地带’；即在‘天权、玉衡、开阳’这三颗星的直线延伸区，成为了‘长长的斗杓’与‘硕大的斗魁’区域的混合地带”，因此构建了“‘斗’与‘柄’交接的特定部位”——这，也许是人们以前还未从书本中认知的“特定部位”。但是，如果说按本书解读青铜大立人像“赤足而立、威风凛凛”行为举止的背后，蕴含着此“神巫合一、人神一体”大立人的人像文物，正是以特定肢体语言表达着古蜀国祭祀中“人与北斗神灵相传神、相沟通”的特殊场景。因为古蜀国在我们的眼中，是已经具备北斗神灵意识并发展有北斗信仰、北斗崇拜、北斗图腾、北斗历法等相混合的古老形态；所以，就需要“在北斗斗杓与斗魁区域中间，另行划分出这二者之间的‘接触带’——由‘天权、玉衡、开阳’这三颗星的直线延伸区”。此直线的“三星”地带，疑是生成“三个巨大的黄土堆”受到神力参与的结果、疑是“三星堆”地名所隐藏其内在由来的原因……读“图4（图来自《百度》 ）”：北斗七星属于大熊星座，位于大熊的臀部和尾部。
   
       图4北极星，属于小熊星座,位于小熊的尾巴上。北斗七星中的天枢星为指极星，向北方延伸“天枢星-天璇星之间的五倍距离，所指向小熊星座尾巴尖上的α亮星，就是北极星。 】

       因北斗七星之“摇光”星、在天球中的赤纬最低，只有 + 49度18′48.1″的条件限制；即在神州大地，凡北纬40°以北地区，北斗七星才会于晴朗夜空中全部出现在地平线上。只要能避开地面光线与建筑群的干扰，就能引起古人注意并观察，因而成为了最著名星区的古今标志。

       然而，在中原地区及长江以北地区，一年中北斗七星不会于晴朗夜空全部出现在地平线上；只能在一年中的多数时间，让人们观察到北斗七星有绕北极星的周年运动。

       北斗的这七颗星中，属斗魁的四星靠近北极方向，属斗柄的三星远离于北极而相对在外。一般人在没有工具情况下都是先找出北斗七星、再找北极星；既可借用北斗七星作为确定北半球夜间指示北方方位的极好标志，又能够帮助确定地上的空间位置。
     
       （2）古代星辰崇拜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北斗信仰   

       北斗崇拜可能是中国人最早的星象信仰，它作为文化基因，几乎被神州大地每个有文化体系的民族所共享。北斗崇拜一般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等这样一些阶段，逐渐形成了有一定体系的原始宗教，进而发展为成熟的宗教式崇拜。

       北斗崇拜在中国古老的三大星辰崇拜中之所以突出，是由于它既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最密切、最悠远与最易于辨识，又因北斗在星空中存在明显周年运动与周日运动的星象变化，被古人相信“北斗能指示季节、是时间的坐标”。

       虽然神州的星空在上古是人间事物的天上版本，但它与希腊神话却大相径庭、即绝少有神话——几乎在任何一个盛大的古老仪式的细节背后，都有关于北斗崇拜的信仰作为理论的支持。

       在古人看来，天上北斗的运行可能预示人间的生存信息。北斗作为天象中的重要星辰而在崇拜中倍受人们的关注，并逐渐演变为北斗信仰，成为华夏上古先民最早产生的宗教信仰之一。

       在与夏商同期的古蜀国先民意识中，北斗神曾是生杀予夺、至高无上的大神，受到最高规格的祭祀和膜拜——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就是以此地鱼凫王朝女王兼巫师在身穿华丽龙服进行举国祭祀时的情景再现。此客观存在的重要文物，却让人们惊奇地发现该女王正用“跣足交斗”的肢体行为方式，异样而醒目地进行着与北斗神灵的交通而形成“脚神秘”；成为可以该文物的体表举证，说明其作为古蜀的最重要文物之一，具有在夏商之际就意味着能反映其进行了北斗祭祀的最早实例。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丁常云在2016年“两会”期间，交流了《北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软实力》。文章称：北斗文化，根植于华夏民族，成长于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古老而神秘的传统文化。北斗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几乎贯穿着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历代以来，北斗文化被社会民众和帝王将相普遍信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马来西亚华裔学者“北斗七星”在《北斗信仰与先民生活》称……中国人的北斗信仰由来已早，它是历法的根本……根据陈久金等编着《彝族天文学史》，我们认识到，中国人用北斗纪历的历史，推算到公元前30世纪……在以农立国的中华大地，观北斗、察群辰，是农民生存的重要指示……

       我们认为：在现代天文历法按公历与农历“节月”对应所排列的24节气中，能由北斗七星存在以半年为时段的相反位置变化、反映出自然差异状况对人的文化影响力最大；从而有助于推测其古蜀人在约四、五千年前，已掌握到由北斗七星显现的不同位置、去判断寒暑季节变化。

       现有的考古证据确认了在尧、舜、禹时代，中原的历法已发展能掌握到日南至（后来称冬至）、日北至（后来称夏至）和二分（日夜分、后来分别称春分与秋分）这样的四个节气。

       与中原已有这类历法水平而时间稍滞后的古蜀，在与中原同步进入到夏商时期之际，应在天文历法中已掌握到日南至（后来称冬至）、日北至（后来称夏至）、二分和大寒、大暑这样六个时令——相传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历法，既有这样的四千多年经历，又有以白天观察太阳的视运动定季节（定二至即日南至、日北至），以黑夜观察北斗位置的周年差异定寒暑（大寒与大暑）的传统说法；即古老彝族先民的这类经历，皆属在摸索着如何去定季节、以利编《古夷（彝）历》。

       现代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是大暑，属于12节月中第六个节月后半月的开始；指公元每年7月22、23日前后，太阳在天球上到达黄经120度的位置，是一年中最热时期，即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的时候；也是北斗七星斗柄指南的位置。

       现代24节气中的第24个节气为大寒，属于12节月中第十二个节月后半月的开始；指公元每年1月20、21日前后，太阳在天球上到达黄经300度的位置，是一年中最冷时期，即气温最低、农作物生长最慢的时候；也是北斗七星斗柄指北的位置。

       中国农历存在划分阴阳历之24节气的“节月”内容，但它不是按商代阴阳历中就有的月份去重复式安排，而是在公元前104年以彝族先民的巴郡阆中夷落下闳、于汉武帝时期负责改编原用的秦制《颛顼历》，主编《太初历》新历应用后，才产生出新的历法单元之“节月”的再安排。

       在《太初历》颁布之前20～30年，指公元前130年左右，由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的《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面世了；此书，是汉代学者对汉以前古代文化一次最大规模的汇集，可谓“鸿篇钜制”。该书在《天文训》篇章中，传承了源于陕西南部来自战国民间构成24气的知识，即被首次完整记载。后由西汉初期彝族历法学家落下闳经学习《淮南子》与《荀子》等书中天文、哲学的营养后，才将24气编入到中国阴阳历的科学历法《太初历》中，发展为24节气。

       源自秦巴山区的24气知识，是《太初历》能在历法改革中成功首创出24节气的基础。由此，才有了后人不再按原有“冬至（从当天某一瞬间开始计算）-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到下一个冬至当天某瞬间即将开始之前而截止）”为一周年的24气传统顺序去对应于24节气，才有了另行从“立春”起为第1节气和第一节月的开始，才有了到最后一个节气之第24节气的“大寒”、带领着“第12节月”的后半月、去循环完成一年中24个节气依序在阴阳历中经过的时间环节。

       在阴阳历性质的农历中，需如此去必须完成24节气的时序循环，正是因为24节气纯粹属于太阳历的性质所决定。24节气自此在中国阴阳历法中的运用，既对于校订从商周阴阳历发展到秦汉以《颛顼历》命名的阴阳历具有重大地推动性，又能更好地按落下闳于西汉初期在“改《颛顼历》为《太初历》”中，制定出“以不含中气之月而置闰”的历法规则、去落实“十九年七闰”的中国阴阳历传统。

       由《淮南子·天文训》所记载24气的第一气，是冬至。这样的记载，与夏商周三代将人们所测的“日南至（到了周代才改以‘冬至’之称）”作为24气中第一个关键时令，相一致。

       受《太初历》将原24气知识引入历法中，原24气已经被改变为“由12中气与12节气”组成24节气的新的系统；原24气中第一气的冬至，已变成24节气中的第11个中气或居于24节气排列中的第22位。原24气中第四气的立春，已变成24节气中第1个节气或居于24节气排列中的第1位了；成为“一年共12节月”之第一个节月的开始。

       由陈久金、卢央（彝）、刘尧汉（彝）合编的《彝族天文学史》，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专著。该书“第二章  西羌、巴賨与彝族上古先民的天文学……第四节  巴賨天文学鹖冠子……”揭示了鹖冠子是出生于战国阆中的賨人哲学家与天文学家，将与彝族先民和北斗的专项天文知识有关的知识，发展为顺应东周出现的四季以“观北斗辩季节”的经典名句（见：鹖冠子所著《鹖冠子·环流篇》载“斗杓东指，天下皆春；斗杓南指，天下皆夏；斗杓西指，天下皆秋；斗杓北指，天下皆冬”）。

       该书“第二章  西羌、巴賨与彝族上古先民的天文学……第五节    巴人历法家落下闳……”的内容，揭示了賨民后裔落下闳作为《太初历》的主编，却具有阆中夷的古老族源；落下闳系中国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是农历的伟大奠基人，却作为隐士，不知其历法本领来自何处。有关落下闳的族源，可能溯源为阆中夷或賨叟（在《彝族天文学史》图1.2“川、滇、黔古氐羌区域图”中，就标有阆中賨叟，而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中提到的賨叟，能说明三国时期还存在“賨叟”的称呼），进而疑与彝族先民的古夷邛人有关；邛人等彝族先民，在口传文化中就是古老十月太阳历体系的创造者（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683页“落下闳，賨民之最先进化，能用汉文研究天算历法者” ）。

       我们认为：在中国《太初历》于汉代出现之前，古彝（夷）人应当使用着自己民族的太阳历，不太可能无缘无故放弃已有的太阳历而去使用难以接触的所谓颛顼历；古彝（夷）人在《太初历》出现之后，就同步使用《太初历》及其对应继承《太初历》而做出多种改进、但仍属阴阳历的历法变革。

       古彝（夷）人的十月太阳历是崇拜太阳与北斗信仰的共同产物，无特别原因，彝（夷）人是不可能放弃在先秦已使用的太阳历传统。只有在汉初，方产生了能改变该原貌的原因：《太初历》的出现与作为农历之本、经两千多年间上百次不断改历，仍保持其原本核心的历本、历数内容而延续至今；所以，现有《彝历》之阴阳历，仍与《太初历》阴阳历的历数有很多相似。

       中国夷（彝）区在秦汉推行秦制颛顼历的主要时间之际，基本上还是华夏文明之外围的蛮戎夷区。只是到了西汉初期，经两个有名的司马人士（司马相如大致于公元前132年和前129年两次渝抚西夷、后有司马迁于公元前110年巡视西南夷区）到夷（彝）区的调和之后，才有以《史记》为代表成为对古彝（夷）人进行了最早的专题记载。

       秦制颛顼历的测制年代为秦献公时公元前366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一统天下后遍行，经秦朝至西汉太初历制定（前104年）始弃。即秦制颛顼历在全国推行的时间，只有116年。今人一直试图复原秦制《颛顼历》这一阴阳历的历法原貌，但均未获成功；不知《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从何知道古彝人不用太阳历而“始用不准确的以颛顼为历数之祖”（参见本书《表四》）？

       著名史家蒙文通在《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05期发表《巴蜀史的问题》称：巴蜀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有它不同的范围。有先秦巴国、蜀国的区域，有秦灭巴蜀后巴郡、蜀郡的区域，有汉初巴郡、蜀郡的区域，有汉武帝以后巴郡、蜀郡的区域，这些都显然各不相同。更应注意的与巴蜀同俗的区域，那就更为广阔。《汉书· 地理志》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牱、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风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理解此论述，有利开阔“考察古蜀古夷”的视野。
        有文章称：史家徐中舒《先秦史论稿》中载有“中国夏朝的主体是羌彝”的内容？
    （3）賨叟、青羌、邛人与“蜀曰邛皆夷种”古语有关
      ①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第154页在介绍鹖冠子所著《鹖冠子·环流篇》载“斗杓南指，天下皆夏；斗杓北指，天下皆冬。”成为观北斗、辩季节的经典名句时，是“以七十二日为‘天曲日术’，即以斗柄指向定寒暑”（此七十二日，就是夷人十月太阳历中的某个季节的）；这与彝族十月太阳历以斗柄指向定寒暑极为相近。
     
       刘尧汉等人称鹖冠子是战国时的賨人，其为彝族先民古羌戎的一支；《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介绍“鹖冠”，是以雉羽为冠，今云南宁蒗县凉山彝族儿童尚未有以雉羽为冠者五十年代初期，昆明西郊山区彝族祭司仍有以雉羽插法冠者，这都是先秦鹖冠子形象的再现。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  读图6的部分图解提示：此《后出师表》左侧的内容未完整地摘录，截止于图6中最左边、自上而下的前四个关键字“賨叟青羌”，即可。此《后出师表》里的“賨叟”，即“阆中夷……賨叟”；这与汉初的历法大师落下闳有关。此《后出师表》里的“青羌”，就是青衣羌；凉山州府的西昌市在先秦社会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上古古羌戎后裔之旄牛羌、青衣羌与夷人等山区居民的混居地，后衍生成以越嶲羌·邛夷为代表的土著居民、属先秦至秦汉时期古夷人一部分的邛人，建有“邛文化的国都”，素有邛都、邛国、邛人、邛海等声誉。先秦时期，这里的土著人邛人或古羌戎、古氐羌沿着横断山区南北向的羌藏彝走廊，既北上与古蜀国、又南下与古滇国等族群存在长期互动式交往；沿途，既留下了以“邛”字为典型代表的文化信息，更有让“蜀国蜀人”也留下不可磨灭称为“邛”的历史文化痕迹。如：与记载古蜀国历史文化关系最密切的地方志《华阳国志·蜀志》记：“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几乎同样的内容，又由后来著名的《水经注》记载“蜀曰邛，汉嘉、越巂曰莋，皆夷种也。”这两部名著，共同说出了两个重要事项“蜀曰邛，皆夷种”。】

      重点解读《后出师表》的“賨叟”，有两层含义：一是所谓“賨”，这是一个明显具有时间性与地域性双重限制的专用字；专指存在于战国到汉代的阆中夷，即从四川省东北部阆中到渠县一带的土著就是賨人、就是从先秦之羌或氐羌转化为叟而正在被汉化的少数民族——笔者以前虽然也有对“阆中夷”的认识，却只是将称谓“阆中夷”存在的认识时间，局限在从战国到汉初；现因《后出师表》中“……賨叟……”内容的存在，可以确定“阆中夷”的称谓时间，应当更改为“从战国到整个汉代”，因为汉末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还存在“賨叟”的用语。二是所谓“叟”，见《尚书·牧誓》孔颖达正义说：“臾者，汉世西南之夷……蜀夷之别名。”此意，即表示汉代的西南夷就是“蜀夷之别名”。

       ③阆中夷即“賨叟”与邛人之青叟即越巂叟属蜀夷中不同而有联系的族群支别
       《后汉书》注中，称叟兵亦为蜀兵。叟者，蜀夷之别名，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因系属氐、羌系统的部落或部族而得名。宾叟也叫“賨叟”或板楯蛮或阆中夷或白虎夷、白虎蛮等，其板楯蛮的别称最早，最迟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賨人”的称呼较晚，始于战国至汉末。“賨叟”的称呼，还从汉代零星延续到南北朝时期。“賨人”为上古巴人一支，早期属氐、羌系统；分布在川东北阆中至渠县的嘉陵江中游一带。善弩射，主要有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大姓。阆中的巴人或“賨人”领袖范目，曾率此七姓人帮助汉高祖平定关中。

       青羌亦为青叟。蜀国的叟兵中，尤以青羌勇敢善战而著名；其善战，并与板楯蛮齐名。
     
  据悉：《后汉书 • 西南夷列传》所载，东汉前期的苏祁叟与《华阳国志• 蜀志•南中志》所载东汉晚期的越巂叟，就是迁入凉山的彝族先民。
  
       【趣味阅读：刘尧汉的两本代表作之一《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第160页载：由古蔺往北渡长江，溯川东嘉陵江北上达今阆中县（治在江岸），曾为周代巴国首都和秦汉巴郡治。川东世为远古羌戎支系巴氐或巴賨栖息之地，唐代尚有“乌蛮”、“白蛮”；其南境泸州（古蔺东北郊）至北宋时尚有彝族先民“乌蛮”。值得注意的是，据《华阳国志• 巴志》记载：巴国境“其名山涂籍、灵台、石书刊山。”又载：巴郡“阆中县，郡治，有彭池、大治，名山、灵台”。此两处所载“灵台”，就是古天文台。我们理解此两处“灵台”皆与彝区“向天墓”天文台有关：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张钰哲1982年为《彝族天文学史》所写之《序》称：……天文学家苌弘、鹖冠子、落下闳等，就是彝族先民。四川阆中县的灵台遗址，便是彝族先民建立的天文台。

       有个历法秘密？《太初历》主编落下闳是阆中夷后裔，作为中外敬仰的该历法大师如何掌握超强历法的运算基础？过去的官方文献称他经参考汉初所循秦制《颛顼历》、经重大改变后方有《太初历》问世；经后人再发展后，才让《太初历》成为农历的鼻祖。而汉初主持《太初历》改历的是太史令司马迁，其《史记·历书第四》只载“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却既未讲《太初历》是来自对汉初曾循秦制《颛顼历》而改造的结果，又在该《史记·历书第四》中用6/7的篇幅，介绍了神秘的《历术甲子篇》——如此所讲“天书”的这一“历术甲子篇”，是否有相当规模的内容，来自古彝（夷·蜀）族将从夏商传到汉初、且早已变异的《十月太阳历》历法，作为今人还未知其《太初历》的蓝本？

       我们初解：《历术甲子篇》疑是落下闳作为彝族先民将夷人原有夏商的天干十月太阳历（见书末《天干十月历》图幅），结合于因在周代被中原取缔并恢复原阴阳历的实际（表现为以中原“十日神话”隐含的十二月阴阳历、替代了在中原曾一度现身有古蜀的“十月太阳历文化”），再针对中原后改用秦制颛顼历之阴阳历，去进行再改进；在汉武帝诏命下，以太史令司马迁为第一负责人，以太史丞邓平为第二负责人，以老历算家唐都与精通历算的方士落下闳通过共观星象、共同历算合作，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由真实人物署名编制的历法之《太初历》。太初历用到西汉末，被刘歆改为《三统历》。后因太初历原本遗失，人们以为《三统历》即《太初历》，却是一种错觉。因司马迁是《太初历》的领导者，《史记·历书第四·历术甲子篇》，应是当时记录太初历的纲要或范本。此范本有大量“天干地支纪年”的用语，其“天干”的内容，可能来自蜀夷（彝）夏商时期的《天干十月历》，也可能来自商周阴阳历中的“天干地支”。又因十二地支别称中有“敦牂”的内容，而“敦牂”的“牂”字（意指母羊），却是夷区的专用名——兴于春秋，亡于战国的牂牁国，属且兰古国，系独立于周诸侯国政权以外的一个酋长国，在贵州境内既与夜郎国并列，又都是夷人之地。如此比较，十二地支别称由来也有夷（彝）文化因素。】

三星堆天文古国

第二节  发现三星堆文物能说明古蜀国祭祀“北斗”的习俗很浓烈

三星堆天文古国

       第二节      发现三星堆文物能说明古蜀国祭祀“北斗”的习俗很浓烈

三星堆天文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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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天文古国

       【 读图7、图8（摘自《三星堆》画册第12、13页的图片并适当变造——赵晖制作“变造图” ）的部分图解提示：此大立人脚底以上、至双层冠顶的高度为182公分，脚下底座为80公分；其文物整体高度为262公分。求人像高度，应先减去人像头顶双层冠之上层空心冠高10公分；则182公分 - 10公分 = 172公分。或人像实际高度，约172公分。此172公分，也可等于该立人像被下层冠罩住头顶的9公分，加上其下层冠帽沿以下163公分的身躯；则身躯163公分 + 头顶9公分 = 人像172公分。

       由青铜大立人人像和底座构成一体的文物中，上为人像、下为呈中空的底座；其底座就像北斗斗魁在一年中位于四方不同位置时、经人为地复合处理相重叠，能综合为此“‘四合一’的变相斗图腾”。
学者们早就有视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文物由“上为人像、下为底座”两部分组成的通俗说法。我们则将大立人脚下的底座从上到下，划分出四层：第一层，为“开口向下、四四方方的小斗图腾”；第二、三层，均有装饰花纹及其开口处，皆具特定象意的“斗图腾”（其第二层含有疑似“正‘5’与反‘5’的巴蜀图语”、第三层含有疑似“正‘1’与反‘1’ 的巴蜀图语”等——参见后续的相关图解提示）；第四层，是“开口向下、上略小而下略大的大斗图腾 ”。】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人像文物身份，是我们探索为鱼凫女王·巫师并兼任着历法大师傅（本书的第二篇将对此做详细解读），是正在指挥着族人进行举国祭祀的统帅。她的首领地位与历法师傅意义，可能是影响三星堆遗址原有该地曾经以“三星”或“中星”命名其地名的又一重要因素、或具有五个理由。

       其一，这位鱼凫女王·巫师·历法大师傅，在三千多年前的古蜀神庙、宗庙（今三星堆遗址处）或蜀王大殿中，率领参加祭祀的氏族代表，曾系统地排练着古蜀国先后按师法自然、近取诸身的基本方法，以仿照人体某部分结构的数量关系，创制出“十三月太阳历 〖 按妇女月经周期为28天或人的手指指节或脚趾趾节皆各为28节的数量关系，去决定最初的一年历法中每月日期为28天、即构建出一年月份数量为十三月的太阳历（第一种人体历法）〗、十八月太阳历 〖 按人体有十个手指、十个脚趾之和为“20”的这种数量，去决定一年历法中每月日期为20天、即构建出一年月份数量为十八月的太阳历（第二种人体历法）〗和十月太阳历 〖 按人常用十个手指的习惯而形成对“十”这种数量的崇拜，去决定一年历法中每月日期为36天、即构建出一年月份数量为十月的太阳历，即形成蜀夷夏十月历或蜀彝夏十月历，属第三种人体历法）〗”的传统历法。

       这位鱼凫女王·巫师·历法大师傅在古蜀祭祀中，既指挥各类神、人演绎如何掌握这类历法知识的基本历程（其历程、将在本书的第二篇具体指出），又表述着与观察北斗授时有关的天象与天文……

       这位神秘、高大的王者兼大巫师之青铜人像，既以奇特手势在祭拜北斗星神和太阳、月亮这三星，又演绎着鱼凫王朝的古蜀人已知“立杆测影”等部分天文历法；其所谓的“手崇拜”，让三星堆的青铜人物群像大量地模仿（尤其以青铜神殿的人物群像表演着“双手抱握、置于胸前”姿势地大量模仿）。

       青铜大立人还特别地以赤脚（大立人身边众多参加祭祀的青铜人物随从或玉石器上的祭祀人物分别穿着鞋或袜，但是作为王者的大立人却赤脚，以这样巨大的差异、醒目地表现此青铜大立人正在以古蜀的方式，与崇拜的北斗神灵进行交通、神往）的特色，虔诚地向脚下“变相的斗图腾”、进行类似于宗教仪式的感应与致敬。由此，又产生了有关大立人奇特“脚神秘”的问号。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  读图10的图解提示：北斗七星中仅“斗魁”中天权δ是三等星，相对于其余六颗都是二等星而在视觉中暗淡一些；斗魁，是北斗呈“斗”形的主体，其中的每颗星都可拟“变相的斗图腾”；而天权这个三等星的“视觉状况”，只位于能拟“变向的‘三角星（天玑、天权星、玉衡）’之中点”位置。】

       矗立的青铜大立人就是一标杆，主要拟北斗折线状态（由“三星‘摇光、开阳、玉衡’构成”）的斗柄：我们推测鱼凫人可能视青铜大立人头部，代表“斗杓的‘摇光’”这颗星；双脚，则变相拟“斗杓的‘开阳、玉衡’”两颗星。在大立人足下、其文物底座的第一层，可拟“斗魁中‘天权’之星”；因这颗星已在北斗的斗魁内，可称为“变相的小斗图腾”部位。

       青铜大立人赤足（拟“斗杓的‘开阳、玉衡’”两颗星）并与“小斗图腾‘天权’之星”结合处的这三颗星，疑是“北斗‘斗杓部分’与‘斗魁部分’的结合部”、或是半人半神的青铜大立人在与北斗神灵进行交通敬拜的特殊仪式；它们的表现形式，可能与“三星”的名称来源有关、或影响着“三星堆”名称的命名。


       其二，分析“图2”中“三星乡、三星村、三星堆”这些现代名称，如果说它们名称中含有古老性的核心就是“三星”的话，则可能首先与“北斗斗杓与斗魁结合部”这“三星”有关。
      
       “图2”南兴镇或中兴乡之“兴”字，皆有可与“星”字谐音近义的古老文化牵连；若要发展其解读，则又可能引发更复杂意味（广义的“三星”可含北斗、太阳、月亮，比狭义北斗“杓”部范围大）。


       其三，上古社会在历法建设初期的观象授时中，先有原始的地象授时和后有较先进的天象授时。在天象授时中，又分传统的斗柄授时和先进的中星授时。
            
       有关斗柄授时，既有周日的授时，又有周年的授时（请先解读图11，再结合本书末所附载《北斗七星视运动演示仪》予以使用）。
           
       公元前4000～前1000年间，北斗七星比现在更接近北天极，处于恒显圈内，北纬30度以北的人们，每天晚上都可见到。在中国上古太阳历（天干十月历）中，发现不同天干月份的黄昏时，北斗斗柄的指向是不同的。夏商与西周时的古蜀十月历，始把斗柄指向作为定十月历中五个季节的标准。后有东周賨人鹖冠子著《鹖冠子·环流篇》，顺应中原在春秋时期发展出四时与四季的新概念；总结出“斗杓南指，天下皆夏；斗杓北指，天下皆冬”的新经验；即让斗柄指向作为定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标准。

三星堆天文古国

       【  读图10的图解提示：北斗七星中仅“斗魁”中天权δ是三等星，相对于其余六颗都是二等星而在视觉中暗淡一些；斗魁，是北斗呈“斗”形的主体，其中的每颗星都可拟“变相的斗图腾”；而天权这个三等星的“视觉状况”，只位于能拟“变向的‘三角星（天玑、天权星、玉衡）’之中点”位置。】

       矗立的青铜大立人就是一标杆，主要拟北斗折线状态（由“三星‘摇光、开阳、玉衡’构成”）的斗柄：我们推测鱼凫人可能视青铜大立人头部，代表“斗杓的‘摇光’”这颗星；双脚，则变相拟“斗杓的‘开阳、玉衡’”两颗星。在大立人足下、其文物底座的第一层，可拟“斗魁中‘天权’之星”；因这颗星已在北斗的斗魁内，可称为“变相的小斗图腾”部位。

       青铜大立人赤足（拟“斗杓的‘开阳、玉衡’”两颗星）并与“小斗图腾‘天权’之星”结合处的这三颗星，疑是“北斗‘斗杓部分’与‘斗魁部分’的结合部”、或是半人半神的青铜大立人在与北斗神灵进行交通敬拜的特殊仪式；它们的表现形式，可能与“三星”的名称来源有关、或影响着“三星堆”名称的命名。


       其二，分析“图2”中“三星乡、三星村、三星堆”这些现代名称，如果说它们名称中含有古老性的核心就是“三星”的话，则可能首先与“北斗斗杓与斗魁结合部”这“三星”有关。
      
       “图2”南兴镇或中兴乡之“兴”字，皆有可与“星”字谐音近义的古老文化牵连；若要发展其解读，则又可能引发更复杂意味（广义的“三星”可含北斗、太阳、月亮，比狭义北斗“杓”部范围大）。


       其三，上古社会在历法建设初期的观象授时中，先有原始的地象授时和后有较先进的天象授时。在天象授时中，又分传统的斗柄授时和先进的中星授时。
            
       有关斗柄授时，既有周日的授时，又有周年的授时（请先解读图11，再结合本书末所附载《北斗七星视运动演示仪》予以使用）。
           
       公元前4000～前1000年间，北斗七星比现在更接近北天极，处于恒显圈内，北纬30度以北的人们，每天晚上都可见到。在中国上古太阳历（天干十月历）中，发现不同天干月份的黄昏时，北斗斗柄的指向是不同的。夏商与西周时的古蜀十月历，始把斗柄指向作为定十月历中五个季节的标准。后有东周賨人鹖冠子著《鹖冠子·环流篇》，顺应中原在春秋时期发展出四时与四季的新概念；总结出“斗杓南指，天下皆夏；斗杓北指，天下皆冬”的新经验；即让斗柄指向作为定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标准。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  读图11的部分图解提示：左图的北斗七星，在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空中，存在天然的周日视运动；能指示一夜数小时其北斗图形空间位置的逆时针向变化趋势，又在连续一月中具有图象变化不大的特点，兼有“天象时钟”用途。右图的北斗七星，在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空中，又有天然的周年视运动；因能显现一地观察北斗图形每月空间位置的逆时针运行方向不同，体现着夷人隐士鹖冠子所作“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南,天下皆冬”的变化规律，有“天象月历、年历”之时钟用途。】

       以观察右图北斗七星视运动与年的关系为例：古人观察到北斗七星在“年的时钟”钟面上要返回到原有相同位置上的时间，会每天有所提早，一个月约提早一个时辰。如果在同一地点不同日期的相同时辰去观察北方星空，就可以通过所认识北斗七星空间位置的规律性移动去判断时节变迁，从而能把这样的变迁顺序当作“月历”使用；如果在同一地点相同时辰的星空中又见到北斗七星空间位置的复原，则为一个“年历”的更新。

       其四，北斗作为天象中的重要星辰而倍受人们关注，并逐渐演变为北斗信仰，成为上古社会信仰的重要形式之一。然而，如今社会正传播着“北斗信仰在汉晋时期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道教化进程，实现了社会信仰形态跨越”的内容；这类传播相对于天文学意义上的北斗崇拜，却远远滞后。因为早在史前，就已有对北斗观察并记录下的确凿物证：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的“龙虎加北斗”古墓中，就发现有人用蚌壳摆塑出了一幅距今超6500年的天文星图；其中，有关用人的胫骨与三角形蚌壳组合所摆设的原始“北斗星象（图12）”，与现代科学所逆推出十万年前北斗斗柄与斗勺的形状（图13中的上图图形）神似。此物证，已将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最早的文物古迹、提前了近三千年。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  读图12 、13（来自《百度》 ）的部分图解提示：图12这幅距今约6600±135年前所塑“龙虎加北斗”的星图中，来自河南濮阳45号龙虎墓（墓主人是否是颛顼帝、不能确定与否定）。此墓除人物外，还有蚌塑龙、蚌塑虎，皆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龙图腾（像“走兽龙”）与虎图腾的实物证据；而且还有“用人的胫骨与三角形蚌壳摆设的原始北斗星”，这是考察中所发现133300年前原始北斗七星的斗魁部位与形态。此部位与形态，能神奇地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北斗”条目称为“十万年前的北斗形状图”、即图13用现代科学技术展现约10万年前的“北斗七星（上图）”相似。如此相似的图形效果，至少让人们可推测：中国中原的北斗崇拜已在距今约6600 年前出现，这样的事实，可能影响了后来古蜀北斗信仰的形成（在古蜀遗址中未见到早于此蚌塑“原始星斗合一”的文物）。 】

       其五，三星堆原住民的天文活动及原始天文信仰，不仅是古蜀国科学的渊源，同时是古蜀人文明的渊源；三星堆地名以“三星”而命名其堆，其由来就疑有北斗七星中“开阳、玉衡、天权”这三颗星的因素。这“三星”，是连接北斗“‘杓’与‘魁’两个部分”而直线分布的星体区域，能隐喻其指向北斗核心的“魁”或斗身的四颗“略像‘四方形’的星区”。

        古蜀国的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皆保存着与神秘地十三月太阳历（第一个人体历法或妇女月经历法）、十月太阳历（蜀夷夏十月太阳历或蜀彝夏十月太阳历）相关的文物，经被我们探赜索隐、钩沉致远，就发现与北斗崇拜有关。虽然，由前面的段落记载“北斗信仰在汉晋时期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道教化进程……”的言论仍在狭隘地传播，这只能说明古蜀国之后的秦汉有关对北斗的信仰已淡出传统记忆成为文化碎片、并被部分历史尘埃所掩盖；但是这样的状况，并不等于无踪迹。这些文化碎片正默默等待21世纪的我们，通过对古蜀国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去串联着发掘、探索，就能大步再前进。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  读图14的部分图解提示：“北斗帝车”一词，来自“斗为帝车”。 战国时期《甘石星经》载“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均表明“斗车”或“帝车”即以北斗为载体。在汉代，北斗七星被视为“天神之星”，其北斗七星被人格化的过程达到顶端。这类星图，以五代吴越文穆王钱元墓的石刻二十八星宿图和苏州石刻天文图为代表。

       山东嘉祥武梁寺“北斗帝车”石刻画像，是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一件以北斗七星作为车子框架的“北斗帝车”画像石艺术品。图中的北斗七星，拟“斗魁四星”为车舆，“斗杓三星”为车辕（其中“摇光”星的位置有变异）。这辆车没有轮，它是腾云驾雾而行，石刻上的北斗星神是一个头上载着斜顶高帽的角色。

       北斗星神侧身而坐，有龙凤相伴、螣蛇相拥，左手指向前方。前有抱婴的妇人，或老或少作揖者、跪拜者等，画面的空白处充饰以神兽、仙鸟、羽人，紧随其后的是三位神仙乘螣蛇之车相送……这是对“北斗星神出巡”时受到人、神以盛大礼仪共同参拜的思想写照……

       《北斗信仰与先民生活》一文，概括了古代星辰崇拜的北斗信仰始于上古，盛于汉代，衰于魏晋南北朝；唐宋北斗信仰再度提升，恢复了北斗在魏晋南北朝之后逐渐失去的职权，并且之后使它权势更大，既从原来的“职权”抬高到九星与玉皇大帝平起平坐，又向“巫、神二类合为一”发展。由唐代至清代，北斗信仰的内容经历了流传、演变、补充……  】

       秦汉两朝的北斗崇祀，已将北斗星辰人神化。尤其在东汉，北斗已是地位极高的神明，地位崇高。发展到东汉末年嘉祥武氏家族墓葬的石刻壁画中，载有一幅“斗为帝车”图：在图的中央刻有北斗七星的星象，有一个帝王模样的人，端坐在斗魁之中……显然是“斗为帝车”的象征。

       2、罗家坝“巴人印章”有与古蜀相似的“三星信仰”
       据《百度百科》介绍：罗家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地处秦、楚、巴、蜀文化交界处，距今有3000～4700年历史，涵盖有东汉、西汉、周、商、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堆积。这一非常深厚的巴人文化遗址，同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一样，改写了长江上游人类文明史……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三星堆天文古国

【  读图15的部分图解提示：四川省宣汉县罗家坝遗址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处巴文化遗存，有疑为巴国王侯墓的33号大墓，出土的大型青铜礼器、巴式青铜兵器和彩色陶器等，还有稀世罕见的巴人印章。这在全国已发现的所有巴人遗址中是规格最高的，具有部分能填补巴文化研究空白的价值。
考古分析这里出土“巴人印章”文物的时代，属于商周。对此，我们认为，这一文物存在明显地“三星信仰”特征（由前文之“其一中的‘摇光、开阳、玉衡’这三星构成”）。前面“其二”，补充概括了三星堆遗址又有广义上“信北斗星神、太阳神、月亮神”的内容，也基本呈折线式分布在遗址地“原有三个巨大的黄土堆起伏相连，呈东西排列，分布在一条折线上”。而该“巴人印章”文物中，“三星信仰”的特征则更为集中与明显：读图15（左为实物照片、右为实物拓片）中心部位的五种景物分布，由下向上分别是：闪光的太阳、上古巴人传统民居的干栏式建筑、巴人祭坛、巴人艺术画的“弯弯月亮”、 巴人崇拜北斗七星中部的弧形式三星（玉衡、天权、天玑）。此外，该青铜印章中的两棵神树，有表示“连通天地”的含意；存在于干栏式建筑中的“王”字，或有隐喻“王者居于此地”的用意……
罗家坝遗址的“巴人印章”图案，应寓有巴蜀图语的基本表达式。从这一角度出发，可大致解读其印章图案中五种景物的含义，分属于三类：一类指天，以“星”为代表；含有太阳、月亮、北斗三星（北斗七星中部的“玉衡、天权、天玑”这三星——可简略概括北斗七星之“斗杓与斗魁两部分”、类似前面“读图3的部分图解提示……系“三角形三星”区域的“四组构成图”中的第二组具体构成区域）；二类是祭坛，拟地；三类指干栏式建筑，是巴人民居住所。这样的三类含义，雷同三星堆青铜神坛文物所能体现“天、地、人”三界的划分。
请注意比较：“巴人印章”所表现巴文化北斗七星中部的“三星”部位，呈弧形分布（图15的“三星”图形与图3·②的注释相似）；三星堆蜀文化所表现北斗七星中部的“三星”部位，呈折线分布（图3·①的注释）的状况。巴文化与蜀文化的“三星”位置与形状，皆有区别；这是二者文化存在“和而不同”的另类表现之一。
古蜀三星堆北斗信仰的“开阳、玉衡、天权”三星，呈“‘斗杓’和‘斗魁’区域的混合地带或结合部”的直线式分布，与巴地“巴人印章”北斗信仰的三星，由“玉衡、天权、天玑”组成其“‘斗杓’与‘斗魁’区域的混合地带或结合部”弧形分布的状况，既有形态上的差异，又在组成各自“相关于结合部”的星星名称中有些差别。而重点在三星堆的三堆黄土的分布形态上，却呈现“摇光、开阳、玉衡”的折线状态——这才是主要的。
上古巴与蜀的文化，本是一家，在北斗信仰中对北斗崇拜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相近或相似的；但是却在时空传播中，对北斗七星核心部位的认识，多经流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语言、意识等）。这在上古的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差异，符合于上古巴、蜀文化具有“大和而小不同”的特征。 】

第三节    对本章“科技与文物考古”发现的小结
(注：本书中，凡是每章有“科技与文物考古”的小结内容，均接着该章的序号而列为下一节的延续。)

１．北斗崇拜是古蜀历法的部分由来；
２．“三星堆”地名有必要重新考释；
３．广汉“雒城”古地既崇拜太阳鸟，又传承祭祀北斗；
４．三星堆当地原三个黄土堆山坡与两祭祀坑，似能拼为“北斗七星”地貌的抽象图；
５. 广汉·成都的“三星”一词，隐喻着祭奠古蜀“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先辈与王朝；
６. 三星堆地名和“北斗斗魁与斗杓结合部的线段与‘三星’天象”有关；
７. 上古巴地信仰的“三星”在北斗“天枢-玉衡”之间，每相邻的不同三星皆构成“三角形”；
８. 上古蜀地信仰的“三星”，疑指北斗中呈折线分布的“摇光、开阳、玉衡”这三颗星；
９. 賨叟、青羌、邛人与“蜀曰邛、皆夷种”、与“巴蜀广汉本南夷”古语的历史有关；
１０． 《后出师表》中的“賨叟”用语，证明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张钰哲称汉代《太初历》主编落下闳是彝族先民，是有科学的历史依据的；
１１. 巴地罗家坝“巴人印章”，证实有与古蜀三星堆文化相似的“三星信仰”。

三星堆天文古国

       第二章  发现北斗崇拜是“古蜀重要民俗”之一

       第一节  三星堆文化与北斗文化有着多元关系   

       古蜀国能体现寓意“天、地、人”融为一体的标志性神物，在三星堆遗址中有青铜大立人、青铜神坛和玉边璋这三件文物为典型代表。以青铜大立人文物的解读为例，此人像本身上承于天（以筒形头冠和诡秘双手而承奉于天），下接于地（特别地以虔诚跣足立于底座表面而下接地气），其人像自身则当然拟人。这样的神物，在人像表现精神的层面上，能体现为“人、神、巫一体”的共识。